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二)出兵朝鲜前后

 




  建国前,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建国后,周恩来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因为徐向前有病,一九五○年初聂荣臻被指定为代理总参谋长。这时朱德的身体也不好,医生再三要他休息,主持军委工作的是毛泽东、周恩来。
  军事工作是十分紧张的。聂荣臻说:“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那里经常叫我去汇报、谈话或开会。这些会议大多是在晚上进行,而总参谋部的工作在白天,这样我休息的时间就很少了。每周总有几个夜晚不能睡觉,更没有什么星期天和节假日,这也是当时我特别劳累的一个原因。”
  从这也可想见周恩来当时的繁忙程度,他既要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又要兼管政府的工作。
  前方,解放战争进展神速,到一九四九年底,全国大陆除了西藏外,已经全部解放。一九五○年四月十六日到五月一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军薛岳部队三万多人。剩下的战事不多了,而解放军的人数包括改编的原国民党部队,已经达到五百多万。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需要很大的财政支出。
  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中央准备大量复员军队。
  一九五○年四月间,周恩来在第二十八次政务会议上说:“一九五○年把军队数目从五百六十万减到四百万。”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定都南京后,搞裁军,用来排斥异己。周恩来说,我们复员,“不要惊动起义军队,因为过去一裁军便裁了杂牌军”。总的目标是减到二百八十万,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复员到四百万,减少一百多万。
  五月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参谋会议上,对军队的整编问题提出意见,说我们的整编原则是使解放军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在近代化条件下发展。
  六月五日,中央复员委员会成立,由委员十五人组成,周恩来担任主任,聂荣臻是副主任。六月二十日,政务院开扩大会议,布置复员工作。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报告,毛泽东也到会讲了话。
  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说复员的是建立新中国的有功之臣,党政军民要齐心把工作作好,复员前要很好动员,进行评功、鉴定,复员时部队要欢送,地方要欢迎,妥善安置,要规定一系列的待遇,如发给粮食、布、现金,直至对婚姻纠葛的处理办法等。傅作义、张治中等也到会了,听了很激动。他们说:从旧社会来的人,最有体会,同国民党的裁军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措施”。
  正在新中国准备大量裁减军队的时候,情况突变。六月二十四日,周恩来还在主持政务院会议,讲一九五○年准备再减少军队一百二十万。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北南双方爆发了内战。二十六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空军、海军参战,支援朝鲜南方李承晚政府。二十七日,杜鲁门公开宣布武装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还命令他的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帝国主义武装进攻的威胁。
  中国立刻作出反应。
  二十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周恩来在百莽中,时时关心着朝鲜战事的发展。朝鲜是我国东北的紧邻,而东北,白山黑水,区域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当时中国仅有的一点重工业企业,基本上都在东北。周恩来注视着地图心想:战火会不会蔓延开来?会不会影响到我国东北的安全?
  他同毛泽东商议了这件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七月七日和十日,两次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问题。
  十三日,周恩来书面报告毛泽东说:这两次会议商定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分别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第十三兵团、第四十二军和若干炮兵师、高炮团、工兵团,共二十五万五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八月五日前到达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通化、本溪、铁岭等地。空军编成三个团在东北训练,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
  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开会,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
  会上,他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解放了华南、西南广大地区和海南岛、舟山群岛等。这期间重要的是建设,大家忙于政府工作,部分力量搞军事。今年对军队提出了生产任务和考虑复员一部分,只用部分部队进行解放海岛和准备进军西藏,而在生产和复员上却用了很大力量。朝鲜战争爆发后,给了我们新的课题。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它如果压服朝鲜后,下一步必然进攻中国。我们对于朝鲜,不仅看作兄弟国家问题,不仅看作和我国东北相连接有利益关系的问题,而且应该看作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根据战争的情况,要设想战争的长期化。这和我们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是有联系的。我们现在如果不抓紧时间积极准备,万一形势恶化,就会措手不及,陷于被动。
  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讲到了将来如果出国作战,可以采取“换班的办法,轮流补充”,“用这种办法整补为最好”。
  八月二十五日,在第四十七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也讲到:“现在看,朝鲜战争可能变成长期”,“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他讲了在北伐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和关内抗战,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都有朝鲜子弟参加,朝鲜民族与我们是血肉相连的。
