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信念·品德·情操(之一)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德,完美的情操,受到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崇敬。这种至善至美的精神境界,使我们感受到什么是崇高和伟大,而表现这种精神境界的却往往是他们的坦诚亲切的语言,无所畏惧的气概,真挚热烈的情感和完全彻底的奉献。
  一、“小乐天”、“大乐天”、与“赛乐天”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开展工作。在沉闷压抑的环境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保持着乐观、热情、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
  他们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幽默风趣,与服务员、警卫战士、甚至工作人员的小孩打成一片,使中共代表团的驻地成为白色恐怖中的一片乐土。
  红岩村纪念馆保留着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亲自作的《题双乐天图》一诗。
  全诗是这样写的:
  大乐天抱小乐天,
  嘻嘻哈哈乐一天,
  一天不见小乐天,
  一天想煞大乐天。
  诗后写着:“题双乐天图”和“赛乐天书”。这是给一张照片的题诗。我们要了解这首诗,首先得从这张照片拍摄的情况说起。
  那是一九四二年夏天,当时跟随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荣高棠和管平夫妇,他们的小男孩已经一岁半了,长得非常机灵、活泼,又很爱笑。在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们都很喜欢他。尤其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更喜欢这个孩子。邓大姐还给他起了个很风趣、形象的名字:“小乐天”(他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她自称“大乐天”。小乐天管邓大姐叫“大乐妈”。每当邓大姐通过茂林修竹夹映着的山石小路走向办事处的楼房时,小乐天总是在石阶上一边喊“大乐妈”,一边蹒跚地跑向邓大姐,邓大姐便一下子把他抱在怀里。一次,这样的场面,被当时在办事处负责机要工作的童小鹏——也是那里唯一的“摄影师”拍照下来,办事处的同志们高兴地把这张照片叫做“双乐天图”。
  一九四二年,祖国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所在地——红岩村,就如同黑夜里的火炬一样,给蒋管区人民带来光明、希望和未来。工作的环境是如此艰苦、险恶,但是办事处的同志们,在周恩来领导与关怀下,生活仍然过得丰富多彩。经常举行文艺晚会,歌咏活动,乐器不足就用脸盆和饼干筒代替。还发动大家削平小山包,修好篮球场,每个月还要出一次墙报,节日还要增加出刊。周恩来在百忙中也经常参加文艺晚会,观看篮球赛,为墙报写稿。《题双乐天图》一诗,就是应约写给墙报的。它是写在信纸大小的一张纸上,右上方贴着童小鹏照的那张二寸大小的照片。在当年办事处楼下的大厅左首的墙上挂着一块大黑布,墙报稿就是用别针别在这块黑布上面的。
  《题双乐天图》全诗加上落款,一共三十七个字,却一连出现了“大乐天”、“小乐天”和“赛乐天”(作者)三个形象,六个“乐天”的字样。画面上,诗行中的“大乐天”、“小乐天”写的虽然是两个人,实际上这是对整个战斗集体的生动写照。“嘻嘻哈哈乐一天”,表明在这个战斗集体里从早到晚充满着革命的欢乐,斗争的幸福。难怪人们说红岩村是“地狱中的天堂”,“蒋管区中的解放区”。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当时那种险恶的环境里,仍然一如既往乐观和朝气蓬勃,如果没有对于革命的坚定信仰和革命必胜的信心,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这里我们不禁想起胜利前夕在重庆被杀害的烈士陈然的诗歌: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同志们的孩子都看成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看成是党和人民的最宝贵的财富。周恩来当年在百忙之余,饭前饭后,总要抱一抱“小乐天”,与他嬉耍,逗他发笑。“小乐天”也亲昵地叫他“大乐爸”。一九四二年以后,办事处的孩子逐渐多起来,为了使同志们集中精力工作、战斗,使孩子们健康成长,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办起了托儿所。虽然经费紧张,还是想方设法让孩子们吃好、玩好。没有玩具就发动警卫班战士为孩子们做玩具。孩子们得了病,周恩来和邓颖超总是千方百计,通过统战关系在重庆找最好的医生治疗。由延安运来的大生产运动中收获的西红柿、大甜萝卜,也是先送给托儿所的孩子们吃。因此,《题双乐天图》一诗,也生动地再现了为共同理想而斗争的同志之间的革命情谊,表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对革命后代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和殷切希望。
  对于“大乐天”的乐观和朝气蓬勃,童小鹏早有体会。他回忆说,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开学的联欢会上,大姐和几个女同志一起唱了《毕业歌》、《新女性》等抗战歌曲,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在“小超同志,再来一个”的欢呼声中,她一个人又演唱了《渔光曲》,更受到热烈的欢迎。当时使我十分惊奇,一个在五四运动、大革命时期、上海白色恐怖下、土地革命中都站在运动前头英勇斗争的女革命家,特别是抱着重病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英雄,居然这样年轻、活泼,充满朝气。晚会结束后,主持人李克农介绍大姐和我们红大学生演员见面时,她满面笑容同我们一一握手,称赞我们演得好。顿时,一个英勇斗争的女英雄和平易近人的大姐的形象,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中。更难忘记,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三十日中秋之夜,当我们几个人坐在窑洞门口“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时候,邓大姐给我和叶子龙(毛主席机要秘书)送来两个“月饼”,纸条上写着“一个给弟弟(子龙)、一个给妹妹(小鹏)”,使我又感激又好笑。因为她看过我在晚会上男扮女装演过姑娘,就给我开了个玩笑。但在天天吃小米的艰苦岁月里,吃到一个面饼,也是很难得的了。后来我患感冒发高烧进医院时,邓大姐又给我送来大米、馒头和酱菜,这是比雪中送炭还珍贵的礼物。这种革命大家庭中的阶级友爱,比什么礼物都珍贵。



 
 

2007/09/10

第六章 信念·品德·情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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