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皖南事变前后

 




  (六十四)云岭之行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从此日本侵华政策开始转向扫荡敌后;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也随着发生变化,将重点由抗日转到反共,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和国内政治局势的逆转,使在江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处境变得更加险恶了。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军分区书记的项英,却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缺少警惕,受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影响,不敢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许多重大问题处理不当。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对此异常焦虑,正好这时中共中央委托他到新四军去一次。于是周恩来便在一九三九年春天亲自赴皖南新四军军部。
  周恩来此行的对外理由,是要回浙江绍兴故乡省亲。那时,黄绍竑正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政治态度比较开明。周恩来同志他本是旧识,在山西抗战时又共过事。一次,在李济深家里的茶会上,他遇到来重庆的黄绍竑,对黄说:“现在到处都发生磨擦,只有季宽先生(即黄绍竑)那里还没有发生磨擦,”“打算到浙江去看看。”黄绍竑当即表示欢迎。周恩来就决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分完成这次新四军军部之行。
  二月十六日,周恩来偕同这时已来重庆的叶挺飞抵桂林。十八日,正是农历除夕,他同叶挺、黄绍竑从桂林出发,共乘列车经长沙东行。黄绍竑直接去浙江。周恩来和叶挺当列车途经江西时,在樟树下车,转乘汽车到吉安,接着又到上饶,先后会见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然后,经赣东北前往皖南,在二月二十三日到达新四军军部的驻地安徽泾县云岭。
  周恩来前往军部途中,顺道上黄山看望在那里休养的伤病员,叶挺为他在小步桥上留了影。然后去太平县,在三门歇息。二月二十二日,三门乡开明绅士刘敬之接到新四军兵站的电话,通知他:明天叶军长等一、二十人路过,中午在他家休息、吃饭,请作好准备。
  刘敬之是三门乡的抗日联保主任。他家拥有土地兼营茶叶生意,有几十间房子,长子刘寅(旭初)在三门乡小学任校长。三门,是通往新四军军部的必经之路,经常有新四军指战员和各界抗日人士过往。刘敬之全家受到了革命的影响,他们同情支持新四军,刘敬之家实际上成了新四军的一个接待站,新四军的同志们热情地把它称为“义务兵站”。
  第二天,天气晴朗。周恩来同叶挺和随行人员共十多人骑着马,一路谈笑风生来到三门。周恩来身穿灰布棉大衣,头戴灰军帽,一身戎装,威武英俊。叶挺身穿皮夹克,手持“司的克”(手杖)。到了三门后,叶军长请周恩来下马休息、吃饭。周恩来说:时间还早,再往前走一段路再吃。于是,他们往前走了五里路,到了湘潭村。刘寅把在三门已准备好的饭菜端了出来,摆了两桌。吃饭的时候,刘寅问周恩来的姓名,周恩来说:“我姓周。”听说他姓周,刘寅想起报纸上见到过周副主席的照片,估计面前的就是周恩来,就问:“你是周恩来先生吗?”周恩来笑笑,反问道:“你怎么知道的?”刘寅说:“我是从武汉《新华日报》上看到过周先生的照片,很像您。”周恩来又问:“你们这里还有《新华日报》?”刘答:“有,是黄诚(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给我的。”周恩来听了,笑了起来,爽朗地说:“我是周恩来。”
  饭后,周恩来等在当地茶商叶南华家休息。地下党员李宗英(叶南华的女婿)接待了他们。周恩来亲切地同李宗英交谈起来,问他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多大年纪。李宗英一一作了回答,并自我介绍是地下党员,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师,三门人。恩来讲,噢,你是三门人,我们刚才在三门歇了一下。他还关切地询问了这个地方党组织的情况。李宗英告诉他,这里成立了区委、县委,并汇报了地下党的情况。李宗英请周恩来谈谈政局情况。周恩来把当时的形势讲了一下,指出顽固派对我们不甘心,特别是白区工作的同志要提高警惕。现在的情况还是好的,但他们还不断搞磨擦。他说,地下党的同志比较辛苦,要提高警惕,要积极发展我们的力量,扩大我们的影响。周恩来平易近人的态度,对党的工作的关心,对年轻干部的关怀,给李宗英以深刻的教育,他至今仍铭记不忘。
  大约休息了一个多小时,竹筏搞好了。筏很大,有三节。挑选好了两名筏工。排上放了藤躺椅。李宗英等对准备好的竹筏进行了检查,测试了载重量、吃水,看看是否安全。周恩来、叶挺和随行人员,在叶南华家后门口上排,挥手告别大家,顺青弋江东下。
  这时皖南山区正是冬去春来,呈现着生机勃勃的景象。青弋江水清澈见底,水流湍急,两岸群山壁立,相互辉映。周副主席和叶军长一面欣赏这大好河山,一面畅谈抗战形势,很快来到泾县章家渡。章家渡距云岭约有十八华里。这里有新四军的一个兵站。上岸后在这里稍事休息,军部前来迎接的陈茂辉(民运部科长)等,请周恩来骑马去云岭,但他坚持要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上,周恩来询问了民运工作的情况。当他知道当地的妇救会、青抗会等群众组织已经建立并且开展了抗日活动后,十分高兴。
  在军部门前,周恩来受到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军部领导人的欢迎。当晚,军部像过节日一样举行了隆重的欢迎晚会。军直属机关、军部驻地附近的排以上干部和教导总队的全体学员,天没有黑就排着队、唱着歌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大礼堂(陈家祠堂)。外国朋友汉斯·希伯、史沫特莱等也参加了晚会。会场台前挂着明亮的汽灯,场内指战员们互相拉唱。过了一会,周恩来在叶挺、项英、陈毅、曾山等陪同下,来到会场,顿时掌声雷动。周恩来热情地向大家招手致意。在到会同志的热烈要求下,陈毅作为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同学、老战友,兴致勃勃地用法语引吭高歌“马赛曲”。接着周恩来作了题为《新阶段的新关键》的讲话。
  周恩来在作报告时,发现有好多位同志在交替着做速记。会后,他问袁国平:“你们怎么有这么多人作速记?”袁国平说:“我们军部秘书处办了个速记班。今天做记录的全是速记班的学员。”周恩来听了非常高兴,称赞说:“你们这个办法好,你们有这么多的速记员,我们那里很需要这样的人才,能不能调派给我们一、二名?”袁国平满口答应,随后选了方卓芳和吴波两位成绩最好的学员随周恩来一起到重庆去工作。周恩来在云岭时,正值新四军在召开第二届政治工作会议,他参加了这次会议,肯定了会议的成绩,指出了会议的不足。他针对军部墙上只挂马、恩、列、斯的像,没有挂孙中山的像,尖锐地指出:连孙中山的像都不挂了,看起来很“左”,实际上是右,经周恩来批评后,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政部长邓子恢同志派陈茂辉从南陵找来一位杭州美专的学生缪欣,化了两天时间,画了一张孙中山像。“政工会议”起草了一个《新四军政治工和组织纲要草案》。这个纲要草案忽视了我党的独立性,甚至把蒋介石的“训示”作为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宗旨。周恩来看了这个纲要后,严肃地指出:为什么要用蒋介石的话来教育部队?全部内容讲的都是要服从统一战线,我们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没有了。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草案”虽然作了些修改,但其主要内容仍未作根本性的改动,因而在一九四○年五月六日《总政治部对于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中又严肃地指出了这个错误。
