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人民军队的代总参谋长

 




  (八十五)转战陕北

  一九四六年十月,上海马斯南路“周公馆”的客厅里,周恩来同几位朋友谈着话。在座的有郭沫若、许广平、马叙伦、马寅初、许涤新等。周恩来说自己不久将回到延安去,但人民的胜利是必然的,我们一定会回到上海来的。
  郭沫若即席赠诗一首: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
  根节构盘错,梁木遮可遭。
  每逢期骏骥,岂畏路迢遥。
  临歧假所赠,陈言当宝刀。
  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在回延安的前三天,向中外记者宣告:国民党军队如进攻延安,中共将被迫从边区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只要紧靠人民,为人民服务,必能成功。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十一月十七日,临行前两天,周恩来给郭沫若、于立群写信说:“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十二月十七日给上海的宋庆龄写的信中,从力量的消长预测了胜负前途。他说:“如果内战继续下去,蒋介石的武力再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消耗,解放区人民的武力将有可能与蒋介石的武力渐渐的处于平衡的地位。到那时,我们会看到在蒋介石统治区,爱国的民主运动将更加发展,经济的财政的危机更加严重,人民的武装抵抗运动也会更加在许多地区扩大,再加上上述的国际有利局势——新的民主高潮就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三十一日,他又给郭沫若写信说:“国内外形势正向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途程中发展……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
  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这些战略性预测是十分准确的。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国的战争情况就到了一个转折点,人民解放军转入了全面规模的进攻,国民党的统治由发展转向失败。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四七年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擘划和指挥了这场东起胶东半岛,西至天山南北,由东北长春到南海之滨的广东,相去万里,历时数年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毛泽东在一九五○年曾经回顾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和毛泽东、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一部分工作人员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两千余里,先后经过十二个县,在三十七个村庄生活过。在转战的开头几个月,特别艰苦和危险,有时距离敌军十分近;有时住和吃都很困难,周恩来同其他领导人合住一个窑洞,共睡一个炕,批阅文件时坐在院子里小凳上用锅盖放在膝上作桌子。他们处处受到人民的保护和支援。
  国民党军进攻,采取的是“齐头又并进,走山不走川,白天大游行,晚上大集中”,以万计的大军排成方阵,铺开几十里整的正面,横竖“扫荡”。但是中共中央机关近在咫尺,他们发现不了。一次,中共中央机关正在行军,刘戡率几万国民党军队在后边不远跟着进军,却连中共中央机关的一丝情况也得不到。沙家店战斗前,沙家店北面集结了解放军四万部队和大批支前民工,附近的国民党军队却连一点风声也探不到。
  在峰峦起伏的陕北群山里,在人民的海洋中,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像捉迷藏一样,我打他,得心应手;他打我,找不到目标。有时彼此距离只几里路,我们知道他们,他们不知道我们;有时彼此只隔一条山沟,我们看见他们,他们看不见我们。中共中央机关所到之处,老百姓见这支队伍电线多、驮骡多、背盒子枪的多,猜到是来了高级领导;很多老乡还认得毛泽东、周恩来,可大家都是心里明白,绝不传言。敌人拷打群众逼问中央机关的踪迹,群众的回答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群众的《信天游》唱道:
  “瓜连的蔓子,蔓子连的根。老百姓连的是共产党,共产党连人民。”
  在人民的掩护下,虽然敌人重兵搜索,周恩来和毛泽东、任弼进等在陕北的小窑洞里,安如磐石。
  人民支持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时时关怀着人民。罗青长讲到那时的情况说:“周总理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他不仅非常关心毛主席等领导人的安全,也包括关心人民群众的安全。”周恩来每到一地,都要同群众接近,谈谈情况,作调查研究。每当遇到危险和困难时,总惦记着群众。在王家湾时,几万敌军扑来,解放军主力远在陇东,身边只有四连兵力。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安排群众转移,直到群众到了安全地带,然后自己才和警卫部队转移。在葭县(今佳县),周恩来告知县委,对过不了黄河的老百姓要组织他们向北撤,绝不能让群众的生命财产遭损失。在神泉堡,正值秋收季节,周恩来动员中央机关全体干部、战士帮助群众秋收。在杨家沟,毛泽东、周恩来看到群众经过半年多战乱,害病的多,就要中央机关的医护人员对老乡免费治疗。
  周恩来在转战途中,经常教育干部和战士:人民经过敌军的抢劫、烧杀,生活很苦,大家要爱惜他们的一草一木。在石湾镇时,粮草来不及蔬散,为了不落入敌人手中,当地干部主张烧掉。周恩来知道后说:“不能,粮草是人民的血汗,连一根草也不能烧。”他对当地干部说:“化整为零,把粮草分散给群众来坚壁。我们要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他去晋西北安排后方委员会的工作毕,回到陕北路过石湾镇,还去看望当地的小学校,说:就是打仗,我们也要操心孩子的上学。
  陕北本是贫穷的地方,抗战中经过大生产运动,人民生活有了改善。但是现在,战争影响了生产,加上蒋胡军洗劫,有些地方人民生活靠黑豆、糠秕和瓜菜充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也一样吃糠菜糊糊。住在杨家沟时,经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还号召机关干部、战士每人节约一两粮支援人民,共节约黑豆约七十石、小米三十石,分给了驻地人民和附近村庄的烈军属。
  一九四七年,周恩来作了一个报告,讲了蒋必败,我必胜。为什么呢?“第一,人民拥护我们作战,相信我们是为他们作事的……第二,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是人民的子弟兵……第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得好。”三条中的一、二条,就是讲共产党为人民,人民支持共产党。

