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七十五岁

 




  1月1日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电影、戏剧、音乐等文艺工作者代表。对电影工作,指出:今后两年电影技术要在许多方面赶上去,过去帮助关心不够,抓迟了。又说: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这是对的。不仅电影,出版也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大缺陷。总结七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的。文化组要把电影工作大抓一下。江青针对周恩来讲话提出:“不是七年,是二十几年电影的成绩很少,放毒很多。”张春桥也说:在讲电影少的人当中,“不排除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十五日,周恩来在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再次接见文艺工作者代表时提出:发展电影工作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但也要进口一点外国的片子作参考,以便超过他们。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林彪所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定要抓住这个实质,进行深入的批判。”社论还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批示同意外交部、国家计委《关于同日本谈判建设中日海底电缆有关问题的报告》。五月四日,中日海底电缆建设工程协议在北京签字。
  1月2日 根据周恩来指示,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从国外进口四十三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三月二十二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计委三月十三日《关于成套设备进口问题的请示报告》,要求在抓紧进口成套设备的同时,与此相关的国内工作也要相应地跟上,保证进口设备迅速建成投产。达到设计水平,充分发挥投资效果。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批准实施的大宗进口成套设备方案。
  △根据毛泽东关于各地参观场所不要请中外参观者题词、留言和提赞扬意见的指示,起草中共中央通知稿,指出:“毛主席这个指示非常重要,各地方、各部队、各部门在国内外举办的纪念馆、博物馆、展览会以及一切参观场所,都要认真研究,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我们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不要把自己意见强加于人。这些参观场所都不要请人题词,一般都不设留言簿,以免强人所难地写些奉承的话,甚至是违心的话。”对参观者所提批评的意见,“一般应表示欢迎”。
  1月3日 会见黎德寿,指出:美国以轰炸来施加压力的做法失败了,尼克松有许多国际国内问题要解决,看样子他还是想从越南和印度支那脱身的。半年或一年之后,形势会起变化。
  1月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山东省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问题。
  1月5日 因治疗一再延宕,今日发生大量便血。
  △约霍士廉〔注〕谈陕西问题。
  〔注〕霍士廉,原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先后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副组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商定,王洪文赴浙江“说服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要看运动主流,不要纠缠于历史旧帐,助长派性,放松批林整风的深入。”七日,周恩来将政治局商定意见报告毛泽东。九日,出席在毛泽东处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浙江及其它省、自治区批林整风运动情况。
  1月7日—3月30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揭露并批判了林彪一伙对国家计划、经济建设的干扰破坏。同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研究和制定了解决粮食销量、工资总额、职工人数突破国家计划的严重问题的具体措施,主要是:(一)大力加强农业,增加粮食储备;(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三)压缩国防和行政开支;(四)精减职工。会议还讨论和修改了一九七三年度国民经济计划。
  1月8日 就一则反映新疆边境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困难、民族关系紧张的材料批告李德生等,要求新疆党政军有关领导听一次汇报,“将边境县的几个问题。特别是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问题详细谈谈,帮助区党委解决一下。如需要留人到边境察看,就抽出十来人留下工作,更急的是帮助他们解决商品物资问题”。
  △审阅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对监管工作重要指示的报告》,同意将秦城监狱收归公安部直辖,要求“在一个月内整顿好,并定出新的规章,严格遵守,容许各省来开监管工作会议的人参观批评和学习”。同时,建议卫生部再拨出两个医院的部分床位接收在押人员住院治疗。秦城监狱经过整顿,在押人员的居住、饮食、医疗卫生条件均有所改善。
  1月10日—20日 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十日、十二日,周恩来与蒙博托举行三次会谈,就中扎两国关系、非洲以及国际形势等问题交换意见。表示欣赏蒙博托在中扎关系正常化方面表现出的魄力。说: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使我们能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地处非洲中心的扎伊尔和亚洲东方的中国结成友好关系,这对亚非人民团结会起影响。还表示赞赏蒙博托关于“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提法,认为,“扎伊尔是扎伊尔人的扎伊尔”。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事务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解决,而不容许外国干涉。此外,还介绍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原则等。十三日,陪同毛泽东会见蒙博托。十四日,出席中扎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整字仪式。
  1月12日 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时,转述毛泽东最近接见越南外长阮氏萍时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讲话〔注〕。
  〔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接见阮氏萍时说:越南总是越南人的,柬埔寨总是柬埔寨人的,老挝总是老挝人的。又说,你不信,我可以签字。
  △约吴阶平等人开会。
  1月14日 会见埃及《金字塔报》董事长兼主编海卡尔,就中东、非洲及中埃关系等问题发表谈话,表示:埃及和阿拉伯人民只要团结起来,自力更生,就一定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1月15日 前往北京医院看望李井泉、欧阳钦、熊瑾玎、傅作义、章士钊、张奚若等人。
  1月1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陕西省委负责人来京汇报批林整风运动情况。次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陕北农业还很落后,陕南基建任务重,现又整修襄(阳)渝(重庆)路巴山隧道,故工人、民工均上多了,城市人口激增,商品粮增销,农村耕地被占了不少,拟也与陕西同志一谈。经毛泽东同意,政治局会议于二十日听取陕西来京负责人汇报。
  1月18日—20日 连续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院议员、前建设大臣木村武雄,日本通产大臣中曾根康弘。
  1月21日 批示同意第二机械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联合写出的关于成立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召开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工作会议的报告,提出工作会议应于“二月份召开”。二月,二机部发出通知,将原属该部的四○一所一部和西北二○三所划归中科院领导。之后,中科院召开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工作会议(香山会议),并正式成立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对公安部《关于朱洛筠母子看望张学铭〔注〕情况的报告》作出批示,同意即日将张释放回家就医,原工资照发,如医药费不够,可告政协酌发救济费。
  〔注〕张学铭,张学良的胞弟,原全国政协委员,一九六八年被关押。
  1月2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严防坏人进行诈骗活动的通知稿。会后,将通知稿报送毛泽东批准下发。
  1月23日 接美国方面关于基辛格再次访华的口信(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谈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在东南亚政策和世界形势等问题)后,代外交部起草复美方口信电稿,表示欢迎基辛格再次来华,并同意与他会谈。
  △审阅外交部、外贸部十一日上报国务院的《关于对西德贸易政策和对西柏林具体做法的请示》,将原文中“以我为主,有利用,有斗争,按照需要与可能,积极扩大出口”一句,改为“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和我们的需要与可能,有来有往”。
  1月24日 接见越南驻华大使吴船和越南南方共和驻华大使阮文广。对越方通报越美达成停战和平协定表示祝贺,指出:越南人民取得这一胜利是不容易的。
  △会见西哈努克和宾努,说:越美停战协议中关于印度支那三国的问题由这三个国家自己解决的提法,是原来所没有的,这就是说,别国不能干涉印支三国自己的事情。
  1月25日 约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有关司负责人开会,商谈越美巴黎协定事。
  1月26日 江青二十四日在于会泳〔注1〕的一封检讨信上批示:“戏、电影少了不能怪会泳同志一个人,而且少也是相对的。”并指责国务院文化组“正气不得伸张,原因是未抓紧批林”。次日,张春桥在批示中表示“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要求“文化组应当集中研究一下,把应当揭开的问题揭开,否则,拖下去,很不利”。本日,周恩来在该件上批告吴德〔注2〕:“领导文化组(可扩大一些有关同志参加)集中研究和讨论一下,伸张正气,首先批林,激发出新的革命干劲。”
  〔注1〕于会泳,时任国务院文化组成员。
  〔注2〕吴德,时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1月28日 接见出席全国棉花生产会议〔注〕的全体代表,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开得好,把问题抓住了。过去抓少了。七十年代不能放松,粮、棉、油、农、林、牧、副、渔都要抓。今年一定要把农业抓好,农、轻、重关系要摆对;同时,注意推广先进,但不能搞“一花独放”,要“百花齐放”。以后每年都要抓一次农业。在谈到批林整风运动时,强调:注意不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工作中一般缺点错误与死心塌地跟林彪走的区别开。
  〔注〕这次会议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有全国十八个产棉省、区代表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一千余人。
  1月29日 和毛泽东、董必武、朱德联名致电越南南北方领导人,对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注〕正式签订表示祝贺。
  〔注〕即越南和美国政府代表一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
  1月30日 会见由外交部长阿尔梅达率领的智利政府代表团。详细询问智利政府近两年中把大庄园全部没收,将私营银行基本上都实行国营,并宣布矿业全部国有化中的有关具体问题。
  1月31日 会见黎德寿,就巴黎会议、柬埔寨和老挝局势等问题同黎会谈。
  2月1日 举行宴会,欢迎黎德寿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阮维桢。在宴会上讲话说:在欢庆越南停战协定签订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指出,美国对柬埔寨和老挝的侵略战争仍未停止;柬埔寨人民和老挝人民为捍卫祖国的独立、主权正在进行着英勇的抗战。宴毕,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客人。
  △委托秘书告新华社对关于怀念台湾同胞一文的意见:行文要注意分寸,有些话不要太绝对,太过火,要全面,要人家能听得进去。
  2月2日 出席首都各界为庆祝《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签订举行的万人集会。会后会见宾努时讲:毛主席说,越美协议让美军走是个好办法,是个成功的协议。美国人为什么这样?为了脱身。他们在印度支那派了这么多军队,花了这么多钱,没解决问题,还不断出新问题。最后达成妥协,美军撤走而不正式、不公开要求北越军队撤走。越南不承认自己是外国军队,在这点上美国让了步。战场上没有取得胜利,谈判桌上就得不到。
  △在外国专家局编辑的一则反映外国专家要求关心他们的业余生活的简报上批示,要求外交部、中联部、新华社等单位组织人员“去找专家及其家属作个别谈话,了解他(她)们的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特别是思想政治情况”,“并提出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中国工作,有所进步”。