  周恩来来皖南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本来,党中央、毛泽东早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就明确指示新四军应立即深入到敌后去创造根据地,然后继续向东、向北发展。项英虽然也执行党中央的方针,但是一直犹豫徘徊,瞻前顾后,不坚决,不彻底。他把三支队滞留皖南,又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和一九三九年一月先后将已经进入苏南的第一团、第三团调回军部。向敌后挺进的思想他不够明确,甚至还想在黄山、天目山建立根据地,搞他的南进计划。
  周恩来来到皖南,同叶挺、项英等军部领导人作了耐心的商讨,听取了陈毅关于苏南、苏北情况的汇报,肯定了茅山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指出陈毅东进北上的方案是好的,是可以实现的,只要在部署上和活动方式上注意一下就行。他同项英作了恳切的谈话,向他阐明党的向敌后发展的正确主张,并且商得他的同意,具体确定了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肯定了陈毅、其他负责同志和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坚持东进,坚持向北发展的正确主张,纠正了项英的南进计划。这是周恩来来到军部,具体帮助军部领导人解决的重大问题。这对于新四军的发展,对于大江南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和新四军作战方针,经军部确定,由陈毅起草新四军军歌的歌词,军部领导人集体讨论定稿,后由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找到了新四军文化工作队的作曲家何仕德,向他详细地讲述了歌词的创作过程和含意,并说:“两段歌词最后的‘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是我们新四军当前的作战方针。要把日本侵略军向东赶到大海里去,我们要前进,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建设一个人民的新中国,贡献出新四军的力量。”根据军首长的意见,经过何仕德反复推敲、修改,最后谱写了气势磅礴的《新四军军歌》,用艺术的感染力,去唤起干部、战士和广大民众的斗志。
  周恩来来新四军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调解项、叶之间的一些矛盾,促进全军,主要是领导层的团结。抗战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北伐名将叶挺,受聘担任新四军军长。
  叶挺自任军长以后,为筹建和壮大新四军而奔忙。他同军部领导人项英、袁国平、张云逸、周子昆、李一氓、邓子恢等,同各支队领导人陈毅、谭震林、张鼎丞、粟裕等一起,与分散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建立了联系,顺利地完成了整编、组建的各项工作。他奔走于武汉、南昌、香港、广州、粤东和闽西等地,动员一切愿意为抗战事业贡献力量的人员,以及大批医务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参加新四军工作。他向海外各界募款、购置医药用品和筹集武器弹药。他在同国民党谈判中,多次据理力争,揭露顾祝同的限共、反共的阴谋。他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呕心沥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作为新四军副军长、中央军委新四军分委书记、东南局书记的项英却没有能很好尊重和团结叶挺军长。项英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的某些弱点,尤其是他对中央方针的态度,形成了他同叶挺之间的矛盾。
  项、叶矛盾,主要表现在对待新四军的发展方针上。叶挺坚决支持陈毅等的意见,主张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正确方针,向敌后挺进,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而项英对执行中央的正确方针始终犹豫不决,对挺进敌后持消极态度,对陈毅等同志的意见,不予采纳,因而给新四军的发展造成了困难。项、叶矛盾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团结问题。新四军来自八个省十三个地区,从延安连续派来了几批干部,叶挺也带来了一批干部,大家的经历不同,出身不同,因而不免要产生一些矛盾和隔阂。因此,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工作,是当时十分迫切而重要的任务。而怎样团结和尊重叶挺,则是团结全军上下共同奋斗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给项英的电报中,早已打了招呼,特别关照他要“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但是却没有引起项英的重视,相反的,他对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错误态度,使叶挺未能真正发挥军长的作用,形成这种不正常的状况,项英是有责任的。对于叶挺的某些生活作风,项英也看不惯,嫌他“洋”。的确,项英是比较艰苦朴素的,对自己要求也比较严格,这是他的长处。叶挺在海外逗留过,穿着比较讲究些,工作之余,也有自己的爱好,喜欢照相,常常带根“司的克”(手杖)等等。对于这些无关大局的生活琐事,项英则过于苛求和指责,使叶挺无所适从。
  在这样的情况下,叶挺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从浙江金华出发,绕道香港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新四军的情况和自己的处境,要求调动工作。后经周恩来劝说,才于一九三九年二月,随周恩来一起,又回到了皖南。周恩来到皖南后,多次与项英恳谈,严肃的批评了项英,指出他没有发挥叶挺的军长作用。他要项英同叶挺搞好团结,指出叶挺这样的人你不团结,你想团结谁?叶挺是个军事家,军事人才,闻名世界。这样的人当军长你不要,你要什么人?!他是员猛将、虎将、名将,要好好团结他。经过这次谈话,项英对叶挺的态度有所好转,关系也有所改善。他比较尊重叶挺了,军部参谋处也搬到叶挺住处。在三月份召开的全军参谋会议上,叶挺作了《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的报告。以后,叶挺亲自指挥了几次著名的战斗,打了几次胜仗。
  周恩来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他一来到皖南、就不辞劳苦地到军部所属各个单位调查访问,看望大家;他到过司令部、政治部直属机关的许多单位和老一团的驻地。他沿着崎岖的山路专程到中村去看望教导队的同志;他到离军部六、七十里路的小河口医院,慰问新四军的伤病员和医护人员。他每到一地,就同那里的干部、战士亲切交谈,把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形势和任务同各单位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勉励他们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贡献。
  周恩来在叶挺、周子昆等陪同下,来到新四军培训干部的大学校——教导队视察。
  当听说周恩来要来视察时,教导队的全体学员顿时活跃起来,他们列队欢迎。周恩来微笑着、频频向大家点头、招手。周恩来观看了五队(入伍生队)学员的一场球赛。球赛开始时,周恩来开了球。大约看了十来分钟,他准备到别的单位去,球赛就停了下来。这时五队学员围着他,要他给大家讲讲话。入伍生队大多是中、小学生,少数是大学生。周恩来向大家看了看,高兴地说:我们共产党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我们革命队伍的力量就更大了。