  (八十六)协助指挥三大战役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夜里,刘邓大军横渡黄河天险南下。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军队二十年来第一次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进攻。这个作战方针,最初是周恩来提出来的。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经势不可免,和平已经没有希望。这月中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几位友好的爱国人士商谈国内军事态势后,给中共中央去电提出:“我如以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
  这是大军南下、中原突破这一战略的最初设想。这个意见得到中央的重视和接受,下来就是作好准备和什么时候实行的问题了。六月下旬,虽然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但是广大中间人士对和平仍有幻想,周恩来必须彻底揭露蒋介石不要和平坚持内战的真面目。到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和谈已不可能,蒋介石要很快召开“国大”,周恩来则要争取第三方面人士中的大多数不参加“国大”。在这样的形势下,十月十五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去电报提出:“在军事战略上应与政治相配合。”他主张“在‘国大’前后,还不宜出来,主要仍在解放区作战,易于歼敌。”
  到一九四七年夏天,形势不同了。蒋介石要打内战不要和平的面目已为全国人民认清,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受到残酷镇压,民主人士遭到迫害,而在战场上,经过一年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歼灭了敌军一百一十二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由四百三十万人降为三百七十三万人,其中正规军由二百万人降为一百五十万人;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一百二十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其中正规军超过一百万。国民党军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所谓“重点进攻”即把主力深深陷于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上,它的战略纵深的中原和江南广大地域异常空虚。
  是时候了。
  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前委指挥下,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蒋介石手忙脚乱。他派十五个旅随后追赶,在前面平汉路许昌以南派五个旅堵截,皖西有三个旅防堵。国民党在湖北自夔门以下没有正规军,安徽除第四十六师外,只有四十八师的一个旅和七十四师的三个旅,在蚌埠、合肥、长江防线只有三个旅。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央军委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湖北全境空虚。你们如能乘胜攻占长江以北、大别山以南各线,必能威胁长江,分散敌人,开展局势。”
  刘邓大军南下,直达大别山区,如同一把利剑插在国民党心腹地区南京和武汉之间。同时,中共中央又派陈赓、谢富治率军南渡黄河;派陈毅、粟裕率军进入鲁西南。三路大军以鼎足之势在中原大地、江淮河汊之间展开。
  这时候在陕北战场,也经过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结束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由内线防御转入了内线反攻。笼罩在陕北高原上空的乌云开始消散。
  整个战局改观了。周恩来说:“去年一年我们是战略防御,战术进攻,现在战略也是进攻。”
  胡宗南向蒋介石要求无论如何部队必须休整三个月,以便重整旗鼓。但是战争是你挑起的,什么时候停止就由不得你了。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的负责人叫唤:经济力量仅能维持六个月。趋势是走向崩溃。
  人们开始露出笑容,完全相信共产党必胜,准备迎接更大的胜利。
  一九四七年七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上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六月)的战绩,预计战争第二年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将超过敌人。九月,他在陕北葭县神泉堡作报告,阐明战争第二年的口号是:“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现。”至于打倒蒋介石,“要到第三年,可能到第四年”。
  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歼敌九万多人。七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写了这样一句话:“这一辉煌胜利,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
  这预告在新的战争年度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一九四八年九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说:战争进入第三年后,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重点在北宁路”,“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如果战争的第三、四年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很严重,加上敌方的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那么胜利可能来得更快。我们应当有此准备。”
