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七十二岁

 




  1月1日 对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四省、市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华东电网当前情况和存在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由国务院业务组对华东一季度煤的调拨,按所要求给以满足;华东电网应由上海市负责统配,徐州电网由徐州市还是由江苏或上海统配,请业务组商决。
  △在反映新疆一些地区派性纷争,武斗不止,严重影响当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材料上批:“凡武斗未停,生产上不去,革委会成立不起的地方,屡劝不听,即应实行战备军管”,“将不听军管命令的人,调来北京学习”。
  1月5日 听取云南省玉溪、红河地区凌晨一时发生七点三级强烈地震的汇报。
  △七日,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关于派团前往灾区慰问、救灾的电报批示:“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加强医疗(五十余人少了,四川可派出得力医疗队二百人,并带药、械),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同日,在外交部关于一些国家对中国云南地震的反应材料上批:拟告新华社发一简短消息。报道云南地震情况,以便回答各方好意的询问。
  1月6日 就一封关于中国南方血吸虫防治工作会议的来信批告有关部门:为中央起草一个通知,批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血防领导小组名单和工作规划,并转发给有关十三省、市、自治区试行;同时,发北方其它各省、市、自治区供防治北方地区性疾病参考。
  1月8日 就上钢五厂设计制造“五吨真空精炼炉”事批告李先念、纪登奎、余秋里:“请向上钢五厂致贺,并要他们写一个关于五吨真空精练炉炼制高温合金钢的设计制造施工和生产的全过程报告,并附一点产品送阅。”
  1月15日 修改外交部致中国驻波兰使馆代办雷阳电稿及即将举行的第一三五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方发言稿,加写:在我发言后,美方如重提美与台湾有条约关系,我应答以“美蒋条约”是全中国人民所不承认的;美方如询更高级会谈或其它途径何所指,可答以美国政府如对此感兴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级会谈中双方商定出方案。二十日,中美两国恢复中断了两年多的华沙大使级会谈。
  1月18日 对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关于西安等地大兴土木、搞非生产性建筑情况的调查报告批示:将此报告印送中央政治局各成员。在报告中提到有人因写信反映此类铺张浪费问题而被指责为“搞非法活动”、“越级上告”、“眼中没有市革委”、“不符合组织原则”等处旁批:请以电话告李瑞山同志,注意纠正这种违反新党章的反常现象。
  △审改印送中央政治局讨论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稿。在稿中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一律暂停处,加,“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根据当地情况,分别移作他用,然后复位节约施工计划,付之实施。”在处理办法中加:“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分。”三十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这个通知稿。二月五日,《通知》发出。
  1月19日 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内蒙古、四川两地派性斗争情况。同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解决办法。
  1月2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江青送来的于会泳等按江青意图提出的筹办北京、上海两处“五七”艺术学校的建议及“五七”艺校临时筹委会关于艺校领导班子成员配备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由江青担任“五七”艺校荣誉校长,谢富治担任“五七”艺校荣誉政委。次日,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此事。毛泽东阅后批;“江青不必任名誉校长。”
  1月27日 就尼泊尔国王邀请中国领导人赴尼参加比兰德拉王太子婚礼事致信毛泽东、林彪等,提出拟派郭沫若为特使前往致贺;同时,还就访问朝鲜等国问题提出初步计划安排。毛泽东批示:可以照总理设想作出访安排,但究应如何安排,请中央酌定。
  △接见上海市和六机部代表,就造船工业等问题讲话说:二十年来,在造船工业方面还是毛主席思想在领导;把造船工业说得一团漆黑,我对此有保留,搞一概否定不行。至于讲造船能力,有材料说中国同日本差不多,怎么会是“差不多”呢?我们还差得相当远嘛!不能把自己说成这样,总还有个差距嘛。要承认差距,然后再赶上、超过。针对六机部与上海市有关部门发生“大的原则争论”一事,指出,是有原则,但不要在一件具体事情上就提得那么高,说他搞“黑线”。主要是业务工作做久了,有旧习惯的影响,思想狭窄了。在谈到大型企业下放、实行双重领导时提出,主要有三种方式:中央为主、地方协助,地方为主,中央协助和纯粹以地方为主。协作是配套的一种,风格是共产主义的,但协作本身是社会主义的。在讲到目前经济形势时,强调:今年是进入七十年代的第一年,也是第三十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在整十经济战线上,不论是工人、干部,还是广大知识分子,都在积极为发展国民经济而努力;只要主观愿望是好的,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要注意发挥出来。
  1月30日 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照办。三十一日,《指示》发出。
  △在《解放日报》一份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一些动向》的情况简报上批:建议北京、上海两市召集各服务性行业职工开会讨论,“大批旧社会遗留下的歪风邪气,大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新风尚。”“但要防止像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强迫行动,而要造成一种社会上的自觉行动”。
  1月 向有关人员询问三门峡工程改造情况,说:要把黄河泥沙整个的情况摸清楚,这是应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个根本任务;治黄就要研究根本。几千年来黄河都是害河,要把害河变成利河,要调查研究,在解决这个实践问题中培养人才,写教材,搞科研。
  2月2日 致信阿联总统纳赛尔,针对以色列最近对阿联发动的军事进攻,表示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斗争;重申中国人民永远是阿联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最可靠的朋友。下午,接见阿联驻华大使阿卜德时,面交给纳赛尔总统的信,并说:最近的沙德旺战斗和亚历山大五十万人的示威,体现了你们的战斗精神,这是令人感动的。十七日,阿卜德大使递交了纳赛尔总统给周恩来总理的复信。
  2月3日 根据卫生部所作调查,与上海血防工作领导小组协商后,同意将防治血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列入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防治血吸虫病工作规划。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一月三十一日提出的关于双方代表团工作程序的协议草案,讨论并通过中方所提双方代表团工作程序的协议草案,即:(一)双方代表团通过平等协商,尽快达成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关于临时措施的书面协议。这个协议不影响双方各自对边界线走向的主张。中国政府代表团已于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提出自己的关于临时措施的协议草案。(二)在达成关于临时措施的协议后,双方代表团立即讨论边界线走向,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签订新的边界条约,勘界立标,并达成一个关于边境管理办法的协议。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稿。《指示》要求开展一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违法犯罪事件,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小批最严重的贪污盗窃犯和投机倒把犯;通过这场斗争,认真整顿财贸队伍。五日,《指示》发出。自此,根据中央连续发布的三个文件,全国展开“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
  2月5日 将中共中央组织部业务组一月三十一日《关于当前各地整党建党情况报告》送毛泽东、林彪阅。鉴于报告中反映的一些单位掌握“吐故纳新”政策存在偏宽或偏严的情况,与康生联名附信建议,召开一次有部分省、自治区参加的整党建党座谈会,以总结经验,纠正偏向,统一政策。毛泽东阅批:照办。
  2月6日 在一则关于泰山文物古迹和山林遭严重破坏的信访简报上批:将此情况告杨得志,“请他派得力同志去查办此事”。
  2月8日 提出在国内要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用电问题。据此,确定有关部门实施“七二八”工程(即秦山核电厂建设工程)。
  2月1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援外出国人员的审查和政治思想工作的通知》稿。次日。在与康生联名报毛泽东、林彪的信中提出:我国援外出国人员在国外的表现,一般说来是好的,尤其是与西方等国的专家比较,更显得我方出国人员是能与亚非国家当地人民一样生活、同甘共苦的;但为防止骄傲和松懈,仍以经常注意为好。十五日,经毛泽东批准,《通知》发出。
  2月11日 对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请示召开省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事批:请告诉江苏省革委会,如他们需要调地方同志讨论工作,可开工作会议;如需开“积代会”,可由他们自己决定,但必须防止干部和群众中派性发作,如果难于防止,不开还比开好。
  2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外交部给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电稿和参加第一三六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方代表发言稿。根据周恩来提议,将中美会谈中方发言稿中“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政府愿予考虑”中的“考虑”二字改为“接待”。会后,又在改处加旁注:“‘接待’两字是我提议改的。因我方在一三五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提到考虑和可以通过其它途径进行,而美方在上次谈话已提到来北京直接讨论,并且顺着这段话,最后还用‘考虑’,也显得太轻了,故改为‘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了一些。”同日,将修改稿报毛泽东、林彪。毛泽东批:照办。
  2月13日 在全国棉花会议〔注〕上讲话,指出;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五年的棉花生产,重点抓“两个八”、“一个七”,即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四千万亩棉田,南方八省的三千六百万亩棉田和其它七省、市、自治区的四百多万亩分散产棉区;设想“四五”计划达到平均亩产九十斤,南方一百斤,北方八十斤。如何种好棉花,自力更生是第一条。“棉花的政治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就可克服自然灾害。自力更生,就要一切从困难着想。”“种棉花也有个公与私的关系问题”,“我们搞先公后私,提倡‘公’字精神,这是毛泽东思想。”在谈到大寨经验时,提出:各地区“应该找自己的种棉花的高产地区做模范”,“大寨经验是在山西,不一定在河北、江苏适用”,“各省都要找自己的‘大寨’”。关于对棉农的政策,强调“要按照过去的政策办事”,“总的政策是,自力更生,估足困难,先公后私,国家帮助。”
  〔注〕鉴于近年来许多地方出现片面强调抓粮食、忽视其它经济作物生产的倾向。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十四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全国各重点产棉区及棉纺工业、商业收购等部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在听取新闻宣传部门介绍美国和苏联争夺霸权的情况时说:美国政府的军事预算,主要是对付苏联的。美国现在削减常规武器,减少外国军事基地。搞大规模校武器,特别是在赫尔辛基会谈之前,大搞扩军备战,看来都是对付苏联的。
  △就中共中央调查部一干部写信反映驻该部军代表工作中有受极左思潮影响之事批告康生、黄永胜等:该信所说似乎有一点道理。既然主席有了批示〔注〕,我们必须认真查实,坚决照办。
  〔注〕二月九日,毛泽东将此信批转周恩来、康生查处。
  2月18日 将一则涉外的情况反映材料批给谢富治、吴德、李震等阅,告以“注意内中一条‘北京饭店菜里发现钉子’”,要求北京市革委会、卫戍区、公安局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派人检查北京八大饭店招待所的招待工作和大商场、菜场的政治工作”。在该材料的《毛主席语录》栏中,还加写“保卫祖国荣誉!”六字。
  2月19日 将谢富治、温玉成、吴德十八日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批极左思潮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力的报告转毛泽东,并说明:“国务院系统和文教学部各单位,也在有步骤地批判极左思想和右倾动摇,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并防止扩大化。”毛泽东圈阅了此件。
  2月20日 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注〕讲话,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学人家的,学还是必要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大跃进,碰到了困难;文化大革命,农业影响不大,连年丰收,工业受到点影响。今年计划不算高,计划要一盘棋。今年要有所前进。在经济战线、生产技术领域,照旧框框不行,要打破常规,当然合理的规章制度还要保留,废除了不行,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想。
  〔注〕由国务院于二月十五日至三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内容是制订一九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
  2月2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驻守湖南的四十七军调动及由华国锋代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事。二十二日,写信向毛泽东、林彪报告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
  2月22日 接见尼泊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巴塔来依时,向他解释不能应邀前往参加尼王太子和公主婚礼的原因,说,工作使我现在没法离开,这是主要原因;其次,我的年龄和身体情况也不允许我再作此行〔注〕。我们再三考虑,决定派郭沫若副委员长做特使,代表我们国家参加和祝贺你们王太子和公主的婚礼。
  〔注〕因技术等原因,专机不能在加德满都机场降落,而只能先飞西藏,再乘汽车前往尼泊尔。
  2月26日 将一份反映外国记者向其国内报道中国政治动态和战备情况的报告批转谢富治,告以“街上还有这类‘誓死保卫周××’的口号,无论如何,要命令卫戍区、公安局在夜里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口号覆盖起来。至要至要。”
  2月27日 对涉嫌一九六八年西单商场爆炸案、两度自杀未遂者的审讯事批示:待其苏醒过来,必须向他交代政策,使其安心休养,不忙追供,然后才能弄个水落石出;否则,已自杀两次,惶惶不安,可能乱说乱供,或者仍会自杀。
  2月 对进驻各民主党派机关军代表指示:对民主人士不能那样随便揪斗;如果党外人士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背靠背地进行审查;历史问题,既往不咎,如有现行反革命,另当别论。之后,又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把已下放劳动的民主党派人士中中央委员以上人员,从干校抽调回来。
  3月1日 在批阅中国某驻外使馆给外交部的电报时,指出:我使馆中如有极左分子,应迅速调回。
  3月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有关内蒙古的问题,并通过防止电台广播泄密的通知。
  △阅改参加中苏边界问题谈判的中方代表团草拟的新对案稿。修改后的中方对策要求:以我方去年十月二十一日提出的五项临时措施协定草案为基础,把苏方协定草案中绝对不能同意之点统统去掉,可以采纳的合理之点吸收进来,提出我方新的协定草案,争取以我方提案为基础进行协商。
  3月4日 将一份反映以颠覆中国新疆为目标的所谓“自由土耳其斯坦运动”的报道材料批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军区负责人:请你们看看敌人是在如何磨刀霍霍,而你们仍在内争不休;这样的对比,不是最好的阶级斗争教育么?次日,新疆自治区的几位负责人联名致信周恩来,谈学习这一材料和批示的体会,表示今后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把新疆的工作搞好。
  △就华罗庚来信反映其数学手稿被盗事批示国务院直属口党的核心小组和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请刘西尧查清,有无被盗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第四,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分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
  △对新华社《血防会议》,《血防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稿件的修改中,删去“叛徒魏文伯”,并将“发扬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改为“发扬共产主义的风格和社会主义的协作精神”。
  3月5日 对国防科委九院某厂追查反革命组织问题指示:一要抓紧,二要注意政策;要“稳、准、狠”,特别是“准”字。强调:防止“逼、供、信”,肃反发展到追查反革命组织时要慎重,要防止扩大化。
  3月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金日成电邀周恩来访问朝鲜问题。会议决定,周恩来于四月初公开访朝。会后,周恩来将访朝事报毛泽东、林彪,并复金日成信,感谢其友好邀请,告知访朝日期。
  3月8日 毛泽东在武汉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汪东兴回京向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
  △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会议一致拥护毛泽东意见,商定立即着手进行以下工作:(一)成立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工作,并约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面商;(二)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工作。先将修改要点写出,至四月八日完成修改工作;(三)由周恩来、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稿,集中讲当前政策和计划问题等。
  △将铁道部军管会二月二十六日《关于湘黔铁路方案比选情况的报告请示》报送毛泽东、林彪等,提出:湘黔线铁路选线问题,经过铁道部仔细研究和比较,并经过踏勘和审查资料,又征求湖南、贵州两省革命委员会和军区意见,均认为“贵阳接轨方案”较“遵义接轨方案”为好。毛泽东阅后批:“照总理意见办。”
  3月9日 主持召开有国务院各部委军代表、领导干部参加的国务院业务会议。在谈到邮政工作时指出:邮政工作要改变目前的落后状态。过去,中国邮政是帝国主义办的,今天,我们要把它办成社会主义的先进企业。
  3月1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设立国务院文化组问题。会议商定。(一)在国务院之下设立一文化组,管理有关文艺、电影、出版、图书、博物等方面的工作。(二)文化组的思想政治领导属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分工归中央文革;文化组的行政领导属国务院,党中央对该组的指示和决定,由国务院组织实施。(三)文化组设组长、副组长和组员若干人,提议吴德为组长,刘贤权为副组长,石少华等七人为组员。(四)文化组设一小的工作机构。次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联名向毛泽东、林彪报告此事。毛泽东批:“同意。”
  △听取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的汇报,了解大庆油田生产情况。十八日,在石油部军管会报送的《关于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要保护好大庆油田,加速“解放”大庆的干部,大庆不要忘本,要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
  3月1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由周恩来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及关于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问题的两个协商方案。会上,对《决定》和两个协商方案作了说明。次日,致信毛泽东、林彪,报告政治局商议情况,并提出:代表中非党员不应少于百分之四十,爱国人士不应少于一百人,洛甫、稼祥等均需安排。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央的部署。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主席批示。
  3月14日 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乃·瓦朗丹时说,中国政府对最近金边出现的一些情况感到不安。听说西哈努克亲王准备十六日离莫斯科,十七日到北京,因此我们更要采取措施注意亲王的安全。我们支持亲王坚持和平、中立、独立的政策。
  3月1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修改宪法工作小组起草的《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商定各省、市、各大军区等来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名单。次日,致信毛泽东、林彪报告此事。毛泽东批示同意对宪法所提修改意见,并要各地方、各部门提修改意见。
  3月17日 再次接见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代表,谈及订计划、指标时说:内部鼓干劲,指标经努力可以实现。对外宣传不要过分,不要因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而自满,把什么都看得很容易。要吸取历史教训,实事求是,一年内项目不能上得太多。还是要提“比、学、赶、帮、超”,土洋并举,相信群众,发挥两个积极性,“两条腿走路”。要解决南粮不北调,北煤不南运,这是两个最关键的问题。对于生产事故多的原因,指出:一是不要规章制度,二是思想上骄躁、工作不细,还有阶级敌人破坏。针对外贸工作说,你们提对进口的东西要“一批、二用、三改”,这不对。买就是要用,不用,你进口干什么?要改成“一用、二批、三改”,如果进口是为了批,那有多少东西要进口啊!
