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革命激流的踏浪人

 




  (二十七)“赤色黄埔系”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周恩来回国后不久担任了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并以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的身分,直接领导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的工作。那时,我(即王逸常——编者注)在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习,后来到政治部任组织干事,并一直担任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委员,有幸亲自目睹了周恩来同志的伟大革命实践。
  这年秋天的一天,我们几个支部委员到设在东皋大道的广东农民协会,听广东革命政府总顾问、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作报告。报告前,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招呼我们来到一间会客室里,张太雷、彭湃等,正围着一位同志说话。这位同志身着浅蓝色西服,浓黑的眉毛,炯炯有神的眼睛,十分英俊。见我们进去,他立即迎上来和我们握手,并主动自我介绍说:
  “我叫周恩来!”
  随着,陈延年告诉我们,党中央决定周恩来同志到黄埔军校工作。我们听了,都很高兴。
  从次日起,周恩来穿起一套黄色军便服,每天清晨,披着羊城绚丽的彩霞,健步来到烟波浩淼的珠江“天字”码头,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来到政治部工作;傍晚,他迎着南海带着碱涩味道的暮风,兴致勃勃地离开“黄埔”码头,回到两广区委的寓所,处理党内事务。
  周恩来一踏进军校的大门,立即为革命军队的建设而紧张地工作。他利用训练间隙,接近教职员、学生,亲自了解群众的心声。简陋的学生宿舍,嘈杂的小吃部,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那平易近人的风度,热情而风趣的谈吐,很快就抓住了大家的心,使大家在闲谈中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
  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特有的远见卓识,登上大花厅的讲坛,用革命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觉悟。他所作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武力与民众》等讲演,精辟地分析了军队的来源、军队的阶级性、革命军队与反动军阀的根本区别,号召军队做“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为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冲锋陷阵”。他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很受大家欢迎。
  周恩来还认真抓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他亲自组织政治学习,研究组织发展工作,参加接受新党员的会议。接收一期学生曹渊入党的小组会议,就是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里召开的。周恩来端坐在办公桌前,望着这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军人,语重心长地说:“曹渊在学校读书期间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现在入党了,今后更要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政策,站稳党的立场,做党的忠诚战士,做革命军队的优秀指挥员!”曹渊同志入党不久,就成为军校教导第一团学兵营的党代表,后又调到叶挺独立团当第一营营长,成为革命军队的一名出色指挥员。
  周恩来来到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后,很快把军校的政治工作全面开展起来。
  他首先从第一期毕业生中选调了我和杨其纲、洪剑雄等,到政治部当见习干事。接着便召集我们研究政治工作计划。他在征询我们的意见后说:“过去黄埔军校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你们看,蒋校长办公室门前挂的是于右任为他写的‘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的对联,学生手中流传的是蒋校长主持编写的‘曾(国藩)左(宗棠)治军语录’,这样怎么能把学生训练成真正革命的军事干部呢?今后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真正在军校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接着他提议政治部要做好三项工作:其一是向新成立的军校教导第一团选派党代表;其二是建立“青年军人联合会”,出油印壁报《士兵之友》;其三是建立政治部正常工作秩序和政治工作制度。最后还进行了分工,制订了工作细则。
  从此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周恩来每日除了用少量时间浏览我们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志、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他经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
  “青年军人联合会”是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是对青年军人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组织形式。周恩来经常找该会的负责人蒋先云等研究情况,给他们出谋划策。在他的关怀指导下,“青年军人联合会”很快发展会员二千多人,活动范围由黄埔军校扩展到陆粤的陆军和滇、桂、湘军所设的军官学校。在同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次,“孙文主义学会”在军校集会,宣传戴季陶的什么《孙文主义哲学基础》,硬把孙中山先生说成是周公孔孟的继承人,妄图扭转历史潮流,破坏国共合作。为了戳穿这种谬论的反动实质,“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设计了一幅漫画:戴季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疙瘩小帽,十分吃力地背着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塑像,朝着阴森破败的孔庙里走,旁边站着的洋人、军阀、党棍、财东,拍手称快。这幅漫画对国民党右派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很快贴遍了军校内外,反响强烈。
  政治部出色的工作,得到我党和广大进步师生的高度赞扬,也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切齿嫉恨。他们诡称政治部是“赤色黄埔系”,“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御用工具”,破坏统一战线,甚至唆使“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教授部的官佐林振雄制造事端,殴打“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引起全校进步师生的极大愤慨。这件事发生后,周恩来十分气愤,他立即找军校的党代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在廖仲恺先生的支持下,将林振雄撤职查办,广大师生无不交口称赞。但人称蒋介石“第一只手”的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却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共产党人进攻,派人监视共产党人和进步师生。在一个个漩流面前,周恩来像一位老练的舵手,劈波斩浪,镇静自若。他主持召开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委员会会议,决定由蒋先云等出面,公开揭露王柏龄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当时蒋介石由于羽毛未丰,佯装公允,不敢公开庇护王柏龄,使得这个“教授部主任”威风扫地。从此,黄埔军校就留下了周恩来打断蒋介石“第一只手”的佳话。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出色工作不仅为即将开始的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而且也为我党独立领导军事斗争,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培养了干部,积累了经验。