  这一月,华东野战军取得了解放济南、歼敌十万的胜利。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指出:这一胜利“证明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他认为,济南战役是三大战役的开端,决战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关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周恩来亲自起草了很多电报,对于兵力部署、作战指挥、兵员物资补充等问题,都有过详细的指示。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蒋介石从华北调兵增援锦州后,林彪对集中兵力攻锦州的方针发生动摇,并要华北的兵团支援东北,周恩来就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电,指出:“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十五日,锦州解放,歼灭敌人十多万。
  十七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说:“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部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指明了锦州战役必将发展成为全东北的大战。
  十月十九日,长春解放,东北解放的大局已定。在这种情况下,二十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要他们加紧修通中长路陶赖昭到四平段,以便解放沈阳后迅速修通中长路全段并向北宁路推进。十一月二日,沈阳、营口解放,辽沈战役结束。
  蒋介石和傅作义对于平津地区的守军是南下还是西撤举棋不定,明争暗斗。九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军委致华北、东北有关领导的电报说: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为了留住傅作义部队在平、津、张、保地区,命令华北第二兵团西开协同第一兵团攻太原,第三兵团停止执行围攻归绥的计划,既防傅作义部队退到绥远,又等待东北野战军入关后共同夺取平、津。这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扩大原定的淮海战役作战规模,指示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协同作战。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指出“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匪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蒋匪嫡系二十四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天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从全局看来,抑留蒋二十四个师及傅系骑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于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电报要东北野战军考虑改变原定的休整到十二月末的计划,提前进关。十八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进关。二十九日,平津战役开始。十二月中旬起,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导平津前线领导人开始同傅作义派来的人员进行谈判,基本原则是争取敌方放下武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至此,蒋介石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十五日,天津解放。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在指挥解放战争中,周恩来日夜繁忙,席不暇暖。他参与各战略区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对许多战役都曾用电报作了指示。他起草的指挥作战的电报,最多时一昼夜有二十二份。邓颖超曾经说:“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话后由他再来贯彻。”
  一九四八年,为了使部队由游击战争时期的组织过渡到正规化,周恩来为中央军委拟定了《关于统一解放军全军组织和番号的规定》。一九四九年六月,他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发布命令,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式样。
  长期来,周恩来从事着同一些国民党将领秘密联系的工作。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的电报中,要他们做好原西北军将领的工作。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这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九四六年六月,周恩来在南京时电告中共中央,冯治安的副总司令张克侠已被国民党方面注意,现在要把张的妻子儿女先送到解放区,请告徐冰办理。同月,他电告陈毅说吴化文愿意找出路,请陈毅联系。后来在济南战役中,国民党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约二万人阵前起义,促使战役提前十二天结束,人民解放军减少了约二三千人的伤亡。淮海战役开始,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和张克侠率部两万多人起义,为人民解放军迅速切断黄伯韬兵团的退路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这也是使淮海战役可以扩大规模的因素。
  在辽沈战役围攻长春的紧要关头,守城的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兼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已经起义,司令郑洞国正犹豫未定中。郑洞国是黄埔军校学生,周恩来给他写了一封充满师生情谊的信: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北离……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
  这封信纸短情长,实际上概括了二十多年来的历史,当年黄埔军校,革命精神高昂,要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翻身而奋斗,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坚持黄埔初衷反帝反封建,黄埔学生分走殊途,所以周恩来要他回念当年黄埔,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这信用电报传到前线,交给国民党新七军副军长转郑洞国,由于司令部附近已呈混乱状态,信没能送到。郑洞国是后来到了解放区才知道这件事的。他说:“对於周总理的这番亲切关怀,我是始终未能忘怀的。”一九五○年郑洞国到北京,周恩来在西花厅宴请他,黄埔军校教官聂荣臻也在座。周恩来紧握郑洞国的手,炯炯的两眼注视着郑,说:“欢迎你,我们很久没见面了,难得有这个机会呀!