  周恩来走遍了教导队驻地。每到一地,就与大家促膝谈心,征求对部队建设的意见。他平等待人的和蔼态度,很快打消了同志们的拘谨。大家像谈家常一样,告诉他姓名、工作、学习和家庭情况。周恩来关切地询问大家在这里生活习惯不习惯,学习情况怎么样,向大家指出教育训练干部的重要性。在座谈中,很多同志向他汇报了自己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对教导队的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周恩来认真地听取大家的意见,耐心做思想工作,能解决的问题,尽量帮助解决。教导总队第二大队长张闯初向周恩来汇报:有位教员,把统一战线的内容讲错了,没有讲清它的目的和实质,张把学员的意见向这位教员讲了,他不但听不进,反而在新四军一位领导人面前告了状,说他们不虚心。这位领导人不加调查,就支持这位教员,要教导总队的教育长批评张闯初,张思想不通。周恩来边听边记,经过了解核实,认为这位教员不适合讲统一战线,就建议把他调离了。
  在中村一带,周恩来不但深入部队了解情况,而且还走访了周围的群众。他到中村大西山脚下的石头尖村,访问贫农董光裕,和老董夫妇俩拉家常,向他们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询问当地农民的生活情况,鼓励当地地下党员努力学文化,以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在教导总队俱乐部,周恩来召开农会干部座谈会,倾听群众的意见。他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活跃在群众之中,他对人民满腔热忱。每逢周恩来同志散步在河畔或山间小道时,常有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欢欣地围拢着他,孩子们有说有笑,亲密无间。
  周恩来在中村俱乐部还同当地的基层干部聚餐,感谢他们对新四军的无私支援。农抗会、妇抗会,还有儿童团的小同志和教导队的同志们,满满的挤了一屋子。周恩来和叶挺走到桌旁为大家敬酒、劝菜。他走到一位妇抗会代表面前说,你们为什么只吃面前的菜,离远一点的就不吃?他还亲自把菜夹给大家吃。周恩来还向她了解妇女工作情况,询问当地群众有什么困难,还询问了当地的风俗习惯。这位妇抗会代表在和蔼可亲的周恩来面前无拘无束,称呼他为“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很高兴,赞许了她,说:她讲的好,我们虽然分工不同,但无高低之分,我们都是同志嘛!
  周恩来多次到军部附近的南堡村军医处和军医院,看望医护人员和伤病员,还有住在这里的美国友好人士史沫特莱女士。周恩来头一次来军医院时,医护人员的心情很激动,每人都拿着一本纪念册请他题字,周恩来问蒋智和:小蒋你是哪里人?她回答是宜兴人。他就给她题了“打回宜兴去!”过了几天,蒋智和咳嗽吐血,得了肺病,那时医院没有X光透视设备,也缺药,用鸡蛋壳炒后磨成粉当药。蒋心里很难过,也很着急。当周恩来知道后,特地又去看望她,安慰她,要她不要着急。对她说,人总是免不了要生病的,得了病就应当安心治疗养病;又说,我们过去长征时,一些同志过草地、爬雪山,生了病都养好了。现在条件好多了,你要安心养病,不要急。临走时,周恩来还交代医院领导,让蒋智和好好休息。周恩来回到住地后,还专门派通讯员送来了一个三磅灰色的鸭嘴水瓶和一盒沙利文饼干(这些东西都是外国友人送给他的)。
  周恩来在军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约在三月十日前后,在叶挺的陪同下,来到新四军军医处后方医院——小河口医院,看望医护人员和伤病员。
  小河口医院坐落在泾(县)、旌(德)、太(平)三县交界处,离军部约六、七十华里。医院房子简陋,竹架草顶,但陈设却十分整齐清洁,有一套严密的规章制度,设备也较好。尤其是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之间的同志情谊,更为真挚。这所医院的医护人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从部队来的老战士和从大、中城市来的知识青年。新同志大多进过学校,受过训练,技术上有一定专长;老同志经过战争磨练,政治上强,但由于长期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大多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技术上弱些。由于有的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不正确,对知识分子的作用重视不够,甚至动辄训人;而有的知识分子就喜欢嘀嘀咕咕。这就产生了一些矛盾,有的医护人员甚至不愿在那里工作。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专门给医护人员作了亲切的讲话。据当时在医院工作的唐求回忆,周恩来这次讲话的中心意思,是要我们在那里安心工作。他从抗日战争的形势,讲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他指出党对技术人员是一贯有政策的,是很尊重、很优待的。部队新成立,很需要技术骨干,你们要从技术上发挥作用。他说,大家都是为了抗日救国来的,要搞好团结。他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安心工作,救死扶伤,努力为伤病员服务,当好白衣战士。周恩来还教育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加强同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他在小河口医院时,听说管理处的一位副官(党员)同一位医生(非党员)争吵,当他问明情况以后,当面批评了这位副官。他说,你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这样对待知识分子?你的这种态度如果不改变,就不适宜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批评得很严肃,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周恩来在离开小河口医院前,同志们都掏出笔记本,簇拥着他,要求题字留念。周恩来笑着说,这么多本子,我一夜不睡觉也签不完啊!可是,他还是满足了大家的要求,一本一本地题了字,写上:“打回老家去!”“抗战到底!”“努力为人民服务!”“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一类勉励的词句。
  三月,周恩来又在军部干部大会上作了报告。周恩来的报告,使到会同志深受教育和鼓舞。普遍反映,自从新四军成立以来,还没有听到过这样好的报告。
  周恩来在别的一些报告和个别谈话中,深入细致地阐明了六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报告的主要精神,对背离六中全会精神的各种错误倾向作了批评。他针对王明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在新四军中的影响,强调指出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要在斗争中求团结。周恩来还教导大家,必须加强党内和新四军内的团结,这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最基本条件。
  周恩来于三月初曾到战地服务团同大家座谈,讲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经过,还同大家照了相。三月十日前后,战地服务团演出话剧“魔窟”和“一年间”。张茜担任了“魔窟”中的一个角色。周恩来在叶挺、陈毅等陪同下,连续两个晚上看了这两个戏。戏是在陈家祠堂演出的,新四军指战员和周围老百姓把礼堂内外挤得满满的。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上台接见了全体演员,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这时一位后台工作人员拿出一块两尺见方的绸布,要周恩来签名留念。周恩来满口答应,收下绸布,表示签好后送还。过了一、二天,周恩来派人把绸布送还给这位同志。他的题词是:
  为创造民族革命的艺术而奋斗!