  (二十八)出生入死第一回

  周恩来丰富多采的一生中,经历过无数回出生入死的考验,第一回险情发生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屠杀中国民众的血腥暴行激起了中华民族极大的愤慨,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风暴席卷中国大地。
  六月二十三日,广州群众和香港工人为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在广州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示威大会和游行。由黄埔军校的军人和学生组成的这组游行队伍的前列,走着一位英气勃勃的年轻军官,他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一九二四年秋天从欧洲回到祖国的,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建立,广州成为南方革命的中心。周恩来乘船经香港到达广州后,党组织立即让他留在广州,肩负起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双重责任。
  第二年春天,他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分参加了讨伐广东地方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就在东征节节胜利向前推进之时,盘踞在广州地区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却叛变了革命。广东革命政府立即下令东征部队回师广州肃清叛军,保卫革命根据地。周恩来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部回师广州。途中,传来了“五卅”运动发生的消息。六月十二日,回师部队抵达广州郊区龙眼洞,经过三天的战斗,在留守广州的铁甲车队的配合和广州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平息了这场叛乱。可以说,周恩来是带着满身的尘土硝烟投入这场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
  周恩来到达广州后,立即同中共广东区委取得联系,并与有关同志商量组织群众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他还对游行的具体工作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大游行前夕,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军校组织军人和学生参加群众游行。周恩来得到通知后,不仅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从学校中抽出一个营组成黄埔军校的游行队伍,并决定亲自率部参加,以鼓舞士气。这件事情后来被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知道了,他对此非常不满。
  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时,周恩来率黄埔军校的队伍聚集到东较场开大会。会后,游行队伍以工、农、商、学、兵的次序出发。据说,军队走在全队之后,就是表示军人是和平示威民众的坚强后盾。
  游行队伍三人一排,周恩来和黄埔军校的官兵们手里拿着“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小旗,高呼着口号向前行进。这支整齐、雄壮的队伍给走在前面的群众很大的鼓舞。
  就在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河的沙基时,驻在沙面的英军突然用步枪向毫无防备的游行群众射击,接着就以机枪扫射,停泊在白鹅潭上的外国军舰也开始炮击。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在全副武装的外国侵略者面前纷纷倒在血泊中。走在周恩来两侧同他并肩前进的两人都不幸被子弹打中而身亡了,鲜血溅到了周恩来的身上。
  黄埔军校的士兵和学生们一面以人行道的石柱为依托进行还击,掩护群众撤退,一面监视着河对岸的情况。由于“事起仓猝,路狭人稠”,无法躲避,当场死亡的达五十多人,受伤的一百多。仅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士兵死难的就有二十三人,受伤的五十多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沙基惨案”。后来,周恩来不止一次向邓颖超谈起当年那惊心动魄的情景,以致邓颖超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时仍记忆犹新。她曾说:“这是周恩来第一次遇到的险情。”
  望着扑倒在血泊中的同胞,黄埔军校的学生士兵们不愿轻离沙基。大约下午四时左右,下起大雨来,沙面才停止了射击,各医院救伤队也纷纷赶来。
  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闻讯后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她见到死伤狼藉,不禁大哭失声。周恩来的眼泪这时已被雨水冲刷干净了,民族仇恨深深地埋在他的心中。疯狂的屠杀,同胞的鲜血,使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成熟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抗议沙基惨案的演说。三十一日,他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在报告中向广大工人明确指出:“现在中国工人、农民、士兵的生活都十分痛苦,这些痛苦是帝国主义给予我们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工农兵大众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经过这次事件后,周恩来更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反动派的斗争中去。

  (二十九)无双的结合

  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下午,一艘由上海开到广州的客轮徐徐停泊码头。身着白衫黑裙、头梳S髻、一身女教师装束的邓颖超,满怀喜悦、兴奋的心情,踏上广州码头。
  十六七年前,她四五岁时,曾随母亲由南宁飘泊到广州。那时,母女两人住在一个小客店里,凄凄惶惶,母亲终日愁眉苦脸,为生活发愁。
  现在,广州已是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周恩来参与领导的第一次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六月十九日,香港工人抗议“沙基惨案”举行总罢工,二十万罢工工人回到广东。广州一派革命新气象。
  她也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离开上海时,她曾给周恩来发过电报,告诉他轮船到广州的时间,她相信,他一定会到码头上来接她。
  码头上、下船的人和接人的人挤成一团。邓颖超提着手提箱,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焦急地寻找她那样熟悉的英俊的脸庞。
  没有,人群中找不到周恩来。邓颖超禁不住失望,有些生气了。离别五年,千思万想,万里迢迢,从北洋军阀的统治和通缉下赶到广州来准备结婚的邓颖超,在码头上人群中找不到周恩来。他平素待人何等细心周到,难道这次他会这么疏忽大意?
  好在有他寓所的地址,邓颖超叫了辆人力车,径自往周恩来寓所去了。
  码头上拥挤的人群里,一位青年军官手拿一张年轻姑娘的照片,急得满头大汗,对照着照片在找人。他就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陈赓。
  这一天,周恩来匆匆忙忙交给他一张邓颖超的照片,让他代表自己到码头上去接邓颖超。他说自己实在忙得走不开,要他见了小超务必解释一下,再送她到他的寓所休息。
  此刻,他焦灼地在人群中寻觅着,直到码头上人都走光了,也没有接着邓颖超,陈赓沮丧极了。他这是第一次没有完成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而且是这么特殊而重要的任务。他该怎样回去向他一向敬佩的周主任交差呢?