  ……”
  郑洞国写道:“我被周总理的坦诚、热情所感动,觉得他还像当年的周主任,那样诚挚可亲。真是百感交集,两行热泪几乎夺眶而出,半天才愧疚地说出几句话:‘周总理,几十年来,我忘了老师的教诲,长春解放前夕,您还亲自写信给我,我感谢您和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周总理摆了摆手,打断了我的话,微笑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你不是过来了吗?今后咱们都要为人民做点事嘛!’”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被任命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他领导着国民党统治区波澜壮阔的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以学生为主体,有广大工人、农民、教员、职员、爱国民主人士等参加,展开了同国民党反动派的迅猛异常、一浪高过一浪的斗争。“从解放区自卫爱国战争与蒋管区人民民主爱国运动的配合发展和胜利中,取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
  第二条战线的基础,是周恩来等在长江局、南方局、南京局的长期工作中打下的。一九四五年的“一二·一”运动推动了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从“一二·一”到一九四六年“六·二三”上海代表到南京请愿的和平民主运动,为形成第二条战线,迎接更大规模的斗争作了准备。
  周恩来兼任中央城工部长后,一九四七年一月,调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系统,以便配合解放战争,迎接全国革命新高潮。二月一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分析了蒋管区人民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他说: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事实,激起了中国人民去年年底的反美抗暴斗争,美蒋反动派更加陷于孤立。会议通过了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指出中国政局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的高潮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随着国民党的全力进行内战,军费支出猛增,物价飞涨。抗战时大后方的原有工业体系,到一九四六年秋已经百分之八十解体。一九四六年六至十月,上海的工厂倒闭一千六百多家,工业产量只达到战前的四分之一。国民党接收的大批敌伪厂矿,大半没有开工。美国货大量输入,外贸出现巨大赤字,经济、财政趋向崩溃,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不聊生。
  一九四七年,人民中最敏感的阶层学生界首先起来反抗。学生运动高潮不断。五月五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中,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发人民运动”,“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发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
  五月二十日,蒋管区发生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次运动的浪潮波及二十多省六十多个中大城市,学生运动与工人罢工、市民运动、农民抗租抗税斗争等汇合一体,持续了一个多月。毛泽东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五月二十三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各地的学生运动坚持党的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国民党的中央社当时有一个显然是缩小了的统计: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共发生“学潮”一百零九次,五百零六天。它说:“学潮”和中共的“一切号召和要求完全是密切呼应,若合符节”,“公然在政府后方开辟所谓第二战场”。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描述过这时候的中国:“国民党的垮台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是经济、政治和士气上的。一千九百四十八-一九四九年的混乱、骚动和危险,使城市居民痛恨国民党政府,因而也仇恨美国对它的援助。”
  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生活不下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维持不下去了。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国民党反动派在其统治区内实行恐怖镇压。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北平国民党当局出动警察宪兵八千余人,一夜间拘捕同中共和民主党派有联系的人以及市民二千多。六月一日,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汉、重庆、成都、桂林等地进行大逮捕,全国被列入黑名单准备予以逮捕的达六万人。
  恐怖镇压的结果是更加强烈更加广泛的反抗。
  周恩来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既区别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合法主义,也避免了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冒险主义错误。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其中说:“蒋近已决心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它分析说,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一般是不可能的。因此,采取或者准备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都不许可的,都有使少数先锋队脱离广大群众、遭受严重摧残与招致一时失败的危险。提出了“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凡是已经暴露的中共党员、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大批撤退到解放区,如上海撤出约二千人,北平撤出约一千人,南京撤出几百人,这些人在解放后大都回到了城市,成为人民政权各条战线的工作干部。留在城内不撤走的,开展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千方百计护厂、护校、护店和保护一切公共设施,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或毁灭城市的企图,里应外合,配合人民解放军完整地解放和接管城市,为国家和人民保存了元气。

  (八十七)雨中救人

  事情发生在一九四八年。
  进入雨季以来,西柏坡接连好几天都是阴雨天气。一天夜间,人们都熟睡了,只有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其他几个首长的屋里还亮着灯。这时,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就在这个大雨如注的深夜里,突然在西柏坡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有两孔窑洞倒塌了。
  这窑洞,就在五位书记住的院后边的一个山坡上。窑洞一塌,就有人在外边大声喊着:“快来救人呀!快来救人呀!窑洞塌了!”
