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商筹建国大计

 




  (八十八)肝胆相照的光辉篇章

  在周恩来一生多方面的革命活动中,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无疑是他革命业绩中最光辉的篇章之一。在缅怀周恩来不朽功业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那一段战斗岁月中,他为关怀和保护民主人士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白色恐怖下对民主人士的关怀照顾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迫于国内外形势,不得不邀请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使和平建国出现了一线曙光。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愿意放弃他们的独裁统治,这些协议不断受到破坏。一九四六年五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为了在南京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同时为继续团结国内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斗争,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由重庆到达南京,驻在梅园新村,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南京局”。在“南京局”领导下,又在上海成立“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南京局”由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七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兼外事工作委员会书记,董老协助全面工作,外事工作由廖承志同志协助。“上海工委”则由华岗、刘少文、章汉夫、潘梓年、刘宁一、夏衍、许涤新、陈家康、乔冠华、龚澎等组成。书记是华岗,副书记为章汉夫、刘少文;胡绳、萧贤法为候补委员,萧兼秘书长。当时,钱之光在南京中共代表团任办公厅主任、“南京局”财经委员会副书记,兼任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处长。
  我(即刘昂——编者注)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到上海接替萧贤法的工作。
  这个时期,政治中心已转移到南京,但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很多政治要人和民主人士住在上海或往来于京沪之间。我们在上海设办事处,更有利于发展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当时国民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在沪设立办事处。我们不得不花了十多根金条,顶下了马斯南路一百零七号的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对外用“周公馆”的名义开展活动。不久,又在附近顶下了一百一十七号作为办公用房。国民党特务也随即在附近九十八号(原上海妇孺医院)设下了秘密监视据点。就是这所当时闻名中外的“周公馆”,实际上就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恩来同志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在这里,他同各界人士、中外记者多次接触,阐述我党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斗争。
  一九四六年的夏季,是国内政治气压极度低沉的时期。国民党反动当局在马歇尔调处的幌子下,一方面施放和平烟幕,一方面在几个主要战线,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致使和平谈判,陷入谈谈、停停、打打的胶着状态。与此同时,他们加紧了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在六七两个月,就接连对民主人士制造了两起骇人听闻的血腥事件。
  六月二十三日,上海五万多人为争取和平、反动内战,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欢送人民代表马叙伦、阎宝航、盛丕华、包达三、蒉延芳、雷洁琼、吴耀宗、张絅伯和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组成的“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当代表们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立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殴打,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同志得到消息,立即向国民党有关方面和马歇尔进行交涉,要他们马上采取措施,制止暴行;并于深夜二时,亲自和邓颖超同志带着衣服、食品到医院慰问。周恩来握着马叙伦的手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马叙伦回答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经过“下关惨案”,周恩来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将要进一步对民主人士进行残酷迫害,当即于六月二十五日打电报给党中央并转发四川省委负责同志,提出“倘时局恶化,要设法安顿文化界的朋友”的意见,把保护进步人士的任务,提到国统区各地党组织的面前。
  七月中旬,国民党特务又在昆明相继暗杀了著名爱国人士、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李公朴、闻一多。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七月十七日,除由中共代表团成员联名向国民党代表及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者家属、取消一切特务机关、释放一切政治犯外,当天下午,周恩来同志在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反对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提出必须保证各民主党派和一切民主人士的安全。七月十八日,周恩来同志到上海,又在思南路寓所,举行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指出从沧白堂扔石子、校场口打伤人到捣毁《新华日报》,发展到暗杀李、闻,这一连串事件都是有计划的,问题的严重性不下于内战。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及文学家。他说: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被逮捕、绑架和暗杀,更不用说我们共产党人了。他大声疾呼:现在已经不是抗战以前的时候了,我们要伸雪,要控诉,希望记者用笔和口来控诉,制止这种卑鄙无耻的暴行。周恩来同志的有力揭露,使国民党反动当局迫害民主人士的阴谋,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
  李、闻事件后,七月二十五日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不幸逝世。他是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匿居在上海友人家中的。因为劳累过度,刺激太深,突患脑溢血逝世。周恩来、邓颖超同志闻讯赶到时陶先生已停止呼吸,但握手尚温,当时悲痛地流了泪。当晚,恩来就向党中央发出了《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的电报,提出“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他指示潘汉年、伍云甫对进步朋友要在政治上时时关照,经济上也要给予帮助。
  关于对民主人士在经济上给予帮助,这件事周恩来一直十分注意。我们在重庆时,就受命一直在做。到了南京,上海建立办事处以后,因为物价大幅度波动,就更加注意。当时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最多时达到几百人,机关要开支;要给地下党提供经费;还要在经济上帮助民主人士,因此需要筹措很多钱。周恩来同志担心我们的经费来源,所以到南京不久,他就指示在“南京局”成立“财经委员会”,由董老担任书记,钱之光任副书记,负责筹款。当时筹款的主要办法,就是依靠自己做生意。这时我们掌握的公司有抗战初期就派杨琳在香港创办的“联和公司”,后经改组,更名“华润公司”;还有派萧琳在重庆、上海开设的几个公司;还有其他公司。这些公司经营范围很广。我们到京、沪后,还经常从烟台运来海参、虾米、丝绸、名酒等产品到上海销售。由于从事这些经营,因此,在经费来源方面,就比较有保证。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对民主人士关怀备至的革命情谊。他不仅在政治上给予民主人士以坚定的支持和声援,而且也时刻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健康。这些细微之处,正表现了这位伟大革命家赤诚待人的坦荡襟怀。