  3月17日—20日 主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和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共一百零三人。会议主要进行了如下事项;(一)一致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二)修改、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三)一致拥护毛泽东、林彪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由各地、各部门选举为四届人大代表。(四)讨论、修改关于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的协商和调整方案。(五)关于各地、各部门候选代表的推选工作和修改宪法进一步征求意见的部署。在二十日会上,宣读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并作解释、说明。二十五日,将会议情况书面报毛泽东、林彪。
  3月18日 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同时宣布废黜正在国外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次日上午,西哈努克和夫人一行十七人由莫斯科飞抵北京。周恩来、李先念等前往机场迎接。
  3月19日 与西哈努克会谈,告以:我已发表了亲王作为柬国家元首抵达北京的消息,并报道了到机场迎接亲王的各国使节的名单。说:事变发生后,你曾宣布马上回国,后来没有回去,我们觉得不回去更好。西哈努克表示:在目前形势下,他已不能回去,要在中国逗留一段时间。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柬埔寨问题和西哈努克亲王提出接见中外记者、散发书面声明等要求。会议决定协助西哈努克将在京进行的活动,同时准备中国驻金边使馆被砸、在柬华侨被捕。次日,将政治局会议商定事宜报告毛泽东,毛泽东阅批:“照办。”
  △签发外交部给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电报,转告中国领导人同西哈努克会谈情况,表明中国政府对西哈努克的支持态度,同时,征询越方对柬埔寨问题的意见。
  3月21日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报来巴总统叶海亚·汗向张彤大使转达尼克松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的自由决断。”周恩来阅后批:“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
  △同越南总理范文同就柬埔寨问题及印度支那局势举行会谈。
  3月22日 在同西哈努克会谈时说:亲王向柬埔寨人民的讲话稿,有强大的号召力,相信柬人民听到亲王的声音一定会有反应。会受到很大鼓舞。重申。中国决心支持亲王直到亲王胜利回国。西哈努克表示:有中国的支持。我一定坚持斗争,决不后退。
  3月23日 西哈努克在北京向中外新闻界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并发表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
  3月24日 就推迟中美北京会谈事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将会谈日期推迟至四月中旬,即在中国总理访问朝鲜之后、美苏举行限制核武器谈判之前。毛泽东批示:可略推迟几天,以四月十五日为好,请总理酌定。
  △就四月初访问朝鲜事致信毛泽东、林彪,确定访朝日期为四月五日至七日。同时提出:国内人少事多,此次出访不拟多带人,要简化外交礼仪,以便中朝领导人多多交换意见。毛泽东批:同意。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修改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稿;审查批准上海等十七个省、市、自治区报送的省级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次日,与陈伯达、康生联名将两件事报毛泽东、林彪。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发出。《通知》针对前一时期清查“五一六”集团中出现的扩大化倾向,提醒各级领导和组织“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指出:清查重点应是该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坚决制止“逼、供、信”及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方式。对其它反动组织,应根据中央历次指示,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而不要一律都叫“五一六”。
  △在接见利比亚副总理贾卢德时提出:中国研制和试验核武器是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但这并不改变我们关于人民战争的一贯观点;在制造原子武器的数量上,我们即使把全部预算都用上,也赶不过超级大国,我们不干这个傻事。我们不怕原子弹,也不拿原子弹吓人。
  3月25日 就柬埔寨问题和印度支那局势致信毛泽东,林彪,告知西哈努克提出柬、越、老印支三国四方发表反美联合宣言,中国方面拟待各方准备好后,借广州或南宁供他们召开“三国四方”会议,不使西哈努克感到为难。毛泽东批:“照办。”
  3月26日 召集延安地区来京代表开座谈会〔注〕,针对延安地区插队知识青年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要求与会代表发扬延安精神,把知识青年教育好,发挥他们的作用,做好插队工作。座谈会还研究了如何把延安建设好、使这一老区脱离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问题。
  〔注〕参加座谈会的有陕西省,延安地区和十二个县的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北京市和所属七个区的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等。
  3月27日 在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新疆军区的负责人多次约谈之后,草拟中共中央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新疆军区《关于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进一步加强战备,保卫边疆的报告》的批示稿。批示稿经中央政治局有关会议讨论通过,并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后,于本日正式发出。批示决定由龙书金、萧思明、赛福鼎、王恩茂等十四人组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龙书金任组长,萧思明、赛福鼎任副组长。
  △接见法塔赫第一负责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和由他率领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代表团。晚,同阿拉法特就印度支那和中东局势以及反帝斗争等问题举行会谈。
  3月28日 去协和医院探望病重的斯特朗。在听取医务人员的汇报后,提出:斯特朗女士为中国人民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你们要克服困难,耐心细致,尽一切努力积极设法抢救,以延长她的生命。次日,斯特朗经多方抢救无效病逝。四月二日下午,与邓颖超等参加向遗像、骨灰告别仪式。
  △看望章士钊。
  3月31日 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二十九日关于新疆地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情况的汇报批示陈伯达、康生:“我意打击罪大恶极、证据确凿的头头要狠,批判反革命叛国集团要严,处理受蒙蔽被胁从的分子、坦白交待分子要宽,否则就有扩大化的危险,应提起他们注意。”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一文草稿,审查通过山西等六省、自治区增补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
  △晚,邓颖超写条给周恩来:“没有机会和你面谈,只好用书面提出”,“今天距你出访的日子只有四天了”。“为了能够完成访问的任务,你务必争取在你行前和访问期间,掌握你的身体不要出现波动和变化……无论如何要下决心在繁忙工作中,要有稍事喘息的安排,要做最低标准的一点精力储备”。周恩来阅后批:“同意你的好建议,我当照办,望告杨德中、钱嘉东两同志也帮助注意。”
  4月2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发射准备工作的汇报。
  4月3日 会见西哈努克,告知将于五日访问朝鲜,并说:到朝鲜发表的讲话中,将支持亲王三月二十三日声明。
  △毛泽东对《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稿批示,提出:“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注〕,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四日,陈伯达致信周恩来、康生,提出毛泽东批评的缺点方面,主要应由其负责,并建议在中央范围内先开一次会,学习研究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批告先将毛泽东批示、修改件在政治局范围内传阅。
  〔注〕毛泽东删去的话包括:“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毛泽东同志……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
  △就访朝期间会谈方针(重点是支持反对美日韩联合行动,支持印度支那三国)请示报告毛泽东、林彪。毛泽东同意所提基调,并建议作个别处的修改。次日晚,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批示,讨论修改在朝讲话稿。
  4月初 在《关于张学思病情恶化的报告》上批示:“要告诉医院,设法进行抢救。如果他们力量不够,可以请三○一或其它医院一块儿进行抢救。”并以“急件”将有关指示发到医院。据此,张所住医院提出救治方案,但遭到林彪一伙阻挠。五月下旬,张学思病危,临终前,表示“非常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时对林彪等人强加于他的“罪名”进行批驳,说“问题迟早总会弄清楚”。五月二十九日。张在医院病逝。
  4月5日—7日 访问朝鲜。五日下午起至六日晚,与金日成、崔庸健等会谈,就当前国际形势和亚洲地区局势、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在朝期间,还出席朝方举办的群众性活动,并发表讲话。七日下午,结束访问,飞回北京。九日,中朝发表联合公报。
  4月10日 对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办公室九日关于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一些地区发生鼠疫的情况报告批示卫生部军管会,应即派出防止鼠疫蔓延力量,加以协助,并严密封锁疫区,缩小疫情,以利灭疫。五月三十一日。再次批示卫生部军管会,要求组织力量协助内蒙古扑灭鼠疫。
  4月上旬 与林一山、王化云谈治理黄河、长江问题,指出:黄河、长江的工作,是党和人民委托给你们的,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你们还要继续干好。
  4月11日 林彪从苏州通过电话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国家主席问题,“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副主席可设可不设。林还表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传给中央政治局。
  4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关于要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并将讨论意见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本月下旬,毛泽东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仍然坚持原来的主张。
  4月13日 同越南民主共和国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黄国越、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富米·冯维希会谈,讨论召开“三国四方”会议的有关问题。
  4月14日 晚,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从发射场回京的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字、任新民、戚发韧等的汇报,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进入发射工作位置。要大家认真工作,搞好协作。二十日,通过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舜初发出指示,第一颗卫星的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在卫星准备发射期间,还要求参加此项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地”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在检测中发现的问题全都得到解决后,将卫星发射准备工作情况报告毛泽东。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准于二十四日夜间发射。二十四日晚,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4月15日 接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七团体代表获原定司、木村一三等时,称赞中日友好贸易会谈发表了一个很好的共同声明,是日本友好贸易界在中日友好和贸易方面采取的联合行动。关于今后中日贸易前景,指出:搞贸易,原则界限一定要分清。如果日方厂商声明支持佐藤插手台湾的政策,和美国一样走侵略台湾的道路,那就不能做生意;如果他们愿意同中国友好,不敌视中国,不侵占台湾,不支持美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贸易还可以发展。
  4月16日 就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十五日关于南宁市发生斗争有投机、走私行为的在华越侨事批告外交部;斗争坏分子方法不能采取与国内坏人一样;而对国内坏人也不应采用剪头发、挂黑牌和搞“喷气式”那些办法。
  4月16日—21日 与来访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和代理主席罗·泰勒会谈。
  4月17日 同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会谈,就东南亚及印度支那地区局势,“三国四方”会议、中苏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
  △出席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要求各地领导人回去“在整党建党过程当中,应该同样在经济战线上抓一抓”。并说,政治局、毛泽东、林彪决定: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纪登奎、李德生等管组织工作。
  △审批《中日备忘录贸易谈判会谈公报》。
  4月18日 同西哈努克会谈,就“三国四方”会议筹备事交换意见。
  4月19日 接见日本松村谦三访华团一行,就中日关系、中日贸易等问题说:佐藤内阁无视中国人民,支持被中国人民所抛弃的蒋介石一小撮,中国谴责佐藤政府,而不是谴责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尊重伟大的日本人民,愿和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国重视同日方发展贸易。但如果是下列四类公司,我们就不同它做买卖,即使订了合同,也要废除:(一)帮助南朝鲜侵犯北朝鲜、帮助台湾进攻大陆的;(二)在南朝鲜、台湾有大量投资的;(三)助长美国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四)在日本的美国的子公司。
  4月22日 就柬埔寨、老挝、越南“三国四方”会议筹备情况及其代表赴广州开会的日程等报告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
  4月25日 飞赴广州。晚,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出席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注〕的“三国四方”领导人所率代表团,庆贺会议圆满成功,并宣布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消息。当天和次日,先后同范文同、阮友寿、苏发努冯,西哈努克会谈,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再次表示完全支持这次会议通过的《联合声明》,说: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中国、朝鲜、柬埔寨、老挝、越南人民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的阵线是任何人也破坏不了的。二十六日晚,从广州飞回北京。
  〔注〕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由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在广州举行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印度支那当前局势及印支三国人民反对共同敌人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联合声明》。
  4月26日 在审查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展览馆时讲话:外贸要促内贸,促生产,外贸要立足于国内,要把生产、使用和科研结合起来,中心是为扩大国内生产。
  4月28日 在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后,同前来的林彪谈话。
  4月30日 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中加上:“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
  △乘车巡视在北京新建的国内第一条地下铁道工程。沿途对车辆设备、站牌位置、噪音等问题作具体指示。
  △美国政府宣布,派遣美国军队和南越雇佣军入侵柬埔寨,同时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广平、义安两省地区实行轰炸。美侵柬和扩大印支战争行动升级。
  4月 针对“一打三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打三反”已开展,运动未起来时往往右倾,起来后则易“左”倾,“逼、供、信”,乱提口号。
  5月1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西哈努克和夫人。
  △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毛泽东接见四十十国家的驻华使节和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
  5月1日、2日 同西哈努克会谈。西哈努克表示,要发表一谴责美国军队入侵柬埔寨的声明,并于近日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以争取世界各国支持。
  5月3日 约外交部、外贸部负责人开会,商讨支持西哈努克的问题。
  5月4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入侵柬埔寨和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行动,对西哈努克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的声明,表示坚决支持。
