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识才·用才·惜才(之十一)

 




  十一、“曹禺同志的三部曲,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侧面,表现了作家当时的思想……我是热爱他作品的一个,推荐他作品的一个”
  周恩来与著名剧作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有着深厚情谊,周恩来称曹禺是“老同学”。对此,曹禺解释说,“那是总理的谦虚,实际上我们是先后同学,先后在同一剧团里演过戏罢了。”原来,一九一四年南开新剧团成立,当时,正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周恩来担任了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同时,在新剧中扮演角色。一九二五年,曹禺进入了南开中学,这位十五岁的中学生也加入了南开新剧团,自此,他便踏上了为中国的话剧事业奉献毕生的道路。曹禺当时并不认识周恩来,但对周恩来的关于戏剧的主张和对这个新剧团的贡献,是有所了解的。
  一九四二年,周恩来邀请在重庆复旦大学任教的进步作家曹禺到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八路军办事处驻地作客。此后,曹禺就成了周恩来的常客。二人志趣相同,经常在一起长谈,谈思想、谈创作、谈生活……多年后,曹禺回忆这段时光时说:“那个时候,只要去曾家岩,走起路就脚下生风,心里也畅快极了。一踏进曾家岩的小门,就觉得把国民党陪都的污浊都撇在了外面,在这里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一看到周总理亲切的微笑,阳光就照进了心中。”
  “那时,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很穷的,有时吃不饱肚子。周总理知道了,邀我们到曾家岩和他一起吃饭。重庆的冬天,十分阴冷,周总理看我穿着单薄,送给我一块延安纺的灰色粗呢,让我缝衣御寒。”
  在重庆期间,曹禺曾向周恩来提出想去延安,离开国民党统治区的丑恶和阴暗。周恩来晓之以理,循循善诱说:这里需要人,国统区也一样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在他的教导下,曹禺表示:“我逐渐看清了,笔就是一种用来战斗的武器,我应当握着它,为祖国、为人民、为无产阶级而写。”
  有一次,周恩来特意邀曹禺一起去看望南开学校的老校长张伯苓先生。曹禺回忆道:“我和周总理到南渝中学去会见张伯苓校长。老校长留我们用饭,在座的还有九先生张彭春,九先生对共产党的主张不以为然,而周总理非常泰然,心平气和地向九先生解释,用许多事实说服九先生。老校长在一旁不置可否,只是注意听着。”曹禺说:“这次同去张校长家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周总理对老校长十分尊重;对九先生的意见,也很耐心地倾听。他总是以理服人,使你不能不心悦诚服。”他又说:“告别出来,我搭乘周总理的汽车,在半路上他让我下来,说:‘你不半路下车,叫国民党特务看见,就把你当共产党抓了。’”
  一九四五年秋天,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重庆文化界二十多位知名人士,在上清寺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把曹禺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紧紧握着曹禺的手说:“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这是曹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经历重庆谈判的前前后后,曹禺深受鼓舞,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对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国充满向往。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曹禺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他解放后创作的第一部戏《明朗的天》,于一九五四年底上演。除夕之夜,周恩来来到北京剧场,在曹禺陪同下观剧。演出结束后,周恩来走到舞台上与演员握手,合影留念。大家围住他,都想听他的讲话。突然,周恩来风趣地说:“今天是除夕,谁有约会谁走,挨了骂我可不负责任。”一句话,引起一阵笑声,人们簇拥着周恩来去到观众休息室。
  周恩来请大家都坐下,面带笑容对曹禺说:“我看了你们的戏,总得了解点情况,这个除夕也就没白过。大家谈谈吧!”
  周恩来对剧团的情况,从男女演员比例。工资待遇、住房、到剧院能否企业化等等,一一作了询问。大家敞开来谈了团里存在的各种向题。周恩来最后对曹禺说:“你是院长,你要能自我批评,也敢于批评别人。要起个带头作用。过去做的不够,可以赶上的。我是兼外交部长的,自从一九五二年到现在,三年了,外交部要我去做报告,总是没空去,官僚主义也很厉害了。后来下定决心去了一趟,报告就是三个钟头,批评了我自己,也批评了别人,也谈到了思想问题,就很有作用。你在剧院的时间,总比我在外交部的时间要多吧?”
  曹禺作了一个肯定的手势。
  周恩来说:“我希望你的检查报告放出一些光彩来。告诉我,我要来听的。”座谈会结束以后,周恩来走出观众休息室,来到院子里,又对曹禺说:“你们写点东西给我好了。剧院院长、导演、演员、党组织各个方面,写个东西给我。把你们的问题写给我嘛,十天,我等着。”他边说边伸着五个手指前后摇了摇,表示“十天”的意思。
  一直到周恩来走到自己的小汽车旁,仍然回过身来对曹禺说:“老同学,今天算是我将了你一军吧!”