  和谈破裂前对转移、疏散的周密部署
  一九四六年八月,由于马歇尔、司徒雷登拒绝重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坚持召开五人小组会议讨论政府组织而又不保证停战,致使南京谈判形成僵局。九月十六日晚,周恩来偕同章文晋、范长江等离开南京到达上海,表示暂时退出国共谈判,除非同意重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他将不返回南京。他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已使中国内战波及全国,“中国现在遭到有史以来最大的内战危机。”从这时起,周恩来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
  周恩来在上海这一段时期,他一方面揭露美、蒋谈判中所玩弄的各种欺骗手段,坚持在维护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的条件下,争取继续进行和谈的可能;另一方面,也预见到国共谈判最终必将破裂,因此积极作了转移、疏散的部署和准备。
  为了作好撤退的准备,并把公开活动的重点逐步向香港转移,周恩来同志要钱之光由宁赴沪,同时电召香港分局的同志到上海接受任务。
  九月底,钱之光以中共代表团特派员的名义常住上海办事处,主要负责内部工作和财经工作。十月初,周恩来对钱之光说:现在局势不好,如果干部要走,民主人士要转移,经费够不够?要多筹一些款,以备撤退的时候使用。根据他的指示,钱之光以“南京局”财经委员会的名义,把在北平军调部的赖祖烈、南京的刘恕、香港的杨琳等都找到上海来开会商讨。赖祖烈说军调部自己有钱,撤退的经费不成问题,因此确定北方干部撤退由北平军调部解决;我们主要为京沪和香港等地筹措款项,以备急需。于是决定派刘恕到胶东去运一批物资到上海出卖。周恩来表示同意,要我写信给胶东党委书记林浩,由他亲自签了名。刘恕和沈其震向外国轮船公司租了一艘货船,从上海经青岛到达莱阳。因为一时货物来不及集中,只好由胶东设法带出一些黄金。由于我们有历年经营贸易的积累,加上由解放区取来的钱,不但保证了转移疏散的费用,到最后我们还多余了三千多两黄金,在我们撤回延安后,带到延安上缴党中央。
  与此同时,香港分局接到电召后,派连贯与杨琳同船到达上海,在上海办事处住了十多天。连贯向周恩来汇报了东江纵队的情况。周恩来对连贯说:蒋介石已经撕毁了和谈的假面具,时局紧张,我们也作好了撤走的准备,我们一走,大批民主人士在上海、南京也就呆不下去了。有些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人士,还有些干部都要转移到香港等地,香港要准备接受这项任务,作好安排。这些人中,能教书的教书,能办报的办报,能做别的事的,就帮助他们寻找新的社会职业,对避居到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和进步朋友,你们要保持与他们的联系,妥为照顾。周恩来并在沈钧儒、郭沫若来办事处晤谈时,特地介绍他们同连贯认识,以便以后去香港便于接待。
  当时转移疏散的走法有三种途径:一是利用军调部的飞机,把一部分干部送往东北、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像齐燕铭、范长江都于十月十六日乘飞机返回延安,同行的有《新华日报》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以及家属三十多人。二是搭乘运送救济物资的船舶。当时解放区救济委员会(“解总”)在上海设有办事处,处长是伍云甫,运送救济物资到解放区,主要是由上海运到石臼所、烟台等解放区沿海港口。据“解总”烟台办事处的朱友学同志回忆,他几次往返上海、烟台,带进解放区的共有三四百人。从这条路线疏散的,多数是由中原军区突围的干部,也有经中共代表团营救出狱的原新四军浙西留守处的干部。第三种疏散的办法就是秘密走,这主要是指向香港、南洋等地转移。此外,凡是能够找到隐蔽处所的,也可以回家或找友,如胡楠同志,她回到了重庆自己家中(后来在全国解放前,她被反动政府害死在渣滓洞);有些尚未暴露的,可以自找社会关系和职业,隐蔽起来。
  早在一九四六年五月间,刘少文、吴克坚、徐光霄等就转入地下,然后去香港。谈判代表陆定一于六月七日随周恩来同志返延安汇报工作,就未再出来。“上海工委”萧贤法也在九月份转入地下,年底到达香港,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
  十月初,周恩来指示“上海工委”副书记章汉夫带范剑涯到香港筹办《群众》杂志香港版的出版工作。《群众》杂志是一份周刊,实际上是中共代表团的发言机关。九月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查抄,因此决定尽快到香港创办香港版。章汉夫、范剑涯原来计划乘飞机去香港,周恩来知道后,提出批评,说国民党特务很可能在飞机场把你们绑架,一定要秘密行动,乘坐外商轮船出去。经过研究,章汉夫化装成金融界人士,范剑涯扮成章的秘书到港办理公务,半夜里雇了一条小船,登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艘英商轮船到达香港。在香港由“香港分局”的饶彰风同志帮助筹备。一九四七年一月,《群众》杂志香港版正式出刊。
  不久,周恩来又派乔冠华、龚澎到香港创办《今日中国》(英文》半月刊。还创办了有利印务公司和新民主出版社。当时在香港的出版物,都由廖承志具体领导。
  接着,周恩来派夏衍到新加坡去了解当时流散在南洋各地的文化界人士的情况,并向海外侨领传达第二次国共分裂后党的方针政策。以后,许涤新、方卓芬、刘宁一等也都先后离沪去香港。
  因为干部去香港的人数增多,后来又成立了“香港工委”,由章汉夫任书记,连贯任副书记兼管华侨统战工作,冯乃超、夏衍管文化,许涤新管经济,龚澎管外事,乔冠华任香港新华分社社长。
  周恩来在把新闻界、文化界一些党内同志派往香港的同时,对于已经引起国民党注意的党外进步报人,也安排他们转移。如《联合晚报》记者陆诒,就是由范长江在十月中旬返延安前,特地约到上海办事处,向他转告周恩来要他撤离上海的意见的。要陆诒撤离,实际上就是对新闻界靠近我们党的人的一种叮嘱,要他们提高警惕,注意自己的安全。
  在向香港转移的同时,为了保证一旦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后,能继续保持“南京局”与所属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系,除已预先安排一些同志转入地下外,十一月初,钱瑛同志也从南京梅园新村秘密转移到上海。
  周恩来从九月中旬暂时退出和谈、寓居上海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他除了在办事处会见来访的许多代表人物以外,还经常在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章伯钧家中会见进步朋友。有时,他也到其他党派领导人家中,同他们反复交换意见。这时局势已经日趋严重。九月底,国民党军队向张家口进犯,在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队侵占张家口的当天,蒋介石又悍然下令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大”,和平谈判实际上已濒于完全破裂。这时斗争的焦点是:蒋介石企图通过军事高压手段,逼迫我方让步,更主要的是拉拢第三方面人士参加“国大”,使他的独裁统治“合法化”。而我们党则反复指出,只有维护停战协定,并在政协决议的基础上召开国民大会,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对一党包办的“国大”,必须坚决抵制。这时第三方面许多人对和平还抱有幻想。他们当中,情况比较复杂,如青年党希望和谈达成协议,以便召开国大使他们能参加政府,获得一官半职;民盟的朋友则希望双方让步,避免内战扩大,实现和平,也有的朋友为我们担心。对此,周恩来始终同他们耐心地商讨,说明我党的和平愿望和维护政协决议的坚定立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各种手段的真实意图,并指出如果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内战,必将自取灭亡,表达人民必胜的信念。同时,周恩来同志也劝告许多民主人士和进步朋友,要他们在时局恶化时作他去的准备。周恩来同志这个时期所做的工作,对坚定民主阵线的阵容,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十月中旬,蒋介石为了欺骗舆论,故作姿态,先后派孙科、吴铁城、邵力子、雷震等到沪,邀请周恩来同志返宁谈判。当时在沪的政协代表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郭沫若、左舜生、陈启天、钱新之等连日在上海交通银行集会,决定分访孙科、周恩来,希望全体赴宁,促进和平。这时我方虽然明知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因为第三方面的斡旋奔走,所以同意重开谈判。周恩来同志在十月二十一日,同第三方面人士一同返宁。
  周恩来同志离沪前,曾邀请郭沫若、许广平、柳亚子、马叙伦、马寅初等到上海办事处叙谈,告诉他们中共代表团要撤回延安,请他们在必要时要作转移的准备,同原来联系人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他还邀请著名演员周信芳、白杨、丹尼,剧作家、导演于伶、黄佐临等谈话,向他们谈形势发展,指出我们必胜、国民党必败,以鼓舞他们的信心。周恩来同志还指示于伶、刘厚生,要地下党组织从思想上、艺术上帮助戏曲界的艺人。
