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五十二岁

 




  1月1日 上海《新闻日报》元旦增刊发表周恩来题词:“为报道真实新闻而奋斗!”
  1月3日 接本月二日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致中共中央关于斯大林邀请周恩来前往莫斯科谈判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和贷款等协定的电报后,开始进行访问苏联的各项准备工作。七日,致电毛泽东,报告同行人员名单和有关人员的职务。
  1月5日 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的座谈会,协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中国同苏联签订新的友好条约和贷款、通商、民航合作等协定的建设。七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以上建议。
  △和叶季壮、姚依林〔注〕研究一九五○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入口货物的种类和金额问题。
  〔注〕姚依林,时任贸易部副部长。
  1月6日 主持政务院第十四次政务会议。在会上作关于中苏谈判问题的报告。
  1月8日 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秘书长赖伊并转安理会成员国:国民党代表留在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应将其从安理会开除。
  1月9日 主持召开政务院党组全体会议,宣布成立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政府中的活动有两种:一是支部活动。要成立政府党委会,直接受中共中央组织部领导。二是党组活动,在政治上政府党委会受党组领导。参加党组的都是负领导责任的同志。“政务院党组有三层组织,即政务院党组于事会、各委分党组干事会和各部党组小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员共十一人,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陈云为副书记,罗瑞卿、薄一波、陆定一、胡乔木、刘景范、李克农、李维汉、齐燕铭为干事。党组各组组织的任务是:(一)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下去,不仅使每个党员都了解,还应对党外人士进行说服和教育,要通事与人商量。团结别人共同做事、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党组的意见必须一致。(二)党组作为领导机构,要善于反映、分析群众意见,辨别是非,发扬好的,批评错的,做好工作。
  △电复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贵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接受贵国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进行建交谈判。
  1月10日 凌晨,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赴莫斯科会同毛泽东同苏联政府谈判。代表团成员有李富春、叶季壮、欧阳钦、吕东、张化东、伍修权、赖亚力〔注〕等。
  〔注〕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欧阳钦,时任中共旅大市委书记;吕东,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张化东,时任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副部长;伍修权,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赖亚力,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
  1月11日 批复公安部:华北公安干部学校准于改名为中央公安干部学校、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批示罗瑞卿。同意将中央公安干部学校改组为正规公安业务学校。命名为人民公安学院。
  1月12日 晚,写信给邓颖超说:明早将到满洲里,沿途平安。今日凌晨抵哈尔滨,“过哈尔滨后,北满高原,气候转暖,且未下雪,于今春生产,恐大有影响”。途中,“翻了翻雪声纪念册,觉得你应该写封信给雪芬〔注〕,鼓励她多多学习力求进步才对”。
  〔注〕指袁雪芬,越剧表演艺术家,一九四九年曾任雪声剧团负责人。
  1月18日 下午,行至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同毛泽东电话联系,互通情况,并商议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人选,提出张闻天〔注〕任此职,毛泽东同意。次日,照会联合国;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安理会首席代表。
  〔注〕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辽东省委书记。
  1月20日 抵达莫斯科。在车站发表演说,指出:“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与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义将有重大的意义。”
  1月21日 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列宁逝世二十六周年纪念大会。
  △邓颖超复信周恩来:十八日夏静〔注〕由重庆返京带来了新鲜水仙花,“花从重庆红岩来,又把我的脑思带回到重庆红岩去。三年红岩,一切往事萦绕脑际,历历如在目前,我的心情复杂,对花无言,半晌才进出一句‘百感交集’”,“特寄三枝给你,到时水仙花想已干萎,但终是来自红岩土壤里的花,或能余香犹在吧”。
  〔注〕夏静,原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驻地主人饶国模的女儿。
  1月22日 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谈,磋商中苏双方着手起草新的友好条约和借款等协定的各项原则和方法。毛泽东说明: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帝国主义国家的重新侵略、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双方商定由周恩来、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谈判〔注〕,起草条约和有关协定。
  〔注〕正式会谈开始后,中苏双方分别相加李富春、王稼祥、葛罗米柯、罗申为谈判代表。
  1月23日—2月1日 在毛泽东指导下,和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就条约和有关协定的内容进行谈判。
  1月24日 拟出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并在条约名称上增加“互助”二字。经毛泽东同意后,将所拟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二月一日,起草毛泽东致刘少奇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大体已定,现发去,请令胡乔木校正。
  △开始主持起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了收回期限。
  2月2日 起草和毛泽东联名的致刘少奇急转陈云、薄一波电:中苏贷款协定所属附件规定在借款和还款期内,由中国以其剩余的战略物资供给苏联。现在苏联要求供应钨、锑、锡、铅四种。我们回答说除铅为我入口货外,其余三种物资剩余后愿首先满足苏联需要。望即告你们的意见。
  2月5日 起草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现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其议定书、《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及其议定书和《中苏两国外交部长的换文》共六个文件发回。收齐后,可先提中央政治局讨论。在签字的前一日,你应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座谈会,传阅这些文件,并作解释性的报告,以便取得大家同意。
  △致信米高扬,附中国从苏联进口急需物资的订货单,希望苏联满足中国的订货,并表示中国愿意向苏联供应它所急需的物资。
  2月6日、7日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先后参观苏联飞机制造厂和汽车制造厂。
  2月8日 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政治局,通报中苏谈判简要情况。自此至十四日,又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贷款等两个协定的文字校正、签字时间、国内就此事的宣传报道等事宜。起草数电发回国内。
  2月14日 出席签字仪式。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同苏联政府全权代表维辛斯基共同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它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两个协定分别规定:(一)一旦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应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大连的行政由中国政府管辖,苏联在大连临时代管和租用的财产于一九五○年内由中国政府接收。(二)苏联政府以优惠条件贷款三亿美元给中国政府(年利百分之一)。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发表演说,指出: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苏两国这种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举动。“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
  △晚,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等出席王稼祥举行的招待苏联党政领导人的盛大鸡尾酒会,庆贺中苏友好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斯大林破例同什维尔尼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出席了酒会。
  2月16日 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等出席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盛大宴会。
  2月17日 起草和毛泽东联名的致刘少奇电“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
  △晚六时,陪同毛泽东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苏学生,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需要年轻的一代来继承,鼓励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好业务知识,以便将来回国。为革命和建设服务。随后,为留学生题词:“艰苦奋斗,努力学习。”
  △夜,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十四人启程回国。由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刘亚楼、赛福鼎·艾则孜〔注〕、伍修权组成新的代表团,留苏继续进行谈判并签订一些单项经济贸易协定。途中,毛泽东、周恩来访问了斯维尔格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次克、赤塔等城市。二十六日,进入国境。二十八日,在长春机在后到沈阳。
  〔注〕赛福鼎·艾则孜,时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2月28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指示》指出:由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及群众的觉悟与组织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故决定新区在本年度秋收前一律不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但应一律实行减租、中央人民政府所征收之公粮,在新区不到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七。地方人民政府附加公粮不得超过正粮的百分之十五。
  3月2日 起草毛泽东致李富春、王稼祥、刘亚楼电;海军、空军军事定货分两年购齐,均由借款中拨付。“今年因借款六千万美元,已用去四千万美元,其余二千万美元,应作为海空军今年度定货支付之用。”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李富春、王稼祥:请王稼祥代表我国政府欢迎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国商务代表团分别于三月初、四月初来北京进行双边贸易谈判。
  3月3日 为统一对财经工作的领导,争取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稳定物价,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本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用一切方法去保障这个决定的全部实施”。
  △毛泽东、周恩来同高岗、林枫〔注〕等就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有关协定需要在东北地区贯彻实施的问题交换意见。晚,周恩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讲话,介绍毛泽东访苏的情况,并说明李富春领导的代表团还在莫斯科继续谈判经济问题。主要是贸易、经济合作和聘请苏联专家问题。肯定先解放的东北在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在本地区经济恢复工作中的成绩,指出:这次苏联络我国贷款的药大部分,中央给了东北,这是“因为东北经济建设的发展,对于全国影响是很大的,有局部然后才能有全国”。
  〔注〕高岗,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和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枫,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3月4日 毛泽东、周恩来一行返抵北京。
  3月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王稼祥电,告知对苏联提出的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有色金属、石油两公司协定草案“大体均可同意”,并对两协定的名称和有关条款提出修改意见。
  3月6日 致电李富春、王稼祥:关于中苏专家协定草案,除少数属于文字的修改意见外,全部同意。
  3月10日 在政务院第二十三次政务会议上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指出:这次新签订的条约,“把中苏两国的友好与合作关系固定下来,在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实行密切的合作”。
  △签发《政务院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指示》规定;(一)新解放区的政府工作人员,“在春耕期间,应以组织群众春耕生产为第一要务。一切工作均应服从春耕生产,努力做好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耕工作”。(二)“在老解放区。继续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贯彻组织起来的政策,反对互助交工中的不等价交换、强迫命令和自流倾向。提倡劳动发家,生产致富、反对不事生产、‘贫光荣’和‘靠斗争吃饭’的二流子思想。”(三)灾区春耕困难必多,应有计划地从生产救济粮中积存一些粮食准备春耕时吃用。(四)要规定正确的农产品价格政策并保证其实行。
  3月14日 向纺织、铁道、公安等专业会议的代表作关于外交、军事、土改、财政、公安问题的报告。指出;在对外斗争中,政治上,我们是进攻的、在军事上,我们是防御的,要制止帝国主义的挑衅,要阻止大战再起。我们要取消战争,制止战争,但不用消斗争或放弃斗争机会。要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去制止日本再起和帝国主义的重新侵略。同时强调:今年只是全国经济恢复工作的开始,需要有三年五年的恢复时间。恢复要有重点,要有配合,要有计划,要有耐心,要有前途,一切要以政策为依归。财经工作的重心在统一,但并不取消因地制宜。
  3月16日 主持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会议。议定同党外民主人上密切合作的指导原则;政务院机构中的党组会议不要代替行政会议;要健全政务院各部门行政会议制度、办公制度和汇报制度,保证有一定的必要的形式,不可党内党外不分。要使党外负责人加强责任感,在其职权范围内敢于做主;要善于区别党外人士的不同情况,加以不同的使用;要加强与政协全国委员会各小组的工作,增强政府同政协全委会中各方面党外人士的联系。
  3月17日 主持政务院第二十四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关于文教工作计划要点的报告》时说:为使全国人民对今明两年的土地改革有正确的认识,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这不仅是新闻部门的事,文教各部门都要做土改教育工作。
  3月18日 就美国国务卿迪安·戈德拉姆·艾奇逊本月十五日所作美国对亚洲的政策的演说发表谈话。严正指出:美国不让中国闻问亚洲事务的可笑的恫吓早已过时了、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应当由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例如艾奇逊之流,来加以干涉!
  3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并告高岗电贸易谈判的经验证明,谈判我们所需的工业设备,“必须先从设计制图入手,然后才能提出准确而需要的定货单”。同意由李富春即与苏联政府谈判设计合同,并于签字。
  △就关于中苏谈判诸项协定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王稼祥、伍修权电;关于中苏专家协定条文,“不必再争,即照苏联政府所提条件办理,我们由此取得经验,加紧学习,谨慎工作,以便第二年精减专家,亦甚有利”;苏方既已同意我们对中苏在新疆的两个经济合作协定的修改意见,即无问题,可连同民航协定一起签字,然后再送北京批准;今年军事定货“须超过上次电告之两千万美元,方能有利于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二十七日,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关于建立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
  3月20日 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作报告,介绍中苏缔约后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指出:“条约中有反对和争取两个方面的任务。”我们所反对的“是条约里指出的与日本勾结的国家,这就是美国”;我们要争取世界持久的和平。“这两个方面体现了我们今天的外交斗争和我们在和平阵营所从事的神圣伟大的任务。”“美帝国主义的企图,一是发动欧洲帝国主义国家联盟的力量。二是武装德、日,三是欺骗美国人民,以便它发动战争。这三方面。我们都要揭露。我们争取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其目的是要完成有世界意义的任务,这就是要使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客观条件已经有了,我们要努力去推动。”“我们外交战线的同志,尤其是出国的同志,头脑必须灵敏些。到国外去要做争取和平和防止战争的工作,揭露帝国主义一切破坏和平的阴谋诡计。”
  △鉴于一九四九年全国发生大面积水灾,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和傅作义共同签发《政务院关于一九五○年水利春修的指示》。《指示》说“今年水利建设的方针,仍以防洪、排水和灌溉为首要任务。”春修工程要“以黄河、长江、淮河等主要河流为工作的重点”,提高工程质量,以期“保证再遇一九四九年同样的洪水也不生溃决”。
  3月21日 在文化部沈雁冰、周扬、丁燮林〔注1〕关于刘开渠赴华沙参加造型美术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一、同意以文联名义出国、二、经费一千五百元〔注2〕照拨。”
  〔注1〕周扬、丁燮林,当时均任文化部副部长。
  〔注2〕系指美元。
  3月22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加强对中国银行的领导和监督的命令:中国银行为公私合营的银行,国家投资占三分之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行之国家投资,自然应为中央人民政府所有”。
  3月25日 致函宋庆龄:来函和对全国救济会议的建议书中“所示各项,亟待面商。甚盼先生能于四月一二日驾临北京。借出席政府委员会之便,就近指导全国救济会议之筹备”。
  4月1日 在中央军委情报部二局、五局全体会议上讲话: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一天,情报工作就必然存在一天。要战胜敌人,就非有情报工作不可。战争四要情报,经济、外交也需要情报,否则,那会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将来阶级社会消灭了,情报工作还应当存在。我们要利用情报工作这把钥匙,去打开自然界的秘密之门,到月球和其它星球上去探求秘密。因此,这项工作是有伟大的前途的。并为会议题词;“二、五局全体同志:整编队伍重新部署开辟国外坚持国内”。
  4月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伍修权电:同意李富春仍留莫斯科继续主持谈判事宜。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伍修权电,提出聘请专家的方针是:“必须请好的、必要的,一改过去多请、滥请而又想讨便宜的作风;同时,也逼得请专家的部门赶快在一两年内向专家学好本事,免得专家走了仍然不能自立。”
  4月初 在审阅西南局统战部关于张伯苓〔注〕解放前后在渝情况给中央统战部的复电上批;“可许其北来天津居住。”
  〔注〕张伯苓,原南开大学校长,曾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
  △就中国民航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营方针指示:“因为刚建国,百废待兴,人民生活尚未提高,各种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很差。加之仍在战时状态,开辟航线不宜多。”