  事后,曹禺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作了检查报告,但是考虑到周总理的工作太忙,时间宝贵,没有请他来听,为此,曹禺一直深深地感到内疚和懊悔。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七日,是曹禺终生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召集了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座谈会。会上周恩来鲜明地指出了当时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新的迷信”,并且认为这是繁荣文艺创作的最大障碍。
  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多次提到曹禺。他说:
  “这几年树立了许多新的偶像,新的迷信,框框很多。比如写一个党委书记,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要他代表所有的党委书记。这样就千篇一律,概念化。这样就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典型,别的典型不能出现,反面人物也只能有一个典型。这样当批评家就很容易了。党委领导文艺也太容易了,只要订出几十条就行了。京戏是程式化的,还有不少‘型’,黑头中张飞就不同于李逵,武生中武松就不同于十一郎。今天舞台上的这些人物和过去又有不同,因为是经过革新的形象。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入了党应该对他有好处,要求严格一些,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把一个具体作家作为例子讲一下有好处。所以举曹禺同志为例,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不会怪我,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成见是不好的,意见要从实际出发,否则是谬见,是主观主义。但要有主见,现在主见少了。《明朗的天》好像还活泼些。有人说它不深刻,但这是解放后不久写的,写在一九五三年。这个戏把帝国主义办医学院的反面的东西揭露出来了,我看过几次,每次都受感动。《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周恩来举曹禺和他的作品为例,意在说明“新的迷信”对作家的才华,对作品的创作的扼杀,是一种危害极大的错误倾向。可以看出周恩来对“新的迷信”所造成的影响是极为痛心的。
  同时,周恩来又深切地嘱咐曹禺:“曹禺同志,今天我讲了你,你身体也不好,不要紧张。”他接着说:“曹禺同志的《雷雨》写于‘九·一八’以后,那个时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时代。写的是‘五四,前后的历史背景,已经没有辫子了。写的是封建买办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有人问:为什么鲁大海不领导工人革命?《日出》中为什么工人只在后面打夯,为什么不把小东西救出去?让他去说吧,这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作家只有那样的认识水平。这是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的。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在重庆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时代精神要广义地来理解,问题在于作品站得住站不住。曹禺同志的三部曲,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侧面,表现了作家当时的思想。两部站得住,但《原野》就比较差。我是热爱他作品的一个,推荐他作品的一个。”
  周恩来通过分析“时代精神”再一次肯定了曹禺的“三部曲”,充分地表现出对作家的关心、爱护和尊重。
  那么,对于这一切曹禺又是怎么看的呢?曹禺事后回忆道:
  “总理对我的批评,我听了心中热乎乎的,我毫无紧张之感,觉得如释重负”。
  面对“新的迷信”倍感困惑的剧作家们听了周恩来的讲话豁然开朗,放弃了许多思想包袱,明确了反映生活,合乎时代是衡量创作水平的重要标准。
  一九六六年七月,作为中国作家代表的曹禺,陪同亚非作家会议的作家代表们在武汉参观。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文化大革命”正在酝酿。回到北京后,“红色恐怖”已经弥漫全城。
  十二月的一个寒冷的深夜。
  在一阵急促而令人揪心的敲门声以后,一队“红卫兵”闯进铁狮子胡同三号曹禺的家。
  曹禺从睡梦中醒来,真正地感到是大祸临头了。
  “红卫兵”呵斥着把曹禺从床上拖下来,在凛冽的寒风中塞进了小汽车。
  在茫茫的黑夜中,曹禺被押送到中央音乐学院的小礼堂。那里没有开灯,所有被“揪出来”的人,一律靠墙席地而坐。
  曹禺低着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心脏都几乎停止了跳动。
  次日清晨,天渐渐亮起来。
  曹禺偷偷地侧着脸看看屋子里的人,当他看到了彭真、刘仁等人的时候,惊呆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周恩来闻讯后,十分焦急,连夜进行干预,责令“造反派”立即放人。
  曹禺懵懵懂懂地回到家,仿佛是做了一场恶梦。
  夫人方瑞一夜也没有合眼,见到曹禺后热泪盈眶。曹禺也又惊又喜地看着方瑞。
  事隔多年,曹禺才知道是周恩来总理竭尽全力地保护了自己。



 
 

2007/09/10

第五章 识才·用才·惜才(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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