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五十三岁

 




  1月2日 写信给毛泽东、江青,告以毛岸英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朝鲜牺牲的情况,说他的牺牲是光荣的,一同牺牲的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待战争结束后,“当在大榆洞及其它许多战场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并解释迟告的原因是因毛泽东和江青当时都在病中。随信附去志愿军司令部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来电。
  1月3日 致电高岗、李富春:我国已派何长工、沈鸿、段子俊前往苏联谈判。待苏联帮助我国建设航空工业的计划商妥后,再准备两个月即可开始修理飞机。届时,苏方将派来工程技术人员,并供给我们器材及一部分我们没有的装备。为保证计划的实施,现在决定将大连建新公司全部机构(工厂除外)和工作人员调出组成重工业部航空局。因为假如向各地调人,七拼八凑,难于完成任务。五月,此局在沈阳正式组建。
  1月4日 为加强对兵工生产和建设的领导,和聂荣臻、李富春联名发出中央军委通知:奉毛泽东主席令,成立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注1〕,聂荣臻、李富春为副主任,杨立三、李涛、刘亚楼、许光达、陈锡联〔注2〕、萧劲光、何长工、刘鼎、宋劭文为委员,雷英夫为秘书长。
  〔注1〕一九五二年七月彭德怀接任兵工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四年兵工委员会撤消。
  〔注2〕许光达,时任装甲兵司令员;陈锡联,时任炮兵司令员。
  △同沙哈罗夫商谈菲利波夫的来电和苏联政府提出的军事订货协定草案的有关事宜,井召集中央军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磋商。八日,将来电和协定草案进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传阅。九日,到毛泽东处面报商谈与研究情况。一月十二日晚,致信毛泽东、刘少奇、陈云,汇报十日和本日晚同沙哈罗夫续谈军事贷款协定草案的情况,说:前日已告诉他,中方同意协定草案所规定的对来华帮助保卫国防的苏军官兵付给货币薪金的办法。从他要求将协定草案第三条第二点关于贷款数额加以具体规定和斯大林来电所谈情况,“明显看出,去年十月十九日以后的军事订货适用此协定,而十月十九日以前的军事订货不仅须付全价,而且不包含在这一协定内,仍应由去年二月贷款及贸易差额付款”。据此,商谈的结果是:“同意去年十月十九日以前的军事订货不包括在这一协定之中”。这样,与此有矛盾的第三条第一点的“文字则须修改,沙亦同意”。“现将协定改件及复菲利波夫同志的电稿附上。请主席批发。”十四日,毛泽东批:“照发。”
  1月5日 召集杨立三等开会,通报李富春来电所谈东北军区将召开后勤工作会议的准备情况和对志愿军后勤部组织机构设置等问题的意见,并决定总后勤部着手拟订建立一所高级后勤学校的计划。
  1月7日 就新疆汽车修理厂和医院设计标准过高事,致电王震和赛福鼎并告各大行政区和中财委:应向苏联专家讲明,帮助我国设计这些项目时应根据我们目前财政情况,坚持因陋就简和实用的原则。“凡我们自己已经有了的或能从其它地区调拨的机器、材料就不要再进口,凡我们自己能够找到的专门技术人员就不要再从苏联请人来,凡能够因陋就简地建设起来的工厂、房舍就不要另起炉灶或照最高的标准来修建。”
  △致电柴军武转告金日成:为了加强两国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和有利于对今后中朝空军作战的指挥,提议按照中朝联合司令部的组织原则,成立中朝空军联合集团军司令部。
  1月8日 召集中央军委会议,就一九五一年全国财政收支总概算、向苏联军事订货和志愿军后勤工作问题讲了话。会上,对中央军委文电的审批权作出规定:凡属行政性的送聂荣臻审查,计划性的送周恩来审查,凡政策性的送毛泽东审查。
  1月9日、10日 出席政务院召开的财经部门苏联专家工作座谈会。在总结时指出:一年多来,苏联专家在财政、工业、交通、银行,贸易、水利等部门的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态度是非常认真和热情的。中国同志从你们那里学习了很多东西,业务能力得到较大的提高。因此,应感谢在阿尔希波夫〔注〕领导下的苏联专家同志们。同时,向苏联专家介绍中国的有关情况,说:(一)中国革命的发展,是由地方发展到中央的。中国革命的成功,也是由一块一块地方革命的成功,最后才在全国范围内成功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也是这样。(二)经济核算制在经济建设工作中是很重要的,应该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但是供给制走向经济核算制需要有个过程。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待遇,把供给制一下子改为薪水制,是今天财政、经济情况,尤其是军事情况所不能允许的。所以,改为经济核算制,先自企业部门人手,比如在矿山、工厂、交通等企业中已经实行了经济核算制。凡能实行的地方,都先实行了。(三)一切工作都应有计划,但因统计资料不全等条件的限制,计划在实行过程中常常要修改和补充。(四)对于法律条例,不要等它完全成熟了再去颁布施行,基本成熟了即可拿到实际中试验,并在实施中逐步完善。
  〔注〕阿尔希波夫,时任负责中国经济工作的总顾问。
  1月10日 致电张宗逊、习仲勋〔注〕并告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军区、西南军区:(一)“由新疆出兵西藏及修新疆公路问题,王震同志来京时已经谈妥。”所需汽油,“中财委允照数拨给,但需新疆自己解决运输问题”。(二)“为配合西南入藏作战,今春在必要时,可由玉树向黑河方向出动少数骑兵。”“为准备将来护送班禅入藏,则仍应以青海八百骑兵,再招收若干青海藏人作为班禅卫队,入藏后并准备长期留下,成为干部。”“此项任务,望你们责成青海军区特别注意完成。”
  〔注〕张宗逊,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习仲勋,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政治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月11日 出席政务院召开的政法、文教部门苏联专家工作座谈会。在作总结发言时充分肯定苏联专家在政法、文教部门的工作成绩,并指出:在工作方法上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样才能达到我们所要实现的目的。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落后性与不平衡性,我们的工作便要采取分权的办法来进行。一方面,我们要实行中央集权(凡是必须由中央集权的,都要集中到中央来),另一方面,也要分权于地方。因为只有经过这个步骤,才可以逐步地达到更好地集权的目的。
  △和薄一波等研究对苏军事订货、贸易、银行等问题。决定:(一)一九五一年对苏军事订货总值将达十四点七亿卢布,因一九五○年中苏贸易中国实际出超二点二八亿卢布,加上苏联对我国贷款的余额,可与军事订货平衡。(二)同意以姚依林为代表团团长,前往苏联谈判并签订一九五一年中苏贸易协定。二月八日,继续和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叶季壮、姚依林、宋劭文、刘鼎、杨立三商谈代表团出国订货和签订协定问题。
  △签署《政务院关于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补充指示》。《指示》指出:“中国现有知识分子为数本不多,在国家建设事业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将日益感到知识分子的需要和缺乏。”鉴于失业知识分子存在的学用脱节等问题,“今后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基本方针,应当是经过训练和其它方式,帮助他们获得或增加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技能,尽可能吸收他们参加国家建设和社会服务的各种实际工作”。
  1月12日 主持政务院第六十七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傅作义作的《一九五○年水利工作总结和一九五一年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时指出:水可用以灌溉、航行,还可用以发电。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治水理论,只是那些理论对于今天的情况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要把治水理论提高一步,即“从现在的蓄泄并重,提高到以蓄为主;从现在的防洪防汛,减少灾害,提高到保持水土,发展水利,达到用水之目的”。今天的治淮方针是:“上游以蓄为主,下游以泄为主,中游蓄泄并重。当前工作要与总方针配合,治本要与治标结合……以治标辅助治本。”他强调;长江的荆江分洪工程,在必要时要用大力修治。否则,一旦决口,就会成为第二个淮河。
  △就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发布的关于管制清查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公私存款的命令,作出解释:这是“指美国的财产,美人的经济企业和美人的存款,其它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教会、医院等则不应视为美国所有,因此它们的存款不应冻结,仍准动用”。
  △召集杨立三等开会,介绍上一年度军事订货所支费用情况,商议本年军事费用的分配问题。
  1月14日 起草中国政府致朝鲜政府备忘录。备忘录称:“目前美国由于在朝鲜的失败,急想求一出路,最好是‘光荣停战’,否则,就是‘有限制的战争’。”“前者是我们所不允许的”,而后者又为英国、法国、印度等国所畏惧,故联合国三人委员会直至一月十一日才提出“先停战后谈判”的议案。联合国“可能通过这一议案,因为只要先停战,美国就有可能保存实力并使李承晚保有若干地区和武装资本,而谈判则可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如果这一议案获得通过,我应坚决拒绝。备忘录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四项主张,其中有“提议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以结束战争”。随后,致电柴军武,嘱将备忘录送金日成,说明其中的提议“已得苏联政府的同意并愿予以支持,毛主席深愿得知金首相的意见”。
  1月15日 为处理岭南大学十一名美英籍教授离境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中共中央中南局并华南分局电:这些人中,“如犯罪有据,应办罪驱逐出境。如无罪则可据其请求批准出境”。对其中“非反动分子,且为学生所欢迎而目前又不愿离校者”,应依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美籍教职员指示精神,“暂不解聘,以示区别”。
  △致信毛泽东并转聂荣臻、粟裕〔注〕:总干部部对干部任免的批报问题曾有须“获主席批准”的规定,当时我曾要求对中央军委各类文件的批报问题拟一办法送审,“迄今将近一月,来见拟出,实为不当”。现要求“三天内召集有关单位拟出批报手续数条,送主席批准后通报各方。我们即好依规定办事,否则漫无准则,不是违反纪律,就是增加负担”。
  〔注〕粟裕,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月16日 在怀仁堂作关于一九五一年度财政收支总概算的实施方针问题的报告,指出:去年的财政收支概算在执行过程中,不仅收入增加了,支出也增加了,货币发行因为没有超过原定计划,从而维持了市场的稳定。去年预算执行情况是良好的,有成绩的,使我们得到了胜利。在正确分析国际形势和认真总结上一年度财政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今年的财政收支总概算,它的计划性比去年的更准确,更接近实际。从本质上看,这个总概算体现了我们今年工作的总方针和工作重点。因此,我们要重视从制度上切实保证它的实施。各部门、各地方进行建设工作时,要注意四个条件,即:物质基础、生产能力、技术条件和财政条件,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强于求成,努力实现稳步前进的方针。不照顾到这四个条件,计划就难免不切实。领导者的工作,是作计划、布置、检查和总结。这些都要与群众结合,要层层分工负责,各负专责。要让本部门工作人员了解全局,要会教育本部门的人,善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工作中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总之,领导者要学会作计划、布置、检查和总结工作,对工作要抓紧,但不要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
  1月17日 复电联合国大会第一政治委员会主席阿彼拉兹·重申中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主张,并指出:中国政府不同意该委员会本月十三日通过的“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这是因为,“先行停战的目的,只是为美国军队取得喘息时间”,“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张侵略,而绝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为此,中国政府提议,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召开中、苏、英、美、法和印(度)、埃(及)七国会议,就迅速结束朝鲜战争问题进行谈判。
  △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邀请华北地区天主教人士参加的茶话会上讲话:宗教界提出的“三自”,就是自治、自养、自传运动,是宗教界的爱国运动,应该提倡,人民政府一定支持和赞助。我们要爱人民的中国,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要和反对我们国家的敌人断绝关系。敌我界限必须分清。爱祖国,人人有责,包括无主教徒在内。爱国和天下教友是一家,并不矛盾。天下教友是一家中所说的教友。当然是指虔诚善良的教徒而言,教徒中的叛徒败类不能算作教友,犹如像我们共产党里的张国焘一样。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是能够实现的。凡依靠人家而不靠自力更生的决不能自强,凡自主者才有前途。
  1月17日、19日 召集陆定一、贺诚、邵荃麟〔注〕等开会,研究接收受美国津贴的大学和医院的具体办法。决定:(一)关于受美国津贴的大学,凡教职员工和学生有了觉悟,其它条件也已成熟的,可以接办;确实难以维持的,亦可接办;神学院与宗教学院的外籍教员,只要不反动仍可留用。(二)对受美国津贴的医院,不可企图一次全部接办,可以先接办京、津规模较大的医院。
  〔注〕邵荃麟,时任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兼教育处处长。
  1月18日 就苏联在大连的企业移交中国后苏方人员的留用和薪俸等问题,致电高岗转欧阳钦、韩光〔注〕:企业移交工作结束后,亟须解决各企业苏联工作人员继续留任工作的问题。你们应将必须聘请的人数减至最低限度,制成名单,并派人于下旬来京作最后确定。企业接收后,苏方全体人员的薪俸由“我方照发,务使人心安定,不妨碍移交后的照常生产”。
  〔注〕韩光,时任旅大市市长、旅大区党委副书记。
  1月19日 主持政务院第六十八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滕代远作的《铁道部一九五○年工作总结与一九五一年工作计划的报告》时指出:铁道部去年的工作是财经部门中工作成绩最突出的,这是全国铁路员工辛勤努力的结果,但也有不足之处,突出的问题是一些同志对铁路运输的业务还不熟悉。铁道部应争取在今年内实行经济核算制,应吸收一批失业的中年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并担负起改造他们的责任。
  1月20日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茶话会上讲话,回答统战工作会议代表提出的有关问题。指出:目前我国面临的中心任务有三个: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我们必须进一步掀起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并把它同土地改革、肃清土匪、镇压反革命等工作结合起来。在抗美援朝的前提下,对最反动的反革命分子、间谍,破坏分子,恶霸等进行严厉的镇压。这样做,不但劳动人民称快,就是上层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也会拥护。但这并不等于扩大打击面,我们所要打击的只是真正穷凶极恶、被人民所痛恨的恶霸和反革命分子。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而不要波及到次要的、胁从的或过去做过反革命的事现在已经改悔了的人身上去。”同时,“在抗美援朝的大前提下,可以使土改的工作更迅速地推进”。强调:“现在全国所有民主党派成员总数并不多。”中国这样的大国,“在有五百多万党员的共产党的旁边,各个民主党派成员太少了,就很不相称”。我们应该让民主党派存在和使它发展。这样,“我们就可以经过他们去影响没有组织的群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职员等,并且经过这些党派的政治活动,也可以锻炼和考验这批人”。
  △就中南军区未严格遵循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保证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财政总概算的实施问题的指示,在预算中擅自将扩兵和加强地方武装的数量增加百分之五十一事,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各大军区党委电:“今年全国军费开支浩大,无论如何中央不能批准这项超过计划、先斩后奏的预算。”为避免上述情况发生,各地对中央指示是如何讨论、传达并保证实施的,望在一月底以前给中央报告一次。
  △致电高岗李富春:“北京中央各机关团体组成之慰问团,已于十四日出发赴东北慰劳。现中央正筹备一个全国性的慰问团赴朝鲜慰劳前线部队。”
  △夜,偕聂荣臻、杨立三、刘亚楼、陈锡联、吕正操〔注〕等赴沈阳开会,次日傍晚抵达。
  〔注〕吕正操,时任铁道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部司令员。
  1月22日 和聂荣臻、杨立三等出席东北军区召开的后勤工作会议,即志愿军第一届后勤工作会议。会上,听取各方面汇报,同大家一道总结志愿军入朝作战三个来月的后勤工作经验,研究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商议加强和改善供应状况的办法与措施,并就加强后勤组织、建设兵站线、战胜敌人对后方的破坏等问题作出决定。当大家反映大盖帽不便防空、爬山、钻林,战士穿套头式的军衣负伤后不好脱时,即建议将帽子改成“解放帽”,军衣改成对襟式,棉衣加扎绗线。并在大会上作形势报告,分析抗美援朝战争的发展趋势,介绍苏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和贷款的情况。
  1月23日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议上作如何实施一九五一年度财政收支总概算问题的报告,指出:我们过去习惯于分散经营,习惯于一把抓、一揽子。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新的要求,就是要从过去供给制过渡到经济核算制,走向计划性。这就要求在各方面各部门工作的同志都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必须要有全局观念,必须要求统一,必须订出计划,需要很好的分工,严密的组织,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集中,而不能各自为政,不能要怎样搞就怎样搞。财政状况和市场的稳定是我们国家的最大利益。只有这样,人民生活才能改善;只有这样,才能使前方胜利和后方巩固结合起来。
  1月27日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就其提出印度政府希望中国政府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作一总结性的表示,以便动员中立国家和英、法、荷等西欧国家人民一事。回答说:中国政府在为争取和平的努力中,曾多次发表过声明。今后有适当的时机,会继续发表意见。我们主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是,美国侵略朝鲜的同时侵略台湾,这就破坏了和平。美军越过三八线,就更破坏了和平。等到美军逼近鸭绿江,再加上美机轰炸我国人民,美舰炮轰我国商船。这就更破坏了和平。我们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去掉这些对和平的威胁。有了中国人民的志愿行动,才使美国政府目前想停战休息,准备再进。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国人民这一志愿行动的话,则第二步早已侵略到中国大陆上来了。现在美国政府想停,就该真正停下来,结束朝鲜战争。我们反对先停战后谈判,因为美国想在停战后无休止地谈下去。根据我们的经验,与美国这样好战的政府争取和平是需要经过一些曲折的,但我们有信心,我们是能够达到目的的。
  1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袁仲贤并告邓小平、贺龙〔注〕电:“你接见达赖两代表及所取态度是对的。你可邀请他们来谈,告以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欢迎达赖活佛派代表去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达赖活佛派往昌都接洽的二位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即通知昌都人民解放军于他们到后,给以很好招待,并负责护送昂布等人前去北京。唯藏康路远,一时不易到达,仍盼达赖活佛加派代表经印度乘飞机至香港转广州来北京。”“达赖活佛不应离开西藏。离开西藏不仅有碍和平解放西藏的商谈,而且将丧失达赖原在西藏的地位。”“并望代表毛主席祝贺达赖活佛的执政。”
  〔注〕贺龙,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月31日 召集李维汉、汪锋、范明、牙含章〔注〕开会,商议在西藏和平解放后护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返藏事宜,强调护送班禅返藏的重要性,要范明、牙含章尊重并从各方面关心和照顾好班禅,对班禅返藏的组织领导、交通运输、物资供应、安全保卫等问题也作了周到安排。二月二十七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命范明为驻班禅行辕代表,牙含章为助理代表。这年十二月十九日班禅从西宁动身返藏,次年六月抵达西藏日喀则,结束了自九世班禅起二十九年的流浪生活。
  〔注〕汪锋,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范明,时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牙含章,时任甘肃临夏专员公署专员,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新疆公安厅搜查并驱逐英国驻迪化〔注〕领事何仁志一事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各外事委员会的指示。指示指出:英领事利用教会为基础,在解放后继续开展间谍活动,挑拨新疆各民族感情,新疆公安厅因此将其驱逐出境,这在基本上是对的,因为这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但在处理此案中,手续有不妥之处,即未经请示中央即对何仁志住宅实施搜查,这是无纪律的错误。“这样有关外交的重大斗争事件,各有关方面,首先是新疆公安厅,都未及时上报,及时处理,致使我们陷于被动。”“各地地方政府在处理重大外侨案件——特别是对前使馆馆员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在处理前提出意见,请示中央,经中央指示后,遵照执行,决不可先斩后奏,草率从事。”
  〔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1月底 致函毛泽东,告以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队列条令(草案)》和《纪律条令(草案)》三个文件,均在刘伯承来京时请他研究过,“嗣经我与刘、聂、萧(克)一起商谈时,认为目前先以草案由总参谋部颁发试行为好”。经毛泽东审查后,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于二月一日颁发命令,在全军试行。
