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七十岁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社论提出在新的一年中为实现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所要完成的任务,同时指出一要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
  1月1日、3日、10日 接见港澳会议代表。在谈到一九六七年夏季的对外工作时,说:六、七、八、九四个月国内报纸对香港的宣传是有毛病的。对香港用的口号同国内用的差不多。把国内红卫兵的口号也用到香港问题的报道上了。
  1月2日 迎接胡志明。
  1月3日 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说: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医药、药材问题没解决。药品不多,农村更少,要生产普通药品供应农村,改变过去只生产贵重药品的现象。
  1月4日 嘱秘书电话通知韦国清:进一步查明“红铁军”为害柳州的有关情况,如确实,同意由当地驻军将该组织包围,开展政治攻势,令其交枪,并交出坏头头,但不准开枪。
  1月5日 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铁路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并讲话。会上各铁路局及分局各自达成了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八日,周恩来在对沈阳等铁路局大联合协议的批语中,加写:铁路运输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防建设和备战、援外”,要大家“服从铁路系统全面军管的决定,脱离与地方革命群众组织的串联和隶属关系”。会议于十一日闭幕。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参加铁路会议的全体代表。
  △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关于切实加强市场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通知》、《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的通知》、《关于外出调查问题的决定》、《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等文件。
  1月6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讨论本年国民经济计划、煤炭生产、国防工业生产计划和国防预算、二机部领导班子“三结合”及几个尖端工厂的学习班、铁路运输等问题。
  1月8日、9日 约杜平谈江苏问题。
  1月10日 就陕西三○四武器库被抢事作两次指示,并要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上报详细情况和处理结果。
  △写信给江青:已将有关“伍豪启事”的材料拍照存档〔注〕。“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注〕面对江青等人居心叵测,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二月,周恩来先后将载有伪造“伍豪启事”的报纸和他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的批示等材料拍照存档。
  △嘱秘书电话通知谭甫仁转告湖南学习班负责人并到该班宣布:所有学习班的人员,不论军队或地方系统,不论哪一派,都不许彼此揪人。如有违反者,定予追究查办,以保证人身安全。
  1月11日 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全国各铁路局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的通知,报送毛泽东批准,并旁注:为使今年先在铁路线上解决这个关系到全国抓革命、促生产的关键问题,现拟出一中央指示,已经中央文革扩大碰头会通过。毛泽东圈阅了此批件。
  △致信毛泽东:“最近卫生工作由军委总后和卫生部派人主持……一百多人开了一次卫生防病工作会议,决定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组成小而全的医疗队,以社为单位。进行巡回医疗和宣传教育工作。”
  1月13日 接见云南代表,批评“十三军、十四军是薄一波的余毒”的说法,指出:这个话是错误的。军队也要消除派性。军队不要介入地方群众组织,不要与地方群众组织串连,军队总要有它自己的稳定性。为避免同地方的群众组织发生派性,军队领导干部的家属不要参加地方群众组织。
  1月16日 毛泽东就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学生来信反映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海各报登载过《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1月17日 接见国防工业各部代表,批评该系统造反派热衷派性,不顾生产,说,我很难过,国防工业我过问了很久,为什么谈了这么多次,就是不能联合起来,非要造成势不两立的两大该组织?这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作怪。去年的国防工业生产指标你们完成了多少?就我的心情来说,三个不安:不安、不安、不安!国防工业生产在你们的派性、武斗中完全停止,能安心吗?把生产科研放到一边不管,闹派性。打架,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破坏设备,破坏生产,打架,浪费,严格来说是一种反革命行为。指出:国防工业的生产和科研部门不应和社会上其它部门串连挂钩,要切断这个联系。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解放一大批干部,这样才容易把各个部门的业务生产抓得更紧。国防工业的科研、生产、教育部门的问题,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抓革命、促生产是国防工业各部门的一个最重要的口号,不可一日忘记。
  △在中央专案小组会上谈审案方针时说:逼供信是错误路线,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仍然有效,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证据,重旁证。对犯了错误的人,必须严格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攻心达到自己交代,但非逼供信。
  1月18日 凌晨,先后接见江苏军代表、浙江“红暴”派代表和湖南省干部。次日凌晨,与湖南革筹小组成员谈话。
  1月20日、27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1月22日 凌晨,同广东造反派头头通电话,责令取消原定二十二日召开的纪念广东“夺权”一周年大会。指出:这个会方向不对头。你们不要把广东的大好形势破坏掉。湖南“省无联”〔注〕的极左思潮是反动的。要批判,你们千万不要上当。大会一定不能开。次日,嘱秘书电告广东省革筹小组:各群众组织都不要单独开大会。要做好革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群众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派性,促进革命大团结。实现大联合,一致对敌。
  〔注〕“省无联”即“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该组织认为,一九六七年有一个“二月逆流”,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太好,十月必然要出一个“十月逆流”,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始。该组织还成立了一个“夺军权”组织。
  1月22日—28日 除二十五日外每天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解决广东、河北、甘肃、河南、胡南、辽宁、吉林、江苏等省的问题。
  1月24日 接见湖南学习班全体人员及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重申要批判“省无联”的极左思潮。二十六日晚十二时,与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谈话。
  1月26日 接见辽宁、吉林两省代表,批评因武斗、派性破坏国家生产设备,导致生产停顿。告诫要以大局为重,克服派性,增强党性,搞好大联合,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接见前,约陈锡联、宋任穷谈话。
  1月28日 接见江苏省军队和地方群众组织代表,强调:要解放干部,三结合要有领导干部参加。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时说: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许世友同志是一位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好同志,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立下了很重大的功劳,这一点必须肯定。军队支工、支农的成绩是主要的。谈到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时说,他们已经检查或改正,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1月29日 看望胡志明。
  1月31日 就广西群众组织卧轨阻拦驻南宁解放军某部调动事嘱秘书打电话通知韦国清,要韦对群众组织做工作,说明不能干涉部队调动,要指出他们这种行动违反“九五”命令,妨碍战备,不符合拥军爱民原则,是军纪国法所不能允许的。
  2月2日 出席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部委及国务院直属单位代表大会并讲话,呼吁各部委真正实现大联合,促进三结合。以利把业务工作抓起来。说:国际国内形势都要求我们努力革命,大抓业务。现在大好形势的关键问题之一就在业务部门了。如果说,去年我们忙于建立地方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转过手来搞国务院各部委的工作。各部门一定要把革命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再不能其抓革命。不管工作了。各部门的造反派组织,如果不抓业务,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而只是一个口头的革命派。工交、财贸、农林在二月份一定要在大联合、三结合中组织起业务班子。不能再迟了。领导机构如果不实现三结合,依然领导不得力,不可能把今年生产更加推动起来。关于干部问题,指出:要三结合,非解放干部不可。解放干部要消除派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现阶段的表现内容就是公与私、党性与派性的斗争。
  2月3日 要秘书向有关方面索要最近几天的煤炭生产简报。
  2月3日、8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研究解决刘家峡水电站下闸门严重漏水。致使水库不能蓄水问题。三日会前,嘱秘书向水电部军管会提出,除军代表外,能否让一些部长参加会议。八日会上,提出让钱正英出来工作。会后,钱正英、杜星垣〔注〕前往刘家峡水电站工地,与专家一起解决了流水问题。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刘家峡水电站一号机组正式运营发电。
  〔注〕杜星垣,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2月4日 得悉铁道部军管会报告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严重后,当即召开碰头会,商定措施。会后,致信毛泽东,并附铁道部报告,注明:破坏铁路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以为西南昆明、成都一线。现在这些破路、破桥行动,已超过派性,而为反革命、特务分子混入一派或两派中进行的。目前必须首先责成济南军区调集机动兵力,沿线夹击。一经发现这股反革命集团,便需进行围攻和追击。务须做到政治进攻、军事包国两结合,逼其全部放下武器,然后区别对待,将坏头头反革命分子与被胁从的群众分开处理。并须就地发布公告,宣布这一破坏铁路、炸毁桥区的行动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这一措施拟不待全国统一军事部署护路护桥的命令下达,在今晚提前实行。同日,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
  2月5日 同南萍、陈励耘等谈浙江问题后,分别找浙江“红暴”和“联总”两派代表谈话。
  2月7日 陪毛泽东会见胡志明。同日,在与胡志明谈话时建议说,越南战争发展到目前阶段,可否考虑组织一二个到三个野战兵团。每个兵团三四万人,每仗力求全歼敌人成建制的四五千人。这些兵团要能远离家乡作战,可以在这个战区打,也可以到另一个战区打。打孤立之敌,可采取挖坑道接近敌人,进行夜战和近战的办法,使敌人的飞机、大炮的火力失其作用。同时在三四个方面挖些坑道,不同于地道,要能供部队运动和输送弹药。还要组织一定力量打敌之增援。
  2月8日 为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转发湖北省军区临时党委《关于目前我省各专、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报告》〔注〕的批语。批语指出:这个报告很好,希望你们研究这个报告中的几点体会,参照执行。
  〔注〕报告说,到目前为止,全省八个专区已有六十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七十七个县、市已有四十九个建立了革委会,报告还谈了实现大联合,搞好“三结合”的几点体会:一是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二是运用上筹下联、上带下促、上下结合、互相促进的方法;三是军队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
  2月9日 将《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为纲教育部队经验》中点了省军区司令员名字的一句删去,改为“个别领导人”,然后送毛泽东、林彪。
  2月10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谈农业生产、煤炭生产和铁路交通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苏静、赵启民、彭德清、王素、范文彩等〔注〕。
  〔注〕赵启民,时任交通部军管会主任,彭德清,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王素,时任煤炭工业部军代表,范文彩,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
  2月11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说,造反,要看造谁的反,不能造无产阶级的反。不能容许破坏铁路。周恩来说:第一季度要把交通搞上去,把工业生产,煤炭搞上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
  2月12日 就住中直招待所的十三名原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注〕是否参加学习班事批示,请杨成武、吴法宪两同志考虑将他们分到哪些学习班为宜。十四日,中央军委办事组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正式向毛泽东并中央提出将这十三人分到中央办的学习班学习的具体方案。毛泽东对此批示;应由碰头会商定,请总理办。十七日,周恩来批注:各人情况不同,应遵照主席批示,先在碰头会上认真地一个一个地讨论,才能进行具体安排。
  〔注〕这十三名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是: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张平化、黄火青、黄欧东(原任辽宁省省长)、高克林(原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曹祥仁(愿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宋侃夫(原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刘惠农(原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鲁大东(原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朱德海(原任中共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第一书记)、钟建平(原任鞍钢政治部副主任)。
  2月13日 得知云南两派代表已在京达成关于停止武斗和恢复交通运输、保证邮电畅通的协议后,即通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于当晚接见两派代表和昆明军区在京开会人员。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此《通知》是国务院业务小组根据周恩来关于抓紧节约财政开支的指示。召集有关部门对北京十个单位作典型调查后起草的。《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后,十八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