  朝鲜战争之初,朝鲜人民军六月二十八日解放汉城,七月二十日攻克大田,到八月中旬,解放了南朝鲜百分之九十的地区,把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美军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利用釜山港继续增援兵力。战争成了胶着状态。
  我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在密切注视着,八月中旬连续开会,研究朝鲜的战争情况。总参谋部作战室根据朝鲜战场的状况进行了图上模拟演习,对演习的结果作了分析,认为美军的下一步行动最大的可能是在人民军的侧后登陆,进行中间截断。对于在什么地方登陆也作了分析,认为适宜登陆的港口有六个,可能性最大的是在仁川登陆,它的后果也最严重。八月二十三日凌晨,作战室的负责同志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个分析结果。周恩来很重视,带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后来,九月十五日,美军七万多人果然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在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下转入退却。二十八日,敌军攻占汉城,二十九日进抵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三八线”。
  美军过不过“三八线”?如果过“三八线”北进,就是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这是一个严重的行动。周恩来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密切地关注着。
  九月三十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作了《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
  报告中说:“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的形势。”“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最后一句“也不能”三字下面“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是这一讲话稿的画龙点睛之笔,这是在定稿时周恩来亲笔加上的。
  这个讲话,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用显著的版面公布了。
  接着,十月三日,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把这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这次约见的时间是在凌晨一点钟,这也说明了周恩来急迫的态度和制止战争扩大的心情。这次会见时作翻译的是浦寿昌,周恩来事先对他讲,要突出一个“管”字,把这字翻译成英文要有相当的份量。周恩来这次谈话,是因为中国和美国还没有直接外交关系,要通过印度政府给美国传话,让他们知道中国的态度。他知道中文的“管”字在英文中不大好翻译,特意要浦寿昌好好琢磨一下,以便在翻译时准备无误。
  中国将会采取什么态度?美国政府当然是要考虑的。
  八月间,杜鲁门曾经派阿弗里尔·哈里曼到东京见“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问他这个问题。麦克阿瑟表示不相信苏联有意于直接干涉,或卷入一场大战,他相信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九月二十七日,杜鲁门批准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的指示,要他“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并授权他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
  周恩来的国庆讲话和同潘尼迦的谈话,迅速地传到了白宫,杜鲁门没有重视,认为这只是周恩来的“恫吓”。但是,杜鲁门觉得“中国对朝鲜的干涉的可能性当然不能不加以考虑”。他要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下指示。指示中说:“今后中国共产党要是不事先声明就在朝鲜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要在你控制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一方面,美国政府却放出空气,说是美军将停止在“三八线”上。
  十月十五日,杜鲁门乘飞机到太平洋中的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朝鲜的战局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参加战争是不大可能的”,最多,他们可能派五六万人进入朝鲜,但是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惨重的伤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前结束”。杜鲁门给麦克阿瑟颁发了勋章,说:“这次会谈回来更增强了我的信心。”
  十月七日,美国侵略军已经开始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中朝边境进犯。
  中国出兵不出兵?中共中央酝酿了多次。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六日,又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是主张出兵的。周恩来也是主张出兵的,说:我们不想打,但是敌人逼我们,快到鸭绿江边了,不能见死不救,这是援朝,也是卫己,唇亡齿寒嘛!
  四日下午,中央派飞机从西北把彭德怀接到北京的会场上,彭德怀也认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会上决定彭德怀领兵前去。
  十月八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央正式决定之后,周恩来受委派,在十月八日这一天,带了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到苏联去商谈。他们坐的是安二型飞机,时速只有二百多公里,到莫斯科用了三四天时间。第一天到伊尔库茨克,第二次到新西伯利亚,接着又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然后才到莫斯科。
  此时斯大林正在南方黑海之滨的休养地,因此,周恩来等又乘飞机到达斯大林的休养住所。
  据当时同行的康一民谈:“周总理此行的目的是,告诉苏联领导人,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并且要求苏联给中国军事援助和派空军进驻东北及北京、天津、上海等沿海大城市。”
  谈判中,苏联方面有了变化。