  人们一听到喊声,就朝窑洞跑去,不大一会儿,那里就聚集了许多人。大家都没有带工具,一见用手扒不动,大家就赶快回去拿工具。一会儿,修缮队的同志把工具都扛来了。有了工具,大家就投入了救人的紧张战斗。
  当时,谁也不知道窑洞里究竟压了几个人,有的说四个,有的说五个。不管是几个,一定得把这些同志都赶快抢救出来。因为人多工具少,没有工具的也就只好用手扒泥土。
  大雨下个不停,抢救人的战斗在紧张地进行着,同志们心里非常着急。因为工具少,有些人有力气也使不上劲,在那里干着急。
  有的说:“还是轮流着挖好,歇人不歇工具。”
  有的说:“压了这么厚的一层土,什么时候才能把人救出来,人还能活着吗?”
  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急步走了过来。他老远就问:“怎么样,人救出来了没有?”
  有关同志对周恩来说:“挖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还没有见到人。因为土层太厚,现在大家正在挖。”
  一听这样,周恩来把身上穿的雨衣脱下来往后一扔,要了一把铁锨就挖起土来。他一边挖一边高声地说:“同志们快挖吧,一定要把我们的同志救出来!”
  周恩来又问:“这都是机关的人吗?有没有部队的同志?”
  这时,部队的同志们排着队跑步来到了,每个人都扛着一把铁锨。
  周恩来对部队的同志说:“部队的同志到前边来,你们是主力军呀,赶快把压在土下边的同志抢救出来。”
  部队的同志们一到,抢救工作就加快了。挖着挖着,就把窑洞挖通了。
  这时,听到塌土深处有人在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周恩来听到呼救,便高声地说:“同志们,快挖呀!已经听到里边有喊声了。”
  周恩来问里头的人:“里边有几个人呀?”
  里面的人说:“两个人。”
  洞口终于挖开了,上边的土也铲除了,同志们从窑洞里的土块中把一个人拉了出来。
  周恩来握着那个同志的手问:“怎么样,不要紧吧?”
  那个同志一看是周副主席,就激动地说:“你救了我一条命。”说完,就跪下给周副主席磕头。
  周副主席拉住他的手说:“这是大家救了你,快叫医生看看去。”
  等那个同志走后,周副主席问大家:“他是谁呀?”
  有人说,他是延安来的老乡,是专门修地炕炉子的民工。
  周副主席说:“哎呀,要是他们出了事,我们就太对不起陕北的乡亲们了。”
  又挖了一会儿,周副主席就又往里边喊话:
  “我们在外边说话,你在里边听到了吗?”
  里边的人回答说:“唉呀,听到了,闷死了。”
  一听回答的口音,就有人说:“这是个四川人,是管理科的干部。”
  周副主席说:“赶快把担架准备好。要小心挖土,铁锹不要碰着人了。”
  挖了一会儿,又把里边的一个同志抢救了出来。
  周恩来问他:“里边还有没有人了?”
  他说:“没有了。”
  这时,行政科的一个同志说:“如果这个窑洞里是两个人,那么那个窑洞里就是三个人。”
  一听另一个窑洞里的人还多,连一个还没救出来,周副主席就号召大家:
  “同志加把劲,一定要把我们的同志都救出来!”
  这时,目标就集中到另外一个窑洞。根据刚才的经验,只要挖出一个洞口,里边能通空气,人是可以救活的。不大一会儿,就把洞口挖开了。一挖开洞口,就听见里边有人喊叫。一个同志爬进洞口,把洞里边的那个人救了出来。
  周副主席问他:“怎么样,身上疼不疼?”
  他一见是周副主席,好像要说话,可就是说不出来。
  周副主席又问他:“你离里边的同志远不远?”