  △外交部九十一名领导干部在外交部机关贴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彻底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的大字报〔注〕。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批评了九十一人大字报。二十八日,陈毅致周恩来信,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批评。此信经周恩来同意,三月一日在外交部公布。
  〔注〕这一大字报的态度是正确的,用心是好的,是保护陈毅同志的。但在当时贴出不利于稳定局势,反而对陈毅等不利,所以周、陈等随即批评了大字报,从而将此事化解了。
  2月15日 接见浙江赴京代表团军队干部和“联总”、“红暴派”代表,传达毛泽东二月十二日的指示,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是上井冈山跟毛主席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之列。
  2月16日 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给各地的电报稿,通知今后来电应按问题性质分别发给有关部门,不要给个人来电。二十五日,嘱秘书向各自负责联系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打招呼:今后给中央写信或发电报,均应按中央二月十六日通知规定执行。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会前。向陈伯达、康生、江青提议:让陈锡联、宋任穷到会,参加讨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组成问题。
  2月17日 就广西柳州地区因两派武斗,致使柳州铁路局运输情况日差,到十六日已积压车辆七十五列事,通知韦国清亲自抓一下,必要时派护路机动部队前往保障铁路畅通。次日,又通知总参、铁道部、外贸部、外交部组成监督小组,检查西南铁路情况。
  △接见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外贸部副部长李班。越方要求协助解决援越物资的铁路运输问题,并说:这个问题只有上呈总理才能解决。周恩来说,一年了,我都在管铁路运输工作,每星期都过问。运输上发生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作用。最近,我们下了个严厉的命令〔注1〕。我同有关同志商量打算在内部下一个更严厉的命令〔注2〕。谈到有造反派打劫火车时说:这不是造反派,是反革命派。湖南有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表面极左,实质极右,它集中了社会渣滓、右派、劳改犯,可以说是一个黑帮组织。昨天,我要韦国清开会讨论解决广西铁路问题,要他今天报来处理结果。如果解决不了,我自己跑一趟。
  〔注1〕指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的命令。
  〔注2〕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维护铁路交通,保障援越物资运输畅通的紧急补充命令。详见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八日条。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讨论解决广西铁路交通问题。
  2月18日 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紧急补充命令。命令指出,为保障援越物资的运输畅通,特紧急补充命令如下:(一)煽动和指挥对行驶列车鸣枪威胁,到车站、港口无理取闹,挑动铁路交通部门群众搞武斗,殴打和绑架铁路、港口军管人员等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畅通的行为,一概是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按“二六”〔注〕命令办理。(二)铁路港口广大职工要坚决克服无政府主义,坚守生产岗位,决不允许迟到早退。对无故不上班而逾期不归者,应扣其工资。(三)军管人员和护路部队、当地驻军要积极制止铁路港口内外串连,制止武斗。如制止无效,造成运输、装卸中断,则坚决按“二六”命令办理。(四)中央立即派出监督小组,分赴重要站段和港口,监督“二六”命令和紧急补充命令的执行。
  〔注〕指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的命令。
  2月21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中央关于维护铁路交通运输的紧急补充命令、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命令等文件稿。
  2月21日、23日 两次约李先念、余秋里、粟裕、罗舜初、邱会作〔注〕等谈一九六八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注〕粟裕,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罗舜初,时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邱会作,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2月24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讨论一九六八年国民经济计划、铁路交通和农业生产等问题。
  △与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等接见吉林、辽宁两省代表,告诫不能以自己一十组织的派性来影响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里要注意吸收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加强各民族的团结。谈到生产问题时指出:去年大串连、夺权斗争影响了生产,今年就不应该了,三月份要开始转入正常生产。
  2月25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查阅干部档案问题的通知》、《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等。
  2月29日 听取天津市负责人的汇报。日前曾提请江青考虑:该汇报会是在开过大会和核心小组会之后,不要解学恭〔注〕出席是否适当,是否有不利后果。
  〔注〕解学恭,时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就韦国清电话请示可否派一个营的兵力去追回被广西造反派组织抢走的解放军某部的武器弹药事批示:如一营兵力不行,可调两个营去包围,进行强大政治攻势,照晋东南办法,逼近其工事,劝说其送回武器弹药。
  3月3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讨论一九六八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陈毅、粟裕、余秋里等参加会议。
  △前往医院向鲁迅夫人许广平遗体告别,并慰问其家属。鲁迅之子周海婴将许广平要求查寻鲁迅书信手稿的遗书〔注〕交给周恩来。次日凌晨,周恩来到许广平家,当面向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读了许广平的遗书,并提出要查清戚本禹盗信事件,立即追回鲁迅书信手稿。当晚,又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追查鲁迅书信手稿之事,派傅崇碧等去提审戚本禹。
  〔注〕三月二日,许广平给中央写信,说:北京鲁迅博物馆原来藏有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十五页,书信手稿一○五四封一五二四页(大部未印),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旧文化部以保护“文物”为名,从博物馆调走。一九六七年春天被戚本禹拿走。现在,我不知道这些手稿究竟落于何处,甚为担心,如有散失或毁坏,将给人民带来损失。
  3月6日 先后接见日本工业展览会理事长杉本重藏等日中友好贸易团代表和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古井喜实、冈崎嘉平太等。说;不能因为发展贸易而抛弃原则,不能只做贸易不顾政治,否则,那就是商人行动,而不是政治家了。我们是不拿原则作交易的。同日,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刘希文、王晓云、孙平化与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古井喜实、冈崎嘉平太签署了会谈公报。公报根据周恩来与松村谦三历次会谈的宗旨,重申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是中日关系中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中日双方贸易办事处之间关系的政治基础。
  △审阅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设置工作机构的报告〔注〕,并向毛泽东、林彪提议将报告转发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参照执行。毛泽东批准后,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草拟了转发批语。
  〔注〕报告提出,遵毛主席精兵简政的指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设立了办事组等机构,人员共八十人。从成立后一个月的情况看,坚持上述编制人数很不容易,有来自官僚主义习气、旧的习惯势力等多方面的干扰。我们正在抓领导班子、工作人员的思想革命化,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加强集体领导,坚决堵死增加编制的路,拟规定今后凡增加编制必须经过革委会全会讨论通过。
  3月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紧急动员起来,迅速掀起春季农业生产高潮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革委会、军管会切实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迅速建立、健全各级生产领导班子;广大农民要坚守生产岗位,搞好春耕生产。
  3月9日 接见铁路会议代表,听取会议情况汇报。
  △阅聂荣臻三月四日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工业问题给陈伯达并报中央负责人的信函后告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李富春、杨成武、粟裕,余秋里:荣臻同志所提意见很好。国务院业务小组要好好讨论一次。在今年计划上和国防工业布局上以及四机部斗、批、改上都要加以布置和配合。
  3月11日 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关于组织支农大军深入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春耕生产的请示报告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复江西省革委会并告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电:报告所提的办法很好,中央希望各地凡有条件实行这种办法的,都能参照执行。
  △参加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红代会”代表汇报会。会上,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批评该校另一群众组织在一九六七年“反副总理”、“反余秋里”、“炮打周总理”、“反总理”。江青听后指责说,二月逆流时炮打谭震林对不对?谭震林不该打吗?你们对余秋里不是“一批二保”,而是一贯地保,倒成了正确了。二月逆流就是要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月12日 嘱身边工作人员,小碰头会的十位成员和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聂荣臻等四位副总理如果来见,不要挡,可边进门边报告。
  3月13日 就越南外贸部反映越南新解放区鼠疫仍在蔓延,要求中国再次紧急供应鼠疫疫苗一百二十万人份事批告邱会作,要他立即召集有关单位迅速解决。并要李强及民航参加。尽可能满足越方要求,“争取按期送到”。
  3月14日 告有关工作人员:今后中央负责同志的“天天读”〔注〕不再录音,秘书也不参加。已录的音带和文字记录、底稿、笔记本均收回销毁。
  〔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干部和群众每天必须按规定读毛泽东著作若干时间,当时中央负责同志也不例外。
  3月15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听取四川省革筹小组成员汇报。会上,江青提出: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
  3月17日 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会谈。
  3月19日 出席首都人民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并在会上讲话,赞扬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新胜利。
  3月中旬 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会议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出来工作问题。江青借口周恩来的卫士长未让她进会议室,无理取闹〔注〕,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被迫宣布休会,并解释,我是个老同志,你应当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不让你进会议室是根本没有的事。江青仍不罢休,继续向周恩来大闹一个小时许。几天后,又借此向周恩来吵闹,导致成元功离开周恩来处进学习班,后至干校。
  〔注〕据成元功回忆,那天会前。江青的警卫员来电话说,江青刚起床,还没吃饭。要大会堂准备好吃的,成元功找有关人员准备好饭菜放在会议厅旁边的小山东厅,然后与汪东兴一起在会议厅门口等候迟到的江青。江青来到时,成元功对她说,饭菜准备好了,要不要先吃点东西?江青不予理睬,进了会议厅,径直走向周恩来,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在门口挡着不让我进来?并当着与会者的面大闹起来。
  3月21日 凌晨,在毛泽东处开会后到中央文革处开会。之后,又与许世友〔注〕谈话。
  〔注〕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3月22日 晨一时,与叶群、吴法宪谈话。然后到江青处开会。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发生〔注1〕。本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称: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撤消杨威武、余立金、傅崇碧的所任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林彪首先讲话,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错误”和对他们的处理决定〔注2〕。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林彪宣布的毛泽东的决定和命令,也谈了杨、余、傅所犯的“错误”,并肯定和赞扬了江青。当晚嘱咐傅崇碧把身体搞好,要经得住考验,还委托人照顾好傅的生活。
  〔注1〕这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合谋制造诬陷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当时,杨成武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余立金任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倾错误和江青,林彪等人的倒行逆施有所抵制,致被林彪,江青一伙陷害打倒。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彻底平反。
  〔注2〕林彪在讲话中宣布说,最近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以及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的事件。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了四次会,会议决定撤消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逮捕余立金,撤消傅崇碧的职务。