  当年的志愿军领导人洪学智有一段回忆:“我们十三兵团已经做好了一切战前准备,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要中央一声令下,就立即向朝鲜出动了。就在这时,斯大林突然通知我们说,他们的空军还没准备好,要暂缓出动。后来我听彭总讲,斯大林说的没有准备好,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斯大林对我们能不能打胜这场战争有怀疑。他看到我们真的决定要出兵了,而且美国准备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他就犹豫了。斯大林觉得中国的军队虽然在国内战争中胜利了,但装备那样差,到底能不能打败美军,没有底。觉得如果他们出动空军掩护我军,一旦我们打败了,就把他们给卷进来了,苏联就会有与美军直接对抗的危险,甚至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苏联态度的变化,毛主席和彭总都感到很突然。”
  在莫斯科,周恩来同样也感到很突然。他立即打电报给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
  这时,前方的志愿军已经整装待发。毛泽东立即给彭德怀打电报:
  “彭高、邓洪韩解:(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执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毛泽东,十月十二日二十时”
  彭德怀十三日就赶到北京。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会后,毛泽东打电报给周恩来,说:
  “(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要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一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当然,新中国才成立不久,人民已经打了十几年仗,军队的装备陈旧,要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的现代化军队打仗,困难是不小的,特别是空军还没有建立起来,作战时没有制空权,就会十分不利,所以中国决定出兵后,希望得到苏联在装备上的帮助,特别是空军的支援,结果发生了这一个曲折。
  周恩来后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这件事,说:“他(指美军)逼近了鸭绿江,我们就下决心,去与斯讨论。两种意见: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这是斯说的。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谈了一天,晚上就要决定,马上电问毛主席。”“毛主席电报去,觉还是出兵,先打李承晚军,把美军孤立,逐步想办法。”
  又一次,周恩来谈到这件事:“抗美援朝时,我同林彪一道去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说苏联是否出点空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了(指出兵过鸭绿江——作者),没有空军有困难。斯大林说空军不能派。林就很高兴。后来毛主席决定,即使苏不派飞机,我们还是出兵。”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周恩来同莫洛托夫等继续商谈,最后苏联方面同意中国出兵和给予军事装备的援助,并且同意派飞机帮助中国防空和训练,不过飞机只到沈阳。

  (九十三)在抗美援朝中

  周恩来回国后,十月二十九日又同苏联顾问沙哈诺夫等会谈。沙哈诺夫对周恩来说,苏联方面又同意派苏联航空员驾驶喷气式到安东担任防空了。十一月十日左右,苏联空军可以移到安东。
  十月二十四日,周恩来讲了当时形势:美国飞机已经侵入我国领空十二次之多了。我们国家需要恢复生产,我们的确也正在恢复。我们本想一九五一年减少军费,增加经济建设费和文教费,还考虑增加公教人员生活费,但是敌人不让我们这样作。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后,我们想他是否会停在“三八线”?敌人占领汉城,印度尼赫鲁转告我们,三外长会议说好不过“三八线”。但是,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三外长会上决定的是和缓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以后,再搞中国。我在九月三十日发表了声明。十月三日,敌军已过了“三八线”。我对潘尼迦讲不能不管。尼赫鲁转告英国贝文,贝文通过尼赫鲁表示到离鸭绿江四十英里就停止,当时已到平壤。现在已由平壤北进。显然,这是第二次欺骗。“敌人得寸进尺”,我们“过去做的已无效,只有力量的管才能起作用”。管的结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给敌人以挫折,使它知难而退;另一种是它可能孤注一掷,因为美帝国主义有疯狂的一派,我们应有准备。我们并不愿战争扩大。周恩来说:“力争第一种可能”。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在北京最后一次研究了志愿军入朝鲜后的部署和作战方针。十九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和三个炮兵师一个高射炮兵团开始秘密渡过鸭绿江。这时美军和南朝鲜李承晚军队正迅速向鸭绿江推进。二十五日,两军相遇,开始了第一次战役,经过十三个昼夜的艰苦作战,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到十一月七日结束。志愿军把敌军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清川江以南。敌军坚持要占领全朝鲜,增强地面部队到二十二万多人,飞机一千二百余架,发动全面进攻,宣称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志愿军作好准备,进行第二次战役,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原“三八线”以北(除襄阳外)的全部领土,还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这次战役震惊了世界。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乘胜发起第三次战役,经过九天连续作战,把敌人赶到三八线以南,解放了汉城,又歼敌一万九千多人。后来又经过第四、五两次战役,到一九五一年六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灭了敌军二十三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美国统治集团被迫承认,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已经不可能了。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美国政府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透露愿意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中旬,又通过中立国的外交人员向我国试探,同时,军事上暂时放弃了实行全面进攻的行动而转入战略防御。六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根据中朝政府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和美国政府表示愿意谈判的意向,提出双方谈判的建议。三十日,“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令发表声明,同意停战谈判。七月一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通知李奇微,同意派代表与美方会晤。十日,双方在开城开始举行停战谈判。