  2月1日 和沙哈罗夫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协定确定由苏联向中国提供十二亿三千五百万卢布的贷款,用以购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需的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规定在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出兵抗美援朝前的军事订货以全价付款,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的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的订货则以七五折付款。
  2月2日 发表声明,严正指出:一月三十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拒绝亚洲和阿拉伯十二个国家提出的召开七国会议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远东其它问题的提案,并且通过美国提出的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二月一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美国的这个提案,“这就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最露骨地证明:美国政府及其帮凶们是要战争不要和平的,而且堵塞了和平解决的途径”。“美国的这一提案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明明是美国政府干涉和侵略朝鲜,“而美国提案却反说中国共产党在干涉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侵略朝鲜”。因此,美国提案“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使美国提案“彻底归于失败,将不仅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亚洲重要问题开辟道路,而且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及恢复联合国宪章的尊严奠定基础”。
  2月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同意你的作战方针〔注〕。但望注意:敌人此次进攻虽以主力九个师旅放在西线作为主攻,但南汉江以东仍有八个师纵深配备进行助攻,而沿海又有两个师“为之策应,其特点为力求东西呼应,齐头并进,其弱点为东线伪军多力弱,山多呼应难。我如能在东线歼敌一两个师,打开缺口,则西线敌人冒进,可能被停止,但必须设想敌进占汉城后侦知我西线正面力薄仍有继续前进逼我东线后退可能”。因此,“请令邓华集团在寻机歼敌部署中切忌仓卒应战。如敌冒进,宁可让其深入利我围歼。如敌不进,必须寻敌弱点利我分割歼击一部”。电文对宋时轮兵团第二十六军、韩先楚集团和杨得志兵团的任务也作了布置。
  〔注〕指在第四次战役中所采取的防御作战的方针。
  △就第十九兵团入朝参战准备工作就绪后,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率部从山东兖州出发途经天津时来京接受任务一事,致函毛泽东:“杨得志已到,拟告其讲清任务,激励士气,带好一切东西,准备到安东候令出发。”五日,会见杨得志、李志民,说:党中央对你们入朝前的准备工作是满意的。主席多次对德怀同志说,到了朝鲜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尊重朝鲜同志,尊重朝鲜人民,要教育部队更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们要非常重视。接着介绍金日成和朝鲜人民军的光辉业绩和彭德怀指挥的第三次战役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指出: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军事斗争,也是一场很严重的政治斗争。全国人民关心着你们,全世界人民也看着你们,实际上是看着我们整个国家。这一点要让全军的同志都了解、都记住。还说: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来,叫做“三扬开泰”!二月二十五日,第十九兵团由安东入朝参战。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中央西南局电:“你们对拉萨和谈代表的欢迎布置是对的。达赖已执政,现确在亚东附近,据其代表到印度向我袁大使说,达赖及其家族尚不愿离藏。”达赖派出的两个代表将到昌都,“望预告张国华等,不忙先谈中央十条政策,应先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他们可能提出要来北京”,待弄清情况后,再“有步骤地解释中央解放西藏的政策”。
  △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前方是否需要成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受志司指挥,归东北军区后勤部管理,请你决定,以便军委早作决定。四月底,会见受彭德怀派遣回国汇报工作的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听取他介绍前线后勤供应中存在的问题,并说:美帝国主义利用我们没有制空权欺负我们,疯狂到了极点。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他们的海空优势下,我们却打到了三八线。战士们的勇敢精神,打掉了恐美病。同志们付出了鲜血,但教育了全国人民。美国会不会登陆中国?现在还不能肯定。但是前线我方胜利越大,登陆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前线一定要打好。中央军委考虑,要尽快出动飞机。当然我们的飞机有限,只能给敌机制造一点混乱,振奋一下士气。美军这是第一次在世界上吃败仗。不过,志愿军要想不吃亏,就得研究对付敌机轰炸的办法。又说: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军后方供应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你们要好好研究一下现代战争后勤工作的特点。外国的军事家说,后勤是现代化战争的瓶颈。志愿军后勤必须加强。中央军委考虑,要给志愿军后勤增派防空部队、通信部队。你们关于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想法很好,很重要,军委一定尽快地加以研究和采取措施。随后,安排洪学智上天安门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自辱接见。节后,又同洪学智进一步落实了解决志愿军后方供应严重困难的办法和措施。五月十九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任命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负责管理志愿军在朝鲜境内的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统一指挥配属志后的各部队。
  △签署《政务院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
  2月6日 接见印度代办高尔,在谈到中国的容忍态度时说: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看。凡属于中国与亚洲各友邦国家之间的问题以至误会,我们一直是采取容忍态度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任何国家允许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容许帝国主义利用那个国家作为封锁中国及对中国不友好的基地,又依靠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压迫本国人民,我们就不能采取容忍的态度。又说:我们对于正在求得解放的亚洲国家的困难,是完全了解并非常同情的。这些国家的困难,正是帝国主义近百年或数十年来统治的结果,而帝国主义又利用这些困难,在这些国家内扩展势力。中国现在也面对着同样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
  △针对有的地方禁毒不严的现象,签发《政务院重申毒品禁令》〔注〕。禁令强调:“所有机关、部队、团体,均不得在国内外买卖毒品”;“旧存毒品,一律无价交由当地财委转送中央财政部保管”,零星分散的,“可由当地人民政府指定监察或其它责任机关监督焚毁”;“政府和部队的卫生机关,须用鸦片做制药原料者,须编造具体预算,经中央财政部批准拨付”。
  〔注〕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政务院曾以总理周恩来名义发出《关于严禁鸦片烟益的通令》。
  2月上旬 多次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商讨志愿军在朝鲜轮番作战的计划,并主持起草《关于轮番作战方针的指示》。七日,致信毛泽东,汇报志愿军在朝鲜轮番作战的兵力部署问题。八日,修改并审定《中央军委关于轮番作战方针的指示》。《指示》指出:从目前正在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在站住阵地之后,经过休补,寻找机会,向前反攻,一方面可扩大其侵占地区,另方面不容我在前线作较长期的休整。同时对朝鲜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轰炸,也正为配合这一意图”。“为粉碎敌人之意图,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大量消灭敌人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之目的,决定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具体计划为:将现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三十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军。将十九兵团三个军、二十兵团两个军、二野第一批北调的三个军,及现在湘西剿匪的四十七军,共九个军二十七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军。待第二番志愿军于二三两月先后开抵朝鲜,第一番志愿军即可逐步抽出整补。”“十三兵团四个军则留在平壤及南北地区整补(以三至四月为整补期)作为第二番部队的临时预备队,并准备与二野三月第二次北开的三个军及董其武兵团的两个军共九个军二十七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军。待需要时,再与第二番志愿军换班。如此轮番作战,我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既不致陷于被动,又能保持旺盛的机动性与持久性,又使更多的部队学会和美国侵略军作战。”《指示》对轮番作战的指挥机构设置、部队调动次序、兵员补充、武器调补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并强调。军委责成各出动部队在出动前及出动后应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及政策教育”。
  2月8日 致信阿尔希波夫:苏联专家一月十一日在政务院座谈会上提出有关法制问题的意见,“对于改善我们司法机关工作是很有益的”。中国“各级检察署暂实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即中央最高检察署掌握统一的方针政策,同时给予地方政府按中央方针具体指导当地检察署工作的职权”。
  2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饶漱石、陈毅、邓子恢、叶剑英、邓小平、习仲勋电:“请于二月十三日晚,赶到北京开会。望准时到达。”十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注〕电:“中央定于十四、十五两日邀请各中央局负责同志来京开会,请你偕陈毅同志于十三日晚赶到北京为盼。”
  〔注〕刘伯承,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2月11日 就彭德怀九日来电称对横城地区之敌发起反击一事,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和杨得志、李志民:“在这次战役中,我如反击不得手,敌人确有进入三八线可能。”“为防止上述不利情况发生,请令邓华集团在寻机歼敌部署中切忌仓卒应战。”“我们认为第十九兵团开进计划,基本上仍按原规定者不变为妥。”第十九兵团入朝后,“第一步以向平壤成川地区前进为好,便于机动”。部队分两路的行进路线和到达地区的具体位置,由彭发布命令规定。
  △召集文委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华北天主教革新宣言和接收协和医院问题。商议决定:(一)宣言一要明确表示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天主教中的影响,二要坚持宗教与政治分开,梵蒂冈不能干涉中国的政治。(二)协和医院与中国医院合并,名称可叫中国协和医院,政府接收后,医院的经费不减少。
  2月12日 出席中央复员委员会召开的复员工作总结会议。在会上讲话指出:去年一年变化很大。年初,我们设想除准备解放台湾、西藏以外,在全国范围内,可以转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去年春,就决定部队复员。以后,发生了国内土匪活动猖獗、国际上朝鲜战争发生的新情况,致使部队复员工作没有能继续进行。目前时局的中心问题,还是朝鲜问题。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抗美援朝。半年来的朝鲜战争,证明美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但同时又证明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才能把它打垮。
  2月14日 为苏联《真理报》作《中苏友好互助同盟伟大的一年》一文发表。文章说:一年来,我们伟大的友邦忠实地履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有关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协定,“给了中国人民以慷慨的援助,大大地帮助了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月14日—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与讨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工作、整党建党、统一战线工作、整风等八个问题。会议强调:进行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的准备时间,从“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会议采纳周恩来的提议,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六人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
  2月15日 和陆定一、贺诚研究决定:凡接受外国津贴的医院,应有工会代表参加董事会;对接受美国津贴的医院,立即以北京市军管会的名义征购;对非接受美国津贴的医院,只令其登记,现不表示接收。
  2月17日 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在发言中介绍国内情况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形势,指出:我们现在进行的经济恢复,是为了打基础,准备新的建设。现在看来。朝鲜战争会长期拖下去,不是一两个战役即可结束的。因此,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国防力量,一面恢复经济,把作战与建设结合起来,边打边建设。我们要充分准备对付敌人的封锁、侵扰和轰炸,巩固大陆、巩固国防。在朝鲜战场上,我们采取轮番作战的方法,让国内的部队轮流去参战学习。空军、海军也要去学习。
  2月18日 起草中央军委《关于对朝鲜轮番作战部署数点改变的指示》。《指示》确定:“第二番部队改以九兵团(现暂缩编为九个师)、十九兵团及二野第一批北调的三个军,共九个军二十七个师组成;二野三个军(十二军、十五军、六十军)编为第三兵团,以陈赓为司令员兼政委、王近山为副司令员、张南生为副政委。第三番部队改以十三兵团四个军、二十兵团两个军、四十七军及二野第二批北调的三个军,共十个军三十个师组成。董其武兵团作为预备队。”“关于后勤工作的一切部署,已责成军委总后勤部依此电令调整,并限两日内报告军委批准实施。”
  △接何长工从莫斯科打来的电话,在听取汇报后说:苏联帮助我们搞航空工业建设是要算账的,我们的外汇不多,把钱过多地用到航空工业上国家吃不消,这样就不能照顾其它工业部门的建设了。可将建设的规模缩小三分之一。当晚,何长工遵示修改计划。次日,中苏两国代表团达成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三月十一日,约见返京的何长工、沈鸿、段子俊。
  2月19日 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胡乔木:看了斯大林的谈话〔注〕后,我拟在郭沫若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届会议的报告中(已带走)加入这样一条要求:“‘和平理事会要求联合国大会应即取消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可耻决定,而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朝鲜及远东问题的和平建议’,以代替原来只提出中国建议而未提出取消那个可耻决定”的一句话。本日,得到毛泽东同意后,即电告郭沫若。
  〔注〕指斯大林本月十六日就目前国际形势问题对《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2月20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各大区负责人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关于本地区工作的报告,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二十一日,《条例》正式公布。
  △约聂荣臻、刘亚楼、王秉璋等商谈空军入朝作战问题。此前,一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志愿空军开始小规模实战锻炼。一月二十九日,在新安州上空击落、击伤美国空军飞机各一架。这是志愿空军第一次击落敌机。
  2月22日 和聂荣臻、薄一波、傅作义同已编入志愿军第三番部队的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董其武、政治委员高克林谈话。
  2月24日 得知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二十三日病逝消息后,赶往天津张的家中吊唁,评价了他一生的历史功过,并对其家属、亲朋和南开校友说:看一个人应当根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但不应掩盖他不好的地方。校长晚年失节,但毕竟还没有跟蒋介石跑到台湾。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问题。在津时,领衔组成张伯苓先生治丧委员会,所送花圈的挽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丧事后,视察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对南开中学同学们说:南开中学是我的母校,我那时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但我也学到一些知识,锻炼了办事能力。以后我参加了革命,学习了马列主义,并在长期革命中受到锻炼,思想认识提高了,革命意志更坚强了,工作能力更加提高了。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培养、教育的结果。现在,南开中学变了,你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真是幸福。希望你们好好学习,认真锻炼。学了为用,学了就用,为工农服务,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你们一定会比我们学得好,祖国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月25日 和二十一日从朝鲜前线回国汇报工作的彭德怀。共同召集中央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二十六日,和彭德怀进一步商讨在朝鲜作战的方针性问题。随后,连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并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勤供应问题作出重要决定:凡国内的部队都要轮番到朝鲜作战,这样既可替换第一线部队休整,又可锻炼部队,提高全军现代化作战指挥能力;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开赴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再向苏联购买几十个师的武器装备;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由国内几个大城市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和罐头食品;号召国内各行业增产节约和捐款购买飞机大炮。
  2月26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菲利波夫电,通报我对朝鲜战争形势的估计和今后的战略部署:(一)从目前战场的状况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做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一月当中,敌人当站住阵地之后,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的进攻。其目的在,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补,另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在近期内,“因我新军未到,老军未补充,敌人有重新进八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现已决定编成三番部队轮流作战。(三)目前,在前线作战的只有六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在我既无后备力量又无空军掩护,而且供应很困难的情况下,应避免进行战役性的出击,只在南汉江以北地区进行防御,迟阻敌人,“在今后一个半月内,敌人可能寻机进攻,逼我应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战役”。“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电文还说彭德怀希望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运输线。此件经毛泽东审改后于三月一日发出。三日,菲利波夫复电同意志愿军今后在朝鲜的作战方针,并同意派遣两个苏联驱逐机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2月27日 致电柴军武转金日成:“为保证三月份能完成机场修建任务,力争空军参战起见,除中国方面努力抽调高射炮部队加强防空并抽调工程部队、运输车辆提高机场修建速度外,请朝方能抽调两三个新兵师参加机场修建,解决人力不足之困难。”
  2月28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南军区党委电:同意你们《关于一九五一年中南全军中心工作的指示》,可即下达。关于肃清残匪的工作,广东“必须于三月中完成,应杀之反革命、匪首、惯匪、恶霸,亦必须于三月中杀掉一批”;广西“应争取于五月间基本解决匪患”。
  3月1日 召集有关负责人研究在中国的外侨问题,商定:在两年内有计划、有步骤、有区别地将反动外侨肃清,即对政治犯和政治性的刑事犯一律驱逐出境,有血债者应予判刑,大间谍案另行办理。
  △为《学文化》半月刊创刊号题词:“努力学习文化,好提高政治、技术水平。”
  △致电曾涌泉转郭沫若:“同意提居里〔注1〕与南尼〔注2〕为斯大林和平奖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候选人。”
  〔注1〕即约里奥居里,法国物理学家、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
  〔注2〕即彼得罗·南尼,时任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
  3月1日—3日 继续召开各种会议,部署和进一步落实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勤供应的各项措施。三日,致电彭德怀、高岗并报毛泽东,告以第二番部队调动的行进情况、朝鲜境内机场修建的安排、空军出动计划、装甲兵出动计划、炮兵出动计划、运输计划、医院床位设置计划等,并告“中朝联合空军拟以刘震为司令员,王琏(朝方)、常乾坤为副司令员”。