  2月3日 致信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答复他一月九日通过中国驻智利大使提出的要求,说:“中智两国同是发展中的国家,对于智利现在面临的困难,我们很能理解并给予深切的同情。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是长期的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留下的恶果。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遇到类似问题。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发展中的国家除了相互帮助外,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如果经济不能立足国内,过多依靠外援,特别是依靠大国的贷款,这是很危险的。在这方面,一些国家有过沉痛的经验教训。”“总之,改变经济落后面貌,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只有结合现实的条件和可能,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才能逐步实现。这是我们从中国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的一点体会。”
  △几天来,连续靠吸氧入睡。
  2月4日 批示同意国务院图博口所送关于重建文物出版社和进口印刷机器的请示报告,并在报告中“从西德、日本进口一部分印刷机器”的“印刷机器”前,加上“新”字。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复中共山东省委和济南军区党委电稿,同意在近日召开全省党政军领导干部批林整风扩大会议。
  2月3日 以特急件将六日以来四川甘孜两次强地震震情送李先念等国务院负责人,并告:“代中央拟电慰问,号召藏汉同胞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中央应做的事,请先念召集会议立即解决。”九日,又就国家地震局有关甘孜灾区灾情及救援工作的简报批告叶剑英、李先念等:“照邢台地震经验看来,四川地震观测力量、救护力量、物资储备,恐都不足,现上海,昆明已自动参加救护。请剑英、德生同志考虑,成都军区有无可能调一个建制师(两团兵力,带汽车、无线电、有线电话和卫生队及医疗药品)进入灾区。”
  2月10日 在一份关于加强对宾馆职工教育、克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材料上批注,建议各省、市委和革命委员会成员都分别下到一个单位去服务,“做出示范作用”;常委以上领导干部则经常下到各单位临时检查,以利收效。
  2月11日 在接见公安部、外交部等部门负责人时,针对二月六日朝鲜人民军“二八”足球队在广州同湖南足球队进行友谊赛中发生观众哄闹事,指出:观众起哄事,已不是这一次了,这是一种坏风气,我们一定要在体育运动中树立起社会主义的正气,要讲政治挂帅,政治挂帅一定要与业务结合,要经常想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要求有关部门另外再组织一场比赛,以纠正错误,挽回影响。
  2月13日 廖志高妻子郑瑛九日致信周恩来并转毛泽东,提出过去强加给廖的罪名违背史实,要求解除对廖的监护,并准其住院治疗。本日,周恩来就此信批告有关部门负责人:“如结论已定,请送中央批释,恢复党的生活并出外治疗。如结论一时难定,可先释外就医。”
  2月15日—19日 基辛格访华。其间,周恩来同基辛格举行六次会谈,着重讨论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双方表示,将遵循一九七二年中美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致力于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基辛格提出,美方在中美关系上准备采取两项步骤:第一阶段,双方各自在对方的首都设立联络处,不作为正式外交机构,但享受外交待遇,可以做正式外交机构可做的一切事情;第二阶段,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方将在尼克松总统的第二届任期内实现这两项步骤。周恩来表示,在实现这两项步骤的过程中,我们互相还会商量,或者提早,或者推迟。双方还讨论了建立联络处的一些具体问题。十七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二十二日,中美发表基辛格访华公报。
  2月19日 会见布托的夫人努斯拉特·布托,并举行会谈。
  2月20日 批示同意国家计委和第三机械工业部关于拟向英国购买航空发动机制造专利和“猎兔狗”强击机的请示报告。
  2月22日 会见越南外交部长阮维桢,同他就国际会议问题交换意见。
  2月25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外交部有关基辛格访华情况通报的通知。
  2月26日 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三年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起草情况的汇报。指出:“一九六九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一九七三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提出:“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又说:“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去年我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在听取汇报中,还强调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倾向。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在谈到出国考察问题时说:“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戴帽子。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根据周恩来意见,计委将修改后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交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代表对这个文件均表示赞成,但张春桥却认为: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并强令将文件收回。
  △对国务院图博口十五日《关于梨菜铁路〔注〕通过红岩村和新华日报馆旧址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修建铁路要多、快、好、省,按一九七三年底襄榆全线通车任务完成,不要为红岩纪念馆作任何改动和加工,预算也不应增加。并举“平山修水库时要淹西柏坡,中央马上批准了”为例,说明“纪念馆要服从基建工程,绝不许基建工程服从纪念馆”。
  〔注〕即重庆市梨树湾至菜园坝铁路段。
  2月28日 经周恩来批准,有关部门恢复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度停止或降低规格的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活动。本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座谈会,到会各界人士对“二二八”起义烈士表示悼念,对烈士家属表示慰问,对台湾同胞表示问候。座谈会由傅作义主持。会前,周恩来审阅修改了傅作义的发言稿,并对廖承志说:这样的会,对外固然有影响、有作用,但还应着重抓国内有关人士政策的落实工作;国内工作做好了,更有利于外面的工作。
  2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国民经济计划汇报时,指出:交通是先行,是基础工业,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很快把它搞上去。并提出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要求。
  △对发展造船工业指示:在积极发展国内造船工业的同时,利用中国银行的贷款,在有利的条件下,适当购买一批外国货船,包括仍可行驶的旧船,组成自己的远洋船队,力争在一九七五年基本改变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
  3月1日 对公安部关于在新疆和田破获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团案事批告李德生、李震等,要求由公安部、总政治部派人“亲到现场,弄清线索,严防扩大化,更要注意民族问题”。
  △出席在毛泽东处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浙江、湖南等地及海军批林整风运动情况汇报。
  3月2日 约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问题。五日,叶剑英向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病情发展、急需检查治疗的情况,毛批准先检查、后治疗的意见。同日。周恩来作透视检查。
  3月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九大后一度将中央和地方的测绘、气象、电信部门划归军事部门领导。对开展业务工作和对外交往多有不便。商定:将这三个部门仍归还国务院管辖,并恢复邮电部。六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测绘、气象、邮电部门体制问题的请示》。五月二十三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调整三个部门体制的通知。
  3月4日 就做好在华外国专家工作问题,召集外交部等十一个涉外单位负责人开会,逐一询问专家的工作,生活情况,批评有关部门未经请示就撤消外国专家局的做法,提出:对外国专家的管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因怕麻烦而撒手不管;要批判林彪一伙搞的形式主义的一套东西,对职工要进行思想教育,加强组织纪律性。在谈到同外国专家的交往及有关政策时说:要允许同专家交朋友,同外国人来往,不能动辄说人家里通外国。要继续肃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极左思潮。对外国专家政治方面的要求应强调自愿的原则,注意不要强加于人。指出:过去,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在这些方面干扰破坏正确方针政策的落实,引起专家对我们的不满、隔阂。现在,一定要主动地自我批判这些错误,要向外国专家公开承担责任,以挽回影响。不要怕这样做又要犯右的错误。
  △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拟关于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人选的口信稿,并致信毛泽东:美现派高级外交官〔注〕来任驻京联络处主任,我拟相应地派黄镇大使去任驻华盛顿我联络处主任,以利推动工作开展。毛阅批“照发”。
  〔注〕即美国资深外交官布鲁斯,曾担任美驻英、法等国大使出任关于越南问题巴黎会议的美方代表团团长。三月十五日,尼克松宣布布鲁斯格出任驻北京联络处主任。
  3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湖南批林整风情况的报告,并通过中共中央转发湖南报告的批示。
  3月6日 去毛泽东处开会,听取姬鹏飞有关外事情况的汇报。会前,将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安排等向毛泽东作简要报告。
  3月7日 会见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和夫人西园寺雪江、长子西园寺一晃以及东京西园寺事务所负责人,就中日双方大使赴任、中日友协代表团访日等问题进行交谈。
  3月8日 出席由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向到会的各国专家及其家属讲话。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极左思潮泛滥、外国专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专家及其家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待遇的情况逐个举例说明,表示;这个责任我们要负,作为政府的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还当场向在座的一些专家赔礼道歉。对于已经回国的专家,提出,如果他(她)们愿意回来,中国政府将诚恳欢迎他(她)们,以弥补当时我们未照顾好他(她)们的过失。在谈到今后的外国专家工作时,说:遵照毛主席最近批评的不敢同外国人交往的错误倾向,有关部门要努力克服保守、排外的观念,增进与外国朋友的友好往来。
  3月9日 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并告: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进邓小平本人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向政治局简要说明自年初以来病情发展情况。为防止病情恶化,提出检查治疗的具体步骤,为此,正式向政治局请假两周。提议:在自己离开的两周内,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组织宣传工作由江青、张春桥批办或上报,中央军委事务由叶剑英处理或上报;国务院事务由李先念和国务院业务组处理或上报。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及干部处理问题。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报毛泽东批准。次日,将政治局会议研究各事报告毛泽东,毛阅批“同意”。
  △为原教育部部长何伟因救治不力突然病逝事,严肃批评北京医院等单位未落实好老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提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卫生部要对党内老干部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中的爱国人士进行一次全面体检,具体工作由北京医院负责。“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废止的党内高级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医疗保健制度得以恢复。
  △就公安部一则反映广东省宝安、珠海等地部分居民外逃香港、澳门的材料批告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提出:这份文件值得一看,并分别解决。请注意分配要公道,停止购过头粮。此事在计划要点上要提出一个供应指标,不能超过。对此类事公安部既有材料反映。就要有措施紧跟。在公安部的材料里提到宝安、珠海二县一些社队征购任务逐年增加,甚至强行征购社员口粮,取消或减少必需供应品等处,周恩来旁批;“这如何能行?交了过头粮,减了口粮,交了库存粮,这笔帐怎么算?”“这如何持久?不跑何待?”