  周恩来
  二十八·三·十
  当周恩来听说邱金声、肖国生两位同志牺牲时,十分悲痛,专门写了《纪念邱金声、肖国生两同志》的悼文。悼文说:“我此次初到新四军,便听见邱金声同志的死耗,将要离开新四军,又得到肖国生同志的哀音。邱同志是积劳病死于医院,肖同志是奋勇战死于沙场。前者是新四军的副团长,后者是团政治部主任。他两人之死,代表了一年来新四军高级干部奋斗牺牲的领导精神,更代表了多年奋斗至死不息的革命者的意志,不畏强寇勇往直前的青年政工人员的模范。两同志虽死,他们的精神永耀照于新四军,光辉于全民族。他们的血迹,有全国的抗战将士踏着前进。他们的事业,有全国的爱国同胞接续在做。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两同志的精神永远不死。
  周恩来在皖南整整工作了二十天,顺利完成了预定的任务。三月十四日,周恩来要离开大家了。这天,在战地服务团团部门前(新村),聚集了很多人,同志们带着依依惜别的心情,赶来送行。周恩来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并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与周恩来在前排一起合影的有项英、叶挺、袁国平、邓子恢、周子昆、陈毅、粟裕、赖传珠、李一氓、朱克靖、张语返夫妇,以及德国作家希伯等。后面站立着军部各单位的同志。陈毅为照片题了字: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日送恩来西上。
  三月十五日上午,周恩来和新四军指战员三十多人(包括军部从速记班选派去重庆工作的卓芳、吴波)离开云岭,再次路过太平三门,在刘敬之家休息、吃中饭。当周恩来和大家交谈时,刘敬之的长子刘寅拿着笔墨纸砚,要求周恩来题词留念。周恩来接过纸笔,稍加思索,欣然命笔:
  绥靖地方保卫江南
  为全联导为群众倡

  因抗日机缘来皖南道出三门两遇刘主任及其公子谈及捍卫乡里驱逐日寇大义凛然亟可钦佩爰专此应敬之主任及其公子旭初先生之嘱
  周恩来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在交谈中,刘寅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参加抗日斗争,并且要求周恩来带他到延安去。周恩来鼓励他说:要求抗日很好。这里有新四军,有抗日的队伍,到新四军去,同到延安去是一样的,你可以去找他们。之后,刘寅参加了新四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周恩来临别前,要邱南章交付二十元,作为伙食费。刘寅怎么也不肯收。周恩来再三说明,这是新四军的规矩,一定得收下。在再三推让,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刘寅出了个主意,收下这二十元钱作为捐给三门小学的经费。周恩来同意了,并且还到小学去看望了师生。
  三月十五日,周恩来过太平县,经屯溪,在返回桂林八路军办事处途中,他曾到原籍绍兴,看望家乡父老,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演说,题词,勉励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周恩来顺利结束了皖南之行。

  (六十五)故乡绍兴感知音

  一九三九年,浙江省杭嘉湖大片土地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侵略者的枪口日夜威胁着钱塘江南岸的绍兴。三月下旬,周恩来“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绍兴。当时,我(即曹天风——编者注)在绍兴一个宣传抗日的月刊《战旗》杂志社工作,荣幸地同周恩来有过三次会面并长谈;周恩来离绍前夕,又给我题词留别。几十年过去了,但周恩来当年的风度、神态,对我的谆谆教诲,还长留在我的心头。
  挂棹山阴凌暮烟
  周恩来那次抵达绍兴时在夜晚。我在当时写的《赠周恩来氏》一首诗,开头一句就说:“挂棹山阴凌暮烟”。周恩来是乘船来的,我们也就乘船去迎接他。在城郊接到时,有锣鼓、口号声,一片欢腾景象。夹杂在欢迎队伍中,记得有一个是省党部CC团派来搞监视活动的人。因为有特务在,所以我在上述这首诗中又有“相逢不作惊人语,我亦江南一哑鹃”之句。这首诗原题为《迎周恩来氏——盘桓数日又告别》,后把“迎”字改为“赠”字,在周恩来已启程去金华时,我通过在战旗社工作的一位地下党员,把它送去赠给了周恩来。
  我们接到周恩来的汽船后,就鼓勇跃上座船,代表绍兴各界人士向周恩来表示慰劳和热情欢迎。周恩来身着军装,英姿焕发,虽经长途跋涉,仍无倦容,神态和蔼可亲,与我们一一亲切握手。随同周恩来的一位年轻警卫员,目光炯炯有神,手里提着一只轻便箱子,举止很轻快。
  当欢迎的人们从途中退到原船回去时,周恩来把我留住在他的船上,我坐下后就问:“你哪一天从首都动身?”周恩来和气地说:“你说的首都不就是重庆吗?”我回答说:“原来首都有两个呐!但说重庆太保守;说延安又不现实。”周恩来问:“那末,首都究竟在哪里呢?”我停了一会儿说:“首都,是全国人心所最归向的地方。”周恩来笑了笑说:“你这话说得未免圆滑些,但也是最公道不过的了。”我又说:“你自五四运动起,就是一位启蒙导师,今天我是以后进的身分来向你致敬的!”总理谦逊地说:“启蒙导师能有几个?!能做个战士就满不错了。至于孔家店不打不公道,对孔子一棍子打死也是不公道的。对过去作全部否定是错误的,专门以今律古,同专门以古律今一样,都不合唯物辩证法。”紧接着,我回答了周恩来关于绍兴情况的一些询问,并要求周恩来就抗日形势,两党能否合作,统一战线如何建立等问题多作开导和指点。
  周恩来的住处在当时县商会的一个楼上。我们送他到住处后,就握手言别了。
  长夜火炬照古城
  周恩来在绍兴期间,出席了在府山越王台举行的火炬晚会。晚会是为欢迎周恩来,并请他作报告而举行的。晚会盛大,参加的人员各方面的都有,会上举行了抗日队伍检阅,参加的有抗日政工队、妇女营、青年营、少青营的队伍,大家唱《大刀进行曲》,并高呼抗日口号。
  会上,先由当时绍兴专员贺扬灵致词,继而各界代表发言,有表示欢迎的,有发表抗日救国主张的,有提出问题的。会上,向总理提出的问题约有三、四十个,其中有善意询问的,也有故意责难的。我代表文化界也讲了话。在这之前,我为《战旗》杂志写了一篇社论,内容是讲反对“剿匪”,主张团结抗日;反对“戡乱”,主张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反对专制政治,主张实行民主。周恩来事先看过这篇文章,并表示赞赏。会上,我以“地球向东转,世界向左倾,是两种不可抗拒之伟力”作为开场白,讲话的基调就是按这篇文章的内容讲的。
  最后,周恩来发表了长篇演说,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国内时局和抗日前途,讲了全面抗战,长期抗战,抗战必胜的道理。周恩来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必败,中国人民抗战必胜,前途光明”。周恩来在讲话中,把大家提出的问题分五、六类作答,对其中一些故意责难和无理挑剔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有力的驳斥。“越台舌战敢撄锋”,“莫怪诸郎器何小,金鱼世界玻璃缸”。这几句,正是我当时对这种情景的纪实诗。当时,杭嘉湖地区已经沦陷,青年们纷纷向尚未沦陷的绍兴汇集,叫做“向祖国运动”。周恩来热情地赞扬了青年们的爱国抗日热情,殷切地希望青年们做抗日的先锋,拯救民族于危亡之际,振兴祖国在世界之东。周恩来演讲了很长时间,会议到深夜才结束。周恩来的演说充满着革命的魅力,那雄浑的气派,坚定的信念,热情的激励,严密的逻辑,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巨大的力量,连当时一些别居用心的人也不能不为之慑服。