  灵机一动,他想,能干的邓颖超也许已经到周恩来寓所去了。他马上赶回寓所。
  果然,在门房的小屋,他见到一位身着白衫黑裙、长得端庄清秀的姑娘,和照片中的一模一样。
  陈赓慌忙上前,急急忙忙说:
  “我叫陈赓,周主任的警卫副官。周主任实在忙得抽不出时间,特地让我拿着你的照片,赶到码头接你。怪我粗心大意,没有接到你。我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歉意!”
  陈赓一口气说到这里,啪的一声,双脚立正,右手举到帽檐行了个漂亮的军礼。
  邓颖超噗哧一声笑了,热情地和陈赓握手:
  “谢谢你,陈赓同志,很高兴见到你。恩来同志忙,不来接我没有关系。只是麻烦你白跑一趟了。”
  陈赓和周恩来住在一起,他有周恩来房间的钥匙,连忙开门请邓颖超进房休息。
  邓颖超进房一看,只见陈设朴素雅致。一色的浅色家具,一张双人木床,一张书桌,一个玻璃门衣橱,一个藤制书架,几把藤椅,一个衣架和一个洗脸架。看来周恩来已把结婚房间简单布置好了。她又看到窗台上放着两盆盛开的鲜花,阵阵幽香袭人。陈赓忙介绍,这是周主任今天早上特地叫他买来的,说是“小超最喜爱鲜花”。邓颖超听了抿嘴一笑,心想他还是这么细心周到。陈赓忙着打来洗脸水,又送上一杯广州凉茶,说是喝了消暑解渴。邓颖超连忙道谢。
  陈赓的调皮劲上来了,笑着问邓颖超:
  “小超同志,你是先休息呢,还是让我带你去找周主任?”
  邓颖超脸上一红,随即开朗地笑道:
  “在船上我早休息过了。我是来广州工作的,如果你有时间,请你带我看看革命的广州。”
  陈赓听了,微微一笑。这位小超同志,说起话来,滴水不漏,和周主任真是天生的一对!
  他们到了文明路中共广东区委会。工作人员说,周恩来刚来过,和区委委员长孙延年一道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去了。他们又赶到那里去。
  邓颖超还没吃晚饭。陈赓在路上买了几个面包塞给邓颖超,一面抱歉地说:
  “晚饭时间过了。你先充充饥。周主任常常忙得忘了吃饭,我留两个给他当晚餐。”
  邓颖超谢谢他的好意。说实在的,她如今只想早一点见到周恩来,哪有心思啃面包呀。
  省港罢工委员会设在广东省总工会,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陈赓是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教练,带着邓颖超,直闯进去。
  满屋子烟雾腾腾。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等正在开会,陈延年也在那里。陈赓悄悄地向邓颖超介绍他们。邓颖超一面留神听,一面四下观看,周恩来呢?
  邓颖超只觉得眼前一亮。烟雾迷漫中,在屋子的一角,她见到了一身戎装的周恩来,正低着头在写着什么,五年不见,他比在天津时瘦了,但依然那么英俊、严肃、睿智和深沉。
  陈赓快步走到周恩来身边,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
  周恩来抬起头来,一眼看到五年不见、他深深爱恋和想念着的小超。小超依然白衣黑裙,头梳S髻,只是比以前显得更加端庄、俊逸和成熟了。
  周恩来向邓颖超点点头,笑了笑。这是邓颖超十分熟悉的热情的微笑,如今更增添了含蓄的深情和温柔,邓颖超想,他一定会走过来和她说几句话吧。
  她等待着。她在这里非常陌生,不好意思走过去。但是,没有见他站起来,只见他在和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他们热烈交谈着。
  邓颖超想,他们想必在商量重要的工作,谈完了他总会过来吧。
  她等着他。不料,周恩来站起来,和陈延年一起走了。
  邓颖超委屈得几乎要哭出来。这个周恩来,人家不远万里而来,难道他就忙得连一句话都顾不上和她说,哪怕在耳朵边说几句悄悄话也好嘛!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径自走了?!
