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识才·用才·惜才(之十四)

 




  十四、张瑞芳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位是我的母亲,另一位就是敬爱的周总理
  在一个春雪后初次放晴的星期日,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来到了八宝山烈士陵园的一个松柏浓荫的角落,这里埋葬着她的母亲——廉维同志。张瑞芳伫立在母亲的墓前,注视着母亲身着黑呢列宁装的遗照和书写着六个潇洒俊逸的金字“廉维同志之墓”的白玉石墓碑,神情肃穆,心潮涌动……
  张瑞芳曾经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位是我的母亲,另一位就是敬爱的周总理。
  张瑞芳的母亲,年轻丧夫,教育子女成人后,又和子女一齐参加抗日战争,在年过半百时抛开舒适的家,奔向艰苦的晋察冀边区和延安。她曾被敌人打得右眼失明也不动摇。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九四三年周总理从重庆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时候,曾和她的母亲长谈过。回到重庆之后对张瑞芳说:“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
  张瑞芳的母亲是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因脑溢血逝世,终年七十一岁。张瑞芳连夜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葬礼。中央商业部为廉维同志安排了后事,落葬于八宝山烈士陵园。廉维同志生前的老领导及友好彭真和张洁清;姚依林和周彬;吴波和邸力,曾双双前来吊唁。张瑜芳万万没有想到,在葬礼后的当晚,中南海来了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
  周总理责怪张瑞芳:“为什么廉维同志逝世的消息不通知我?我开会的时候遇见依林同志才知道!”
  听到周总理的声音,张瑞芳如同见到亲人,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用平静的语调回答:“您太忙了,怎么能打扰……”
  周总理接着说:“怎么忙我也应当向她老人家告别呀!”张瑞芳心头一热,再也忍不住了,赶紧捂住电话筒,不让抽泣声传过去……
  周总理沉默地等了一会儿说:“你要多加保重啊!”张瑞芳强忍悲痛,勉强说出:“谢谢您,总理……”“那好……再见吧!”周总理轻轻放下电话。
  周总理言简意深的电话,使张瑞芳全家感到无比的安慰和激动。大家议论的结果,主张由张瑞芳给周总理写一封信,请求周总理为母亲写墓碑,永留纪念。
  总理:
  我明天一清早就要飞回上海了。
  我的母亲,在她健康最好的时候突然逝世,使我们感到特别伤心。根据她这一时期的身体情况,我们以为她还可以再活十几年的。
  不过她的一生,也可算是没什么遗憾了。她中年之后参加革命,能在老年看到革命的辉煌胜利,共产主义的远景也不算远了。
  她对党是无限忠诚的,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直到逝世前,她每天都抓紧时事和政治学习,并不断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当北京城市人民公社将成立时,她因为没有更早的把自己最后的一处小房子交给公家而认真地写了一份思想检查。尽管她的视力已非常不好。这种无时无刻不在要求自己进步和改造的精神,是我们做儿女的永远学习的榜样。
  她生前对您和小超大姐非常敬爱,我每次转达您们的问候时,她都感到很大的鼓舞。
  我知道,我们及早通知您,您会到她的灵前来告别的,但我们想还是晚一点告诉您的好。希望您能原谅。
  现有一事想请求您,我们想请您为她的墓碑题几个字——“廉维同志之墓”。她生前得到您许多关怀和教益,您的题字定会使她得到安慰于地下。如蒙允诺,我们衷心感谢。
  请您题字时不要署名。请写好后交给张枬和王拓均可。
  此致
  敬礼
  瑞芳敬上
  1960.7.26
  不久,周总理通知王拓(张瑞芳同志的姐夫,当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到周总理的住所——西花厅去。他让王拓帮着挑选,一个字一个字的斟酌。并商议是横用好?还是竖用好?就这样,张瑞芳同志的母亲得到了周总理亲笔题写墓碑的殊荣。周总理对人对事都这样认真,体现他一贯对人的关心和尊重,使人难以忘怀。
  六十年代,是风云变幻的年代!刚刚纠正了共产风,就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刚刚喘过一口气来,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他们“横扫一切”的矛头实质是对着谁?这一切使张瑞芳困惑不解。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后,张瑞芳参加了电影《大河奔流》的拍摄。同时被选为中共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一九七七年八月,张瑞芳从开封的外景地赶到北京开会。邓颖超在住地接见了她。
  这是周总理逝世后,张瑞芳第一次见到邓大姐。她奔过去拥抱她,心中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落座之后,邓大姐一一询问了张瑞芳全家每个成员的情况。张瑞芳说:我们全家人都受到冲击,但是还没有人经不起考验,大家都健在。目前除陈荒煤(张瑞芳的妹夫,一九七八年才恢复工作)外都重新工作了。
  邓大姐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娘的墓还在吧?”
  张瑞芳回答说:“还在!”她又补充说:“我来北影拍《大河奔流》,参加过几次在八宝山举行的平反昭雪追悼会,我特地转到墓地看过了。”
  邓大姐说:“哦……那是因为在八宝山,并且恩来没有署名。维世的母亲任锐同志的墓,因为恩来署了名,并且葬在万安公墓就被砸掉了。”邓大姐说得很平静,张瑞芳却震惊万分,她突然明白了“四人帮”的矛头所向……
  张瑞芳说我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我在重庆地下党时期的组织关系是在周总理手里,“文化大革命”期间却逼着我交代所谓叛徒和特务的罪行,并一再启发威胁说:你应当越不敢想的越应当想下去,你应当交代出爆炸性的问题……我被隔离审查两年零一个月……
  我明白了——我的哥哥张伯绍,抗战胜利前是国民党炮兵营长,是周总理亲自和他谈话,并且完成我母亲的心愿,安排我的母亲从延安秘密到重庆和儿子相见,使他坚决投身于解放军,参加了平津战役。以后并在抗美援朝中任十九兵团炮兵主任,荣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他念念不忘周总理对他的教导,而“文化大革命”中偏偏为此把他定为暗藏的敌人投入监狱,折磨得几乎丧生……
  我想,如果我的母亲“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活着,就凭她是北伐军炮兵将领的遗孀,就难逃“四人帮”罗织的罪名。他们会说: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偏要到解放区去受苦,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从一滴海水可照见大海,从我们一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我懂得了“四人帮”的险恶用心,与此同时,我又从我们一家人都能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深深感到周总理平日言传身教带给我们的巨大精神力量。
  但小超大姐的这一句询问,也使我感到特别心酸!由此我可以想象出,周总理在最后十年里,他过着怎样忍辱负重的艰难岁月……



 
 

2007/09/10

第五章 识才·用才·惜才(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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