  3月2日 主持政务院第七十四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安子文部长作的《人事部一九五一年中心工作纲要》的报告时讲话:在革命进程中,我们的干部队伍逐渐发展到了三百八十五万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干部队伍,我们就是靠这些干部建立了国家。这支大队伍中,既有老干部,也有新干部,还有留用人员;有专门技术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一般干部;有的虽然有斗争经验、政治水平高,但文化水平低,有的是政治水平差,有极少数的,政治上还不可靠。为了适应目前草创时期建设国防、恢复生产和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人事工作的方针应该是:加紧进行培养、提高、改造和训练干部的工作。当前人事工作有四项任务:(一)精简机构,明确分工。精简的目的,是要达到人数少,做事多。精简的主要办法是,减少层次和分工负责。(二)加强学习。学习是提高和改造干部的中心环节,提高与改造相结合。对于失业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要加强其政治改造,一方面要加强其技术教育。这样,他们就容易就业。(三)巩固队伍。这支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但还有些不稳分子和异己分子。对于这两类人,经过审查后,要予以清洗。(四)照顾生活福利。去年,本想把供给制改为低薪制,低薪制的略加提高,但抗美援朝后,我们只有把这个计划推迟。这个问题不解决,工作效率不会更加提高,对恢复生产和准备建设工作,都有损失,因此,我们要采取积极态度。设想各种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3月3日 向出席工业会议、财政会议和其它专业会议的代表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工作》的报告,介绍抗美援朝和三年准备、十年建设问题。指出:朝鲜战争是长期的、曲折的,但是,我们可以在进行战争的同时进行恢复经济和准备建设的工作。这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而且抗美援朝打开了我们中国的局面,土地改革给了我们建设的基础。在这样一个环境和基础之上来进行准备工作,我们是处在有利的条件之下的。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是党的总方针。我们各部门的工作要与这个总方针相配合。这两年中,我们需要抓的工作有:(一)继续进行土地改革,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村生产力发展了,购买力提高了,农民就能供给城市以更多的原料、粮食。(二)城市工作,中心就是生产力的提高,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各民主阶级,努力提高生产,发展生产,首先是轻工业生产。从公有的到私人的都可以发展。(三)收集准确的为建设服务的各种资料。(四)培养建设人才。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是太多了,而是少了。一旦进行恢复和建设工作,马上就感到知识分子不够。我们进行准备建设的工作,还要努力做到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政策,但同时又要注意不妨碍地方的因地制宜,不妨碍地方的积极性;并且逐步从供给制走向经济核算制。供给制是我们在长期战争中必然要走的路,但是到建设时期,供给制就不能适应这个需要了。现在已不是供给制时代,而是要走上经济核算时代了,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
  3月4日 为尽早实现朝、中、苏三方空军入朝作战,同沙哈罗夫商议在朝修建机场事宜。次日,同刘亚楼、王秉璋进行磋商,设想了机场修好后中、苏、朝三国空军如何使用机场的问题,并指派刘亚楼偕苏联驻华空军顾问飞沈阳同苏联驻朝空军顾问会商修建机场及空军出动问题。
  3月5日 听取民航局局长钟赤兵关于民航有关问题的汇报,批准:(一)改组原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并由民航局为两航人员开办学校;(二)建立民航政治工作制度。
  △签署发布《政务院关于加强科学院对工业农业卫生教育国防各部门的联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部门举行的凡与科学研究有关的专业会议,应邀请科学院派专人参加,并将会议主要内容尽早通知科学院;各部门所领导的科学研究机构,在制订研究计划时应与科学院取得联系,并定期将研究情况报告副本送到科学院;科学院应注意有系统地宣传中国和外国科学研究成果和调查各生产部门对于科学研究的需要,并力求使自己的计划适应这些需要。
  3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根据统一战线政策和《共同纲领》原则,配备适当数目的党外人士与我党负责同志共同组成”。任何地方都不容许忽视执行这个方针。“此事应成为各地今年检查统一战线工作好坏的尺度之一。”凡新选举的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中“非党人士的比例太少者,上级党委及上级人民政府不应予以批准或上报”。
  3月9日 主持政务院第七十五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银行和贸易工作时说:“重工业要搞,但轻工业在今天还要多一些才行。不仅私人要搞轻工业,国家也需要搞轻工业。”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土改后生产发展,购买力增强后的农村的需要,才能更快地积累资金,为国家建设准备条件。发展经济还必须处理好城乡关系、公私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上下关系。今后,我们既要扩大同苏联和新赃主义国家的贸易,又要争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既要进口工业器材,也要进口一些日用品,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月10日 为东北烈属、军属模范和拥军优属模范代表大会题词:“努力生产,支援前线,优待烈属、军属,为保卫国家、争取抗美援朝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3月上旬 函告海军党委:“友方已决定帮助我们训练四艘潜艇(包括艇队、艇上、基地及随去翻译四百二十名),并要我们人员于四月二十日全部到达旅顺。”
  3月11日 致电彭德怀并报毛泽东、高岗,提出在朝鲜修建机场应“采取逐步前进的方针”,“即先在苏联空军使用地区修成两个使用钢板跑道的机场(比较易修),将苏空军一个师先行进入朝鲜作战”。“在有了这一掩护,我再进一步修建平壤、美林两个机场”,“修成后,即可将中国空军喷气式一个师进至平壤作战”。“如此,再回过头来,修建苏军另一个喷气机师使用的两个机场,同时,也可掩护修建安岳、新幕、平康的前进机场。这种逐步修建逐步前进的办法,可以有掩护地相当解决上述人力、物力、运输力等困难,但时间的延长和空军参战的推迟是肯定的。”
  3月12日 约见负责组建第三兵团的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十五日,和聂荣臻联名将该兵团的实力、装备,补充和开进情况电告彭德怀、高岗并毛泽东。十八日,该兵团由安东、长甸入朝参战。
  △致电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对达赖所派的两个赴京助理官员如到印可以招待,协助其迅速来京,并以我二等秘书陪同返国。”
  3月15日 致电柴军武转金日成并告彭德怀,告以月初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的内容和菲利波夫复电内容,并指出:“现在朝鲜境内抢修足够的机场,便成为目前争取空军早日参战的中心课题。”“为完成此项任务,只要中国能办到的,我们决尽一切可能加紧准备”,“但沙石、洋灰与人工则必须请朝鲜解决,特别是人工最为重要”。望能见告后继人员到达时间和修建机场的总人数,“以便易于计算人工,掌握机场修建之进度,与计划空军出动之时间”。
  △审改并批发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分局和各大军区电。在电文中增写:“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以前,敌人的前进不会停止的。我们抗美援朝的任务,在于击败美帝,解放朝鲜。欲如此,必须大量消灭敌人,而不斤斤计较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汉城能保持在朝鲜人民军手中固好,否则,守城与歼敌不可兼得的时候,照我们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经验看来,我们宁取后者是最为有利的。”电文指出:“朝鲜战争趋于长期化。为了避免消耗,转入主动$—待机歼敌,汉城、横城一线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已开始后撤,已于十三日退出汉城。”请各地在此消息公布后,就我后撤的目的“多在口头宣传中加以解释”。
  △接菲利波夫来电。电文说:苏联政府决定将再派一个三团制的空军师(九十架喷气式飞机),归别洛夫将军指挥,置于安东地区,以便让中国原准备在安东的一个驱逐机师推进到平壤地区。十八日,审改嘱人起草的毛泽东复菲利波夫表示感谢的电稿。
  3月17日 给在杭州休养的邓颖超复信:“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信中介绍了自己在京三周的情况,说待她“期满归来,海棠桃李均将盛装笑迎主人了”。三十一日,再次给邓颖超复信:你来信“说我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给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望托人拍几个美而有意义的镜头携归,但千万别拍着西装的西子。西湖五多,我独选其茶多,如能将植茶、采茶、制茶的全套生产过程探得,你才称得起‘茶王’之名,否则,不过是‘茶壶而已’。”“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3月20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收回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所发行的地方流通券的命令》。《命令》指出:为统一币制,决定“自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起,责成中国人民银行限期以人民币收回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所发行的地方流通券”。
  △约见沙哈罗夫,商议在朝鲜修建机场和关于我方掩护在朝鲜的机场、重要铁路桥梁所需的高射炮部队及其武器等事宜。
  3月21日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在谈到西藏问题时指出:希望达赖不要离开西藏。如果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办法来解决,西藏仍然享受宗教自由,达赖将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同时,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规定,西藏将来一定成为中国境内的民族自治区域。为了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以及反动势力,保卫中国边疆,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如果达赖不走,经过和平谈判解决,解放军就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果能如此,中印关系也可增进一步,中国西藏还需要同印度通商。
  3月22日 致电彭德怀、高岗并报毛泽东,告以本月十五日菲利波夫来电内容和中、朝、苏三方空军入朝作战前的兵力准备、机场修建情况和对指挥机构设置的意见。说:现在,中、朝、苏三方面准备进入朝境作战的空军部队增至十七个团,计:我方十个团、朝方三个团、苏方四个团。目前,“不论作战,不论运输,都以争取修好机场,以利苏联空军先行出动掩护为中心一环,故只有以战斗部队修筑机场才能完成此项任务”。经反复研究,“目前不管在人力、物力、运输、掩护诸方面,都不可能做到所有机场同时动工,只能采取逐步前进的方针”。故决定第一步由我方负责先在平壤以北安州以南地区内修起四个机场,以使苏联空军的两个驱逐机师一百二十架飞机,能同时进入该区。朝鲜方面负责在美林、平壤、力浦、温井里、安岳等地,首先修起二个喷气式机场,以使空军可以先去一个师。
  3月23日 主持政务院第七十七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孔原作的《一九五○年海关工作总结和一九五一年工作计划要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草案)》时指出:一方面吸收新血液,一方面改造旧人员,这是海关总署一九五一年的一项重要任务。旧海关人员的主要毛病是立场观点问题。他们现在正开始站到人民立场上来,但还要努力前进,求其站稳。因此,对旧海关人员,主要是改造问题。改造为主,结合着提高。只有这样进行教育和学习,才能把旧的官僚主义海关彻底改变为新的人民海关。海关旧人员多,统战工作要好好地做,做出一个模范来。还指出:海关法是个新东西,要好好宣传。
  3月24日 召集沈雁冰、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加强对电影工作的领导问题。会议决定:(一)目前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思想政治领导,为此应组织中央电影工作委员会,草拟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决定。对《武训传》〔注〕的批评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二)加强电影编剧力量,可向全国征集已经上演过获得观众好评的戏曲剧本,选择一些改编为电影剧本。(三)电影批评的标准,主要是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还不宜过分强调艺术性。
  〔注〕《武训传》,由孙琦编导的影片,二月公映后,京、津、沪三大城市报刊发表赞扬文章几十篇,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自此全国在文化教育界开展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
  3月25日 复彭德怀并告高岗并报毛泽东电:“同意十五军不参加机场修建仍去前方。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三个军因经长时作战,消耗急需补充,故其待补之新老兵亦不宜再留作修建机场之用”,决定从第三番部队中另行抽调部队去修建机场。次日,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并报毛泽东:经与有关方面商谈后,决定调四十七军前往朝鲜担任修建机场任务,预计当在四月中旬到达目的地。现在,苏方已允于每日下午三时起派空军掩护我火车自安东渡江向南行驶,预计空中掩护将于四月一日开始。四月二日,约见前来北京接受任务的第四十七军军长曹里怀,并与曹一道同聂荣臻、杨立三、张令彬、刘亚楼、陈锡联等一起商议修建机场的具体事宜。
  3月26日 察觉福州党政部门防空工作做得过分紧张,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中央华东局并转福建省委电:“在敌机并未天天袭击福州条件下,机关工作人员白天外出夜晚返回的办公制度是不妥的,而且一定会影响全市人心。”
  3月27日 和刘少奇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关于要达赖派人来北京和谈的进展情况,说:达赖现在“一方面声明已派阿沛(即在昌都放下武器的西藏驻昌都负责人)为赴北京的和谈代表团团长,并派两助理代表经印度赴北京;另方面带信给阿沛,委其为全权代表,称其为西藏僧侣中最有威信的噶伦,劝其好好赴北京和谈”。我们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他是拉萨、亚东两方面都承认的代表,因此仍以说服阿沛来京谈判为有利。
  3月28日 致电彭德怀并高岗,告以同沙哈罗夫商谈我在朝鲜修建机场的最后结果:苏方坚决要求我方同时修好苏机使用的四个机场,而将我方使用的四个机场交朝方负责修建。“我们因考虑到苏机如不能进入朝鲜作战,我空军亦无法在其掩护下前进,故终于答应由我先派一个军修好苏四个机场,而暂将我方四个机场委托朝方先修两个,如届时不成,再由我接修。”“现全部计划在开始执行中,修建次序以不再改为好。”
  3月29日 为加强对财政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并照顾地方的因地制宜问题,签发政务院命令,颁布《关于一九五一年度财政收支系统的划分的决定》。《决定》确定;“自一九五一年度起,国家的财政收支系统,采取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方针”,实行三级制,即中央财政、大行政区级财政、省(市)级财政。《决定》还对各级财政年度收支的划分、管理作出具体规定。
  △致电潘汉年、黄华〔注〕并转宋庆龄:“爱德华为印度和大筹备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抗战时曾率印度国民大会医疗队到延安,在敌后工作。”他是尼赫鲁总理妻子的弟弟,此行去沪主要为了拜访你,“我意你可以帮助他更多了解新中国,并给以鼓励。这样对中印友谊是有益的”。
  〔注〕黄华,时任上海市外事处处长。
  3月30日 主持政务院第七十八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戎子和作的《关于财政部一九五○年工作总结及一九五一年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时指出;财政部工作人员要切实认识经济决定财政的意义。去年全国统一财政是有成绩的,但有的方面“统”得多了一些,现在要划分各级财政的职权和范围,使地方在统一管理下,能够因地制宜,发挥其机动性和积极性。一九五一年财政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国营企业的财政管理。
  3月31日 签发政务院命令,颁布《关于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的决定》。《决定》指出:“城市地方某些必须的开支,应当予以保证,但因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补助地方,必须争取自给。平衡城市地方财政收支的原则,应当是根据当地必须举办的事业与人民负担能力努力组织收入,保证必要支出,反对铺张浪费。”“国家财政分级管理之后,市正成为一级财政”,除应从整理税收等项中“增加市的收入外,并须逐步发展市营企业,来奠定市财政收入的可靠基础”。
  △致电倪志亮转金日成:为了保证中、朝、苏空军准时入朝担负掩护交通运输的任务,“关键在于尽一切力量,克服一切困难修建朝境机场。修建机场的方针,应是有计划地分区把它建立起来”。苏方使用的机场定为六个,先修四个,由我方“定期修好”;我方使用的四个机场和朝中双方合用的三个机场,均拟请朝方负责修建。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为张澜八十寿辰〔注〕举行的祝寿宴会。
  〔注〕此系虚岁,张澜一八七二年四月二日生于四川省顺庆府(今南充)。
  3月 为文化部电影局、中国影片经理公司总公司在全国二十个城市举办“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题词:“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
  4月1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西南军区党委电:同意所拟的《关于开展民主运动,以整理部队组织的决定》。惟第二项的内容应改正为;“为了很好地实行抗美援朝、保障土地改革的任务。特决定在全军范围内进行一次整顿组织的工作,把部队内部组织及人员来历加以清理,并进行及时的教育,对于不纯分子及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应给以适当的处理,以达到纯洁内部、巩固与团结自身及战胜敌人的目的。”随即将修改后的《决定》转发各大军区党委、总政治部和志愿军党委。
  4月2日 在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目前时局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说:抗美援朝仍然是一九五一年的首要任务。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是与抗美援朝紧密联系的一项主要任务。镇压反革命要稳、准、狠。稳,就是不乱来;准,就是要看清对象;狠,就是该杀的就杀。抓住这三个字就不会犯错误。所以,中央确定在这个时期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方针仍然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为了实现人民民主,在今年,我们要在农村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在城市召开区一级人民代表会议,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实现少数民族区域自治。
  4月3日 为祝贺中国戏剧学院成立题词:“重视与改造、团结与教育,二者不可缺一。”
  4月5日 就苏方只有喷气式飞机,在迎击美机时进行低空作战有困难,而中方驱逐机部队尚未完成训练任务不能出动一事,致电倪志亮并转金日成:“建议朝鲜空军在新义州的部队,以二十架拉九和雅克式飞机配合安东苏方空军进行安东经安州至平壤线的掩护。另请由延吉调二十架拉九机,以通化飞机场为基地,负责对辑安、江界、球场线的掩护。”
  4月6日 主持政务院第七十九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关于第一届全国工业会议情况的报告》等文件时说:我国现在正处在准备建设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制度和影响存在着;国家大和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还不能摆脱战争。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考虑这些特点。这次会议,划分了中央和地方工业的范围,现在中央不但不要妨碍地方的经营,还要把原来“统”过来的再放出去一些。这样做的好处,除陈云同志所说的三种(积累资金、积累干部、集中领导注意力)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中央部门不会忙于企业事务,不会成为企业机关,而成为全面领导企业的机关,这样就有力量和时间注意发展方向、发展规律和掌握政策,这样就可以提高了。中央要先解放出来,才有时间考虑发展、提高和计划的问题。中央把完成生产数字、完成基本建设和实行经济核算事放到地方上去,才能有时间去加强领导。
  4月9日 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第二届会员大会上作报告,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不再是资本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同时,民族解放斗争在此期间也变得更加重要更加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民族解放运动的比重大大地加强了。”“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当前革命的主要力量”,“这个力量正在发展中,而且必然会得到最后的胜利”。“我们的任务就是支持、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挽留奉命回国的沙哈罗夫到十二日再启程。随即,嘱人为毛泽东起草致菲利波夫电。电文肯定沙哈罗夫在中国工作的半年中,对抗美援朝和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帮助很大,指出“他的工作热忱和努力,是值得我们感谢的”。电稿经毛泽东审阅后于十一日发出。十一日晚,设宴为沙哈罗夫送行。
  4月14日 审改并批发《人民日报》就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十一日宣布撤消麦克阿瑟的远东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而写的时评:《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败局是定了的》。文章指出:“麦克阿瑟的下台,是中朝人民抗美斗争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一个胜利。”
  4月15日 致电饶漱石:中央批准华东局要陈毅住院休养一个月的决定,并已指示卫生部速与专家研究他的病情、提出治疗办法。请转告他应静心养病。