  3月24日 就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群众组织要求将顾卓新、喻屏〔注〕从北京揪回沈阳批斗事告陈锡联,二十二日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家同意将顾卓新、喻屏交东北局机关群众组织带回沈阳进行批斗,但必须告诉他们不要进行武斗和押讯。每日批斗后,如他们无力监视,即交军区监护。
  〔注〕喻屏,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候补书记。
  3月27日 出席首都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撤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决定,并就“杨、余、傅事件”发表讲话。在谈到“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时。提出:今天在场的大多数是工人同志,你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不仅要把革命搞好,还要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好,搞好生产,不能缺勤,不能旷工。
  3月28日 同林彪到毛泽东处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谈到军队干部学习班时毛泽东问:学习班什么人在搞?〔注〕听说中央文革都进不去。还说:总理以前二十多个秘书,减到十八个,现在有四个。身边人不要多,要精干。
  〔注〕在此之前,地方和军队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事实际一直是周恩来在抓。后中央另成立一领导小组,林彪任组长,陈伯达、江青、康生任副组长。
  3月29日 就北京大学发生武斗等问题致信毛泽东,提请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一谈,并附上有关该校武斗情况的电话记录。次日,到毛泽东处开会。
  3月30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听取湖南省的汇报。此前,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中写有毛泽东、周恩来对湖南省问题的指示和关怀。周恩来删去了提到自己的地方。本日汇报会上,江青说:湖南的问题,我没有插手,别人也不让我插手。你们眼里没有革命的领导,只有保守的领导;你们不叫革命干部,叫老保干部,不要叫革命委员会,叫老保翻天好了。周恩来排除江青等干扰,继续开会,讨论湖南省报告,并将讨论结果报告毛泽东。四月六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获准成立。
  3月底 同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总指挥徐驰谈话,指示抓紧恢复和加强生产指挥系统,限期全面复工,发动群众,全力以赴,促进攀枝花基地尽快建成。后又电告张国华〔注〕,要他保证徐驰行使领导职权。保证徐的汽车不被红卫兵拦截。
  〔注〕张国华,时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4月4日 晨一时,约谢富治、往东兴、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于桑、杨德中谈北京西单商场爆炸事件。
  4月4日—17日 每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四日会议讨论西单商场爆炸案件、中央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批示等。五日会议听取铁路交通会议情况汇报。六日、八日、九日会议先后谈陕西、安徽和新疆问题。十三日会议讨论中央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关于整顿、建设红卫兵组织和整顿共青团组织的意见等文件。
  4月8日 接见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总部理事长官崎世民、组织委员长岛田政雄。
  △接见空军某部和海军航空兵某部击落、击伤美军入侵飞机的有功人员。
  4月9日 向办公室工作人员交待:凡有报告发生抄家、抄文件、绑架、武斗事,应请联络员立即制止,不必等报告我后再处理。
  4月10日、13日、15日、18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
  4月13日 前往程潜家吊唁四月九日逝世的程潜并慰问家属。
  4月13日、14日、17日、19日、29日 与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会谈。二十日和二十九日,陪毛泽东会见越南客人。
  4月15日 致陈伯达、康生、江青、黄永胜信,谈广西情况,提出“当告韦国清注意决不能在有群众的地方,强行收枪”。
  4月17日 在海军党委关于敌伪报刊捏造某将军在解放战争中被俘叛变的报告上批示,这类报告,根据当时事实,有活人为证否定敌人报纸捏造,应交档案馆保存,并附原敌人报纸影印(件)于后,以了结此案。免得以后又聚讼纷纭,使后代无法断案。
  4月20日 接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七机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代表,说: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不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国防科委几位副主任有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赵尔陆同志死了,有人还要打倒他。说句公道话,这个同志一直在后勤工作,勤勤恳恳。活的要保,死的也要保。聂荣臻同志我很熟,我们是老战友,毛主席要我帮助他。不能说国防科研、生产中有坏人,领导就一无是处。国防工办、国防工业部门做了很多事情,是合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国防科研、生产、教学上也是做得对的。各有中心,各有重点,不然,我们的东西怎么能上天?现在国防科研、生产、教学急需把班子组成,不能再等了。生产上不去我很痛心,再不能耽误了。应该赶快结束争论。
  4月23日、24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二十四日会议谈陕西问题。
  4月24日 到北京电报大楼视察时,向报务员、机务员、电梯司机、微波站的工作人员等询问抓革命、促生产和大联合的情况。
  4月25日 两次约谈专案问题。
  4月26日 接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在谈话中说:文化独立比经济独立还要慢一些,困难一些。旧思想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有几千年了。不是很快能够清除的。人们必须向头脑中的旧思想进行斗争。谈到经济合作问题时说:任何经济合作头一条就是要把情况搞清楚。否则,原料不够或即使有原料,但企业搞得超过本国的需要,出口又没有市场,这样就会遭受损失。因此,搞一个企业要恰当,设计、计算要精确。第二,经济上开发必须有利于这个国家的自力更生,人力、原材料不能依靠外国;开始要搞轻工业,从小到大,积累资金。等收入增多了,再扩大,这样不至于负债。第三,搞经济建设要到现场去设计,这样才能符合当地条件。先独立的国家帮助后独立的国家要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否则就成了新殖民主义。
  △就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东方红”等群众组织欲召开“纪念周总理为珠影‘东方红’平反一周年大会”事电话告孔石泉〔注〕,要他以周恩来的名义告大会组织负责人;今年四月广州地区少数人用突出我个人名义的办法,召开所谓纪念大会,这是极端错误的。我坚决反对。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严防敌人挑拨离间。
  〔注〕孔石泉,时任广州军区第三政委、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4月26日、27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二十七日会议谈四川问题。
  4月27日 致信毛泽东:今晚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认为,国家体委可归军委办事组主管,实行军管。国防体委可以取消。按系统由各军兵种、各军区实行全部接管。毛泽东批:照办。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的命令。
  4月29日 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增写:“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五月二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该通知。
  △凌晨,到蔡廷锴家中吊唁二十五日逝世的蔡廷锴。
  4月30日 接见陕西省赴京代表团,呼吁取消跨行业的组织,消除阻碍联合、妨碍生产的派性,推进大联合,把铁路和煤炭这两个关键部门的生产搞上去。会上,姚文元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对陕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五一节上天安门名单。会前,嘱李富春、李先念研究高文华、陈正人、萧克、钱之光、沙千里〔注〕等上天安门问题。次日,萧克、钱之光、沙千里上天安门参加“五一”庆祝晚会。
  〔注〕高文华,时任水产部副部长,钱之光,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沙千里,时任粮食部部长。
  5月2日 要李先念约温玉成、输的几个主要地区的情况,并责令柳州,广州、昆明、重庆、成都、洛阳、西安、郑州、沈阳等地破坏铁路交通的造反派头头限期来京,如拒绝来,要采取措施押送来京。
  5月4日 就国防科委“学代会”〔注〕拟在今日召开大会事,于凌晨接见国防科委系统代表,提出:(一)希望在国防科委领导下的学代会开好,不要发生武斗。(二)大会的结果要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三)国防生产、科研部门不要和学校串连。各单位搞好自己的斗、批、改。(四)不要泄密。又说,现在已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了,我们把各省的事情解决好就转到国家机关各部。要抓革命,促生产,这两项工作是相辅相成的,要齐头并进。不要因为大批判就把改革,把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促业务都停顿下来。
  〔注〕指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5月6日 得知广西群众组织到南宁市长岗岭军区军械库抢走枪支七千余支、子弹一百二十多万发后,电告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要韦国清立即召集该群众组织人员开会,令他们把抢走的武器弹药限二十四小时内交回,十二日,柳州群众组织又抢走驻柳州解放军某部枪支三百余支。子弹一万余发,同日。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抢枪的群众组织头头,再次传达周恩来的命令,动员他们交回抢走的武器弹药。
  △嘱秘书向余秋里了解宁夏石嘴子煤矿的生产情况。
  △同王效禹、杨得志〔注1〕谈话,并就他们起草的关于解决徐海问题的报告〔注2〕批告赵俊、梁辑卿〔注3〕,指出:该报告中有五个问题关系到江苏省军区和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请你们邀集学习班中省军区常委和徐海地区军分区和人武部的同志一谈,把你们意见以书面告我。准备明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一议,再征求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意见,然后报中央考虑。
  〔注1〕王效禹,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杨得志,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注2〕该报告提出:设在灌云县的所谓“苏北地区联合委员会”,是一个跨省跨行业的秘密组织,是连云港地区长期武斗的一个重要根源,建议中央下命令予以解散。建议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把徐海地区的工农业生产、群众生活及其它行政事宜,统一领导和管理起来,建议江苏省军区解除徐州军分区、连云港市和徐海地区八县人武部的支左任务,将其主要领导调往南京或镇江学习。
  〔注3〕赵俊,时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梁辑卿,时任江苏省军区第二政委。
  △就李富春、李先念关于交通部所属港口涉外单位和其它部门涉外单位的对外业务联系,是用革命委员会名义还是用原来名义的请示报告批复,对外仍一律用原名义,不以革委会行文和签署。
  5月7日 在接见越南外交部部长春水时说:朝鲜谈判时的情况与你们的情况不同。那时是半个朝鲜的问题,现在你们是统一越南的问题。半个越南,那是十四年前的事了。在介绍了朝鲜谈判时的一些历史情况后,又说:朝鲜谈判只搞了个停战协定,任何其它政治协议也未达成。基本的问题还是,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不管怎样,也不能从谈判中得到。美国和南越有一百万军队,不打断他们的脊梁骨,或十个指头打断五六个。他们是不会认输,不会走的。
  5月8日 陪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指战员、各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以及出席全国铁路,变通会议的代表等。接见间歇,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副总理、元帅谈话。说,敌伪的报纸也不能全信。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启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这个“启事”下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如果是真的,为什么只写出一个人的名字,其它都不写?有些干部对历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惊。会上周恩来简要谈了“伍豪启事”的原委。并说:我已将那件事的报纸和我的报告影印了。还要写一个材料。
  5月9日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辽宁省代表,强调,取消跨行业的组织,对辽宁来说是一个很急迫的任务,既是组织任务,也是政治任务,也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东北三省的生产很关键,尤其是铁路交通和煤炭生产,对全国都有影响。
  5月11日 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是否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宋任穷并把他揪回哈尔滨市批斗事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拟电话告黑龙江省革委会,目前不要在报纸上公开点名,也不回东北批斗,可进行“背靠背”批斗。此前。周恩来曾就在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是否要点宋任穷、欧阳钦、黄火青的名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留有余地,不要点名。
  △要李先念、温玉成、杨杰〔注〕和交通部军代表开会研究全国铁路、交通会议文件,并交待,文件上点名批评要适当,接受刘培善自杀教训。此外,可写一简要提纲,把需要中央表态的问题提出来。
  〔注〕温玉成,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杨杰,时为铁道部军管会负责人。
  5月12日 就山西太原重型机械厂群众组织以该厂革委会名义两次抢劫银行现款共一百六十四万元事批示:告山西省革委会和刘格平、张日清、谢振华〔注〕首先应由省革委会下令给重型机械厂革委会,动员该厂群众将劫走银行的两笔现款追回,上缴武器。如在限期内不这样做,则应向群众宣布该厂革委会不听命令,实行军管,并改组革委会。总之,要利用这一完全违法事件,有步骤地动员群众,让群众能自觉地当家做主,整顿队伍,抓出坏人,而不要靠行政命令办事。
  〔注〕刘格平,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张日清,时任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谢振华,时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5月13日 约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谈铁路、煤炭、毕业生分配等问题。
  5月14日 就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要求在十六日召开批斗彭真、刘仁、万里、吴子牧、宋硕大会事批示彭真等五人“不能到场”。“现在北大双方武斗还未停止,如何能开这样批判大会?”