  周恩来同志重返南京,同意谈判,第三方面是欢迎的。但由于国民党坚持政治问题要按照他们的意图解决,军事上要我们承认国民党军队在停战令以后非法占领的地方的既成事实。他们毫无谈判协商的诚意,并于十一月十五日悍然召开“国大”,终于最后关闭了和谈的大门,这就使第三方面许多朋友放弃了和谈的幻想,最终认清了反动派的真实面目。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同志在南京举行了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指出国民党当局一手包办的“国大”违背全国民意,企图使独裁、内战、卖国“合法化”,中共愿与全国人民为真正和平民主奋斗到底。并宣布中共代表团将于日内返回延安,京沪两个办事处仍然保留,由董必武、钱之光主持。十七日,民主同盟也公开宣布拒绝参加“国大”。对此,周恩来同志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民盟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这是八年抗战和一年谈判的成果。”周恩来十一月十九日与邓颖超、李维汉等十三人返回延安。
  周恩来在返延前夕,特地致函郭沫若夫妇,说:“沫兄回沪后,一切努力,收获极大。青年党混入混出,劢老动摇,均在意中,惟性质略有不同,故对劢老可暂持保留态度。民盟经此一番风波,阵容较稳,但问题仍多,尚望兄从旁有以鼓励之。民主斗争艰难曲折,居中间者,动摇到底,我们亦争取到底……政协阵容已散,会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弟等十九日归去,东望沪滨,不胜依依。”这封信既回顾了大半年谈判的经历,正确估计了第三方面的情况;也对形势发展和我党继续团结民主人士的方针,作了深刻的阐明。信中流露的对郭老的惜别之情,不仅是委托郭老继续做稳定民主阵线的工作,也是通过他向留在国统区继续为民主而斗争的进步朋友的告别和期待之意。
  周恩来返回延安后,南京、上海的办事处改称联络处。两处同民主人士继续保持密切的往来。十一月三十日上海联络处设宴庆祝朱德总司令六十寿辰,有五十多位民主人士到场祝寿。十二月十八日,民盟主席张澜先生抵沪,次日华岗、钱之光、陈家康等设宴欢迎,并庆祝沈钧儒七十三岁寿辰。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重庆、南京、上海三地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先后通告我三个办事处,限令在三月五日前把人员撤回延安。这时,周恩来从延安致电董老、钱之光、王炳南、童小鹏并转告香港方方、林平、章汉夫等,对京沪渝三地我党办事机构撤退前的工作和应采取的斗争策略,作了具体指示。针对蒋介石以地方当局出面用“不保护安全”的形式下令逐客,为了迫使国民党当局必须承担最后破裂之责,由周恩来致电蒋介石提出质问和抗议,要蒋以正式公函通知中共驻京代表董必武,并需将撤退时间延长到三月底。同时对如何隐蔽分散撤退,也作了指示,电报中要钱之光和我速去香港,刘恕隐蔽经商,无法隐蔽的均撤回延安。钱之光和我原已作好赴香港的准备,但因国民党特务监视严密,未能成行。王炳南按周恩来的指示,与美方说明了经过,并交涉好撤退时所需的飞机。于是,我们于三月五日离开上海到南京。三月七日京沪两个办事处共七十四人由美方派四架飞机把我们送回延安。我们离开上海后,还留下一些负责干部如刘晓、刘长胜等在上海继续坚持地下斗争。“上海工委”候补委员、文化组负责人胡绳和“工委”妇女组的吴全衡,则于三月十九日秘密去香港。“工委”青年组代组长朱语今在二月二十七日离开办事处,转入地下,次年四月到了香港。这时,公开机构只有伍云甫和林仲以解放区救济委员会驻沪办事处负责人的名义,继续留在上海。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在京沪谈判期间,为保护团结民主人士,花费了大量心血,发展壮大了民主阵营,特别是在谈判破裂前,事先对党组织的疏散隐蔽、我党公开活动地点向香港转移以及对部分进步朋友的转移等等,都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并在香港逐步扩大了工作基础,这就为以后大批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的民主人士的安全转移,提供了保证。一九四七年十月,国民党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加紧进行迫害,许多知名的民主人士相继转移到香港。这样,也为以后新政协的召开,作好了人事上的准备。
  开辟海上通道,保持解放军与香港的联系
  我们撤退到延安的第二天,钱之光去向周恩来、任弼时汇报(当时我们搞经济工作,由任弼时领导)。汇报结束前,周恩来对钱之光说:你们在上海时,我两次打电报要你和刘昂去香港,没有走成。现在京沪我们公开活动的地方都已撤回,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转到了香港,我们很多干部已先后到了那里,还有些民主进步人士陆续要去,他们在那里要生活,要活动。钱之光,你要尽快带些人到解放区的沿海口岸去,想办法打发人出去与他们取得联系。钱之光接受这个任务后,再三考虑,认为“解总”还有个机构在上海,还会有船运送救济物资到烟台等地,所以决定先去烟台。于是钱把刘昂、刘恕、鲁映、李泽纯、王华生、牟爱牧、蔡连芳等编成一个小队,随同中央城工部的大队行军。三月十一日,我们从延安出发,中间又有些变化,钱之光去开过几次会后赴烟台,我则随董必武同志到西柏坡。
  钱之光等在烟台呆了几个月,这期间朱友学、祝华先后押运救济物资随船到了烟台,从他们那里了解了外面的许多情况。一九四七年七月份,钱与刘恕商量,派人到香港去看看。由于海上有国民党海军的封锁,于是让刘恕与鲁映夫妇乘胶东区党委的一只七十吨的渔船,从石岛沿海岸线经澳门到达香港,找到了“联和公司”的杨琳,发回了安全到达的消息。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向烟台进犯,当地的负责告诉钱,要他们尽快转移。钱之光到华东局发电报给周恩来,报告了情况,并提出拟转赴大连。当即得到周电复同意。因此,九月间,钱等在烟台尚未失守前就转赴大连。
  到了大连以后,钱之光即派王华生到朝鲜的罗津,让王华生乘苏联的货船去闯闯到香港的航路。过了一些时日,得到王华生平安到达香港的电报,钱之光即致电周恩来,报告去香港的航道已经打通。当时大连是苏联军队军管的地区,钱之光在大连组织的“中华贸易总公司”对外不公开,而是以中央书记处所属的一个机构在活动。
  钱之光等在大连这段时期,大连香港之间贸易往来逐渐打开,运出土特产,带回解放区所需的物资、器材,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一九四八年五月,周恩来曾连续打几个电报给钱,主要是命钱去港。有一次来了一个长电,除要他搞经济工作外,还说在香港有些工人代表要进解放区来开工代会,要他设法把他们送进来。还有几起干部事件,要他到香港后处理。此时,钱之光在大连的机构,只有十几个人,感到人手不够,就电请周加派人来。
  周恩来同志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底到达西柏坡。有一天,派人找我去谈话,要我即日出发去大连接替钱之光的工作,好让钱去港。并说,我已另外电告钱之光,以后还有些事到时再电告,如果人员不足,可以就近调些干部充实。与我同行的有丁玲、张琴秋、李兰丁、吴青等同志,她们将去北满与蔡畅、区梦觉同志会合后,赴匈牙利出席国际民主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们经山东益都(华东局所在地)到俚岛渡海北上,在穿过国民党海上封锁线时,突然遇到国民党的巡逻艇,经过与敌人巧妙周旋,终于化险为夷,于第二天一早到达大连。
  这时,虽然解放军已在军事上连连取得胜利,但解放区对外的海上通道,仍然只有大连这个唯一的港口。我们就是依靠大连这个口岸,与香港保持了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的联系。
  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接回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
  一九四八年春,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已走向穷途末路。中共中央在“五一”节发布的口号中,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党中央的号召,立即得到各方面热烈的响应和赞成。