  5月5日 西哈努克在北京宣布成立由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周恩来前往西哈努克住地。代表中国党、政府和军队向柬埔寨国家元首、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柬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及其政府在北京的成员表示热烈祝贺,并面交由他署名的中国政府正式承认新的柬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贺信。贺信正式承认柬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是代表柬埔寨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正式断绝同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一切外交关系,并从金边撤出中国的外交机构及其人员和专家。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报告。
  5月6日 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指出:印度支那的形势是当前国际大事,值得巴总统注意。谈到国内问题时说,我们国内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要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因此,我们要更加注意搞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我们自己的力量加强了,也有助于支持与我们友好国家。
  5月7日 就中共中央批发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情况报告事,与陈伯达、康生联名报毛泽东、林彪,提出将此二件发给各地参考,并结合当地实际,进行学习讨论。毛泽东阅批:照办。
  5月8日 就柬埔寨政变当局阻挠中国驻金边使馆人员回国事,约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商定:由新华社先发消息,揭露柬政变当局,然后再让原柬方驻华使馆人员先回,我方人员后回,以取得主动。
  5月9日 批复对外经委军管小组四月十三日关于中国援越技术人员待遇问题的请示件:中方技术人员在越期间由越方负担的膳食、医疗费用,不应超过越方做同样工作人员的待遇。
  5月11日 同刚从苏联、波兰访问回来的黎笋会谈,就印度支那局势等问题交换情况和看法。之后,陪同毛泽东会见黎笋。
  5月13日 在接见“八一五”工程有关人员的谈话中指出:化学这个口子,还是很落后,问题是保守,学苏联也不要捆住自己,要“老、中、青”、“军、干、群”相结合。要搞技术革新,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否则就不行。没有经验不行,没有朝气也不行,领导干部中总要有几个站出来加强领导。
  5月14日 在听取有关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情况汇报时,指出:故宫内要住人专门管理、维修,以保存好文物、房屋。我跟文化部军工宣队负责人谈过。故宫这么大,人少了管不过来,可以派军队去,一面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历史和文物知识,一面打扫卫生,检修房屋。故宫建筑不像古希腊石头建筑,是木制的,容易坏。因此,要给部队同志讲清政策,切实加以保护。
  5月16日 召集外交部临时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问题。会议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应推迟中美会谈,并召开群众大会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美爱国斗争和在北京的西哈努克政府。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外交部有关建议,商定:(一)推迟原定五月二十日举行的中美会谈,将双方联络员的会晤,定在六月二十日;(二)建议毛泽东发表一简短声明,支持国际反美革命斗争、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和西哈努克政府;(三)召开国内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北京群众大会请毛泽东、林彪出席,西哈努克讲话。次日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所商定各事,并附外交部本日“关于推迟中美会谈第一三七次会议的请示”件。毛泽东阅批:照办。
  5月1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由有关部门起草的毛泽东声明稿。会议认为,该声明内容应突出毛泽东五月十一日同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谈话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根据政治局讨论意见,十八、十九两日又多次修改该声明稿。十九日,与康生、陈伯达将修改后的二稿报送毛泽东审定,毛批示:照办。
  △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等人开会,诬称周恩来“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同时吹嘘自己是很成熟的领导干部,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会上,江青还说黄永胜等人在搞军党论。会后,黄、吴、李、邱分别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江青的言论,认为她要抓军权。毛泽东批评了江青。
  5月19日 同西哈努克会谈。告知受毛泽东委托,将准备明日发表的毛泽东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法文译本拿给亲王看,征求意见。并说声明发表后,将在北京和全国举行群众集会。
  5月21日 首都各界群众五十万人隆重集会,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拥护毛泽东发表的“五二○”声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大会。西哈努克和夫人等也应邀到会。林彪宣读了毛泽东的声明。
  5月23日 致信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游击队英勇抗击美国、以色列侵略的革命精神表示钦佩。
  5月24日 将外交部《关于学习毛主席庄严声明和重要谈话的情况简报》批给李先念,请他告业务组;国务院各单位要结合本单位情况自定方案,并且集中群众智慧,创造性地来学习。
  5月25日 去机场迎接从金边撤回的中国驻柬使馆人员。
  △对民航工作指示:(一)对专机一定要保证飞行安全,充分认识保证重要专机飞行安全的重大意义,对外国贵宾要同对国内领导人一样重视。(二)对外宣传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教导和中央指示去做,不搞强加于人。(三)要把机场秩序搞好,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四)要搞好飞行部队的革命化建设。六月九日,又对民航总局党委《关于贯彻总理对民航工作的指示的报告》批示:“民航局的同志,不论空中和地面,在工作上,历来是做得好的,缺点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只要他们负责认真去做,这点缺点也会去掉的。”
  5月2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武汉军区党委抓点情况报告和四个省的革命委员会及其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名单。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普及革命样板戏的指示。姚文元转达了未到会的江青对国务院文化组近期工作的意见。
  △召集国务院文化组成员开会,研究在普及革命样板戏过程中,进一步创作出更多新的革命戏曲、歌舞等文艺节目,然后再加以提高的问题。
  5月27日、2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议程为:(一)修改《关于修改宪法情况的报告》草稿,商定待定稿后报毛泽东、林彪审批。(二)讨论国务院所属各都门精简机构、下放工作人员和成立革命委员会问题,认为现国务院各部、委成立革命委员会条件已成熟,拟上报批准。(三)谈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提出,各地厂矿企业和基建单位,主要是动员群众挖掘潜力,提高生产指标和基建生产能力,节约器材投资,缩短基建期限。二十九日,将政治局讨论情况书面报毛泽东、林彪。
  5月29日 就章士钊来信反映马宗霍工作和康国雄治病事致信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马宗霍先生可仍返文史馆,任原职支原薪”;“康国雄事,可告陕西派人至汉中工业管理学校一查”。“可许其回京至康妻陈泽琴处治病,病愈再另作下乡安置”。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修改,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发出。《指示》要求各企业、各单位克服“生产到顶”、“潜力挖尽”的保守思想,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生产能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把生产建设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5月 在听取中国歌剧团及其它在京文艺团体下放部队农场锻炼情况汇报时,对准备把这些文艺单位“就地处理”,所有演员“下去三五年”的做法表示异议,提出:一个演员有几个三五年的艺术青春?
  6月1日 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奥·杜马时,对罗最近遭受水灾表示关切和慰问,同时正式邀请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率大国民议会代表团访华。
  6月2日 审阅修改国务院业务组第六号会议纪要。在“讨论了包钢今年产量突破一百万吨大关和武钢四五期间产量翻一番”处加一批注,分析右倾保守与“左”倾冒险的界限,指出:“在充分发动群众,鼓足干劲,挖掘潜力的基础上。能增产多少,就提多少,一般地不笼统地提翻番。这样有利于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6月3日 接见并宴请巴基斯坦空军司令拉希姆·汗中将,就当前国际局势问题交换意见。
  6月4日 审批外交部和交通部军管会一日报给国务院的关于召开中波(兰)海运公司第十次股东会议的请示。在请示中所写“如波方挑衅则要‘针锋相对’,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处批注:“但在讨论双方提案时,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不顾客观事实,硬要将我方主张强加于人。”
  △对国家体委军管会和外交部关于中国乒乓球队访尼泊尔有关事项的请示批示:“拟同意。”“这是自从一九六六年秋参加柬埔寨金边开的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以后第一次出国的乒乓球队,需要给予鼓励。建议今晚十时到西郊体育馆观看他们出国表演赛。”
  △将冶金部军代表三日所送关于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报告及简报选送毛泽东、林彪。并写道:一机、煤炭、水电、石油几个工业部门的简报也将陆续选送。
  6月5日 接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沙林察和驻华大使凯密,谈当前柬埔寨和印支形势。
  6月6日 在军委办事组建议调济南军区副政委李耀文到外交部任军代表的报告上批注:从现有的国务院各部、委军代表中,还找不到一个可以担任外交部长的,因此,在政治局会议上谈过多次,凡认识李耀文同志的,均说他加入外交部革委会先当副主任,较别人为适宜,并有发展前途。“至于部长,恐过半年,仍需调黄镇同志回来担任。”
  6月7日 在国务院业务组会议纪要上“越是大搞群众运动,越要注意搞好综合平衡”一句后加:“还要搞好综合利用。”并增补:“本来做得到的,本来应当办的不去办,本来有潜力可挖的不去挖,虽有困难,经过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千方百计的努力可以克服的不去克服,可以搞技术革新而提高生产力的不去搞,这就叫右倾保守。没有根据的、行不通的也要强行,那就叫盲目性,叫‘左’倾冒险。”
  6月8日 接见出席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的全体代表。讲话指出:在冶金战线,建国二十年来还是毛主席的红线起主导作用,否则,就不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允许改过,犯罪的还要允许赎罪,要给以出路;对懂业务、懂技术的,还要让他们抓生产、搞业务,参加有关会议。强调,越是在大搞群众运动中,就越要注意综合平衡,各地区有各地区的综合平衡,全国有更大的综合平衡;一、二线地区要大力支援三线建设,“遍地开花”应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结合起来。
  △就章士钊七日来信反映于右任前妻生活困难事,批告陕西省和西安市有关部门:“不要强使于右任前妻高仲林疏散下乡。高年九十,存日无多,女死亲散,可委托街道委员会轮流派人照管,并由政府给以粮票和救济费(包括街道委员会派人的工分在内),一直到死为之火化方止。”于右任“非蒋嫡系,早年与章行老、邵力子同办民立报,在辛亥革命后,颇有声誉。现于已死,如我政府对其前妻加以照顾,当能影响旧社会许多孤单无靠而又非极反动分子。”
  6月9日—11日 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埃米尔·波德纳拉希率领的罗大国民议会和国务委员会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周恩来同波德纳拉希举行四次会谈,交换对国际共运、苏联东欧局势及中罗关系等问题看法。十一日,陪同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客人。
  6月12日 根据毛泽东批示,批告外交部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捐赠匈牙利水灾救济款五十万元人民币,并修改、审定中国红十字会致匈牙利红十字会访问电稿。
  6月13日 致电柯西金,对苏联一些地区遭受水灾和地震表示慰问。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六九,一九七○、一九七一年度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通知稿。通知要求,这三届毕业生自一九七○年七月份起开始分配,主要去向是农村、边疆和工矿生产第一线。次日,在与陈伯达、康生联名写给毛泽东、林彪的报告中说:中央原管的大专院校,除北大、清华、北师大、北京工学院等拨给北京市代管外,其它中央各部委所辖院校,大多数已下放给地方,与所在地厂、矿、专业结合。中央究留几个院校(如外语)作为试点,待商定后再报。毛泽东阅批:“照办。”
  △煤炭工业会议情况的报告和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纪要转报毛泽东,认为会议都开得好,建议将报告、纪要转发各地、各军区。
  6月14日 就广东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来信反映开发稀有金属事批告余秋里:请你与冶金部负责同志和有关同志认真研讨一下,有些是否还与二机部有关。不管属于哪个部。总要给广东省革委会生产组以大力支持和帮助,为发挥地方积极性,树立标兵。
  6月15日 起草中共中央转发《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进展情况报告》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同意这个报告。望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认真落实报告中所提出的四项重要措施。”“北方地区的省、市、自治区要学习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对血防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加强对本地区的普遍性和地方性疾病的防治工作,做出成绩,报告中央。”通知强调:“各地讲卫生、除四害,预防疾病的运动,必须在城市依靠工厂、矿山、商店、学校、机关和街道的基层组织群众,在农村公社依靠生产队的群众,由领导人员亲自动手,广大群众轮班参加,结合本地实际,在运动中养成重视卫生、持之以恒的好习惯,一年抓几次。”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通知稿,同时批准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贯彻执行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血防工作会议的报告。
  △修改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关于开展保密大检查情况报告》的批示稿。批示说,各单位应结合当前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克服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的倾向,普遍开展一次群众性的保密大检查,发动群众认真清理机密文件、密码、电报、国防工业科研机密资料和工作记录,等等。
  △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办的学习班四川班成员,对消除派性、制止武斗问题作指示。
  6月1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国务院七日《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和中共中央对国务院报告的批示稿。通过批准中央血防领导小组报告的通知。会议还商定,鉴于目前形势,需再次推迟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原定六月二十日中美在华沙使馆联络人员将依约会晤。十七、十八日,周恩来分别将政治局会议商定事项报毛泽东、林彪。
  6月17日 接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在谈到越南南方人民抗击美国侵略军的斗争时说:你们的仗比朝鲜战争打得还大,这就是毛主席“五二○”声明所说的道理,不是小国怕大国,而是大国也怕小国;只要敢于拿起武器战斗,最后就能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战争。朝鲜战争证明了这一点,越南战争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6月18日 将一份反映北方七省煤炭产量下降情况的简报批给李先念、余秋里,指出:要抓这七个省的松劲现象,要“敲警钟”。“因为这七个省都在北方,除了河北、黑龙江、北京外,均减产。这不是个别问题,而是在‘一打三反’加‘增产节约’运动后一种反常现象,应引起各地严重注意。防保守,排极左,仍然是当前主要任务。”
  6月19日 前往北京医院看望何香凝。
  6月20日 约谭启龙谈分配工作事。转告谭,根据毛泽东意见,不回山东了,换个地方好。决定谭到福建去协助韩先楚工作,并关照谭赴任前在京要办的几件事。谭行前邓颖超曾前往其住所告别。
  △对外交部政治部十八日反映“北京市外交人员服务局少数人破坏外事纪律的现象严重”的材料批示:这种严重现象不能容忍。已由李震为组长,召集外交部、北京市等部门九人成立专门小组,解决这一严重问题。首先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提出处理意见上报。
  6月2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谈原法国总统戴高乐访华事,提出:如法方通过某渠道提到戴高乐愿意访华,可视情况表示欢迎。
  △约参加中日民间渔业谈判的中方人员开会,谈有关中日民间渔业谈判及协定中的问题。指出:一九七○年内要同日方谈判围网船问题,我们总得有船能出去,否则没有资格和人家谈判。在这方面,建国以来二十年了,收集的资料太少了,成了“关门主义”那还得了?当问及有关人员专业技术方面的问题,被问者不能回答时,批评说:你们的水产知识太差,不懂,应该请教老渔工。情况不明,心中无数,怎么领导?要政治挂帅,业务工作也要抓紧,都下去作调查。当有人提出提高收购价是否算物质刺激时,说;这算什么物质刺激?中国渔业应该有一个大发展,大丰收。中国内河外海水产丰富得很,第一步可先搞海,然后再搞江。同时处理好工业废水污染问题,保护好水产资源。
  6月22日 中共中央批发《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国务院的《报告》提出:(一)将各部、委、直属机构由原来的九十个精简、合并为二十七个〔注〕。(二)各部、委设立必要的层次少、人员精的办事机构。批示要求各部门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要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注〕精简、合并后的国务院各部、委、办包括:外交部、国防部、公安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冶金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部、第五机械工业部、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机械工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水利电力部、交通部、轻工业部、财政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农林部、对外经济联络部、中国科学院、卫生部、国务院办公室、国务院文化组和科教组。