  4月9日 就中苏在谈判贸易协定时出现的有关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伍修权电:同意签订中苏贸易协定和有关文件,但在签字前必须声明,我们同意按最后商定的价格定价。然而。我们觉得有些进口货价格定高了,出口货价格定低了、对中国来说,这样做的确是赔本的,“故愿保留将来对这一部分货物价格的声明权,以便作为中苏双方今后谈判新的易货协定时的参考”。四月十九日,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中苏贸易协定》。
  4月上中旬 多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讨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队整编等问题。
  4月11日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报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两个协定的有关情况。提请本次大会批准。说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久已存在于中苏两大国人民间的深厚友谊,现在以条约和协定的形式固定下来,保证两国在外交、军事、经济、文化上来切合作,使得七万万以上人口团结在一起,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会议批准这个条约和两个协定。
  4月12日 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论述党在现阶段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出:我国在国际统一战线中的总方针是“一边倒”,但“不能够存在依赖心理,应以平等精神来合作”。在国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四个阶级的联盟。在这个联盟内,“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如何巩固工农联盟、如何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合作”,也就是如何处理好阶级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上下关系、对各种关系问题的处理往往会发生很多偏向,“统一战线就是在同各种偏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又指出;全国解放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我们今后所面临的“更大的任务。就是消灭国内的封建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就是说要实行土地改革,分配土地”。这将是涉及到几亿人口的一件大事,“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将会有一场大的斗争。在土改中,我们只有注重学习,正确掌握政策,才可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在觉察党内有人认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的错误看法后,将一位党员高级干部在正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报送毛泽东、刘少奇、并附信指出;“这是一篇错误而混乱的意见。”我原以为这只是他个人的随便一谈,放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此事。谁知昨天听中南的张执一说,中南参加全国财政会议的同志回去也是这样说的,可见具有这种混乱想法的不只他一人。毛泽东对周恩来报送的这篇讲话作出批示,批评了这一错误主张。
  4月13日 针对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特别是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存在的错误看法,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表《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指出:“今天我们中心的问题,不是什么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如何同他们合作。”整个合作时期要“有团结还要有斗争,但以团结为主,斗争是为了团结。而今天的团结,又是为了明天实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今天条件不成熟,就要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这说明一些同志对新民主主义缺乏切实的认识……口头上天天喊社会主义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依社会发展必然的百分之实现的”。而不是采取逼的排挤的政策所能奏效的。现在,我国“国营经济力量还很小,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应该予以扶助使其发展”,以此“帮助国营经济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逼是“逼不出社会主义来”的。“大的企业,你一挤,会跑到香港”,资本家“把一大笔美金转移到了香港,使我们不能利用这些资金发展生产”;“小的,你一挤,就变成了一大批失业军”。所以挤是不对的。“鼓励私人企业发展的问题,已摆在我们议事日程上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项政策“是不能取消的,否则,就不能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当然,“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是要受到限制的”。还强调:由于过去长期战争的历史原因。使我们形成了常常以党的名义下达命令的习惯,“现在进入和平时期,又建立了全国政权,就应当改变这种习惯”。“党政有联系也有区别。党的方针、政策要组织实施,必须通过政府,党组织保证贯彻。党不能向群众发命令。”“一切号令应该经政权机构发出。”
  4月14日 主持政务院第二十八次政务会议,在讨论董其武〔注〕《关于绥远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半年来,绥远人民政府在促进新旧干部、新旧军队和各族人民的合作上取得的成绩是令人兴奋的,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绥远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应该予以推广。同时指出发展工业、农业,首先都要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阐明林业与农业相互依赖的关系,强调保持水土的重要措施就是种树。
  〔注〕董其武,时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
  △就在昆明的一英国侨民被害事,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赓、宋任穷〔注〕电;“(一)即依法严缉凶手,归案究办。(二)此类事件应由公安及警备机关负责调查处理……(三)对外侨的保护。应加注意。昆明及外县恐特务分子潜伏者尚不少,望采取有效办法进行侦察与肃特工作。”
  〔注〕陈赓,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和省军区司令员;宋任穷,时任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治委员。
  4月15日 在公安部第十次部务会议研究新解放区农村治安问题的简报上批:起草指示时应掌握既坚决又慎重的方针。必须认清:新区暴乱,有为敌特组织或利用的,有落后群众在地方匪霸诱骗之下参加的,也有的是落后群众自发的。我们决定政策必须区别不同情况,对反革命的敌特匪霸头头必须坚决镇压,对被胁迫或被诱骗的落后群众要进行教育。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中央西北局电: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禁种鸦片烟,不宜急烧,应采取谨慎经过方针。
  4月18日 约贸易部、重工业部、中财委计划局负责人研究向苏联出口钨、锑、锡矿石的计划。
  4月19日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讲话;国内的“基本问题是生产建设、和平建设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斗争的目标”。但是,推动生产的发展,“必须有重点,有先后”:(一)“应着重农业生产”。(二)在工业方面,应着力于对国计民生有益并可救急的轻工业的生力。(三)在商业方面,“必须掌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商业,如粮食、布、煤等”。“一般的商业还是私人办。工商业必须分一部分给私人工商业,不然公私兼顾就成了空话。”“民族资产阶级过去是起过进步作用的”,“虽然资产阶级迟早要被消灭”,但是仍然有光明的前途、“我们要长期合作,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不经过新民主主义就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着急是不行的。”
  4月21日 主持政务院第二十九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关于全国劳动局长会议综合报告》时说:这次会议讨论《工会法》而有资本家参加,这是新民主主义的特点。我们的《工会法》肯定地说是接近社会主义之方向的,其基本精神是处处保障劳动人民的利益,同时又照顾到劳动生产、为了劳资两利,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应采取协商的方式,即开圆桌会议,请资本家来共同研究。不仅工厂应该这样做,其它行业和部门都不妨这样做。六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公布实施。
  4月22日 审批全国救济会议报告提纲:“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救济工作方针是:在政府管理下。以人民自救为基础。并吸收个人和团体参加,及接受国际友人的真正援助。”目前的救济福利工作,“是以救济为中心。灾区为重点”。
  4月27日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说:我们学习理论的目的是要联系实际,解决问题。要防止学习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和什么实际结合呢?最好是和自己的实际来结合。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只有经过自己检讨以后,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改正;但在检讨时,应该注意大问题——路线、方针、政策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掌握马列主义的武器。主要是自我学习、自我检讨,其次才是互相批评,这样才能把学习搞得更生动。
  △会见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举办的藏族训练班学员,并讲话:(一)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目的是赶走外国侵略势力,保护西藏人民。实现西藏自治。《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最主要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凡少数民族在各地都有自治权利,在统一法令之下,自己管理自己。各民族内部都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者,我们不能一概反对,而是看他的表现态度,若跟国民党、帝国主义走,我们要反对他,凡是赞成反对共同敌人,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者,我们与他合作。如果达赖喇嘛愿意反帝反国民党,我们仍要团结他。(二)西藏地区经济落后,是由反动派长期压迫造成的。中央人民政府一定要扶持和帮助少数民族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起来,使少数民族生活改善。(三)西藏实行政教合一,我们要逐步使政教分立,但工作应避免过早过急。在界正是多数人民要求改革时,才能改革。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不可加以干涉,要尊重别人的信仰。
  4月28日 主持政务院第三十次政务会议、在讨论西北少数民族工作时发言:不能忽视少数民族工作。历史上的大汉族主义不能重演。经济上管他们解决困难,政治上要给予区域自治权。区域自治不等于民族自决。经济发达的汉族地区要帮助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要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对他们不要太苛刻,必须照顾他们落后的一面,才能逐渐引导他们进步。这种照顾是为了他们进步得更快,而不是使人家安于落后。因此,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会议批准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乌兰夫作的《关于当前民族工作问题报告》。
  4月下旬 着手研究本年度二月物价上涨后,四月又出现银根吃紧、物价下跌的原因。二十八日晚,向南汉宸了解四月货币发行计划未完成、银行存款增加的情况。二十九日,认为“关内收支平衡、物价稳定的基础尚不巩固”;整个经济形势,“可能在夏收后好一点,秋收后更好一点,但波动(物价下楼也是波动,非健稳)仍会有的”。
  4月 为《人民空军》创刊题词;“为建立人民空军而努力。”
  △致电布尔加宁。提出一批急需的海军舰艇、飞机和海岸炮的订单,要求苏方在一九五○年夏天或至迟一九五一年春天前发来中国。
  5月2日、6日、13日 先后三次出席基督教问题座谈会,和中共中央、政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同出席会议的京、津、沪宗教界人士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赵紫宸等座谈,回顾近百年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肯定民主革命时期基督教徒中的进步分子对革命所作的贡献。同时指出:“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宗教活动有益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谁要企图人为地把宗教消灭,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同宗教界朋友的长期合作是有基础的”,这就是“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行合作”。“我们要团结和照顾到各种社会力量,使大家各得其所,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安定,稳步前进。”座谈会后,吴耀宗等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
  5月3日 看望从重庆刚到北京的张伯苓。九月十五日,为即将返回天津居住的张伯苓饯行。
  5月4日 致信天津市市长兼市委书记黄敬:关于“新安”轮被撞沉一事的处理,“应实事求是,按《海事法》一般惯例办事”。“新安”轮本身的过失,我应主动写上,肯定美轮负八成以上责任,对我是有利的。“如此,方能取得广泛国际同情,便于我之海上运输,亦利于打击美帝的骄横”。我提出“赔偿数额不应超过合理要求,保证金亦然”。
  5月5日 主持政务院第三十一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史良所作《关于司法部一九五○年第二季度工作计划的报告》时发言:法律是统治阶级用来统治被统治阶级和保护自己阶级利益的工具。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都要掌握这个工具。当前,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动,保护人民;其次是惩罚犯罪,保护善良;再次是处理人民间的纠纷。挑选司法干部宁缺勿滥。司法工作者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思想武器,才能完成这些任务。司法制度要建立,乱押现象要制止。处理案件时,要联系群众,调查和研究案情,并要进行巡回审判,以便利人民。人民政府对待犯人的政策是:劳动改造为主,辅之以政治改造。
  5月7日 约郭沫若、沈雁冰、陆定一、周扬、邓拓、袁牧之〔注〕,上海、北京、长春电影制片厂负责人和主要创作人员审查电影《内蒙春光》,随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召开座谈会,说:这部影片成功之处在艺术性强、深刻动人。但有明显的错误,所反映的某些情况同我们今天的民族政策不相符合,而不是刚才有同志所说的“现在不能演,将来可以演,搁它个两三年”。“那样,就会发生更多的问题并引起更大的错误”。因为当前“我们主要的敌人,国内是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国外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那些王公喇嘛”。对王公喇嘛,“我们主要的是争取,只有对实在不能争取的,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勾结、顽抗到底的,才打倒”。“今天民族问题的焦点,还是在民族隔阂问题上”,这要我们积极开展工作来努力消释。影片经过修改后,于次年以《内蒙古人民的胜利》为名在国内外上映,并在一九五二年第七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编剧奖。
  〔注〕陆定一,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邓拓,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袁牧之,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
  5月12日 主持政务院第三十二次政务会议。在会上指出:这次中苏两国签订的贸易协定的重点,是争取出口要多,进口要少。我们还要努力争取同其它国家做生意。
  5月13日 审定中共中央致中共华南分局并告中南局电。电文指出:土地改革在华南将有若干特殊之处,故这次正在准备中的《土地法(草案)》,对此应有特殊规定。“为使草案切合实际,责成分局对于此类特殊问题,根据典型调查,提出具体解决草案”电告中央,并派人于本月三十一日前来北京参加讨论《土地法(草案)》的会议。
  △致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请他速将中国向苏联订购的空军、海军器材,“加速赶运和派出,使其能在本年五月底以前到达上海地区”,以供我发动夺取舟山群岛战役〔注〕时使用。
  〔注〕五月十三日,在人民解放军发动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即将完成时,盘踞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开始秘密组织撤退,人民解放军迅即渡海追击,于十九日解放舟山群岛。
  △致电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上海失业工人临时救济计划(草案)》,并提出两点修改意见:(一)两三个月以上的长期救济,主要应以工代赈(如修筑公共工程等);(二)开大锅饭救济不如发救济米为妥。
  △批准水利部提出的组织各级防汛领导机关的办法,中央一级拟以董必武为主任,傅作义、李涛〔注〕为副主任。
  〔注〕李涛,时任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
  5月中旬 看望三月初回国刚到北京的李四光,希望他除协助中国科学院院长抓好科学院工作外。还要担负起把全国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的责任,使地质工作很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同时交换了对组织全国性地质工作机构的想法。
  5月14日 深夜,致函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聂荣臻、杨尚昆〔注〕,转报关于李克农病情的报告,并告李已照毛泽东指示于今晚“停止工作,入院治疗”。
  〔注〕聂荣臻,时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5月15日 对三月七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擅自决定提前释放在日执行徒刑的日本战犯事发表声明,指出这是违法越权行为,中国政府绝对不予承认。
  5月16日 在全军参谋会议上讲话,论述军队中的统一战线关系与政策、军队整编、军工生产问题。指出:目前,一方面战争还未全胜,需要加强准备,一方面又要使军事开支不要太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为此,需要整编军队,复员一百多万人。这是我们目前的重大任务。军队整编的原则是:使解放军在现有基础上提高,在近代化的条件下发展。建设近代化的国防,必须要有近代化的军工生产为基础。军工生产的方向是向近代化的工业前进。
  △在中央军委情报部的会议上讲话:情报、公安工作是埋头苦干的,公开场合看不到。但这是必需的、有价值的工作,应该受党、政府、人民的重视。
  △和梁希联名签署《关于林业工作的指示》。《指示》说:我国现存有的森林面积已经很小,但全国“大部分地区对森林的破坏和滥伐行为,迄未停止”。鉴于这一情况,当前林业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是:(一)“以普遍护林为主,严格禁止一切破坏森林的行为”;(二)“在风沙水旱灾害严重的地区,只要有群众基础,并备种苗条件,应选择重点,发动群众,斟酌土壤气候各种情形,有计划地进行造林”;(三)“制订各森林区的合理采伐计划,并推行节约木材的社会运动”;(四)“及时培养干部,开办短期训练班,解决技术人员缺乏的困难”。
  5月18日 和陈云、李立三〔注〕、薄一波、安子文〔注〕等研究城市工人的失业问题。
  〔注〕李立三,时任劳动就业委员会副主任。
  〔注〕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劳动就业委员会副主任。
  5月19日 主持政务院第三十三次政务会议。在讨论中央救灾工作视察团的工作报告时说:中国是个农业国,河流长期失修,“是多灾多难的国家”,“江、淮、河、汉,几乎年年有灾”。现在人民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准备大兴水利,治理水灾。会议决定中央救灾委员会主任一职,在董必武健康恢复前由周恩来代理。
  △就香港民航处向中方管理、保养两航起义飞机的工作人员发放新的机场出入证事,致电雷任民〔注〕等:如果这“只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性的出入机场证明文件,其并无损及我主权之……字样,则可接受”。但在接受时,应由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经理在报上发表对记者谈话:(一)此项飞机“所有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属之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二)“我们管理和保养此项飞机,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委任的两航空公司员工的身分来做”。