  真心抗战要团结
  周恩来在绍兴期间,广泛地找各方人士恳谈抗日,我也是有幸参加的一个。周恩来和我长谈了几个小时,时间在周恩来到绍兴后的第二、三天,地点在商会楼上。所谈的内容广泛而丰富,包括国际形势,抗日前途,中国的命运和远景,学术和政治,还谈到了卢梭、马克思和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等,但重点是谈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反复说明了建立和加强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明确指出真心抗战就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周恩来说:“现在民族矛盾是第一位,国内的分岐应该尽力缩小,有些矛盾可以放到打退了民族敌人以后再说。为了取得抗战胜利,一定要努力把抗战的阵营扩至‘大无外’,把反对抗战的敌人阵营缩至‘小无内’”。周恩来还说,“要有民族气节,发扬民族意识,为了团结抗战,扩大统一战线,在工作中不能滥用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不能说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参加抗战就是投降派。要十分用心地做中间派的工作,团结他们参加抗战。”
  当谈到孙中山把建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时,我表示对蒋介石长期搞训政有所不满,这时周恩来指出:“照孙先生的意思,训政是过渡到宪政,实行民主的一种手段,而长期搞训政就犯了手段目的化的错误。现在不能再把人民看作刘阿斗了,应该给人民以民主。”涉及权力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是重视权力的,为被压迫阶级争权决不让步;但个人不要权,不争权。”当谈到有人非议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时,周恩来指出:“真理越辩越明确,真理总要战胜谬误,马克思主义是不怕驳倒的。”我说,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却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力关、美人关”。这时,周恩来反问说:“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我一时回答不出来,周恩来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我当时对搞政治已有些厌倦了,觉得学术比政治重要,学术在先,因此,欲建立新学派代替党派。对此,周恩来指出:“现阶段还是政治为主,学术为辅,学术为政治服务。学派也不能代替党派,但到将来建设时期,就可以以学术为主了。学术领域很广阔,到那时不发展科学技术,就无法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
  在谈到如何看待问题、分析问题时,周恩来指出:我们强调归纳法,必先有归纳而后有演绎,顺序是归纳——演绎——归纳,因为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要是不随时随地归纳,不断增加新知识和新结论,光从老原则出发分析问题,光讲演绎法,那就把理论僵化了,就会看错问题。学问要能入能出,不入不深,不出不广。学有三度:高度、深度、广度,它们互相渗透,触类旁通。缺一不好。
  笑谈却敌倚岩廊
  在火炬晚会后的一天,我和李生翁等人陪周恩来去东湖、快阁等地。名曰游览,实际是周恩来借此深入乡下,了解农村情况,继续做我们的思想工作。一路上,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绍兴的政治、经济以及市民、农民的生活情况,各阶层的抗日情绪。在东湖,周恩来遇到樵父、渔夫、挑担者,便与之谈家常,娓娓不倦,如此关心民瘼真是少见。周恩来在同这些素朴的劳动人民交谈之后,转而欣慰地对我们说:“我们在前方有英勇抗敌的战士,后方有这样勤劳质朴、痛恨敌人的人民,我们又有广大的国土,足以发动人民,建立全面抗战的统一战线,抗日之胜券必操我手。我们不仅可以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而且最终一定能够彻底打垮侵略者,光复中华。”周恩来的一言一行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和鼓舞。为了纪念陪同周恩来到东湖一事,我当时写诗云:“笑谈却敌倚岩廊,一杖居然横渡江。”
  周恩来为了团结抗战,在一切话题中都渗透着教育人、说服人的精神,这种独具匠心的思想工作,真是令人悦服,令人倾倒。一路上我们还谈了许多有关理论、历史、人物及现状方面的内容。总理谈得很生动、精辟,见解独到,知识渊博,使我们听了真有茅塞顿开,耳目一新之感。谈到鲁迅时,周恩来说:“鲁迅的笔锋横扫了多少辫子军、辫子党人,所向披靡,海内无敌。鲁迅的文格和人格一致,很幽默,也很爽直,要继承鲁迅的文风。”我说:“鲁迅的文风,笔调新社会是否适用呢?”总理说:“要是鲁迅笔调到新社会不适用了,那么文法中的讽喻格到那时就要取消了;新社会也会有缺点,也可以用讽喻笔法的。”他还说:“鲁迅的《阿Q正传》揭露了民族劣根性的一面,我们要挖掉这些劣根性。”
  在谈到大禹时,周恩来说:“大禹在人类向自然作斗争中打响了第一炮。在科学萌芽的时代,能同自然作战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历代统治阶级没有学好大禹治洪水这一课,都只晓得遏制,不晓得利导,所以成了专制魔王,到处受到反抗。它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在途中,我们还谈起白居易、柳宗元、陆游、苏东坡、贺知章和秋瑾,周恩来说:“白居易、柳宗元写的是暴露文学,写得不错;宋诗陆游第一,不是苏东坡第一。陆游的爱国性很突出。陆诗不是为个人而忧伤,他忧的是国家、民族,他是个有骨气的爱国诗人。”周恩来对秋瑾的思想和人品的评价很高。当我们自快阁回城,徒步经过府山秋风亭时,周恩来说:“秋瑾是个新的女性。自秋瑾带头打破三从四德这种封建束缚以来,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在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未喊出之时,他敢于仗剑而起,和黑暗势力战斗,真不愧为一个先驱者。”又说:“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充分表达了秋瑾对封建黑暗统治的不满,对吃人礼教的反抗,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当时,我吟了“又是秋风起时节,杀人声里不逢君”的凭吊诗,周恩来听了说:“现在杀人声里的刽子手是谁?岂止外国侵略者?!”在归途,我们还谈到贺知章隐居鉴湖之事,我还吟诵了“欲向君王乞鉴湖”的诗句,并说:“将来抗战胜利了,我也要像贺知章一样,隐居鉴湖不闻政事了。”周恩来说:“这太消极了。抗战胜利以后,还有许多事情要我们去干呢!”