  △接见《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日本作者新谷明生等四人。对新谷等人说:中国还很落后。你们只看了光明的一面,没看落后的一面。中国有七亿多人口,土地面积也比日本大得多,但交通不发达,发展很不平衡。需要逐步地、彻底地改变这种落后现象。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读“两报一刊”社论《亚洲人民团结起来,把美国侵略者从亚洲赶出去》稿。次日,将社论修改稿送毛泽东,并说明,这是为谴责一九五○年美国侵略军侵略朝鲜、霸占台湾而写,其中措词可更含蓄些。
  6月24日 就赴朝参加朝鲜人民纪念祖国解放战争二十周年活动的中国代表团访朝期间向苏军烈士墓敬献花圈事,向毛泽东、林彪提出:我如献花圈,除朝、中两烈士墓外,恐不能不向苏军墓也献花圈。因解放北朝鲜是在斯大林时代,而越(南)、老(挝)、柬(埔寨)代表团,也必然同时向朝、中、苏三处墓地致敬。毛泽东阅批;“同意。”
  6月27日 致电哈蒂妮·苏加诺夫人,对二十一日去世的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表示哀悼。唁电说,“苏加诺博士是领导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第一任总统。他对万隆会议的召开以及促进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就举行成昆铁路、焦枝铁路通车典礼事批告以中共中央名义前往参加庆祝活动的吴法宪、纪登奎:“不要铺张浪费,要做增产节约的模范。”
  △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认为两校已具备招生条件,计划于下半年开始招生。十月十五日,国务院电告各地,一九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北大、清华请示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
  6月28日 同民航北京管理局负责人谈话,再次强调飞行安全问题,并对民航宣传服务工作作出指示,说:“民航任务很重,对服务人员要加强教育,宣传服务工作一定要搞好,有关领导应该下去检查。”
  7月1日、3日 审查北京军区、海军、空军和总政治部宣传队表演的文艺节目,指出;现在只提革命歌曲,不敢提革命抒情歌曲,革命激情和革命抒情是对立的统一,要有张有弛,有激有抒。你们的节目只有“革命激情”四个字,这是滥用激情。比如,大海有时汹涌澎湃,但有时也很平静。不敢使用革命抒情是一种偏向。革命友情、战斗豪情,官兵之情、军民之情为什么不能抒呢?舞台上不能使劲喊,越唱越快,越唱越尖。以后不能再搞那些标语口号式的东西,这些倾向都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文艺就不能发展。在此前后,还提出,现在就是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要在政治挂帅下苦练业务,不能把专业都荒疏了。
  7月2日 约见卫生部军管会负责人,谈中西医结合问题,指出:中西医要融会贯通,要闯出一条中国新医学的道路来。
  7月5日 同西哈努克会谈。向西哈努克提出;今晚的国宴,以亲王为首,同时有“五国六方”〔注〕的代表,体现我们五个国家的一致。在宴会上,亲王是不是可以不必在毛主席像前行礼,否则我们会感到不安。西哈努克感谢周恩来这番真诚的话,表示同意。
  〔注〕即指印度支那的“三国四方”外,再加中国和朝鲜两个国家。
  7月6日、8日 接见参加一机部“机械工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成员,对军工产品检验制度、干部“解放”等问题发表意见,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冲击,军工产品废品很多。对过去行之有效的产品检验制度还是要保留,成品总是要接受检查的。对任何一件事物都不要一口断定,一棍子打死。对犯一般错误的干部。要允许人家革命;就是叛徒、特务,也要给出路。干部有什么问题,是该“解放”的没有“解放”,还是“解放”了没有使用,要具体化。你们“山上派”就那么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了吗?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把矛盾掩盖了,光满足“大方向”,就高枕无忧,可是生产上不去。要向前看,把“山上”、“山下”消除。
  7月7日 对新闻电影制片厂、电视台、新华社的记者谈:昨天体育表演,(摄影机)全是对着我们,要照表演嘛!现在互相竞争,还是无政府主义。新华社要召集几个单位开个会。
  7月9日 接见参加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三国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第四次会议的坦赞代表团,谈及中国对外援助的原则,说:我们帮助友好国家的建设项目,不仅要完成,而且一定要使受援国人民学会掌握全套技术和经营管理,训练好技术人员和工人。把项目交给受援国使用,这才算是完全做到了援助。
  7月10日 接见由法国总理府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就国际形势等问题交换意见。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修改宪法,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的指示,审议《中央准备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工作计划(送审稿)》。工作计划包括:(一)建议成立由毛泽东、林彪分别担任正、副主任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二)七月十一日至八月二十日,完成宪法修改的准备工作,讨论通过四届人大代表名单,同时准备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等文件;(三)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四)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召开四届人大会议。次日,将工作计划稿分别报送毛泽东、林彪。
  △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稿报送毛泽东、林彪。
  7月12日 接见即将离任的锡兰驻华大使古纳瓦德纳时,应大使要求,为其女儿签名留念,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立了一个戒规,不搞签名。我已经五年不给人家签名了。由于阁下这样热情,我非常感动,满足你作为父亲的义务。
  7月14日 晚,出席法国驻华使馆举办的法国庆招待会。次日凌晨,会见法国图片社记者费朗索瓦·德勃雷和米歇尔·巴尔保,就中法关系和当前国际形势发表谈话说:中法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我们却都热爱独立,反对大国的控制和干涉。现在世界上有一两个超级大国,总想以势压人,欺侮弱小,争霸世界。大国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必须有所准备。但是,时代前进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民已经和正在觉醒。大国主宰世界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7月15日、16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核潜艇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工作情况汇报,着重审查模式堆启动运行安全问题。强调: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对启动运行试验中的每个环节都要认真研究,二机部要吸收本部门以外的一些专家来“挑毛病”。还指出,这次试验,是我们开发利用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建设的基础。会议决定派清华大学、二机部二院专家和有关部门领导赶赴现场,跟班工作,及时处理问题。会后,周恩来又两次电话指示参试人员:不要急,要仔细做工作,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越要全力以赴,一丝不苟,才能符合要求。经各方面的努力,此次试验获得成功。
  7月15日—20日 同刚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多次会谈。在十九日的会谈中就当前非洲革命的性质、任务等问题发表见解:非洲现在正在寻求真理,倾向社会主义,这很自然。但是,从非洲今天的历史任务来看,是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历史阶段是没有办法超越的。这一点已经为中国革命所证明了。但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并不妨碍刚果的党信仰马列主义和用马列主义分析刚果的革命任务,指导民族民主革命。一个党是什么性质,不决定于叫什么名字,而是决定于它执行什么阶级政策。政策要在实践中加以证明和经受考验。
  7月16日 就一九六九年下放到北京军区某部的中国戏剧学校演出队继续劳动锻炼事批示北京军区负责人:从现在起,可以给他(她)们以锻炼业务的时间,如吊嗓子,练武功,利用劳动间隙,排练革命样板戏中一两场,成为“折子戏”,在队伍中演出试试,看有无发展前途。
  7月17日—22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在十七日会议上,宣布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由毛泽东任主任,林彪任副主任,委员会成员共五十七人。十八日,在会议东北、西南组小组会上发言,提出修改宪法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一)宣传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二)明确国家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三)突出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党是我国的核心力量;毛主席是全国武装部队的统帅,林副主席是副统帅,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四)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五)要总结历史经验。十八、十九日,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起草并多次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和通过四届人大代表问题的通知稿。
  7月22日 会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及新任政府大臣吉春、秀蒲拉西。
  7月23日 会见由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副主席郑庭草率领的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代表团,阐述对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当前亚洲局势以及中越两国关系史等问题的看法。
  7月2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中央“两报一刊”为八一建军节发表的社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稿。
  7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修改“八一”社论稿。陈伯达与张春桥就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发生争论。陈主张改回到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即将“直接指挥”前面的“毛主席和”四字去掉。张则主张不改。康生亦认为新提法不易译成外文。对此,周恩来表示:这件事要请示主席。
  7月28日 将“八一”社论稿送毛泽东审定,同时附信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的情况。
  △批示外交部、国家体委:同意越南派乒乓球队来北京训练、比赛。
  7月29日 飞抵上海。陪同毛泽东先后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部长扬·约尼查上将和由他率领的罗军事代表团、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和由他率领的朝军事代表团。
  △就“八一”社论问题当面请示毛泽东。毛表示,这类应景文章,既然已经政治局讨论修改过,他就不看了。并让汪东兴代其圈去原稿中“毛主席和”四个字。当晚,周恩来返回北京。次日,将毛泽东意见批告康生、江青、黄永胜、张春桥等。
  7月30日 会见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在会见前,向外事部门有关人员就新闻报道、翻译业务和对外宣传等问题指出:现在,我们的记者还不能说是真正培养出来了。首先,头脑里的“框框”太多;其次,教条,照抄照搬,没有什么创造,文字不生动活泼。重要的是怎么能抓住新闻报道的时间特点。做翻译工作的应该积极参加业务,锻炼提高。
  7月31日 接见以常山为团长的日本农村青年友好访华团,详细询问日农业种植、产量、农机、价格、家畜、水利、化肥、收入、交通以及农民日常生活等情况。在接见后,对外事部门有关人员说,这些年日本很少有农业代表团来华,现在人家来了,你们不作调查研究,把人家放在那里,送上门来的工作也不做。今天我听说他们要走了,就把别的工作全放下了,文件统统不批,没有什么可怕的,放一下天塌不下来。可我不能放着客人不管,一定要抽出时间和他们谈谈,要多学习。刚才见外宾就是很好的学习机会。送上门来的教师不主动请教,知识怎么得来?对外宣传工作要有针对性。带着外宾走马看花,没有针对性,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实际上是强加于人。例如,韶山以前农业搞得不好,是靠国家投资维持的,产量也还不是太高。“抓革命、促生产”上不去,给人家农业代表团看就不大好。再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讲起来容易。但还要看对象和需要,不能乱宣传。总之,对外宣传不要老王头卖瓜自卖自夸,要具体化、有针对性地宣传,不能只有教条式的抽象概念。
  △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审议关于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死亡问题。会上,审查了煤炭部军代表五月二十日和七月三十一日写给国务院的两次报告,以及驻北京矿业学院工、军宣队专案组五月十七日的报告,同时,传阅了戚本禹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北京矿院的公开演说。会议认为:张霖之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张被非法关押在北京矿业学院时,在广播中听到戚本禹威胁和煽动的语言,张因连续受批斗和迫害,身体已受到重伤,自不能不陷入极度紧张状态,因此,致张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会后,周恩来为国务院起草《关于张霖之同志死亡处理意见》。在记述国务院业务组会议的审查意见之后,指出:“根据当时情况,矿院专案组的报告只涉及各项经过的表面现象,还需要依照煤炭工业部所掌握的全面材料,认真地予以澄清。”“兹决定,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家属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
  7月 批评黑龙江省的工作,认为“黑龙江问题的根子在潘复生那里”。此后,该省工作实际由军区领导人负责。
  8月1日 对新华社有关人员说:新华社的稿子还是老一套,不敢创新,不能打破旧框框。你们写的消息不生动活泼,没有人愿意看。西方记者写的东西就很活泼,你们可以学习一下。当记者就是要打听,了解情况,自己创造,不要等现成的。
  8月3日 接见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和对外经济联络都有关负责人,就世界局势、外交策略、援外工作等问题发表意见,提出;要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但对当前具体问题,我们不忙于表态,不要急于介入;要真正帮助弱小国家发展经济,同时注意反对大国主义。强调,援外出国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有的业务上不行,不能其看他文化大革命中热情很高。总还是要抓革命、促工作,总要在业务上有点底子才行。要注意政治,但也要懂得业务。
  8月3日、6日 同来华访问的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会谈。七日,双方签订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十一日,在杭州陪同毛泽东会见南也门客人。
  8月4日 飞抵北戴河。到林彪处谈话。
  △同鲁巴伊会见西哈努克后,又与西哈努克会谈。晚,飞回北京。设家宴为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和夫人回国饯行。宴会上对西园寺公一说,欢迎西园寺先生每年来华一次,看看中国的变化。郭沫若、邓颖超等出席宴会。
  8月6日 接见多米尼加一九六五年起义政府国务部长阿里斯蒂,就国际共运等问题谈了看法。在谈到中国国内问题时说:对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也是逐步理解的,我们国内很多同志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草案稿。会议原则上同意西藏地区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人民公社化的部署。八日,与陈伯达、康生联名将政治局讨论意见书面报毛泽东,毛阅批:“这样好。”
  8月6日—13日 苏丹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总理兼外交部长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少将率苏丹友好代表团来华访问。七日、九日和十二日,周恩来在北京、杭州同尼迈里就国际形势、两国关系、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援助等问题举行会谈。十二日,在杭州陪同毛泽东会见苏丹客人后,和尼迈里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8月7日 接见全国轻工业系统“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代表。在谈到宣传成绩时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这方面的报道要注意留有余地,有了十分成绩,只讲五分就可以了,不要讲十分。内部可以讲实况,对外报道要收藏一些,要谦虚。
  8月8日 就章士钊六日来信反映袁鸿寿工作问题事,批告有关部门负责人:如袁本人无现行问题,可调至中央文史馆完成他编纂法文典的工作,工资照发。
  8月9日 约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事业局、解放军报社等单位负责人开会,谈对外宣传报道,对外援助等问题。指出:我们目前进行的各项外事活动,不论是支持正义斗争,还是进行经济贸易往来、对外援助项目,都要头脑冷静。国外报道的,我们搞不那么准,摸不到底,就等一下,不必报道。当前,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国内的事情搞好。搞外交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国内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次日下午,继续同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部负责人谈话。
  8月11日 会见黄文欢后飞杭州。下午,陪同毛泽东会见南也门和刚果(布)客人。次日下午,飞回北京。
  8月13日 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中的文字修改问题。会上,张春桥和吴法宪就宪法草案稿中有关提法发生争执。张以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为据,提议删去草案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语。吴对此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后,吴法宪到陈伯达处详细谈了争吵情况,并通过黄永胜报告了林彪。之后,吴也向周恩来报告了此事。