  〔注〕雷任民,时任政务院特派接收香港、九龙国民党政府机构专员办事处副专员。
  5月20日 在中共中央、政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谈话:“对基督教,一方面不能无原则地团结,另一方面不要脱离广大群众。这是政策问题,不是策略问题。”我们要“具体地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分清是非,解决问题,共同前进”。
  5月22日 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给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作报告: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后,我们的中心工作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因此,我们看问题和决定政策都要以生产为中心。在农村,土地改革成为今天的中心任务之一。实行土改,是为了解放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才能提高,工业才能发展。在实行土地改革前,就必须有各种条件的准备,要先肃清土匪,打击乡村恶霸,使农民觉悟并组织起来。尤其重要的是参加土地改革的干部要经过训练,要学习政策。在城市,私营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大。我们的政策是: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我们要保护和尽力扶持,绝不损害和妨碍它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不是现在的政策。少数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和看法不正确,不能代表政府的政策。在今天,只有巩固与发展新民主主义,才能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希望大家树立政策观念和全局观念,对政府的政策要有更多的和更深的了解,以便更好地掌握政策和执行政策。那种只要完成任务、不管政策的做法是错误的,不能让它继续下去。我们对将资金转往香港的工商界人士的态度是:允许观望,反对逃避。现在回来,短期内不容易获得好的利润,可让他们再观望,但如果把资金逃避到美国去,我们是反对的。我国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估计要三年左右。
  5月24日 接毛泽东来函:“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
  5月28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商谈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和文化教育委员会全体会议问题。
  △和彭真、郭沫若、沈雁冰、周扬、丁玲〔注〕等出席北京市文联成立大会。
  〔注〕丁玲,时任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和中宣部文艺处处长。
  5月下旬 根据各大区对人民币需求增加的新情况,部署向各地加送人民币的工作。二十八日,致信毛泽东:原定六七月拟印制人民币一千二百亿,加尚存一百余亿,共一千三百亿;因要向各地加送人民币,故六七月将向各地运送八百亿,加上各地购棉所需的六百亿,共应支付一千四百亿。“两抵尚不足约一百亿”,现决定“在六七月加印二百亿”。鉴于以上情况,“从八月份起,拟扩大印票计划至一千亿一月”。
  5月30日 就三十五名中国留苏学生回国休假一事,致王稼祥电:“为节省起见,可否取消今年学生回国之计。”如不可能,则请答复:(一)“乘普通客机(班机),抑或包用机,何者便利。省时省钱”,应以“最短航程,最便宜办法计之”;(二)“学生回国期间,两月津贴(一千四百卢布)是否可以省下”。
  5月 为恽代英〔注〕牺牲十九周年题词:“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十九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注〕恽代英,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一九三○年五月六日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就义。
  6月1日 就政务院发布《关于一九五○年夏征公粮的决定》事,起草中共中央指示电:各级党委要动员新区地方全体工作人员学习这一决定,以利夏收工作的进行。鉴于去年秋征任务过重,人民负担不起,今年政务院这一决定的基本精神是,“规定对各阶层的最高累进率及贫困户较多地区的免征比例和特残户的最高征收率。按此比例征收,贫农的平均负担为百分之八,中农为百分之十四,富农为百分之二十,地主除特残者外为百分之三十”。
  △签署《政务院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指示》说:开展这一教育,“是提高广大工人、职员群众的政治、文化与技术水平的最重要方法之一”。“教育的对象以工厂企业中的工人、职员为主”,“教育的内容以识字教育为重点”。但是,“为了使职工中具有相当文化程度者,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各工厂企业应根据情况举办较高级的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对职工的政治教育,可以用时事报告、专题讲演等方式来进行”,并可对有相当文化程度的职工,“进行有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以培养职工中具有初步理论知识的干部”。为了进一步提高职工技术水平,适应工业生产中对于技术工人的需要。各工厂企业应斟酌情形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教育。“职工业余教育是一件巨大的工作,应由政府教育部门负责领导,依靠工会组织,联合各有关方面协力进行。”
  △致电吴耀宗〔注〕:寄来的《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一文,“基本方针是好的。它打开了中国基督教会及其团体今后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新的努力途径”,望以此精神“劝导中国基督教代表人物响应这一主张,以利基督教教会的革新”。
  〔注〕吴耀宗,时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为六一儿童节题词:“为孩子们的健康祝福”。
  6月2日 主持政务院第三十五次政务会议。在会上指出:内务部现在的中心工作是建政、救灾、抚恤和复员与人事四项。在讨论监察委员会处理河南宜洛煤矿沼气爆炸灾变事件的通报时说:在政务会议上讨论这个事件,是因为全国各类矿区都可能发生这类事件。处理灾变不仅要处罚,还应积极提出改善办法。
  6月4日 向彭德怀了解西北地区夏征公粮和征税情况,并告在城市应停止征收遗产税和工资所得税。
  △致函陈云:今后凡有苏联专家工作的机关、企业的负责人,务必将本机关、企业的生产业务计划扼要地告诉苏联专家,而对于各地工业生产的情况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工业生产方针、计划的指示,不论是报纸上登载介绍的或单独发布的,均应尽一切可能有计划地指定专人经常找苏联专家面谈,并与他们密切联系,借以更好地发挥专家们的作用。
  6月5日 致信陈云、薄一波:请你们在最近就夏征公粮、征税、发行公债三件事邀请来京开会的各大行政区和京、津、沪三市负责人分别座谈两次,征求他们的意见,解决存在的问题。
  6月6日—9日 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党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确定要做好土改、在稳定物价的基础上调整工商业、肃清反革命、整党等八项工作,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七日,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外交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着重论述如何处理国内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各种关系问题:(一)在阶级关系上。要处理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向工人说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虽对资本家有一些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国家财富,因此,还是对工人阶级有利,对社会主义性质的领导经济有利,对人民也有利,因为改善了生活条件。同时要加强工农联盟,处理好工农关系,做到城乡兼顾。有了工农联盟“这样的基础,跟资产阶级的合作就稳当了”。“新民主主义就是要准备社会主义的条件,而不是现在要实行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发展国民经济,并要走上计划经济,这就是准备社会主义的条件。”(二)在党派关系上,不能认为现阶段民主党派没有用了。“今天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还没有完结”,就是到社会主义,民主党派还要跟我们一道走的。我们同民主党派合作,就是为了更广泛地接近群众。(三)在民族关系上,民族政策应引起我们全党的注意。汉族到少数民族地方去工作,要向他们做消除民族隔阂的解释工作,同时为他们多做一点好事,把商品送去,价钱公道,甚至卖得贱些,使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一些。(四)在宗教关系上,要帮助宗教界人士割断同帝国主义的关系,赞助他们“自己办宗教,自演自唱,不要外国人来传教”。总之,调节国内各种关系,就是要使它不是全面紧张,而是形成一个团结的向共同敌人进攻的局面。
  6月8日 在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讲话:(一)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育。“我们的高等教育首先就要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但这“并不是为排斥原有知识分子,而是在团结改造原有的知识分子的同时,增加新的血液”。(二)理论与实际一致。“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对实践加以指导。”我们既不能把理论当作教条,拿来乱套一阵,又不能没有理论指导而盲目乱撞。教育中,“忽视实践的一面,或者把实践和理论对立起来,都是不对的”。(三)团结与改革。“教育改革不能漫无计划、兴之所至乱搞一气,要区别轻重缓急,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在有些问题上要善于等待。”对于教育工作者,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外,“凡是在政治上反对三大敌人、在教育上赞成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人,我们都要团结。这是肯定和不可更易的方针”。
  6月14日—23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改革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十四日,在第一次党组大会上讲话说:这次会议党组活动的方针是:(一)对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应一视同仁,又要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在政治待遇、物质生活方面应一视同仁,对党外人士不得歧视;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率领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因此党员在政治见解上、思想意识上,要比别人水平高,这一点是有所不同。(二)要上下一致,内外一致,即凡是中央决定了的,地方上就要执行,不要使党外人士感觉我们上下不一致。(三)要让党外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说话。十六日,在全体会议上作《政治报告》,介绍国际国内形势,阐释在土改和整个经济恢复时期应正确处理阶级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上下关系问题。讲到:我们既要照顾政策和领导的统一,又要注意因地制宜,不要把一切都集中到中央。要想把各级政府的工作做好,就要层层负责,分区负责,集中领导,分工合作。“我们团结的基础在于伟大的《共同纲领》,我们的美满前途是社会主义。”“只要将《共同纲领》一条一条不折不扣地加以实现,中国必然会由新民主主义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但这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决不可躐等而进。”“从政策上说来,今天中国的经济建设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是节制资本,不是挤走资本;是改组经济结构,不是破坏经济结构。”国家财政经济在目前已经开始好转,但还有一定困难。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土广大而情况又如此复杂的条件下,要想把中国建设好,全国各民主阶级必须忍受一时困难,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担负起医治战争创伤、建设新中国的重责。这正是我们大家今天的历史任务。
  6月17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指示》规定了解决失业问题的六条方针,强调:“救济办法,应以以工代赈为主,而以生产自救、转业训练、还乡生产、发给救济金等为辅助办法,以求达到救济金的使用既能减轻失业工人的生活困难,又有益于市政建设的事业。”
  6月24日 在中国科学院第一次院务扩大会议上就科学工作者的团结与通力合作问题讲话:要想做到团结与通力合作,首先要谦虚,不要对他人看不顺眼,显示自己特别强,这是妨碍进步的。我们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大家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因此,对别人要有基本的信任。首先要看到人家的长处,学习和发扬人家的长处。同时,每一个人都是有短处的。对于自己的错误,要实行自我批评。当然,也不要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不要失去自信。人生不能脱离两种关系,一种是自然关系,另一种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中,第一就是要善于和别人相处。能从分析别人的长处、检讨自己的缺点开始,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就能够达到团结与通力合作的目的。
  △主持政务院第三十六次政务会议。在会上作《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年复员工作的决定》的报告,说: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军队人数为五百二十万,拟复员一百二十万。
  △在中央军委、政务院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介绍军队复员工作的方针政策,并对复员工作作出部署。会议通过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年复员工作的决定》。三十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署这个《决定》。《决定》指出:全国解放战争已基本结束,除台湾和西藏尚待解放外,人民解放军“将随之从战争状况下转入正规建军的新时期”。一方面,“必须加强国防军的建设,以捍卫人民祖国”;另一方面,“必须进行一部分复员,去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工作,以帮助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复员工作的总原则,是服从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需要,并使二者联系起来。”
  6月25日 朝鲜内战爆发。二十七日,美国总统哈里·斯·杜鲁门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美国第七舰队奉命向台湾海峡出动。
  △在全国政协第二次党组会上作总结,说:在我国,宗教有两类,一类是民族宗教,如回教、喇嘛教,它们与民族问题连在一起,尊重宗教也就是尊重其民族,任何不尊重都会引起误会;另一类是与政治有联系的,如基督教、天主教,与帝国主义有关系。要慎重处理宗教问题,凡是勾结帝国主义的反动分子,都按反动分子办,不要牵扯到宗教。问题是要善于孤立少数顽固的反动分子。列宁在一九○九年曾经说过宗教就是鸦片,这是革命时期的口号。现在我们有了政权,可以不必强调宗教就是鸦片,而要尊重其民族的信仰。
  △约交通部、海关总署、海军、东北人民政府、上海和天津市人民政府负责人谈统一港务、航务问题。
  6月26日、27日 主持政务院第三十七、三十八次政务会议,听取和批准鲍尔汉、赵寿山、邓宝珊、叶剑英、张云逸、王首道〔注〕分别作的新疆、青海、甘肃、广东、广西、湖南六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二十六日,周恩来在讨论西北地区民族工作时说:“我们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来办事,基本上是成功的。”这与“国民党那种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有本质的不同,按我们的政策去做,各民族必定能够日益团结,必定会有美好的前景”。但是,“民族问题在西北是严重的,方针、政策虽然对了。但一不小心,还会出偏差,还要出乱子”。我们的干部处理民族问题还不老练,常有大汉族主义。所以,我们在工作中要处处谨慎,不能操之过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不能剥削人家,也不能只做到平等互利。由于过去对不起人家,今后就应该多补贴、多支出一些,让少数民族同胞多得一些利益。”要多在少数民族地区搞水利,用雪山的流水来灌溉。要办一些轻工业工厂,并要让他们逐步从游牧变成定牧。凡涉及民族问题较重要的事情应请示大行政区,更重大的必须请示中央。
  〔注〕鲍尔汉,时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时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张云逸,时任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6月28日 针对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杜鲁门的声明和美国第七舰队的行动,“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报告,指出:杜鲁门的声明表明,他要以战争来干涉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国家的内政,并公开干涉我们对台湾的解放。
  6月30日 约见原定派往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工作的柴军武说:朝鲜打起来了,杜鲁门政府不仅宣布派兵入侵朝鲜,侵略台湾,而且对进一步侵略亚洲作了全面部署。他们把朝鲜问题同台湾问题和远东问题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派人同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系。倪志亮大使还在武汉养病。现在你带几个军事干部以使馆名义先去。不久,柴军武被任命为驻朝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七月八日,接见定于当日出发的柴军武一行,介绍朝鲜战争形势,指出:现在美国的地面部队已经在朝鲜参战,美帝国主义者必纠集更多的国家出兵,所以朝鲜战争长期化很难避免,这就会带来影响全局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晚,柴军武一行离京去平壤。
  △约萧劲光〔注〕谈话,介绍中共中央在朝鲜内战爆发后对时局的估计和对策,指出:我们看待当前国际形势,只有坚持“惧无根据,喜不麻木”的态度,才是正确的。目前,我们在外交上,要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军事上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军、空军建设,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同时听取萧劲光关于海军工作情况的汇报,表示同意海军制定一个三年建设计划。
  〔注〕萧劲光,时任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主持政务院第三十九次政务会议。会议先后听取和批准潘汉年、陈锡联〔注〕作的上海市和重庆市的工作报告。会议还听取董必武就《政务院关于正确执行惩治反革命政策与清理积案的指示(草案)》的说明。
  〔注〕陈锡联,时任重庆市市长。
  7月4日 政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中央复员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
  7月6日 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发表重要声明:安理会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情况下,“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显然是非法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美国政府采取任何军事阻挠,中国人民抱定决心,必将要解放台湾。”
  △批准周扬的报告,同意由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京剧研究院院长。
  7月7日 根据美国军队武装侵略朝鲜的新形势,为防患于未然,应付最坏的情况发生。主持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讨论保卫东北边防问题,提出并同与会者初步商议了边防军所辖部队与部署、指挥机构设立与领导人选配置、政治动员与后勤保障、车运计划与兵员补充等问题。十日,主持召开第二次会议,最后商定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根据两次会议的精神,十三日正式形成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确定:(一)抽调第十三兵团(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第四十二军,炮兵第一师、二师、八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这些部队最迟限于八月五日前抵达指定地点,完成集结。(二)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三)以十五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十三兵团领导机关,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十三日,周恩来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送毛泽东审查并函告《决定》起草的简况。毛泽东当天批示:“照此执行。”