  朝鲜战争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战争。“打一场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战争的物资消耗十分巨大,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保障,取得战争胜利是不可能的。彭德怀甚至讲:“三七开,前方功劳三分,后方功劳七分。”例如一九五三年夏季攻势中,一次二十多分钟的火力急射,就用了弹药一千九百多吨。金城战役一仗,消耗物资三万四千多吨。战争三年,仅主副食、弹药、油料等几项主要物资的供应,就近三百万吨。志愿军是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既要由国内筹集,还要冒着敌机狂轰滥炸运上去。聂荣臻回忆说:“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总之,恩来同志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费尽了心血,作出了宝贵贡献。”
  在一九五○年十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志愿军入朝作战时,周恩来说,要“有充分准备,一出手就胜”,在这样的战略意图下,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战争开始后,周恩来挑起了协助毛泽东组织、领导这次战争的重任。从志愿军的编组、装备、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以及作战指挥,他都亲自过问,运筹帷幄。为了保障作战物资的源源供应,他关心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码头等交通枢纽,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建立“交通港”、“防空哨”,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一九五一年一月,东北军区召开后勤会议,研究志愿军的供应问题。周恩来要聂荣臻同他一起专程赶到沈阳听汇报,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如作战部队反映大盖帽不便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立即指示改换解放帽。他了解到部队在山地作战,棉衣容易扯破,就指示在棉衣面上加绗线。当知道志愿军战斗紧张吃不上饭时,就要政务院向东北、华北、中南各省市布置,发动群众炒面。他还亲自到北京市的一些机关视察,同大家一起动手炒面。他及时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如一九五一年九月下半月到十月底,各种物资运上去需要一万二千个车皮,而按铁路运输能力只能上六千个车皮。周恩来知道后就指示主要运粮食、被服和油料,保障了前方最迫切的需要。
  抗美援朝有一段时间,形势相当紧张,美军很可能从朝鲜半岛中部登陆截断志愿军的后路。中朝双方及时采取了措施。
  周恩来既要及时掌握前线情况,又要组织国内各方面支援和组织后勤供应运输,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不少指示,经毛泽东批发,如《关于轮番作战方针的指示》,决定组织第一、二、三批志愿军轮番上前线,使作战既有生力军,部队又能得到切实整补,保持了持久性和高度的机动性。甚至,他连志愿军司令部的安全也考虑到了。一九五○年十一月他听到前方回来的人谈到,志愿军司令部还没有足够的防空洞,那地方是著名的金矿区,附近有四部电台,驻扎已近一月。他立即写了中央给志愿军司令部党委会的电报:“为保证志司指挥机关及其领导同志的安全,中央责成志司党委会应形成决定,规定志司驻地应经常变动,电台应分散安置,防空洞必须按标准挖好,并布置地下办公室,凡遇敌机来袭,负责同志必须进入地下室,任何同志不应违背。”
  停战谈判开始后,中国方面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派李克农、乔冠华去参加谈判工作,一切问题随时向周恩来汇报。从谈判的议程、方针、策略直到谈判的地点、中立区的范围,周恩来都缜密地考虑到了。他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大量电报,经毛泽东同意后发往前方,指导中方谈判代表的工作,仅一九五一年八月下旬到十月二十五日就有五十多件,总数约有一二百件。
  美方是谈谈打打。它把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到朝鲜战场上,作战飞机最多时达到二千四百余架,舰艇三百余艘,运用了当时除原子弹外的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仅美国远东空军就出动了七十二万架次,投掷和发射了四十七万吨弹药。但他们始终没有能攻破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防线。最后,停战协定终于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签字。
  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支付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中国军队装备的改进,特种兵跳跃式地发展。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全力支援前线,加强国内空防、海防、边防和地方治安的同时,加紧组建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兵和海军舰队等,突击训练,力争尽早入朝担任作战任务。其中,除了空军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开始组建,海军是一九五○年四月开始组建的外,其他各兵种的领导机关都在一九五○年八月到一九五一年三月间建立起来了,人民解放军由几乎是单一步兵,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并决定创办解放军军事学院。
  当时,武器装备从苏联购买,部队的编组、训练请苏联顾问帮助,特别是成建制地接收苏军的航空师、坦克团,就有不衔接之处,如苏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没有我国解放军传统上的地位和职权,有些条令也不适用于我国情况。周恩来不照搬苏联的一套。一九五○年十一月,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朱德、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等都参加了。周恩来在总结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了一套优良传统,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当前志愿军和将来战争中我军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保证。这些好传统,主要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作风等。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保持过去的优良传统。苏联有他们的历史和条件,我们有我们的条件,像党的领导、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等,要按我们的传统体现在我军中。