  4月16日 在中央人事部全国人事座谈会上讲话:各项工作开展起来后,自然要增加许多编制,但现在行政机构过多、工作人员过多,单纯为人员而服务的人也就多起来了,忙于人事,会妨碍工作。现在应该提出提高人员素质的要求。希望人事部门在编制上注意减少层次,精简机构,使我们整个工作能向前推进一步。
  △和聂荣臻联名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并报毛泽东:各特种兵参加第五次战役问题,军委决尽一切力量争取实现。炮兵除小部因训练与装备尚未完成外,其余已全部开赴前线。坦克部队因在我空军未出动前,朝鲜战场无法大量使用,“故决定先去一十坦克团另一个徒手团。只要在作战中能用得上,五月份还可再增加二个团”。“现在,最困难的是空军,而空军中最困难的是机场。”苏联所用的机场,五月中旬以前无法修好。“苏空军五月初既不能出动,我空军在既无掩护又无机场的情况下,这次战役实无法出动参加。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尽快把机场赶修出来,及如何利用国内的机场掩护平壤以北交通运输,以减少前线补给的困难。”
  △为了改变朝鲜境内铁路管理和运输中存在的问题,致电倪志亮即转金日成:“提议为适应战争急需,朝鲜铁路必须立即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即:“在联司领导下,设立中朝联合的军运司令部,统一朝鲜铁路的管理、运输、修复与保护事宜”。以中国同志任司令,朝中各出一人任副司令,下属各级组织均由中朝两国同志分任正副职。联合军运司令部暂设沈阳,其下设铁道军事管理总局于朝鲜境内,中国铁道兵团及朝鲜铁道修复机构均归属军运司令部统一管辖。五月五日,中朝两国政府代表正式达成《中朝两国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
  4月17日 召集中财委、人民银行、贸易部、交通部,外交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议香港英国政府以征用名义劫夺我即将驶回的永源号油轮的对策。十九日,约黄华、刘晓、宦乡〔注〕等再次商谈此事,认定:既然英国借口军事原因、公共利益征用我国油轮,我即以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为理由征用亚细亚煤油公司报复它。这样做,不仅来得直截了当,并可不致波及其它英商企业。由于该公司分设在中国十五个口岸,并有六十多个推销处,因此,这一回击是重的。“在今天,我们对英国尚只限于局部报复,但也应准备,如果英国敢于扩大报复,则它在华的两亿英镑投资,便是报复代价。”随后,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中央华东局并上海市委电,征求对征用亚细亚煤油公司的意见,并说明宣布征用时间拟在四月底,可先在全国宣布,由各地加以管制,然后逐步接管。四月三十日,签署政务院关于征用英国在我国各地的亚细亚煤油公司财产及征购其全部存油的命令。
  〔注〕刘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宦乡,时任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
  △向政务院所属各部门发出通知:前段时间,为了准备全国秘书长会议中关于加强政府机关的统一战线工作的议程,曾对政府各部门分别进行了一年半以来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关系的检查,“现将各部门党外工作人员所反映的意见和情况,汇集分发各党组,希望对其中有关部分加以调查研究。并作负责而认真的处理,务使各种意见和问题(无论正确与不正确的)均能有所交代,不使他们感到意见落空”。
  4月18日 批准成立中央防汛指挥部,董必武任主任,傅作义、李涛任副主任。
  4月19日 签发政务院命令,公布《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条例》规定了对以反革命为目的或意图营利而伪造或贩卖国家货币的犯罪分子的判刑标准。
  △与杨立三、张令彬、宋裕和研究军队后勤经费问题。
  4月19日、24日 先后两次听取管制美资企业代表汇报,研究管制美资企业的办法等问题。
  4月20日 主持政务院第八十一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周扬作的《文化都一九五○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总结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的报告》时说:在文化艺术工作中,政治标准应放在第一位,但同时要与艺术标准相结合。文化艺术不单纯是娱乐活动,它还有很重要的教育作用。文化都要注意加强政策思想的领导。生活锻炼对文艺工作者是很必要的,人民的生活是艺术工作者取材的主要源泉,演员应当到生活中去锻炼,作家最好的创作方法是到实际生活中去采访,整天关在屋子里写剧本是不行的。在讨论李德全作的《卫生部一九五○年工作总结和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的报告》时说:旧社会对工农兵的卫生是不管的,现在我们要管,应该以预防为主。卫生工作要发展,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要用各种办法解决医生缺乏的问题,对卫生经费要给予照顾。在文教经费中,教育第一,卫生第二。
  4月22日 和郭沫若到北京车站欢迎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随后,指示有关方面做好阿沛等和谈代表的工作,说明在以后的谈判中要谈达赖与班禅的团结问题。
  4月23日 致电倪志亮转金日成:“朝鲜出动拉九战斗机掩护交通运输需要苏方喷气式飞机协同掩护事,已与苏方及中朝空军联司谈好。苏方喷气式飞机可随时出动,协同掩护。请即下令朝鲜空军执行掩护运输线任务,并令其与现驻安东中朝空军联司刘震联络。”
  4月24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关于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
  4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中财委关于在五六月增发四万亿人民币的请示报告的指示。指示指出:各地应坚决执行中财委提出的办法,以使全国财政状况和市场能够得到继续稳定。“现在国防建设费和经济建设费的开支,很大部分系用在建筑工程上,故各地建筑工程的主要领导,必须统一于当地市人民政府或省人民政府。公家的营建公司。应当受当地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私家的营造公司,应向当地市人民政府登记,并受其监督。”
  △接见越南民主共和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衔代表黄文欢。
  △致电倪志亮即转金日成,告以向苏联增订的喷气式飞机钢板跑道已获苏联政府批准,并于五月份交货。请督促有关方面迅速勘定另外两个钢板跑道机场的地址。以便早日动工,争取能与平壤以北苏联空军所使用的四个机场同时完工。
  4月27日 和朱德、李济深等前往车站迎接来京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共同协商和平解放西藏事宜的班禅。随后,同班禅就西藏前途、即将开始的和平谈判、藏汉兄弟民族的团结、达赖与班禅的关系和藏民族的内部团结问题交换意见。此后,曾指示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在进行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谈判时,要充分听取班禅及随行官员的意见。
  △审改嘱人起草的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电文指出:我们正在计划中国今后的兵工建设问题,再次希望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各种兵器与弹药首先是陆军轻武器与弹药的制造蓝图,以便进行仿造。提出拟派遣以徐向前总参谋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商谈此事。二十八日电文发出。五月二日,菲利波夫复电同意供给中国制造苏军装备中现有各种武器、弹药所必需的蓝图。五月二十日,周恩来致电布尔加宁,告以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名单及启程日期。
  4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同意来电所拟作战方针〔注〕及在这一战役结束后的兵力部署,望即照此执行。”从这次敌人且战且退等情况看,“敌人确有诱我南下,然后在北部登陆的企图”。“但我主力如停在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而只以一个兵团及人民军向南进逼”,估计敌军在未得到大量补充和援兵以前,“还会有一个犹豫时间而仍然与我们进行拉锯战,企图消耗我们。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对我并无不利,只要我们避免消耗和分散敌人,则推迟敌人登陆或向北进攻,便于我完成各种准备,倒是合乎理想的。不过目前自应以敌人会很快登陆作准备,免陷被动”。关于加速空军入朝前的作战准备、各兵种协同作战和后勤供应问题,请与前往朝鲜的刘亚楼、陈锡联、许光达、杨立兰、张令彬面商后给予指示。
  〔注〕指第五次战役盼下一步作战方针。本次战役四月二十二日开始。
  △审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旗图案,并建议将他同意的那个图案的金黄色圆圈及五角星稍放下一点,置于红旗四分之一的中间。这一建议得到采纳。
  4月29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南军区并告各大军区电:同意中南军区所建议的所辖各省地方部队在一九五一年以清匪为主要任务,并望各大军区注意“防止大股土匪刺灭之后,轻视散匪、潜匪并满足于一时平静现象的麻痹思想生长”。
  △约张治中、齐燕铭、张含英商谈由民革、民盟、民建以及水利部、内务部、卫生部等有关部门组成中央治淮视察团,前往淮河流域视察事宜。五月二日,张治中团长率领视察团出发。
  5月某星期日 前往故宫午门楼上参观正在布置中的《敦煌文物展览》。参观中,向展览负责人常书鸿介绍中央人民政府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深入开展而决定在京展出敦煌文物的有关情况,并对文物的陈列和文字说明提出一些调整和修改意见。在参观《帝国主义者劫夺敦煌一带文物罪行》展室时说:这样陈列很好。这些铁一般的证据,雄辩地说明了帝国主义如何用各式各样的巧取豪夺的方法来盗窃和破坏我国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同仇敌忾,增强抗美援朝的信心,加强抗美援朝的力量。当举国都在深入动员抗美援朝的时刻,这个文物展将会起到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
  5月4日 在全国秘书长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指出;抗美援朝是半年来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中心任务,一切工作都应环绕着它。“今年的财政任务是:一方面要保证各方的急需,一方面要保证金融市场的继续稳定。各方的急需,特别是抗美援朝的开支,必须保证。但也必须加以控制,否则若尽量开支起来,即将影响全国人民的生活。”“要继续巩固财经统一,但不应妨碍地方积极性。”“一切财经工作都要有计划性,但也不应取消地方机动性。”“现在经济是供给制,将来必须实行经济核算制,按照预算计划办事,才有利于经济建设。”又说: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作中,“我们对反革命的基本政策一贯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该杀的不应姑息,不该杀的不应错杀;罪恶不大的,坦白早的,根据案情轻重判刑。这样才能保证政策的执行。”在方法上,“要稳、准、狠。掌握情况要稳,对情况估计要准,对反动头子要狠”。“对他们宽大,就是对人民残忍。”干部要到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第一线去学习,“在实践中提高自己、改造自己”。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志,如果自己的亲属、亲戚在运动中被斗了,应该正确对待。我们没有办法改造家庭,但社会可以改造他们。
  5月5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人民戏曲是以民主精神与爱国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的重要武器。”“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凡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和推广”;“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戏曲应加以反对”。对旧有戏曲“应采取积极改革的方针”,“分别好坏加以取舍,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发展”,以收到教育人民的良好效果。
  5月16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枧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指示》规定:为了加强民族团结,禁止民族间的歧视与侮辱,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加于少数民族的称谓及有关少数民族的地名、碑碣、匾联等,如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意思者,应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
  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根据《协议》,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和中共中央派遣人员相继进入西藏并抵达拉萨,西藏宣告和平解放。至此,除台湾省及一些沿海岛屿外,全国实现统一。
  5月25日 为了顺利完成夏征任务,并为秋征工作准备条件,签署《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一年夏季征收公粮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夏征工作的领导,组织一定力量,下乡宣传人民政府“征收公粮的政策,并注意及时改进征收业务,试办征收解库的会计工作,以期做到结报及时,数字准确。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新区,并须在夏征后。进行查田定产,以便进一步贯彻合理负担的政策”。
  5月 在何香凝为抗美援朝书画义卖展览会作的《花鸟图》上题词:“鹊报援朝胜利,花贻抗美英雄。”
  5月下旬—7月初 积劳成疾,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和政治局的决定,在大连休养。离京前,约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谈话,交待进藏任务和中共中央开展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休养期间,到医院看望志愿军伤病员,参观和视察大连港、大连海军学校、大连机车车辆厂、大连化学厂等单位。在大连海军学校听取张学思〔注〕汇报时说:看你指挥炮艇航行就很熟练,你工作得不错嘛!边学边干,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下苦功,钻它三五年,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名海军的优秀指挥员。在大连港参观工人机械化作业时说:我们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向海港机械化进军。码头工人在旧社会生活最苦,受压迫最深。要教育工人树立主人翁思想,帮助工人学文化,掌握科学技术,依靠工人阶级管好海港。你们是国家的主人,一定能管好海港。
  〔注〕张学思,时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
  5月31日 在朝鲜战争转入相持局面的形势下,受美国政府指派的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以私人名义拜访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它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注1〕。得此消息后,六月三日,毛泽东同金日成在北京商谈了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和方案。经中国、朝鲜、苏联三国政府商议后,六月二十三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朝鲜战争一周年的社论,支持马立克的建议。三十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出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七月一日,金日成、彭德怀联名复函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以开城为谈判地点。十日,朝鲜停战谈判〔注2〕正式举行。
  〔注1〕六月初,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发表声明透露了美国政府的这一意向。
  〔注2〕根据中朝两党中央协议,朝鲜停战谈判第一线工作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停战谈判中朝代表团首席代表为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代表为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人民军总司令部侦察局局长李相朝、人民军第一军团参谋长张平山。“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为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万埃、远东海军副参谋长田尔林·勃克、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靳·克雷奇、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南朝鲜第一军团长白善烨。
  6月7日 签署《政务院关于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几项具体规定》。《规定》指出:省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的统一战线工作由秘书长或办公厅主任负责掌管;政府机关人事部门应在人事和福利等方面配合统战工作;同时,“应定期检查,总结经验,对所发现的问题,务必及时处理,并向上级作综合报告”。
  △签署公布《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各级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人最是人民的勤务员。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并应鼓励人民群众监督自己的政府和工作人员。因此,各级人民政府对于人民的来信或要求见面谈话,均应热情接待,负责处理。”
  6月26日 致信杨尚昆,告以得到毛泽东指示后提前返京的日程安排,并嘱“请代报告中央并转知有美方面为盼”。
  7月4日 离大连前往鞍山,抚顺、沈阳等地参观,几天后返回北京。
  7月8日 批准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招待外国使节工作的改进办法》。并且指示: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7月10日 召集章汉夫、伍修权等开会,议定:(一)党内成立指导对外活动的党小组。(二)使领馆只领导华侨事务,不作华侨运动。华侨只做公开与合法的援助祖国的工作,不应进行颠覆当地政府的活动。(三)对外侨犯罪情节严重者应判罪,不能只采取驱逐出境的办法。报道外侨罪犯的罪状,应切实具体,不应夸张。
  △夜,审改伍修权十二日将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双周座谈会上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报告稿,并在稿中增写:我们进行停战谈判的条件,“应先从结束朝鲜战争并保证能实现朝鲜境内的停火与休战入手。如果敌人的停战谈判是骗局或敌人尚不肯接受我们所提的合理条件,那么敌人的欺骗就会被揭穿,战争就会继续,我们仍将给敌人以更严重的打击和教训,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更多地站在我们方面,美帝国主义将会更加处于狼狈的地位。这种可能是很大的。如果朝鲜战争真结束了,那么我们便可进一步提出有关各方举行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谈判,当然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但和平的主动权将更加掌握在我们手中。”
  7月12日 审改嘱人为毛泽东起草的致徐向前电。在电文中增写:(一)“对苏业已答应的七种武器及附属装备的生产和建立四个新厂的问题,可请其先派设计组来。”(二)“各种弹药厂,须与我原有者结合,须增加者亦应俟其设计组到中国考察后方能作最后确定。”(三)“兵工建设应先签订武器蓝图及设计两种合同,其它合同须俟设计后方能签订。”电文指出:“兵工生产问题,同意以苏联现有武器弹药器材为标准,统一口径、统一制式”,“请你们在莫斯科将我们各兵工厂的现状材料告诉苏方,以便他们考虑改装与新建我国兵工生产的方案。同时在商谈时应将新建工厂与改装原厂的计划结合起来,将供应目前需要与供应将来的需要结合起来。”电文经毛泽东审阅后发出。
  △同夏衍〔注1〕通电话,说: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于伶〔注2〕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界、电影界人士开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孙瑜、赵丹能作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你方便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意见告诉饶漱石和舒同〔注3〕。并且重申:对事不对人。要孙、赵等人安心,继续拍片、演戏。
  〔注1〕夏衍,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注2〕于伶,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
  〔注3〕舒同,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
  7月13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菲利波夫电,介绍停战谈判开始两天来的情况和我方对停战谈判议程问题的原则立场,并说明:在准备谈判的同时,“我方对敌作战仍在加紧进行,并准备谈判破裂,再打几个月,给敌人以更大杀伤而促其变化”。电文经毛泽东审阅后发出。〔注〕
  〔注〕以后,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的致菲利波夫的电报,均由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主持政务院第九十三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政务院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时说;“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很差,这是由于旧社会贫穷落后,加上长期战争影响造成的。”“目前,青年一代的健康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不良的健康状况对国防建设癌!济建设和国家其它各项建设都是有妨害的,必须改变。”在我国现有的经济条件下,目前改变学生健康状况的重点,“应该放在减轻课程负担和减少社团活动方面”,“要切实注意卫生和加强体育锻炼”。“先要求做到不使健康状况再继续下降,然后再逐渐改善,目的是为了保障学习。”会议通过这个《决定》。
  △就西南民族访问团报告云南有些地区发生灾荒急需救济一事,发出指示:要认真贯彻中央扶助少数民族的政策,对其经济困难“必须予以大力解决”。“灾荒严重地区可随时报请专区以上政府由预算中所列救济粮内拨给,进行紧急救济”,“当地贸易机构应尽可能调度贸易粮和组织私商运销粮食,解决缺粮县份的粮食供应问题”;“产粮地区不能外运的粮食,可用于修筑公路”,这既可适当解决当地交通的困难,又可用以工代赈方法,救济灾荒。同时。还应“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收购该区土产”,“扶助茶叶、棉花各种经济作物生产,用召开土产会议、组织私商等办法,打开销路”。