  亲笔题词闪光辉
  三月三十日,周恩来在百忙之中亲笔为我题了词,题词的全文是:
  山中岁月纪春王,颁诏何须辨鲁唐,
  今日甲兵栖越纽,相期铙吹渡钱塘,
  檄传英霍军威远,势压杭嘉士气扬,
  成败区区君莫问,中华终竟属炎黄。

  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扫墓,承曹先生远迎,复得聆谠论,极感奋,爰录吾绍沈复生先生近作应天风先生雅属呈留纪念
  周恩来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于绍兴城
  周恩来在题词中,热情赞扬了故乡人民抗日斗争的业绩,深情地鼓励我们这些爱国人士,号召故乡人民同仇敌忾,坚持抗战,激励人民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念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三月三十一日,周恩来离开了绍兴。此时,周恩来为民族生存,为抗战胜利而日夜奔波的伟大精神,不畏征途艰险,深入敌后、前线的大无畏气概更是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头。为了记载难忘的会见,我写下了“万里危途独归去,青山影压帽檐斜”之句。

  (六十六)在莫斯科疗伤

  一九三九年九月的一天午后,任弼时给我(即师哲——编者注)打来电话说:“你今天不要走远了,最好不要出门。”下午七时许,他又打来电话,要找立刻到他家去。
  我一走进他的房门,很惊奇地看见周恩来在座。弼时向我作了介绍,其实我早就见过周恩来。在交谈中,周恩来回忆说:过去我每次来苏联,都要处理有关你们留学生的一些问题。他还谈到曾在孔策沃给军事学校的留学生作传达“六大”报告的情景。这次,周恩来是到苏联来治疗骨折的右臂。同他一起来的有邓颖超、孙维世、李德等。我们安排周恩来、邓大姐、孙维世住在柳克斯公寓。
  周恩来的右臂是在延安骑马时摔伤的。他同江青一起外出,在路上,江青猛地打马,她的马突然猛冲过来,使周恩来的坐骑受惊,因毫无防备被摔了下来。周恩来急中生智,用右手护住头,胳膊肘先着地,造成肘部粉碎性骨折。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差,没有完全把骨头对好,就打上了石膏。等取下石膏时,肘部已不能活动,右臂肌肉逐渐萎缩。于是,中央建议他赴苏联治疗。为此蒋介石派出自己的专机到延安,把周恩来接送到乌鲁木齐。然后,转乘苏联的飞机到达莫斯科。
  共产国际安排周恩来到皇宫医院(即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邓颖超、孙维世常常到医院来照料。由于他们都不会讲俄语,我差不多每天到医院去,给他们当翻译。
  苏联请了一批高级专家给周恩来治病,先后进行了三次大会诊,讨论治疗方案。这三次大会诊周恩来都参加了。医生们提出两个方案,供周恩来选择。第一个方案是把肘骨拆开,另行接骨。其好处是胳膊可以运动自如,缺点是痛苦大,所需时间也较长,而且要冒手术不成功的风险。第二个方案是不开刀,采用按摩等治疗方法。好处是治疗时间短,缺点是胳膊只能活动到一定的角度,不能运用自如。周恩来说:“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我长期在国外治病,就选择后一种方案吧。”
  在治疗过程中,患者是异常痛苦的。注射麻药后,就硬把胳膊扳到一定的角度,固定起来。麻药效力消失后,疼得周恩来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不由得喊叫,急得我们团团转。然后进行按摩,使萎缩的肌肉恢复生机。这也使他疼痛难忍。按摩的医生是个老太太,她不懂中文,不断对我说:不受这个苦就会前功尽弃,所以,一定要受这个痛苦,将来才有希望使手臂活动得幅度大些,可以梳头、吃饭。
  在住院期间,周恩来仍坚持工作,着手起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问题备忘录》。我劝他说:“你是来医病的,还是先把病治好为宜。”但是他说:“我这是外伤,不影响我的思考和工作。”
  备忘录全文共五万五千字,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文中写道:武汉战役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
  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敌人在十六个月中占领中国十四个省,九百多个县。我们在敌后广泛地开展游击战,敌人实际只能控制一百个县。“我们得以保持基本有生力量并逐渐加以补充。我们也得以保持广大作战地区,将主动权夺到自己手里。敌人的闪击战和速胜战破产了。为我长期抗战打下基础。”目前,战争已由敌人大举进攻的第一阶段进入敌我双方相持阶段,即胶着状态的第二阶段。
  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敌人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华北敌后战场,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其占领地区进行建设和开拓富源,将重点放在政治进攻和施加经济压力上,迫使中国投降。“中国坚持持久战方针,必须坚决加强团结,反对投降与分裂,主张民主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敌后游击战,粉碎敌人妄图消灭游击队的活动,加强前线防御,阻止敌人进攻。”目前我们遇到一系列困难,主要是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和腐化现象,加上日本侵略者的诱降、英法的妥协活动,致使投降与分裂可能成为这一过程中的主要危险。
  备忘录系统地介绍了抗战爆发以来两年半中日战争的情况:日本派往中国一百多万兵力,伤亡已达五十一万,日本政治上“以华制华”,军事上“以战养战”。中国为坚持持久战而斗争,中国农民的民族意识受到空前未有的锻炼,农民在殖民地革命运动中具有伟大作用。
  备忘录还列举了蒋介石抗战以来的三次动摇。
  备忘录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文中说,中国的统一战线没有正式的共同纲领,而参加的各党派也无联合组织,其中心环节是国共合作。按照毛泽东的分析,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全民的和抗日的,其政治基础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参加的各党有自己的军队。统一战线是不平衡的;统一战线所处的状况是大部分人民尚未组织起来,处于新的国际形势之下,这些都是中国统一战线的特点。
  备忘录指出,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基本思想是反共,要统治人民,不愿承认国共合作,所以统一战线将处于更加矛盾的发展之中。备忘录介绍中共在统战中的政策原则和策略方针是:一切服从抗战,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国民党进步、中共及其军队的巩固与发展是统一战线的保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与分裂,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争取在中国彻底实现民主共和国。备忘录第二部分还介绍了我党对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的政策。
  备忘录第三部分系统地汇报了中共各方面的工作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中共除西藏和青海外,在各省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有四个中央局(华北、华中、南方、东南),十个省委和区委。党员人数比抗战前增加了六倍,达四十九万八千多人。他特别指出:“中共中央从来没有像今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这样统一”。八路军由五万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中共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方式和方法,顺应周围环境,合法开展群众工作。在大城市主要是情报工作和对敌破坏工作。《新华日报》是全国性的党的机关报,目前仅在重庆就发行二万份。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新阶段》发行更广,仅上海一地每本就发行十万册。
  最后介绍“七大”的准备工作。一九三七年底已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秘书的准备委员会。准备一九四○年三、四月份召开。
  周一边写,我一边译。我和林佛译完之后,把译稿交给季米特洛夫的政治秘书波诺马廖夫(后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压缩到二十页打印张,再由季米特洛夫将打印稿送交斯大林及国际执委看,翻译工作一直持续到周恩来出院之后。
  周恩来在医院里住了两个多月,于新年的前几天出院。元旦晚上,他出席了共产国际举行的新年联欢会。
  出院后,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机关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第一,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问题。首先根据备忘录向国际执委作了一次口头报告,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秘书长哥特瓦尔德,书记库西宁、曼奴伊尔斯基、拉科西、皮克、马尔梯、安东尼斯库、何塞·迪亚斯、陶里亚蒂、伊巴露丽等。因为是讲抗日战争,所以会议特地邀请冈野进(即野坂参三)列席。任弼时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还有工作人员。
  国际干部处的马尔特维诺夫列席,徐介藩和我担任翻译。
  会场上挂着地图和各种表格。周恩来连续讲了两天,周的报告每天长达四、五个小时,加上翻译的时间共约八、九个小时,比他的一百页报告更加详尽。