  3月10日—24日 由邓颖超陪伴在玉泉山做全面检查治疗。治疗期间,委托邓颖超先后前往看望李富春和蔡畅、邓小平和卓琳,以及住三○一医院的刘伯承,告诉他们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情况。二十四日,因病情已趋稳定,从玉泉山返回中南海。
  3月15日 在叶剑英陪同下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陆地边防工作会议,并接见会议代表。
  3月16日 打电话给朱穆之,询问罗克珊·维特克阿江青谈话后写过什么文章。
  3月25日—29日 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来华访问。同阿希乔举行多次会谈,针对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说:当前。我们第三世界国家的发言权逐步扩大起来了,但在国际问题上还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原因是:第一,我们本身还没有搞好。拿我们中国来说,人口这么多,地方也不小,但从经济力量上讲还不是一个强国。第二,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团结的力量还没有形成,还在逐步形成中。因此,我们需要彼此勉励,把自己国内搞好,把团结搞好。中国政府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强加于人的事情总是不平等的、不可取的。我们反对强权政治,也不做超级大国。在谈到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合作问题时说:政治合作以彼此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建立相互关系。并说:我觉得我们第三世界还是应该从改善人民生活着手,首先是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这最主要。拿中国来说,如果我们不把农业搞好,靠什么人也是靠不住的,谁也没办法来帮助我们。二十六日,陪毛泽东会见阿希乔。二十八日,出席中国政府和喀麦隆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3月26日 向新华社索要尼克松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年度报告全文。
  3月27日 约见廖承志所率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全体成员。
  3月28日 同李先念等见邓小平。
  3月29日 约邓小平到毛泽东处开会。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分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议还研究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问题,提出在五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此,中央政治局成立政治报告起草小组、党章修改小组、林彪专案报告和决议起草小组、十大代表名额和产生方案起草小组四个工作机构,周恩来为政治报告起草小组负责人。三十日,致信毛泽东,报告政治局会议商议各事。毛泽东阅批“同意”。
  3月31日 会见新西兰政府部长级代表团时提出:现在亚洲形势面临内部关系复杂和外部的干扰。关于区域合作问题,目前条件还不成熟,原因是内部情况复杂。外部干扰是苏联称它在亚太地区也有份,要搞什么“集体安全体系”,就是要来亚洲竞争;美国也说它是太平洋国家,也非挤进来不可。因此,还是先从双边关系着手,努力向这方面推进,比较实际。
  △参观在北京举办的英国工业技术展览会。
  △约吴阶平等医生开会,谈四月初做治疗手术事。
  4月1日 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之后,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4月2日—9日 住玉泉山做治疗手术。其间,曾约有关部门负责人谈北京地下铁道工程问题,并接见索马里、日本、扎伊尔等国驻华大使。
  4月9日 在玉泉山会见邓小平、卓琳,并进行长谈。当晚,返回中南海。
  △约外交部负责人商谈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工作等问题。
  4月10日 批复国家体委报告,同意《体育报》于即日复刊,并对该报宣传任务内容进行修改,提议应推动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
  4月12日 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到达北京的西哈努克和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分出席宴会。这是邓自“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之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见面。
  △批告外交部:复制三部中国乒乓球队访美影片拷贝,一部送基辛格转白宫,一部给中国驻美联络处作接待用,一部给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作招待用。如美国电视公司要求购买此片在电视上放映,可以出售或赠送。
  △针对青少年青春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在同黄家驷〔注〕、吴阶平谈话中提出:让青少年懂得青春期生理卫生知识很重要,应编写出附有插图的小册子,供中学生阅读。
  〔注〕黄家驷,医学家、医学教育家,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4月14日 再次接见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全体成员,提出“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的出访方针。并建议,应将日本田中首相赠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樱花树的樱叶采摘几片,当面交给田中首相,向他介绍樱花树在中国长势情况;同时,赠送一幅描绘北京天坛公园樱花盛开情景的“中日友谊花盛开”的创作画。次日代表团离京时,委托邓小平前往送行。
  △同电影演员张瑞芳谈及故事影片《李双双》时,提出要历史地看这部片子,其总的倾向是好的,主人公李双双做了许多为公的好事。
  4月14日、24日 约罗青长谈台湾问题。
  4月15日 同邓颖超一起见表妹王去病。
  4月16日 批示同意外交部、国家计委和对外经济联络部《关于出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理事会及其常设委员会活动方案》的请示报告,并修改中国代表在该会所作一般性辩论发言稿,强调:在工业发展中,我们注意“发展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实行土洋结合的两条腿走路”方针。自力更生,决不是关起门来。排斥真诚有效的国际援助,各国应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下开展经济交流,取长补短。这对于自力更生地发展本国工业,也是有利的。
  △就一则反映北京建国门外友谊商店开业情况的简报,批告北京市、商业部、外贸部和交通部有关负责人:“要经常注意和研究这些反映,沟通货源,控制一些售额。调整不合理的价格,端正服务态度,防止松懈。”
  4月19日—24日 墨西哥总统刘易斯·埃切维里亚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周恩来同埃切维里亚举行多次会谈。在谈到世界划分问题时说:阁下将世界分成穷国和富国,我看还是用这个界限来划分好。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完全都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也很复杂。阁下把中国划为第三世界,我们很高兴。你们把我们看成知己。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的问题,重申: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平等外援为辅;外国的先进技术凡能够学到的一定去学,学会以后再加上本国人民的劳动智慧,超过别人。两国领导人还就国际形势、拉美禁核条约等问题交换意见。二十日,陪同毛泽东会见埃切维里亚。二十二日,出席中国和墨西哥两国政府贸易协定签字仪式。当晚,和邓颖超陪同客人前往山西省昔阳县大寨访问。次日,送别埃切维里亚后返回北京。
  4月23日 在大寨与谢振华,陈永贵等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谈话。
  4月2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注〕,研究统筹解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
  〔注〕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来信反映其子下乡后生活困难一事批复。“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4月27日 同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关于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情况的汇报。全国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共计有七百多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预计至一九八○年将达到一千万人。为此,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王洪文、华国锋和吴德负责,以农林部和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为调研机构,参照北京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在近期内提出一个统筹解决的方案,其中包括指导思想、下放政策、准备工作、安置地区、干部带队、保健条件、三年补助、保护女青年、提供精神食粮、归侨青年安置等方面内容。该方案经中央政治局商议、毛泽东批准后,列入国家计划,提交五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4月2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办的工、农、兵出身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学习班问题。会后,和政治局成员一起接见来京参加学习班的代表。
  △会见尼日利亚外交部长阿里克波博士。在谈到民族问题时说:你们国家统一了,各民族可以平等相处了。你们豪萨族人口最多,我们是汉族占绝大多数。毛主席经常提醒我们,大小民族一律平等,不能搞大汉族主义,不能大民族压迫小民族。
  4月29日 晨,做治疗后始入睡。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广州春季商品交易会事。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五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事项及各省工作安排问题。
  4月 批准中央统战部业务组关于组织在京爱国民主人士外出参观的请示报告。之后,又详细询问有关负责人对爱国民主人士外出参观的安排情况。并作具体指示。提出:爱国民主人士都年纪大了,各方面应有所照顾。例如,时间不能搞得太紧;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自己拿行李,有些老人可以带秘书或由家属照顾;应安排单间或单独套间住房,并组织服务人员给予饮食、外出,休息、医疗等方面的照料。还当面交代外交部负责人,要给爱国民主人士作一次国际形势的报告。
  △在一次外事工作座谈会上,嘱即将赴美国任职的黄镇。行前去看望一下宋任穷,说:你们过去是在一起工作的嘛!
  △和叶剑英嘱咐有关方面;对因患直肠癌住院的彭德怀,应尽全力治疗。
  △审看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解剖新闻图片说明,指示:有关名词要改为通俗的话语,让读者能看懂。
  5月5日 会见以菲律宾商会主席克拉维西利亚为团长的菲访华贸易代表团,提出:日前你们与台湾有外交关系,所以同我们建交还有困难。但我们可以等待,我们不着急。在没建交以前,可以先从贸易、文化人手,贸易可以发展,文化交流也可进行一些,比如乒乓球、羽毛球比赛等。又说,中菲两国贸易的发展,现在还是初步阶段,还是采取互相往来的办法好,这次你们来,下次我们去,双方定期会晤,研究两国贸易问题。
  5月6日 就卫生出版社出版《蒲辅周医案》一书批告有关部门负责人;“先印大字清样二十份,送三○五医院高辉远〔注〕大夫收,以便他和蒲老及有关中医大夫进行加工,然后再送中医研究院印行,先作内部研究文献。”
  〔注〕高辉远,曾在蒲辅周指导下的中医大夫,常为周恩来出诊看病。
  5月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李德生有关福建问题的汇报。
  5月9日 接见回国大使和外事部门负责人时。就国际、国内形势问题讲话:要进行各方面的调查研究,以便对世界的总局势有一个比较准确的、高质量的估计,并能预见将要出现的问题。又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农村基本上是稳定的,当然,我国的农业还没有过关,但粮食基本够吃了。今后,对农民的政策还要讲多种经营。光有粮食,没有多种经营,农民就没有多步收入,包括大寨也是如此。现工业建设中最大的问题是,矿山还没有跟上,然后就是动力和交通。林彪集团对国家经济方面的最大破坏表现在国防工业上,现在我们正在抓这件事情。在谈到外援问题时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
  5月12日 会见挪威外交大臣达格芬·沃尔维克和夫人。会见前,先接见了挪威记者,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5月13日 会见并宴请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的夫人和阿正义党副主席伊萨贝尔·马丁内斯·德庇隆、阿全国正义运动最高委员会总书记何塞·洛佩斯·雷加等客人。在谈到改革问题时,指出:第三世界,包括非洲、拉丁美洲都是如此,正逐步走向进步。要求改革,这是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如果新政权不采取恰当的政策,反而会使进步的改革遭到失败,使反动派找到借口;当然,挫折也不能完全避免,问题是如何慎重地防备反动势力的破坏。
  △接见美籍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和夫人杨步伟。对赵带来的《通字草案》表示关注,要求印制数十份,供国内实行汉字改革和拼音化方案时参考。在谈及旅美学生、留学生回国工作问题时说;我说过,年轻的也好,老的也好,要创造一个回来工作的环境,还需要一县时间。对此,我们还要准备一下,不然,大家回来,条件不具备,反而是用非所学,环境也不一定适合。与其如此,宁可在外面再多学习两年,在知识方面能有更多的发展,反而有好处。接见后,留下参加接见的邹秉文一家谈话,说:我是了解你的,你是“江南三杰”〔注〕之一嘛,你为共产党培养了两个好儿子。我们感谢你!并当场嘱秘书解决邹提出的要求订阅大字版《参考消息》的问题。
  〔注〕“江南三杰”,指建国前南京东南大学的三位著名学者,即:工科主任茅以升、文科主任杨杏佛和农科主任邹秉文。
  5月14日 将当天《参考消息》刊载的有关世界气象变化的两篇报道批给李先念、余秋里等,要他们阅后让气象局“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指出:“今年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南涝北旱的局面,请告农林部多多提醒各地坚持实行防涝抗旱的措施,不要丝毫松懈。”
  △对外交部等五单位关于援外所建一家陶瓷厂遗留问题处理的请示报告批示:“请方毅同志对十多年来各项援外项目统应分国分批进行全面检查,凡存有问题的,不论大小,均应按援外八项原则〔注〕给予补救,或赔偿损失。”
  〔注〕即一九六四年一月周恩来访阿加纳时提出的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去三○一医院看望刘伯承、苏振华、张茜等。
  5月15日 就外贸部所报对外出口原油在大连港进行装船演习一事批告苏静、余秋里、杨杰、康世恩、李强等:“要严格遵守这一装油演习的制度,不要一曝十寒,日久玩生,并望以此勉励化工进出口总公司!”