  由于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加紧迫害,许多民主人士已先后脱离国民党统治区。这时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有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他们在五月五日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认为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他们还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八月初,毛泽东主席复电给在港的民主人士,对他们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钦佩。复电希望民主人士对召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的范围和讨论的问题等等提出意见,共同商讨。从这时开始,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成为我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对于如何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周恩来曾经设想开辟经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路线,但未能打通。一九四八年初秋,曾告潘汉年设法与港方交涉。潘找了民主党派驻港代表萨空了商谈,要萨先与港方接洽,说民主党派有几位负责人要经欧洲进解放区。于是萨空了找了香港大学校长施乐斯(D.T.Sioss),他是香港当局指定与中共及民主党派的联系人。萨对施乐斯说,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要从香港去伦敦经苏联到东北解放区去。施表示你们两个领袖要走,这是要请示的,说要报告香港总督。过了一些时,施回答说:港督表示这件事他也做不了主,要请示伦敦,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答复。由于他们的答复旷日持久,而且可能是敷衍搪塞,因此,周恩来决定不走这条路线,而利用大连到香港的这条航道,来完成这项重要而机密的任务。以后施乐斯在当年十二月才转来伦敦的意见,说不发护照,但可给一个证明身分的文件,离开伦敦时还可以保护。其实这时,我们早已开始了接送工作,沈老也早已到了解放区。
  八月初钱之光接到周恩来同志的电示,要他尽快去香港。当时,我刚到大连不久,钱交接后即由大连出发,经平壤会见了我驻朝鲜办事处的负责人朱理治同志,并同苏联办事机构办理了租船手续,然后在罗津乘坐租用的苏轮“波尔塔瓦”号启程赴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钱之光用的是解放区救济总会特派员的名义,以便在香港公开活动。与钱同行的有祝华、徐德明和翻译陈兴华等同志。到达香港后,钱之光即与香港分局的方方、潘汉年等取得联系。这时他们也接到了中央关于接送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指示,大家一起商讨,并作了分工。
  周恩来决定利用大连与香港之间的海上通道,但考虑到香港的情况复杂,同时海上航行由于国民党海军的活动,特别是要经过台湾海峡,也很有风险,所以一再指示对民主人士的接送要绝对保密,保证安全。这时在港的民主人士很多。根据周恩来指示的精神,钱之光与方方、潘汉年等经过仔细研究,为了不引人注目,决定分批秘密接送,由同民主人士保持联系的党组织如香港分局、香港工委还有其他方面的同志分别联络,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要根据民主人士准备的情况、货物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情况等因素来决定。为保证旅途安全,商定每次都有负责的同志陪同,并派出熟悉旅途情况的同志随船护送。在“华润公司”工作的杨琳、袁超俊、刘恕和在“中华贸易总公司”工作的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都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
  根据当时条件和联络情况,八月下旬首批安排护送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民主人士和其他同志十几人北上,由章汉夫陪同,祝华、徐德明护送。由于这一批有知名度很高的重要人物,为了严格保密,特别是要防止香港密探的跟踪,对于上船前要经过的路线、从哪条路走、什么人去接、遇到情况如何应付,都作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在准备工作完成以后,钱之光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行动计划,并强调指出,这是第一批,出发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沈老一行离港启程后,我在大连与香港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船行八天,当我知道轮船已顺利到达罗津后,立即电告香港。这一批民主人士的到达,中央派李富春同志专程迎接转往哈尔滨。
  在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到达后,由我在大连租了苏联货轮,装上解放区出口的物资和一些黄金到达香港。当时主要任务虽是接送民主人士,但仍需以经济工作作为掩护。十月中旬,大连出发的这条船到香港时,因与另一艘船相撞,需要检修,一时不能使用,而香港方面已经安排了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行期,因此只有另外租用挪威的船只运送。这次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宦乡、曹孟君、韩炼成、冯裕芳等知名人士,由连贯陪同,胡绳同行,王华生随船护送。这艘船行驶到大连与丹东之间的大东沟后,因大连当时是苏联军港,普通船只不让靠岸,不得不在大东沟抛锚,改乘小船登岸。这一批党内人士较多。郭老等民主人士由东北局前来迎接的负责同志陪同转赴哈尔滨,多数党内同志由我们接来大连。连贯在我们公司住了十多天,接到周恩来同志的电示,要他和韩炼成(原任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长)秘密进入山东解放区。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加上我们党内的同志有三十多人。这一批北上的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著名人士。李济深先生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人物,我们与他有密切联系,美国方面和香港当局也同他接触频繁,国民党有些政治势力还想竭力争取他。如白崇禧就亲笔写信派一桂系大员赶到香港邀他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想拉拢他,打他的旗号同我们“划江而治”。对此,党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频繁来电,指示也更加具体周密。
  因为第二批北上的船只未能在大连登岸,这一次周恩来特地事先打电报给在大连的冯铉(冯当时负责情报工作)和我,指示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要安排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负责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具体指定了座位座次);还指示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等御寒衣物。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我们都一一按指示作了准备。
  周恩来在给大连电示的同时,也给香港钱之光处发了电报,指示说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钱之光等按照指示,经过仔细研究,确定把第三批民主人士离港的时间,安排在圣诞节第二天的深夜。因为人们都在欢度圣诞节,注意力分散,这是行动的有利时机。由于有过去两次秘密护送的经验,这一次更加慎重。民主人士离港时,有的是从家中转到朋友家以后再上船,有的则先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一些时候再离开,他们都不随身携带衣物,因此一点看不出有要出门的迹象。
  李济深先生等一行于十二月二十六日登船离港,由李嘉仁陪同,龚饮冰、卢绪章等随行,徐德明随船护送。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上午才到达大连。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从哈尔滨到大连迎接。当时参加国际工运会议回到哈尔滨的朱学范先生也赶到大连来迎接。迎接的还有大连市委的欧阳钦、韩光、李一氓等。这一批民主人士下榻在大连最高级的大和旅馆(现大连宾馆)。当天中午,在关东酒楼以丰盛的宴席举行了欢迎会。
  我们按周恩来的指示,事先设法买了御寒的皮货,他们一到,我们的同志就送去獭皮帽、皮鞋、貉绒大衣。他们收到这些物品,十分感动,有的人要付款。我们解释说:解放区实行供给制,衣帽鞋都是送的,这是周恩来指示我们办的。他们连声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这样好,真是太感谢了。这批民主人士在大连逗留期间,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然后乘专列经沈阳前往哈尔滨。龚饮冰、卢绪章等在我们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经周恩来电示,他们乘火车去天津、石家庄。卢绪章以后到上海参加接管。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从香港出发的。这时北平、天津已经解放。这一批北上的有黄炎培先生夫妇、盛丕华先生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姚维钧、俞澄寰先生等。他们由刘恕护送在天津登岸。三月二十五日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迎接。