  8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定稿事。会前,叶群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天才”问题的语录。在会上和张春桥等人“斗争”。但在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等人未再坚持删改意见,宪法草案稿获得通过。
  8月15日—17日 约有关人员谈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十九日,修改、审定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文件及有关资料。
  8月16日 同国家体委军管会负责人和一些乒乓球队员谈话,指出:建国后十七年的体育路线不都是修正主义的,还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由于坏人钻空子,搞了极左思潮,弄得一个时期思想比较混乱。
  8月20日 先后会见由黑田寿男率领的日本社会党活动家代表团和由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率领的友好访华团。
  △在接见全国财政银行工作座谈会〔注〕代表时提出,要依靠群众理财,不要只靠专家理财。
  〔注〕此座谈会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在北京召开。
  △飞往江西庐山,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8月21日 就即将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等问题书面报毛泽东、林彪:(一)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工作三项。(二)修改宪法的综合简报(八月十日)和修改草案(八月十五日)已印发政治局各成员。(三)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和计划会议综合报告,拟先在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再提交全会。(四)由军委办事组起草的关于备战工作的文件,拟先由林彪审定后,再提交政治局和全会讨论。(五)全会到会二百五十三人,除召开大会外,拟分六个小组进行工作。
  △先后到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处谈话。
  8月22日 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议程、分组及在京值班安排等。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它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毛泽东还强调,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主持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对宪法的修改作了说明。
  8月23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讨论战备问题。随后,林彪作长篇发言,提出:这次宪法草案“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整个宪法草案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林彪发言后,康生表示对林的发言“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提出,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有关文件。吴法宪提出,明天全会各小组要听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要学习讨论林彪讲话。政治局会议同意这个建议。
  △陈伯达组织人拟写有关“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并与叶群连夜选编称“天才”的语录。
  8月24日 全会各小组收听林彪二十三日讲话录音后,即进行讨论。在叶群的事先布置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叶群分别在各小组会上宣讲“天才”语录,表示拥护林彪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在华北组讨论会上,陈伯达带头作煽动性发言,不指名地抨击张春桥等人,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参加东北组小组会讨论。在发言中肯定林彪的讲话对宪法,对计划,对战备有重要意义。提出,要勿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过去犯过错误的不要再犯,要夹着尾巴做人,发现错了就改,真正做毛主席的学生,要把经验教训告诉青年人。
  8月25日 刊登有陈伯达等人发言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全会第六号简报)印发全会后,各小组会上要求设国家主席、提出要“揪人”〔注〕的呼声更加激烈。许多中央委员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作了附和陈伯达、叶群等的发言。
  〔注〕即“揪出”反对毛主席的人。
  △江青带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之后。江、张、姚三人来周恩来处谈话。
  △下午三时,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在小组会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提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并警告说,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先后去江青、康生处谈话。之后,阿前来的陈伯达、任东兴谈话。
  8月26日 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就全会印发林彪二十三日开幕式上讲话〔注〕事致信康生,说:我已阅过几次,由于个人精力有限,我再转请你校阅一次。午前,康生将林彪讲话稿退回,并告,我看了两遍,只在第三页上改了一个标点。如果林副主席同意发表,我看可以印发给到会同志们学习。
  〔注〕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播放林彪讲话录音后,各小组要求印发此讲话记录稿。经请示毛泽东后同意印发。
  △约吴法宪等人开会后,到林彪处谈话。晚,到康生处谈话。以后又约全会六个小组组长开会。
  8月27日 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下午,先后同林彪、陈伯达谈话,批评了陈。晚,参加政治局部分成员会议。会后,去康生处约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谈话。
  8月28日 先后去林彪和康生处谈话。之后,约政治局部分成员开会。
  8月29日 参加由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与康生传达毛泽东几天来的一系列讲话,着重讲了团结问题。周恩来提出:在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八月二十五日主席召集常委扩大会议之后,才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直到今天开会前,一直停止了小组会,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作初步的检讨。在联系历史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自我解剖、批判后,强调;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态度一贯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大家要下决心按照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会上,陈伯达、吴法宪等作了检讨。
  △批改陈伯达的检讨稿。陈检讨的主要内容有:二十四日在华北组会上作了煽动性发言;不听毛主席的话,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歪曲了林彪的讲话,引起大家思想混乱;乱讲“天才”问题等。周恩来阅后批示“同意”,将改稿送康生阅后退陈伯达,并告中办负责人待陈伯达阅后,“以严格保密方式打(印)六份交我”。
  △约顾明等人开会,听取有关“四五”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起草情况汇报,提出作进一步修改的意见。
  8月30日 连续数次去毛泽东、林彪、康生处谈话。
  8月31日 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上写下《我的一点意见》,继续严厉地点名批判陈伯达。指出:陈伯达搞的称“天才”的材料,“欺骗了不少同志”。“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先后同黄永胜、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谈话。深夜到次日凌晨,同康生到毛泽东处,将《我的一点意见》稿取来,给张春桥看过并同张谈话。
  9月1日 同康生去林彪处,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稿交给林看,林表示同意。周恩来即到毛泽东处对《我的一点意见》稿作个别文字修改,然后决定付印,并将印件送陈伯达阅。随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陈伯达。会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9月2日 全会各小组结合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集中开展对陈伯达的批判。吴法宪等人也受到批评。
  △飞回北京。深夜,约外交部、外贸部和外经部领导成员开会。在讲话中指出:《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经过研究,并请示了毛主席,从九月五日起,不要登语录了,《共运资料》〔注〕也不登了。《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这本语录,未经中央批准,要清查一下。中央已三令五申,不经中央批准不得出版毛主席语录,为什么还乱编东西,怎么这样不谨慎?引用毛主席语录,一定是中央批准发表的。不能滥用毛主席的威望。有些话不是毛主席讲的,有的没有发表,不能以讹传讹。《参考消息》主要是正面的,也要选登反面材料,使大家有所比较,否则不能起广泛的教育作用。
  〔注〕指《国际共运参考资料》。
  9月3日 飞返庐山,继续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先后参加东北组、华北组和华东组小组讨论,发言中继续批判陈伯达。提及《我的一点意见》时说,这是毛主席考虑了三天后,才写出来的;陈伯达在中央核心内部长期不合作,他的问题迟早要暴露的。深夜,到毛泽东处开会。
  9月4日 先后参加中南组和西南组小组讨论。
  △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各组组长会议。会议决定再延长两天会期,陈伯达不再出席大会。毛泽东提出,关于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稿,不要花多少时间讨论了。陈伯达如无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保留中央委员;但要陈再进一步检查,我看有困难。
  △修改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9月5日 因劳累过度,导致心脏出现异常,于本日凌晨开始吸氧。此后,办公时均有医生和护士在门外守候,随时准备抢救。
  △先后约有关人员谈全会公报稿和国民经济计划等文件,并将文件交当日晚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各组正、副组长参加)讨论。晚,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9月6日 先后到毛泽东、康生处谈全会公报及几个文件的修改问题。毛泽东提出,公报中写上全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建议,批准国务院一九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主持召开有全会各小组正、副组长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的几点指示,即:加强团结,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自作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等。
  △出席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讲话中再次强调党的团结问题,指出,要好好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首先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加强团结。要严于责己,宽于责人,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妥协,不能让步。毛泽东在会上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学习和党内外团结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并再次提出对陈伯达还要再看一看,有些问题再研究一下,赞成只保留他的中央委员。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全会公报,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会上,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9月7日 在庐山继续安排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稿的改定、印译、播发等工作。
  9月8日 就由《西行漫记》一书改名出版的《毛主席生平》和邮票发行等问题批示:(一)新华书店及各地分店收回这本书。《毛主席生平》不再出售,但《西行漫记》译本不要禁止。(二)告交通部,邮票上不许再印毛主席像、语录、指示和诗词。
  9月9日 飞回北京。次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一)组成由康生、李德生、周恩来负责的陈伯达专案组,具体工作由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处理。(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原经常参加议事的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十二人外,今后如遇有重大政策问题需讨论,还拟请董必武、朱德、叶剑英三人参加;正在休养期间的刘伯承、谢富治二人拟不通知。(三)今后在国际来往上,只实行必要的个别出访,不举行周游;拟起草一外交通报告驻外各使馆。不要随便答复问题。次日,同康生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各事。
  △对新华社报道稿《各地军民欢呼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发表》批示:“空了一点,文字又冗长。稿子要写得精简生动,才有人看。”
  △会见韩素音和她的丈夫陆文星。
  9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军委办事组十一日写给中央常委的关于读马列著作计划的报告。会议将原有五本书增至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九本书〔注1〕以及毛泽东的五篇著作〔注2〕。十八日,周恩来将一九六四年毛泽东批准罗瑞卿关于选读马、恩、列、斯著作(三十二本书)的报告及书目送给毛泽东审阅,并说明所选马、恩、列的九本书是从这三十二本书中选出的。二十七日,毛泽东批,“九本略多,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
  〔注1〕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
  〔注2〕即:《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9月14日 参加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会议向会议传达毛泽东所写《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介绍陈伯选的历史情况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陈的问题。
  9月15日 约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方代表团成员开会。
  9月17日 在接见国务院文化组、科教组和文化出版等部门的负责人时,对文化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看法:不能割断历史,“不要因人废文”。“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搞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根。”“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强调要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多出书,出好书,解决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的问题。接见中,还就整理开放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以及翻译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等问题谈了意见。
  9月17日、19日、23日 与来华访问的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
  9月18日 约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有关地区司负责人谈话,指出:在当前世界革命的潮流中,掺杂着无政府主义、托派的思潮。有些人本人还是要革命的,只是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暗杀。另一方面,也不要以为只有中国才行,就我们一家,眼里没有别人,光中国就把世界革命包办了,怎么能包办得了呢?在外事部门,还要继续批判极左思潮。
  9月20日 会见巴基斯坦海军司令穆扎法尔·哈桑中将。谈话中说,我们的海军发展还是慢的。我们希望在第四十五年计期期同,造船工业能发展得快一些,海军在三军中的比重也可占大一些。这次阁下来华访问参观,对我国海军将是一个鼓舞,一个推动。二十五日,陪同毛泽东会见哈桑中将及其随行人员。
  9月22日 在看到毛泽东二十一日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后,同康生到林彪处,将毛批件送给林看,提议先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一起阅读该件,在他们想通了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指出。这样做,对党对己都极有利。林彪表示同意由周恩来、康生约黄等谈。
  △同康生约黄永胜、汪东兴谈话,要黄将汪检讨带给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人阅,同时告以毛批示内容。
  9月23日 陈伯达写信给毛泽东,检讨自己在庐山会议上所犯罪过,要求给其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毛泽东阅后,建议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下。晚,在毛泽东处开会。
  9月24日 同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司长谈话,批评最近驻外使馆中出现的“左”的倾向。指出:对驻外使馆内部还热衷搞极左的人,要调回国内学习。今后,可以派一些在“五七”干校劳动过、精神面貌好的干部在外任职。我们使馆有些人,就喜欢听人家说好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我们的事就报喜不报忧,对人家的事就报忧不报喜。这些都是主观主义。我们应该学习人家的长处,不要只注意人家的短处。
  9月25日、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两报一刊”“十一”社论《继续革命,乘胜前进》草稿和林彪在国庆二十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