  5月16日 会见巴拿马工商部长费尔南多·曼弗雷多和夫人。在曼弗雷多代表巴政府首脑托里霍斯将军感谢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支持巴收回运河区主权的斗争时,表示:你们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是正义的事业,凡正义的事业都是应该支持的。
  5月17日 和叶剑英等出席空军党委召开的批林整风扩大会议,并发表讲话,提出:空军党委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注〕办事,要讲团结,不要搞一言堂,不要称霸。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把部队建设搞好。
  〔注〕即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在南巡谈话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5月18日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一起接见访日回国的中日友协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听取访日情况汇报。
  △接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强调:中美上海公报是费了功夫才形成的,对其中的共同点,应该加快实行。
  5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中央工作会议议程,并通过出席会议的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二十日。向毛泽东报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名单,其中有陈云、李富春、邓小平等。
  △对国家文物局关于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借用故宫文物情况的报告批示:“我只查出了二十五件非二十六件,请再核,核后借出。”同日,再批:“过去外交部取出的一千多件瓷器,有无收据,作何用途,请告。”
  5月20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注〕,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一)讨论筹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二)讨论各地、各单位批林整风运动情况;(三)讨论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指出:今年三月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在讲到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项目多了,计划工作至今还没有完全走上正轨的意见。强调首先中央应该压项目,然后才有权利说服地方。要本着这一精神讨论、修改计划。
  〔注〕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等二百四十六人。
  △会见美国《圣路易邮报》专栏作家马奎斯·蔡尔兹和夫人。谈到:就目前中美关系看,可以说突破了杜勒斯政策的主要方面,但其影响尚未完全肃清,如杜勒斯搞的“条约还算数”、“老朋友不能丢掉”、“培养它自己的自卫能力”,等等。即便如此,关于台湾问题,我们相信最终会解决的。我们尽力不使台湾问题存在的时候妨碍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在谈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时说: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的制度,从俄国十月革命起还不到六十年。毫无疑问,这个制度会遇到一些挫折。法兰西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都曾遇到挫折,那是资本主义民主革命阶段,都尚且如此,何况是要消灭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呢!当然不会一次成功。在谈到中国国内问题时强调,我们现在要努力把自己搞好,这是我们工作的中心。
  5月21日 根据毛泽东关于出席党的十大代表人数应较九大少一些的提议,就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产生的决定草案事致信毛泽东:这个决定草案已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多次,总人数从九大一千五百人减为一千二百人自然有些困难,但是可以解释的。提出:在九届二百七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当中,有二百二十三人均拟继续推选为十大代表。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5月21日、22日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讨论。
  5月23日 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就党的十大代表名额产生情况讲话。张春桥就党章修改问题作了说明。
  5月24日 就国务院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来信建议减少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参观、学习人员事批示:各省、市、自治区应树立自己学大寨的标兵,以便本省、本地区派人去学习;真正要到大寨去学习的,一年一省派两三个管农业的领导和本省、本地区的标兵去参观,加以比较和讨论就可以了。现在山西、昔阳和大寨均大旱,务请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停止介绍和批准本省人员去昔阳和大寨,行至途中的,也要他们折回参观本省的标兵。
  △到医院看望章士钊。
  5月25日 参加在毛泽东处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中央工作会议各项议程进展情况。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并要求学一点历史和批判孔子。关于批林整风,毛泽东强调,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以“九一三”为线;犯了错误的允许改过,暂时未认识到错误的可以等待。根据会前周恩来的建议,董必武、朱德、许世友、陈锡联四人参加了会议。
  △对一份反映由越南运往苏联的物资在中国境内被盗的材料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迅速采取措施,依靠铁路工人和沿途群众严加保护过境物资,防止和揭发破坏分子盗窃、破坏、甚至纵火抢劫,毁坏国家声誉和铁路运输信用的行为。
  5月26日 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传达毛泽东二十五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在李先念讲解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插话说:关于基本建设问题,从大跃进时期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好,我们大家都犯过一些错误。关于开展对外贸易,我们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先进技术还是要学,要互通有无,平等贸易。
  5月27日 会见以克虏伯公司董事在贝托尔特·拜茨为团长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代表团,向客人介绍自己二十年代在德、法时的经历。在谈到东、西两个德国问题时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国人,我想,他们不会赞成两个民族,也不会赞成两个德国。
  5月28日、29日 先后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东北、华东、西南、华北、西北和军队组的讨论,并听取各组汇报。
  5月30日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讨论情况和提出的意见,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讨论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和国家计委的报告。内容有:(一)企业下放;(二)计划体制;(三)基本建设规模;(四)农业生产;(五)挖掘现有企业潜力;(六)国防工业;(七)基本建设投资;(八)边疆建设;(九)精减职工和劳动工资;(十)生产建设兵团;(十一)计划生育,之后,主持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5月31日 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结束会)。在会上着重谈了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提出:要继续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指示。坚持企业下放,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要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强调:“条条”要督促帮助地方,不能放而不管;打倒“条条专政”,是打倒“专政”,而不是打倒“条条”。关于计划体制问题,总是要搞协作区,东北、华北先搞,其它地区准备。此外,中央将大力帮助西北、西南,首先把农业、轻工业搞上去,为今后建立协作区打好基础。为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计委和中央有关部门要逐省进行调查研究。逐个项目研究商定。最后提出:“四五”计划已过去两年半时间,要抓紧有利时机,争取后两年半国民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草案(修改稿)》。
  6月1日 会见瑞典外交大臣克里斯特·威克曼。在谈到一九六○年赫鲁晓夫单方面无理撕毁协议、撤走在华专家时说:虽然赫鲁晓夫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感谢他。因为他教育我们懂得自力更生,使我们建设得更快。人不受压就不会进步,有了既得利益,生活好了,就不要求改变现状了。又说:把中国说成要向外扩张,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的制度和政策不允许,而且实际上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内部的事情还忙不过来。
  6月2日 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央工作会议各项议程完成情况,告:各地、各单位批林整风运动情况“均有进展”,“凡抓得快而好的,工作和生产成绩也大;慢而差的,成绩也小”。关于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及国家计委报告,会议的结论是:“要继续深入批林整风,坚持两个积极性,实行党的各级一元化领导,做好企业、事业下放的准备和协助工作,分批建立大区协作区(先东北、华北,次华东、中南。后西北、西南),推广‘鞍钢宪法’〔注〕,依靠地方和群众有重点地调整和落实‘四五’计划后两年半的生产指标和基建项目,争取最大可能完成和超额完成。”随信还将《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草案(修改稿)》送阅。
  〔注〕“鞍钢宪法”是一九六○年三月毛泽东对鞍钢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经验的称誉。“鞍钢宪法”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舍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管理人员和工人相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6月4日—6日 由黎笋和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来华访问。这是停战后越南党政主要领导人首次访华。周恩来同他们会谈的内容包括柬埔寨问题、东南亚和欧洲形势等。双方还讨论了关于帮助越南北方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问题。五日,陪同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
  6月4日、11日 会见法国前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和夫人。四日,就国际形势等问题交谈。在向客人回顾二十年代旅欧勤工俭学的经历时说:法国人民和法国工人阶级是有革命传统的,我在那里受到这种影响,《马赛曲》和《国际歌》都是在那时学会的。
  6月5日 对张东荪〔注〕病危情况的简报批示:应尽力抢救。
  〔注〕张东荪,清末君主立宪派成员。建国前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等职。
  6月7日 就中国政府一九七四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事致信毛泽东、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成员,提出:这几年由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规模扩大,我国援越的物资和外汇,也随着扩大。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八十一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这个计划太大了,也不切实际;不仅我们做不到,也不合他们急需。我们从越南实际出发,告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不是一年做得到的,要用几年时间计算。故现在先定一金额为二十五亿元(包括外汇一点三亿美元在内)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并告:该项计划已同越方商定。毛泽东批准丁修改后的援越方案。八日,周恩来出席了关于一九七四年中国政府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协定的签字仪式。
  6月9日 陪同越南领导人参观延安宝塔山、枣园、杨家岭和凤凰山等革命旧址。在王家坪纪念馆、枣园等处向客人介绍了红军长征、遵义会议、重庆谈判等党的历史,并向纪念馆领导人多次提到朱德、董必武、任弼时、陈毅、彭德怀、贺龙、徐向前,王若飞,刘志丹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业绩,建议多陈列他们的照片,以纪念他们。在谈到刘志丹时,强调:刘志丹是位很好的同志,陕北必须宣传刘志丹。还提出不要多宣传他本人,要求关闭他在枣园的旧居。
  △同延安地区党政负责人谈话,了解延安地区人民生活情况。当得知延安群众的生活仍十分困苦时,难过地流下眼泪,说: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在中央,对延安工作关照不够。向当地负责人提出应尽快改变延安地区的落后面貌。
  6月10日 陪越南领导人到西安市区参观。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陕西省和西安市在为越南客人举行的文艺演出节目中,加入由贺绿汀作曲的《游击队之歌》。演出之后,周恩来委托工作人员向表演该节目的演员转达他的意见:唱歌不是唱得音越强越好,节奏越快越好;《游击队之歌》唱得太快了,没有意境,过去不是这样唱的。没有革命的抒情,就没有革命的激情。
  6月11日 送越南党政代表团回国后飞抵北京。
  6月13日 接见布隆迪首任驻华大使阿尔贝·希布拉,提出:非洲团结很重要,整个非洲都要反对超级大国,反对新老殖民主义。非洲国家边界划分不公正,这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非洲各国只有团结起来。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互相促进,才能取得经济的独立和发展。
  6月15日 指示新华社:《参考资料》每天要登一篇有关台湾的消息和言论,骂街的不要。
  6月16日 审改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会情况报告及中共中央批示稿,并报毛泽东批准。二十九日,又将民航总局党委五届四次全会报告及中共中央批示稿报送毛泽东。之后,中共中央转发了空军和民航总局党委的两个报告。
  △同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李先念等开会。会后,去毛泽东处谈党的十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毛泽东提出: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所处的时代相同,要引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过的话为证。还说,报告中要指出注意一种倾向常常掩盖另一种倾向,此外,应多引用一些马、列的话。次日,致信张春桥,转告毛泽东上述意见。
  6月17日 约眼科医生谈毛泽东眼病治疗事。
  6月19日 会见并宴请台湾知名人士陈逸松和夫人,阐明对台湾问题的看法。指出:我们希望尽快解决台湾问题,但“传檄而定”的时候还没有到。要造成一种形势,把各种条件都估计足,目前,国际形势是最主要的条件。在谈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时说:要提倡先公后私。完全物质刺激不行,一点没有也不行,公多私少可以,完全大公无私在战时可以,平时还是讲先公后私,私在公中。
  6月19日、20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在谈到国防工业问题时,提出:建国已经二十四年了,全国水文地质情况还不清楚。国防工业搞多少项目,都得从头做起。搞个试验,搞个基地,都不知那里有没有水。就这么大个地方,搞了二十年还搞不清,现在应该补上这一课。
  6月20日—24日 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穆萨·特拉奥雷上校来华访问。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同特拉奥雷会谈。在谈到保护矿藏资源和维护民族经济权益问题时提出,第三世界国家在接受外资的同时,也要坚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二十二日晚,陪同毛泽东会见特拉奥雷。二十四日晚,出席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6月22日 对外交部建议周恩来就苏美签订核协议〔注〕约见布鲁斯一事,报请毛泽东批准。
  〔注〕勃列日涅夫在访美期间与尼克松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文件。六月二十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负责人,面交尼克松致周恩来信的副本,并提出希望周恩来接见的请求。
  6月24日 就二十三日金日成发表关于防止民族分裂、实现祖国统一的讲话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金日成主席提出的关于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原则主张。
  6月25日 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强调: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次日,将同布鲁斯谈话要点进毛泽东处。
  6月27日 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6月29日 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和夫人,谈到中美关系时说:打开中美关系,乒乓球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毛主席下的决心,他相信这个“球”打出去,你们会响应的。关于中美贸易,指出:我们是刚开始跟你们接触,我们跟你们贸易往来中势必要使用美元来结算;中国银行可同大通银行直接办理互相汇款和支付旅行支票的业务,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此,两国银行必须有基本的信用。“通过两国银行往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现在中国银行同你们办了第一个交涉。”在谈到双方金融业务人员彼此接触,相互进行学习、考察的问题时,肯定这是“一个好办法”,指出:“考察相互的市场和国家需要,有好处。”“我们希望在平等互利和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毫无疑问,你们的设备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有些商品可以供应你们市场的需要。互相了解才能提出意见和要求,不然盲目性很大。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因此,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注〕。”台湾的贸易额之所以这么高,这两年通过调查,我才清楚了。它吸收了一部分外资,此外,台湾的劳动力也很便宜。最后强调:中美两国是大国,双方不可能不发展一点贸易。“所以,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互相多接触就能够推动发展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