  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由于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人们的预料,一九四九年六月,就改在北平召开筹备会。九月份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国家领导人,从此,新中国犹如初升的太阳,在东方升起。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我们应召回到北平。五月初,周恩来约我们去汇报这一阶段的工作。他高兴地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接送民主人士和开展对外经济贸易,都是做得好的。其实这些工作,都是在周恩来亲自部署指挥下进行和完成的。
  从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民主人士遭受迫害,在党组织协助下相继转移,到一九四八年秋我们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又把大批民主人士接回解放区筹备新政协,这一段历史,充分表现了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我们党一起为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而坚持不懈的并肩战斗,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这里面,周恩来同志卓越的组织领导是具有重大作用的。

  (八十九)北平和谈

  中共统帅部进驻北京不久,瞩目已久的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就开始了。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宣布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为代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正式通知国民党政府,谈判从四月一日开始,地点在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是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和聂荣臻。
  国共两党所以能举行和平谈判,主要是双方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蒋介石当年敢于推翻政协决议发动内战,靠的是他手里的武装力量和美国的援助。那时他有正规军四百三十万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数的三倍半。武器装备更是精良得多,自以为几个月就可以消灭人民解放军。但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战争中,情况完全改变了。经过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兵力,连后方机关在内,只剩下二百二十万人,正规军只有一百多万人。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却由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四百万人以上,并且很多已用缴获的武器装备起来,实现了美械化。
  蒋介石也承认这个仗已经打败了。不仅主力军被消灭了,而且国民党统治区的财政经济亦已崩溃。物价的飞涨有如脱缰的野马,到一九四八年八月间已比抗战前夕上涨三百万倍。国民党政府宣布以金圆券代替法币,结果使经济更加陷入绝境,国民党政府已无法统治下去。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声明”,提出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他一本正经地说:“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倘若共产党不许和,“责任皆由共党负之”。为了回答这个虚伪的建议,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等八条作为和谈的基础。毛泽东强调,只有按着这八条,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随着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发展,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特别是蒋介石同桂系之间的矛盾急速发展起来。蒋介石不得不在一月二十一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但南京政府一切实际权力,仍牢牢掌握在蒋介石手里。
  李宗仁在宣布任代总统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即发表文告称:自今以后,“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争取和平之实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次日,他派黄启汉、刘仲华飞往北平,表示“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并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暂时停止进攻。二月一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叶剑英电,要黄启汉、刘仲华告诉李宗仁:如果他有反蒋反美、接受八项条件的诚意,就应该迅速同蒋介石分裂,“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经过多次接触,中共中央表示,愿于近期在北平同国民党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
  中共确定和谈日期之后,国民党方面便组织了代表团,以张治中为代表团长,但张治中在了解了蒋介石的底细后,却留在兰州不肯南下,这使李宗仁大为着急,每天不是长途电话促驾,便是十万火急电报询问,而张治中仍无下文。三月底某日,李宗仁又挂一个长途电话:“文白,你如果真的不肯来,我要到兰州接你回南京了。”
  “不必,不必,我真的不能当代表。”张治中说,“不瞒代总统说,我已决心不回南京,决心不参加国内和平商谈!”
  “文白,”李宗仁急道,“你再固执,我真的要到兰州来了。你如果怕不可靠,我可以文书具结,放在你身边,这样行了吧?”
  “不是你的问题,”张治中说,“溪口对我的态度,对和平谈判的态度,你不是不知道。”
  李宗仁说:“文白,他是他,我是我,我现在是国民政府的负责人,我们大家要和,他没办法;除非他重新出山,要我下台,他不能不要和谈,他自己说过的。”
  第二天,张治中被接到南京后,他又向李宗仁说:“目前的问题在于是否有诚意。如果有诚意,我就去;没有呢?绝不去!有人抨击我们在利用和谈拖时间,以便训练好新兵卷土重来,如果真是这样,我没法干!”
  李宗仁又极力劝说:“代表团是非去不可!如果不谈,就无法解决具体问题。”张治中沉痛地说:“今日之下,耍花腔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得人心,战败了,共产党胜利了,这是事实!如今的问题,绝非同中共讨价还价,更不是我们报上所说,因为我们宽宏大量才同对方和谈,而是对方的气度不凡才肯同我们坐下来谈,如果这一个基本观念不澄清,本党中还以为自己是三头六臂,那才糟哩!”
  “对于和谈,至少我是有兴趣,有信心的!”李宗仁说,“不过,话说到这里,我也不能不说我的心里话。你知道,中共的答复来了以后,我们受到了不断增大的压力!”
  张治中说:“事实摆在面前,只要我们真的肯同他们一起为新的中国而努力,中共对我们不会太难堪,傅作义便是个例子;但这样便牵涉到一个古老的所谓忠贞的问题,蒋先生只希望我们为他个人而死,国家放在其次,这一点本党不少重要人员都不否认,引以为憾。那么一旦和谈过程中出现了使他不痛快的事情,你说该怎么办呢?如果有些问题牵涉到代总统,你对我们又怎么看法呢?”
  “这个嘛!”李宗仁沉吟了好久说:“文白兄的顾虑是事实。不过我早已说过,一切得从和谈中解决。”
  李宗仁这时虽对和谈一再表示“诚意”,但还是希望通过谈判达到“划江而治”。他曾对刘斐说: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蒋介石所以让李宗仁出面“和谈”,其实只是一种缓兵之计,想借此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将残余军队全部撤至长江南岸,组成若干兵团,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并在江南准备最后决战。
  鉴于这种情况,张治中在临到北平前,又在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陪同下,到溪口跑了一趟,一来是进一步摸底,二来是劝蒋出国。但蒋介石一听就气炸了:“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我的家乡!”