  △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以美国侵朝军队为主组成“联合国军”,扩大侵略战争。杜鲁门随即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就中越两国互派使节一事,致电胡志明:“现在越南战局尚在发展,招待各国使节暂时似还不方便”,“因此,罗贵波以仍做联络代表暂缓发表其为大使较妥”。
  7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新疆分局电:中苏石油、金属两公司的章程和组织法,“应先将草案电告政务院经有关各部审核后方能作为我方代表的定案”,“必须经政务院批准后方能签字”,绝不能因苏方催促而擅自签字。
  7月上旬 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听取他转达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请中国政府允许其军用物资经中长铁路和中国领空运往朝鲜的要求,回答说:这符合中苏条约的精神,中国政府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一)关于铁路运输问题,“不论由满洲里或由绥芬河入境经哈尔滨、长春、沈阳至旅大,或由安东转朝鲜,均应于事前经中长路苏方理事会副主任或中长路苏方局长,通知余光生,以便能及时调度车辆,免误事机”。(二)关于空运问题,苏方将利用沈阳航空学校,扩大苏方人员,加强地面与空中联系,按时报告苏机入境,免生误会。九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并转余光生〔注〕电:中央同意苏联关于苏运朝物资免税通过中国境内直运朝新义州的意见。请照办。十一日,再电高岗并转余光生,告以中苏双方商谈详情。
  〔注〕余光生,时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
  7月10日 致电高岗:为加强东北边防,中央决定第十三兵团、第四十二军和炮兵第一师、二师、八师等部队“调到东北本溪至安东、通化至辑安线集结待命”。
  △致电西南、西北、中南军政委员会并告广东、东北人民政府,申明:“政府决不收购烟土,亦不准以烟土抵缴公粮”;应“封闭烟馆,没收其房屋、烟具、存土”;“对大烟贩必须予以严惩”。以此认真贯彻二月《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
  7月11日 在北京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动员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需要我们去巩固、去发展,去创造,才能达到独立富强的境地。”中国“今天的现实是不够美满的,但是美满的现实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创造”。“希望同学们确定为新中国服务的方向,站稳民族立场和工人阶级立场”,“党和政府把我们的工作岗位摆在哪儿,我们就应该愉快地接受,自觉地接受考验和锻炼,自强不息,努力为人民工作”。“到农村去,青年团员应该带头,有觉悟的人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7月12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李相朝,听取其通报朝鲜战争的情况。十三日,致电柴军武、倪蔚庭〔注〕:“李相朝持金首相函十二日到达北京,已见毛主席。”朝方“所要之武器弹药除战防炮、自动步枪外,其它均可调送”。
  〔注〕倪蔚庭,时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负责商务工作的参赞。
  7月14日 致电高岗、李富春、林枫并告林彪、邓子恢、谭政〔注〕:“由于币制不同,决定凡四野在东北境内的部队,除武器、弹药、服装、医药器材、电讯器材、汽车油料由军委直接补给外,其余粮料柴草及一切经常费与作战费等,完全由东北人民政府供给,经过东北军区后勤部转发边防军后勤司令员李聚奎。”
  〔注〕林彪,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员;邓子恢,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政,时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宴请作家老舍,鼓励他多为人民创作,多写他熟悉的北京,写北京的变化。老舍表示要以龙须沟的变迁为题材写一个话剧,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来歌颂共产党、毛泽东和人民政府。《龙须沟》上演后,周恩来连看几场,并推荐给毛泽东。
  △致函新疆省人民政府:嗣后所有省级机关一切行文、布告、案卷均须一律采用维汉对照,使用两种文字。省以下各级人民政府可根据当地民族情况,分别决定采用何种文字,呈省府批准后实行。各级政府机关及邮电部门均需接受人民以其本民族文字所写的信件、电报等。
  △审阅曾山〔注〕拟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的《关于华东财经工作的报告》后,致电饶漱石〔注〕、曾山,提出“水利工作除谈成绩外,对缺乏计划、尚有严重浪费应提到”,“城乡贸易应适当地强调收购土产”等修改意见。
  〔注1〕曾山,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注2〕饶漱石,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7月15日 审阅刘伯承在西南军政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后,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中央西南局电。提出:报告稿“完全可用”,“题目以改为《西南区的工作任务》为妥”。在“这是封建军阀、官僚”字句后,应“加‘买办’两字,再接‘土豪劣绅’的罪恶统治的结果”。另外,在“使西南区人民民主的反封建统一战线更加巩固起来”一语中,“‘反封建’三字可去掉,因即使在西南,统一战线并不能将反帝任务去掉,而买办仍有其影响的”。
  7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七月六日陈云、薄一波关于贸易方针及调整公私关系和城乡关系的报告的批语,指示各地遵照执行。
  △致电刘伯承,对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提出修改意见;(一)《办法》第二、三、四项末尾。直至死刑一语,以删掉为好。“因从事运销、贩卖毒品,开设烟馆,制造曹达、白面、金丹等的人数,在西南某些地区较为众多,如明文规定易引起群众恐惧。但在实际执行此办法时,对其中情节重大者可经省、市政府批准判处死刑”。(二)应增写:“一切科学文化教育机关亦应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以使人民充分切实了解,而达到彻底禁绝烟毒之目的”。
  △和聂荣臻联名签署《中央复员委员会关于复员工作的指示》。《指示》对复员工作作出补充规定,主要有:(一)为了保持我部队骨干,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班以上干部一律不复员。(二)“各大军区对复员条件的规定中,不应过于强调年龄条件,而主要的要看健康条件和对目前部队的需要程度来决定”。
  7月20日 为保障土地改革政策法令的实施,签发《政务院关于实施〈人民法庭组织通则〉的命令》。
  7月中旬 委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传达指示,命令华东海军迅速组织力量,打通长江口航道,扫荡江浙沿海残敌;在舟山建立海军基地,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的战争。
  7月21日 主持政务院第四十二次政务会议,并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说:印度驻华大使向我们提出愿意调处朝鲜事件,使该事件地方化。对印度愿出面调处朝鲜事件,我们是赞成的,但我们答复说,首先要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并参加安理会和苏联代表回到安理会后,在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才适当。印度之所以这样做,是怕引起世界大战,这不仅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阿拉伯国家也有这样的顾虑。我们要努力搞好同印度和其它东方国家的关系。
  △致电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介绍二十日会见龙云〔注〕的情况。
  〔注〕龙云,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7月22日 和聂荣臻联名致函毛泽东;(一)调往东北的三个高射炮团已全部到达指定地点,第十三兵团三个军正在开动中,“八月上旬可以全部到达指定地点”。(二)粟裕、萧劲光、萧华均一时难以到任,建议东北边防军“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委指挥”,边防军司令部待“粟、萧、萧去后再成立”;李聚奎到东北后即兼任军区后勤部长,所带之后勤机构即合并到东北军区后勤部。这样处理,部队指挥既可免生脱节现象,供应也较容易解决。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同意。”
  △就七月中旬以来淮河中游水势仍然猛涨一事,约请董必武、薄一波、傅作义、李葆华、张含英、孙晓邨〔注〕研究防灾救灾工作和导淮工程问题。最后决定由水利部和中财委计划局负责草拟导淮的根本方针与明年度水利计划。
  〔注〕李葆华,时任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含英,时任水利部副部长;孙晓邨,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
  △就接收在香港、九龙的国民党政府机构一事,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并广东和广西两省人民政府,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此项接收工作涉及外交、法律、统一战线等复杂问题,因此,“领导必须统一,思想认识必须一致”。“各地各单位接收工作,一律统一在政务院派出之接收港九国民党政府机构专员办事处领导下进行”,“服从专办处统一分配与调动”。“明确抢运物资的观念,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抢运物资回国”。
  7月23日 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联名签署《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示》强调:“积极领导人民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及各项必要的社会改革,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指示》规定了处理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原则。
  7月24日 召集李富春、薄一波、南汉宸等研究货币改革问题,商定:货币改革应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在两年后土改大体完成时再实施,但现在应立即着手研究实行币改的方针,草拟币改实施步骤。
  7月25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救济失业教师与处理学生失学问题的指示》。《指示》说:教师失业和学生失学,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暂时困难”。只有政府和人民协同努力,才能使之逐步得到适当解决。“在土地改革完成、生产初步恢复之后,不但可以完全克服这种困难,而且在新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学校和学生的数量都将大大增加,知识分子不但不会过剩。并且会感到不照。”《指示》提出了解决教师失业和学生失学问题的五项办法。
  7月26日 函复高岗、林枫:同意将溥仪〔注〕等战犯暂送抚顺市。
  〔注〕溥仪,原清朝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
  △在伍修权关于苏联派设计小组来我国援助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请李富春、叶季壮准备商谈苏派第二批设计小组来我国和飞机工厂的设计问题。“关于飞机工厂、汽车工厂、造船厂及兵工厂四项工业,曾请聂荣臻召集空、海军,后勤(部)及重工业部会商建设和生产计划,请富春同志约聂、何长工,刘鼎、杨立三〔注〕等一谈,以便在第二批设计专家中加入此计划。”随后,将伍修权的报告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审阅。
  〔注〕何长工,时任重工业部代部长;刘鼎,时任重工业部副部长,杨立三,时任总后勤部部长,食品工业部部长。
  7月27日 电复驻印度大使馆代办申健:西藏为我国领土,印度未得我国政府同意径自派辛格前往拉萨当印度代表,我国不能承认,但仍应搞好中印关系。“我们愿与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各守疆土,互不侵犯。只要印度守此原则,印度与西藏通商设领是可以考虑的。”
  7月31日 和李德全等研究中国红十字会改组问题,决定:(一)对其理事会,经过协商后加以改组。除逃到台湾和国外者外,原有理事均予保留,另由有关部门推派代表担任新理事。新旧理事均由政务院聘任,将来由代表大会正式选举理事会。(二)改组后的红十字会作为救济总会的助手。(三)新理事会成立后,可对外发表声明宣布改组完毕,并通知国际红十字会将派代表参加国际红十字大会。
  7月 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军队院校的建设问题。决定: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为基础,改建新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院校,各军兵种要新建自己的各级专业学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训练中高级干部的综合性的陆军大学。
  8月1日 致信宋庆龄,说明国际儿童基金会与解放区救济总会联系中断的原因,并就该基金会驻巴黎代表波契克提出原拟拨给中国六百五十万美元救济物资和现金的实施计划以及基金会与新中国人民政府建立联系问题提出处理意见:“(一)儿童基金会所拨物资或现金应无条件地交我救总全权处理,该基金会在华无派遣人员或设立机构之必要。”“(二)物资供应计划应由救总根据中国人民之实际需要,拟具详细清单提交国际儿童基金会照购,并应规定具体交货期限。”“(三)我救总应派代表参加儿童基金会工作。”“如该基金会同意上项原则,可由救总与其所派联络代表进行谈判。”
  △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发布中央军委、政务院令,通令实施新的《铁路军运暂行条例》。《暂行条例》规定:铁路对一切军运应与一般商运有所区别:要单独建立承运簿,优先拨车、运送;部队人员持正式护照乘坐各种客车、散座,一律享受半价优待;运送伤病军人的列车或专列为上级列车,应尽一切可能优先。部队应接期向铁路部门提出托运计划,双方保证执行。
  8月2日 致电申健:“我中央政府对西藏代表团之方针是: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认该代表团为西藏之外交代表,但可承认其为西藏地方政府或西藏民族的代表,并同意以此身分和中央人民政府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此谈判应在北京举行。”
  △和梁希、李范五〔注〕等研究内蒙古林业管理问题,决定:严禁乱砍滥伐森林和开荒烧山;内蒙古和东北有关地区各级政府成立林政局。按级分区负责保林育林工作。十日,再次召集李范五等研究内蒙古林业管理问题,商定由内蒙古组织林业公司,独立经营,中央和东北经过合同形式向其订货。
  〔注〕李范五,时任林垦部副部长。
  △和胡乔木、章汉夫〔注〕研究组织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问题,议定郭沫若为团长,慰问团将参加八月十五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庆。
  〔注〕章汉夫,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8月3日 致电各军政委员会和东北人民政府,说经有关各方洽商,就各民主党派党员参加农村土地改革取得一致协议:“一、有无党员参加,多少人参加,由各民主党派依其具体情况决定。二、参加者须身体健康,确具决心,遵守政策法令及统一领导。三、居在土改区者即在本省、市参加,居在中央直属省、市者,经政务院分别介绍至土改区参加。四、一律参加当地土改训练班。各民主党派总部亦将依此协议指示其下级党部。”要求依此协议与当地各民主党派领导机关协商执行。并指示有关各级政府本一视同仁精神对待一切参加土改工作的民主党派党员及其它民主人士。
  8月4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谈到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后中国应该采取的措施时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侵略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而北朝鲜要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帮助。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
  △主持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叶季壮所作的《关于全国出进口贸易会议的报告》时说:对外贸易要逐渐减少盲目性,加强计划性,不能盲目地出口和进口,明年要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逐步摆脱美国的影响。对外贸易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使产品能够卖出去,国家必需的物资能够买进来。应把外汇用来买东西,首先是买工业器材,其次是日用品。但需采取慎重政策。现在农产品运不出去损失很大,要在不失主权的原则下租用外船运输我们的东西出口,要灵活而不失原则地去做。会上,在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的说明时,充分肯定这是个通俗易懂、易于干部理解和贯彻执行的好文件。
  8月6日 就内蒙古和东北林区的统一管理问题,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经林垦部“李范五前往调查,认为森林损害甚大,如不很好整顿,东北十年后(每年砍伐四百万立方米)、东蒙二十五年后(每年砍伐四十万立方米),便将无好木可伐,而森林培植至少需八十年为一期。去年东北、东蒙森林失火损失四百万立方米(等于东北采伐数目),今年大火损失二百万立方米。故从林政、林业观点来看,保林、育林、伐林如没有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只从地方经营和收入着眼,其害与水利之不统一相等,而时间性更过之”。
  8月7日 召集章汉夫等研究外国在华企业纳税问题后决定:外国在我国内的各种企业,不论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或资本主义国家的,均应照一般私营企业办法征收工商业税。
  △和胡景沄〔注〕、章汉夫等研究中国驻外大使馆代理人民银行收付款项办法。
  〔注〕胡景沄,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8月9日 和李富春、薄一波、叶季壮、宋劭文〔注〕商谈一九五○年进口订货单、一九五一年财政收支概算问题。
  〔注〕宋劭文,时任中财委财经计划局局长。
  △和聂荣臻联名致电柴军武、倪蔚庭并告高岗、贺晋年〔注1〕:“我们估计延吉图们地区发生较大敌情的可能很少,因此我们在该方面不准备置过大兵力,但东北军区酌情派部队加强该地区的警戒是必要的。请本此意转告金首相〔注2〕。”
  〔注1〕贺晋年,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
  〔注2〕金首相,指金日成。
  △审查海军三年建设计划(草案)后,和聂荣臻约萧劲光、罗舜初〔注〕谈海军建设问题,指出海军现在要集中力量搞好三个修船厂——青岛、上海、黄埔,要求他们把各船厂的情况写成报告。把所需的各类器材开具清单送来,并批准成立招生小组,招收数百名大学生输送给海军、空军院校。
  〔注〕罗舜初,时任海军参谋长。
  8月10日 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为适应空军执行空中运输任务的需要,向苏联购买适合于高空飞行的运输机问题。会后,将研究意见报告毛泽东。二十四日,毛泽东批:“周(恩来)筹备,务于明年一月或二月或三月能有三十架高空机。”
  8月11日 致电高岗:如果东北鼠疫情况不严重,不必轻易请苏联帮助,责成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靠自己力量扑灭。次日,致电高岗、林枫:(一)应将各省防疫队力量集中使用在防鼠疫上面;(二)首先应分配一部力量放在哈尔滨、长春之间以扑灭铁路线上的鼠疫;(三)中央决定拨一部分防疫装备给东北;(四)中共中央东北局、人民政府应指示各级党政机关对防疫工作给予更多的帮助。
  8月12日 起草中央复员委员会的通报,转发《华北复员委员会关于复员整编工作应注意问题的报告》。
  △批示同意教育部关于恢复陶行知生前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请示报告。
  8月14日 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说明印度驻华大使卡瓦拉姆·马达瓦·潘尼迦提出约谈西藏问题的用意,并告拟于本周会见潘尼迦时的谈话内容:“只谈西藏为中国领土,我们很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必须退出西藏。……不但中印之间可以和平相处,即连中印之间的尼泊尔及巴基斯坦等国与中国一样可以和平相处。西藏代表团是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代表,他们应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来商谈和平解决的办法。”当天,毛泽东批:“同意这样办。”
  8月17日 审阅董必武《关于政法系统三个专业会议给政务院党组的请示报告》,并批写意见:(一)“建政工作应以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逐渐做到经过协商推选各级人民政府为中心。城市建政工作亦应以民政部门为主管部门。目前各省市民政部门,应注意把县一级人民代表会议开好,各大城市民政部门应注意把区级人民代表会议开好。”(二)“目前新区正准备进行土改、整理财经、开始建设,在编制上应多于老区。三年后此种情况将有所改善。”(三)各地监狱的归属问题,“尚待与史良部长谈后作合理解决,监狱全归公安部也不合理,应是:监狱归司法部门,看守所归公安部门”。
  △和董必武、罗瑞卿、李维汉〔注〕等研究政法系统三个专业会议尚待解决的问题和尽速成立中央警卫局、在中央军委通讯联络部下设立交通局等事宜。
  〔注〕李维汉,时任政务院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8月18日 主持政务院第四十六次政务会议。在讨论谢觉哉所作的《全国民政会议综合报告》时说:“在一定时期内,民主建政、救济工作和复员工作是民政部门三件主要工作,其中民主建政最主要。”民主建政又以开好县的和大城市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该项工作的重心。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成分中,劳动人民占多数,资产阶级是步数;但在讲话和文件中都要注意少数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民主集中,也才能使绝大多数人团结一致。这次民政会议抓了民主建政,这是对的。公安、司法、民政三部门都担负着保护人民、反对和镇压反革命的任务,只是在分工上各有重心而已。