  7月15日 就朝鲜停战谈判会议议程问题,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以下简称金、彭)电〔注〕:南日在首次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三项停战建议,我方已掌握了主动。再经几次试探和争论后,就可提出我方所拟的五项议程:“一、通过议程;二、为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首先应确定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并建立非军事地区;三、为保证朝鲜不再发生敌对的行动,应商定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四、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及监察问题;五、关于停战后双方俘虏的安排问题。”必须在对方同意将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列入议程的基础上,我方才能同意对其它议程再加斟酌。电文经毛泽东审阅后发出。
  〔注〕以后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的这类指导朝鲜停战谈判的电报。通常由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7月17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在这几天的会议议程讨论中,我方在新闻记者问题和所提议程的军事分界线、监察问题上,都作了让步。对方可能误认为,只要他们拒绝讨论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我们仍会继续让步。现在,“你们即应采取坚持的方针和态度,尤其对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应再三说明这是保证在朝鲜不再发生敌对行为的必要条件”,而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使敌人意识到我们是坚持这项条件的。“如果敌人不表示这种让步,我们仍应坚持。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毛泽东审阅后批:“即发,发后译发菲利波夫同志。”
  7月中旬 约见刘亚楼,口授要点并指示其为毛泽东起草致菲利波夫电。电文概述中国空军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的编组比例和发展计划,说:中国空军目前已组成十六个师三十二个团。今年冬季,各航校的学员毕业后,届时将组成四十八个团。中国现有八个航校,按其规模,明年内可以训练出三十三个团的飞行是。“这样一来,中国空军到一九五二年底,可达八十个团。”希望苏联政府“根据这一比例和计划与目前在莫斯科的中国空军参谋长王秉璋谈判,并确定今明两年的航空订货”。电文经周恩来、毛泽东审改后于二十日发出。八月三日,菲利波夫复电毛泽东:“同意你们关于建设强大为数八十个团的中国空军团的计划,并且我们可以供给你们编组这些空军团所需的必要数量的飞机。”“在你们的计划中没有空军的侦察部队”,“这是一个严重缺陷。我们意见需考虑再编组一个由两个侦察团组成的空军师”。所提空军发展计划如能推迟到一九五三年中来完成较为妥当。十二日,发出经周恩来审定的毛泽东复菲利波夫电:“我们同意将组成八十个团的发展空军计划完成时间延长半年,即到一九五三年六月完成之,并同意准备成立空军侦察部队。”
  7月20日 就对停战谈判形势的估计和我方的对策问题,为毛泽东起草致菲利波夫电:复会后,经过五天的争论,我们与敌人在议程上已达成三项协议,而关于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则敌人始终拒绝将其列入议程之内,虽经我方代表多次驳斥,敌人仍毫无让步征候。从凯南找马立克谈话一直到这次谈判情况的当前局势来看,“敌人只打算在朝鲜就地停战,避免在战争中继续损伤和久延不决。至于其它一切问题包括从朝鲜撤出问题在内,敌人是打算继续目前紧张状况”。根据中朝方面情况看,“我们的武装力量在今天只能将敌人赶出北朝鲜,却不能将敌人赶出南朝鲜。战争拖久了,可以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但亦将给我们在财政上以很大危机,而国防建设亦将难于增长。设使再拖一个时期,假定半年至八个月,即可将敌人赶出南朝鲜,我们仍愿付出这个会有危机的代价,但现在我们看不出这种可能。”这样,“与其将来为撤兵问题而进行难以得到结果的长期战,不如不以撤兵为停战谈判必须立即解决的条件,而照马立克同志所说以从三八线撤兵停战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将从朝鲜撤兵问题保留到停战后去讨论”。次日,菲利波夫复电毛泽东,表示赞同中方的意见。二十二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电,就上述看法征询意见。随即,金日成复电表示同意。
  △估计对方在今日会上有可能仍然拒绝讨论撤军问题,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会谈如确朝这个方向发展,我方就应争取主动,提出休会三天,以便双方考虑议程如何安排。“望你们本此指示,机动处理。我们正在考虑最后对案中。”
  7月21日 就老根据地访问团访问南方老根据地时可能遇到的问题,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老根据地几个问题的处理原则的通报》。《通报》指出:对各地生活困难的烈、军、工属,应表示待访问结束后,当视国家财力情况,订出可能救济的数目和办法,然后付之实施。如遇到个别特殊困难非急救不可的,可由当地政府作个别问题自行解决。如有人提出对过去在肃反中被错杀者平反问题,可说明过去肃反中是曾犯有“左”的错误的,现在只要弄清“确是被错杀的,当然可以平反”。“但由于此问题时间久情况又复杂,只能由地方党委经过调查并经群众证明,逐步解决”,“各地也可考虑对某些有负责干部证明或当地群众证明较为突出、明显是被错杀的,可由省、县委主动给以平反”。若有人询问他们手中持有的苏维埃政府在内战时期发行的钞票如何处理时,应答复“准备定期兑回”。
  △签署政务院命令,发布《关于对外文件上使用文字的规定》。《规定》指出:我国各级政府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如以书面形式同外国政府、外交代表或其机构及外国侨民洽办事务时,一律使用中文,唯有中文为唯一合法文字,但可视情况,附以俄文或英文译文。
  7月23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可以同意不将撤退外国军队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今后的谈判“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我方在二十五日会上应提出“提议在已协议的四项议程外,另入第五项‘其它有关停战的问题’”,“这项议题的提出,为的是前四项议题都进行完毕并达成具体协议后,我们将在进行第五项议题时提议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
  7月25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根据今日谈判情形看,对方可能接受我方新建议”。“明日会议如在议程上已达成完全协议,而进入实质问题的讨论时,你们对于双方军事分界线问题应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南北各划若干公里,建立非军事地区的立场不变。”
  7月26日 毛泽东复电彭德怀:“敌人是否真想停战议和,待开城会议再进行若干次就可判明。在停战协定没有签定。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九月的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
  △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在第十次会议上就我方提出的会议议程达成协议,并随即进入实质问题的讨论。我方代表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均从三八线后撤十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的主张。
  7月27日 主持政务院第九十五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李书城作的《农业部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农业生产工作报告》时,针对有人说农民在土改后怕冒尖的问题指出:在旧社会,广大农民终年辛劳而不得温饱,多少年来,他们是那样渴望改善自己的生活。土改以后,有了改善生活的可能,自然在增产之后,就首先改善他自己的生活,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理的。只有使农民生活有所改善,才能鼓舞他们更好地去增产。爱国主义与发家致富并不矛盾。提高税收和收棉花,都应以增产为基础。首先是解决缺乏问题,在不缺乏的基础上才好解决其它问题。陈云同志讲得很对,今天应该是不怕农民发财,东西多了总比东西少了好。在讨论粱希作的《林垦部关于解决木材供应困难问题的建议的报告》时说:中国木材不够,应该有计划地采伐。为了杜绝乱伐木材的现象,我们一方面要教育,一方面要订出些法规来,才能把国家引上计划性。
  7月28日 就停战谈判中对方〔注〕在二十七日借口“海空军优势的补偿”,无理要求在离战线很远的我方实际控制区域内建立军事分界线,企图不战而攫取我方一万二千多平方公里土地一事,代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美方代表“乔埃发言,狂妄荒谬。完全是战场的叫嚣,并非在谈判停战。你们准备的发言必须首先质问其有无谋和诚意,还是在准备扩大战争……然后再痛驳其所谓海空给予地面作战的影响及地面停战而海空不停战的奇谈”。同时,“从乔埃的发言看来,我方在目前必须坚持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并以坚定不移的态度驳回其无理要求,才能打破敌人以为我可以一让再让的错觉”。“如果敌人决心在这个问题上破裂,发表出去,他将完全陷于被动。”八月一日,再代拟电文:这个问题争论已达六日之久。“我方理直气壮,已取得有利形势”。估计敌人可能企图继续坚持下去。我们“应不管敌人企图如何,仍坚持依照程序首先解决以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的问题”。“如果僵持久了,敌人以原有阵地以北作为分界的提议公布出去,极大可能会引起世界多数舆论的惊异和责难。”
  〔注〕指参与谈判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方面人员。下同。
  7月29日 审改嘱人起草的毛泽东致徐向前电。电文就拟向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军事订货和兵工建设问题》的文件提出修改意见,指出:关于六十个师的装备的交货时间,菲利波夫曾来电讲明“除今年来十个师的装备外,其余五十个师的装备须于明年与后年分批交齐”。因此,你们“除应将六十个师的装备定案外,可请苏方提出明年运输交货计划”,至于六十个师的装备“提前于明年交完的问题不要再提”。三十一日,中央军委下达自本年八月至一九五四年十月六十个师的换装计划。
  7月30日 在审改嘱人起草的毛泽东致徐向前告以不去民主德国、捷克参观兵工厂为妥的电文中附告:“谈判结束后。你个人如感觉疲劳,可留苏联休养一个时期;如精神尚好,亦可留在苏联参观其军事部队、学校及兵工生产。”
  △就如何处理侵入我国领空被我击落后坠入越南境内的法国军用飞机一事,致电云南省人民政府、云南军区并告中共中央西南局:击落侵入我国领空的法机,“是正当的防卫措施,应予奖励”。中越虽是兄弟之邦,但该机及机上人员既已降落在越南境内,此事就应“根据处理两个国家间的外交事务的原则,先行报告中央请示,而不应由我地方边防部队越境自行处理。至于此点,你们必须给河口边防部队以指示,纠正其这一错误,令其今后引以为鉴”。
  8月1日 为了适应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就培养人才问题一事,致函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报告有关部门正准备派遣三百七十五名学生和八十八名干部赴苏联学习和实习,建议予以同意。同时送上有关部门就此事代拟的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电文经毛泽东审阅后当天发出。
  8月2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我方记者应从速写出新闻报道电告北京和平壤,以便中朝两国报纸据此发表评论,揭露敌人,让世界人民看清是美国在拖延和破坏停战谈判。四日,再次代拟电文:“敌人很害怕他的要求被公开出来会受到多数舆论非难,故仍在反对三八线,以掩盖他的要求”。“我们的对策应该在会议中坚持三八线的主张不变”,“着重地驳斥敌人与此有关的各种狂妄而无谋和诚意的观点,逼敌人在这个问题上松口,然后方可考虑提出我们的方案”。“请速告开城记者多写几篇关于这一中心问题的报道,以动员舆论。”
  △应邀赴潘尼迦在印度大使馆举行的宴会。宴会后,听潘尼迦转告印度政府对美国政府拟订的对日和约草案的五点意见,指出:印度政府就对日和约草案所提出的意见很好,和我国政府两次声明中的意见有许多相符之处。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所用的办法和它在朝鲜战争中所用的办法是一样的,就是用恐吓的词句来威逼其它国家屈从。假如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洲人民和国家不屈从,坚决反对美国扩张侵略,那么将使美国政府在推行其政策时遇到困难。因而会迟疑,并最终导致美国侵略政策的失败。这就是中国政府所遵循的路线。在谈到朝鲜停战谈判时说:“我们决不能对美方的无理要求让步。”因为,让步只能使美国政府更狂妄,更不放松它的侵略政策。“我们只能在双方合理要求的基础上妥协。”“如果美国竟敢使开城谈判破裂而扩大侵略,它将碰到一个硬钉子。”
  8月3日 主持政务院第九十六次政务会议。在讨论罗瑞卿作的《公安部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时指出:镇压反革命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不可分的。在反动统治阶级被打倒后,我们是要镇压的,不镇压就不能达到改造大多数一般的反动人员的目的。这跟反动统治时期统治者对人民的镇压是不同的。反动统治阶级是残杀,乱杀人民的。我们杀的只是罪大恶极的有血债的和有其它严重罪行的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极少数的反革命首恶分子。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有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程度而又罪该处死的,也采取了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两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我们是为了改造世界、改造社会才镇压他们的。这是人民统治跟反动统治本质上不同的地方。只有镇压,才能表现出对自首、悔过的反革命分子和一般的反动分子的宽大,才能达到改造他们的目的。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就不能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施仁政。
  8月4日、5日 先后同聂荣臻、刘亚楼、刘震、王琏和克拉索夫斯基〔注〕等讨论我方空军进驻朝鲜时间和进驻前机场的增建问题。六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简告会商情况,并随信附去所审定的《会商的意见》。《意见》中称:现在的中心问题是,要在完成朝鲜境内机场的修筑,飞机用的油料、弹药的准备后,“我中、朝、苏三方飞机才能进入朝鲜空军基地,分别担任作战和掩护的任务”。对此,我们必须在离我安东空军基地较近、离敌空军基地较远的安州附近加修三个机场,以此保证我有七个空军师同时进入机场,形成我入朝空军和我在安东的空军“连成一气,相互配合策应”之势。这样,“不但可保证本身的安全,同时才有可能掩护平壤以南空军机场不再遭受无休止轰炸,并能完全修好”,“才能使我空军有进入朝鲜并逐步前进的可能”,形成敌我空军实力相对均衡的态势,以此配合前线地面部队作战。据此,“我空军出动和作战必须推迟到十一月才能实现”。毛、刘、陈同意以上意见。
  〔注〕克拉索夫斯基,继沙哈罗夫之后,任中国聘请的苏联军事总顾问。
  8月5日 就“联合国军”代表团借口我方警卫人员误入谈判会址区域的偶发事件而不来开城谈判一事,复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一)同意你们就此为金、彭代拟的复李奇微电文。(二)“为揭露敌人这一小题大作的伎俩,你们应告新华社开城记者写报道”,“也可告其它记者作此报道,并望能于今明两日发出”。八日,就李奇微七日来电再次纠缠此事,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李奇微来电“是明知我方不会在这样性质问题上与之破裂乃故意挑剔字眼,拖延时间,以掩盖其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的尴尬狼狈情形”。“电文措辞,极端无理,而且具有挑衅性质,必须予以严正回答和驳斥,才能压住其气焰”,“同时也准备在敌人转不过脸来的时候的可能破裂”。因此,我们在复电时应“设想到他如何回答及可能的发展,如又提出另划谈判地区案,不让敌人抓取主动”。
  8月8日 就美方武装人员向我板门店中立区射击一事,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敌人因为知道我们不会在小事上“与之破裂,故乃一再使用流氓挑衅手段,向我进逼”。“板门店射击一事,便是敌人进一步的挑衅和恫吓。我们在这类事件上与之破裂是不必要的,但如果表示软弱,不给以严正回驳,对板门店事件不立即抗议,那正中敌人的恫吓诡计。”事件发生后,未立即向对方提出,“颇失时机,且亦示弱”。“望你们根据已经取得的证据,先经联络官向对方抗议”,“同时指示记者速即报道此事”。
  8月10日 主持政务院第九十七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时说:现在制定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初期的学制,不是很完善的,也不是长期不变的。它是从我国社会现状出发,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政权的性质,另一方面适应了建设的需要和照顾了今后的发展。“我们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但是我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却比较低,文盲很多。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需要提高,而首先需要提高的是工人和农民。新学制,使工农速成教育和各级业余教育取得了与专业教育同样的地位。“这样做是为了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过去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还重视不够。”建议要很好地宣传新学制,并用政府法令巩固新学制。教育部门的各级领导要注意认识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不同。过去是革命时期,要搞运动。近两年来,为了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就有三大运动等,学生们在这些运动中都起了大作用的。这是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但是,现在国家正从革命时期转入建设时期,各级领导要注意学生对学校学习不那么看重、对运动很有兴趣的情况,要把这种倾向扭转过来,使学生看重学校学习,以适应建设时期的需要。十月一日签署政务院命令,公布实施《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根据《决定》精神,到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基本完成。
  △夜,邀集聂荣臻、刘亚楼、陈锡联、杨立三、李涛等研究彭德怀来电,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一致认为:无论从军事或政治的角度考虑,九月份都不宜大打,而以加紧准备、推迟发动大打为有利。从敌人方面看,在八九月内敌人以警卫师在元山登陆不大可能,伞兵采取战略性的深入我后方的行动亦不大可能。十一日,将讨论情况函报毛泽东。
  8月11日 为了继续掌握谈判的主动权,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在对方承认以目前战线划分军事分界线并加以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提出修正案:“将三八线定为双方军事分界线的基线,依此基线建立非军事地区,双方可不必一律向后各撤十公里。可依地形便利,联合国军在临津江东三八线以南后撤少于十公里,在临津江西三八线以南则仍后撤十公里;朝中部队在临津江西三八线以北后撤亦可少于十公里,而临津江东三八线以北则仍后撤十公里。如此,可更适合于目前战线的调整。”并应说明我方是在照顾对方某些可以考虑的主张后提出的。
  △出席留苏学生欢送会,在讲话中说:“国家目前很困难,但下决心送你们出去学习,是为了将来回国参加建设。”
  8月13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分析对方在近期谈判中的意图,指出:根据当前情况看,“敌人所不愿意接受的是三八线”。“敌人原来的提案只是为的换取我在三八线的主张上让步”,其真正意图是:“就地停战,加上不大的调整”。“但如依地形及军事形势,划一条线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即临津江以东划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西划在三八线以南,南北地区大致相等,而名字就叫军事分界线,大概敌人也就有可能准备接受。不过敌人不会自己提出,总想引我方提出对三八线的修正案,以利其讨价还价。”“望我方谈判代表团加以研究,并请金首相予以考虑。”
  △签署《政务院关于规定九月三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通告》。
  △为缓解全国木材供应紧张状况,保证国家建设的需要,签署《政务院关于节约木材的指示》。《指示》中说:“除责成各级人民政府大力发动群众进行护林造林工作,以求逐渐增加木材供应量外,对木材采伐和使用,全国必须厉行节约,防止浪费。”“一切工程建筑,应将需用木材数量。切实核减至最低标准,非迫切需要的,应缓用或少用,可以其它材料……代替的,应不用或减用。”“力求经济合理,禁止大材小用、长材短用、优材劣用。提倡在不妨害工程安全的条件下,适当利用杨木、桦木、柳木和陈材、废材。”“造纸原料,应尽量利用竹头、芦苇或其它纤维植物。”“在习惯使用木材、木炭当作燃料的地区,应提倡逐步改用煤炭燃料,并禁止将良好的成材木料劈作燃料出售。”“奖励研究废材和其它材料代替木材的发明和发现”,“鼓励营造生长迅速的各种木材”。
  8月15日 就七月十二日美英两国政府公布对日和约草案和七月二十日美国政府发出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通知一事,发表声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是完全破坏国际协定,损害对日盟国利益,敌视中苏两国,威胁亚洲人民,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并不利于日本人民的”。因此,“这个和约草案是中国人民及曾被日本侵略的亚洲人民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其递交关于对日和约草案和旧金山会议的声明,并就印度政府是否出席旧金山会议发表意见说:印度是否参加,当然由印度自己决定。如果印度参加会议而能始终坚持原来主张,这种做法也是合理的;尼赫鲁总理曾经说过,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远东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美英所提对日和约的耳的在于分裂亚洲并威胁亚洲的和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反对美国阴谋的实施,美国对亚洲的侵略便无法实现。
  8月17日 主持政务院第九十八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刘澜涛作的《华北农业生产和抗灾情况的报告》时指出:(一)救灾必须联系到预防。每年华北都有大小、轻重不同的灾害,要完全摆脱或基本上摆脱自然灾害,必须经过长期斗争。要坚持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对付灾害。(二)各级政府在领导农业生产时,应有意识地使农业生产走向计划化。在组织上,是发展互助组,并通过互助组与国家经济的领导逐步结合起来。在今天,互助组仍是把农业生产组织起来的主要形式,高一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只是某些地区的个别事例,不能当成一个方向去提倡。