  张治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率代表团前赴北平的。四月一日起程前,他在机场发表谈话说:
  “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旨意,以最大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甚望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们,随时给我们指导、督促和支持。”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下午二时,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张治中发现中共和谈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未到机场迎接。张治中一行人走进下榻的北京六国饭店时,抬头见到一幅大标语写着:“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张治中顾问屈武说:“看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过了一会,周恩来、李维汉等人到饭店来看望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周恩来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很对不起,没有到机场去迎接你。我请问:你既然来北平是为了和平解决两党问题的,为什么你在事前还要亲到奉化向战犯头子去请示呢?”并又说:“这种由蒋一手导演的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治中非常尴尬,连忙说:“恩来先生,这正是我的苦衷啊!我为了使和平工作不致中途夭折,就必须事先扫除实现和平的一切障碍。”
  谈到和平问题时,周恩来问:“我们的广播(指三月二十六日的广播通知)你们收听到了,已经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没有具体的意见?”张治中回答:“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们的。当然,是以八项原则为基础。”周恩来说:“这是前题,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谈话的形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接着,双方还就其他问题交换意见。
  晚上,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李宗仁的联络官黄启汉。在谈到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的问题时,周恩来气愤地说:“你们的代表团并没有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六位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因此,原定在四月五日开始正式会谈也推迟了。”四月三日上午,黄启汉动身回南京前,周恩来再一次向他重申了中共的立场。周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军主力部队已被歼灭殆尽,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但是,为了尽快地收拾残局,早日开始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我们还是愿意在八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和谈解决问题。周要黄转告李宗仁和白崇禧: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足够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一切和平障碍,李、白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有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
  四月三日下午六时,黄启汉向李宗仁详细汇报了在北京接触到的情况。他说:“临来之前,周恩来要我向代总统转达三条具体意见:第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可以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以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第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部队,应先撤退到花园以南一线。第三,希望代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军政大员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代总统的安全,希望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以防万一,如蒋一旦攻击,只要代总统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开进南京。”
  李宗仁痛苦地摇了摇头。他苦心经营、寄予希望的“和谈”大局,竟让对方一眼就看透了。他已经日暮途穷,靠他自己那点桂系力量能干什么事?和,和不了,打,又打不下去。这使他犯难了。黄启汉还向他报告:“在我回京前,李济深和邵力子两先生还先后来饭店看我。他们让我转告代总统;务必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他们认为,以蒋为首的死硬派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只希望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局部接受和平解决,站到人民这方面来。”李宗仁听后,两眼发呆,不知如何为好,眼前只是白茫茫一片。
  针对李宗仁犹豫不决、动摇不定的情况,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新华社又播发了毛泽东所撰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重要评论。文章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评论继续说:“在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中,存在着三部分人。一部分人坚持地走第一条路。无论他们在口头上怎样说得好听,在行动上他们是继续备战,继续卖国,继续压迫和屠杀要求真和平的人民。他们是蒋介石的死党。一部分人愿意走第二条路,但是他们还不能做出有决定性的行动。第三部分是一些徘徊歧路、动向不明的人们。他们既不想得罪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又想得到人民民主阵营的谅解和容纳。但这是幻想,是不可能的。”
  “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基本上是第一部分人和第三部分人的混合物,第二部分人为数甚少。这个政府到今天为止,仍然是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工具。”评论在历述了四月一日南京十一个大专院校六千多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残酷镇压,死伤一百余人的事件后指出:“四月一日发生于南京的惨案,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保护蒋介石、保护蒋介石死党、保护美国侵略势力的必然结果。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和蒋介石死党一同荒谬地鼓吹所谓‘平等的光荣的和平’,借以抵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特别是抵抗惩办战争罪犯的结果。李宗仁何应钦政府既然派出和谈代表团前来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以为谈判的基础,那末,如果这个政府是有最低限度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这个真理,难道现在还不明白么?”
  评论说:“我们愿意正告南京政府:如果你们没有能力办这件事,那末,你们也应协助即将渡江南进的人民解放军去办这件事。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事,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订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签一个协定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开始愿意立功自赎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者不利。不签这个协定,情况也差不多,可以用局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可能还有些战斗,但是不会有很多的战斗了。从新疆到台湾这样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国民党只有一百一十万左右的作战部队了,没有很多的仗可打了。无论签订一个全面性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而签许多局部性的协定也好,对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死党,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一句话,对于一切至死不变的反动派,情况都是一样的,他们将决定地要灭亡。”
  评论最后说:“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余地也没有了。”
  李宗仁听了这篇措词强烈的广播,犹如五雷轰顶,他的“划江而治”的美梦,像肥皂泡似地破灭了。正在李宗仁发呆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进来了,劝慰道:“总统先生不必太悲观吧?据我所知,国防部已经向政府保证,长江天堑至少可守半年;而京沪线作战,也有把握打三个月到六个月。如果贵总统能够真正领导反共战争,我想美援还会继续,而且还要加强哩!”李宗仁闻言道:“实在太感谢了,如果贵国继续大力援助,情况就不同了,说不定我们这匹‘死马’真能‘复苏’过来。”
  美国大使走后,李宗仁和他的智囊团研究再三,觉得不能太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便于四月七日晚十一点给北平去了电报。全文如下:
  北平。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谅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为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已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再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
  弟李宗仁。四月七日(卯阳)印
  李宗仁的“卯阳电”可谓用心良苦,措辞美妙,既表示了“和平诚意”,又为战犯进行了解脱。“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话中有软有硬,软硬兼施。给人的感觉,李宗仁在“认错谢罪”,其实,口气之间,已经表示拒绝投降,希望取消八项条件中的第一项。难怪,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夸奖说“这个电稿拟得太妙了”。但是,这样的花招是瞒不过中共眼睛的。第二天,毛泽东对李宗仁发了复电。电文如下: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的而奋斗。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李宗仁收到毛泽东的复电后,随即召集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进行研究,并由何应钦出面,于四月九日给张治中发去了“卯佳电”,“卯佳电”根据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要求张治中坚持以下各点:“一、为表示谋和诚意,昭信国人,在和谈开始进行时,双方应即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进行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其无谋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布和谈破裂之责任属共方;二、为保卫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之外交政策,应予维持;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行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述第二、三、四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在收到何应钦的“卯佳电”后,无不摇头、叹息。他们心里清楚,划江而治的希望已经破灭,要求双方停火,实际上只是请求对方停止进攻。最大的困难是关于战犯问题,这一条得不到解决,则和平条款不可能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即使谈妥也无法签订,他们深知国民党已无力再战,希望中共让步,争取尽可能好的条件。
  张治中来北平前,曾去溪口,劝蒋出国,到北平以后,更痛感蒋的留居国内,实为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又再去信,痛陈利害,摘录如下:
  ……默察大局前途,审慎判断,深觉吾人自身政治经济腐败至于此极;尤其军队本身之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于总崩溃之前夕。同时在平十日以来所闻所见,共方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厚,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假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实由我方党政军内腐外溃之情形,积渐所致,由来已久,大势所趋,大错铸成。尤其既失之民心,今已不可复得。纵以钧座英明,亦万难将此腐朽集团重新提振有所作为也。倘吾人知彼知己,即以吾党北伐时期北洋军阀腐溃失败之经过事实而益可证明。职是之故,惟有钧座痛下决心,放下一切,毅然决然放下一切。能如是,则腐朽集团经受剧变之深刻刺激,唤起淘汰作用,产生新机,将来尚有重新提起之一日。而不然者,将使失败之中遭受更大更惨之失败,而无复再振再起之可言。此实从任何方面冷静观察,皆为必然之情势与现实,摆在吾人面前,显而易见,决非张大其词、危言耸听之意也!