  5月15日—18日 每天参加中央文革磁头会。在十五日听取江西省革委会的工作汇报时,认为江西的工作做得不错,要新华社江西分社写一个江西抓革命、促生产的综合报道和萍乡煤矿大抓根本、达到日产煤五千五百六十吨、超过历史记录的专题报道,以促其它省、区的工作。会议还同意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注〕回江西工作。
  〔注〕刘俊秀,白栋材,原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黄知真,原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5月16日 审定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全国铁路、交通会议决议》〔注〕的批示。批示指出:中央希望,全国铁路、交通部门的干部群众和护路部队的全体指战员,以及铁路沿线和港口附近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坚决执行和全面支持这次会议所达成的决议。次日,文件下发。
  〔注〕《决议》说,经毛泽东批准,全国铁路、交通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有关维护铁路、变通运输秩序的一切命令和指示。对消极怠工、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要作坚决斗争。对擅离工作岗位的,停发工资。
  5月18日 就刘培善自杀后处理问题要黄永胜、吴法宪、谭甫仁告刘妻左英:中央认为,刘培善同志自杀应由自己负责。但由于其它客观原因,不能说是畏罪自杀,也不能说是叛徒。刘培善同志是几十年革命战士,他的家属应享受革命干部家属待遇。他的骨灰,同意放在南京雨花台。
  5月20日 陪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指战员、地方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以及全国煤矿会议代表等。接见间歇中,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谈话。批评造反派把矛头对准叶剑英等军委领导人的做法,指出:干部统统打倒了,那怎么行?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都要用。
  5月21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全国煤炭会议等问题。次日,约有关负责人谈煤炭会议问题。二十六日,听取煤炭会议情况汇报。当听到河南平顶山煤矿两派还在打架时,说:河南最大的问题是平顶山,这么一个大矿,广东、湖南、湖北都靠这个矿的煤。这个矿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我们大家很关心。江青在会上提出:就是要抓革命,不抓革命,促不了生产。会后,江青责问李富春:你们谁布置会议上的发言的?〔注〕
  〔注〕发言是周恩来在会议开始时安排的。会前,周恩来还嘱在发言名单中增加开滦、萍乡两矿各一位老工人。
  5月22日 接见马里外长乌斯曼·巴和几内亚外长贝阿沃吉以及由他们率领的几内亚、马里联合访华友好代表团。二十四日,陪毛泽东接见了两国联合代表团。同日晚,出席中国和几内亚、马里关于修建几内亚一马里铁路协定的签字仪式。
  5月22日、23日、25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二十三日会议谈徐海〔注〕地区问题。
  〔注〕指徐州、连云港。
  5月27日 接见尼泊尔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比斯塔,说:我们国家在尼泊尔有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大使馆人员。他们免不了有错误思想,有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希望你们发现后经常通过外交途径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根据情况纠正他们的态度,改正错误。又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这个国家人民自己的事情,别人不应该干涉。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指出:经济发展的一般途径是先从农业着手,再发展轻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这就需要时间。但你们不能等待,在搞农业的同时,也搞一些轻工业和重工业。二十八日,陪毛泽东接见比斯塔,并出席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贸易协定和议定书签字仪式,
  5月28日 参加接见四川省来京代表大会。当宣布中央批准四川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后,周恩来说:四川是祖国的大后方,三线建设在许多地方几乎陷于停顿,就是因为两派的斗争影响了生产。从生产上说,不论农业,还是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三线建设,四川都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
  5月29日 嘱秘书打电话给公安部李震〔注〕:查问董必武之子董良翮被押地点;查清后请李告诉董必武的秘书,允许董家送夏衣去。并可表示董良翮的问题很快可以解决。
  〔注〕李震,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6月2日 江青借口一传阅文件手续有“问题”〔注〕而大发雷霆,并在该传阅件上批道:如果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认为可以不传阅了,那么,请只送毛主席、林副主席、伯达同志,其它同志可以不传。不过,政治责任应由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负。次日,林彪批道:今后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其它同志批传的文件及电话记录必须按批送的范围及时传阅。康生、陈伯达也附和,完全同意林副主席的批示。三日,周恩来就此批注:我将另有一检讨意见送上。
  〔注〕这是指六月一日江青批送毛、林、周、陈、康传阅的关于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电话记录。周恩来看过后,与另一文件夹在一起,未能及时找到送出,特找到后隔了一天,退回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值班员问,此件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已发表消息,是否还需要传阅?总理秘书未经请示,即回答,还要不要传阅,可请示中央文革办事组。
  △与汪东兴谈话。到江青处。
  6月3日 晚,到毛泽东处。随后,陪毛泽东接见南京、沈阳军区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代表。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到要打倒陈毅的有外语学校的“六一六”。周恩来插话:“六一六”也是要打倒我的。毛泽东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6月7日 阅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外国专家情况反映的报告〔注〕后,将报告送毛泽东,并附信注明:多数专家还是热心工作的。我们对外国群众正如主席所说硬要强加于人,这是一个严重的现象。我建议:此事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一议,然后再派人向凡有外国专家的地方去做工作,对中国工作人员必须派军管代表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学习班,进行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然后才有可能把关系搞好。八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在碰头会上讨论一次。
  〔注〕报告反映,很长一时期来,外国专家对友谊宾馆的服务工作及对他们自身的工作状况有意见,主要是: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没有人关心,有些单位把外国专家视为外国间谍,领导上有官僚主义,宾馆的服务态度非常粗暴,吃饭得不到保证,喝咖啡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加以取消。这些意见提了多次,但一直得不到解决。
  6月8日、12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谈柳州铁路和湖北问题。
  6月13日 就安徽淮南、淮北和河北井陉煤矿及所在市的领导建制问题批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煤炭部军管代表写来的座谈会材料〔注〕不错。我提议就把这份材料寄给安徽省革委会供他们参考,由他们根据当地实情、群众意见,田地制宜,实事求是地解决他们省内的地方建制问题。
  〔注〕六月十一日,煤炭部军管代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召集淮南、淮北、井陉等三十煤矿的军管会、革委会负责人和群众代表座谈,认为,为了有利于统一计划、统一分配,倾向于在省、市革委会领导下,建立各矿务局革委会。同时,也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可以成立市、矿统一的革委会,但必须在革委会领导下设立一专营煤矿生产和煤矿建设的机构。会后,煤炭部军营代表将上述意见报告周恩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接见拟派往十二个单位的军代表。
  6月14日 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稿。声明反对并揭露美苏两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所谓“防止核扩散条约”的做法。十八日,在送毛泽东审批时,针对康生认为此声明不要急于发、也不必要的意见在一旁注明:“我国政府发一声明可推迟,但仍有必要。”“陈毅在尼雷尔总统宴会上的讲话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及我今晚准备欢迎尼雷尔总统的讲话,总不能作为国家态度。”“我们应该藐视它,但也应该揭露它。”“六月十七日晚上,我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明,美苏合伙制定的所谓防止核扩散条约,矛头是指向非核国家的。它们企图以‘核保护伞’,把许多非核国家置于被保护国地位,”毛泽东批:同意推迟发表。
  6月15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和国家计委关于编制这一计划草案的报告。会后,将上述文件报送毛泽东批准。
  6月16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次日,约有关负责人谈煤矿问题。
  6月18日 前往机场迎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由机场至宾馆的路上,称赞坦桑尼亚、赞比亚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反对苏美“防止核扩散条约”表现得很勇敢。晚,在欢迎尼雷尔宴会的致词中再次谴责苏美“防止核扩散条约”。
  6月19日 同尼雷尔举行第一次会谈。谈到水利问题时说:如果说最大的错误,那就是我们没有将几千年群众的治水经验批判地继承、接受,同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责任应该由我这个总理来负,钱正英只是执行,不是她的问题,而是上面的问题。谈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国家永不变色问题时说:最重要的一条是,一定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而不是假的;不是口头上的,而要有实践证明;不仅领导人,而且是马列主义要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被广大群众所掌握。
  6月20日 陪尼雷尔在北京参观访问部队、工厂、农村。
  6月21日 同尼雷尔举行第二次会谈。说:我们的援助应该真正用于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切援助应使得独立国家得到好处。同时我们援助项目的设计必须适合当地的条件,一定要照顾到你们的制度。下午,陪毛泽东会见尼雷尔。周恩来说,已从外电获知坦桑尼亚新闻报刊已报道他在欢迎尼雷尔总统的宴会上谴责新殖民主义时苏联等一些国家的使节退席的消息。尼雷尔说:总理,你了解消息比我们还快。毛泽东说:他是一个消息灵通人士。
  6月22日 送尼雷尔前往朝鲜访问。在由宾馆到机场途中对尼雷尔说:虽然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已快有十九年了,但仍有许多民主革命、民族革命留下来未了的任务。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会进行扩张,侵略别国。但如果敌人进犯我们,我们将把它消灭在国内。又说,还有台湾、香港、澳门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最好是谈判解决。随着我国人民力量和国家力量的日益强大,这个可能性会增大。从这些方面看,我们的反帝任务投有最后完成,更不用说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了。谈到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说:“不能扩大化。犯了错误的人,只要改正了错误,还要让他们继续工作,不能都打倒。”
  6月22日、24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二十四日会议谈云南问题。
  6月23日 交待秘书:一定要抓孙正的人写检讨。
  6月25日 在首都机场同访问朝鲜后途经北京的尼雷尔谈话,说,美国为了寻找经济上的出路,搞了一个泛美国家经济一元化,目的是为了更加加强一揽子的经济,以服从美国经济和向外投资的需要。这样,那些生产咖啡的国家就只能生产咖啡,产糖的只能产糖。一切机器,零件设备都要从美国运去。哪里的利润最大,美国就在哪里投资。所以,新殖民主义比老殖民主义的控制更严。
  6月26日、27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谈广东、广西等问题。
  6月28日 就学校是否放暑假问题批示;建议初中、小学放假,大专、中专、高中不放假,好进行毕业分配工作。提议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后上报。
  △接见阿尔巴尼亚瓦马一迪耶水电站代表团,说:我国解放十九年来,确实修了不少坝,大、中、小都有一些,但没有很好地总结,应该批判地参考古今中外的经验来总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说;水利建设都应该综合规划、整体规划。但到现在为止,找不到一个像样的既有综合规划、又有整体规划的水利工程。综合规划,第一是防洪,第二是灌溉,第三是发电,第四是运输。四十方面都照顾到,就是一个好的综合规划。但我们的水库还没有一个是这样的综合性水库。整体规划一个流域不容易,要调查清楚地质、气候、居民点、水量、落差、雨量等。中国水利资料不算太少,中国人民与水的斗争有几千年历史,有历史记载的就有四千年。当问到代表团没去过长江大桥和黄河三门峡时,建议说:最好去一次。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还没有死,还没有被打倒、被免职,我一定会陪科列加同志去参观。现在这个大革命,等于打一场内战。
  △约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有关负责人谈七机部问题。
  6月29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福建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布告、纪念“七一”等问题。
  6月30日 陪毛泽东、林彪接见济南、广州、兰州部队毛泽东思想干部学习班代表和出席全国煤炭工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的代表。接见后,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其它中央负责人谈话,说:要允许犯错误。人家犯错误就要打倒。你自己就不犯错误?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