  9月29日 与董必武副主席联名致电阿联临时总统萨达特,对纳赛尔总统于二十八日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对纳赛尔总统的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当晚,同董必武前往阿联驻华使馆吊唁。
  △同康生到毛泽东处谈话。在提到毛对汪东兴检讨批示传阅情况时,毛说,汪检讨是汪自己要写的,别人没想通,不忙写检讨;这些人的错误与陈(伯达)案性质不同。
  9月30日 先后会见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和贸易代表团、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和农业代表团、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在同朝鲜客人谈话时说,如果你们发现我们的干部有大国沙文主义,就请告诉我们,把他调回国内学习。这对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有好处,对我们的干部也是个教育。在同巴基斯坦客人的谈话中,介绍了中国的治水经验,以及黄河、海河、淮{可、长江等河流的治理情况。说:治水要掌握水的规律,但到现在这个规律我们还掌握不好。
  △会见外籍华裔学者林达光。在谈到历史研究与教学时说;讲历史要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来研究历史,所以一定要研究经济。教历史课除了讲《毛选》之外,还要讲其它历史材料。
  9月 安排来华访问的斯诺夫妇参观北京反帝医院〔注〕,同时会见斯诺的老朋友、该医院妇科专家林巧稚教授。在林巧稚陪同下,斯诺在医院观看了两例针刺麻醉手术,并照了像。之后,周恩来针对“让外国人看针麻手术是泄密”的说法,指出:斯诺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针麻手术为什么不能让他看?是我把针麻向外公开的首发权进给了他,要他好好为我们宣传。斯诺先生说那天时间太仓促,没有看好。应再给他安排一次,一定要满足他的要求。
  〔注〕反帝医院,即原协和医院。
  10月1日 同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二十一周年庆祝大会并检阅游行队伍。将斯诺和夫人引见给毛泽东。毛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10月2日 在接见匈牙利新任驻华大使戈多尔时表示;尽管目前我们有原则分歧,但可以把分歧保留。双方开始把国家关系搞好,逐步解决问题。
  10月4日 接见参加农业、商业,外贸等专业会议代表。就国内外形势讲活。在谈到工农业生产情况时说:现在工农业虽然发展了,但是按人口比例计算,比日本、西德等西方国家还差得远。我们要赶上去,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时间。我们要有雄心壮志,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但要实事求是。不这样认识,就会自满,骄傲、不实际。在形势估计上,总会出现一些我们设想不到的事情,因此不要把话说满了,要吸取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经验。今后两个月内,工、农、财贸各条战线都要抓紧,都要平衡,不能松懈,以完成或部分超额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起来了,就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就是不讲平衡,不讲计划,甚至平调。在农村中,平调劳动力不给报酬,社员负担很重。因此,要防止急躁。工作要细,要落实,有关政策性问题要讨论,要留有余地。总之,我们可做的事情还很多,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在经济工作方面,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也要注意出口;要以内贸为主,但也不是不要外贸;要自力更生,也要争取外援、外汇;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针对出口商品包装中存在的问题,询问出席全国外资工作会议的代表:在商品包装的图案上,是否还用毛主席语录?并说:如果将带有语录的包装商品出口,反而会被敌人利用。各省的同志可以去广州商品交易会,看一下商标、包装图案,都可以查出一些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应该讲了,不仅外贸,内贸商品的包装,名称等也都要注意。另外,在汽车上搞语录也是不严肃的,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什么事情搞极端了,总是走向反面。
  10月5日 接见国务院所属工交、财贸、农林系统十二个部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对由十二个部委所派人员组成的西北、华南、西南、华东四个经济工作调查小组下去学习、听取意见一事提出要求:(一)首先弄清当前生产、基建、财务计划、市场供应、商品调拨等方面的情况,把“四五”规划摸个底子出来。同时征求下面对明年计划和“四五”规划的意见。(二)了解战略后方工业布局情况。三线建设不仅搞工业。首先是要搞好农业。厂矿下放要做到有步骤地放。不能像一九五八年那样,一哄而起。工交、财贸、农林系统要特别注意搞好下放工作。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协作,讲的是共产主义风格。共产主义协作不知你们怎么提出来的?乱提就会犯错误。(三)劳动工资问题,还要摸一下。下去不要泼冷水,指手画脚,要谦虚谨慎。
  △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指出,在工作中要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提高认识。
  10月6日 接见全国商业工作会议各省带队人,指出:当前商业工作中还存在官商化,不仅是简单化,是把困难留给人家,把方便留给自己。批评一些地方和部门随便减少花色品种、服务项目的做法,建议调一批在干校的业务干部回来站柜台,帮助服务,把风气改一下,在谈到下放单位时说,下放了,不是撒手不管,双重领导,地方为主的,中央还要管;中央为主的,还要与地方商量。这才是中央工作部门的工作态度。
  △夜,看到邓颖超留条:“后天八号东邻的贵宾就要到京了。在今明两日内你要储备一点精力以迎接新的任务。因此,希望你的节目不要安排得太紧了为宜!如何,请你善自掌握。”
  10月7日 同西哈努克会谈,转述毛泽东对当前世界划分问题的看法: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属于第一中间地带,而法国、意大利、西德、英国,包括加拿大和日本,则属于第二中间地带。
  △会见中岛健藏为团长的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告知:中日乒乓球友谊赛,可以采取中国方面邀请日本乒乓球队来华进行的办法。
  10月8日、10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来华作内部访问的金日成。会谈中,毛泽东抨击了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派”的一些做法。双方就中朝两党、两国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九日、十日,同金日成会谈,就国际共运和各国共产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阐明看法。
  10月8日—15日 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就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十五日,因中国西部上空进行核试验,临时决定多留德姆维尔一天。当日下午,向德姆维尔说明再挽留他一天的原因,是出于对客人安全的考虑,并说:我们进行必要的和有限制的核试验,一次试验证明有效了,就不必进行多次了。中国制造原子弹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所以我们两国都没有在三国条约〔注〕上签字。
  〔注〕指苏、美、英三国一九六三年八月在莫斯科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10月9日 致信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所写《我的一点意见》和毛泽东对汪东兴检讨批示两件的产生过程、阅看情况等作了说明。
  10月10日 同西哈努克会谈,说,我们对柬埔寨内政事务,一般不提意见,即便相互观点有出入,也没有关系,我们尊重柬人民的风俗、传统和习惯。
  10月12日 出席首都纪念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先生遇害十周年集会。会前,会见来京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
  △审查对外贸易部核心小组报告,针对宣传中的一些极左做法,指出:商人就是商人,贸易就是贸易,资本家怎么能把我们的“精神”拿去变物质呢?
  10月13日 会见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医务总监穆罕默德·阿尤布·汗中将,就中国传统医学等问题发表看法:中国中医有很好的传统,但发扬中医传统仅仅是开始。要说服学西医的人把中国传统医学发扬下去很不容易,中国学西医的瞧不起中医,认为中医不讲科学。治疗任何一种疾病都是有规律的,只要能把某种病医治好,就是掌握了规律,就是科学。人的生理有许多方面还未经探索,西医解剖学上也有它的缺陷。人这个“工厂”是最难解剖的了。所以,医生这个工程师比任何工程师都难做。他不仅管物质,还要管精神。人体的治疗没有完,人类总有新的病会发现。随着生活环境不断变化,将来还要发现一些病,治疗方法也要跟着发展,没有个完。
  △就卫生部所派医疗队到达甘肃敦煌的情况报告批示有关部门负责人:应按上次办法,不要只到县和公社等病人来看病,要像“赤脚医生”那样挨户探问,送医上门。
  10月14日、15日 毛泽东先后对吴法宪、叶群的书面检讨作出批示,严厉批评吴、叶及军委办事组其它成员在庐山会议上“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庐山发生的问题,是“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因此“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再次强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10月15日、16日 同康生到林彪处,将毛泽东对吴法宪、叶群检讨的批示件送给林、叶看。并根据毛泽东意见,同林彪商量约黄永胜等人谈话问题。随即,将毛泽东两件批示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阅,并附信要求他们“仔细阅读”,“待阅后当商定约谈时间”。
  10月16日 约黄永胜谈话。
  10月1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的代表大会的通知稿。通知稿提出:当前,各地一方面要狠抓基层支部的整党建党,另一方面要按新党章规定,及时召开地方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建立各级党委。通知还对召开各级党代会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出规定。十八日,与康生联名向毛泽东、林彪进出中央通知稿。毛泽东阅批:“同意。”
  △看到王进喜的病情报告后,告知卞志强约吴阶平前去看望,并与三○一医院主治医生商议会诊办法。
  10月19日 会见斯诺和夫人,谈及中国针灸麻醉、核试验、自身健康情况等。对于中国核武器研制及所取得的成就,说:不光氢弹,整个核武器我们还在试验阶段。由于苏联领导人撕毁了在原子能方面同中国签订的合作协定,撤回其全部在华专家,迫使我们自力更生地解决这个问题。赫鲁晓夫下台,我们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这完全是巧合。在谈到健康状况时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为睡得少,所以使我健康减弱了,近四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近七十三了。
  10月20日 根据毛泽东关于“‘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的批示,约八三四一部队支左办公室,驻北京外国语学院军宣队负责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汇报。
  10月21日 接见出席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会议代表,鼓励大家要继续努力,各兵团粮油要在一两年内自给。
  △得知下放在石家庄的陈毅常有腹痛、排便异常症状,批示陈毅返回北京,住院检查。二十六日,陈毅被安排住进解放军总医院。
  10月22日 接见国防科委计划会议代表,就国防科研系统今后工作提出要求,指出,国防科研系统过去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但缺点问题也不少,不要满足已取得的成就,应该向前看,我们还落后得很。发展国防尖端,要作长期打算。要有雄心壮志,要增加产品数量,提高质量,为第四个五年计划打好基础。又说,现在事故多,就是因为革命的激情有点过了。任何事情做过了头,都要走到反面。对原子武器,我们要有一定的数量、一定的质量、一定的品种。这不是三年五年可以完成的,因为我们还要搞经济建设,广大人民的生活还要改善,此外,我们也还要备战。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修改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草稿。次日,与康生联名将《决定》稿报送毛泽东、林彪。毛、林圈阅后,中央于十一月六日下发。《决定》规定,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的单位包括,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及其“五七”干校,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的其它单位。原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均取消。
  △夜,看到邓颖超留条:“蒲老要我告你两件事:第一保护肝脏和心脏不上火”,“第二保护肠胃系统,消化好,大便好,仍宜继续调整服保和丸和桑椹膏”。
  10月23日 会见罗马尼亚机械制造工业部部长阿夫拉姆。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说:四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就是把绝大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体制到底如何搞?从十月革命到现在五十多年了,还没有摸索出一个定型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试验。过去我们学习苏联,不行了,行不通。抄别人的总要付出代价。我们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思想领域开始,发展到政治方面、经济方面、上层建筑等各个领域。现在还没有完结,还在继续深入发展。
  10月24日 就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二十三日“建议中央部门少开会”的电报批示李先念、纪登奎:“这个电报很好。请告办公室〔注〕先将这一百五十余次会议的部门、名目、人数、日期统计起来,并加以分析。”“分析的结果,可能是大多数都可以不开。在这里,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已经是很大浪费,而更重要的是这种领导方法必然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太长官僚主义作风,把大批判、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变成走过场。”“会议成灾,请加分析,总结经验,连同此电,通报全国,承认错误,立即改正!”十一月二十二日,批阅了由国务院业务组起草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会议多的检查报告》。《报告》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批准后,由中央批转下发。
  〔注〕即国务院办公室。
  10月25日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稿。根据国家计委整理的一九七○年一至八月份劳动安全情况统计,各地职工因工伤亡事故较去年同期有大幅度增加,比较集中于煤炭、交通、冶金、化工、水电,机械等行业。造成伤亡事故增加的主要原因为:一些单位和部门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严重,废除了原有必要的安全制度,在生产中违章作业;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有关领导不抓安全生产、官僚主义和严重失职。经修改后的中央通知要求各有关单位和部门,对安全生产做一次认真检查,充分发动群众,查思想,查纪律,查制度,查领导,总结经验教训;彻底批判无政府主义倾向,克服忽视安全生产和违反安全制度的现象;在斗、批、改中对行之有效的原有的安全制度和产品的检查制度,一定要坚持,破旧立新,一定要经过试验,尽快地把安全生产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十二月九日,周恩来将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央通知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附信说:现各地对安全生产仍注意不够,事故仍继续发生,发这一通知仍有必要。毛泽东阅批:“照发。”
  10月26日、11月1日 会见以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成田知己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就反对大国强权政治和两种民族感问题发表见解,说:现在世界上有一种趋势,小国反对大国的强权政治。这个问题是摆在日本朋友面前的新问题。日本社会党提出的最好由大国共同保障日本的和平中立(即美、苏、中、朝、日共同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甚至建立亚洲太平洋沿岸包括美洲在内的无核区),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来提,我们不会反对。但是要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意见,我们觉得不切实际。现在五个国家签订条约是不可能的事。同意由美苏两国维持和平的办法,就等于承认了两个超级大国左右世界人民的命运。在我们看来,中日两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这是最重要的。在谈到民族感问题时说,民族感有两种:反对侵略,反对非正义战争,主张民族独立的民族感是正义的、进步的;那种要侵略别人的大民族主义思想、“武士道精神”,是反动的民族感。要善于引导民族情绪,要把广大日本人民引导到进步的、正确的方向。这可以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
  10月27日—30日 同访苏后来华的范文同就军援等问题举行会谈。
  10月31日 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在讲话中说:谦虚谨慎,总结经验,是群众路线。
  10月 美国总统尼克松分别向正在访美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并提出愿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华。
  △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研究水电部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关于先建长江三峡下游较小规模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以利解决电力发展需要的建议。会议同意该项建议,并提出对工程中的有关问题应作进一步调查、论证。
  △以林立果〔注〕为头目的“调研小组”,正式组建为“联合舰队”。叶群为“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代号。
  〔注〕林立果,林彪之子,原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吴法宪按照林彪、叶群的意图,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以后,吴又宣布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据此,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部制定了贯彻落实这“两个一切”的措施,作出了有关的决议。