  能干的陈赓又来到她身边。他说,周主任和陈委员长赶回广东区委会去开会,让他送小超回去休息,实在对不起!陈赓一脸抱歉的神色。他真觉得周恩来太过分了,哪有这样对待未婚妻的?还尽让他给邓颖超赔不是。
  邓颖超看出陈赓的为难,她洒脱地对陈赓笑笑:
  “恩来同志他忙,我理解,以前也这样,不用他照顾我。我正想多了解一些全国注目的省港大罢工情况。让我在这里再待一会儿吧。你忙,你去照顾恩来同志。待会儿我雇辆车自己回去。”
  陈赓一听,心里想,这位小超同志真够要强的,也是工作当先,和周恩来真正称得上是一对革命伴侣,便笑着说:
  “小超同志,我在这里比你熟。你要多待会儿,行啊,等会儿我送你回去。”
  十点多钟,会散了。陈赓正要送邓颖超回去。不料,原定十二点宵禁的时间忽然提早两小时,他们回不去。幸亏陈赓在这里很熟。他找了间屋子安排邓颖超休息,嘴里连说对不起。
  邓颖超反过来安慰他:
  “你别过意不去,陈赓同志。我和恩来以前在天津搞学生运动时,情况紧急,回不了学校和家是常有的事。随便找个地方,打个盹行了。是我今天太对不起你了,既影响你工作,又影响你休息。”
  “哪里,哪里”,陈赓忙说,“我今天的工作就是代表周主任接你,让你好好休息。抱歉得很,没有完成任务。”他敬了个军礼,转身走了。
  邓颖超翻来覆去,怎样也睡不着。广州沸腾的生活吸引了她,多么奇异的一天。她更忘不了周恩来充满深情的匆匆的一瞥。虽然他没有走过来和她说一句话,“无限深情尽在不言中!”
  毕竟十分疲劳,她朦朦胧胧睡着了。一觉醒来,天色大明。罢工委员会已是人声鼎沸。
  陈赓又来到她面前,笑着告诉她,周主任昨夜因宵禁住在广东区委会,今天一清早过江到黄埔军校去了。他让陈赓捎话,今天一下班,一定尽早赶回寓所。
  邓颖超笑着让陈赓快过江去黄埔军校。
  她回到周恩来寓所,收拾了一下房间,在街上吃了早点,便到文明街广东区委会报到。
  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陈延年是陈独秀的儿子,和父亲思想有分歧,认为他父亲思想右倾。他和周恩来观点一致,共同认为必须坚决反击国民党的右派。他热情地欢迎邓颖超,对她说,党组织决定调她来广东做妇女工作,也是照顾她和周恩来结婚。组织上决定她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现在是国共合作,她同时到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协助部长何香凝开展广东的妇女运动。
  陈延年向她概括地介绍了广东的当前形势。
  七月一日,大元帅制的军政府正式改组为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主管财政。廖仲恺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将广东各地的财政、税收、民政统一收归国民政府管理。这对割据广东各地、把持税收、鱼肉人民的军阀、官僚及国民党右派是一个沉重打击。国民党右派蠢蠢欲动,阴谋推翻国民政府。中共广东区委已察觉他们的阴谋,决定八月十一日以省港罢工工人为主力,联合广州的工人、学生、革命军人、市民游行示威,要求肃清内奸,支持国民党左派下决心同右派作进一步斗争。昨夜周恩来和大家商议的就是这件事。周恩来原担任广东区委委员长,后调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主要抓军事工作,改任广东区委委员兼军事部长。
  听了陈延年的介绍,邓颖超对广东的复杂形势有所了解。她更加体谅周恩来了。
  当天傍晚,她刚刚跨进寓所,听到周恩来极有感染力的朗朗笑声,他似乎正和陈赓谈笑:
  “你看,小超比我还积极。昨天下午刚到广州,今天就急着上班去了,还让我们等着她。”
  “谁让你们等了,”邓颖超一脚跨进房门,笑着说,“人家不是等了你一天一夜吗?”
  周恩来哈哈一笑,一手指着陈赓,一手拉着邓颖超:
  “不用我给你们介绍了吧,你们已经认识了。多亏他代表我照应了你。来来来,天气热,看你跑得一身汗,快洗洗脸吧。”
  说着,他亲自拧了洗脸毛巾,温柔地送到他的小超手里。别说邓颖超此时已完完全全谅解了他,即便还有点小委屈,一笑中尽都化解了。
  陈赓调皮地笑笑,大声说:
  “报告周主任,我的任务完成了,再见!”
  他行了个军礼,急急忙忙走了。
  周恩来笑着问邓颖超,还没吃晚饭吧。他说,离这里不远有家太平馆西餐厅,是一八八五年开办的老店,那里的烤乳鸽和牛尾汤很出名。他请她去太平馆吃饭,一来欢迎她来广东工作,二来嘛,当然是庆贺他俩的重逢和结合。
  这一天,他们结婚了。没有什么仪式,也没请什么客人。柔和的灯光下,相知相爱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双目相视,两心相守,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
  邓颖超笑着问周恩来:“你早入党了吧?”
  “入党四年了。”周恩来简短地回答,反过来问,“你呢?”“今年三月,”邓颖超叹了口气,“比你晚了四年呀!”
  周恩来轻轻拍着邓颖超的手,不胜爱怜地说:“好个要强的小妹妹。别忘了,我比你大六岁哩!”