  7月3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甘肃问题、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布告等。
  △鉴于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大规模武斗,破坏铁路交通,冲击军事机关并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等严重事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制止武斗、恢复社会秩序的《布告》(又称“七三”布告)。《布告》经周恩来审阅、修改。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修改《布告》初稿时,加写:“坚决停止铁路系统和地方的群众组织相互串连。”大家各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对回到机关的职员、回到学校的学生,必须热烈欢迎,不许歧视”;对煽动群众破坏铁路交通运输。屡劝不改而又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和肇事者,坚决予以法律制裁。驻柳州、桂林、南宁地区的部队指战员,必须“坚持三八作风、四个第一,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最新指示,绝对不许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要引导和帮助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消除对立情绪,要坚守‘四不’方针,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争取团结绝大多数群众,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动员群众把他们揪出来”〔注〕。
  〔注〕周恩来修改时加写的,“绝对不许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以及“坚守‘四不’方针,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争取团结绝大多数群众,孤立打击一小撮敌人”的内容,在正式发布的《布告》中没有反映。
  7月3日、7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国防工业、冶金工业、外事等问题。
  7月4日 凌晨,打电话告解学恭。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意见,对江枫〔注〕不要宣布撤职和批斗,现在不宜那样搞,也不忙那样搞。马上公布不好,可能引起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攻击和社会上的连锁反应。可在内部小范围里搞清楚。
  〔注〕江枫,时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7月5日 出席全国煤炭工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并讲话。后又接见会议代表。
  7月6日 就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党委第一书记龙潜被造反派私设公堂、用刑毒打后致生命垂危事〔注〕批:“先办后传。”“请卫戍司令部立即派负责同志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将龙潜同志要出。任何群众组织私自捕人、私设公堂实行刑讯都是不许可的。”
  〔注〕七月四日,中国革命博物馆群众写信向康生、曹轶欧反映此事,康生阅后批给周恩来、陈伯达、姚文元传阅,未提出任何制止措施。
  7月7日 要陈毅主持召集外办、外交部、外国专家局、外文局、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等单位负责人开会,研究外国专家要求回国问题和外语学院毕业生分配问题。
  7月9日 找温玉成、李强、杨杰、郭鲁〔注1〕等谈柳州、衡阳、西安等地铁路通车和运送援越物资问题,要他们去找韦国清、胡炜、龙书金〔注2〕商量解决。
  〔注1〕郭鲁,时任铁道部副部长。
  〔注2〕胡炜,时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龙书金,时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7月10日 在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委员、法律系和哲学系主任、国家一级教授何思敬被打致死的报告上批告谢富治:“这类被打致死,或系自杀,或系被人灭口,人大最多。我建议,公安部转告(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成立专门机构,追查此类案件,总要查出一个究竟。否则,任何一个群众组织都可私捕私讯,打人致死,专政机关置之不同,决非善策。”
  7月11日 在黄永胜、吴法宪就国防科委造反派说聂荣臻“有捏造毛主席最高指示和林副主席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林副主席问题”事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上批道:聂荣臻同志有错误,但“他还不是一个搞阴谋的人”。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听取陕西情况的汇报。次日,到毛泽东处开会。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到会。毛泽东说:陕西也要搞个布告〔注〕。
  〔注〕即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布告。
  7月13日 就湖南衡阳专区生产指挥部、防汛指挥部来电〔注1〕批告黄永胜、吴法宪:请告黎原〔注2〕、龙书金,“应仿广州警备司令部办法由衡阳铁路局军管会、衡阳革委会、衡阳军分区,衡阳驻军,按照‘七三’布告,召开革命委员会和各代会会议,商定救灾几条办法,责成驻军和各派坚决执行。尤其是车船要交回救灾,保证畅通,一切物资,不许抢劫。凡出头阻拦救灾者,即以违反公议论处”。
  〔注1〕来电反映,全区二百多个公社于六月下旬连遭洪水灾害,五十多万亩稻田被谁,一万余间房屋被冲倒,由于两派武斗厦拦截车船、抢劫物资,导致车船运输全部停断,防汛物资和口粮都不能输送,给防洪抢险、抗灾自救造成严重困难。
  〔注2〕黎原,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
  △就福建泉州群众组织几次冲击“六四一”发射台、抢走警卫部队枪支弹药,致使发射台的安全、播音均无保障事批告黄永胜、吴法宪:请与韩先楚一商,“泉州‘六四一’是中央发射台,首先要立即实行军管”,动员泉州在京两派打电话回去,要求双方交回枪弹器材,“否则,正合台湾蒋、美要求”。“其它争议最好能就地解决,否则,双方派人来学习班解决。”
  7月15日 就曾希圣逝世事指示,如其家属要求解剖遗体,可同意;向其家属表示,中央同志悼念他;再征求其家属有何意见。
  7月17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九大和八届十二中全会等四个问题。十八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以上四个问题。讨论中,关于十二中全会有两种意见:如为准备九大而开。它的主要任务是筹备九大;如为推迟九大而开,它的主要任务将是总结两年来文化大革命的丰富经验,提出全面夺取胜利的若干任务,并解决需要解决的组织问题。二十一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书面报告上述意见。
  △广西南宁群众组织在其所控制的解放路、新华街一带纵火烧毁公用建筑和民房。并进行抢劫。十九日,周恩来命令广西军区派部队实行武装掩护群众救火。
  7月18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同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陈毅、粟裕、余秋里等谈经济计划和各部委“三结合”问题。
  △嘱秘书告李先念:对河南、安徽两省救灾问题要统筹安排。应直接同两省革委会负责人通电话作统一部署,尤其是空投救济物资时须注意及时准确,又要注意安全,特别是两省接合部应指定以一个省为主解决。次日凌晨,约海军、空军负责人和李先念谈豫、皖两省救灾问题。
  7月19日 和陈毅接见阿联驻华大使伊马姆。谈到阿联处境困难时说:一个民族要能够站起来,就是要在困难时不屈服,就能逼出东西来。
  7月21日 致信毛泽东、林彪:“陕西问题有两种意见,我们原按主席指示为中央起草了一个布告,后来有同志怕降低陕西革委会作用,请陕西同志自己改写了一个决议。但据李瑞山〔注〕三同志来信主张以中央布告形式发表为好,拟在明晚碰头会上讨论决定。”又告:“煤矿会议将结束,决议草案正在修改中。接着拟开冶金和国防工业会议,以推动今年下半年生产。”
  〔注〕李瑞山,时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就派遣和增补一批军管人员到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事致信毛泽东、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这是一次最大军管代表的派遣和补充,拟予同意。现在政府各部委大体四十二个单位,已经实行大联合并有可能实现革命三结合的占三分之一。这批军管人员派去后还可能加快速度。总之,在八月份全国五十边疆省区革委会筹备工作搞得差不多时,就可将政府各部委分口提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
  7月22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讨论各地对“七三”布告的宣传和执行情况,认为对布告的宣传宜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分区分单位进行宣传解释,不开大会动员,免给唱反调的人以肇事的机会。会议还根据陕西情况,同意由中央发出针对陕西问题的布告。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西等地武斗的布告(又称“七二四”布告)。自七月十六日起,周恩来曾对这一布告作多次修改,加写:“把一个组织的坏头头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有些人也是受蒙蔽的”。“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据点、关卡,解散专业武斗队,劝说农民回乡生产。”“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通讯,必须无条件恢复。”“抢去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无条件迅速交回。”
  7月23日 出席中越两国政府关于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和议定书签字仪式,并接见由黎清毅副总理率领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接见时说,一九六五年,柯西金到中国来,就是要搞一个联合行动,把我们拴起来。他们什么都想控制住,结果造成对立。又说:我们搞社会主义的大病之一。是脱离群众,机构太多、太重叠,这就会产生官僚主义。越是大国,越有这个问题。
  7月24日 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停止武斗、纵火,恢复铁路交通,将是目前政治动员中在广西首先要实现的任务。”
  △晚,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部分干部,严厉批评包围监狱、抢夺援越物资和解放军武器、中断铁路交通等行为,责令他们马上打电话回去,从第三监狱撤出去,由军队接管。说:要停止武斗,恢复交道,这是马上要办的。不能听任“七三”布告在广西不能实现,又说。柳州铁路不通,是关键问题,你们还打算停多久?我给你们那么多电话、电报,布告下达又有二十多天了,铁路还不通。一定要联合起来。如果联合不起来,广西这个局面就还要推迟,再推迟就要犯罪。广西打成什么样子了嘛!快两个月没通车了。今天下午就要达成协议,非把铁路打通不可。
  7月25日 接见马里总统凯塔的特使马杜·塔拉,说: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如果本国经济不发达,没有那么多工厂,机械化、电气化程度不高,劳动条件不够好,这些留学生回国更不满意。我们中国派留学生到外国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有痛苦的历史教训。如果到外国学很多东西,回来用不上,必然更崇拜外国,轻视本国。
  △就在南京长江大桥钢梁上设置毛泽东像和政治标语事为中央起草复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电:在南京长江大桥钢梁正中,东西两侧各设一巨幅毛主席像,如嵌不好,影响很大,不如只嵌主席语录为妥。
  7月27日 “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大专院校,宣传毛泽东指示,制止武斗,促进联合。同日,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遭到该校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的武装围攻,死五人,伤多人。二十八日,毛泽东同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北京高等院校五个造反派头头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批评他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严厉告诫他们要听从指挥,停止武斗,欢迎和支持工宣队进驻学校。八月十三日、十五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分别接见首都工宣队队员和驻清华工宣队代表。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此后,工宣队和军宣队相继进驻全国大、中、小学及其它一些混乱的部门。
  7月30日 和陈伯达、康生、江青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五人的谈话“极为重要”,提议将这次谈话的书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会正式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要点》,发到全国。
  △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今年高中是否招生问题的请示批复:如当地高中生毕业后到工厂,农村去的多,校舍有空,就可招生。此事提议由各省市自己解决。
  7月31日 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布告”稿〔注〕,并批示:此件已改,速送批。此后又批:不办,暂存主席处。
  〔注〕布告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罪状有一、破坏铁路、航空、交通,邮电;二,杀人、放火、放毒;三、抢劫国家财产物资,抢劫车船、仓库;四、殴打和杀害解放军指战员,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五、幕后挑动和操纵群众武斗,破坏生产;六、抢劫国家档案、机密;七、私设电台,违法广播;八、组织地下的反革命小集团和脱离生产的所谓“武斗队”;九、冲击国家监狱和劳改农场;十,制造反革命谣言。布告指出:凡有以上十项罪状之一者,即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追查到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7月 修改《关于改革对外宣传工作的指示》,加写:“反对形式主义和强加于人的宣传”,“反对庸俗化”,要“通过生动的事实、准确的叙述、鲜明的主张,实事求是”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学院式的背诵,教条式的宣传”。要克服和纠正对外宣传中的“自我吹嘘”。
  △下旬,有两个行动诡密的人到绍兴、上海、南京、淮安等地,搜集陷害周恩来的黑材料,被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
  夏 接解放军某部在河北满城西郊陵山发现两座大型崖墓〔注〕的报告后,立即指示要保护现场,并批示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力量进行科学挖掘。
  〔注〕后考证清楚,这两座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其中重要的发现是“金缕玉衣”等。