  11月1日 再次约有关人员谈清查“五一六”集团问题。提出:“五一六”没有现实材料,群众检举揭发,成立专案,只是怀疑,都定了,就容易扩大化。提及原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时说,蒋历史上没有背叛过,是人民内部矛盾,可让他下去劳动,不要老是关着。
  △将外交部《新情况》特第一八二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夕动态》批给姚文元,建议将该文以新华社新闻加以报道,并加按语:“无产阶级靠议会道路夺权,即使是当政,也会被当权的资产阶级政府找借口解散国会或改变选举区,使无产阶级失败。所以无产阶级走议会道路,必然麻痹革命群众而腐蚀自己,涣散革命意志,为资产阶级帮忙。但资产阶级国家派别特别像美、英两派在选举中争夺权利,黑幕重重,很值得介绍给中国读者一阅,看看他们争夺选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会见以农村经济手工业国务秘书通卡拉为团长的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时说,许多国家农业落后是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要克服这种落后状态,一方面需要时间,同时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掌握政策很重要,掌握政策不稳,就会引起摇摆。
  11月2日 会见锡兰新任驻华大使卡朗纳戈达,说:现在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是反帝革命力量一天天增强、一天天觉悟、一天天壮大。问题就是我们要做更切实际的工作。比如我们中国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好。各方面工作搞得更好,这样才能有力量帮助需要我们支持、也是我们应该支持的国家的反帝斗争。
  11月4日 在解放军总医院关于王进喜病情恶化的报告上批:请东兴同志告中办与军办、国务院业务组会商王进喜同志后事。
  11月5日 与斯诺及其夫人长谈。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谈判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为要解决问题,现在就要谈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和占领了台湾及台湾海峡。其它问题都是次要的。对此,我们谈判的态度和方针不会改变,应改变的是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关于中苏关系。说: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是友好的。中苏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并不妨碍两国在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现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关于达成临时措施的协议还未谈出个结果来。目前中国在遭受威胁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进行防御性的备战。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说:如果联大会议投票赞成恢复我们的合法席位,同时驱逐台湾,当然我们对此要进行考虑。我们反对强权政治,反对大国垄断,因为应该说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谈话中,还就有关核裁军以及其它国际问题阐述了看法。
  11月6日—9日 就外语教学问题四次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负责人,提出:外语教学业务不能丢掉,目前首先要从教师进修抓起,进行短期培训提高;要好好看看过去的英语教材,按照外语教学规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改进。现在对外的口头和文字上的宣传,同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实在相差得太远了。
  11月7日 与康生、李德生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提议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所写《我的一点意见》,扩大印发范围至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党和政府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以便得到对这一可疑之人的更多揭发”。并告此建议已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毛泽东阅后批:“略宽为好,如地级、师级;中央应有一指示下达。”十四日,周恩来批改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经当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十六日,中央正式下发此《指示》和《我的一点意见》,要求各单位由主要负责人亲自传达。由此,全党开展“批陈整风”(对外称“批修整风”)运动。
  △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上海市“七二八”工程研制情况汇报。指出,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外,还要搞核电站;我国发展核电站的方针是: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
  11月10日—14日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叶海亚·汗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十日晚,在同叶海亚单独会谈时,叶转达了尼克松准备派其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与中国的相应代表对话的口信。周恩来感谢叶海亚去年以来几次转达尼克松口信,并表示将把叶的传话内容报毛泽东。
  11月11日 同叶海亚会谈。在谈到中国情况时说,我们还是一个中等国家,虽然我们人口很多,但从经济发展的意义上说还比较落后;特别需要说明一点,就是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做超级大国,即使将来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国家强大了,我们也不会加入超级大国的行列。会谈中,对中巴两国近十年来的友好合作关系给予高度评价,并感谢叶海亚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主持正义,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举动。当晚,与叶海亚作第二次单独会谈。
  △同董必武联名致电法国总统蓬皮杜,对法前总统戴高乐将军逝世表示深切哀悼。下午,和董必武前往法国驻华使馆吊唁。同日,致信毛泽东、林彪,提议派驻法大使黄镇为中国特使,参加法政府于十二日举行的葬礼。毛泽东同意。
  △会见宾努时说,前天戴高乐将军去世,对法国有一定的损失。他本想来中国,我们也欢迎他来。但因他要把回忆录写完,错过了这个机会。
  11月12日 同叶海亚进行第三次单独会谈。
  △会见罗马尼亚外贸部长布尔蒂卡时,谈及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两条原则:第一,借款不要利息,第二,我们不做军火商。谈话中,周恩来破例吸烟,说:我困得不得了。只好抽烟(提神)。即使我不跟你谈话,我也不能睡觉,还要做别的事情。
  11月13日 同叶海亚就广泛的国际问题进行第四次单独会谈。在谈到毛泽东“五二○”声明中所作“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这一论断时,对“革命”一词作出解释:“在这里,革命是广义的,包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这是更主要的。”又说:“二次大战后,许多国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了民族独立国家。开始的时候,新殖民主义还起作用。现在经济上的新殖民主义仍然存在。但是民族独立运动正在一天天高涨,新殖民主义的作用正在一天天减弱。现在一些发达国家以武装力量作为后盾,要用新殖民主义的办法实行经济扩张。这种做法不合时代的潮流,就连他们本国人民的觉悟也在提高,不断起来反对他们。所以,看起来世界形势是紧张的,但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形势是在高涨的。”在举例说明许多发展中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反对“超级大国”的指挥、干涉和控制后,强调:“这样的国家虽然一时会遇到困难,但最终会胜利。”“所以关键是依靠自己。如果全世界各国不分大小,都是依靠自己力量为主,抵抗超级大国的压迫、干涉和侵略,世界形势就会更好。”
  △陪同毛泽东会见叶海亚·汗。
  △致电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等,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事表示慰问,同日。经报毛泽东批准,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捐赠越五省灾区五百万元人民币。
  11月14日 同叶海亚·汗进行第五次单独会谈,在回答叶海亚转达的尼克松的口信时说:因为尼克松通过阁下转告的是口信,我们也应该通过阁下作口头回答。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十五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指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帕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赴机场欢送叶海亚·汗回国。在前往机场途中,同叶海亚谈论民族的精神与经验。说:一个民族需要积累自己的经验。他们(美国)的缺点就是不成熟,表现在政策上和国际行动中就是容易冲动、多变,有时候容易冒险。而他有利的方面就是开创精神。比如美国初期的开创精神,敢于不顾一切进行开创,因为他们没有历史包袱。古老的、历史悠久的国家的长处就是有丰富的经验。但是必须善于分析和总结这些经验,好的传统留下来,坏的丢掉。否则就会变成历史包袱,变得保守,停止不前。
  11月15日 前往解放军总医院,向因患癌症于本日去世的大庆“铁人”、全国劳动模范王进喜的遗体告别。
  11月16日 就澳大利亚作家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所著《印度对华战争》〔注〕一书摘要批告外交部,这本书应该全译出来,可以组织“五七”干校有英文修养的人分章翻译;此件加发刘伯承、陈毅、徐向前三位军委副主席;该书英文原著如有两本请借我一本,如无请代我买一本(我付款)。
  △前往机场送西哈努克离京赴西安、延安等地访问,在机场,听取民航负责人关于最近国内民航事故汇报后,指出:民航过去几年事故是比较少的,为什么今年事故这么多?要很好地检查一下,很好地抓一下。
  〔注〕本书是作者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演变和印度边境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中印边境冲突所作的回顾与考察。此书于一九七一年五月译成中文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1月1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央转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关于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批语稿,中央关于召开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注〕防治地方病工作会议的通知稿。同日,与康生将两件草稿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注〕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即:京、津、辽、吉、黑、冀、晋、内蒙古、陕、宁、甘、青、新疆、豫、鲁。
  11月18日 接见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就中苏边界问题谈判阐明观点,重申毛泽东五月一日同参加谈判的苏方代表团副团长甘科夫斯基谈话时提出的谈判方针: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要有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提及一九六九年九月在北京机场会见柯西金时提出的三件事:一是双方恢复政务载波电话,二是互派大使,三是恢复贸易谈判。说:我们答应的这三件事都做了,答应了的事就应见诸于行动。不管怎么样,两国关系总比一年前有点改进。对柯西金今年七月八日来信提出中苏两国发表一共同文件问题,说:我收到了这封信,但我现在不好回答,因为一回答又要引起新的争论,现中苏边界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就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达成协议。二十日,致信毛泽东、林彪等,报告与苏大使谈话情况,并告新任驻苏大使刘新权定于二十一日赴任,以及加强驻苏使馆工作的若干建议。毛泽东阅批:“同意。”
  △约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开会,讨论《对我驻苏联使馆工作的意见》。同时提出:如何改进同外国朋友的来往,是时候了,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现在各部门见了外国朋友不敢讲话,彼此苦恼,要作为一个问题研究一下,要客观地解决这些问题。搞外交不是坐“冷板凳”而是“热板凳”,要积极、主动地与外界接触,到处找工作做,要自己给自己创造条件。关起门来,等人家来创造条件、等人家逃上门来是不行的。会上决定,根据当前形势需要,外交部从现在起准备一批得力干部,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向重点使馆派出。
  △约见外交部、公安部、八三四一部队和驻北京外国语学院军、工宣队有关负责人,提出:清查、揭发要抓住要害,要害就是一九六七年七、八两个月里比较集中的几件事,如在外交部前面搞“安营扎寨”、包围中南海、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八一一”批陈毅大会,等等。凡是搞这类事情,都有王力、关锋、戚本禹插手。强调在清查中要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凡带方针、政策性的问题,要反复商量、反复研究。要有充分的人证、物证、旁证。
  11月19日 就通信兵党委“原则同意”并转报的四机部党的核心小组十月二十四日《关于在部机关开展对王诤的批判的请示报告》〔注1〕,批告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遵照毛主席指示〔注2〕,对王诤批判应一分为二。根据现有材料,王在建立无线电通讯和侦察敌台方面是有功劳的,对王要实事求是,不要上纲太多。王诤可仍留在“五七”干校锻炼,批判他的文件、演说和会议记录,可送给他看。
  〔注1〕该报告称,根据领导上狠抓路线斗争的指示,拟在四机部机关“开展一个以王诤为活靶子的革命大批判运动”。为此,准备将王诤(从“五七”干校)“暂时拉回北京接受批判”。
  〔注2〕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提出,王诤是有功劳的。
  △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一起听取由倪志福所率中国工人代表团访问智利的情况汇报。得悉新就职的阿连德政府有意尽早同中国建交的消息,指示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与智利驻法大使进行建交谈判。
  11月20日 召集国务院科教组、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有关人员座谈。针对有的院校开办外语师资短训班的情况,指出:你们要研究一下,这种短训班的效果到底如何?“师资培训不好,将来学生也教不好。短训班质量不行,人家会骂你草草了事。”又说:“学外语要天天练”,“挤点时间练,不要去干涉”。要苦练基本功,包括“政治思想、语言本身和各种文化知识”。“现在有的中学英语课本,只有政治词汇。没有生活词汇,实在不适用,应当修改。”强调:外语教学要造就的人才中,“第一是师资”,“第二是培养懂外文的干部、技术人员”,“第三是外事工作人员”。“这三方面的需要都很急迫”,因此,“要认真搞好外语教学”。
  11月21日 接见国家计委地质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全体代表。讲话中,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一语,号召全国地质工作者树立雄心壮志,向地球开战。同时又指出:实际上我们向地球开战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仅是地表,这就够我们这一代人做的了。而地球内部那么深,勘探、研究潜力大得很。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没有注意,缺乏实践,今后应在这方面做出较多、较大的贡献。在谈到打倒“条条专政”〔注〕问题时说,要注意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即在注意发挥地方积极性、让地方办更多事情的同时,还要注意一定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之下。要全面领会毛主席所说话的含义,对中央、地方这两个积极性都要发挥。讲话充分肯定了李四光为中国地质工作做出的功绩及其在地质科学中的地位,号召从事地质工作的同志摒除门户之见,互相取长补短,采取民主、科学的态度对待不同意见,团结一致,为祖国和人类的地质科学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十二月三日,草拟中央批转这次会议纪要的通知稿,十二月十六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后下发。
  〔注〕“条条专政”:“条条”,指从上到下按照行业系统建立起来的领导体系。“条条专政”意即单纯强调行业领导,不顾地方(“块块”)的倾向。
  △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会谈。受齐奥塞斯库的委托,勒杜列斯库向周恩来转达了尼克松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解决办法表示的关切,以及尼克松再次表示美方愿同中国领导人就改善中美关系进行谈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提出:如果美方真有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尼克松的特使或尼克松元人来北京商谈。
  11月22日 批改中共中央《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稿,提出对人民公社所有制规模的划定“要因地制宜”。“在两三年内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也不算慢”,“应当把步子放得稳一些,把工作搞得扎实一些”。十二月七日,致信毛泽东、林彪,报告对《指示》稿的讨论、修改情况。八日,《指示》经毛泽东批准正式发出。
  11月23日 就美国政府下令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实行轰炸事,约外交部和有关新闻单位负责人谈以外交部名义发表谴责美国政府的声明稿。次日,将声明稿修改后报毛泽东审定发表。
  11月24日 会见几内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邦古拉·卡齐米尔时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最严厉地谴责美帝国主义支持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派遣雇佣军入侵几内亚,最坚决地支持几内亚政府和人民保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正义斗争。二十五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葡武装袭击几内亚。
  △毛泽东将北京卫戍区部队进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批给林彪,要求全军利用冬季实行这种长途野营训练,指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二十六日,周恩来接到批件后,指示将此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成员,以便开会商讨执行办法。
