第四章 家教·家规·家风(之十)

 




  十、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曾留下这样的嘱咐:希望他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到北京来……如果一定要来北京,应该自己花路费,一分钱也不要政府开支
  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逝者最留恋的是自己的亲人,最关切的也是自己的亲人。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以对晚辈亲属的挚爱,谆谆教诲的又是什么呢?
  周恩来在一九七二年发现患了癌症,仍然忘我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直拖到一九七四年六月才住院治疗。此时侄女周秉德随丈夫所在的部队从三线调回了北京。周秉德回忆说:“伯伯住院的前一天,邀我去西花厅,和他们一起吃饭。饭桌上伯伯把他和七妈分别在大寨拍的彩色照片送给我,说:‘以后见面少了,明天我要住院了。’我根本不知道他得的是不治之症,还挺高兴:‘伯伯,你能下决心住院看病,太不容易了,这回可要好好休息一阵子了。’”
  “第二年的五月二十五日,伯伯从医院回了一趟家,七妈亲自给我打电话,我赶紧去了西花厅。一进门就看到伯伯很高兴地坐在客厅里,秘书们闻讯都来了,围着他说说笑笑。临走时我要求和伯伯照张相,伯伯用商量的口吻和我说:‘你跟我照相,这么多秘书怎么办?下次再照好不好?’我当然不再坚持,哪知失去了这次机会,永远无法弥补。”
  周秉德讲到此处热泪盈眶:“后来我想去医院看伯伯,一直不准。七妈说,这是政治局的决定,除了她以外任何亲属都不可以去。我所能做到的,就是一个两个星期去一次西花厅陪陪七妈,和她一起吃顿晚饭,到晚上八点半她该动身去伯伯那儿了,我也要赶末班车回远在西郊的空军学院的家。我坐她的车从中南海出来,娘俩在府右街北口分手,她的车往东驶向三○五医院,我向西走到一○三无轨电车站。那一段艰难的日子,大约好几个月吧,都是这样度过的。”
  周秉德说:“在那些无法和伯伯见面的日子里,我在西花厅曾经和伯伯通过电话,伯伯还是那么坦然达观,反倒作起我的工作来,要我正确地对待生与死。他说:共产党员应当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有那么一天,活了七十七,还不够吗?天有不测风云嘛!对家人、亲人也要这样,要想得开呀!他惦念着我的两个孩子,谆谆告诫我,不要把他们养娇了,他说,只有大草原、广阔天地里的花朵,才长得壮,活得好。”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秉建突然接到一份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谜一样的电文是:“见报勿回。”她很纳闷。第二天早晨,她听到电台在哀乐声中广播了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她悲痛已极,立即给北京打了长途电话。但是,伯母劝她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邓颖超明确地说,这也是她伯伯的意见。每当其他同志不幸逝世后,周恩来总是尽心竭力使他们的亲属得到慰藉。但是,他对自己却要求十分严格。作为一国的总理,让亲属在他逝世后参加葬礼,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曾留下这样的嘱咐:希望他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到北京来,这才是真正地悼念他。如果他们一定要来北京,应该自己花路费,一分钱也不要政府开支。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一日下午,参加总理吊唁活动的晚辈们,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邓颖超传达总理对他们的遗言:不要搞特殊化。千万记住,不要因为是亲属,而在革命征途上搞特殊化!
  一月十五日下午,邓颖超又专门把周恩来的亲属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恩来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看这条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他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联系,从不搞特殊化。特别是在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他的亲属,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呢?我们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不要夸耀,不要吹嘘,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多向革命老前辈学习。



 
 

2007/09/10

第四章 家教·家规·家风(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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