  8月1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商议批准新疆两派群众组织签订的大联合协议、批准福建各群众组织签订的大联合协议、讨论和通过中央关于云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会前,致信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提出,乘八一建军节主席批准的东风,推动这两个地方革命委员会早日诞生。后一个批示如得通过,经主席批准,对云南,对全国也是极大的鼓舞。
  8月3日 陪毛泽东接见由人民军副总参谋长迪亚比上校率领的几内亚军事代表团。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广西问题。五日,广西军区主要负责人联名给中央写出关于处理广西问题的请示报告。六日,周恩来审改了此报告,并送毛泽东。毛泽东批:同意。
  8月4日 鉴于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医生规定周恩来今后进餐时要做到,不听汇报,不看文件,不找人谈话,速度要慢,饭后要散步。邓颖超对工作人员补充说:如果进餐时要找人谈话,可以请示一下,可否餐后再谈。
  8月5日 接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沙德·侯赛因及其夫人后。又陪毛泽东接见。事后,就外交部办公厅在印发毛泽东此次接见谈话时,没有按“文革”中惯例用黑体字标出毛泽东的话事,予以严肃批评,并指示收回原件重新印发。
  8月5日、7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云南问题,有关国防工业会议、冶金工业会议和将成立的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等问题。
  8月8日 看完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广州工人,贫下中农到大学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的情况报告后,向毛泽东、林彪书面提议:“将广东首先是广州全面动员,广泛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工农兵联合行动,劝阻各处武斗,动员革命群众包括街道居民。检举阶级敌人,抓坏人黑手的一个月成绩和经验,由军委办事组写一个综合报告,征得广东省革委会、广州军区同意后,提请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并拟一批语,通知全国执行。”毛泽东批:同意。
  8月9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修改昆明军区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及中央对该报告的批示。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云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十一日,周恩来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云南代表。十三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8月11日 批告谢富治、温玉成:“南日清华×××号反应堆,不论已否军管,均请卫戍区派得力干部带一排兵力去加强军管,清华两派在那里均接受军管指挥,无权干涉厂内生产业务。”
  8月17日—19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十九日会议讨论广西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及中央批示。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二十三日,周恩来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广西代表。二十六日,广西革命委员会成立。
  8月20日 晚,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巴巴尼,递交了给谢胡七月三日来信的复信。说:现在埋到国内各省的文件里了,所以国际活动就更少了。我很坦率地说,现在比三年解放战争时忙得多。真正打仗时也不这么忙。每天都遇到问题,时间总是不够用。人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联络部的部长不是一个也找不到了嘛!又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需要两年或三年完成,加上扫尾。现在看,三年是必需的,三年以后也许还要一段时间扫尾,比我们原来估计的时间长一些。铁路、煤矿受到了影响,生产受到影响。武汉钢铁厂到现在还发有联合起来。中国有句古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现在是倒过来了,军队碰到秀才,有理也说不清。
  8月22日 得知桂林组织有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桂林原“造反大军”占领的几个据点,并强行缴枪的报告后,电话告韦国清:工人宣传队后面有武装部队,又非徒手,易引起双方武斗。要改变这种方式,或者徒手参加,或者不参加。去桂林北站的宣传队,要立即改变做法,将外省外县人员清出,促进桂林两派铁路工人大联合,不要亲一派、疏一派。
  △到毛泽东处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会议讨论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决定在报纸上发一篇报道和评论。
  8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烈谴责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同日晚,周恩来在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马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谴责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表示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苏军占领的英勇斗争。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姚文元起草、毛泽东修改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二十五日,此文由《红旗》杂志刊出。
  8月25日 在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关于请求增援军代表和派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报告上批:“我认为科学院革委会这个要求是合理的而且急需的。”“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在派工人宣传队到七机部、地质部之后,就要安排两个宣传队(至少各三百名)分到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去。”
  8月26日、28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西藏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问题。二十六日、三十日,接见西藏代表,并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二十九日,就西藏学习班有人提出阿沛·阿旺晋美过去是农奴主、不能参加西藏革命委员会事打电话告西藏军区曾雍雅〔注1〕:“留下一二个过去的贵族领主面对西藏解放立过功、并愿意跟毛主席和共产党走的人参加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有好处。”此前,在办西藏学习班期间,还曾对任荣〔注2〕说:要给群众做工作,让阿沛出来担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注3〕。要告诉大家,阿沛是个好人,他爱国,相信共产党。一九五一年他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上签字,是立了功劳的;一九五六年他陪同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有人煽动他和达赖喇嘛留居印度,他当即严词拒绝,而且劝达赖一同回到了祖国。“文化大革命”中,为解决西藏问题,周恩来先后十六次接见西藏军队、地方负责人和群众代表。
  〔注1〕曾雍雅,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
  〔注2〕任荣,时任西藏军区第一政委、西藏自治区军管会主任。
  〔注3〕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阿沛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8月27日 就章士钊来信反映原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之女覃瑞在南京因其父亲问题受批斗事批示:先以电话告吴大胜〔注1〕,然后再将此信转去请吴酌办。(一)覃理鸣(即覃振)确在抗日时期与我党有统战关系,覃当时为反蒋人士;(二)照顾覃之家属,确为主席嘱办;(三)章士钊先生函中证明〔注2〕一段,确系实情;(四)如覃瑞不适宜在南京二十三中教书,可调开,免与群众对立。本月底,当地驻军派人到南京二十三中了解覃瑞情况,并指出覃瑞的父亲是统战对象,今后不要搞她的问题。
  〔注1〕吴大胜,时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注2〕指章士钊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证明覃振生前不是共产党的敌人,而是同情共产党的朋友,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有直接关系。
  8月29日 接见新疆代表,说服群众组织要吸收王恩茂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说,王恩茂在新疆十九年,总还做了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他今天还没有走到敌我矛盾那条线上,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要在新疆工作。谈到学生问题时说,运动初期学生是起了带头作用。但不能总是这样,继续下去就不对了。你停课闹革命,停多少年?次日晚,约新疆几位负责人谈话。
  8月30日 参加北京市召集的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院校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代表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并作指示。次日,北京市又召集五十九所大专院校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进行座谈,要求解决,(一)工人和解放军两个宣传队要实行统一领导,建立集体领导制度。(二)对学校的领导。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正确对待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与过,办好学习班。(三)革命大联合一定要通过大批判,要在做好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按班系、按科室搞大联合和“三结合”。(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九月四日,毛泽东在这个座谈会的情况报告上批告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六日周恩来为中央拟定了转发批语。
  9月1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和通过新疆军区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及中央批示。本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二日,周恩来在接见新疆代表暨宣布批准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大会上强调:新疆革委会成立之后,首先要实现归口闹革命。新疆各专区、自治州、县成立革委会的很少,原因就是你们的组织长期以来都是跨行业的。跨行业就不能归口。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修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规定》提出: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和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工厂中选调工人。选调的工人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凡原来同所去的单位或其它单位的各派组织有联系尚未脱钩的,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抽调的工人人数大体占全市产业工人的十分之一左右,以不妨碍生产为准。二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将《规定》转发全国各地。毛泽东批准后,周恩来于五日为中央拟定了转发批语。
  9月2日 出席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为庆祝越南独立二十三周年举行的招待会并讲话说:越南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争,反对投降妥协,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9月3日、4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谈冶金、国防工业两个会议的情况和国防科委学习班问题。五日,接见参加冶金、国防工业会议的代表,听取冶金工业会议汇报,询问一些厂矿的生产情况。敦促各地钢厂的两派实行大联合、三结合,把“私”字放下来,“公”字摆在头上。把生产恢复起来。
  9月5日 就三机部一干部来信建议国家机关各工业部革命委员会应有工矿企业的优秀工人代表参加事批:“不仅各工业部门应这样做,一切国家机关都应这样做,国防工业部门也不例外。”并向毛泽东建议将此信转发国家机关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已成立革命委员会。
  9月6日 同陈毅接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导人访问团。谈话中表示:我赞成你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不赞成凡是犹太人都反。犹太劳动人民要争取,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否则,我们不就同希特勒一样了吗!实际上希特勒屠杀的是犹太劳动人民,不杀资本家。又说:革命者最怕有失败主义情绪,不应气馁。革命者应有乐观主义精神,遇到挫折,总结经验。失败主义不改就会产生冒险主义,采取拼命行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要有长期打算。中国的经验只能供你们参考。毛主席所说的革命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但要同本国实践结合起来。不结合,不实践,也就无效了。
  △晚,同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接见艺术院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说:艺术本身还有积累。没有积累、纯粹是个外行,虽然有思想,但艺术上太粗糙。
  9月7日 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拟在本日下午召开庆祝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十万人大会请示毛泽东:“我们以电话商量,认为中央文革碰头会全体同志应参加这次大会,周恩来、江青在会上讲几句庆贺和鼓励的话。”毛泽东同意。下午,周恩来同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出席大会。周恩来讲话说:我们一定要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好好地迎接我们现在掀起的斗批改的新高潮。江青等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毛泽东对这次会议提出批评。八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联名检讨,认为:这次会议没有事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过,讲话的代表没有提中央文革,没有着重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小将的功勋,还有像蒯大富这样的代表性人物没有参加会议,全是因为领导上准备不足。九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江青讲话照发。