  8月19日 致电驻印度大使馆代办申健:袁仲贤大使到达新德里后,即可电约以夏古巴为首的西藏代表团到新德里晤谈,由袁说明:“印度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通过其驻北京大使表示对西藏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野心,并说其它国家也不会干涉西藏。”因为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所以“只能由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当局自己商谈,外人不能干涉”。“中央人民政府欢迎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你们要“以极关心极友好的态度助其早日成行,并予以很好的招待为要”。
  8月21日 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注1〕,转报伍云甫〔注2〕《关于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的报告》,拟予以批准,称:“中国红十字会尚有些社会事业基础,特别是医院及卫生人员,我们必须予以接管和维持。”中国红十字会现已改组完毕,拟推李德全、伍云甫二人前往出席日内瓦国际红十字大会。
  〔注1〕任弼时,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注2〕伍云甫,时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秘书长、党组书记,中国红十字会常务理事。
  △和孔原、钟赤兵、滕代远,章伯钧、傅作义等研究船舶进出口的联合检查问题。决定:在各主要进出口岸应设立联合检查会议,以求各部门检查工作的统一配合。在港口、火车站、飞机场,分别以港务局、铁路局、民航局等负责主持。应将防务与检查严格分开,前者由军事、公安部门负责,后者仍由港务局等负责。港口、码头、仓库原则上由港务局统一管理。
  △和滕代远等磋商中苏铁路联运问题。
  8月22日 约廖承志〔注1〕、孔原、南汉宸、王诤〔注2〕等研究华侨眷属福利问题。决定:(一)为了照顾侨汇,不收取“双程邮资”。(二)在厦门等地因物资缺乏而致物价尚未稳定的地点,暂时特准某些物资入口,以便利侨眷。(三)对留用的旧海关人员应进行教育,使其改变过去对人民的不正确态度。对走私必须严禁。
  〔注1〕廖承志,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注2〕王诤,时任邮电部副部长、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
  8月23日 召集中央和东北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磋商东北边防军的人员补充和供给问题。决定:(一)待聂荣臻回京后,再一同与林彪商决。(二)粮食、草料、煤由东北供给。(三)经常费由总后勤部从边防军原来所属的第四野战军中拨出转给东北军区。(四)预算外的一切作战费统由中央支出,东北代付。(五)由于前述原因,东北所增加的货币发行,由中央拨付其所需的棉花、棉纱、布疋作为支出,以换取东北货币回笼。二十四日,周恩来将研究结果函告毛泽东,并将由聂荣臻、杨立三署名的《关于边防军几个补给问题的解决办法》送审,同时说明自己和薄一波认为,为了不使东北货币发行负担过重,应准备提早实行关内外货币统一。当天,毛泽东批准了会议所作的决定。
  △夜,听取雷英夫介绍中央军委作战局〔注〕关于朝鲜战局的研究结果:敌军可能在仁川、元山、南浦等地登陆,以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周恩来认为:这是朝鲜战局带关键性的问题,值得重视。随即带雷前往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指出:作战局的分析和判断有道理、很重要。为此,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周恩来决定:(一)检查督促东北边防军各项战备工作情况,严令其务必在九月底以前完成二,切作战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动。(二)将敌军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的情况告诉朝鲜和苏联政府,并告朝鲜对此应有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三)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要密切注视朝鲜战局的变化。
  〔注〕当时中央军委作战局局长由中央军委作战郝部长李涛兼任,副局长为张清化、张水发、雷英夫。
  8月24日 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作题为《建设与团结》的报告,说:国家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要“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但是,“道路是要我们一步一步去走的”。“我们所接收的旧中国满目创痍,是一个破烂摊子。”应当看到,“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必须先打好基础才行”。“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因此,我们“还需要经过三五年困难阶段,也就是恢复、整顿、调查和有重点地建设阶段,然后才能在全国规模上进行建设”。现在“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第二,修筑铁路。”“第三,制造化学肥料。”“单说这几件大事,都需要科学家的努力。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为了有效地工作,科学家必须团结,必须破除九户之见,“发挥集体主义的精神,打破个人主义的小圈子,群策群力,与群众结合,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雅·亚·马立克、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政府,并“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及其它属于中国的领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部队”。
  8月25日 主持政务院第四十七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史良作的《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的综合报告》时发言,阐释司法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它“是镇压反动、保护人民和惩罚犯罪、保护善良的”。当前司法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是镇压反革命活动,其次是处理破坏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案件,再次才是处理人民中间的纠纷。司法部门要有政策观念,对反革命宽大无边是不对的,必须纠正;对犯罪者,只强调教育改造,也不对,也必须纠正。镇压与宽大、惩罚与教育必须结合起来做,才能达到瓦解敌人、改造罪犯的目的。还指出;新旧法律的根本区别在于,新法律是根据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对中国的阶级关系、社会经济关系等实际情况的分析制定的,而旧法律正好相反。在听取郭沫若作《中国人民代表团参加朝鲜解放五周年庆典经过的报告》后发言:朝鲜民族是勤劳而勇敢的民族,与中华民族有着血肉关系。朝鲜人民帮助过中国人民。现在朝鲜人民正抵抗着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这是替亚洲人民打头阵、当先锋。朝鲜战争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朝鲜人民将要长期作战。我们应支持他们,坚决帮助他们。
  △致电高岗、贺晋年并告倪志亮:有关同朝鲜的对外交涉事宜,“应先电中央批准,经外交部系统统一办理,不要直接电令大使馆,以免分歧”。
  8月25日—9月12日 根据毛泽东根治淮河的指示精神,参加水利部召开的治淮会议,多次听取汇报,针对会上发生的蓄泄之争,就治淮工作的方针问题提出指导意见。会议分析研究了淮河的最大流量和淮河各段的危险水位,决定以“蓄泄兼筹”为治淮方针,确定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会议还制定了淮河上中下游的治理步骤。
  8月26日 主持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在会上报告朝鲜战争形势、我们肩负的任务和应做的各项准备工作等。指出: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作为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因此,朝鲜确实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现在我们对于朝鲜不仅看作是兄弟国家的问题,看作与我国东北相连接有利害关系的问题,还应看作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这就给了我们新的课题一一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采取积极态度,将东北边防军组织起来。根据两月来的作战情况,不能不设想战争的长期化,要准备在长期化上逐渐消灭敌人。我们这次作战是对付美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单单对付李承晚伪军,这更需要我们加紧和加强准备工作。一切都要充分准备好,要一出手就胜。美帝国主义目前要发动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它的战线过长,运输线太远,战斗力太弱。它克服这些弱点,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在我们方面,就要将它发起的战争,一个一个地打下去。使它不能发展为大规模的战争。这样,它就更难发动世界大战。即使发动起来。我们也有把握很快地将它击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军事建设应有一个较长远的计划。今天必须先订出一个短期的至少三年的作为准备阶段的建军计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发展胜利和巩固胜利。朱德、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东北边防军、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海军、空军、有关兵种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在备战阶段,周恩来提出了“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供应”的方针。
  △就新疆交通厅擅自派人去苏联商谈中苏在新疆与阿拉木图间通邮通报,并已签订临时通报协议一事,致电鲍尔汉、王震〔注〕并告彭德怀,这样做已超出中央规定的地方职权范围,应速行检讨并查明责任电告政务院。“中央早已规定,各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中央许可,绝对不许进行对外谈判。”
  〔注〕王震,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致电赖伊:“时至今日,联合国仍容留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在联合国的各个机构之内”。“这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而且漠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正义要求”。现在,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五届联大的首席代表,李一氓、周士第、冀朝鼎、孟用潜为代表。请即转达有关各方。
  8月27日 和李富春致电高岗:(一)基本上同意关于东北与全国结合制订计划的意见。(二)“东北同志来京参加订计划,只能是与全国结合,确定方针、任务及重大的控制数字,及与全国重大生产项目的平衡数字等的计划纲要,然后据此回东北再制订详细计划。”(三)“关于财政、贸易、金融、农林各方面,均望于月底前各来一二人,并带明年的初步计划来。”
  △就本日美国侵朝空军侵犯中国领空事,致电高岗、贺晋年等:“请令东北各地尤其是滑朝鲜边境各地及各空军基地严格防空,严格监视美机越境事件,按日分别次数、时间、种类、数目及有无扫射乃至轰炸等行为,并其损害结果,经东北军区电告军委。”
  △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抗议美国侵朝军用飞机侵入我国领空并沿鸭绿江北岸射杀我国人民。要求美国政府惩办肇事者并赔偿一切损失。
  △致电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制裁美国侵朝军队派遣军用飞机侵犯我国领空,并采取措施使美国撤退其侵朝军队。三十日,再次致电安理会,抗议美国侵朝军用飞机继续侵入我领空,杀伤我国人民,要求安理会制止美国侵朝军队扩大侵略的行为。
  △致电邓子恢:“陈铭枢〔注〕将于下月初赴中南开会,并就农林部长职。”陈所提许子威、朱江户二人,可同意调赴中南;陈要求带樊扯渊、李任奎及李家友三人去中南,并在农林部任职。“似均可接受陈的要求,予以任用。”二十九日,会见即将南下赴任的陈铭枢。
  〔注〕陈铭枢,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8月28日 致电饶漱石:“水利部召开之治淮会议,已于本月二十五日开幕。各有关地区均已派负责人员到会。苏北未派负责人来,望即派苏北区党委书记或行署主任来京,共商治淮计划。”
  △约陈郁、姚依林等商谈中财委派人赴苏联参观学习事宜,议定在人选问题上应不分党派,能有党外人士参加,更能体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8月29日 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对在押的日本和伪满洲国战犯,在生活标准上要接国际惯例分级别管理,要尊重他们的人格。
  8月30日 为继续争取西藏代表团早日到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致电申健:袁仲贤大使九月中旬方可抵达加尔各答,如待他约见西藏代表团就太晚了,“故应由你以代办身分电约西藏代表团迅即至新德里面谈前来北京问题”。“关于此点,我们将于八月三十一日面告潘尼迦大使,并告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康西部预定的行动即将开始,我们很希望西藏代表团在九月中旬就能赶到北京,以利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西藏代表团如在得电后即来新德里商谈,望即根据我八月十九日去电内容欢迎西藏代表团立即动身乘飞机经香港来北京。”
  △约黄敬谈海河工程。
  8月31日 鉴于香港政府限制中国在港对外贸易,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南局并华南分局电:“为统一我对外贸易步骤,以利于冲破这种限制,最近中央贸易部邀集香港方面我各单位贸易机构的负责人来北京商讨各贸易机构的联合经营、统一领导问题,已得出一致结论,并提出《关于香港各单位贸易机构统一方案》。”“中央现批准该方案,并发给你们,望即照此执行,以利对外贸易斗争。”
  △召集薄一波、叶季壮、滕代远、南汉宸等开会,研究外汇的合理利用问题。商定;在目前外汇仍在积压并由此带来较多的贬值损失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对策是扩大进口。除扩大必需品输入外,尚可大量供给私商外汇,鼓励输入汽车、汽油甚至铁路设备等,引导私人资本来发展国内生产、交通事业。对资本主义国家应有区别地同它们做生意。还可以继续地逐步降低外汇牌价,特别是降低港币与其它外汇的比价。对苏联非贸易汇兑协定应尽快签订。
  △批准公安部《关于建立边防组织计划(草案)》。《计划(草案)》规定:组建的边防公安武装将直接受各省、自治区边防局或分局领导,该组织编制与人民解放军相同。
  8月下旬 和杨立三会见准备前往沈阳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的李聚奎,针对他提出的将已准备好的军用物资先期运到朝鲜隐蔽起来的建议说:出国作战,关系重大。部队什么时候过江,什么时候打,现在说不准。为了保密起见,物资先不要过江,而要抓紧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8月下旬—9月初 多次召集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开会,商谈加强东北边防军问题,并起草《关于加强边防军的计划》。《计划》决定将东北边防军兵力逐渐增加到十一个军三十六个师,分为第一、第二、第三共三线部队,连特种兵部队、后勤部队共约七十万兵力。第一线五个军十五个师,除东北十三兵团四个军外,再从中南军区调五十军集中东北;第二线三个军十二个师,从华东军区调九兵团于十月底集中济南至徐州一段;第三线三个军九个师,调西北军区十九兵团于年底集中。《计划》对边防军兵员补充、步兵师武器调整、弹药补充和后方勤务等重要事项作了详细规定。这期间,周恩来分别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就高岗八月三十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各项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就东北南满地区工业设备的迁移问题。和陈云、李富春、聂荣臻等进行磋商,“均认为从目前形势看,以加强积极防御较消极防御为好;从迁移本身看来,大搬(鞍山,抚顺、本溪等)不可能,小搬可根据实际可能,分别现在就搬、布置好了再搬、等到非搬不可再搬三类,以及搬往北满或搬一部分到关内两方面着手”。九月三日,将《计划》要点和对高岗所提问题的会商结果函告毛泽东、刘少奇。
  9月1日 主持政务院第四十八次政务会议。在会上作关于设立政务院华北事务部的说明,指出:在华北五省二市上面不需要设立大行政区机构,但需要设立华北事务部这样一个幕僚性的工作机构,为政务院一个直属单位,负责联系、调查、帮助政务院对五省二市的领导。在讨论罗瑞卿作的《公安部关于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综合报告》时说:中国的旧警察是旧政府、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对这个工具一定要加以粉碎。但旧警察中的多数是为了混饭吃才干这一行的,受过法西斯训练的并不多,因此是可以改造,而且应该改造的。我们应该告诉他们,只要你学习,愿意改造,就一定有前途。不会被裁减。今后,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应加强对公安工作的领导,多吸收工农劳动者和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公安工作,增加骨干力量,同时建立奖惩制度。会议决定政务院增设人事部、华北事务部,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
  9月2日 约董必武、薄一波、傅作义等开会,研究治淮计划。会议决定:(一)治淮必须江苏、安徽、河南三省同时动手,做到专家、群众和政府三者结合,新式专家和土专家相结合。(二)到九月订出动员和勘探的具体计划,十月动工。以三年为期,根除淮河水患。
  △约苏联军事副总顾问柯多夫、顾问康托夫等商量为加强东北边防军而需要苏联提供武器装备问题,并向苏联政府提出订货计划。十一日,再次会见柯多夫、康托夫,得悉苏联政府本日答复可以满足中方的订货需要。
  △为组建更多的空军部队,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指示空军设法在航空学校第二期学员毕业后,即组建一个建制为三十团的喷气式歼击机航空师。
  9月5日前 和郑洞国〔注〕谈话,向他了解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军队在缅甸同日本侵略军作战时的战斗力状况。
  〔注〕郑洞国,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五月为驻印度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军长。
  9月5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会上作《外交报告》,指出:由于美国的干涉,朝鲜战争将走向持久的局面。美国在侵略台湾,朝鲜后,又入侵我国领空,射杀我国人民,目的不外是想对我国边疆的防备力量做一个试探与侦察,结果碰了一个钉子。我们要充分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最近我国已向所有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派出了大使,这将加强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外交活动。我们不仅要同已建交国家开展贸易活动,同时对于那些尚未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要它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平等互利的原则,我们也愿意和它们建立通商贸易关系。会议批准在政务院下增设人事部(安子文为部长)、华北事务部(刘澜涛为部长)。
  9月6日 主持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会议,研究制订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和一九五一年的财政收支概算。七日,将会议研究情况函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并告:(一)政府系统的整风,“现各部门正在开始进行,集中注意力检查领导骨干及各部门本身业务中有关思想、政策、关系、作风的缺点和错误。预计十一月可先后结束”。(二)“九月二十日前后可对政府各部门编制人员、开支收入及房屋器材的精简节约作出结论,然后向全国推广。”
  △在马叙伦〔注〕《关于处理北京私立辅仁大学问题的报告》上批:我们对待教会设立的学校的原则是,在遵守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及《共同纲领》的条件下,可以继续办下去。教会与学校的关系,只是协助经费及主持宗教选科的关系。学校课堂、礼堂中不容许做礼拜。学校中可以设立宗教选科,圣言会可以保留,但学校人事和行政方面,绝不容许教会干涉。教会可以开除它认为所谓背叛教义的教徒的教籍,但绝不容许干涉这些教徒的教授地位。
  〔注〕马叙伦,时任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
  9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财委指示:“同意你们批准永利、久大两公司与政府合营的要求,但一切具体商谈仍应采取明确而又审慎的方针。”
  △在师哲〔注1〕反映北京市立第三医院医疗作风上存在问题的信上批示贺诚、苏井观,傅连暲〔注2〕:这所医院“不论归谁管辖均应予以严格检查。如旧人员多,应加以严格政治教育并加派我们的医务人员去加强。凡不称职或敷衍失职者,必须撤换或加以处分”。
  〔注1〕师哲,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兼中央编译局局长。
  〔注2〕贺诚、苏井观、博连璋,当时均任卫生部副部长。