  〔注〕严家淦,原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一九七二年连任“副总统”后,辞去“行政院长”职。
  6月30日 前往北京展览馆参观日本自动化电子仪器设备和医疗器械展览会,并会见展览团负责人和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在谈到中国最近试验氢弹的问题时,请小川大使转告田中首相:我感谢田中首相在众议院答辩时讲,中国的核武器不威胁日本。日本是唯一的原子弹受害国家,日本人民反对核武器试验的立场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我们是站在同情的立场上的。林佐一公使对我们这次氢弹试验向我们的司长提出抗议,根据贵国政府的立场不得不这样做,我们很理解,正如田中首相理解我们的立场一样。我们应该相互理解。大使阁下知道,我们搞试验的尘埃要通过我国四亿人口的地区,如果说有害的话,我们自己首先受害。我们不会拿这个做儿戏的。
  6月 根据周恩来提议,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会议期间,周恩来听取了有关汇报,主持修改了会议文件。
  7月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党的十大政治报告草稿和修改党章报告草稿。次日,将两件草稿讨论情况及其它十大准备工作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
  △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注〕的批评意见后,致信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一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
  △经周恩来批准,国务院发出通知,将迁往重庆的原哈尔滨工业大学迁回原地,并恢复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名称和建制;同时将原黑龙江工学院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分出,恢复原校名。
  〔注〕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本期刊登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7月4日 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中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又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谈话中,毛泽东还讲到批孔(丘)问题,表示不赞成骂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
  △到玉泉山做治疗。
  7月5日 将三日写给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的信和四日外交部核心小组就一五三期《新情况》问题写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一并送毛泽东阅,并附信说:“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毛泽东在周恩来三日写给外交部的信上批:“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十二日,约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起草批评并纠正第一五三期《新情况》观点的文章。之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此事。十四日,周恩来审阅、修改由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在该文分析美苏两霸既争夺又勾结处增写:“(美苏)争夺是长期目的,是实质,勾结是表面现象,互相利用为自己利益服务,而且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同时,也会从反面教育出更多的人民觉悟起来,反对两霸。”十五日,将此文送毛泽东审定,并传部分政治局成员校阅,同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内“严厉”二字删去,并批:“检讨不要写了。”根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批告外交部:将《〈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及《新情况》一五三号除发原单位外,加发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张春桥传达毛泽东四日谈话内容后,详述六月下旬以来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批示内容,作了检讨并承担责任。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多次指示精神,对十大政治报告草稿中国际形势和任务部分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7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读、讨论十大政治报告国际形势和任务部分,并商定由张春桥、姚文元再加斟酌后,印成修改送审稿报送毛泽东。
  7月7日 将新华社湖北分社关于《长江水位出现第二个洪峰,沿江地区工作重心转入防汛排涝工作》的报道,以“特急”件批送李先念、华国锋等阅,并告李、华对此须“特别注意”〔注〕。
  〔注〕七月八日李先念指示:先将周总理批示电告湖北省委遵照执行,并可以传达到长江沿岸各省、市,加强长江防汛工作,千万不可大意。
  △会见日中友协(正统)中央本部会长黑田寿男和夫人,谈世界局势及中东、亚洲、日本等问题。
  7月7日、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十大修改党章报告草稿和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稿。之后,将两件分别进毛泽东阅批。十日,致信毛泽东,建议在毛泽东处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十大召开日期及其它国内外大事。
  7月8日 夜,去玉泉山做治疗,十日回。
  7月9日 指示将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部违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情况的检查报告及新华社有关报道印发出席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代表,“请他们各回本省严格全面地检查各地生产建设兵团和公社生产队以及国营农场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全部情况,按照这次全国工作会议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政策所规定的各项办法,予以彻底实施”。
  7月10日 晚,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谈到由谁作党的十大政治报告问题。之后,张春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十大政治报告可由王洪文来作。
  7月11日 批准国防科委关于一九七三年科研、生产,试验计划的报告,强调在实施该计划过程中,“要随时、随事、随地严予检查,校正错误”,“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进”。
  7月12日 批示同意国务院科教组关于恢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报告,提出:要对原来的委员会进行改组,吸收新的血液;改组后的委员会及其名单需提请中央批准。
  △参加在京举行的一日在香港病逝的章士钊追悼会。
  7月13日 凌晨,去玉泉山做治疗。当晚返回。
  7月16日 根据周恩来关于要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十五日,毛泽东转来徐悲鸿夫人、原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要求恢复徐悲鸿纪念馆〔注〕的信,并嘱周恩来处理。今日,周恩来致信吴庆彤并转吴德,提出将原徐悲鸿纪念馆所藏作品、美术文献、图片资料等“分别查清”,并与王冶秋或国务院文化组议定徐悲鸿纪念馆恢复方案,“进行筹办”。并另致信廖静文,告毛泽东批示内容及与之洽商办法。
  〔注〕因北京地下铁道施工,将徐悲鸿纪念馆旧址拆除。
  7月17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毛泽东称赞杨振宁对物理研究有贡献。在谈到秦始皇和历史上法家时,毛泽东说: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当杨说这次回国前看到一些对秦始皇评价很高的文章,在西安博物馆又看到秦始皇对中国有很大贡献时,周恩来说:秦始皇代表统治阶级,不可以捧上天;但他基本是法家。次日晚,由邓颖超陪同再次会见并设宴招待杨振宁夫妇及其岳父母杜聿明、曹秀清。
  △对王冶秋所送关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女尸解剖新闻报道稿批示:同意。新闻报道应简化、通俗,有关科研座谈会的报告,可登专门刊物,并附解剖照片。
  7月19日 国务院批准科教组《关于一九七三年接受来华留学生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本年共计接受各国来华留学生三百八十二人,是一九六六年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以来的首批来华留学生。同年,经周恩来批准,有关部门开始恢复向国外派遣外语留学生的工作。
  7月20日 会见由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总编辑黄松率领的代表团,回顾了二十年代与胡志明在法国巴黎相识和在中国广州工作的经历。谈到新闻报道时说:我们的报道太长,特别是人物通讯。长了,给人印象就不深。应该越短越好。短稿子,事例又生动,给人印象就深。
  7月23日 参加十八日在京病逝的原教育部部长张奚若的追悼会。
  7月24日 对公安部一件有关来京上访问题的调查报告批示:我们各级机关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习气甚深。对上访确有困难者,应予以负责解决,一杆子到底。此外,必须追究基层落实情况,务使受害者或有问题不得解决者来信证明得到解决为止。
  7月27日—8月1日 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马瑞安·恩古瓦比少校和夫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同恩古瓦比举行多次会谈,交换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在谈到世界形势时说:世界大乱有利于人民革命运动。美苏会谈后。形势出现表面缓和,而实质更加紧张,两霸争夺更加激烈,世界更加动荡不安。谈到中国国内经济建设时,向恩古瓦比介绍了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照农、轻、重次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提出:“各国的建设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一条正确的路线。我国的经验说明,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发展了,粮食、棉花能够自给,解决了人民的吃穿问题,就能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又说:“搞建设,要区别轻重缓急,量力循序进行。集中使用人力、物力,就能一个一个地增加建成投产项目。”“我们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力、物力有限,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出超过国家经济能力的福利口号,会引起群众对国家领导的不满。这种极左的做法,说得好,是空想,说得不好,就是破坏。”二十九日,陪同毛泽东会见恩古瓦比。三十日,出席中国政府向刚果政府提供贷款协定签字仪式。三十一日,陪同恩古瓦比等乘专机前往旅大参观访问,八月一日返回北京。
  7月3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二十九日毛泽东关于党的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
  7月 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翻译反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为由,不予推荐其在农场劳动的女儿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来信批送外交部办理,提出:如果该同志的女儿确如信中所说,应请沈阳军区通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推荐本人来北京补考。又告,这位翻译的情况,我知道一些,她曾多次做过我同外国朋友聚会时的译员。他们夫妇的历史不管如何,不应影响他们的子女。这是党的政策。应让兵团同志懂得。
  8月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毛泽东七月二十九日关于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十大代表分省、市、自治区在各地集中,召开不公开的预备会议,讨论十大文件草稿;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可先开预备会议,草拟各项人选名单,此事拟由王洪文为主,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为副进行工作。四日,致信毛泽东,报告政治局会议议定各事。
  △对中国民航尽快实现“飞出去”的目标作指示;“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要在实际工作中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强调,现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了,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现代的世界,不能锁国自守,要把“飞出去”作为政治任务来切实规划,进行认真的准备。本月,又提出,中国应该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参加进去发言权就大了。随即,派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到民航总局督促落实。一九七四年二月,中国恢复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活动。
  8月3日 会见并宴请从美国前来观光和探亲的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旧政协会议代表缪云台等。
  8月4日 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以及这次会议拟定的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若干规定、规划等文件。
  8月5日 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情况,提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泽东还念了他写的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注〕诗,表达他评法批儒的观点。次日,江青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所写七律诗,并要求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表示:对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注〕毛泽东诗的前四句是:“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为中共中央草拟对中央军委三日关于总后勤部领导班子配备的请示的批示稿〔注〕。
  〔注〕经中央批准的总后勤部党委常委为十四人,其中张宗逊为书记,郭林祥、张池明、张令彬、詹海英为副书记。
  8月5日—20日 在周恩来指导下,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研究了有关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这是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
  8月6日 和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出席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代表和军委总后勤部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成员,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对两个会议报告的批示。
  8月7日、8日 根据毛泽东意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部门出席十大代表分别召开预备会的有关问题。在八日会上,主持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十大准备工作的通知。
  8月7日、13日 《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杨荣国〔注〕《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和《西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两篇文章。之后,一些报刊开始登载有关批孔、批儒的文章和评论。
  〔注〕杨荣国,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的批孔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8月8日、9日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约中共山东省委、济南军区党委负责人谈话,研究解决山东省批林整风中的一些问题。
  8月10日 《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七月十九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的张铁生〔注〕的一封信,并加编者按语,提出:“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之后,各地报刊均加以转载,并就恢复高考制度问题发表文章、评论。指责高校招生中进行文化考试是“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
  〔注〕张铁生,一九六八年下乡知识青年,任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在一九七三年大学招生考试中,张的物理化学卷交了白卷,为此,张在卷后写了一封信,对恢复文化考试的招生制度提出异议。
  8月11日 对《国内动态清样》一则反映“今年大学招生中‘走后门,现象仍很严重”的报道批示,要求所涉及单位进行严格检查,按中央有关规定办事。
  △夜,去玉泉山做治疗,次日返回。
  8月13日 连日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洪文主持下的中央十大筹备小组提出的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名单和十大主席团名单。本日,与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几天果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并附上两份名单。信中提出:“为使筹备和准备工作衔接得好,(选举准备工作委员会)主任仍为洪文同志,副主任七人〔注〕,均是在京政治局同志。”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注〕即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