  △就在谈判中我方拟采取步骤一事,致电金日成并电彭德怀、李克农:“除非敌人决心破裂,否则,他只能在三八线和就地停战两个问题上得到一个让步。因此,我们设想,如果在三八线南北附近依地形及军事形势划一条线,即临津江以东划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西划在三八线以南,南北地区大致相等,而名字就叫军事分界线,不要提三八线;非军事地区也以这条线为基线,临津江以东敌人从现阵地退到这条线上不再后退,我方停在现阵地上不后退也不前进,临津江以西我方从现阵地退到这条线上不再后退,敌人在现阵地上不后退也不前进。如此。从政治意义上说,这条线当然不是三八线,但仍然在三八线南北附近,而且双方保持的南北地区又大致相等,亦不束缚将来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从军事意义上说,敌人可以退守他所预定的堪萨斯防线附近,而我们在临津江以东仍守住现阵地不动,在临津江以西无须后退至三八线,双方退出地区均成为非军事区,于是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也就结合在一起了。”“这样一个方案,敌人很难基本反对”。“如你同意上述方案,则我方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拟令其分三个步骤求得与敌人达成协议。”
  8月18日 审改中共中央致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电。电文指出:日前对达赖和拉萨上层官员,“主要是设法接近,进行宣传解释,以解除其疑虑”,上层官员会议最好由他们召集,市民座谈会更须如此。“如他们不愿意,均不宜召集。”“总之,一切活动须采取谨慎方针,从长远利益着想,不宜急躁,尤忌操切从事。”
  △“联合国军”为向朝中方面施加军事压力,发动夏季攻势,并开始实施“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对中朝军队后方实施所谓“绞杀战”。中朝军队随即进入夏季防御战役,开展反“绞杀战”斗争。至九月十八日,中朝军队粉碎“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共歼敌七点八万余人。
  8月19日 在收到志愿军司令部十七日关于九月作战计划的请示电后,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电,说明:迟复彭八日关于九月作战计划的来电,是因为当时“正在考虑空军参战须推迟至十一月事”,并就此向菲利波夫征求意见,现得其复电“亦认为在安东平壤间增修三个机场并推迟空军出动是正确的”。同时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指出: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局势,不易使我们这个战役能达到预期目的,又因为考虑到作战应与谈判的要求相配合、相适应,“因之。对我军目前作战方针,不能不从各个方面重加考虑”。“现在我们握有重兵在手,以不发起战役,为能掌握主动”。为此,希望“对九月战役计划再行考虑,可否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如此,既可预防敌人挑衅和破坏。又可加强前线训练和后勤准备”。
  8月20日 致电王震并邓力群〔注〕,对在新疆南疆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侨民的去留问题提出;(一)凡属自愿离开中国的外侨,如无未了的刑事案件或债务纠纷,应即批准出境,不必留难。(二)外侨中,凡属在中国已获得土地、不动产和已成家立业者,应按照自愿原则,争取其加入中国国籍;对不愿加入中国国籍者,应考虑处理办法。(三)外侨中如有违法需要逮捕、判刑或驱逐出境者,应事先报告公安部和外交部批准。
  〔注〕邓力群,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
  8月21日 审查李富春、聂荣臻关于航空工业的建设方针、生产规模等问题的请示报告,批:拟予同意,请李富春“令何长工与苏联专家速依此将今年所需的航空工业建设经费以最低限度计算提送财委审核”。
  △致信潘汉年即转宋庆龄:“违教已久,近来健康何似?至所系念。”“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拟于八月底和九月中举行两次会议。和大授奖代表〔注〕亦可能于九月中旬来华。大驾如能八月底以前北上,则可参加会议并举行授奖典礼;如感时间过促,则请于九月中旬来京,亦无不可。”
  〔注〕指专程来北京向宋庆龄授予“加强国际和平”办大林国际奖金的苏联作家爱伦堡和智利诗人聂鲁达。两人均为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委员。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彭德怀电:“我方代表团住地应立即移至会场区外之中立区,并靠近中立区以外之我方部队,实行根据协议的武装警戒,以防敌特袭扰和意外。”
  8月22日 为全国十八个专业会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作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为了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有两项开路的工作,一是肃清土匪,一是镇压反革命,这两项工作今年都取得很大的成绩。我们要恢复经济从哪里着手呢?兴修水利和兴修铁路这两项工作是为我们工农业发展开辟道路的工作。在抗美援朝战争仍在进行的情况下,我们依然使今年度的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因而使物价没有上涨。这个成绩的伟大不亚于抗美援朝,不亚于镇压反革命,不亚于土地改革。掌握财经工作的同志,特别是陈云同志,在这方面确实是兢兢业业的。现在我们财政开支的原则是:可办可不办的,不办;可批可不批的,就不要批。审批预算的事,我和他们共同负责。同时强调:要重视成人教育、培养建设人才的问题。“我们必须在教育观念上来一个改变。”“过去的传统是只为青年人办学,只讲正规化”,“现在,这种观念要改变过来。我们的学制也要适应成年人的学习要求,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又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违背人民的利益。
  8月23日 鉴于敌人在会外针对我方代表团接连制造挑衅事件,在二十二日夜更加放肆地对我方代表团驻地进行轰炸扫射,有意破坏谈判,两次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此次敌机夜袭,其意甚明,我必须不怕破裂,予以坚决回击。我方应于今日提出暂时停开谈判会议,以压敌人气焰。同时,“我们在军事上应加紧准备迎接敌人的可能进攻”。
  △从七月十日至本日,为毛泽东起草关于停战谈判的电稿近四十份,指导我方代表团在第一阶段的谈判斗争。
  △和薄一波、黄敬研究治理海河的工程问题。
  8月24日 主持政务院第九十九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廖承志作的《侨委第一次侨务扩大会议的情况报告》时说:华侨在东南亚有一千多万。对于华侨同所在国人民结婚的事情,不但不应限制,相反地应该鼓励。只有鼓励他们与当地人结婚,能善于与人同化,才能和人家一道前进。华侨在所在国,一方面应为保护本身的权益而斗争,另一方面,不介入当地革命运动。
  8月25日 就对方矢口否认轰炸我代表团驻地事,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代表团的任务是谈判兼打文仗。”目前,无论对方是破裂还是拖延谈判,我们都应从积极方面做文章,进行有力的宣传斗争,沉着应变,主动作战,以观其变化。
  △鉴于本月中旬以来对方在停战谈判中所表现的嚣张气焰,和近日来敌机对我沿海城市的袭扰,约聂荣臻、刘亚楼、陈锡联、周士第、王诤商讨加强沿海城市的防空问题,并决定向苏联增加约三亿卢布防空器材的军事订货。
  8月26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菲利波夫电。通报“敌人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因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相持不下,便采取了连续的挑衅行为”的情况。电文还提出我对停战谈判形势的估计与对策:敌人在对谈判的拖延中,“有两个发展可能。一个是拖向破裂。我们已在加紧准备迎接敌人可能的正面军事进攻,同时也严防敌人从北朝鲜东西海岸的港口登陆”。“另一个可能是,敌人在拖延中寻找转弯的办法,并在军事分界线的问题上求得妥协。目前,我们准备在停会期间与敌人进行宣传战,以揭露敌人无耻下流的挑衅罪行。”待“敌人有愿意重开谈判的表示,我们拟主动提出一个转弯办法,促其接受”。
  8月27日 和沈钧儒联名签发《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清理反革命罪犯积案的指示》。《指示》指出:“一、对于有血债或其它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反革命分子,应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的反革命分子,应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三、凡介乎可杀与可不系之间的分子,应一律不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应该按其罪行严重的程度,判处无期或长期徒刑。”“四、对于其它确有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应按照其罪行大小,分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五、对于罪恶较小,确有悔改表现,或判刑在一年以下者,在多数群众或原告同意的条件下,虽刑期未满亦可交群众管制或假释。”“六、凡是捕错了的人,应该立即释放。”“犯一般刑事罪的罪犯,应交人民法院按一般刑事案件处理。”同时强调:“在清理工作中,必须采取严肃谨慎的态度,必须严防草率从事;必须把系统的侦察审讯、号召罪犯坦白和向群众调查等各方面所得的材料加以综合研究,然后定刑;严禁不重证据轻信口供、刑讯逼供的错误作风。在处理案犯时,必须勿枉勿纵。为鼓励犯人悔过自新,除民愤极大者应处极刑外,凡犯人自动坦白其罪行并证明属实或有立功表现者,应酌情从宽处理。”
  △起草金日成、彭德怀对二十五日李奇微回信的答复,并致信毛泽东,说明因要驳斥李奇微的回信和其它有关文件,所以金、彭的答复信“就写得长一点,约二千字,但在目前宣传斗争上似有必要,同时也为引出对方的争论,并给他们出了两个难题:复查与发表〔注〕,不论他们接受与否,都于我们有利”。当天。毛泽东批示:“复文很好,请于今日发表。”
  〔注〕指要求对方派人来开城复查对方飞机对我方代表团住所轰炸、扫射的现场,并要求对方允许其新闻通讯社也与我方同样发表双方就此事件的往来文电,使世界人民能移了解事件的真相。
  8月30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从李奇微二十九日复信中可以看出。敌人是需要把谈判继续下去的。因此,我们在复查与发表双方来往文件两个问题的争论上,还可以与敌人进行几个回合,现不宜将复会同时提出,免得敌人以为我亦急于复会而又嚣张起来。”
  8月31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敌人仍在空中和地上继续挑衅,其企图显然是示威和试探,我们应随时予以抗议和揭露。九月五日,就我方捕获八月十九日、三十日入侵开城中立区谋害我方军事人员的敌方两名军事人员事,再代拟电文:请你们速将两人供词中“有关八月十九、三十两日事件的材料,侦讯确实,准备早日发表。材料内容不必牵涉太广,而要集中于八月十九、三十两日的事件上”。
  9月3日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报告》阐明中国政府对待朝鲜停战谈判的基本政策和立场:公平合理的方案,我们接受;它要来挑衅,我即回击;它耍无赖,我即揭破;它要拖延,我即逼迫它在停战和破裂中选择一条道路。我们不怕破裂,已经为此作了准备。目前,谈判已经成为一个拖局,而非定局。拖一个时期能够实现停战最好,因为停战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有了这一步,才能逐步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远东的其它问题。关于英美提出的对日和约问题,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因这个和约的目的,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战争。旧金山会议是敌视中苏、排斥中国的,我们不能承认这个会议。
  △和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谈话,听他介绍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恩来八月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并就马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事交换意见。九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等,报告本月以来马寅初以口头和书面邀请周恩来和其它中共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以推动思想改造为目的的学习运动开展的情况。十一日,毛泽东批:“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
  9月5日 审改嘱人起草的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电文说:今年二月一日中苏关于军事贷款的协定所规定的贷款和四月十日来电所增加的军事贷款,至六月均已用完。“目前我国财政赤字甚大,战费极巨。”为了适应今后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和加强中国沿海城市的防空力量,请考虑按照二月一日军事贷款协定的条件,由苏联政府再给中国增加六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盼新的军事订货能在今年底以前全部交货。八日,电文发出。十二日,菲利波夫复电:同意根据早先规定的条件给你们增加六亿卢布的军事贷款,但是,尽我们最大努力,也只能在六个月内完成你们追加的军事订货。
  9月7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零一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陈其瑗副部长作的《内务部关于全国各地最近灾情概况的报告》时说:对于灾害,应以预防为主。有的地方由于错误理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两句话,乱上山砍树,乱挖沟渠,结果造成或加重了水灾。
  9月10日 致电倪志亮,要倪将有关美军准备在朝中军队后方登陆的八条情报面送金日成。
  9月13日 鉴于美方已正式承认美机十日扫射中立区事件,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乔埃最近的表示,说明“敌人已在转弯”。不管对方今后是否提出更换会址,我方都“虚掌握主动,提议或同意在开城复会”。电文还提出我方在复会以后的行动步骤。十七日、十九日,又代拟两电强调复会后的“地点必须在开城”。十九日,金、彭向李奇微正式提议,恢复开城停战谈判。
  9月14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零二次政务会议,通过《政务院关于与外国订立条约、协定、议定书、合同等的统一办法之决定》。
  9月15日 审改批发聂荣臻关于解决运输问题致彭德怀的电报。电报指出:今年洪水为患,对交通运输影响最大,加之敌机集中轰炸,更增加了困难。为此决定:(一)充实铁道兵团,加强抢修力量。(二)保证抢修桥梁材料的供应。(三)加强倒运力量。(四)加强铁路和桥梁的防空力量。现在,“所争取者是时间问题”。
  9月16日 在第四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讲话:进行土地改革、清匪反霸、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只有进行了这些工作,人民民主专政才会真正巩固起来。这方面,你们已经做出很大的成绩,今后仍需有更大的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
  9月17日 审改并批发嘱人起草的毛泽东致金日成并告李克农电:因工作需要,现由第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边章五前往开城接替邓华任志愿军第一代表,出席停战谈判会议。
  9月18日 就本月八日美国政府操纵旧金山会议通过对日和约一事发表声明:美国完全无视“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战争中,经过时间最长,遭受牺牲最大,所作贡献最多”的历史事实,一手包办旧金山会议,签订了对日单独和约,因此中国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9月21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零三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婚姻法执行情况时说,公布婚姻法时,就估计到在贯彻执行中会遇到阻碍。妇女占人口的一半,解决她们的问题,不仅是司法部门和妇联的事,也是政府部门的责任。因此,对婚姻法的执行必须大张旗鼓地去做,对于虐杀妇女的罪犯要予以严惩。
  9月23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同意正面驳斥李奇微二十三日复信,在信中仍应坚持在开城恢复谈判。
  9月24日 约彭真、胡乔木、阳翰笙、齐燕铭、蒋南翔〔注〕等开会,座谈京津地区大学师生如何开展有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问题。在发言中强调;学习运动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应从政治学习入手,逐步发展到组织清理。勿求速成,今年不一定搞完。会议议定:(一)学校清理中层工作,中学不搞;大学今年只能选择典型,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以取得经验。北京以北京大学为重点,各大行政区也可选择典型进行。(二)这次学习的内容,北京大学应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分清敌我界限,明确爱国主义立场,缩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市场,并应着重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保证学校的革命化。
  〔注〕阳翰笙,时任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书记;蒋南翔,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委第一书记。
  9月26日 向几个专业会议的代表作报告。内容是:一、外交问题;二、巩固国防力量,扩大抗美援朝运动;三、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四、发展生产,巩固财政经济。报告指出:敌视我国的美帝国主义,既怕长期战争,也怕持久和平。一年来的抗美援朝战争,消耗了它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不论从哪一方面看,它要想把朝鲜战争持久下去,那是很难的。现在,我们是坚持这样一种立场的:争取和平,准备破裂。任何挑衅、任何破坏,我们都要给以打击;任何拖延、任何阴谋,我们都要给以揭穿。要末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接受和平解决办法,要末就破裂。我们不主动破裂。如果破裂,这个破裂的责任一定在美帝国主义方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事实证明,它是不会让我们和平地安稳地进行建设的,这迫使我们不能不把加强国防力量同恢复经济放到一个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因此,现在我们的陆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和海军都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在加强和发展。并且强调:我们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要从两方面来进行,一方面是继续彻底摧毁旧制度的基础,坚决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残余,另一方面是扩大我们人民方面的民主和力量。
  △签署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指示》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曾受长期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中,婚姻法的执行是一件艰巨的社会改革工作,必须经过经常的有系统的思想斗争和法律斗争才能贯彻。”对于违反婚姻法的严重罪行,必须“采取严肃的法律手段予以制裁”。
  9月28日 致电张经武:“我对印度、尼泊尔等国,向采取积极主动,以争取友好的方针。目前,正在文化、贸易方面进行这一工作。”“与印签订友好通商协定,目前时机尚未成熟,但将加以研究。”“为争取亚洲国家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以打击美帝及其帮凶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我们努力促进中国与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友好关系是应该的和可能的。”“至于印巴关系在克什米尔的纷争,我应加以注意和研究。目前不宜遽尔表示态度。”
  9月29日 向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的教师们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结合自己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进行思想改造的亲身体验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围绕立场、态度、为谁服务、思想、知识、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阐释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怎样改造。说:我们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封建家庭、资产阶级家庭或小资产阶级家庭,或多或少地与旧势力有联系,“都受过旧思想的影响,脑子里多多少少存在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因此,说话做事“常常会出偏差,甚至有时会发生大的错误”。要把这些旧思想清除掉,“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当然,改造需要时间,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这是急躁的,不合乎实际的。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在改造中,要使自己的立场逐渐“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为什么要知识分子进一步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呢?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是为人民的,也是为民族的,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使社会达到无阶级的境地。工人阶级的伟大就在于此。”当然,“工人阶级立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的,需要长期地摸索、学习、锻炼。”“除去研究马列主义的书本知识以外,更重要的就是去实践”。“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世界上,对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总会有一个态度。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一旦立场问题解决了,对敌我友的态度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为谁服务的问题自然就得到了结论,这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美好的将来,为全人类光明的前途服务”。