  前与吴礼卿先生到溪口时,曾就两个月来大局演变情形加以研究判断结果,认为无论和战,大局恐难免相当时期之混乱,而钧座虽引退故乡,仍难避免造成混乱之责任,此最大吃亏处,亦即最大失策处,惟有断然暂时出国,摆脱一节牵挂为最有利……职素以吾人应拥护领袖成功不拥护领袖失败为言为志,倘今此建议仍不蒙钧座采纳,而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也彻底失败不止。今请再将往者一切失败经过作一检讨,昔日一切建设献策者孰是孰非,无不晓然,目前之情势,岂非铁的事实证明乎?
  这封信是由屈武带回南京托吴忠信转交的,蒋阅此信,大发雷霆,仍我行我素,毫无更张之意。
  且说在北平,经过几天的紧张讨论,和双方代表团多次交换意见,四月十三日早晨,周恩来向南京政府代表团提交《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一份。晚上九时,正式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一开始,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一概括的说明。他说:这个草案是根据毛泽东主席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而草拟的。他回顾了战争发展的历史过程,指出: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言里明确这个责任。
  接着,周恩来又对《协定草案》各个款项的具体内容逐项作了说明。关于惩办战争罪犯问题,他说:这次战争中主要战犯必须惩办。如果他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可以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四月十四日,南京代表团经过一天的研究,提出一个修正案。张治中以后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修正案和原草案最大的不同之点是: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也有若干的修正。”当晚,张治中把这个修正案交给周恩来。第二天,四月十五日晚上七时,周恩来把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送给张治中,并定当晚九时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会议。周恩来说;“如果我们没有最后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使它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果。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他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
  张治中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回到住处后,经过代表团郑重的研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我们所提修正意见四十余处的过半数,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首要与次要”字样;原来把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一句也改变了,所以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解‘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并决定在十六日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带了文件回南京去,劝告李、何接受。”
  果然,黄绍竑、屈武带着《国内和平协定》到南京后,李宗仁立即召集白崇禧、夏威等商议,白崇禧一看完《协定》,立刻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为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说完就站起来往外走了。
  白崇禧出尔反尔,不满李宗仁向共方妥协,反而向蒋介石讨好。主张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在中原人民解放军四月一日在平汉路花园市西周家庙地区的战斗中,缴获的白崇禧发给国民党第三兵团司令张淦的密电中讲道:“吾人今日为爱护五千年历史文化,为保证人民自由的生活方式,应在三民主义共同信仰基础下,不分畛域,不问党派,团结一致,作殊死斗争。尤当支持中枢,作有效之决策。否则人自为谋,分散力量,古今多少失败惨痛的历史教训,转瞬落到吾人头上矣!”在关键时刻,白崇禧又和蒋介石站在一起了。
  黄绍竑对白崇禧此举十分不满。在白走后,黄从公事包里掏出一张古色古香的信笺,将他在飞机上填的一首词《好事近》,拿给李宗仁看,上面写道:“翘首睇长天,人定淡烟笼碧,待晚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圆得?昨宵小睡梦江南,野火烧寒食,幸有一番风送,报燕云消息。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此时遇着这冤家,误了寻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
  李宗仁看后苦笑道:“今日之下,我已经没有心情吟诗作赋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愿闻其详。”
  “据我看来,蒋先生的的确确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我们广西人士应该清醒一些,另辟求生之道,再也不该替蒋先生效犬马之劳,否则糟不可言!我所以说:‘此时遇着这冤家,误了寻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就是这个意思。”黄绍竑说到这里叹道,“广西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失去机会,那昔日一番辛苦,今后全付流水,没法补偿!中共的条件虽然苛些,但不是不可接受,何况代总统已经答应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了!”
  李宗仁面色如土,沉吟良久,然后说道:“难呀!即便这个协定签了字,没有蒋介石的认可,还是一张废纸啊!如今我这个代总统,是有其名无其实啊!”说罢,就托张群带着《协定》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一看,大发光火,拍着桌子大骂道:“文白无能,丧权辱国!”他对亲信们说,“可恶之极!我恨透了那批脓包!当年他们两万几千里行军,我们动员全国力量,竟不能把他们消灭干净,好,今天该让我们伤脑筋啦!”