  △经国务院批准,中央直属的原九所艺术院校合并,改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注〕,下设音乐学院、戏剧学院、美术学院和戏曲学校、舞蹈学校、电影学校。为保存文艺队伍,周恩来批示将原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和中央民族乐团合并为中国歌舞团,下设东方歌舞队;并对组建中国话剧团、中国歌剧团作出指示。但于会泳等人拒不执行。
  〔注〕该大学于本年十一月成立,江青任名誉校长,于会泳、刘庆棠等任副校长。
  △就出土文物赴美国展出时间问题批复余湛、王冶秋,提出:可设想两个方案,一是提供美方两套展品图录,由其选择;二是另搞一套展品,专为去美洲的,次序是加、美、墨、南美友好国家。现已在日、法的展品,可分别专在亚、澳和欧、非展览。
  8月14日、15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研究“长空一号”卫星发射问题。
  8月15日—17日 接待出访回国途中到达北京的范文同所率越南党政代表团。十六日,与范文同举行会谈。
  8月17日 审阅外交部、国家体委关于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开(闭)幕式、宴请、会见等活动的请示报告,批示:“比赛过程中,多请董老、朱委员长、陈云、邓小平、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等分别日期去看。”在报告所列参加各类仪式活动的领导人名单中,加写叶剑英、董必武等。二十二日,在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关于出席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几个问题的补充请示上再批:“(邀请赛开、闭幕式)还应加董代主席、朱委员长、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军委副主席。”
  8月18日 对国家体委负责人关于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中国代表团组成的报告批示:“原则同意。请你们自行决定,以考验你们政治思想水平和认识判断能力。”
  8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已列出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名额及其成员名单,并作了增补。次日,到毛泽东处再开政治局会议,汇报、议定名单。
  8月20日 毛泽东在十大政治报告稿上批示“原则同意”,并确定由周恩来作这个报告。
  △根据毛泽东意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介绍各地召开的预备会情况,以及对十大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讨论修改情况,并宣读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注〕,宣读和解释经毛泽东圈阅的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名单等,获一致通过。
  〔注〕《审查报告》提出:“林彪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报告建议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等人的党籍,撤消陈、黄等人党内外一切职务。
  △主持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介绍自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以来十大各项筹备工作情况,宣布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即日成立,中央政治局内已先成立一筹备小组,由王洪文任组长。
  △到三○一医院看望刘伯承。
  8月21日 凌晨,在开会回来的路上发现有些路段路灯停电,立即召集万里〔注1〕和北京市电力、公用、建设部门负责人开会,要求把首都供电系统建成一个安全、稳定的电网。在听取汇报时,询问时传祥〔注2〕近况,得知时因江青点名而受到迫害,已“遣送”回山东老家时,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当即指示有关部门将时传祥接回来,给他平反、道歉、治病。
  〔注1〕万里,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注2〕时传祥,原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掏粪工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
  △会见以荷兰议会二院议长冯德林为团长的荷兰议会代表团。向客人介绍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斗争的历史。在谈到二次大战后的中国状况时说:那时,世界上多数人都认为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会成功,恐怕包括当时的苏联也这样看。它认为世界上如果没有它的帮助,革命都不会胜利,所以它不相信我们会胜利。又说:现在有一种怪论,说任何地方如果美苏撤走,就会变成“真空”,其实没有这回事,中国就是证明。美苏走了,中国人民起来了,这真空不是别人的,是中国人民的。
  8月22日 到毛泽东处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选举筹备小组关于十大组织人事安排的酝酿结果。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十大主席团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为张春桥。关于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除以上七人外,另增加董必武、朱德二人。
  8月23日 主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协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会议,在会上说:政治报告署了我的名字,但不是我写的,是张春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起草的,经毛主席看过。报告是毛主席的思想,主席要我作报告。同时,传达、解释了毛泽东关于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路线,说明自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多次表示要培养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做中央领导工作的意愿。提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应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在讲到十大主席团增加了一些老同志时说:邓小平同志说过,有的老同志身体不好,可以做顾问。毛主席对小平同志的意见很重视,提出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他当主席。主席跟我讲,我说不行;他又跟政治局的同志讲,大家也都不同意。主席说,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鞠躬尽瘁。会议通过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
  △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各小组协商通过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及主席团全体成员名单。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读并解释经毛泽东圈阅的三份十大文件稿〔注〕。
  〔注〕即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名单、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预选)名单和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预选)名单。
  8月24日 主持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会议通过十大主席团一百四十八人名单和十大的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选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会上,周恩来说;我们最近一次在主席那里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主席说,希望这一次大会真正能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摘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既要坚持原则,又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内,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多数。这是中央政治局在主席那里开会时主席作的指示。
  △晚,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首先选出十大主席团及其领导成员。根据大会议程,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交《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8月25日 十大代表开始分组讨论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党章草案,并酝酿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至二十八日止,周恩来先后参加中央国家机关小组、天津小组、上海小组、江苏小组的讨论,并与代表们交谈,询问各地生产情况,强调要抓好生产,切实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开幕式。根据周恩来意见,参加中共十大的一些老同志应邀出席开幕式。
  8月27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汇报十大各项议程进展情况。毛泽东表示将不参加十届一中全会。
  8月28日 主持召开十大主席团会议,介绍各小组讨论、修改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情况。在谈到选举问题时,提出,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犯错误的省委第一书记,只要承认错误态度比较好,绝大多数都解放了,并都在这次提作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对犯有严重错误的老同志,有的也还要保留,这是一个代表性的问题,体现了毛主席的教育干部政策。
  △出席中共十大闭幕会。大会通过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打倒的邵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同时,王洪文、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他们的一些亲信、党羽,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代表一致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的党籍,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对林彪反党集团其它主要成员的处理和所采取的措施。
  8月29日 主持十大主席团结束会,审读十大新闻公报和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并讲话。在谈到今后国内工作时提出:我们还是要做好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还是要抓批林整风这个纲、阶级斗争这个纲,纲举目张地解决各种问题,做好各项工作。
  △召集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研究十大新闻公报的广播、报纸转载问题。
  8月30日 出席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预备会,就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事进行协商。预备会前,周恩来(王洪文联署)致信毛泽东、康生,强调预备会协商、解释的必要性,提出:“不进行这个手续,就不能说民主,而且有二百多人,他们均不知道,这等于强加于人。”在预备会上发表讲话,谈到顾问委员会的问题时说:过去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始有了顾问一职,如中央文革小组、外交部等。毛主席讲,中央成立顾问委员会,他可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
  △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会。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按姓氏笔画排列):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周恩来讲话强调:毛主席过去多次指出,当选中央委员和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者,不一定水平比未当选的人要高,只是当选者加重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又说:我们应该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是服务,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鞠躬尽瘁,尤其是我们老一辈的同志。全会还部署了军事方面的工作,批准了二十九日由中央军委提出的新军委组成人员名单〔注〕。
  〔注〕新军委名单共计六十三人,其中保留原军委成员二十八人,增补三十五人。
  8月 就傅作义查出胃部肿瘤事指示有关部门:要尽力抢救、治疗,至少保活一年。根据周恩来意见,傅即住院治疗。
  △批准对外贸易部、三机部《关于英国罗斯·罗伊斯公司来华商谈出售发动机专利问题的请示》。
  9月2日、3日 同王洪文、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开会。
  9月4日 《北京日报》发表由江青等人操纵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梁效)署名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
  9月5日 会见并宴请由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常设主席团委员波德纳拉希率领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六日、七日,与波德纳拉希就世界局势、国际共运等问题交换意见。
  △会见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日中经济协会顾问植村甲午郎为团长的日本经薪界访华代表团。当晚,与植村甲午郎、芦原义秉、土光敏夫、中山素平等日本客人谈发展中日两国贸易问题。
  △参加张体学〔注〕遗体告别仪式。
  〔注〕张体学,时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军区政委。
  9月6日 出席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随后接见文艺工作者,提出: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可以上演。此外,《横山上下来游击队》改一改,也还是不错的,作为纪念刘志丹的东西。要把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些作品、民问的一些东西进行提炼、加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服务。
  9月7日 就黄河下游豫、鲁交界处的兰考、东明等滩区生产堤决口,部分滩地被淹事,约钱正英谈话,了解详细情况并研究抗灾救灾措施。
  9月9日 接见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谈到:中日建交快一年了,从表面上看好像在两国国家关系上做出的事情还不算多,但这不要紧。实际上我们做了不少事情,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有的见诸文字,有的没有。的确有台湾这十障碍,要承认这个事实。但是,这一点我们总是要解决的。中日两国不要因为这么一件事情就使大的方针受到妨碍。大的方针就是签订中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这对改进远东形势有好处。我们希望中日两国不要因小失大。小局要服从大局,不能大局服从小局。要名正言顺。只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一部分日本人一定要和台湾来往,这是题中必然出现的文章,我们并不重视。但是有一条,如果是代表日本政府或国会去的,问题就大了,那就不行,那就等于承认两个中国。如果是把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部分看待,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9月10日 九日夜,一架载有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外国运动员及其它来宾的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北京机场起飞不久,因飞机发动机故障,请求返航降落,同时要求在空中放油。对此,国内从机场调度到民航各级领导部门层层请示达十三个环节,无人敢做主解决,致使飞机在空中带险盘旋了三十三分钟。后由张瑞蔼〔注〕断然命令地面指挥告该机“放油、着陆”,飞机方安全着陆。今日,周恩来召集民航等部门开紧急会议,详细调查事情经过,当场表扬张瑞霭做了一件大好事,说:我非常感谢你!并严厉批评一些部门的领导人:简直是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指出:我们许多事情之所以难办,就是办事要层层上报,无人做主。今后机构要精简,权力要下放,要坚决改革,减少层次,让懂行的人来领导,让飞行员出身的人来指挥飞机。这不仅是关系飞行安全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国际影响的重大问题。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会议决定将此事通报全国,并制定出有关防范措施。
  〔注〕张瑞霭,时任国家民航总局副局长兼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以前曾担任周恩来专机机长。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撤消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据此,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由原军口领导改为由国务院直接领导。
  △约王洪文、纪登奎谈四届人大代表问题。
  9月11日 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应邀来华访问。当晚,为蓬皮杜举行欢迎宴会,在讲话中说:中法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是我们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交朋友。又说,我们之间还有另一十重要的共同点,这就是我们都爱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都不允许世界上有哪个超级大国来控制、干涉或侵犯我们,都反对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事务。
  △对李先念转来国家计委《关于银行利用国外存款承担一部分成套设备进口外汇支付任务的请示报告》批示,表示“同意”李先念意见〔注1〕,并“附上陈云同志批注意见〔注2〕,交计委立即执行,随时检查”。
  〔注1〕李先念的意见是:“拟同意国家计委的报告,可先与西德谈进口一米七轧机,用国外存款现汇支付办法试行,但要做得稳当。”