  国际的同志对中国的事情不甚了解,更搞不清中国统一战线形成的来龙去脉和其中的某些奥秘之处。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他们才心中有了数。当时大家最担心的是中国抗战能不能坚持下去,中国人民能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因为这关系到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前途问题。
  周恩来在报告中引用了大量数字,分析了一九三七年抗战以来战局的变化情况、中日双方的优劣势和强弱点,讲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武装英勇战斗的事迹,从而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结论是肯定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大家听了以后,都很兴奋。可是,外国同志对周恩来讲的阎锡山、胡宗南、鹿钟麟等,晋察冀、晋冀鲁豫等人名、地名搞不清楚,也记不住。散会时有个同志风趣地说:“恩来同志辛苦了,你讲的我们全知道了,但又全不明白。”西班牙的一位同志讲,周的报告使他更加相信,各国的事情只有各国人民自己才能解决。
  这两天的报告都由我一个人口译。每次散会后,季米特洛夫就走到我跟前来,诙谐地说:你是活着还是死的,你的头不昏吗?同时他劝我好好休息一会儿,再喝一杯咖啡,可见工作之紧张。
  周恩来将二十页的书面报告修改后,以《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机和目前任务》为题发表在一九四○年四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很重视周恩来的报告,经过一二十天的研究、讨论后才作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
  二月末,季米特洛夫将这个决议交给周恩来。季米特洛夫解释说:周恩来的报告斯大林看了,国际执委会关于报告的讨论情况,也向斯大林汇报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问题进行了极其严肃的研究和讨论,并且十分审慎地从各方面考虑了中国问题。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具有许多独特的微妙之处,且又在世界革命运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来斯大林很想接见恩来并面谈一切,但是,当时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不仅恢复了外交关系,而且往来甚密,这次周恩来是由国际接待的,如果斯大林接见周恩来,就不能回避接见国民党的外交人员,可是他又不愿意接见后者。所以,这次就不见面了,希望恩来谅解。这个决议是在斯大林主持之下讨论和草拟的,而且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慎之又慎地选择了措辞。因为既想把问题说明白,使中共能正确理解国际方面的立场、观点、态度和愿望,又不能因决议本身的任何一句话而束缚了中共的手脚,或伤害中共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季米特洛夫接着说,请你们先把《决议》研究一下,如有问题或意见,请提出来,我们再行商量。总之,我们要共同努力,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决议》文字不长,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国际执委会的意见,由我口译,恩来笔记,修改后抄正。后来由周恩来随身携带回国,交给中央,即一九四○年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
  这个文件很重要,全文是以建议的口气写的,给中共中央很大的回旋余地。中心内容是希望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以往,国际发出的文件往往因不符合我们的国情,常常引起中央的议论,而中央对这个文件却不曾有过任何不同意见。毛主席在七大的报告中指出这次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就是引伸和运用了这个文件的精神。共产国际所说的团结,是指党内团结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团结,毛主席讲的团结是党内团结,也包括与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的团结。
  季米特洛夫很重视中共内部团结和领导层的一致。一次,他同周恩来单独会谈时问道,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如何?同毛泽东的关系怎样?他们合作得好吗?
  恩来回答说,不够好,甚至有一个时期,王明跑到武汉,企图另外组织自己的班底。
  这时,季米特洛夫立即说:“王明回国前,我们曾再三告诫他,不要以为自己是国际执行委员,又是书记之一,就可以翘尾巴,不听话,把自己凌驾于中央、毛泽东之上。须知,毛泽东是在人民群众中、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才是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党的真正领袖,而不是别人。希望王明回国后放下架子,服从党的统一领导。我和斯大林都曾这样告诫他,可是他竟然不听我们的忠告,把这些忠告当作耳边风,使人很失望。他看起来是个精明的人,怎么在实际中又这么愚蠢呢?”
  他继续说:“王明本来是米夫的学生,也是米夫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同米夫共事多年。王明是很机灵、精明的,当他一嗅到米夫出了问题时,就立即转过头来同米夫做斗争,而且极力揭发批判他。这样,王明就站在了正确一边,同米夫划清了界线。王明是很机灵,很会转弯子的人。”季米特洛夫不禁苦笑一番。
  第二,参加了国际监委审查李德问题的工作。国际监委佛罗林主席负责处理此事,他是德国人。共产国际是根据中国党的意见对李德进行审查的。刘亚楼等出场作证。
  国际给李德作的结论是,有错误,免予处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所以李德免于处分。从此,国际不再重用李德,分配他去作出版工作。
  第三,看望在苏联的中国同志,并处理了一些有关事务。他首先去看望了中国党校的同志,还多次接见他们,个别解决问题。此外,他还到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看望了中国孩子们。
  周恩来到莫斯科后,还特意了解了陈郁的情况,并把陈调到了莫斯科,准备带他一起回国。
  第四,同共产国际的领导和部分执委们分别见面、会谈。这些执委都是当时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其中有: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西班牙的伊巴露丽,德国的皮克,法国的马尔梯,芬兰的库西宁,少共国际书记米海洛夫等人。会见时,双方交换了各自的情况和观点,加强了彼此的联系和了解。建国后我到东欧去时,碰见过这些同志,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他们对恩来是非常敬佩的。
  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也非常尊重、热爱周恩来,很想见到他。其中不少人要我在周到国际来之前,给他们打个招呼。当他们看到周恩来标准的身材、潇洒的风度、稳重的举止时,都情不自禁地说:真漂亮,是个美男子。
  特别应提及的是周恩来同经济学权威、理论家瓦尔加的会谈。周问:中国法币(国民党的币制)日益贬值,这使陕甘宁边区边币也发生贬值,继而又使物价不断猛涨,亦即使边区人民群众生活和我军的处境日益困难。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瓦尔加回答:我这样想,首先应使边币脱离与法币挂钩的关系,使自己独立起来,不受它的影响和牵扯;其次,边币不应成为银行钞票,而只应成为法定的流通证券(以维护它的购买力),并以边区的实物、财富(煤、食盐、石油等等)为保证,而不必以黄金、白银等作银行基金;第三、发展生产(靠自力更生),使边币(财富的代表)独立于内外货币的影响之外。对他这个意见,我们党是十分重视的。
  工作之余,周恩来参观了几个博物馆,参加了几次晚会——驻国际各国党的代表组织的联欢会、联谊会。
  周恩来离开苏联时,共产国际给我党若干资助(数目不详,据恩来讲数目不大),回国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留下一部分,其余的带到重庆。
  此外,国际建议我们必须建好空中(电台)联络和陆上交通。这项工作由弼时负责。临行时,我跟着任弼时去共产国际机要交通室,室内挂着几道布帘,使来者不知道帘子那边有些什么人、在干什么事。后来在工作中才知道是交给弼时一个联络信号、电报密码本,供与共产国际联系时使用的。回国时弼时随身携带着这本密码,入境时,便放到周恩来的手提包里。因为周在抗战爆发之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过境时在两国都有豁免权,不受检查。

  (六十七)惨剧,本可以避免

  周恩来三月十五日离开新四军军部。他的云岭之行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陈毅的东进北上计划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从军部回到茅山地区后,便更加放手地按照确定的计划大干起来;一九三九年五月,部队东进到太湖一带,突破宁沪铁路,一直打到上海郊区,一九三九年底,陈毅又先后组建了苏皖支队和苏北挺进纵队,向长江以北、苏皖地区发展,造成了新四军“足跨长江两岸”,向华中、苏北地区进军的有利态势。
  但是,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的项英同志,拒不执行周恩来与之商定好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迟迟不肯东进北上,使新四军军部和许多部队长期拘守于国民党重兵控制的皖南山区,拘守于繁昌、泾县的狭小地区,直到时局变得更加险恶。