  9月8日 主持政务院第四十九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李德全作的《卫生部关于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时发言:中医现在登记的有九万,实际要超过此数,西医才有二万,两者人数相差很多。中医是中国土生的,它有治病经验,并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但医理没有西医科学;西医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和必要,要把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国医生少,西医更少,而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医生。我们要使“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并推动中西医的团结。中西医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扩大医疗队伍,更好地为人民治病。团结的主要责任在西医方面。在讨论南汉宸作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的报告》时指出:从本质上看,银行应该是属于国营的。但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为了照顾私营银钱业起见,没有把全部银行国有化。国家对于私营银钱业既要指导,也要严格管理,不准投机倒把。会议批准这两个报告。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申健电:“对西藏代表团应促其早日前来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一章,是我们商谈的根据;解放军进入西藏,驱除国民党的影响,保卫国防,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概维现状,达赖活佛的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是我们商谈的主要内容。”“代表团愈早到京,愈会有利于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相信中央与西藏一定会很好合作的。”
  △夜,听取奉命回国的柴军武汇报目前朝鲜战场敌友态势和朝鲜后方的有关情况。二十日,约见柴军武,要他尽快偕张明远、崔醒农、何凌登、汤敬仲、黎非五人以武官名义前往朝鲜勘察地形和深入了解战况。
  △签署《政务院关于新解放区征收农业税的指示》。《指示》指出:新解放区即将开始的这项工作,“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联到巩固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广大人口的负担问题”。已颁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是根据新解放区一般情况,特别是还没有经过土地改革的情况,同时又参考去年征粮经验,加以制订的”。“根据这个条例,农业税的税率降低了”,“各阶层的负担比例更趋于公平合理,对地主也有了适当的照顾”。各级政府必须严格遵守政策,“不得擅自改变征收税率,不得自由加重负担,层层加派,亦不得夸大困难,借故减少应征数字”。
  9月9日 接见印度大使潘尼迦,就他说明印度政府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曾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交换意见一事,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参加联合国,这是一件无可争辩的事情。其所以不能通过,唯一的原因就是美国的阻挠。美国现在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如果它不加阻挠,中国就能进入联合国。至于所谓“攻击”问题,恰巧是美国攻击了中国。然后中国才攻击美国。谁占领了台湾呢?是美国第七舰队和它的空军。当然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都要反对。要中国人民不反对美国,美国政府应改变其侵略政策。
  9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南京市委并中共中央华东局电:“南京初解放时,各前外国大、公使馆门口都设有武装警戒,何时取消,中央并不知道。现前埃及代办处既发生匪徒劫案,亦可能引起特务对外国使馆施行挑衅阴谋,故对各前外国大、公使馆仍应恢复武装守卫门口办法。”
  9月12日 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华东军区所提沿海防务的各项问题和加强东北边防军方案的实施问题。
  △致刘伯承、邓小平并陈赓、宋任穷电:“根据中苏贸易协定,我国今年需要交苏联五千吨钢,根据中贸部报告,以现有生产情况,实难完成。”为了实现交货任务,“拟即由中财委派专家陪同苏联专家来云南实地勘察,研究改善生产并解决运输问题”。请你们“转告当地有关机关,尽一切可能对有关资金、干部、技术、物资等问题多予帮助,务必能达到交货五千吨”。
  9月13日 就毛泽东十二日来信提出政法系统各部门除李维汉管的民委外,其余部门一年来未向中央报告工作情况,中财委、文委系统有的部门也如此事,复信毛泽东:政法系统最近开了内务、司法、公安三个专业会议。会后,“我即催促他们党组作报告,三个报告均已送到,因我对他们报告有些意见,故尚未送中央传阅(三个报告明日送上)“这个耽误责任在我不在他们”。政府党组已发通知催促其它部门向中央作报告,“有的已送来,有的仍在催促中”。
  9月14日 在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执委扩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介绍朝鲜战争形势,着重阐述关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的条件。并说,在两三年之内,恢复经济的工作做好了,知识分子便不是失业的问题,而是不够用的问题了。训练、培养大批妇女知识分子,是妇女进一步解放的关键。
  9月15日 主持政务院第五十次政务会议,并在讨论《全国火柴工业会议总结报告》、《全国橡胶工业会议总结报告》时指出:应该开展行业间的竞争,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反对租制滥造。
  △致潘汉年、夏衍〔注1〕转吴耀宗电:“先生为发表宣言〔注2〕,推动各方,备极勤劳,至可感佩。此项文件,拟予全部发表,并由《人民日报》为文赞助,以广影响。”
  〔注1〕潘汉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夏衍,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注2〕指《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教会革新宣言。
  △侵朝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
  9月16日 召集杨立三、张令彬、戎子和〔注〕商议一九五一年军费预算问题。
  〔注〕张令彬,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戎子和,时任财政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9月19日 复袁仲贤十七日来电:“你与西藏代表团的谈话甚妥。”如代表团行期已定,“只需帮助他们按时动身即可”。“如该团尚迟疑不决,你可邀其团长来馆告以‘中央人民政府约你们在九月中旬前往北京之限期已过,而刘伯承将军部队依原定计划在西康西部的行动,西藏方面必生疑虑;欲解除此虑,只有西藏代表团早日去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别无他途。’看他们如何回答,再作定夺。”
  9月20日 就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企图从南北两面夹击朝鲜人民军主力一事,致电倪志亮转金日成:(一)“你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二)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敌人如果占领汉城则人民军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三)“人民军主力似宜集结机动,寻敌弱点,分割歼灭敌人。”(四)在打法上,建议“集中兵力,每一次作战以少数兵力及火力分路钳制多数敌人,而以多数兵力(三至五倍)及火力(二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围歼被我分割的少数敌人(例如一个团)”。(五)“在持久战的原则下,必须充分估计到困难方面。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和使用。必须处处作长期打算,防止下级发生孤注一掷的情绪。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朝鲜人民军则速决既不可能,惟有以持久战争取胜利。”不久,金日成回电表示同意。
  9月21日 约傅作义、李葆华谈话,要他们加紧督促实施治淮工程计划。
  9月22日 接二十一日晚毛泽东关于“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的批示后,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说明关于治淮的两份文件已送华东、中南军政委员会审议,待饶漱石、邓子恢十月初来京时再作最后决定;至于治淮工程计划,则已由水利部及各地开始付之实施,因时机不容再误。
  △致信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并转傅作义、李葆华、张含英:为了保证治准工程计划的顺利实施,“凡紧急工程依照计划需提前拨款者,亦望水利部呈报中财委核支,凡需经政务院令各部门各地方调拨人员物资者,望水利部迅即代理文电交(政务)院核发”。
  9月26日 在欢迎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的宴会上致词,祝英雄模范们在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和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中更加努力。
  9月27日 和薄一波联名签署《关于编造一九五一年度财政收支预算的指示》。《指示》规定,本年度的财政体制为:“在统一集中的总方针下,采取中央、大行政区、省(市)三级的分工管理制度”。预算编造年度用历年制,即从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为一年度。
  △致电赖伊等,控诉美国政府破坏我国航行权的侵略暴行,要求联合国大会立即将此案与我国控诉美机侵犯我国领空案一并列入大会议事日程,接纳我国代表出席陈述意见和参加讨论。
  △为适应形势需要,加强空军建设,召集刘亚楼、王秉璋〔注〕商议有计划地向苏联订购各类军用飞机事宜。
  〔注〕王秉璋,时任空军参谋长。
  9月30日 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国庆节庆祝大会,作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在说明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时指出:一年来,中国人民从全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美国所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共二百○三个师,约二百一十八万人。这样,使中国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正的统一,“人民自己成了中国土地上的主人,而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就从此永远不可挽回地被推翻了”。在介绍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准备土地改革工作的情况时强调:“对人民的民主需要继续扩大,而对反动派的专政则需要继续加强。”“目前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在中国新解放区实施土地改革。”“这是紧接着人民解放战争而来的中国第二场最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论述统一财政和恢复经济的问题时说:“扭转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罪恶统治所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的极端混乱危险状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最迫切的任务”。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趋于稳定,还不是我国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为了达到根本好转,除了必须完成土地改革,大量地节减国家机构所需要的经费以外,还必须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使它从适应囤积投机的活动转变为适应于生产的有计划的恢复和发展。”“中国的经济恢复将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然后才能转入有系统的发展。在这三五年内,我们应当集中力量于几个重点的发展”,即国家的经济投资“将着重用在发展工农业所首先需要的水利事业、铁道事业和交通事业方面,用在农业和纺织业方面,用在一切工业所首先需要的燃料工业、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方面”。讲话针对朝鲜战争,郑重声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互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它五个协定的批准书。
  10月1日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出席首都四十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
  △为国庆一周年题词:“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胜利而奋斗”。
  △夜,致电倪志亮并转金日成:朝鲜人民军“一方面军八个师既已被隔断,请考虑有无可能将该八个师分为两部分:以四个师将笨重武器破坏,分成许多小的支队,从敌人间隙中分路撤至三八线以北;而以四个师在南朝鲜分为许多小支队,依靠人民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大股敌人,使其不能北进”。“你们的军队必须迅速北撤,愈快愈好。”次日,再电倪志亮,强调:请告金日成,除照前电精神“尽可能将被敌人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10月3日 凌晨一时,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就朝鲜战争问题再次郑重地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尽管在三外长会议中有了协议,不经联合国同意,不得越过三八线,但是美国政府不一定受其约束。”“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潘尼迦表示,他将把中国政府的立场即刻报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随后,尼赫鲁转告了美国。
  △会见来北京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内务相朴一禹,就朝鲜作战的各项问题交换意见。
  10月4日 致电倪志亮:“根据目前情况,我武官观察组不要去三八线以南,应分为两个小组:一个调查平壤附近度平壤安东线、平壤辑安线的各种情况;一个调查平壤元山线及其以北山区的各种情况,平壤元山线至三八线之间的情况如有可能亦应略作调查,但勿深入。”
  10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出兵援助朝鲜问题,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援朝的主张。
  10月6日 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商议部署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指出;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主持政务院第五十三次会议。在讨论孔原作的《全国海关关务会议总结报告》时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大门的钥匙。”“设关的问题,应根据实际需要和有关原则来设或不设。”“对于旧海关制度,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一方面。它是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统治的产物”。“不能像工厂的房产那样,整套地接收过来”,如海关的待遇和人事制度,我们不能接受,必须否定。但是,另一方面,旧海关有许多业务行政管理制度和技术方法是有用的,我们要接收过来,并加以改造。在讨论马叙伦作的《关于处理北京私立辅仁大学问题的报告》时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军事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军事和政治的侵略已经失败,经济和文化的特权还存在着,这些特权我们必须有步骤地收回。对辅仁大学事件〔注〕,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必须将其教育权和财产权收回。但对别的教会学校,可以允许继续自办,如有类似辅仁大学情况的,也照此办理。
  〔注〕指这年六月该校发生的教会势力公开反对中国政府教育政策的事件。
  10月8日 代表中共中央,和林彪前往苏联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及向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问题。
  △毛泽东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10日 抵达莫斯科。
  10月11日 午后,和林彪抵达苏联高加索黑海边的克里米亚,同在此休养的斯大林会谈。会谈中,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要否出兵援朝问题的情况,说明中国的实际困难,提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洞时要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首先是陆军轻武器的制造蓝图供中国仿造。斯大林表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出动空军支持志愿军的作战。会谈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明了会谈情况。十二日,周恩来飞返莫斯科。
  10月13日 收到毛泽东来电。电文告知:中央政治局在收到联名电后再次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政治局全体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电文还要求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同苏联领导人商议:(一)苏联援助中国军事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使我国财政预算能“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二)“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本日夜,约见莫洛托夫,转告毛泽东来电内容,要求立即报告斯大林。
  10月14日 根据毛泽东十三日电和斯大林十四日复电内容,致电斯大林,提出八个问题请求答复。其中有:“苏联政府除派出志愿空军参加在朝鲜的作战〔注〕外,可否加派掩护空军驻扎于中国近海各大城市?”“苏联政府的援助,除飞机,坦克、炮类及海军器材外,中国政府请求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及其它兵工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订货的条件。”并随电附上中国政府第一批关于各种炮类及其附属器材的订货单。
  〔注〕苏联政府派出志愿空军参加在朝鲜的作战,指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
  △收到毛泽东三时来电。电文介绍了朝鲜前线敌友的最新情况和我志愿军出动后的初步考虑,并指出:志愿军出动后,拟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岳地区组织防御。“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如此,则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并等候苏联空军到来,然后再打”。电文再次提出十三日电中需要苏联政府明确答复的两个问题。随后,又收到毛泽东二十一时半通报志愿军出动时间和整个部署的来电。周恩来迅速将这两个电报内容通知了斯大林。斯大林要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政务院颁布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
  10月18日 返抵北京。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再次研究出兵援朝问题的中共中央会议,介绍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谈出兵援朝等问题的情况。鉴于斯大林虽不同意出动苏联空军入朝掩护志愿军作战,但毕竟答应给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会议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于十九日入朝作战。
  △致电联合国,抗议美国侵朝飞机十月十三日、十四日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要求安理会制止美国扩大侵略的行为。
  10月19日 致电柴军武:今后“大使馆工作重点仍应随朝政府行动,与朝政府保持联络”。
  10月21日、23日 邀郭沫若、马叙伦、章伯钧、王昆仑座谈抗美援朝问题,听取意见,回答问题,指出一部分人中存在着亲美、崇美、恐美和对中朝两国力量估计不足的错误思想。最后,大家在抗美援朝问题上取得共识。
  10月23日 就本月二日赖伊通知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一事,复电赖伊:中国政府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出席安理会讨论中国所提出的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此后,召集伍、乔等代表团主要成员开会,确定联合国之行的政策方针,交待出国前应做的准备工作和出国后的任务。