  △与值班室工作人员谈支工问题。此后不久,国务院总理值班室被撤消,只留下一人(钱嘉东),一两个月后才增加一人(纪东)。十一月十七日,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其它都支工支农去了。每天二十四小时,一个人得工作十二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9月9日 参加北京市郊区部分厂矿整党座谈会。在听汇报中插话说:“党员”和“群众”相对,始终是不合逻辑的。好像党员就不是群众,非党员才是群众。这变成习惯语了。应该说“党员”、“非党员”。
  9月10日 约罗贵波等谈香港问题。
  9月12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国庆节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十三日,致信毛泽东、林彪:“在这个报告中,我们提了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其目的是为了争取在国庆节前召开十二中全会;如来不及,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来几个主要负责人参加检阅也有好处。”
  9月14日 凌晨,同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有关负责人谈话,就改变军用无线电技术落后状况指出:还是过去的老办法,三十年前的那一套,一部电台要那么多人。还要派人保护,那怎么行?我们的无线电技术太落后了。能不能都用半导体的?光仿制不行,还要创造。这并不难嘛!我看动员一下群众。明年就可以搞出来。要抓一下四机部和通讯兵部,要他们半年内搞出来。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讲话中引用了毛泽东九月一日的最新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结合,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说:这是毛主席对以前知识分子政策的发展。宣传队要把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宣传下去。提到九月五日。《红旗》杂志发表《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的“编者按”时重申:旧知识分子,即使最坏的,也要给他们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时说:说老实话,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也不是很理解,没有想到今天这样的局面。红卫兵十多次冲中南海,冲一次我就做工作,没有和他们闹翻。
  9月16日 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听取参加国防工业会议的部分代表汇报,询问工厂的生产情况,批评有些工厂连续停产十几个月,责令赶快联合起来,恢复生产。强调:一定要把国防工业赶上去,我们已经耽误了两年,再不允许耽误了。问上海机床厂代表:去你们厂参观的人太多〔注〕,是不是妨碍你们的生产?这不好,要有点限制才行。可通知各地注意。
  〔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文汇报》记者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毛泽东在编者按中加写了一段话,肯定了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此后几个月内,各地去该厂“取经”的人不断。
  9月17日 接见赞比亚外交部国务部长罗伯特·马卡萨和外交部欧亚司负责人蒙巴。谈到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时说,我们的立场是肯定的。凡是被压迫、受欺凌的民族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都支持。如果尼日利亚采取国内各民族平等的方式统一,我们还是遵守过去不介入的政策,支持非洲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尊重它们的主权和独立,这是我们过去访问非洲时已经声明的原则。
  9月18日 在与交响音乐伴奏《红灯记》演出人员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很难拿出有艺术性的影片,外国的朋友要我们送几部片子给他们,我们拿不出来。这种情况已经两年了,再继续下去不应该了。我们的胶片储存得都要报废了。艺术这个领域是最宽广的,但我们停顿得最久。电影这方面现在看起来最缺门,而且领域最宽广、需要量最大。讲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时说:他们“大多数或者比较多数都是愿意跟工农兵结合的。”
  9月20日 在北京市工业系统整党座谈会上说:党回到群众中去,受群众监督。这样的党才真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然,就要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又说;党员有一些政治上特殊,所以,非党群众怕党员群众。非党群众不敢批评党员群众,这就是党脱离群众,这最危险。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事可不容易。不要说高级领导做官当老爷,就是一般的党员在群众中间也做成一个小老爷,这怎么行呢?当有人说自己是犯了罪时周恩来说:不是犯罪,是犯了错误。这个罪字不能乱用。以后就是要当着群众敢于把自己的短处,缺点、错误说出来,养成这种好风气。
  9月24日 接见南也门外交部部长塞弗·艾哈迈德·扎莱,说:革命不要超越阶段,这话是对的。你们现在要把民族独立搞彻底,巩固起来,搞社会主义是下一阶段的问题。又说:我们的援助一定要有利于你们的经济独立,而不是助长你们的依靠。助长依靠是害你们,得不到好处,不是真正的朋友。只要你们为独立而奋斗,需要东西,我们尽可能帮助。
  9月25日—28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二十五日会议讨论国庆节口号等问题。次日,就“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口号的去留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去掉为好。
  9月26日 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在谈国际宣传问题时说:没有离开政治的业务。不要有红卫兵的幼稚想法,说我们出口的东西一定是为劳动人民服务,有一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就不许出口。那也不行。那种东西我们有多余的嘛,我们换回来需要的物资嘛,互通有无嘛。这样便于我们壮大。
  △接见新华社、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等单位有关人员,就新闻摄影工作指示说: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电台要注意协作,互相通气。不要搞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要抢新闻。
  9月27日 对新华总社指示:资产阶级报纸是靠造谣吃饭的。但是,严肃的资产阶级报纸,也是比较讲究事实的。我们无产阶级的报纸,更应该如此。
  9月28日 就内蒙古白塔车站二十一节油罐车翻车事件批告吴法宪、谢富治、温玉成、郑维山、杨杰:“九月份北京附近铁路出了三次事故”,“请注意动员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工人,郊区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大、中、小学革命学生、教职员工,机关革命群众和干部,街道有组织的居民百倍提高警惕,严防暗藏敌人从各方面进行破坏,首先要使本岗位的工作不出差错,不让敌人钻空子。提议军委办事组向全国大小军区发一电话通知。要他们采取同样办法,保证不出破坏事件。过好这次国庆节。”
  △新华社军管小组有人提出:在新华社报道的一条消息中没有提到写信向毛主席致敬,不妥。周恩来就此指出:现在什么大小事都给毛主席写致敬电,这种风气不好,要刹住。
  9月29日 晚,设宴欢迎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讲话中表示支持阿尔巴尼亚退出华沙条约。十月二日,同阿代表团举行会谈。四日,出席首都十万群众欢迎阿代表团大会。五日,陪毛泽东接见阿代表团。
  9月30日 毛泽东就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一材料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并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批示。此后,中央和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的绝大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都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锻炼。
  9月 就军队无线电通信装备指示:要加紧实现野战通信装备轻型化、小型化。〔注〕
  〔注〕为贯彻周恩来指示,四机部先后组织有关厂、所进行技术攻关。到一九七二年底,研究出全半导体化的战术电台。这种电台与原来的电子管电台相比,体积小,耗电步,重量减少了一半。
  10月3日 参加中央召开的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会上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负责人说:你们为什么不能合起来?各家送一大包照片让我们审查,浪费了我们很大的精力,也浪费国家的外汇、财力。去掉表现自己的思想,就好办了。
  10月4日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负责人。
  10月6日 就越南要求派代表团来华事代外交部起草给中国驻越南代办陈叔亮的电报,要他立即约见范文同总理,“告以中国党政负责人在十月因国内事忙,不可能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对越南人民因台风损失需要的救济和南越作战需要,可先在一九六九年援助协议中加以调整”。九日,接见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时再次表示了上述态度。
  10月8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名单(草案),共商定一百三十三人。九日,周恩来起草了一个出席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名单草案解释,并将名单送毛泽东、林彪审定。
  10月9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确定拟补选的十名中央委员的排列次序。十一日,周恩来将这十名中央委员,外加九名候补中央委员的排列名单送毛泽东审定。
  10月10日 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会议通知。
  10月12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毛泽东说:有些干部,错误是有,但今后可能还是要做工作的。
  △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商议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分组名单及各组召集人人选。十三日,周恩来起草分组名单及说明,送毛泽东、林彪审定。
  10月13日 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宣布全会议程:(一)九大准备工作。(二)修改党章。(三)国内外形势。(四)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讲话中,还就全会出席人数问题和分组名单作了说明。毛泽东发表讲话,强调,“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又说:这次文化大革命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式后,召集全会各组召集人第一次会议,介绍全会印发的文件。强调:要注意保密,要自己记录,不许外传。年纪大的要在医药方面给以照顾。
  10月16日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六小组会议上发言,说:我在这次运动中也没有经验,关键是对待群众的态度。对群众的态度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讲了的,但有些人回去就是怕群众。不仅是部长,我还奉命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找到北京来,当时黄火青、欧阳钦、谭启龙、江华、张平化、韦国清、杨尚奎、刘俊秀、叶飞、江渭清、张体学等不少人,叫他们自己反省错误。我有事不能去,叫谭震林、李先念同志找他们谈。在中南海,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谷牧他们在一起开会,军队方面有徐向前、聂荣臻,有情绪,主席指示我保的最多,余秋里、谷牧、部长们十多位。余秋里被抓后,我去报告主席,主席交代我保他。
  10月17日 就孙维世〔注〕死亡问题批:“是否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注〕孙维世,周恩来、邓颖超的养女,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国实验话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十月十四日孙维世在关押处死亡,周恩来今日始知。
  10月17日—28日 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分组会上组织围攻参加过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并无端指责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一贯右倾”。在十七日第一小组会上。康生强加给所谓“二月逆流”以“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等罪名。江青则污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黄永胜、吴法宪污蔑朱德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个黑司令”。林彪在二十日的全会上,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10月17日—31日 连日到毛泽东处开会并参加全会小组会。
  10月25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修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及关于草案的决定稿。之后,周恩来将改稿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并注明改动情况。毛泽东对改稿作了删改。
  10月30日 阅改中共中央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文件处理的通知。关于传达范围和传达方法,强调:“没有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地区和单位,均暂不传达。非党员不能参加。”“传达方法,地方可以省、市县两级开各单位革委会党员核心小组代表大会进行口头传达,军队传达方法自定。”