  〔注2〕本年,陈云受周恩来委托研究对外贸易方面的问题。陈云在此处的批注意见是:在购买设备时要注意考察,“事先准备好新配件”,并且要借鉴“过去旧中国有过买旧设备的经验,例如南京的永利化工厂、山西阎锡山的太原钢铁厂,山西的窄轨铁路”。
  △就一则反映在京法籍专家、侨民等人员情况的材料,批告外交部、公安部:“有些愿出国或去法的外籍子女或混血子女,只要是自愿的,均可让他(或她)们出国,不要强留。行前可做些工作。”
  9月12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蓬皮杜。会见后,与王洪文一起向毛泽东汇报筹备四届人大会议情况。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商定:(一)发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会议的通知,有关代表名额的调整,由中央指定的组织工作小组负责处理。(二)关于修改宪法草案工作,拟选几个重点单位试作修改。(三)关于四届人大的其它筹备工作,拟先在政治局内组成兰个小组进行:①组织工作小组。王洪文任组长,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吴德、汪东兴为组员,负责审查全部人事组成名单;②宪法修改小组,康生任组长,张春桥为代组长。江青、纪登奎、苏振华、倪志福为组员,负责宪法的修改、整理工作;③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周恩来任组长,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华国锋为组员,负责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并先于近期提出报告要点或大纲。以上三组工作。均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十四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政治局商议情况,提出;“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圈阅了报告。
  △陪同蓬皮杜出席专场文艺晚会。晚会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经请示周恩来,将原拟奏乐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临时改奏由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对此,在场的江青大为不满,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作出检讨。次日,中国舞剧团负责人刘庆棠等写信给江青,说明“总理指示”的经过。十四日,江青写一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提出:“在这样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
  9月13日、14日 与蓬皮杜就广泛的国际问题举行会谈,着重对战后及当前世界局势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了解说。关于整个国际形势的看法,说: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欧洲人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希望和平,这是人民的愿望。可是,客观事实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它常常是按客观规律发展的。现在世界还是一个紧张局势。还没有得到真正和缓。在谈到对革命问题的理解时说:各国的革命,只有确实到本国人民需要的时候:十会发生,而且只有本国人民自己起来,通过其革命实践、奋斗,找出的道路才是可靠的。现在世界上所谓的“革命”也复杂得很,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革命也有各种各样的。所以,要很冷静地分析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要随便发表主张。强调:我们主张的革命和我们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不矛盾。这五项原则同总统先生提倡的民族独立、主权有点接近。我们说的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就是说,有前四条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说:有人讲中国是个大国,我们说既是又不完全是。从面积大、人口多这一点上看,这算是个大国;但从经济发展、经济实力上讲,却差得很远。如果按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水平看,我们要小得多,不能和你们比,你们现在十倍于我们。因此,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说我们是“潜在力量”,这是有道理的,就是说,是有发展前途的。我们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至少到二十一世纪时,才能达到你们那个水平。
  9月14日 陪同蓬皮杜乘坐专列前往山西大同参观访问。行前,致信毛泽东,提出自己不在京时,“拟请剑英同志代理我的工作”。
  △就智利总统阿连德以身殉职〔注〕事,致电阿连德夫人表示哀悼和慰问。唁电称:“阿连德总统生前为了智利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以及促进中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反帝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注〕九月十一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宣布成立军政府委员会,阿连德总统罹难。
  9月15日 陪同蓬皮杜前往大同市西北武州山南麓的云岗石窟参观。当看到石窟内一些佛像破损、风化严重,亟需修补时,询问有关部门修补规划。向随行的中外记者说:云岗石窟艺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完好保存下来。刚才得知对此有一个十年修补规划,时间太长了。我们要在三年内把石窟修好。三年以后请你们再来这里参观。
  △陪蓬皮杜飞往杭州参观。当晚抵杭后即听取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谭启龙,铁瑛等工作汇报,询问浙江省工农渔业生产情况。指示省委领导要加强团结,发展生产,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
  9月16日 陪同蓬皮杜游览西湖。针对西湖水面出现的油污,指示当地负责人:为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十风景如画的西湖,也为了让更多外宾在这胜似天堂的湖光山色中一饱眼福,今后西湖内应少用机动游艇,以避免湖水污染。当晚,陪蓬皮杜飞抵上海。
  9月17日 冒雨为蓬皮杜送行。外宾离去后,嘱咐有关负责人给机场欢送群众喝些姜汤,以防感冒。同日,中法联合公报发表。晚,飞回北京。
  9月18日 将十四日晨十四号台风袭击海南岛等沿海地区招致重大损失的材料,批送中央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阅。并告余秋里、吴庆彤先行办理慰问、救灾等事。
  △批复中共四川省委电话请示件,告省委应注意保护谢家祥〔注〕,“便于他进行工作”。
  〔注〕谢家祥,时任成都军区政委。
  9月20日 对刘酉尧、周荣鑫、吴庆彤十九日转来中国科学院《关于何鲁〔注〕病故,拟在报上发表消息的请示报告》批示:“一般的政协委员、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艺术家的逝世消息和有全国性的,似可在《光明日报》刊登,如何鲁先生病故即属此类。”
  〔注〕何鲁,中国科学院科技情报所研究员,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民革中央委员。
  9月21日—24日 同来华访问的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多次会谈,提出对世界局势、中东地区战争以及阿拉伯国家团结等问题的看法。在谈到所谓“真空”问题时,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根本不存在什么“真空”地区。现在大国争夺,我们第三世界凡是不屈从于它们压力和控制的,它们就视为“真空”。它们眼里没有人民。现在是二十世纪,人民起来当家做主,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这个“真空”才真正能够填补起来。二十三日,陪同毛泽东会见沙菲。
  9月24日 会见并宴请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宁和美国朋友苏兹贝格夫人。说;你们来中国参观,不要相信我们一切都好。我们现在还只是在摸索,需经过许多曲折的斗争才行。要不断纠正错误的东西,弥补缺点不足,坚持正确的方向。
  9月29日 对国家文物局《关于湖南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的发掘方案的意见》批复:“此事请待王冶秋同志回京后,偕同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各地有关科研单位和医学科研及医务人员前往长沙协助省委办理此事,并请文化组派科教电影制片厂、新影,总政派八一制片厂担任影片摄制工作。务期这次发掘工作。要取得比上次更多的成绩和收获。”批复要求成立一有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发掘工作领导小组,“订出切实可行而又不遭损失、破坏的计划,经省委批准后再开始发掘”。
  9月 对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的参加国庆活动的爱国人士名单感到不满意。认为不能反映当前形势,要求对此进行重新安排、落实。
  △和邓颖超接见张颖及其家人。询问一些老剧作家、作曲家、导演和演员的工作、生活情况,并说:我现在不管文艺工作了,但对文艺界的一些情况很熟悉,也很关心。老一辈开创的道路,今后还要靠青年一代走下去。请张颖代他问候文艺界的同志们。
  △在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上。科教组负责人迟群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探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又说:“哪些地方不重视批孔”,哪些地方就属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对迟群的言论,周恩来进行了批评。
  10月5日 会见由团长穆罕默德·乌尔德·塞加内为团长的毛里塔尼亚一中国友好代表团,说:我很想念达达赫总统,他帮助中国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同西非和中非国家的外交关系几乎都是达达赫总统斡旋和推动的,所以我们特别感谢他。在谈到“超级大国”的含义时,指出:超级大国就是超越别人、超越一切的意思,现在“超级大国”已变成世界上谋求霸权的国家的一个特有名称了。中国是个大国,但我们不做超级大国,不谋求霸权,这是第一。第二,中国现在还不够强大,和工业化国家相比,我们在经济上还不够强大。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希望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但目前还没有做到,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就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中一则反映浙江温州地区情况的报道,批告王洪文:“如今天大字报仍在衡上,无论如何,要劝张永生、翁森鹤〔注〕(将大字报)改到机关、工厂内,这与日前开人大形势也有关系,请你再过问一下。”
  〔注〕张永生,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时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翁森鹤,原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时任浙江省总工会副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0月6日 会见从日本回国观光探亲的原国民党政府驻日本代表团顾问徐逸樵和夫人斯桂珍。
  10月7日 与纪登奎谈解放一批干部并重新安排他们工作的问题。之后,中央组织部提出一份三百多人的名单。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这一名单,江青,张春桥等人屡屡从中作梗阻挠。
  10月10日 会见以日中友协(正统)理事长官崎世民为团长的日中友协(正统)代表团和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宫川寅雄为团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在谈话中提出:中日两国友好团体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办外交不同,主人需要什么,怎样做条件合适,都要照顾到。又说:友好重在精神,不在物质,尤其不在排场。对国家的开支一点不注意节约,不提倡节俭,这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是一个浪费主义者,也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
  △会见古井喜实、田川诚一等日本议会代表团成员时说:一个人做事果断的话,总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意。我钦佩你们首相、外相在恢复中日邦交问题上的果断。道路总是不平坦的,总是曲折的。从去年建交以后,我们基本上结束了半个世纪的不正常状态,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样一个前途是扭不回去了。
  △接见巴基斯坦前任驻美大使阿迦·希拉利,高度赞扬巴基斯坦领导人及希拉利本人为中美接触所做的多方努力,说:第一次中美会谈是巴基斯坦在万隆会议开的头,第二次基辛格和尼克松先后来华,也是巴领导人出的力。在中美关系缓解方面,巴基斯坦做了大好事,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0月10日—14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应邀来华正式访问。十日至十三日。同特鲁多举行多次会谈,谈及世界和加拿大经济、中国革命、中加关系等。在谈到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问题时说:每个阶段都有新的问题,要由新的一代来解决。我们不能为下一代制定出什么方案,让他们按照我们的方案做。我们只能设想一些原理和原则,真正具体化还需要无数代的努力。十三日,陪同毛泽东会见特鲁多。同日,两国政府贸易协定签字。当晚,陪同特鲁多乘专车前往洛阳参观访问。十四日,从郑州飞抵北京。
  10月11日 就第四次中东战争(本月六日爆发)致电埃及总统萨达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击以色列的正义斗争。并向埃叙两国驻华大使面交致两国总统的支持电。
  10月13日 就一则关于中央乐团访日改期、引起日方有关人士意见的反映材料批示江青、姚文元等:“这件事很值得我们深思”,“今后当引以为戒”。对此,我已向日方有关人士表示道歉。“他们认为去的乐队只能是小型的,我们非大型不可,这不是强加于人吗?”说小型(乐队)只能奏《黄河协奏曲》,我简直不能相信。而《黄河协奏曲》他们还是欢迎的。“我们完全不为对方设想,只一厢情愿地要人家接受我们要求,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
  10月15日 会见并宴请美籍中国物理学家吴健雄、袁家骝,听取有关国际宇宙线会议讨论情况,建议在场的张文裕、钱学森加强这一方面的科研工作。
  △迟群在国务院科教组本月中下旬召开的理工科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继续指责教育界出现的“复辟”、“回潮”现象,并对其在九月召开的批孔座谈会上的言论进行辩解〔注〕。当晚,周恩来约迟群、谢静宜等谈话。
  〔注〕迟群说:“科教组开的那个批孔会是正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科教组没有降调,谁降调谁负责。”又说,“反对批孔,就是复辟。”
  10月16日—1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会议筹备工作,并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10月17日 会见西哈努克、宾努和英·萨利,告知美国方面已同意由法国飞机去金边接王后的消息。
  10月19日 到北京大学参加埃德加·斯诺骨灰安葬仪式〔注〕。
  〔注〕埃德加·斯诺一九七二年在瑞士病逝后,遵其遗嘱,将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斯诺生前任教的燕京大学旧址)未名湖畔。
  10月20日、21日 二十日,飞抵沈阳。与金日成举行多次会谈,就国际局势、亚洲和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二十二日,飞回北京。
  10月22日 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一官员来京私闯驻京某部队事,批告有关部门:对此人“应予以警告,下次不许如此,否则,不容入境”。
  △将公安部部长李震身亡〔注〕的消息告知叶剑英、李先念等,并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破案问题。
  〔注〕后经调查,李震系自杀身亡。
  10月23日—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李震案情,并听取有关部门侦破情况汇报。会议研究决定,此破案工作,委托华国锋负责,纪登奎、吴德协助,重大问题报政治局解决;同时,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二十三日和二十七日,先后致信毛泽东,汇报李案详情及政治局会议情况。
  10月24日 批示同意在上海市内建造一万人体育馆工程,提出:该馆设计应“到现场去”,“北京长处要学,短处要去掉,而且还要批判地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努力赶超”。
  10月26日 会见美国《纽约时报》外事专栏作家苏兹贝格。在谈到中美建交问题时说:这既取决于美方,也取决于中方。美方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方已经准备这样做了,从“上海公报”中可以看出这个前途。作为中方来说,将自己解决台湾问题,统一祖国,“上海公报”中也可以看到这一前途。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了。应该承认,一年半来在中美关系方面有一些发展,如人员来往方面,就有很大发展,打破了二十多年来隔断的局面。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关于中苏边界谈判,说:这是以十九世纪中俄不平等边界条约为基础进行的谈判,目的是将“争议地区”合理解决,划定走向,然后签订新的边界条约。所谓合理解决的方式,就是互谅互让,彼此照顾现状。但两国现已谈判四年,连临时措施〔注〕都未落实,甚至连“争议地区”的客观事实苏方都不承认,这如何谈得上合理解决呢?强调: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把中国自己搞好,这是我们最急迫的事。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要把经济发展起来,还要几十年的时间,至少二十世纪内做不完。谈话中,苏兹贝格称周恩来是亚洲闻名的“工作最辛苦的人”。
  〔注〕指一九六九年九月中苏两国总理商谈并达成谅解的维持中苏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四条临时性措施。
  10月29日 约万里、杨德中、赵鹏飞等谈北京饭店新楼工程问题。十一月二日,再约万里等三人谈。
  10月31日—11月4日 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应邀来华访问。三十一日晚,在欢迎惠特拉姆总理的宴会上讲话说:整个世界在动乱中不断改变着面貌,第三世界的广大中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三日,同意特拉姆举行多次会谈,就中澳关系,东南亚和中东问题等交换看法。周恩来在会谈中讲到:蒋介石在台湾省有一个高雄港是自由港,没有税,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这样,吸引很多外资到台湾去投资。十一月二日,陪同毛泽东会见惠特拉姆。
  10月 迟群等人在清华大学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将该校领导干部和教职工等六十多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罗织罪状,进行批斗,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在此期间,迟群还在《教育革命通讯》上发表署名文章,提出教育界“出现了一股翻案风”,有人搞“反攻倒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清华大学的这场运动,波及北京和外省市的一些院校。