  一九四○年七月十六日,国民党提出了一个企图限制和削弱八路军、新四军的所谓《中央提示案》。周恩来在与中央商定后,向国民党提出《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种》:“(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部队留在各地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这是与国民党的提示案针锋相对的主张。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国民党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将八路军、新四军由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并在电文中说:“至周副主任委员恩来所提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种,其第一第三两种,决难照办,其第二种应俟开到决定地境后,再行酌办。”
  《皓电》发出,周恩来警觉地识破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他于十月二十四日报告毛泽东说:“蒋之宴会,何之报告,白之反共,汤恩伯、李铁军与马鸿逵等纷纷来渝,江南北部队亦在调动,对于华北进步报章之限制,对舆论反共之动员,对凡有共党左倾嫌疑者之加紧监视和逮捕,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周恩来并向中央提出,对《皓电》的原则和办法决不能同意,但是必须给以回答,不能置之不理。同时,又对新四军的行动问题,向中央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皖南新四军主动北移,让出江南,到江北坚持斗争。另一个是皖南新四军一部分转苏南渡江,一部分就地打游击。毛泽东向叶挺、项英等转发了周恩来的报告。周恩来的建议是产生了作用的,项英在一九四○年十二月间曾采取措施使部分部队向苏南移动,当时由皖南军部到达苏南并渡江到达江北的即有一千七百余人,使这一部分力量得以保存无损。这就是执行了周恩来建议中的第二个方案。也说明了周恩来所提方案是现实的,在当时是切实可行的。
  十一月一日,周恩来又向中央报告了他对形势的分析,指出:“三国协定后,英美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史大林(即斯大林——笔者)电蒋,蒋亦喜。此正蒋大喜之时。故蒋于日军退出南宁,史大林复电之后,立往成都。此往,决非偶然。”“蒋现处于三个阵线争夺之中。他认为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码尔,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让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冯亲苏,以便他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周恩来并向党中央详细报告了重庆各方面对于时局的反映,各方面的意见普遍希望我党采取缓和的政策。周恩来建议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通电答复《皓电》。在复电中要向蒋介石表示,我江南新四军在有充分保障的条件下,可以移到江北;“特别要保证在移动中不许友军袭击”。党中央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在十一月九日复何、白的《皓电》中,一方面驳斥了《皓电》的造谣,另一方面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和退让的政策,这一态度在政治上赢得了广大中间力量的同情,对于后来打退国民党的这次反共高潮起了良好的作用。
  十二月三日,何应钦上书蒋介石,提出“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十二月十日,蒋介石密令顾祝同“至期(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该军(指江南新四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并且秘密调兵遣将,阴谋聚歼新四军于皖南。与此同时,我党中央一再令项英迅速率军北移,并做好对付国民党发动突然事变的准备。但是,项英此时仍然迟疑不动。在重庆的周恩来,此时亦是十分关心皖南新四军的处境,他密切注意局势,随时将新情况和自己的分析报告中央,并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例如,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谈判中,严正表示:中国共产党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如果国民党再不停止进攻,陕北封锁仍不解除,那末,发生内战的责任全在国民党。
  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忽然约见周恩来,这一天是当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放回去的那个日子。蒋介石对周恩来说,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他假惺惺地说: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在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坍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他说:你说河北太小,其实我为你们着想……要开到河北……可实现你们的抱负。蒋介石又说: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的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能成功。他还说:你们过,从皖北一样可过。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在谈话中,周恩来向蒋介石严正地申明了我党的立场,对蒋介石的挑拨及攻击当场作了答复,并对蒋介石的口蜜腹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立即将谈话情况向中央报告,指出蒋介石在“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蒋介石的保证是靠不住的”;蒋介石的“局部的‘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
  十一天以后,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党中央和周恩来长期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国民党七个师近八万人重兵包围并伏击北移中的新四军,新四军九千余人开始了一场面对顽敌、众寡悬殊的殊死战斗。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收到了新四军被围的告急电,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指示《新华日报》将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阴谋透露出去。他直接写信给蒋介石,要蒋介石命令部队撤回、让路。周恩来为挽救皖南新四军,奋斗不息,直到这最后的时刻。
  这一天也是重庆《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的日子,报社的全体同志在化龙桥的饭厅里举行了庆祝活动。晚上,周恩来、叶剑英来报社。周恩来在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强烈谴责国民党的罪行。这时中共南方局的机要同志送来中央的急电,他立刻用沉痛的语调向在场同志宣布了严重的局势。当大家怀着悲愤的心情凝神倾听时,饭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了,过了一会,又亮起来,周恩来同志意味深长地说:“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接着又说:“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击破的,好像刚才的消息说到新四军最近在向北移动中被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包围,但相信战士们是会冲破包围和黑暗的,因为他们有必胜的信心和艰苦卓绝的毅力。”
  历史的事实证明,周恩来以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革命事业极其负责的精神,在皖南事变前夕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挽救危局,虽然在项英的错误领导下,新四军军部终于未能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但是周恩来力挽危局的努力并非徒劳,他用自己正确的言行从正面更鲜明地衬托出了右倾机会主义指导思想的错误,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一个可以避免的惨剧为什么未能避免,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这个历史惨剧的教训,增添了这个历史惨剧对后来人们的教育意义。



 
 

2007/09/10

十五、皖南事变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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