  10月4日 就对方已图再次转弯,急切地要我方提出一个在“双方平等控制的地区”开会一事,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根据目前情况看,“我方不宜再次拒绝更换地点,而应主动地提出在板门店恢复双方代表团的会议,并在会议上成立有双方代表参加的机构来规定关于板门店会议地区由双方负责巡逻保护的严格协议,并保证此协议的执行”。六日,起草并发去以此为内容的金、彭七日复李奇微信。八日,李奇微回信同意会址设在板门店,并建议双方联络官于十月十日会晤,讨论恢复谈判事宜。
  10月7日 在招待应邀参加我国国庆典礼的各国外宾的茶话会上,回答外宾提出的问题。在介绍新中国的经济性质和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间及手段问题时说;中国实行了土地改革,把农民从封建制度的剥削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但这并不妨碍其在私有基础上的发展。今天中国经济仍然包含五种成分。这五种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在经济上还是比较落后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是要走向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但这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并且还要经过中国人民的考虑和同意,我们才会从容地妥善地进入社会主义。我们相信中国是可以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的。
  10月9日 在接见老根据地代表、战斗英雄代表时说:在中国革命胜利的今天,“饮水思源,我们应该向你们致敬,向你们代表的各老根据地的人民致敬,致谢”。并为烈士致哀。“我们的胜利是依靠了农村的,但今后农民生活的改善,还必须依靠城市。革命就是为了使全国人民不再过苦日子,要过上好的生活。”所以,“应该下山,应该进城”。“假若不下山、不进城,就不能够取得今天全国性的胜利,革命就不会成功”。但是,“中国革命过去是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如果忘了这些根据地,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就应该受到批评。”“下了山不应该忘了山。进了城不应该忘了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政府这次派访问团去,就是为了关心老根据地的人民。想尽力解决一些问题。今后各省要关心老根据地的事,要帮助老根据她的人民解决一些困难。“最后,希望你们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在中央军委会议上介绍今年九个月以来国家财政收支的情况,指出:“今后的任务是继续保证战争胜和,稳定物价,发展生产。”这样,对财政支出就要采取紧缩的方针。为达此目的,我们将对部队进行整编,整编工作要一气呵成。整编后,部队人数将减少到三百余万。
  △就我方代表团提出中立区范围扩大问题的两个方案恐不易取得协议一事,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请你们考虑改为以下两种方案;(一)“开城至板门店至汶山划为一个长形中立区,即沿这条大道两侧各划三英里为中立区”;(二)“以板门桥为中心,划周围五英里为中立区,而由开城至汶山至板门店的两条走廊两侧各划三英里为中立区”。估计“对方可能较易接受后一方案”。
  10月10日 审改并批发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动员新兵的指示。在指示中增写:军委决定今年所布置的全国九十五万人的新兵动员计划,自令到之日起一律停止动员与集中。“其已动员报名和正在集中途中者一律登记姓名,留在原籍或转回原籍,生产待命,不再集中。从集中途中转回原籍者,应按规定给以路费。”
  10月上旬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和研究了朝鲜战局的发展趋势与对策,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
  10月13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你们对于敌机此次扫射事件的处理甚妥。不论敌方明日公开承认错误并道歉或图抵赖,你们除对其抵赖措辞应据实予以严正驳斥外,尚不忙表示最后态度,在明日联络官的会议上仍应坚持你们提出的协议草案。”
  △致函中财委并各大区财委:“同意对国有土地出租后收租办法及归于何级财政的处理意见。”
  10月15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同意你们对于对方意图的估计及今日联络官会谈时的方针〔注〕。”但在准备转弯时,“应相机说明汶山、开城应处于同等地位。在临时协议上,我方愿意保证对汶山半径五英里区域及汶山、板门店通道两侧各一英里半区域,不进行任何敌对行动”。在双方代表团讨论临时协议时,“可作为正式协议的草案,但同时亦不束缚关于开城、汶山两地及其对板门店的通道的中立范围大小的讨论”。
  〔注〕指李克农来电所说的:“在十六日联络官会议上,我方主动提出划汶山半径五英里为中立区的提案,并作为临时协议样式交与对方,以期打开僵局。”
  10月16日 针对对方在中立区问题上的顾虑和企图,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对方目前很怕汶山划成与开城同样大的中立区。使汉城门户洞开,而开城中立区协议又束缚其空军行动,使其易于犯规。”因此,对方“在复会条件上的争执,中心是缩小开城和汶山……的驻地范围,不名中立区,而只规定不进行任何武装行动”。“如此,便可取消了开城中立区协议”,“显然,这是企图在必要时得以继续其破坏行动,以便进行威胁。因此,请你们考虑在主动地提出划分汶山半径五英里为中立区成立临时协议时,应说明双方代表团驻地的范围大小可以提交代表团会议上去斟酌,但双方驻地与板门店之间的通道范围决不能只限于在公路上,必须在两侧划出一定范围,任何敌对游击活动都应停止,否则双方人员来往的安全无保障。”
  10月17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原则同意你们来电所提的拟在今日联络官会议中采取的办法,只是在提最后方案上,可由我方主动转弯,不需要等对方先提折衷方案或有让步表示。”“目前的争执,如果不由我方转弯,敌人是很难转弯的,而这些转弯较之于迁移会址至板门店来说,又属于次要性质了。”因为“会场区既已移至板门店,开城只要能确保安全本已无须再划那么大的范围,甚至少于三英里而为两英里半(等于四千四百码)亦无不可,而且最关安全的是通道两侧必须划出一定范围,但也可少于一英里半,因为两侧内外我仍可以军队保护”。
  10月18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目前我方在联络官会议中的方针,应是迅速促成复会,态度是既不急也不推,而要适时地主动地提出双方可以接受的办法,以解决一些枝节上的问题。”“凡是我已准备修改的办法或非主要的问题,不要在头一天或前一次会议上或在新闻报道上说得那样死,那样不可更改,应该为下一步文章留有余地。”“你们拟指示记者在我方提出划小开城、汶山中立区及通道两侧的范围后,报道我方作了巨大让步。是颇为不妥的。这件事本身既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让步,而且对方如果不同意,我们又准备再划小些,岂不是成为巨大让步之后的又一巨大让步,在政治上极为不利。”“实际上,会址移至板门店,由双方负责保护及中立区扩大到汶山,在敌人看来,他们并未占了什么便宜,反而束缚更大,连汶山上空飞机都不能飞越。故从十月七日以后,对方各种报道及各方舆论均未强调我们这一让步,相反地还说板门店比开城更多麻烦。”
  10月19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精简节约的计划(草案)》。《计划(草案)》在总结和分析抗美援朝工作后,确定人民解放军在今后一个时期中的精简节约总方针是:“既要保证援朝战争胜利,又要保证国内物价不波动,并且还要照顾到民生,首要的是使与国防有关的基本建设不受过分影响。因此,要采取紧缩方针,以渡过难关,避免危机,争取胜利,加强国防。”作战方针是:“在现在规模上进行持久的防御战,以大量消耗敌人,争取就地停战的胜利。”军事工作方针是:“一、节约兵力,整编部队;二、精简机关,减少人员;三、收缩开支,清查资材;四、提倡节约,严禁浪费;五、组训民兵,准备征兵。”《计划(草案)》指出:“这个方针不是消极的,而是在精简节约的原则下,根据今天的情况和明天的需要,以求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计划(草案)》还对志愿军、国内陆军部队的精简与整编工作和空军、海军的发展作出具体规划。
  △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联合举行的鲁迅逝世十五周年纪念大会。
  10月22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为了不使对方作歪曲宣传,明日应发表南日复乔埃信,在信中说明“为不使过去破坏协议事件(包括对方承认的两件事及未了的各件)再行发生,我方代表团受权批准双方联络官业已取得的五项共同谅解在双方代表团复会之日立即生效”。次日,南日复乔埃信,建议二十五日恢复双方代表团的谈判。
  △审改并批发嘱人起草的毛泽东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提出明日由平壤和北京同日发表由边章五代替邓华和朝鲜人民军总部决定由郑斗困将军代替张平山将军为朝鲜人民军谈判代表的消息。边章五离京前,周恩来面告:那里有李克农负责,他情况熟悉,对敌斗争又有经验,你去协助他工作。
  10月23日—11月1日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二十三日,作《政治报告》,报告目前形势、外交与国防、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政权工作、民族关系和统一战线工作问题,全面介绍新中国诞生两年来在各条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在抗美援朝斗争中,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并没有吓倒我们。相反,正好被我们用以肃清在中国经济中的半殖民地的依赖性,缩短我们在经济上获取完全独立自主的过程。也加速了我们清算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经济特权的进程。同时,我们顺利地彻底地结束了美帝国主义者对我国多年来的文化侵略活动,并逐步肃清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因此,真正受到打击的反而是他们自己。一年多的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广大最健全的一次土地改革运动。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农村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农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工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一年来,由于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镇压反革命的坚决措施,大量的反革命分子被肃清,全国的社会秩序,表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安定。如果我们不重视这项斗争,就无法巩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十一月一日,在闭幕会上作总结发言,回答和解释代表在讨论中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指出:这次会议把增产节约运动作为我们今后的重要任务之,主要目的是要支持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这两件事情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长期的战斗任务。又说:思想改造是一个自觉的学习运动,不是强制可以接受的,正如李四光所说的,思想改造对知识分子来说,一方面是迫不及待的,另一方面又是长期细致的工作。这两者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做好。思想改造,一方面固然要加强理论学习,精读《毛泽东选集》、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另一方面也必须加强生活的体验与革命的实践。把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赞成许多人去参加土地改革,或是有机会去农村参观,去工厂、矿山实习,去部队生活。同时,思想改造决不是要干涉人们的宗教信仰,也决不是要强迫教徒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期间,两次召集出席会议的二十九个省,八个大城市政府负责人开会,座谈地方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
  10月24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关于停战线问题,我方在复会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可主动提出由双方各提一个可以接近并准备对方考虑的新的分界线。如果对方同意,我方即可提出依照现有战线加以调整的方案。“照此方案与对方争论的结果,有可能达到在就地停战加以调整的现实基础上划定军事分界线的目的”。二十六日,又代拟电文:在驳斥对方方案不合理时,应着重说明我方新方案提出“各方各退出相等的地区使东西两线都得到调整,这是最为合理的办法”。
  10月25日 “联合国军”在其发动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均遭惨败后,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自八月二十三日中断的谈判,本日在板门店复会。继续进行第二项议程讨论。其间,为恢复朝鲜停战谈判,周恩来起草的以毛泽东名义给我方代表团的指示电稿近六十份。
  10月26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零八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通过《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时指出:建设需要干部,必须办中等技术学校,要统一计划和分工合作地去办,还要因陋就简地去办。要使广大劳动人民有学文化、学政治、学技术和科学的机会;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但又不能混乱、盲目地发展。对私人设立技术学校,也应欢迎,但业务主管部门和教育部门应给以指导。
  10月29日 为了解除对方拖延停战谈判的任何借口,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双方接触线确定后,我方即应主动地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方案。”望“根据志司所告的双方前沿位置线,拟出你们的调整方案,于今晚电告,以便先行考虑,预作准备”。
  △获悉本月二十六日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抵达拉萨的消息后,致电张经武:我们目前对在西藏的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外交代表的态度,应采取友好相处、保持现状的方针。至于同他们开展外交工作的具体政策,则待西藏军政委员会成立后,再行商定。
  10月31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同意三十日来电所提“我方应于三十一日主动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原则的意见”。如果对方“坚持其在十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方案,我们应当在当时或下午会议中予以严正的驳斥”,“揭露对方反对就地停战。划分军事分界线,而仍图深入我方战线后方的阴谋”,“逼使对方在我们的方案上达成协议”。如果对方坚持以高城、金城以南的突出部分来交换开城区域,我们宁可采取就地停战、各退二公里划分南北界线的单纯就地停战方案,逼使敌人接受,不要纠缠在交换区域的争论中。
  11月3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零九次政务(扩大)会议,并在《关于地方人民政府工作》的讲话中说: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都必须在这样的基础上来确定工作任务,即既要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又要保证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还要照顾国家的重点建设。在明年财政收入增加不多,支出却可能大量增加的情况下,要实现上述三项要求,唯一正确而有效的方针就是:增产节约和精兵简政。我们要努力贯彻这个方针。军事系统用钱最多,因此它和财经系统是节约、增产的重点所在。要首先抓重点,不先抓重点就解决不了问题。只要全国上下共同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发挥内在的潜力,以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完成任务,为恢复和发展国家的建设事业开辟出宽广的道路。在谈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时指出:中央各部门如有重要指示或者新的方针,应尽量先与地方的负责同志协商,而后再正式发布下达。因为这不但集思广益,切合实际,而且还更能动员大家共同负责,便于推进其实行。这方面,中财委做得较好,在谈到领导方法时强调,应该做到,(一)统一与分权相结合。应该把这种领导方法,当作中国社会特点的反映,当作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长期施行的制度。(二)互通情报,交流经验,遇事磋商,明文规定。(三)倾听意见,互换人员,按级检查,有赏有罚。在谈到政权建设问题时说,两年来,政务院坚持了每周举行一次政务会议,所进行的议程共有三百多项,通过的决定与指示,法律条令各有八十多个。凡准备由政务院通过的重要决议和指示等,经常是在征询政协全国委员会有关小组的意见后,再提政务会议讨论通过的。这就使得一切比较重大的决定和法令,更能适合最大多数的共同需要,在贯彻实施时也更能得到最大多数的拥护和协助。我们还应坚持有职有权,遇事商量,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制度。实行有职有权,才能启发大家负责的积极性,革除作客思想,但又不是各搞一套。只有这样,才能加强政权机关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并提高工作效率,健全机关的内部建设。
  △会见志愿军战斗英雄国庆观礼代表团团长、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询问代表团回国的观感。并说: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胜利,推动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的高涨,一年前的那股恐美情绪已经烟消云散,我们国家在精神上、政治上的团结得到空前的加强,这是平常时期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所不能达到的。回国后,你们亲眼看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志愿军的热爱,对抗美援朝斗争的齐心一致。你们应把这些情况带回前线,告诉广大指战员,进一步鼓舞斗志,多打胜仗。今后。还可以分批组织一些英雄模范回国参观,前线后方互相鼓励。同时,在详细询问志愿军管理战俘的情况后,布置释放战俘的准备工作,要杜平亲自抓,不能大意,以免被动。还要杜平回朝鲜后向金日成转达他的建议:为了便于释放战俘工作的进行,外俘的管理全部由志愿军负责,伪俘的管理由人民军负责。金日成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11月5日 在贸易部关于向苏联订购防治牲畜口蹄疫药品,抄错数量,造成极大浪费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请中财委审阅,并应加重处分,同时应规定财经各部门凡属支付、订购和预算数字,都须经过复核方得批发。”
  △致函马叙伦并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同意将由溥仪携出宫外被人典在香港的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注〕购回,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
  〔注〕王献之、王珣都为晋代书法家。王献之是王羲之第七子。
  11月6日 就对方已知我方趋向于就地停战各退二公里的意向后,抢先提出四点建议一事,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实际上对方也知其所提建议难为我方接受,这是摆出流氓态度,企图吓我一下。为此,我方不应片面强调对方所说“开城的所有权将由武力而非谈判来决定”这句话,“好像怕他进攻开城似的”。“如果敌人敢于抛开开城中立区而向开城以北进行迂回进攻,那就给我们极好的歼敌机会。此点,请德怀同志予以注意,并进行必要的准备”。你们“应于明日小组会上主动提出我方对策,内容可以包括下列四点:(一)关于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地区,应根据就地停战各退二公里的原则,予以确定;(二)小组委员会应根据上项原则,校正目前双方前沿接触线,以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各退二公里,划为非军事地区;(三)非军事地区的行政管理仍维持现状不变;(四)停战协议全部商定后,双方前沿接触线,如有某些出入,届时小组委员会必须根据这些实际变化,作相应的变更”。“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主动而使敌人难于直接拒绝。如果敌人对此仍然反对,它就要在世界人民舆论面前更加陷于被动,在联合国大会中,也将增加不满情绪。”
  11月7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同意将我方对案中的第三点“抽出留待讨论议程第三项时再提”。并“应注意,敌人在目前如此无理地阻挠谈判的顺利进行,很大可能想在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至少在圣诞节前保持朝鲜谈判的紧张状态。因此,我们必须在合理的问题上迅速而主动地提出办法,使敌人难于直接拒绝,而对敌人的流氓恫吓和无理要求,则必须严辞驳斥,并配合我前线的胜利,以打击敌人的拖延政策”。
  11月8日 就我方代表未得指示即改变原已议定的内容,在七日小组会上提出两项建议三点谅解一事,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你们所提条文不如我们所提三点建议简单明了,直截了当,既不易为敌人曲解且附加声明,更可以坚持下去,逼使敌人接受。不过你们现在既已提出,即应为这一建议和谅解,作有利于我方的解释”,同时应为转入我们七日电中所提三点建议和附加声明的办法做准备工作。
  11月10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美军最近在我志愿军的局部反击作战中损失甚大,已受其国内外舆论的重大压力,而以调整战线和临时协议两个方案与我纠缠,“逗引我进行不断解释,以便发现我方弱点,利其讨价还价”,“以图达到解其紧张局势和拖延谈判的目的”的阴谋。对此,你们“首先应理直气壮,坚持我方提案”,并“主动提出如来电所说的新的三项建议及一项附加”。同时,“要采取进攻性的驳斥,指出对方两个方案的无理、荒谬和矛盾”,“在公报和记者报道中,你们也应采取攻势,揭露敌人的阴谋和无赖,宣传我方公平合理的建议”,以此“增加对敌人的压力,摆脱自己目前所处的被动局势”。
  11月13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菲利波夫电,通报朝鲜停战谈判恢复以来的进展情况和我今年财政预算情况及对策。说:“今年因为抗美援朝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全年预算已较一九五○年预算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而总预算中百分之三十二均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军事贷款还未计算在内。因此,如现在不立即采取紧缩的方针,则明年预算必更膨胀,财政必受影响,物价必大波动,势必使前方战争打不好,后方建设亦搞不好。”鉴于以上情况,并且“从朝鲜战争还要拖延半年甚至一年着想·我们在朝鲜战场上正在节约兵力、物力和人力,争取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在国内,我们正在准备整编部队,精简机关,厉行节约,增加生产,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以支持朝鲜战争,并保证国内财政状况及市场物价继续稳定和国家建设主要是国防建设加紧进行”。这样做,“正是为着在朝鲜谈判中,和固有利,拖也不怕,而打下去一定能打出一个结果来,国内各项工作均好做,并有把握争取政治和经济的继续稳定和发展”。