  10月至11月间 开好广州秋季商品交易会,多次指示应加强广交会的安全保卫,提供并满足外商订货,解决国内外宾客住房、用车,以及掌握外贸中的信息、动态。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省、广州市负责人抓紧落实。
  11月1日 由罗思鼎〔注〕撰写、经姚文元修改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一文,在《红旗》杂志第十一期上发表。该文借批“宰相”、批“折衷主义”和“反复辟”,影射攻击周恩来。此后,江青等人操纵的写作班子在一些报刊连续发表文章,论述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
  〔注〕罗思鼎,系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下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所用笔名。
  11月2日 就新疆一钢厂家属工为转正式工事包围自治区机关的《情况反映》批告李德生:再以电话问新疆自治区党委,该厂家属工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未,要管工业的同志直接打电话给计委,家属工是否也要区别对待。如家属工已为长期工,应转正;如为临时杂工短工,则不在转正之列。总之,要为他们解决疑难问题。单责备其错误而不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恐难以服人。
  11月3日 就斯里兰卡面临粮食困难的问题,批告李先念、李强:“在与斯里兰卡谈下一年度贸易时,一定要保证对斯的托米供应,满足对方要求,以支持班夫人〔注〕渡过难关。”
  〔注〕即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对《国内动态清样》关于《中朝女篮在京三场赛中发生哄场情况》的报道批示,要求国家体委负责人对此进行“调查核实”,并给外地有关城市“打招呼”,“事先做好观众和中国女篮队的工作,再不容许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作风重犯”。并建议:待朝女篮回京后,还应补行一次女篮比赛,以弥补这一不友好的情绪和行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11月6日—15日 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来华访问。七日至九日,周恩来同史蒂文斯就国际形势、非洲等问题举行多次会谈。在会谈中说:世界近代史表明。凡是搞扩张的民族和国家,总是要失败的。现代有些大国搞扩张主义,也肯定是要失败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当前非洲的发展趋势是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整个非洲现正走向彼此联合、互相支持。非洲人民的团结有了很大进步,非洲国家主持正义,也表明联合行动的力量,从这一点上说,非洲要比亚洲进步。七日,陪同毛泽东会见史蒂文斯。十日,送史蒂文斯去上海访问。
  11月7日 在毛泽东处会见史蒂文斯后,同毛泽东谈话。
  11月9日 对“七二八”核电站工程建设方案作出批复,告上海市委和二机部做好准备(包括图纸和模型)之后,即可直接听取他们的汇报。
  11月10日—14日 基辛格来华访问。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及其它有关问题举行多次会谈。基辛格说: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在此基础上怀着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态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题。周恩来表示: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你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有原则性的、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我们同意这一说法。十二日,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毛泽东提出;应把美国跟我们的关系,同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分开。十四日,中美关于基辛格访华公报发表。
  11月13日 为对外友协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只印发周恩来、江青二人事,江青以批示向周恩来提出:“这类简报,建议也送春桥,文元同志。”同日,周恩来批告外交部:“请从今起,外事活动简报,一律印送主席、政治局在京全体同志,及有关各部、委、组,望通知友协照办。”
  11月16日—19日 批复“同意”对外友协关于邀请土耳其两音乐家于十二月上中旬来华作访问演出的报告,要外交部具体办理此事。十八日,江青见该件后批道:“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十九日,周恩来又批:“今后应尽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调查清楚,避免请来我无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内情的文艺团体。”之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继续指责对外友协的报告是宣扬“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并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发起“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泛滥”活动,攻击此邀请演出是“开门揖盗”,号召“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在江青等人干扰下,原定土两位音乐家访华计划未能实现。
  △做治疗。
  11月17日 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今日,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它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
  △晚,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十八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1月18日—23日 由阮友寿主席率领的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来华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几天中,与阮友寿举行多次会谈。十九日,陪同毛泽东会见阮友寿和阮氏萍外长等。二十日,中国政府给予越南南方共和无偿经济援助协定在北京签字。
  11月20日 就蒋南翔来信要求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事,批示迟群、谢静宜:“蒋的政治情况如何?可否恢复他的组织生活?请查明告我,以便将蒋信转呈主席时附一说明。”
  11月21日—12月初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11月23日 会见由计划和合作部长奥斯曼·塞克率领的塞内加尔政府代表团,就塞内加尔及非洲发展农业等问题发表见解。
  11月25日 毛泽东对一封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批评江青的信〔注〕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注〕信中批评江青“民主作风较差”,把文艺强调得过分,不执行“双百”方针等。
  11月28日 会见以冈崎嘉平太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访华代表团和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北京联络处的代表和工作人员。谈话中说:中日两国间的备忘录贸易〔注〕虽然结束了,今后仍请大家每年来中国一次。
  〔注〕指一九六二年开始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协定的政治会谈。
  11月 在得知有不少人前往江苏淮安寻找周总理故居,要求参观的情况后,嘱吴庆彤转告中共淮安县委加以调查后向他汇报。十七日,向淮安县委正式提出关于处理其旧居的三条意见:(一)不要让人去参观;(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在淮安县委常委根据这三条意见作出有关决定后,表示满意,并多次询问决定的执行情况。
  12月8日 就一治疗老年性支气管炎中草药材配方事,批告谢华〔注1〕和三○一医院负责人:经试用后,应将其疗效与满山红〔注2〕对比一下,并作研究汇报。
  〔注1〕谢华,原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后担任国家卫生部军管会副主任。
  〔注2〕满山红,中药名。
  △在欢迎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访华的宴会上讲话说: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太小、贫富和强弱,应该平等相待;我们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席间还就发展中尼友好关系等问题同比兰德拉国王进行交谈。九日,陪同毛泽东会见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九日和十日,同比兰德拉国王举行会谈。
  12月11日 致信毛泽东,汇报根据毛泽东意见,外交部和军委办公会议拟开扩大会议学习、讨论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会议有关内容的准备情况,并提出:外交部、军委既开这样的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也应安排开这样的会。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12月12日 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毛泽东还表示赞成叶剑英的意见,“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提议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工作,当军委委员。又说,“(邓)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邓小平任职的意见。政治局会议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指示,并研究了贯彻实施的具体办法。十四日,写信将会议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
  12月13日 被通知参加中央军委办公会议部分成员会议。会议讨论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和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准备工作,并提出实施方案。
  12月14日 到毛泽东处参加有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出席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谈到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提出:对这件事各省都要做工作,都要打招呼,要开欢迎会、见面会。毛泽东又说: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邓)当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12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邓小平任职等指示。根据毛泽东意见,会议商定了来京参加中央军委会议成员名单,并研究了大军区司令员在地方一律不兼职等问题。
  △到毛泽东处参加有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出席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向到会人员介绍邓小平时说:现在请来一位总参谋长,你们的老上司。我送你(指邓)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12月15日、16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同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对调问题,并就同其它大军区负责人谈话事作出安排。会后,与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了两次会议的情况。
  12月17日 各大军区负责人全部到京。根据安排,由中央政治局成员分别同他们就对调事谈话。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所谈情况汇报。
  12月1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讲话,通报几天来政治局成员分别做工作的情况。会议赞成毛泽东的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会议还就即日起召开中央军委会议作出具体部署。
  △和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一起,参加中央军委会议。
  12月19日、20日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各小组会,并听取会议各组讨论情况汇报。根据汇报,政治局会议商定,中央军委会议拟转入对调协商、交换工作阶段,并研究了对调命令、交接程序等问题。二十一日,同王洪文联名将两天工作情况报告毛泽东。
  12月2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命令草稿。次日,再召集政治局成员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部分人员讨论修改军委命令稿。
  △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全体成员。
  12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并注明此通知可下达到党内外群众。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的命令〔注〕和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同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这两个文件。
  〔注〕根据命令,任命李德生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为北京军医司令员,许世友为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为南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为济南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为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为兰州军区司令员。
  12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中央“两报一刊”一九七四年元旦社论稿。
  12月26日 将中央外事摄影小组关于准备在毛泽东书房内安装新型固定摄影灯的报告批送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建议将此灯先安装在中南海游泳池大厅“试试看”,“如开关多次,灯泡、灯光、镀膜不发生问题,再相机建议安装”。
  12月28日 《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北京日报》十二日刊登的题为《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和《北京日报》编者按语。《人民日报》再加的编者按语提出:要“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矛头针对周恩来。
  12月29日 召集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由王洪文传达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邓小平任职等问题的几次谈话要点。
  △向来京参加中央读书班学习的杨贵〔注〕询问河南红旗渠水源情况,以及林县食道癌发病原因,要求解决好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注〕杨贵,原中共河南省林县县委书记、安阳地委书记。本年调公安部工作。
  12月3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一)通知新调任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均出席年底或元旦军民联欢会,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二)将毛泽东十二月中旬以来几次谈话要点下发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口头传达至县、团级领导干部;(三)在中央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自一月一日起开始学习毛泽东最近关于外交工作、政治局工作和军委工作的几次谈话,并联系当前实际斗争进行讨论。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与王洪文将政治局议定各事报告毛泽东。
  12月 对援建坦赞铁路工程指示,坦赞铁路工作要做好,要善始善终。培训当地技术人员是一件有长期影响的大事,要贯彻始终。总之,要搞好这个项目,搞好这个样板。
  本年 根据周恩来关于抓经济整顿工作、调整比例关系、解决国民经济中“三个突破”问题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国务院有关部门采取措施,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紧缩通货,控制货币投放,使解决“三个突破”问题取得明显成效。〔注1〕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主要指标均完成或超额完成,同一九七二年相比均有不同程度增长。〔注2〕
  〔注1〕一九七三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为五千七百五十八万人,工资总额为三百五十三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点六和百分之四点一,明显低于前两年年均递增百分之八点五和百分之十一点二的速度。
  〔注2〕本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三千九百六十七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二。其中工业总产值二千七百八十九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五;农业总产值一千一百七十九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点四(以上均按一九七○年不变价格计算)。
  △同中国政府建立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达一百五十多个。
  △在一份关于派团出国考察的报告上批示:“一定要精选能够学习考察一些知识,把经验、先进技术带回来的人去,不要来去空空,专门讲排场,无所获而回。”
  △对谷牧、曾三〔注〕、贺诚、卢绪章等人的治疗、工作安排等问题,以及曹禺、周巍峙、黄宗英、王昆、筱文艳,刘诗昆等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工作情况给予关心,并作具体指示。
  〔注〕曾三,原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馆馆长。



 
 

2007/09/10

1973年七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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