  邓颖超格格地笑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他们分头上班去了。
  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了,非要见见新娘子,还闹着要他们请客。
  周恩来推却不了,在他们的住所请了两桌客人,有邓演达、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恽代英、熊雄、高语罕、洪剑雄、陈赓、张婉华等人。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赶来参加了。
  客人们早听说邓颖超在“五四”时期,十五岁便当演讲队长,热烈鼓掌,要求她站在板凳上报告恋爱经过。周恩来有点担心,怕她应付不了这场面。
  只见邓颖超落落大方地站到板凳上,清了清嗓子,把她和周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说了一遍,特别把周恩来在明信片上写的那首诗,背了出来,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是极出色的演说家,邓颖超抗议了: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
  客人们一杯杯地向新郎新娘敬酒,邓颖超不会喝酒。体贴的周恩来,把敬给新娘的酒一杯杯全代她喝下去。邓颖超不知道他的酒量。只看到他一杯又一杯,竟喝了三瓶白兰地!她心里又急又心疼他,却又挡不住客人的敬酒。
  周恩来喝醉了。不过,他有极强的自制力,没有失态,只是咕哝着,不让李富春和蔡畅走。
  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二楼,李富春、蔡畅住在他们对面。
  邓颖超和蔡畅把周恩来扶到阳台上吹吹风。邓颖超找来一碗醋,让周恩来喝了醒酒。她知道,明天一早,他还要赶到广东大学去主持黄埔军校新生的入学考试。
  忠厚朴实的李富春一面叫着:“恩来,你好一些吗?”一面埋怨张治中、陈赓他们闹得太厉害了,蔡畅打来一盆凉水,让邓颖超用毛巾浸透凉水给周恩来擦脸。
  凉风习习吹来,时间已过夜半。周恩来渐渐清醒过来。他连忙谢过李富春和蔡畅,催他们快回房休息。他和邓颖超又在凉台上待了一会。夜凉如水,邓颖超扶他回房躺下。
  晨光熹微。周恩来匆匆起床,用凉水擦了擦脸,和陈赓一起赶到广东大学去了。
  几十年后,邓颖超深情地说到周恩来这次喝酒的事:“我没有想到,恩来会有这样大的酒量,整整三瓶白兰地呀!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让他喝那么多酒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举世公认是两位共产主义革命者之间完美的终身结合。他们结婚时,也可以说,就同中国革命、同它的全部严峻要求、严峻考验结了婚。
  邓颖超能将革命工作和家庭生活同时安排得和谐、周到、妥贴。她是一位坚强的革命家,又是一位温柔体贴的妻子。常到他们广州寓所去拜访的党的领导人和黄埔军校的同事会发现,房子虽然简朴,陈设却很得体,收拾得十分整洁。邓颖超和周恩来不仅思想相同,作风也相同,工作紧张仍然显得从容。尽管邓颖超每天工作繁忙,回到家里,遇到客人来访,从不让客人知道她很忙或很累,她总是热情地殷勤地招待他们,使他们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如。她亲自挑选陈设品,亲自安排饮食,同志们十分钦佩她能兼革命家和贤内助于一身,更羡慕周恩来能有邓颖超这样的终身伴侣。

  (三十)身先士卒的总指挥

  一九二六年十月和一九二七年二月,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江浙区委的领导下,曾先后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和时机不成熟等原因,都暂时失败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尽管受到一些曲折和牺牲,并没有气馁,仍然拿出勇气,在积极准备的基础上,争取第三次武装起义,江浙区委罗亦农、赵世炎等,积极支持工人的正义要求,同意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认为这是挽救国民革命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报告了中央。中央有的负责人认为举行武装起义既无必要又无把握,担心因此而刺激帝国主义和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完全站在上海工人阶级一边,针锋相对地指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既有必要又有把握,我们的起义是革命,是为了建立上海市民代表政权和建立工人武装,夺取军阀的武装以武装自己,是挽救国民革命危机的重要手段。我们工人现有的武器虽少,但有八十万产业工人和广大上海市民的支持,有很多觉悟高的工人纠察队员,只要把准备工作做好,是肯定可以取胜的。至于对帝国主义和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来说,没有什么刺激不刺激的问题,你刺激他,他们是反共的,不刺激他,也还是反共的。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中央多数同志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建议由他亲自指挥起义,务获胜利。
  周恩来当时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又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参加过两次东征的指挥和镇压过广州反动商团暴动事变,是我党最有实践经验的军事指挥员之一。
  中央会议后,周恩来就来到了江浙区委,参与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亲自参加上海各区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了解各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配备,研究敌军警的据点和力量分布情况,并制定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部署方案。