  10月31日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通过全会公报,批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周恩来在发言中也谈到刘少奇的“罪行”。全会还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等文件。闭幕会前,毛泽东问:回去怎么传达?周恩来说:拟了个传达的通知。闭幕会上,毛泽东说:这件事〔注〕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
  〔注〕指“二月逆流”。
  11月1日 得知北京礼花厂青年女工王世芬在一次意外的火药爆炸事故中负伤,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八。其中三度和四度以上烧伤面积达百分之八十八。指示医院全力抢救,并多次派联络员去了解病情、治疗情况和精神状态。鼓励她战胜伤痛。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和精心治疗,病人得救。
  11月5日 就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问题请示毛泽东:“过去惯例是由其总统签署致我国国家主席的,现我国国家主席已缺,拟告其致我国国家副主席,不提姓名,我派出新使节,亦拟由董必武副主席签署。以后仿此(在国家体制未改变前)。”毛泽东批:同意。
  11月12日 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回答所提有关中罗两国关系的几个问题。说:两国来往是应该的。现在的情况完全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审改《关于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十五日,该通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
  11月13日、15日、17日 与率越南代表团访苏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范文同举行三次会谈。范通报访苏情况。十七日,陪毛泽东接见越南客人。
  11月14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汇报同范文同等的会谈情况。毛泽东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参加了会议。
  11月16日 在外交部请示关于黄永胜率领中国党政军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欢送问题的报告上批:“拟不组织群众送行。”
  11月17日 同由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阿迪尔·查尔查尼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会谈。二十二日,出席中阿两国经济贸易协定签字仪式。
  11月19日 得悉摩洛哥当局因中国“无锡”轮悬挂毛泽东语录而阻拦该轮进港,中国驻摩大使馆代办向摩外交部表示抗议事,作内部指示:“无锡”轮去摩洛哥挂毛泽东语录的做法不对。
  △就第二汽车制造厂厂址问题批示,可以确定在湖北省郧县十堰地区。
  11月26日 批告谢富治、温玉成:“请你们把北京市辖县区中学的教育经费,按照少年儿童就学年龄和城市分布情况,分给农村那部分,看有多少钱能分到每个学龄少年儿童的平均数目(以元角计算)。拿这笔经费,照主席指示交给贫下中农管,可否够用?是否还要公社、大队自己补贴一些?请进行典型试验并做一报告,以便中央据此定明年教育预算。”
  11月28日 陪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此前,曾同希尔会谈。
  11月29日、30日 接见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负责人潘巴并会谈。在三十日谈话中说:约翰逊很快要下台,尼克松上台以后,恐怕他总要想办法改善美柬关系,美柬关系可能有些新的变化。谈到对帝、修、反的斗争时指出;要讲政策,讲策略,总要有战略部署,也要有灵活的战术,各个击破。一个时期总是要抓住一十主要的敌人和它最忠实的伙伴,集中打击它。要利用它们中间的矛盾,利用它们不同的利害关系。不仅要把全世界一切能团结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包括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要利用跟主要敌人有矛盾的力量,作为间接同盟军。
  11月30日 就湖南省工艺品美术公司印制的一套毛泽东故乡韶山纪念图片中有“毛氏宗祠”字样一事批示:先由军委办事组打一电话给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令其立即停售;再以中央文革名义严肃批评湖南省革委会。
  △去医院向刚逝世的徐特立的遗体告别。次日,参加徐特立的追悼会。
  12月1日 毛泽东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上批告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各成员:“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要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拟了转发批语,指出:“请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批示和注语,认真研究这一经验总结,并且联系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区别两类矛盾,依靠群众,坚决执行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同日,文件发出。
  12月4日 针对中国一艘去丹麦的船上写有标语口号,引起纠纷事指出:对外宣传一定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
  12月5日 在国务院各部委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联合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讲政策,给出路,只要他们承认了错误就解放他们。指出:“二月逆流”是有范围的。他们这些人〔注〕有很多指示,要看指示是否正确。其中有许多是根据中央指示政策办的,不能把每一句话都看作是“二月逆流”,不能说“二月逆流”的人的所作所为都要否定。中央的方针政策,还是一批、二保、三看。如果哪个单位还争论不休,要派宣传队进去。又说:参加“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毛主席这次讲,希望选他们为九大代表。但他们应该更加警惕,不要以为一批二保就轻松起来。在谈到地质部问题时说:李四光同志是个好同志,你们有的人还要打倒他,应该向李四光同志学习。谈到外交部问题时说:不能看到和平共处四个字就认为是毒草,外交斗争是极其复杂的。外交工作不能停,外交工作最怕干扰,右的不好,“左”的也不好。对外经委工作也是这样。
  〔注〕指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等。
  12月9日 鉴于首都机场对外检查工作有民航局、公安局、海关等多家单位参与,难以协调而造成工作上的漏洞,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前去了解情况,写出报告。本日,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将所写报告报周恩来。周恩来阅后批:(一)民航局划归空军系统,作为军事建制,服装待拟。(二)边防检查站和外国人出入检查站统一由卫戍区或警卫区派人管。海关和检疫所统一由民航局管。边防和出入检查站也统一由民航局军管统一管。这样就可以统一行动,定期检查。(三)关于上述事项,要不断总结经验,定出几条规定。
  △就中共中央调查部群众组织要求把孔原〔注〕等揪回批斗一事批告汪东兴:“这时候将孔原揪回批斗,恐还不如背靠背批判为好。”
  〔注〕孔原,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
  12月11日 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苏尔坦·穆罕默德·汗,询问该国计划生育方面的经验。当了解巴方这方面药品较多时说,希望巴方能给中国提供些品种。谈到中国农业情况时说;我国农业生产几年来连续丰收。现在我们对农业生产已摸到一些规律。今年,南方涝,北方旱,但还是增产。主要是靠人的力量,兴修小型水利,积肥、选种、深耕、改良土壤等。
  12月11日、13日 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东风三号”中程地地导弹的试验报告,指出要排除干扰,大胆实践。十四日,向毛泽东建议批准这次试验,并说:“试验结果,无非成功或失败,即使失败,也可在发射过程中取得改进根据,以利再试。”毛泽东批:照办。
  12月14日 接毛泽东对河北省万全县安家堡公社贫下中农管理商业的批示后,召集供销总社、商业部、粮食都、外贸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单位负责人开会,提出:(一)要积极开展贫下中农参加管理农村粮食商业,工农兵参加管理城镇粮食商业的讨论和试点;(二)逐步做到农村基本只购不销粮;(三)逐步做到队队有储备,户户有余粮,藏粮于民;(四)逐步做到队队有仓库,除为自己保管储备粮外,还为国家保管部分粮食,同时把国家在农村的部分仓库交贫下中农管理;(五)逐步实现社队粮油加工机械化,做到农村粮油加工由社队自己搞。
  12月18日 召集工交口的军代表开会。十九日傍晚起,召集国防、外事、财贸、文教、工交、农林等各口军代表开会。二十一日,召开国务院各口会议。
  12月19日 批告李先念:农村供销社归贫下中农管理的建议,请供销总社派人下去试点,争取今年内能搞出几条规定,才好由中央下达。现在决不能将我的建议以批示下达。
  12月21日 就北京市请示修建地铁能否拆迁元代建筑的古天文台问题告北京地铁局:这个天文台不要拆,看绕过成不成。有什么困难,写个报告来,并附上设计方案图。
  12月24日 与铁道部有关人员谈徐州铁路问题。二十五日,召集徐州两派开会。二十九日,接见徐州两派代表。
  12月26日 月初曾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并拟定一份有国家建委、计委、经委、财政部、国防工办等单位人员参加的讨论制订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人选名单。后来因会议搞大批判,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未能订出。本日,周恩来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要求余秋里先搞一个一九六九年第一季度的计划。
  △签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该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在对敌斗争中,提到敌人名称时,不要采用含糊不清的容易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的词汇;在定案时必须由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不要用“群众定案”的口号代替“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必须区别已经是定性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或是尚未定性的“靠边站”的干部,不可把两类人物统称为“黑帮”、“牛鬼蛇神”〔注〕。周恩来批注:“这一通知可发到地方厂矿、企业、事业基层单位和公社、大队革命委员会或军管会,部队的团级(或独立营)党委。”
  〔注〕毛泽东在修改此《通知》时还加上:“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是坏人。”“即使是反革命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此《通知》下达后,一些被打倒的干部陆续被“解放”。
  △在关于撤消最高人民检察院、内务部、内务办三单位,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留少数人的请示报告上批:“这是国家机关内务口第一个精简裁并机构、下放大批人员参加农业劳动的计划报告,拟予同意,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照办。
  12月27日 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获得成功。在氢弹试验中,周恩来及时了解有关情况并作了指示,使试验顺利进行。
  △在沈阳军区报中央军委关于征兵工作试点情况的报告上批;“建议采用东北试行在县统一领导下由公社组织实施征兵的办法”。“建议每省都在新年过后进行试点,如收效,便可在春节前后普遍推行”。
  12月28日 接见国防科委、七机部学习班两派群众代表,强调七机部任务繁重,生产再不能耽搁了。谈到“东风三号”地地导弹试验成功时说;正是七机部武斗打得最凶的时候搞的,许多部件不大合规格。但为什么能响?靠的是我们工人阶级。老工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检查了多次,发现二百多个问题,最关键的有七十多个,老工人一个一个把它解决好,有些是重新搞,所以试验成功了。
  12月29日 在中央军委办事组转报的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反映徐最近思想情绪表现的材料上批:建议军委办事组派人找该支部同志谈谈,“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并于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批:“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就许世友来电反映浙江乱批、乱斗、乱点名情况严重,要求来京报告事,遵毛泽东指示,起草复许世友电话稿,同意许来北京,并要他提出浙江、江苏两省及南京军区来京参加讨论的人员名单;同时,通知济南军区和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也提出一个相应的名单来中央开会,以解决徐海问题。
  12月30日 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塔奈利,说:我们的报纸上经常登长文章,没有人读。毛泽东同志常常批评。社论短了,但报道仍很长,有的长两页,读起来费事;广播长了,很少人听。谈到中国农业生产的情况时说:上半年因为武斗,受了些影响,下半年生产,许多地方都超产。
  12月31日 通宵同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与编制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讨论一九六九年计划。谈到无线电问题时指出。无线电是最大的短线。电子工业无论军用民用,争取两年赶上去,要立这个志,要有雄心壮志。“爬”得最厉害的是无线电,不像话。半导体日本战后十年就搞起来了,我们氢弹都能搞出来,半导体搞不出来,我不相信。
  12月 起草“中央参加九大作代表的名单和预拟名单”。其中,“已经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协商一致通过的名单”中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十四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预拟提出作代表的名单”中有朱德、董必武、蔡畅、邓颖超、滕代远、邓子恢、胡耀邦、范文澜、李富春、李先念、王震、曾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陈毅、赛福鼎等三十九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需经讨论提出并请示主席、林副主席批准才能拟作代表的名单”中有陈云、张鼎丞、方毅、杨勇、谭启龙五人。
  △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军委办事组以军委名义批复国防科委并空军的一份报告时,删去报告末尾“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祝词,并批:“请注意以后不要写这类语句。”周恩来阅后在退件上注明:“主席有批语在内,请军委办事组全体同志及起草报告和复电同志注意。”
  本年 起草制止武斗的文件,其中有:“取消武斗专业队,按系统归口接受革命大联合三结合。不许重拉队伍另立山头,革委会、军管代表要保证任何工人职员不得被赶离本生产工作岗位。”“停止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的自由串连。不容再运再抢武器弹药。不许攻夺建筑物,建立据点。不许抢夺任何公家仓库商品物资。更不许杀人放火。”



 
 

2007/09/10

1968年七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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