  11月16日 审改并批发嘱人起草的毛泽东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乔冠华十四日电悉。李克农“气喘加重,应及时注意,现派医生及护士各一人去你处,并同时派伍修权、柯柏年两同志前往帮助你工作一时期。十六日下午自京动身”。十五日,约见伍修权、柯柏年,交代赴开城协助李克农工作的有关事宜。
  11月18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对方在我军压力及其国内外要和的压力下,已提出与我接近的方案”,“我们应在这项议程上与对方达成协议,但今日小组会上还不忙提出我方修正案”。随后又代拟电稿:“为取得时间考虑修正案及三四两项议程的内容,望你们于十九日早晨以电话通知对方,提议小组会停开两天,至二十一日再行复会。”
  11月19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指出原则上同意对方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四点建议,并发去所起草的我方对此建议的修正案和谈判第三项议程时我方的五项原则建议。提出在商谈第四项议程时,我方“应反对敌人所提一对一换俘的原则而坚持我们有多少送多少即全部换俘的原则”。
  11月22日 在青年团一届二次中央全会上作政治报告,讲述抗美援朝、增产节约、思想改造运动和培养干部问题。指出: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巨大胜利,谈成的可能性增长了,拖的可能性也还存在,但全面破裂的可能性不大了。我们的谈判方针,是争取公平合理的就地停战,使之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乃至远东其它问题的第一步。我们不怕破裂,也不怕拖;愿和,但是也不急。又说:一九五二年的中心环节在增产节约。增产节约运动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运动,它将为我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准备条件,并开辟顺利道路。青年应成为增产节约的有力助手。思想改造必须经过学习的过程才能很好地开展。这个学习,也是集体的学习。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学习才会深入,才会与实际联系。要进行思想改造,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准绳,因为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领导思想。同时,学习必须和生活实际、革命实践结合,要提倡参加实际斗争。这样,广大青年在学习与实践过程中就会不断提高。思想改造不是不允许其它思想存在。我们要反对的那些思想,一个是反动思想,就是帝国主义思想、封建思想、买办思想;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上还有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农民的一部分落后思想。对于前一种思想,我们不允许它公开、合法地存在,要在青年中肃清;对于后一种思想,要给予批判,不许它居于领导地位。总之,思想改造是一个急迫的工作,但同时又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青年团应该成为思想改造的组织者与宣传者和模范。我们现在要建设,但干部不够。过去长期参加过革命战争、有过很大功绩的干部,今天要掌握现代化的技术,也一样要学习,都需要继续培养。现在特别要训练各种劳动阶层出身的干部,来担负国家的领导,才能适应大规模建设工作的需要。
  11月23日 朝鲜停战谈判小组委员会双方代表对第二项议程(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正式协议。协议内容完全符合朝中方面一贯主张的公平合理的原则。二十七日,协议经双方代表团会议通过。自此,双方在实质性问题上取得第一个协议。
  11月24日 致电各大区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负责人,通报全国编制会议所确定的精简编制的有关原则:政府机构总的人数不能超过去年六月十三日所规定的编制员额,“但不是一律机械地减,而是采取合理调整的办法,该减的减,该加的还要加些”。精简编制的重点是:(一)“调整紧缩上层,合理充实下层”;(二)“合并重叠和性质相同的机构”;(三)“政委、文委、财委只设到省(市)”。
  11月25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关于第三项议程,不管我方提得如何周密,对方都会提出许多不同的修正意见,因此,我方应先提出原则建议,待对方提出自己的意见后,再提对策较为有利。
  11月26日 召集王稼祥、李德全、伍云甫等开会。研究决定:由李德全、林士笑、纪锋组成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出席十二月六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红十字协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代表团应注意敌人可能在会议上策动提出朝鲜战争中的俘虏问题,要主动准备对策,谴责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杀害和平人民、狂轰滥炸、毁灭村庄城市、轰炸朝鲜红十字会与俘虏营的罪行,同时注意揭露敌人散布的各种谣言。
  11月27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同意本日在讨论第三项议程时主动提出我方的五项原则建议。
  11月30日 审改中央军委政治部《关于部队整编工作的政治指示》,并增写:此次整编工作“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按规定的编制和数目整编现有的部队、机关和学校,另一个方面是动员大批人员进行转业建设,其中或回家生产,或转入建设部门工作和学习,还有一部分编余人员则需要作非编制人员待遇,并为其筹划职业”。
  △将所指导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进毛泽东审阅,并函告“军队转业建设两个文件,亦送上请审阅批准”。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你们可以利用敌人两次提出在停战后立即举行和平会议解决外国军队完全撤出朝鲜问题的意见,来加强我方反对敌人关于用补充和换防的办法去维持双方军事力量的平衡及限制朝鲜境内军事设备和到处视察等无理要求。”“并强调双方海军必须从对方沿海的岛屿和海面撤走”。“这对我们更为有利”。“关于监督后方问题,最好能反对掉”。但由于议程上规定不明确,而敌人显然又怕我们利用停战期间增强兵力,故他们无论如何总要得到一个不增加军事力量的保证,因此很难完全拒绝。关于这个问题的对策,前已告伍修权、柯柏年两同志,望再与柏年一谈。
  11月下旬 批准逮捕法办大贪污犯刘青山(前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现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刘、张二犯。
  12月1日 针对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由周恩来定稿后发出。八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二十九日,全国政协发出《关于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
  △向出席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教会议和华北军区高干会议的代表讲话,传达中共中央实行增产节约和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决定,报告抗美援朝形势和解放军开展思想改造问题。指出:解放军的思想改造运动,应以政治工作部门为中心,并应推广到其它部门。思想改造必须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学习,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站稳立场,分清敌我是非,以肃清反动思想,严格批判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建立集体主义的思想,反对个人主义的思想。
  △和毛泽东联名签署《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二年回乡转业建设人员处理办法的决定》。《决定》规定了回乡转业建设的原则,要求地方政府对回乡转业人员“必须妥为安置,使之各得其所”,对其中立功受奖者,“应给以应有的尊重和政治待遇”。
  12月2日 根据朝鲜停战谈判六天来双方代表团讨论第三项议程的有关情况,先后两次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前电指出:在二日会上,“同意你们继续反对对方控制我方海岛及限制军事设备的无理,并着重说明这是一个停战协定,双方只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在任何借口之下进入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并从对方后方的沿海岛屿和海面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使朝鲜停战局面得以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迅速进行。至于限制双方军事设备,并进行自由视察,那是干涉对方内政,且涉及政治性的问题,这是超过军事停战的范围,我方绝对不能同意”。后电指出:在三日会议上,可在我方五条建议外提出两条补充建议:“第六,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进行,双方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第七,为监督第六条规定的严格实施,双方同意邀请在朝鲜战争中的中立国家的代表成立监察机构。负责到非军事区以外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并向双方停战委员提出关于视察结果的报告”。“如果对方拒绝我方补充建议,仍要求由双方作自由视察,应予坚决反对”。
  12月4日 召集章汉夫、伍修权等开会,商定:在整编部队、精简机构中,抽调适当人选加强外交工作,并广泛吸收政治上无问题的党外专家及知名人士参加国际活动。
  12月5日 将草拟的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增产节约运动的领导而准备成立中央复员委员会、中央节约委员会等委员会负责人名单报送毛泽东审查。晚,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介绍中央军委《军事整编计划(草案)》内容,并将几个名单提交会议讨论通过。它们是:(一)中央复员委员会〔注1〕(不公开),主任周恩来,副主任林彪〔注2〕、李富春等;(二)中共中央节约委员会(不公开),书记薄一波;(三)中央党派团体节约委员会(公开),主任朱德,副主任安子文、杨尚昆;(四)中央人民政府节约委员会〔注3〕(公开),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彭真、沈钧儒等。
  〔注1〕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各级复员委员会改名为转业建设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全军的转业建设工作。
  〔注2〕林彪,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注3〕十二月七日政务院第一百一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该项名单时,正式称为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
  12月5日、9日 约见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许涤新,询问上海工商界的情况,就资产阶级为追求暴利、力图摆脱国家的管理和国营经济的领导问题,阐释党对资本主义的利用和限制政策,指出:第一,不能孤立地讲公私兼顾,而一定要在服从国家经济领导的条件下讲公私兼顾。第二,不能抽象地讲劳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讲劳资两利。第三。不能提倡盲目生产,而一定要逐步实现国家生产总计划的领导。第四,不能容许谋取暴利,而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限度内或议定的价格内取得合法利润。第五,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漏、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继续发生。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有黑暗的一面,必须加以限制,使其服从国家生产计划。统购、统销、议价等都是对资本主义的限制。我们不讳言限制资本主义,我们只能走向社会主义而不能走向资本主义。九日谈话后,要许将以上五点转告上海资产阶级。〔注〕
  〔注〕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居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再次重申这五点内容。
  12月7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敌人在其国务院和国防部的矛盾影响下,停战谈判拖的可能性又增长了”,但仔细地研究敌人所提八项建议,比其以前七项建议和四项原则还“是带有暗示让步和讨价还价的性质的,同时也还夹着对中立国视察的戒心”。“为要达到敌人从沿海岛屿和海面撤走的目的,我们更应坚决反对敌人有关轮换和补充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敌人的道理很弱。”在谈判和宣传上,“你们应抓住这一点”。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一十四次政务会议。在讲开展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问题时指出:我们要与资产阶级合作,这个合作有好的一面,同时要警惕资产阶级坏的一面,即它带来旧的封建的和帝国主义的买办影响,贪污腐化的风气。这一点,我们不要隐讳,也不要估计得过低。因此,运动要大张旗鼓地进行。我们需要在运动中研究制订一个惩治贪污的条例。对于贪污分子,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应该区别对待,对于大的,必须严办,从判十年以上徒刑到死刑;对于中等的,应该法办,从撤职以至判徒刑;对于小的,不能原谅,但在处理时,应采取教育的办法,自己坦白并经过教育后就算了。会议原则通过《政务院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的决定(草案)》。在《决定(草案)》起草时,周恩来指示应根据从紧缩编制、调整机构、减少层次、精简人员入手,来健全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并配合和提倡全国的节约增产运动,以达到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加强国家各种建设的目的这一精神,起草这个文件。
  12月8日—13日 多次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对谈判中的有关问题作出指示:(一)根据敌人的恐惧心理。在轮换和补充问题上,可作有限让步,以换取敌人从我方岛屿撤走,并承认由我方提出的只能邀请中立国视察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的建议:(二)指明对方所提限制军事设备和自由视察的要求是干涉内政,对方必须收回;(三)在俘虏问题上,应继续坚持我方所提的全部释放的原则,并建议双方各自交出所俘人员的全部名单。
  12月9日 审阅聂荣臻提出的《关于特种兵的建设计划》。
  12月10日 召集聂荣臻、李富春、何长工、段子俊等开会,听取李富春汇报,研究航空工业三至五年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发展计划(草案)和建立航空工业所需经费与培养人才问题。在作总结时同意按照会上提出的计划办。要求空军方面对计划生产的各类飞机的比例进行一次审查,看是否符合军委规定的比例关系。为了适应航空工业建设的需要,同意再增聘二十五名苏联专家和开办一所航空工业大学。提出完成这个计划所需要的人员、资金等,由李富春负责筹集。
  12月12日 将海军五年建设计划转报毛泽东并朱德、林彪,同时附函说“现送上请主席审阅批准,以便按此计划,分五年订货,并拟在一九五二年先订五分之一约二亿零三百万卢布的货”。次日,毛泽东批:“同意。”
  △将萧华《关于精简全军文艺团体的报告》报送毛泽东,并附函说明全军“文工团总人数已规定在总政第二届宣教文化工作会议的综合报告中,业已经主席批准”。现报告中的数字“为各单位的分配数,当计算在二百九十八万人的编制内”。
  12月13日 审改并批发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平原省委召开党代会给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指示电,并在电文中加写:“尤其要告诉他们应以增产节约,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为推动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在党代表会议中专以一天时间讨论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规定代表回去要在两三个月内全省都做出一定成绩。”
  12月14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一十五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加强革命老根据地工作时说:老根据地大多数处于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山区,因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是短时期能够办到的。我们不能离了延安,忘了老区。恢复工作应该利用地方的力量,中央给以财政辅助,分年完成。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中央中南局并湖南省委电:“中央在全国精简整编中,正准备全国高级干部的调整,并已预定程潜为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金明为副主席,调王首道来京任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在南北起义将领中,程潜、傅作义实为代表人物。”现傅是水利部部长,程及程星龄均任副职,“南北相较,似欠公允,故中央乃有此调动计划”。
  12月16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外俘名单仍以不广播为妥。目前应进一步准备的是李伪俘虏现有七千二百九十二人的名单”,“以便在决定交换俘虏时,使外俘和伪俘的名单能够先后交出”。
  12月17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你们既已掌握了准备交换的全部外俘和伪俘的名单,同意你们在十七日下午会议中答应对方先行交换俘虏材料,并就材料的编制交换意见,以便十八日正式交换全部材料。”“材料交出后,敌人必有一番反宣传,我们应准备反击,并将外俘伪俘名单广播发表。”“明告对方,关于限制朝鲜境内设备和自由视察为干涉内政,是我方绝对不能允许和接受的。”
  12月19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告以我方在岛屿问题、轮换问题和后方口岸问题上准备作出让步的具体内容,但指出这“必须在敌人放弃其对于限制朝鲜设备、自由视察及停战委员会与中立国监察机构为指挥机关的无理要求的条件下,我方才可能作此让步”。
  12月20日 就成立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一事,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书面报告:总党委拟由周恩来(第一书记)、安子文(第二书记)、杨尚昆(第三书记)、萧华(第四书记)、罗瑞卿、张经武、徐立清、龚子荣、曾三为委员,共九人组成。总党委成立后,在目前阶段的“中心工作是集中精力,领导与组织中央一级机关(包括党、政、军、民)的精简节约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还说:为便利领导,对各系统党的组织,决定作一些调整:(一)改组中央政府系统的党委。以安子文兼第一书记,刘景范为第二书记,龚子荣为副书记。(二)成立军委系统的总党委,由萧华兼第一书记,徐立清为第二书记。(三)人民团体系统不设总的党委,委托党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会对其管理,并以总工会、青年团、全国妇联机关党委书记或总支书记参加中直机关党委会。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报告,并转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指示各大行政区、省市区一级亦组织总党委。
  △审批华北军区党委《关于华北军区高干会议情形的报告》,并批:“第一期转业建设工作,不能一律定在二月至三月中,有些在一月内即应开始,而且与‘三反’也不应完全分开。在三月以后,仍应准备进行第二期的转业建设工作”。
  12月21日 致电高岗、饶漱石、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习仲勋,说明《政务院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的决定》和《各级人民政府编制员额表》待中央审核后即可下发。“各大行政区在执行中央所规定的编制员额表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在其编制员额内作必要之调整,报经政务院批准后实行”。“西南、西北因统战关系,不便合并的部,可紧缩编制,合署办公”。二十五日,致信毛泽东:因各大行政区对各级政府、党、团编制员额“仍有若干意见”,已告陈云、薄一波将《决定》和《编制员额表》提交此次全国财政会议征求意见,“以便取得一致意见后,再行送批”。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目前对方在谈判中的动向。“是在企图转弯并寻求妥协办法。不过对方由于恐惧原因,对限制机场和自由视察两项要求确未死心,并想以对方在岛屿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我方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若干让步”。由于我方交出俘虏名单后,给对方压力很大,故我方“在今日会议上的方针,不应再等敌人表示,而应主动提出我方的全部修正条文,并根据敌人的六条修正文字,将我方所绝对不能接受的限制机场(第四条)、自由视察(第六条)两项文句完全删掉,将需要修改的‘其它地点’(第五条)及中立国监察机构的任务(第六条)两点加以适当修改,而留下岛屿和轮换两点,作带伸缩性的修改,以便当场议价”。
  12月22日 主持起草的中央军委《军事整编计划》,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磋商修改,于本日定稿。《计划》规定了整编的原则、内容和步骤。并指出:这个计划所要实现的目的是,到一九五二年底,军队编制将从现在的六百二十七万减少到三百四十一万(在编二百八十五万,非编五十六万),到一九五四年底军队编制为三百万。二十四日夜,致信毛泽东并朱德、林彪、聂荣臻,说明《计划》制定情况。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毛泽东批准施行。
  12月25日 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根据目前情况看,“敌人可能拖延谈判”。“据此,如果敌人在这两天内放弃限制机场和自由视察,我们就可以按照原计划在二十七日以前提出妥协意见。如对方坚持这两点,我们就严守目前的阵地,严词痛斥其荒谬论点及拖延政策,看他如何反应。”
  12月26日 致电华东军政委员会、山东省财委和上海、天津、青岛市财委及外事处:“英商颐中烟草公司解放后因资金逃避,营业亏损,现已无法维持。”根据其在上海、天津、青岛的各分公司的请求,现决定“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并根据各厂困难情况及我准备情况,各地先后分别接受转让(先接青岛,次接天津,最后接上海)”。
  12月28日 就对方故意拖延谈判一事,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伎了。”
  12月下旬 生病,仍坚持工作。



 
 

2007/09/10

1951年五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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