  三月中旬,原驻上海的军阀李宝章部悄悄撤走,由直鲁联军的毕庶澄部接防。当时,北伐军的东路军已过松江,紧逼上海,毕庶澄部士气低落,纪律松弛。周恩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指出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江浙区委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在三月二十一日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三月二十一日,天气清明,早春的阳光,使人感到特别暖和,中午十二时,工厂和轮船的汽笛齐鸡,宣告上海八十万产业工人总罢工和第三次武装起义正式开始了。顿时,租界上的劳动大众人潮般地涌向华界指定地点集合,华界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则带着红袖套,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战斗岗位。
  起义开始后,总指挥部设在闸北宝山路横浜桥南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这是一个半秘密的机关,周恩来、赵世炎等和闸北区委书记郭伯和都已在二十一日晨进入岗位办公。我(即黄逸峰——编者注)当时是闸北区委委员并兼任区人民代表会主席和国民党区党部常务委员在这次起义中,我分工率领全闸北区的群众队伍和少量武装纠察队,在后面为战斗的武装纠察队呐喊助威,并随时准备接受缴获的武器用以武装徒手的工人纠察队作为后备力量,战斗打响后,我在宝山路和青云路一带执行党交给的任务,当时心中总是挂着一件事,就是想见一见我们周总指挥。正在此时,闸北区委的交通员通知我即刻到总指挥部去接受重要任务。当我一进入总指挥的办公室,就看到一位中等身材,身穿灰色棉袍,西装裤子,脚穿一双黑皮鞋,颈项里围了一条灰色围巾的人,乍看起来是一个平凡朴素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他正在看地图,听到我进入办公室,即回转身来看着我,他那一副浓眉,一双目光炯炯的俊眼,给予我极深的印象,郭伯和上前把我介绍给周总指挥,他说:“这就是黄澄镜同志。”当时我十分激动,因为我终于见到周总指挥。周总指挥布置任务简单明了,当即严肃地对我讲道:“啊!你就是黄澄镜,我们刚攻占了第五区警察署,为了便于指挥北站的战斗,决定在第五区警察署设前线指挥所,世炎和伯和因你对闸北情况熟悉,都推荐你去担任联络员,怎么样?”我当时感到十分鼓舞,立即回答说:“好!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如有差错,希望您随时纠正。”从此,在整个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我当了周总指挥的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前方的敌情,跟随他到最前线视察,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记忆最深的有以下几件事。
  一、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根据各区的报告,除闸北区外,各区的战斗都已胜利结束,缴获了大批武器,武装了徒手的纠察队员。周总指挥当即决定,调集沪东、虹口和沪西的工人纠察队支援闸北,加强对北火车站的包围,其他各区的纠察队就地维持地方秩序,搜索残敌,追查工贼、敌探,发动群众管制。
  二、四时许,据吴淞区委报告,敌毕庶澄部五百人左右配备全副武装,并有轻机枪数挺,于早晨乘一列铁棚车开往吴淞,准备从海上逃跑,列车到达吴淞附近,发现吴淞已被工人纠察占领,又掉转屁股返回上海,要上海方面注意。周总指挥接到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召集干部开会商量研究,在会上,周总指挥当机立断地说:“不能让这一列车进入上海,如让他进来,第一,会冲破我们的虬江路防线;第二,列车上的武装进入北站,将增加我们攻击的困难。”他对着地图郑重宣布:立即调铁路纠察队员一部于天通庵站南将铁轨破坏,闸北工人纠察队一部由区委书记郭伯和指挥,在天通庵车站以南铁路两侧构筑简单工事,就地埋伏,对列车上的敌人予以伏击。当列车翻倒后,即时开火,包围列车,务歼全部敌人。黄昏前后,敌列车缓缓驶进天通庵车站,机车司机预感列车会倾覆,就以敏捷的动作,提前跳离机车,无人驾驶的列车就慢慢倾倒了。两侧工人纠察队员按照总指挥部布下的天罗地网,以密集的火力向敌人射击,列车上的敌人毫无准备,车门因关闭反锁,无法打开,只能在窗口抵抗,列车很快即被包围。不久沪东和虹口的纠察队也投入了战斗,双方火力更猛烈了,天黑后,敌人利用时机,调整了部署,一部分士兵终于下了车,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整个夜里,打打停停,敌人想以此争取时间,待援兵到后反扑。周总指挥又命令一部分学生纠察队投入战斗,发动政治攻势,高喊“缴枪不杀”,“赶快投降”。经过一夜的战斗,敌人火力逐步转弱,我们工人纠察队员越战越强,越打越勇。最后,除少数敌人偷偷溜走外,其余四百余人挂起了白旗,丢出了枪支,全部被我俘虏。根据周总指挥的指示,用缴获的武器弹药武装了徒手纠察队,将轻机枪调给围攻北站的纠察队,以增强战斗力。
  三、对东方图书馆,起义开始后即开始围攻,东方图书馆是一座四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这里驻有敌一个军需处,带有一个排的兵力,并有两挺轻机枪,子弹很充足,敌方居高临下,不易攻下,而且射击的火力密集,对我方威胁很大。又因它地处宝山路中段,位于我们总指挥部与前线指挥所必经的交通线上。从战略上说,必须早点拿下,而事实上又不容易拿下。前线纠察队当即把战斗的情况报告总指挥部,周总指挥接到报告后,即率领一批干部亲临前线,看了地形,周总指挥决定:为了减少伤亡,命令围攻东方图书馆的纠察队实行围而不打的办法;并要纠察队于图书馆前东侧挖百余米的交通壕以保护我们的交通线,我们打下了北站,这个孤立的据点,敌人自会放弃的。按照周总指挥的命令,我们采取围而不打,并对敌进行政治喊话,不多时,敌人迫于形势,同意停火,但不愿马上投降,我们即紧紧围住,到了次日下午,一部分顽敌偷偷换了便衣,带物资,企图逃跑,纠察队一举全部俘虏了敌人。