  他用了很大的力气说:“不远了。刚才我们还说过话呢。”
  大家挖到窑洞后半截的时候,把能捅开的洞都捅开了,都通了气。尽管这样,里边还是没有动静。已经见到了衣服和被褥了,再往里挖,发现了两只脚,脚丫子还在动。
  周副主席说:“用工具的要小心,能用手挖就用手挖。”
  大伙紧张了一阵子,又把一个同志抢救了出来。尽管这个同志还没有停止呼吸,但医生说已经很危险了。周副主席指示大家,用担架把他们抬到汽车上,赶快送中央医院去抢救。医护人员给他打了急救针,就把这个同志用汽车送走了。
  在这个窑洞里,救出了两个,还有一个人等待抢救。挖了一阵子,把这个窑洞的地基都清理了,可是还没有找到那个人。
  最后,在清理这两个窑洞前面的泥土时,发现那个同志被埋在了窑洞口的墟土里,虽然医生轮流给他做了人工呼吸,但也没有把这个同志救活。他就是理发员曹庆维同志。
  抢救的战斗结束以后,周副主席对大家说:
  “同志们辛苦了。大家都淋湿了衣服,出了汗,拚命干了一场,救活了四个好同志,我们想把这五位同志都救活,但曹庆维同志没有救活,我们都很悲痛,很惋惜,这是天灾呀。请同志们回去换换衣服,休息吧。”
  然后,周副主席穿着湿衣服,把现场看了看,又去检查别的窑洞去了。他还告诉有关领导同志,所有窑洞都不要住人了。
  当周副主席走进西头的那个窑洞里的时候,郭管理员的家属正抱着孩子在里头坐着呢。
  周副主席问:“怎么你们还没有搬走呀?”
  郭管理员的爱人说:“没有房子,往哪里搬呀?”
  周副主席说:“先搬到食堂里去,不要在这里住了。快搬走,现在还在下雨嘛。这窑洞同样也很危险,快搬出去。”
  周副主席又问伍处长:“别处还有没有窑洞?”
  伍处长说:“没有了。”
  周副主席说:“这次我们打窑洞也犯经验主义。在这里打窑洞,明知土质不好,里面还用木架子撑着,那也顶不住半个山坡的重量啊。”
  还是在深夜救人的时候,毛主席就听见外边吵吵嚷嚷的声音。
  毛主席问值班警卫:“发生了什么事呀?”
  值班警卫说:“后边的窑洞塌了,大家正在救人。周副主席已经去了,正在那里指挥抢救。”
  听说周副主席已经去了,他就说:“好,那就好。”
  停了一会儿,毛主席又问:“窑洞里压了几个人?”
  值班警卫说:“光知道压住人了,还不知道压了几个人。抢救的情况也不清楚。”
  “你去看看,回来向我报告。”
  这样,值班警卫就跑步到了现场。
  值班警卫见我(即阎长林——编者注)便问:“主席叫我来了解抢救的情况,回去要向主席报告。”
  我说:“你回去告诉主席,一共塌了两个窑洞,里边压了五个人,周副主席正在指挥抢救。因为土层太厚,大家正在挖土,现在一个人还没有见到。”
  我知道毛主席很关心这件事,当挖出第一个人来的时候,我就赶快把这个情况向毛主席报告了。
  毛主席说:“很好,能把这些同志都抢救出来就好了。”
  挖出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人的时候,我都向毛主席报告了。
  察看完窑洞和住房以后,周副主席就向他的住处走去。当走近毛主席住院的后大门时,看样子他想进去向毛主席汇报,可他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只是在后门口停了一下,没有进去。
  周副主席对我说:“向主席报告,五个人救活了四人,曹庆维同志被土压死了。”
  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我把情况向毛主席报告了,说周副主席穿着湿衣服,一直把人救完了才回去。
  我还对毛主席说:“理发员曹庆维同志被土压死了。”
  听我一说,毛主席沉默了好久才说:
  “小曹前几天还给我理发来嘛。在战争中没有牺牲,在和平环境里被压死了,多么可惜呀。打窑洞也照搬硬套,河北与陕北的土质不一样嘛。你去告诉机关领导同志,一定要把曹庆维同志的后事处理好,我要去参加曹庆维同志的追悼会……”
  第二天下午,在西柏坡的大食堂里,召开了曹庆维同志的追悼大会。因为毛主席临时有要事不能参加追悼会,他便赶写了一幅挽联,让身边的警卫员送到了追悼会上。毛主席在那幅挽联上亲笔写着:“哀悼曹庆维同志”。追悼会上工作人员挑了一个最大最好的花圈,挂上了这幅挽联,放在了灵堂中央。会场里,还放着各个单位送来的花圈。这次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大家都为失去了一位好战友而感到非常沉痛。



 
 

2007/09/10

十七、人民军队的代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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