  四月二十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奉命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电文如下:
  限一小时到。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张首席代表治中并转邵、章、李、刘诸代表钧鉴:黄代表绍竑、屈顾问武返京备述和谈经过,并携回中共代表团所提出之《国内和平协定》全文得悉。今日国家破残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在八年惨烈抗战获得光荣胜利之后,国际地位反一落千丈,此皆由于战乱之所致。但求能彻底消弥战祸,实现真正和平,使人民获得休养机会,国家进入建设途程,吾人自应不惜一切牺牲,以促其成,庶几毋背革命之初志;上可以对中华民族之列祖列宗,下可以交代后世子孙。政府方面,自蒋总统之元旦文告倡导和平,以迄宗仁、应钦等主政后之一切措施,无一非遵循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之意旨,以国家人民最高利益为前提,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开诚布公,苦心谋和。蒋总统之毅然引去,与宗仁前致毛泽东先生卯阳电,即在欲牺牲一己,以成大局,耿耿此心,宜为全国同胞所共鉴。乃纵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端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希望中共方面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兹为培祥和空气,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特电布达,希即将上述各项意见传达中共方面,并复为盼。李宗仁、何应钦卯号印。
  历时二十天的和谈,至此宣告完全破裂。和谈破裂后,张治中在四月二十二日向南京和中共方面表示,定在二十四日回南京“复命”。他天真地认为,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的,和谈既已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周恩来知道后,当天就到六国饭店去看望张治中。他向张治中表示恳切的挽留。他说: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他情词恳挚地对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在周恩来深情而坚决的劝阻下,张治中和南京代表团其他代表终于留了下来。
  同南京政府之间的谈判虽然最后破裂了,但这次谈判中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对中共继续同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谈判,对和平解决绥远、湖南、新疆等地的问题,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九十)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指派齐燕铭等连夜赶到北平
  一九四九年初,虽然中华大地仍然硝烟弥漫,炮声隆隆,但是由于震撼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大决战,以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之势,歼灭国民党军队一百五十多万的辉煌战绩宣告胜利结束,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任务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
  鉴于这一历史新情况,在平津战役刚结束的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夜,周恩来打电话给住在平山县李家庄的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秘书处处长周子健、交际处副处长申伯纯等,要他们立即到西柏坡接受新任务。
  齐燕铭一行抵达西柏坡后,已经是二月一日凌晨一点多钟了。仍在灯下孜孜不倦工作的周恩来,招呼他们坐定并嘱警卫员端来暖身的热茶后,便开门见山地说,叶剑英同志已来了电报,说和平解放北平的协定在一月二十日签订,三十一日人民解放军已经入城接管,平津战役宣告胜利结束。现在,你们要连夜出发,赶到北平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是首要任务。再就是在华北局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协助下接收以下一些地方:一是接管中南海,成立中南海办事处,负责中南海的房屋管理和卫生工作;二是接管香山,将它作为党中央驻地;三是接管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德国饭店等大饭店,为接待各地民主人士云集北京作准备。他又说:同时请你们把住在李家庄的周建人、胡愈之、韩兆鹗、何惧、符定一等一批民主人士一起带去。事先,周恩来已经指定杨尚昆、金城为他们准备了几辆卡车。
  接着,周恩来致电叶剑英,告以齐燕铭一行赶赴北平的任务,并说明了一起去的一些人的情况。
  二月三日早晨四、五点钟,齐燕铭一行抵达北平,并根据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的指示参加了当天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式。这一天,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和从各解放区汇集到北平的民主人士、各界代表数百人在箭楼上检阅了入城部队。部队从永定门进城,到箭楼分两路行进。检阅时间长达五个小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后不久,二月十四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东北局、华北局及平、津两市委电,明确指出: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即将前往沈阳迎接在东北的民主人士到北平。原到华北的民主人士多数已去北平,现将在东北的民主人士接去,是为了能集中起来“协商大计,准备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周恩来在电文中强调:在各方民主人士汇集北平之后,应召开一次欢迎大会,地点最好是在中南海。二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市军管会、中共北平市委、北平市人民政府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欢迎会,热烈欢迎由东北、天津、李家庄等地到北平及留在北平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与会宾主济济一堂,共四百余人。欢迎会由叶剑英主持,林彪、彭真代表中共中央致词,欢迎这些从各地区来到北平的民主人士。
  随最高统帅部由农村转入城市
  三月十三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作总结时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二十三日,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这天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率领最高统帅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离开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西柏坡,朝古都北平进发。
  临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兴奋地谈笑着。周恩来问毛泽东:“没休息好吧?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很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接过话茬,笑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三月二十五日晨六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一行抵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自此,最高统帅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在车站,毛泽东等同迎候在车站的林彪、罗荣桓、叶剑英、聂荣臻、李克农等见面,随后乘车到颐和园休息。
  周恩来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稍事休息,就同叶剑英到西苑机场检查阅兵式的准备情况。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代表都到西郊机场欢迎。
  下午四时三十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乘车从颐和园出发,五时抵达西苑机场。此时,军乐声欢呼声响彻天空,经久不息。叶剑英、聂荣臻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分乘敞篷吉普车,开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受检阅的部队是清一色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一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坦克师、一个骑兵师,共三万人。
  紧接着,毛泽东等接见了北平市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各界代表,随后又来到一百六十多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欢迎行列,热烈地同张澜、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孙叔通等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并叙谈了半个多小时。最后,周恩来看了看手表说:“朋友们,先生们,谢谢大家来到这里欢迎毛主席、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天快黑了,诸位先生早些回去休息吧,以后有机会再谈,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
  检阅仪式完毕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驱车前往香山。自此开始,香山成为最高统帅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转移到北平时的最早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中共中央在这里完成了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解放全中国和筹建新中国的历史任务。
  在勤政殿专心起草共同纲领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后,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相继解放,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制订一个以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为主题的共同纲领的时机,业已成熟。
  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开始具体领导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同民主人士、各界代表共商团结建国大计。
  五月下旬,周恩来、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分别同在北平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上海团联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频繁接触,商议通过成立新政协筹备会来进行各项筹备工作的问题。经各方充分协商,六月十五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宣告成立,提出了起草以建设新中国为主题的共同纲领的任务。
  十六日,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指出:起草共同纲领是新政协筹备会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副主任和第三小组即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组长,许德珩为副组长。
  十八日,起草共同纲领小组成立。周恩来在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布置共同纲领的起草问题时指出:由我们小组负责起草的共同纲领,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这项任务很繁重,很紧迫,我们“必须加紧工作”。这次会议决定,委托中国共产党负责共同纲领的草拟工作。随即小组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和其他等五个小组,分别就有关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并写出具体条文,供起草人参考。
  六月下旬,周恩来亲自动手,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专心致志地起草共同纲领。毛泽东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篇著作成为起草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共同纲领草案五易其稿后,于八月二十二日前夕形成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铅印稿。这天深夜,周恩来将铅印稿送毛泽东审阅。
  《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分为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两部分。这个草案初稿已经把重点放到国家建设方面,而且具备了在宪法颁布前作为新中国的根本大法所应包含的基本内容。至此,共同纲领的基础已经奠定。但是,从行文的形式来看,有必要按照法规行文的一般要求,使纲领更加明确、简练、规范和条款化。
  随后,毛泽东、周恩来、胡乔木等立即对《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进行技术性的结构调整与修改工作,经过十余天的紧张工作,九月五日,形成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初稿。
  这以后,中共中央将这个《纲领(草案)》初稿正式提出,并由周恩来先后主持或指导召开了七次会议,其中三次共同纲领起草小组会议、二次政协代表会议和二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议,集思广益,广泛地吸收各方面的意见。
  同时,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又先后对《纲领(草案)》初稿进行了若干次修改。九月十日晚九时,周恩来等在毛泽东处讨论修改《纲领(草案)》初稿,工作到次日晨七时。
  经过以上充分的民主协商,沟通思想,反复讨论修改,使《纲领(草案)》日臻完善。
  九月十七日,周恩来主持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他在会上代表常委会做关于三个月来筹备工作的报告。会议通过这个报告,并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提议将新政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将政协会议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作为正式议案,提交即将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审议。
  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草案)》,既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又完整地规定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项政策的基本原则。至此,历时三个月的筹备工作胜利结束。
  政协会议召开
  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出席开幕式的有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华侨代表和特邀代表等共四十六个单位六百六十二名。推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八十五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主席台布置得庄严大方,中央悬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上面悬挂着中国人民政协会徽,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大会宣布开幕后,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礼炮五十四响。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长达五分钟。
  接着,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听到这些鼓舞人心的话,与会代表心潮起伏,长时间热烈鼓掌。
  会上,周恩来代表筹备组做了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为了完成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这次大会通过了《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政协组织法》,并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改名为北京。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五十六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会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



 
 

2007/09/10

十八、商筹建国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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