  10月24日 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作《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的报告。说:由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使朝鲜问题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处在困难时期,迫切需要国际的援助。也必须得到国际的援助。因为:第一,“只有朝鲜胜利了,和平阵营才不会被打开一个缺口”。第二,“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所以,从朝鲜在东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展望来说,我们不能不援助;从唇齿相依的关系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援助。这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我们如坐视不救,敌人必然继续前进,咄咄逼人,直到鸭绿江边,然后再做第二步文章。”“所以我们要理,要管。”“只有管,才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不过,同时“我们在国内要镇压敌特的捣乱,巩固广大人民内部的团结,经济建设不能停止,重工业要有重点地恢复,水利、铁道、纺织这几方面的建设要不动摇地进行。并且要照顾到人民生活的改善”。
  10月2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战役开始。这次战役至十一月五日结束,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将敌人赶到了清川江以南。
  10月26日 约聂荣臻、萧劲光等审查向苏联提出的中国海军所需装备的订货计划。
  △为毛泽东起草致菲利波夫〔注〕电:由于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为建设海军,我们亟需从苏联获得海军装备,因此,我提议即粮我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偕参谋长罗舜初、顾问顾济民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海军方面负责人磋商我国海军建设问题及其所需装备的订货事宜。
  〔注〕菲利波夫,斯大林代称。
  △审定并批发《中共中央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指示》说:“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其主要内容是:“(一)我们对美军扩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二)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
  10月28日 和刘少奇、朱德、彭真抬二十七日逝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遗体入棺,并和毛泽东、刘少奇等执绋,将灵柩移至劳动人民文化宫灵堂。三十日,送殡至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
  △签署《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指示》说:“书籍杂志的出版、发行、印刷,是与国家建设事业、人民文化生活极关重要的政治工作。”出版总署是指导和管理全国出版事业的总机关,其工作职责在于着重实行对于全国公私营出版事业的领导,“按时提出全国出版事业的总方针,以利于各公私营书刊出版、发行、印刷机构在统一的方针下分工合作”。今后,“出版总署应当推动和组织报纸、杂志、广播中关于出版物的介绍批评的工作,对于优良的、切合需要的出版物应予奖励,对于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出版物应使之渐次淘汰”。
  △签发通知:在东北目前备战期间,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不得再向东北抽调干部;中央党政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需要向军队抽调干部时,应一律经过中央组织部或人事部统一向中央军委提出,不要直接向军队要干部。
  10月30日 和苏联军事总顾问沙哈罗夫商谈我国飞机修理厂和飞机引擎制造厂的建设问题,说明:我们计划在东北现有工厂的基础上进行兴建,拟分两步走,首先做到能够装备和修理飞机,制造某些飞机零件,待将来条件成熟后再发展为飞机制造厂。建议苏联先派设计组来我国实地考察,然后提出建设计划。沙哈罗夫同意这一建议,并告菲利波夫已复电同意萧劲光等去苏联商谈中国海军建设问题。当晚,周恩来将所谈情况函告毛泽东。
  10月31日 召集聂荣臻、薄一波、李立三、罗瑞卿、杨尚昆、刘仁〔注〕开会,商谈全国防空工作问题。会议决定:(一)在敌人未发动空袭之前,先成立防空筹委会,研究和计划全国防空工作的各项准备。筹委会由周恩来、彭真、聂荣臻、薄一波、李立三组成,李立三兼秘书长、杨尚昆任副秘书长。一旦敌人发动全面空袭,即成立公开的防空委员会,并按预定计划进行教育、动员和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二)防空工作应坚持的原则是:一般人员和普通物资均不作远距离的疏散;人民防空组织与训练,需要马上着手进行,但不要使惊动面太大,可先召开人民防空训练班;军事上的防空,由中央军委防空司令部拟订计划,经批准后实施。
  〔注〕刘仁,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
  11月1日 致信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外交部修建太费,必须节俭。东楼应停止装饰。西楼不得加修,只修缮其破漏者。一切家具,不许购买。”
  11月3日 主持政务院第五十七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傅作义作的《关于治理淮河问题的报告》时发言:尽管长江、淮河、黄河、汉水都有水灾,但是淮灾最急,是非治不可的,“而且要治黄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有更大的计划,不是一年内勘测得清楚的”。因此,国家在抗美援朝军费开支骤增、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中财委仍然拨款大力支持治淮。根据国家财力、物力等实际情况,治理淮河的原则是:“一、统筹兼顾,标本兼施”;“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三、分期完成,加紧进行”,“四、集中领导,分工合作”;“五、以工代赈,重点治淮”。“治淮总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为主。从水量的处理来说,主要还是泄水,以泄洪入海为主,泄不出的才蓄起来。”“这次治水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并且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
  △签署《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指示》说:(一)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切实地采取必要办法,“使人民司法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有系统地逐步地建立和健全起来”;(二)“为了正确地从事人民司法工作的建设,首先必须划清新旧法律的原则界限。”(三)“人民司法工作的当前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动,保护人民。”(四)“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坚强干部作为骨干,并须教育他们重视司法工作。帮助他们提高政策水平。”(五)“今后司法经费,由国库开支;所有司法罚款、没收财产等收入,均应统一缴归国库。”
  △为了做好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的工作,致函杨立三、贺诚:同意你们本月二日关于建立有十万床位的医院的部署,望督促这一计划的完成。同时应准备制订明年第一季度建立第二批有十万床位的医院的计划。
  11月4日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宣言,阐明中国人民对于朝鲜问题的严正立场:“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自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为了保证及时将抗美援朝军用物资运到前线,致函杨立三、滕代远并告陈云、薄一波:(一)各部门所提运输计划必须具体,“并得负责机关批准后才接收任务”。(二)所有军事运输计划必须经中财委批准。“两种计划超过实施可能时,应先军用后财经”;如遇特殊情况而发生孰先孰后问题时,“得提交我来解决”。(三)“今年内整个运输计划,已责成杨立三于两日内拟好军运计划,至本月七日召集军事、财经两方面一道开会解决。”
  △审定中央军委致华东军区负责人陈毅、饶漱石、唐亮、张爱萍〔注〕电。电文说:为了加速空军建设,以应目前形势的需要,现将由华东准备调出改为炮兵的四个师改调给空军,“作为今冬建设六个师的机构和部队”。
  〔注〕陈毅,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唐亮,时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爱萍,时任华东军区参谋长。
  11月5日 起草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由于我人民解放军步兵武器的主要来源,过去是缴自敌方,枪炮口径极其杂乱,弹药生产相当困难。为解决我入朝部队即将发生的困难,请供给我国三十六个师的步兵轻武器装备。电文于六日发出。九日,周恩来会见沙哈罗夫,得知菲利波夫复电同意供给中国所需步兵武器,将于翌年一二月内交货。请沙哈罗夫电催中国所购第一批汽车务于十一月内运到,“现时汽车第一,坦克、大炮都可以放在汽车后头”运来。
  △约陈云、薄一波、聂荣臻、滕代远、叶季壮、杨立三、贺诚、张令彬、刘澜涛、安子文、刘鼎〔注〕等研究东北支前工作。
  〔注〕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华北事务部部长;刘鼎,时任重工部副部长。
  △派张令彬于六日前往东北实地调查了解志愿军出国后在后勤供应上存在的问题,并就所审改的解决方案,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在给东北军区负责人的信中说:解决方案“凡有不妥、不实或隔靴搔痒之处,请当面指出,以便改正”。“只要东北提出要求,我们愿全力以赴,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张令彬回京后,即听取张的汇报,并对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办法。
  △派刘亚楼本日晚去东北,向高岗、李富春面报空军在东北的部署问题。
  11月6日 颁发《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这之前,在同廖承志、李初梨、彭光涵〔注〕研究修改该《处理办法(草案)》时说:土地改革是一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大革命。大多数华侨是由于在旧中国不堪忍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无法生活才背井离乡,出走异国的,或者被当作“猪仔”贩到国外的。大多数华侨眷属在土改中会得到好处,他们会拥护土改的。但估计还有百分之二至四的华侨地主,他们的土地要被没收分配,这些人是不会满意的。如果我们在华侨地主的房屋问题上给以照顾,就会波而不动,这对我们团结国外华侨有好处,而且他们的房子大都是用寄回的侨汇盖的,不是封建剥削来的,要把这些情况向干部和农民讲清楚。据此精神,修改后颁发的《处理办法》对华侨的一些特殊情况给予了照顾。
  〔注〕李初梨,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彭光涵,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
  △为了精简机构,和毛泽东批准撤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办事机构,决定政府委员会开会、举行招待宴会和典礼等项工作转由政务院负责办理。
  11月上中旬 三次召集刘伯承、陈士榘〔注〕等陆军大学筹委会成员开会,磋商陆大的筹建事宜。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大的指示,共同研究办学的方针原则、学校的编制与主要领导干部配备、正式校名与校址确定和军事、政治、文化课的具体内容等问题。综合刘伯承等的建议和意见,周恩来确定:(一)为了方便学校今后增设海军系和空军系,将原拟陆大的校名正式定为军事学院;(二)校址暂设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待条件成熟后再迁北京;(三)以华北、华东军政大学一部分干部作基础,依靠华东军区组织军事学院各级机构。并且指出:搞现代化的军事建设和现代化的军事学院,我们都没有经验。军事学院的办校方针,仍然是抗大的方针,要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把人民解放军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同时,需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外国现代军事科学。要努力把这两方面的知识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最后责成刘伯承召集筹委会成员根据三次会议精神,尽快写出一个办校的综合意见。
  〔注〕陈士榘,时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
  △和朱德指导召开全军军事院校和部队训练会议。会后,召集军训部部长萧克等讨论修改了《关于军事学校建设与军队训练问题》的报告。
  11月7日 致函中共中央书记处:“为从弼时同志死非其时的沉痛损失中取得教训,并接受同志们的建议,我提议在中央书记处下成立中央保健组”,“管理和检查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及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的健康状况,并指导专门医生对上述各项负责同志按期进行检查工作或实行诊断工作”。九日,在京其它书记处成员一致同意成立中央保健组。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的通知,转发十月三十一日中财委关于限期清理企业资产、确定资金的建议。
  11月9日 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聂荣臻:目前关内外运输极端拥挤,北上的部队和后勤物资赶着出关,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和生活物资也需要运输方能控制物价,“故连日开会,规定运输计划,保证军事第一,贸易第二”。
  △和张闻天、伍修权、章汉夫、乔冠华、龚澎〔注〕等研究起草外交部发言人声明,驳斥“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诬蔑和美国代表奥斯汀在安理会上的声明。十一月十一日,外交部发言人声明广播。
  〔注〕龚澎,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11月10日 致电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郭沫若:中国人民委托你们向大会转达如下要求:(一)制止美国和其它国家侵略朝鲜的战争,要求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侵略军。(二)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任何干涉。(三)要求宣布麦克阿瑟是战争贩子。(四)坚决反对原子武器的使用。(五)要求世界各国同时裁减军备,建立有效的管制。根据以上精神,十八日,郭沫若在大会发言时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五项纲要。
  11月11日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后,为防止美国军队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空袭,在人民防空训练班上讲话,指出:要建立全国性的防空组织,不仅北京,各大行政区主要是沿海的东北、华北、华东、中南也都要建立,其工作重点在大城市、工矿企业,因为这是人口和物资集中的地方。为了对付敌人的空袭,在大城市可以有一些疏散,但一般是近距离疏散。根据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工厂机器设备的远距离疏散带来的损失,比敌机轰炸带来的损失更大。飞机轰炸的损失可以用加紧生产来补上。还指出:我们防空的重点是放在自卫身上。人民的防空要依靠群众自己来自卫。首先要揭发暗藏的破坏分子,巩固自己,争取广大人民都站在一起,大家分担工作,把抗美援朝的敌忾,用在本身工作上。从思想上一直到工作上都动员起来。通过防患于未然的人民防空工作,使我们一切大城市的重要设施损失很小或不受损失。十五日,在李立三《关于人防训练班工作问题》上批示:“训练班工作进行得很好,即照你的计划在十九日结束,并争取将各种防空规则进行一次讨论,以便修改印发。”
  △致电赖伊和本届安理会主席贝勃勒,声明中国绝不接受安理会本月八日提出的“邀请”中国代表与会参加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的决定;要求安理会将中国“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台湾议案与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问题合并讨论”,以便中国代表在安理会能够同时提出控诉。
  11月13日 在政务院欢送赴东北参加支前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由于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朝战争,疯狂轰炸我国东北地区,东北已成为抗美援朝的前沿,亟需增派干部,加强力量。新中国是经过长期战争考验并在获得全面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有信心,有把握战胜敌人。敌人要战争,我们偏要迫它和平。对于一九五一年的财政概算,原来我们是想把重点放在投资建设方面,但是敌人不允许我们这样做,这就使我们的财政概算不能不改动,不能不适应战争需要来安排。希望大家在抗美援朝的工作中做表率,敢于把自己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敢于接受和完成困难的任务,锻炼自己,争取胜利。同时,政府保证照顾好你们的家属,使你们无后顾之忧。
  △晚,约朱德、刘伯承、聂荣臻、萧克、陈士榘、萧华、徐立清〔注〕等开会,讨论由刘伯承、陈士榘联名提出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十六日,致信毛泽东、朱德,汇报会议情况,说明学院筹建资金一百亿元〔注〕。已拨付五十亿元,建议批准这个《意见》。当天,毛泽东、朱德即予批准。
  〔注〕萧华,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时任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
  〔注〕指旧币。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在全国发行新币,同时收回旧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11月15日 致电慰问招商局汤传篪、陈天骏两经理并全体起义人员:由于你们在香港坚持九个多月的护产斗争,终于胜利地将十三艘起义轮船驶回,你们“在维护祖国财产和发展人民航运事业上是有很大贡献的”。
  △晚,得沙哈罗夫面告,菲利波夫来电建议:为增强苏联空军在中国志愿军后方对美空军的作战,拟增派一百二十架米格十五喷气式飞机,分两批来华,增加到别洛夫空军师〔注〕中,并由此成立空军军一级的指挥机构。与沙哈罗夫商定:苏联空军除使用安东、鞍山,辽阳、沈阳的机场外,并在安东附近再修一个机场供其使用。随即为毛泽东起草给菲利波夫的复电。
  〔注〕别洛夫空军师一百二十二架米格十五喷气式飞机已于这年八月部署在中国东北。
  11月17日 主持政务院第五十九次政务会议。在讨论燃料工业部副部长李范一作的《关于第一次全国水电工程会议的报告》时说;我们的水利发电是大有前途的,今后的问题是怎样使理想变成现实。由于国际形势紧张,今后一个时期发展水电的重点应放在内地,即在西北、西南和华北;在和平时期,沿海当然也可以成为水利发电的重点。
  11月18日 为纪念任弼时而题词:“学习他三十年奋斗不已、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学习他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塞维克精神。”
  △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动员一部分学生和青年工人入军事学校学习问题。会议决定;拟于今明两年分两批选送九万余名学生和青年工人进入军事学校学习。会议责成安子文召集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
  11月中旬 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部署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训练问题。在总结时说: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应在自身的基础上学习外国的宝贵经验,进行整编,要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而不是另起炉灶,另搞一套。
  11月21日 得知志愿军司令部不大重视自身安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志愿军司令部党委电:“据从志司归来的同志面报,志司所在地尚无足够的防空洞,该地又为著名金矿,志司即在街上房屋中办公,而志司负责同志即在飞机来时亦常不进防空洞,且志司附近又集中有四部电台,驻扎已近一月”,“为保证志司指挥机关及其领导同志的安全,中央责成志司党委应成立决议,规定志司驻地应经常变动。电台应分散安置,防空洞必须按标准挖好,并布置地下办公室。凡遇敌机来袭,负责同志必须进入地下室,任何同志不应违背”。
  △就菲利波夫来电要求中国为苏联代购橡胶一事,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告以来电内容,并建议不管中国如何困难,都应转卖苏联五千吨。经毛泽东同意后,和陈云商定:“多给苏联三千吨,共八千吨橡胶,并可代订五至七万吨。”
  11月21日、22日 出席治淮会议,研究第一期治淮工程问题。
  11月24日 主持政务院第六十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少数民族问题时发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要时刻注意克服大汉族主义倾向和少数民族中间的分裂主义倾向。会议批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的试行方案》。
  △致信李富春:“兹规定军委民航局在行动上由空军司令部指挥,在业务上归中财委领导,并请你主管。”
  11月25日 在中央统战部招待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代表会上讲话,介绍国际国内形势,强调要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对各民主党派组织的巩固与发展问题提出建议。说:我们需要朋友,而且朋友愈多愈好。根据局势和工作的需要,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不但要巩固,而且也要发展,要把巩固与发展结合起来。照现在的情况看,各党派的基础还不够宽广,这是因为过去受了蒋介石统治的压迫。建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现在需要有一个发展。因此,希望各党派的会议好好讨论发展问题。各党派发展的基础是很广的,这需要以其所联系和活动范围的中下层为主要发展对象。这是一块尚未开垦的阵地,大有工作可做。我们诚恳希望各民主党派向这个方向努力。各党派都有自己的光荣历史,因此在发展中应经常提高警惕,对于异己分子和坏分子必须严防其混入。