  四、围攻北站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敌人守备力量很强,北站的屋顶上有敌人重机枪阵地,西面铁路上停有白俄雇佣军的装甲火车,配有迫击炮两门,在宝山路和北河南路交界处有帝国主义列强的重机枪阵地。起义开始后,敌人不时射击,严重阻碍纠察队的行动。周总指挥在起义队伍占领第五区警察署后,即指挥对北站的围攻,为了尽可能减少伤亡,周总指挥作了周密的部署,决定从虬江路到北站间作三道防御工事,逐步接近包围敌人。按照周总指挥的部署,纠察队三个小队在轻机枪掩护下,在敌人前沿修起了三道防御工事。在工事的掩护下,对敌人进行攻击。黄昏后,敌白俄雇佣军的迫击炮和北河南路口的重机枪射击,引起宝山路东侧居民里弄着火,火借风势,延烧开来,居民扶老携幼,纷纷抢救衣物,一片嚎哭之声。周总指挥考虑到居民的安全和敌人可能乘机出击,立即亲临现场,一方面组织工人奋力救火,帮助居民抢救物资,有秩序地转移;另方面加强前线火力配备,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果然,敌人乘我组织救火之机,冲击我们的工事,对我发动进攻。我们被迫后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总指挥亲自在前线指挥一支突击队冲上去,会合前线纠察队向敌人猛烈回击,把敌人打回北站,夺回防御工事。在火力掩护下,火灾也被扑灭了。周围居民看到总指挥直接指挥救火十分感动。第二天,总指挥带我们到前沿检查工事,居民纷纷献出家中的桌椅、木头和麻袋,给起义队伍加强工事。周总指挥又同起义战士们一起扛木头修工事,突然间,一颗炮弹落在附近,周总指挥立即卧倒,炮弹爆炸后溅得周总指挥满身泥灰,但他毫不在意,从容地掸去身上的泥沙,继续帮助整修工事。一个纠察队员担心周总指挥的安全,对他说:“周总指挥,这里是前线,你的指挥位置,不在这里。”周总指挥笑着说:“当指挥员的怎么能不来?你们不是同样很危险吗?”纠察队员们听了都感动不已,翘起大拇指说:“周总指挥真是身先士卒的英雄。”我当时在旁边听后,也深爱教育,更增强了战斗的勇气。
  五、大火被扑灭后,后方报告:在灭火和敌人反扑时,近后方的群众队伍中,出现了不少谣言,说:“前方纠察队伤亡很大!”“起义看样子又要失败了。”根据调查,这是少数工贼、敌探有意造谣破坏,惑乱军心。周总指挥认为这个情况十分重要,必须采取措施,开展战场锄奸工作,以保持旺盛的战斗士气。周总指挥当即命令我去执行这项任务。按照周总指挥的命令,我通过各个组织进行了调查,发动群众,果真揭发出有些工贼和敌探混在我们队伍中造谣生事,扰乱军心,当场经过审问,查明问题向总指挥作了报告。周总指挥决定,处决那些一贯为非作恶、民愤很大的工贼和敌探,经过群众通过后,立即执行。坏人被镇压了,谣言也消失了,大大地鼓舞了士气,稳定了后方群众的情绪,保证了起义的正常进行。
  六、当时,北伐军东路军已到新龙华,南市工人纠察队修通了铁路,上海总工会汪寿华委员长派交际处长赵子敬率领上海工人代表团到新龙华慰劳北伐军。正逢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在召开军事会议。在会议进行中,接见了慰问团,赵子敬即将上海工人纠察队英勇地同军阀作战的情况作了汇报,并说,上海现在除北站外,都已解放了,希望北伐军早点进军上海,在北站同工人纠察队会师。当时,国民党右派反动头子吴稚晖起来发言,胡说:“北伐军绝不支援上海工人纠察队,让毕庶澄消灭了纠察队再进上海。”慰问团代表当即在会上愤怒回击,说:“上海工人纠察队完全有力量拿下北站,解放全上海,我们在北站欢迎北伐军。”慰问团回来把情况向周总指挥详细作了汇报,周总指挥说:“我们上海工人纠察队是有志气的,我们完全有力量拿下北站。”他又说,“吴稚晖的反动言论,恰恰暴露了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啊!”周总指挥当即在前线指挥所召集前线纠察队的指挥员会议,把情况告诉了大家。会上决定,调整部署,把枪支弹药、轻重武器全部集中起来,一定要一举攻克北站。
  七、二十二日下午五时后,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敌毕庶澄向北伐军接洽投诚谈判未成,已换便服悄悄地逃进租界,白俄雇佣军也已纷纷换上便衣进了租界,敌人已近于土崩瓦解。周总指挥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向全体纠察队员下了向北站总攻的命令,要求在六时以前占领北站,结束战斗。在总指挥部的号令下,全体前线纠察队员鼓足士气,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敌人发起了总攻,打得敌人抱头鼠窜,很快举起白旗,乖乖地作了俘虏。上海工人阶级以仅有的一百余支破旧枪支和土炸弹,仅用了三十个小时的时间,就打败了用洋枪洋炮武装的军阀和白俄雇佣军,最后解放了北站。在这三十个小时的战斗中,周总指挥一直同工人纠察队同甘共苦,坚持战斗。记得在战斗中,工人和市民为慰劳纠察队,送来几木桶稀粥,我们装了一碗给周总指挥,他却微笑着对大家说:“把这些稀粥统统送给前方战斗的工人纠察队!”周总指挥就是这样在每一件事情上关心着前方战士。
  八、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周总指挥一直留在闸北总指挥部整编部队和开展部队教育活动。当时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观望态度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影响,上海市民代表政权机构一直没有能够正式成立,人民民主专政不能普通实施,而只是在一些工人纠察队驻扎的地域,由纠察队维持治安,在实际上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作用。在这些地方,工厂都成立各级工会,镇压工贼、敌探,工人普遍向资本家提出合理的政治经济要求,资本家一一接受,流氓小偷也纷纷敛迹,社会秩序大为安定,人民大众欢呼:“三次武装起义就是好。”为了进一步团结北伐军,周总指挥又指示我们普遍开展军民联欢活动。