  11月25日 同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中央联络部及有关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商讨最近一个时期的外交、外贸和对外宣传工作。会上,批评外事部门一些领导对国际问题不熟悉,缺乏分析能力;批评驻外使馆工作人员脱离群众现象严重。强调:整个外事工作要互相配合;对外交往中要多出去活动,要敢于接触、敢于收集材料、敢于打开局面;对外宣传上不要吹,要谦虚;外贸方面要坚持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关于培养翻译人员队伍问题,提出:一是使用现有翻译力量,包括“五七”干校的后备力量;二是改教材、编课本,搞好师资进修;三是招新生。翻译人员知识要广泛,业务要进修。
  11月27日 对有关部门的报告作出批示,同意杨武之夫妇前往香港会见其子杨振宁(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
  △在新华社《关于出版外文参考资料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近来外宾、专家和友好人士苦于无外文消息可看。”“我报纸所登有限,且无反面或外电材料,故无法满足需要。一九六八年一四九号通知〔注〕属于临时性质,不能长此不加恢复,近于与世隔绝。”
  〔注〕通知规定不允许外国人订阅《参考消息》。
  11月2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业务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会议多”的检查报告》,报毛泽东、林彪后发出。会议还讨论修改由军委办事组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转发毛泽东、林彪对北京卫戍区野营拉练总结报告的批示的通知,于当日将讨论修改的通知稿送毛泽东、林彪审定。
  △草拟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注〕的报告的批示稿。批示稿指出: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由各省参加会议的代表带回各地经过传达讨论和贯彻执行后,证明它能起“抓革命、促生产”的作用,并解决了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中央现正式批准这个报告,望各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参照执行。同时,可根据这一报告,联系到第四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的设想,在今年十二月中旬提出一九七一年的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发展计划。十二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央批示稿和国务院报告,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后下发。
  〔注〕这次会议八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五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北方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的省、地、县代表,以及其它省、市、区和各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共一千二百多人。
  12月3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公安部负责人关于召开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的汇报。会上。批评公安部四年没开会,专案组亦有神秘化倾向,提出:专政机关不专政比什么都严重,但杀人也不可过多,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而是靠政策、靠教育。再次批评有关部门在涉外活动中不敢做工作,不敢接触外国人,甚至连外语也不敢讲。要求公安部门调查一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下落。
  12月5日 接见几内亚、马里和毛里塔尼亚三国驻华使节,再次谴责葡萄牙雇佣军入侵几内亚,祝贺几内亚和非洲人民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斗争中取得的胜利。说:亚、非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应该相互支持。对几内亚等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我们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但要取得最终的胜利,还是要靠自己,靠民族独立的国家本身和人民。被接见的三国使节奉本国政府之命,对中国政府给予的支持行动表示感谢。
  12月6日 接见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和河北等地参加野营训练问题座谈会全体人员。提出,党的政策一定要结合当地的情况,通过实践去落实。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也要从实际出发,要因地制宜,自觉自愿,不要规定得那么死,可以活一些。不从实际出发,采取强硬的办法,这叫霸道。当前既要搞好野营训练,又要做好各项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使二者结合起来,不给人民增加负担。会后,拟出中共中央关于大中城市学校学生实行野营训练的通知稿。
  △会见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夫人浅沼享子一行时说,中国战后二十五年来,一直坚持中日友好,促进恢复邦交,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和平共处的协议。如能达成,不仅对中日两国人民有利,对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有利。
  12月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国务院关于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的通知》等文件。根据通知,定于十五日起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一九七一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四五”计划设想等。八日,将通知报送毛泽东、林彪。毛阅批:“照发。”
  △致信黄华,请他写一简单报告,说明斯诺夫妇来华后的访问情况,以便报毛泽东接见。并特别注明:“请你们在这样一个报告上,不要提请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接见了。”
  12月8日 会见日本朋友菅沼正久等,详细询问日本农业经济情况。在谈到中国农业问题时说:毛主席在十五年前就提出,中国农业机械化要二十五年。现在已经过了十五年,还有十年。中国的二千三百个县中,有的县连修理农机的工厂也没有,还有八十一个县没有农机厂,你们看落后不落后?中国农业机械化进度这么慢,我们做政府工作的要负一半责任,甚至是大半责任,至少是官僚主义,不负责任。从总体上说,中国农业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机械化。所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的先进技术。会见前,周恩来曾批告国务院主管计划和农业的负责人,听听有关日本农业情况的介绍。
  12月11日 接见越南驻华大使吴船,接受他递交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政府十日向越全国军民发表的号召书,表示中国政府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战争。
  12月13日 会见前来访问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就印度支那及国际局势问题交换看法。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关于召开江苏省党的代表大会准备情况的说明,并基本通过江苏省给中央的报告。
  12月14日 会见由智利瓦尔帕莱索市智中文化协会主席、社会党中央委员、众议员安东尼奥·塔沃拉里率领的智中文化协会代表团。会见时,对有关部门此次及过去工作安排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向客人作自我批评。并向阿连德总统、智利外长和代表团成员深表歉意。在谈话中提出: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副作用,这就是我们的翻译与外语接触少了,荒疏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偏向。现在正在恢复。
  12月15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七二八”工程情况汇报。关于建设核电站的方针,说;第一是安全,不出事故;第二是实用,要有发展前途;第三是经济,一切材料都用国内的,自力更生。要求有关单位对该工程进行论证。具体方案可以“百花齐放”。会上还谈了关于放射性废料的处理问题。
  12月16日 毛泽东对北京军区所属第三十八军党委关于揭发批判陈伯达的报告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的问题。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三十八军党委报告的批示。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商定,先约北京军区党委郑维山、李雪峰等八名常委于十八日前来中央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并商量召开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的问题。会上还研究了谭甫仁〔注1〕遇刺事件及稳定云南的紧急措施。次日,分别致信毛泽东、林彪和康生〔注2〕,告知政治局会议议定各事。
  〔注1〕谭甫仁,时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政委。因遇刺抢救无效于十二月十八日在昆明殉职。
  〔注2〕康生未出席十六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有关部门关于葛洲坝工程设计情况的汇报。会上,逐字逐句审查、询问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作的《长江葛洲坝水电工程简要说明》,提出;葛洲坝工程方案要放在非常可靠、安全的基础上,要加强领导,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提纲中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写进去,不能回避矛盾,要暴露矛盾,解决矛盾。允许唱反调,摆明两种不同观点;投资要节约。在目前条件下,在“四五”计划期间,三峡和葛洲坝两个工程不可能同时都上。二十四日,致信毛泽东、林彪,报告葛洲坝工程酝酿、论证情况,提出:“在‘四五’计划中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是可行的”,“施工过程中,还可精心校正,精心设计,力求避免二十年修水坝的许多错误”。“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随信附有《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送审稿等。毛泽东阅后批:“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十二月三十日,葛洲坝工程正式开工。
  12月1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列席会议的北京军区党委常委、北京卫戍区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到会者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召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建议,以集中讨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为了“打通思想”、“更好团结”,政治局决定先以三天时间召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初步统一认识。次日,书面向毛泽东、林彪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毛泽东阅批:“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并指出:“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毛泽东在批示中还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会议。
  △毛泽东会见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美关系等问题。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当中确实出现了“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并对个人崇拜及其它形式主义做法表示不满。对“四个伟大”的提法“讨嫌”。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建议让美国人左、中、右派都来华,包括尼克松。“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毛泽东还提出可由斯诺对外发表周恩来同斯诺的谈话。
  12月20日 约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谈话,商定黄等人参加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事。
  12月21日、2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参加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和党委扩大会议(华北会议)的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纪登奎四人的汇报。华北会议自二十二日开始,北京军区所属各单位及北京、天津、河北党、政、军领导干部四百三十余人到会。会议开始的几天里,因揭发批判陈伯达而涉及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郑维山和李雪峰。政治局会议认为,华北会议还未形成认真的批评和彻底揭露的精神,要求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主要小组会上继续做工作,打通思想,突破缺口,以影响大会。二十五日,周恩来就华北会议情况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目前会议还处在学习和表态阶段,估计形势打开,将在今年底、明年初。同时汇报中央政治局讨论意见。毛泽东阅批:“同意。”
  12月22日 会见并宴请以主席雷格·伯奇为团长的英国共产党(马列)访华代表团。三十一日,同英共(马列)代表团举行会谈。
  12月23日 约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谈对外交往和对外宣传工作,批评外事工作中存在的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等错误倾向。指出:不调查研究,不请教人家,主观主义,骄傲自满,背包袱。好像只有我们是革命的,人家都是不革命的,其思想根源是大国沙文主义。对于外国人,要看他是否懂得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我们不能代替,更不能强加于人。有时需要我们提出意见,也只能看对方的认识如何。对兄弟党如此,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不能要求人家什么都要听我们的,要让人家自己摸索怎么走,自己认识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又说:不仅新华社,连驻外使馆在内,从对兄弟党的关系到对外关系,存在的问题很多。外交部的极左思潮没批透,工作上,特别是对干部的使用上又保守,极左和右的两种倾向都有。要好好研究一下,抓这个问题,把它提到原则的高度来认识。
  12月25日 对中央国家机关统战系统军管组关于《对六十八名统战对象被查抄财物的处理意见》〔注〕作出批示,要求将此件印发计划会议到会各同志,以便各地按此原则进行处理。并告:中央已原则批准该处理意见,请有关会议再讨论一次,征求大家意见。
  〔注〕根据周恩来提议,中央国家机关统战系统军管组对“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红卫兵查抄的人大、政协机关所属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的情况作了调查,共计六十八人,其中绝大多数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意见》规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其被抄财物除四旧、违禁物品外,均退还本人”;“已去世的,被抄财物退还其家属”。
  12月26日 就中日围网渔业谈判问题召集外交、中联、农林等部有关负责人开会,要求各有关部门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再次举行中日围网渔业谈判以前,对各种鱼类的繁殖、渔汛、渔期以及渔业生产情况作出详细的调查研究。为谈判做好准备。会上,再次强调外事部门应主动开展外交的问题,指出:现在,我们的工作大大落后于形势,自己主动开展的工作太少。要末就是极左,搞强加于人,大国主义;要末就是闭门不出,等着人家来送东西。强加于人是“左”倾机会主义,闭门不出就属于右倾了,“左”右摇摆。得知一些留苏学生现仍在“五七”干校时,说:他们在国外学了知识,要用嘛,我们花了学费的。把知识统统否定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些知识忘记了,甚至烧掉了,一弃二烧,这样不好。即使是坏的,也可以当作反面教材批判嘛。一破“四旧”,把什么都烧掉,现在想看也看不到。要告诉科教组,凡是留学生带回的讲义、资料都不要烧掉。我们的资料太少。如果说“一穷二白”,我们的资料最穷。
  12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辽宁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关于召开该省党的代表大会准备情况的汇报。
  △前往医院看望董必武。
  12月2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对镇反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报告》。次日,将根据政治局会议意见所拟中央对公安部报告的批复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同时,附信说明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整个公安工作及其干部队伍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并介绍于十二月中旬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议题,即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镇反、审干的政策,逐步恢复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公安部门上下级联系和业务关系;而当前则应贯彻毛泽东最近的指示,控制捕人杀人。中央批件及公安部报告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
  12月30日 根据毛泽东批示,布置《人民日报》发表英国《卫报》关于中国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主权一文。并告外交部,今后应照此推荐这类文章给中央参考。
  本月 就全国政协委员黄琪翔〔注〕于十日病故事,批示全国人大、政协工作组在报上发消息。
  〔注〕黄琪翔,建国后曾任司法部部长、国家体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本年冬 得悉廖承志心脏病发作,安排廖住北京医院治疗,并前去看望。
  本年 据不完全统计,共审批新华社各种稿件四百三十九篇其中国际问题二百一十三篇。



 
 

2007/09/10

1970年七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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