  △收到志愿军司令部本日关于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的电报后,同刘少奇商量,考虑到正在病中的毛泽东仍在通宵达旦地指挥刚刚开始的第二次战役,决定并告杨尚昆和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暂不将毛岸英牺牲一事告诉毛泽东。
  △为粉碎“联合国军”的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第二次战役。此役至十二月二十四日胜利结束,共歼敌三万六千人,迫敌退到三八线以南,彻底粉碎了美国占领全朝鲜的战略企图,扭转了朝鲜战局,并有力地配合了我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的外交斗争。
  11月26日 复电赖伊:中国政府已任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特派代表伍修权、顾问乔冠华,兼任出席联大政治及安全委员会参加讨论对美利坚合众国侵略中国控诉案之会议的代表、顾问。
  △致电伍修权、乔冠华:“中国代表的一切发言和要求,均应将反对美国政府侵略朝鲜、侵略台湾、侵略整个中国和重新武装日本,与要求美军从朝鲜和台湾撤退,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并迅速缔结共同对日和约,以保证太平洋和亚洲的和平安全联系在一起。”
  11月27日 召集薄一波、聂荣臻、刘澜涛、傅作义、董其武、高克林、王克俊〔注〕等商谈绥远起义部队整编问题。指出:傅、董同起义部队的历史关系不能割断,因此应积极参与对部队的整编工作,并动员他们参加抗美援朝。起义部队出现坏人不足为奇,因为任何部队团体都会有坏人,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坏事由坏人自己负责,领导者不要气馁,应引为教训。坚决肃清坏人,提拔好人,这才是部队健康现象。起义部队将在博、董领导下,开出来整体改造,不采取混编、分编的办法,更谈不到解甲归田。并宣布将绥远起义部队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兵团;部队开出后,绥远省主席仍由董其武担任。傅、董对以上处理意见感到满意。会谈后,设宴招待绥远起义部队军师旅三级干部。二十九日,将会谈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并提议给绥远起义部队一个兵团的番号。三十日,毛泽东批“告周照办”。
  〔注〕高克林,时任中共绥远省委书记、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军区副政治委员;王克俊,原任国民党华北“剿总”秘书长、政工处处长,时任绥远军区副政治委员、绥远军政委员会秘书长。
  △就一九五○年公粮征收和附加上解数,致各大区电:“中央分配各区公粮数字,其超过部分应全部上解中央。”公粮附加部分一律增加到百分之三十。
  11月28日 致电萧劲光、罗舜初:“为了更快的与苏方商定我之海军建设计划,同意你们再直接与布尔加宁一谈。”“如果三年计划一时不易谈定,最好只谈明年度最少限度的并只能用车运的海军防御设备。”
  11月30日 就罗荣桓高血压病情严重一事,指示身边工作人员经常与傅连暲联系,以便其及时了解情况。
  12月 约齐燕铭、徐冰、吴冷西〔注〕谈话,嘱齐、徐帮助新华社熟悉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情况,并订出名单排列的先后次序,还指出:这是一门学问,是处理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问题。新华社领导人和编辑、记者都要掌握这门学问。
  △某夜,和身边工作人员交谈对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小说《旅顺口》的看法,说:书是我今年一月去苏联访问时在火车上看完的。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列宁关于战争问题的思想,宣扬的是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书中的英雄马卡洛夫,只不过对腐朽的沙俄军队制度做过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比那些将军们稍好一点,但对沙皇的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这本书竭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把中国人都描绘成坏人,实在令人气愤。
  〔注〕徐冰,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吴冷西,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
  △为鲁迅纪念馆题写馆名。此前,曾约许广平、赵朴初〔注〕前往纪念馆观看。
  〔注〕许广平,鲁迅夫人,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常务理事;赵朴初,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佛教界知名居士。
  12月3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金日成会谈,就朝鲜战争的一些重要问题交换意见,决定:成立不对外公布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两国军队作战和前线的一切活动;联合司令部下属两机构,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方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次日,周恩来将会谈详情电告彭德怀并高岗。从此,中朝两国军队开始在统一指挥下并肩作战。
  △致电伍修权、乔冠华:美军在朝鲜东西两线均惨败,现在美国“想骗取停战,好稳住阵线,调整兵力,以便再行进攻”。目前你们应集中力量准备在政治委员会的发言,以便在本周采取攻势,给美帝代表一个反击。“你们要理直气壮地谈朝鲜与台湾问题。”“凡遇以朝鲜停战为言者,你们都不要拒绝谈判,你们应答以只要美军从朝鲜撤退,朝战自停,并且愿将他们的意见向北京作报告;凡言台湾问题目前不能解决者,你们应抓住这点证明美帝侵朝侵台是一回事,并反问美帝可以在侵朝同时侵台,为什么中国人民在反对美国侵台同时不能志愿援朝。”同时应声明:“任何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不得中国代表同意是不能解决的,因此而生的决议和办法都将是无效的和非法的。”
  △审定并批发《中央军委关于新兵分期动员、分期补充问题的指示》。《指示》说:根据前方作战初步经验,估计每月约需补充新兵二万到三万人,同时照顾国家经费开支,各区新兵动员应为分期动员与分期补充。各大区即应依照中央军委的规定“进行动员,名额不要超过,期限不要提早”。“再进行扩兵,不论数量多少,必须在报告军委获得批准后方须进行”。
  12月4日 就对日和约问题发表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其它盟国一道,“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否则是非法的和无效的。中国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在尽可能的短期内,缔结共同对日和约,以便早日结束对日战争状态,使日本人民早日获得民主与和平”。“现在,美国政府不仅企图破坏对日和约的程序,而且进一步企图推翻共同对日和约的基础。”
  12月5日 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学生、工人投考军事干校的通知》时增写:“在大学生中,应该多动员文学院的学生。少动员工、农学院的学生,医学院和医专的学生一般不动员,青工也要少调技术熟练的,以免削弱建设人才。”
  12月6日 函告财政部“预支广东海南区救济基金两亿元”。次日,再次函告财政部“发给琼崖行政区军烈属救济及老干部治病补助经费基金人民币五十八亿元”。
  12月9日 会见沙哈罗夫,介绍志愿军准备越过三八线的战略意图和组织新战役的设想。说明宋时轮第九兵团在第二次战役中的作战任务,应一直包括到解放成兴、元山。如果宋兵团在休整后继续南进,十九兵团将于一月中开去担任成兴、元山、平壤等地守备。
  △批准《关于加强专家工作的几项具体办法》。《办法》规定:(一)每月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分别向专家作一次关于中国政治情况和各种政策问题的报告;(二)将政府的各种政策性文件,编译成俄文供专家参考;(三)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专家工作汇报会议。
  12月11日 致电雷任民、张铁生〔注〕转香港各起义机构负责人和全体员工:“两个月以来,由于你们的辛勤努力,完成护产任务,致香港各起义机构重要物资得以及时抢运回国。此种爱护祖国的热情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深堪嘉许。”“希望今后能再接再厉,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而努力!”
  〔注〕张铁生,时任国务院特派接收香港、九龙国民党政府机构专员办事处副专员。
  12月11日、12日 就彭德怀本月八日提出的朝鲜战争急需解决的各项问题,分别同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后商定志愿军新兵补充、后援部队入朝时军需装备补充、空军出动、辑安〔注〕至平壤的各线铁路的修复、炮兵与坦克部队开赴前线等实施办法。十二日,致信毛泽东,详报各项商谈结果。
  〔注〕辑安,今集安。
  12月12日 就广州市防空工作存在的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南分局电:中央关于防空疏散的一切指示,均注明系预备性的,目前不向人民公开发动,只限于在党委常委中讨论。因此,目前防空疏散工作中的偏向,“必须立即纠正,并迅速将目前的工作中心转在抗美援朝、剿匪、肃特、土地改革、练兵及海防方面,而不要把人民的注意力吸引在消极的疏散方面”。
  △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中国一向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现在更希望朝鲜的军事行动能迅速停止。但是现在迅速结束战争的关键在美国,我们愿意知道美国对中苏所提停战条件的意见。十三日,将谈话情况电告伍修权、乔冠华,并指示:你们对提出十三国提案的国家应表明的立场是;停战不是骗局。是要真正能结束朝鲜战事。这样就必须要美国表明它对停战条件的意见,看它是在继续战争、扩大战争。还是在想结束战争。各国代表如果真想和平调处朝鲜战争,就应该像苏联代表那样提出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而不是其它。
  △复伍修权、乔冠华电:“同意你们于事毕后准备回国,但动身日期可预定于会开完后第三日,第二日则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届时如发现有需要留的情况,尚可多留几天。”
  12月13日 致电柴军武并告彭德怀、高岗:“请转报金首相,由于平壤及北朝鲜大部解放,我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及朝鲜人民军即将南进,北朝鲜的空军机场必须立即进行整修,方便中朝两方空军向前推进。”我们提议请金首相即派人来北京会谈,“解决如何着手修整北朝鲜机场并加强其一切设备问题”。
  12月14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指示》强调:“工农干部是建设人民国家的重要骨干”,“人民政府必须给予他们以专门受教育的机会,培养他们成为新的知识分子”。
  △和孔原联名签署《政务院关于设立海关原则和调整全国海关机构的指示》。《指示》说:新中国“设立海关的基本原则,必须一反过去反动统治为服从帝国主义大量倾销外货并廉价吸取原料的经济侵略措施,滥行开放对外贸易,到处设立海关机构的方针,而严格以独立自主精神,根据国家经济情况的需要,在应开放对外贸易的地方设立海关机构”。凡与这一原则不合的,为我国经济情况不需要的地方所设立的关、卡、所、哨等,均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予以取消。
  △发出关于在年终财政收支清理中纠正突击花钱的通令。通令指出:近查有的政府负责首长不但不认真执行政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的关于决算制度等决定,反而吩咐其所属财政部门赶快把经费设法用掉,不要节余。这种现象浪费国家财力,破坏了国家的财政纪律,应即予以纠正。
  △复伍修权、乔冠华电: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可用,但还应加一段话:“我们历来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使朝鲜问题局部化的,故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但美国统治集团却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实行武装侵略台湾,轰炸中国本土,并扩大在东亚的侵略。”“奥斯汀先生所赞成的在朝鲜首先停战的真正意图,就是要求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束手让美国侵略军在朝鲜继续侵略,就是要求台湾仍然被美国武装侵占,就是要求日本军国主义可以被麦克阿瑟重新恢复起来,就是要求美国人民可以被美国统治集团为所欲为地驱入到战争深渊。”回国途经英国时,“如有可能也应招待记者一次”,“应着重向西欧人民说话,以反对侵略战争,尤反对美国战争贩子企图将欧洲人民驱入战争深渊”。
  12月15日 主持政务院第六十三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沈雁冰所作的《文化部关于电影工作的报告》时发言,肯定一年来电影工作的成绩,并指出:电影是与群众最容易接近的一个有力的教育工具。它的宣传效能是很广的,在今后值得提倡。文委应当经常注意对于作家与导演进行政策教育,使他们能够在《共同纲领》的基本原则指导下进一步地把电影的艺术性及其思想性适当地结合起来,这样对于群众的宣传与教育作用是会更大的。今后电影事业的方针,应当是文化第一,企业化第二。我们应当首先注意普及,然后再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加以提高。使我们的电影逐渐地走上企业化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还需要有一个过程。总之,要使我国的电影事业能够在巩固现有成绩的基础上稳步地得到发展,并争取在三五年内达到自给的目的。明年度的新闻简报应该与抗美援朝的主题配合起来是对的,但要防止流于概念化。
  △起草中共中央指示,同意中财委提出的在美国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时的七项对策。指示说;凡属美国此类封锁事实,“中财委应负责供给新华社以足够资料,并撰写社论短评,交《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应负责指导之”。关于美国在华一切资产,“责成中财委及外交都会同指示各地财委及外事处,限于年内进行普遍调查,并由各中央局、分局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上旬提出接收方案,报告中央,准备实施”。
  12月16日 复伍修权、乔冠华电:“对赖伊所提两项问题的回答甚好。”今后,你们同有关人士谈话,除按以前指示精神和回答赖伊所持立场办理外,还要注意“着重说明我们亟愿努力使朝鲜战事早日得到结束,但只有在我们提案的基础上进行商谈,才能实现真正停战”。联大十四日决议,不仅因为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和同意,因而是非法的、无效的,还因为它提出首先要停战,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商谈,这“其能是适合美英集团的要求,继续侵略朝鲜,侵略台湾,轰炸中国,并威胁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这种虚伪的停战,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也请真正希望和平的代表先生们及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要善于在这种地方区别真假,分清是非”。
  12月17日 约聂荣臻、杨立三,贺诚,宋裕和〔注〕、张令彬谈军事预算问题。
  〔注〕宋裕和,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
  12月18日 偕何长工、刘鼎、刘亚楼、王秉璋等同沙哈罗夫、苏联来华调查情况的赤子诺夫等航空工业专家商谈建立新中国航空工业的问题。随后同陈云、李富春商定由何长工、沈鸿、段子俊〔注〕组成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问题。二十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陈云汇报商谈情况和有关决定。
  〔注〕沈鸿,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重工业处处长,段子俊,时任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代局长。
  12月19日 审改《中央军委关于东北铁路运输实行军事管制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适应战时运输的需要,“今后东北一切运输包括军事、贸易等物资在内,一律须经过军运司令部批准实旋,以免混乱”。军运司令部由东北军区军运司令员刘居英、政委余光生统一指挥。
  12月21日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作关于抗美援朝的报告。
  12月22日 就联合国大会在中国代表未参加讨论的情况下,于十四日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一事,发表声明,揭露美国政府在其侵略军遭到失败的今天,提出所谓先停战后谈判,显然“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进”。“因此,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作基础,来讨论停战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
  12月24日 致信陈云:请告何长工、沈鸿、段子俊着手进行赴苏谈判的准备工作,行前将找他们一谈。不久,召集聂荣臻、刘亚楼、何、沈、段开会,进一步商讨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问题。在总结时指出: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我国是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六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应当是适应战争的需要先搞修理,再由修理发展到制造。开始规模搞得小一些,由小到大,主要先解决飞机修理的需要,要保证朝鲜打仗。在设计和建设修理厂的同时,应有今后转为制造工厂的安排。
  12月25日 起草中央军委致彭德怀、邓华、高岗、李富春并告各大军区首长电:同意加强志愿军后勤组织,即分别从中南军区、总后勤部调周纯全、周玉成分任志愿军后勤部正副部长,并已责成总后勤部制订从关内五大军区抽调一批得力干部的计划交中央军委批准施行。同意志愿军与东北军区的分工以中朝边境为界,但因“前方任务繁重,东北后勤部应尽力帮助志愿军管辖范围内的后勤工作”。空军掩护志愿军后勤运输,“在目前只能依靠东北空军基地向平壤、元山之线以北进行空中活动”。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发出成立志愿军后勤部的通知。
  12月28日 针对本月十六日美国政府加剧敌视中国的行动,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并就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赴中国港口一事,签发政务院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应即行冻结”。
  12月29日 主持政务院第六十五次政务会议。在会上作关于政务院发布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的报告,指出:过去我们曾设想,要把美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从中国完全肃清,还需要三四年的时间。但最近美国宣布冻结我国在其境内的财产,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有利的机会,我们可以提早把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肃清出去。现在,我们宣布这一命令,对美帝国主义是一个严重打击。会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等文件。
  12月31日 为使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因抗美援朝战争的军费剧增面受到大的影响,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执行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总概算的指示》。《指示》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进行,“国防经费不仅居第一位,而且大大超过我们的预计,经济和文化建设只能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推迟两项方针”,并继续实行供给制和低薪制。因此,“我们确定一九五一年概算的总方针是:既要顾到国防开支的急迫需要,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继续稳定。如此,方能使前方胜利与后方巩固得以结合起来,稳步前进”。“本此要求,收入概算乃主要依靠于税收、国营企业收入和清理仓库结余,而不依靠于赤字贷款。”“支出概算,国防经费加预备费已超过总数百分之五十,而经济文化建设行政业务合共只占百分之四十二,已不可能再少。”“因之,量入为出,成为制订一九五一年财政收支总概算的主要原则。”为了保证总概算的实施,各级党委和军队党委必须做到:对于各项财政收入,必须依率计征,负责完成。无论是经济建设、行政事业费用,还是军费开支,均须按预算行事,如遇特殊情况要超出者,须经中共中央或中央军委批准,违犯者不得报销。“务望各级党委及军队党委严守财政纪律,注意节约,力戒浪费。”
  △和宋庆龄商谈接收美国津贴的救济机关问题,说:从财力上看,人民政府接收这些机关是负担得起的。在上海的这些机关,儿童救济机构拟请中国福利会接办,医院由卫生部门接办,医疗队由红十字会接办。当它们在美帝国主义手里的时候,除技术和药物比我们占有优势外,从工作人员从事救济事业的责任心方面看,接收后的工作是可以做得更好的。为了使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还同宋庆龄商量由她出面组织创办一个对外宣传的英文刊物。在得到积极响应后,又同她就办刊方针交换意见,建议刊物为定期月刊。翌年一月二十八日,再次和宋庆龄商议办刊事宜时,同意该刊物经费的预算计划,并商定由陈翰笙协助工作。
  为控制永定河洪水,并保证北京人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稳定水源,批准修建官厅水库。



 
 

2007/09/10

1950年五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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