这期间,北伐军多次换防,最后换上的是二十六军,这个军是蒋介石收编的军阀孙传芳残部周凤歧的部队,周总指挥专门指派总工会赵子敬和我去做周凤歧工作,我们就通过二十六军的党代表赵舒,一起做周凤歧的工作,对他进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和三大政策的宣传,要他同工人纠察队合作,虽经多次接触,但周凤歧贪钱如命,开口就要五十万军饷,他的目的当然不能达到,后来终于成为蒋介石反共叛变、镇压工人武装的刽子手。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代表陈独秀和汪精卫联合发表了“国共继续合作”的宣言,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对蒋介石反共的企图和分裂革命的阴谋丝毫不提,使广大工人丧失了革命警惕。而这时蒋介石却来到了上海,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直接谈判,他为了麻痹上海工人阶级,口头上说支持工人武装,并敲锣打鼓给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送来一面“共同奋斗”的锦旗,背地里却在帝国主义卵翼下,收买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组织什么中华共进会,在租界上武装了大批流氓,准备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周总指挥虽一再提出要大家提高警惕,但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工人们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面前没有来得及应变,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
  四月十二日凌晨,在蒋介石的密令下,大批武装流氓臂带黑布白字的袖套,有计划地从租界各地冲向华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地,敌二十六军则尾随武装流氓,掩护他们向工人开火,当时,武装流氓首先进攻湖州会馆,遭到工人纠察队的英勇抵抗,战斗打得十分激烈。这时,二十六军提出什么“你们两方都是工人,为什么要发生武装冲突,可以坐下来谈判,为了维持秩序,我们不允许你们长时间的武装冲突”,假惺惺地建议双方将武器交给他们,并威胁谁不接受谈判的建议,他们就要“实行武装调停”。当时我们工人纠察队因缺少经验,信以为真。但当双方把枪交给二十六军后,他们就撕下了“调停”的假面具,马上占领湖州会馆,赶走徒手的工人纠察队,紧接着又收缴了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刷厂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十二日黎明前,当时我在宝山路十号的机关,正在指挥工人纠察队继续抵抗,忽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是江浙区委罗亦农同志直接打给我的,罗告诉我:“恩来同志被二十六军扣留了,望即找赵舒前去营救至要。”我接到电话后,心如火燎,立即将指挥任务交给另一个同志,直奔赵舒住所,就当夜二十六军叛变,第二师师长斯烈扣留了周恩来等情况向赵舒作了汇报,并请他即去找斯烈。我们到了宝山路天主堂第二师司令部,我看到周总指挥双眼怒视斯烈,抗议他们的反动行为。这时,房间里的桌椅已被推翻在地,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我听到周总指挥义正辞严地对着斯烈谴责道:“你还是总理的信徒呢?你们公然叛变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得不到好下场的。”斯烈在周总指挥愤怒的训斥下,不得不低着头说:“我也是奉命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周总指挥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格和坚强意志。经过赵舒同斯烈个别谈话,斯烈开始改变主意,向周总指挥表示事情“已过去了,请您来谈谈,并无其它意思”,多次声明是误会,表示道歉。周总指挥根本不理睬他,转头同我一起坐上汽车,冲过重重关口,回到了北四川路东四卡子桥附近罗亦农办公所在。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叛变,激起了上海工人和市民强烈反抗。十三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了十万余人的群众大会,宣布全上海总同盟罢工,声讨国民党右派的罪行。大会后,全体群众游行到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强烈要求收回被骗取的武器。到达天主堂后,群众要求斯烈出来接见,斯烈派了一个参谋长出来应付,一口咬定收缴的武器不能发还,说这是东路军总指挥部的命令。广大群众听后愤怒异常,纷纷起来冲司令部。这时,忽然一声枪响。司令部驻地两侧早已埋伏好的机枪同时开火,枪弹雨点般的向群众射来,无数群众都倒在血泊里。紧接着,二十六军又到处捕人,残杀革命人民,震惊世界的“四·一二”大屠杀就这样开始了。从此,全上海就成为一片白色恐怖的世界。
  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白色恐怖没有吓倒英勇的群众和共产党员,他们埋葬了烈士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又继续前进了。以罗亦农为首的江浙区委,四月十四日马上借北京路泥城桥附近一家旅社召开了七、八十人参加的活动分子会议,各区委支部的负责同志也都参加了会议。会上,罗亦农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黑暗是暂时的,光明总会到来,鼓励大家要继续战斗,赵世炎作了关于及时大力恢复组织的报告,动员一部分“目标太大”的同志赴农村开展工作。不久,罗亦农就同周恩来一起秘密赴武汉,出席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2007/09/10

六、大革命激流的踏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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