  一九五二年七月,彭德怀从朝鲜回来,这以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就由彭德怀主管了。但是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总理,仍经常关心着军事工作。

  (九十四)领导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一九五○年二月我(即萧克——编者注)接到军委命令,要我到北京出任军委军训部部长。我交代了工作,离开了第四野战军,回到北京。一到北京,我就向周总理及朱老总、聂帅请示。他们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要建设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不仅要有强大的陆军,而且要有强大的海军和强大的空军。所有军队,要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训练,统一的纪律。他们指示我立即办三件大事:第一,办各级各军、兵种正规学校(有些学校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大量训练适应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干部。第二,制定军队共同条令,即队列条令、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以统一全军的军事生活、纪律和制度。第三,抓好部队训练。因为这时新的海、空、炮、装各军兵种正在建立,都在设立编译机构,编译有关条令教材,并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制定训练计划,开始训练了。
  经过这次谈话,我明确了工作方向,也增加了信心和力量。就奉令以军委原四局——军事出战局作为基础,从华北军大抽调了近百名干部,组成军训部,开始工作。军训部成立不几天,军委开了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讨论军队办学校问题。当即确定将战争年代各部队办的许多学校、教导团队,改组为训练现代战争的正规学校(其中一部分改为专业学校),没有现成机构的组建了机构。并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大学(次年一月正式开学,改名军事学院),我兼任筹备主任。陆军大学将来的主持人,大家认为刘伯承同志是最适当的人选。
  确实,刘伯承这位中外闻名的军事家,他的学问、道德和战争经验,不仅能为人师表,而且他本人对训练高级干部这个工作,也很热心。夏秋之际,他来北京开会,当人们向他表示陆军大学负责人的人选他是“众望所瞩”的时候,他向周总理表示愿从事这个工作。在筹备过程中,周恩来曾三次找他和负责筹备工作的其他同志谈话,对成立军事学院的重要意义、办校方针原则、学院编制及主要领导干部配备和聘请苏联专家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作了详尽的指示。周总理特别强调并指出军事学院的办校方针,仍然是抗大的方针,要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总结我军的经验,继承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光荣传统,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学习现代的科学技术,并希望在五年内把全军师以上干部普训一遍。周总理的这些指示不仅对军事学院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对全军的院校工作和部队训练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于军委对军队学校的建设有明确方针,仅二三年工夫,纵的方面由基层学校到最高学府,横的方面从军种到兵种,从合同战术学校到专业学校,差不多都完备了。
  在正规化方面,主要是制定各种条例、条令,以统一规章制度。一九五○年夏,我们组织班子,起草三部共同条令。起草之前,我写了四条原则,主要是根据我军光荣传统并参考苏联红军经验,并经过总理审定。十二月伯承同志来北京,周总理立即指定由他审查。一九五一年初,由军委将草案在全军颁布试行。周恩来认为现代化军兵种的战斗行动,最重要的是协同动作,而协同动作,就要有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要做到这几点,就要制定各种条令条例。他曾形象地说,解放军像一部大机器,这个齿轮和那个齿轮,必须准确地运行,才能真正协同动作。条令条例就是保证正规化的根本条件之一。他对个别高级干部在外事活动中不遵守内务条令的规定,进行严肃批评。他说:“你们颁布的条令,自己不遵守,迎宾尚未结束,我还没有离开,你就懒散地走了,这样影响多不好,军队还要条令干吗?”他抓住典型事例对高级干部进行严格批评的原则态度,对我军的正规化建设有很大作用。
  对现代化建设,周恩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改善军队的装备技术,注意抓三个问题:第一,充分利用战争时所缴获的美制武器装备,指示我们在训练中要多用这些弹药,因为将来战场上不一定用,储藏久了会过时。第二,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舰艇、飞机、坦克及六十个陆军步兵师的装备,这些装备很快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发挥了作用。第三,先筹建现代化的常规武器的工业,继则筹建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工业。为了加速军工建设又成立了中央兵工委员会,由他任主任,李富春、聂荣臻任副主任。他常说,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是一个软骨动物。这样就使抗美援朝的弹药及常规武器,得到及时的补充;为原子弹及导弹工业,在完全空白的条件下发展打下基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另一方面,是除了抓干部的学校训练之外,又要抓部队的训练。部队训练,主要是抓准备参加抗美援朝的部队,特别是新建的技术军兵种。他对飞行员的挑选及训练,直到油料供应,都很注意。甚至对驻南口新建的坦克师的训练计划及接交手续,都加以过问。
  一九五○年十一月上中旬,在周恩来、朱德的亲自指导下,在北京召开全军军事院校及部队训练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军事学校建设与军队训练问题》的报告,请军委审批。有一天,总理办公室通知我晚饭后去开会。会议有国务院和中央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参加。按顺序解决问题。轮到最后,已经十一点多了,前面的人也陆续离开了,他就开始审阅我们的报告。他逐段逐段地读,逐段琢磨,重要的地方,要反复几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他读到“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联合作战”两句的时候,以同志式的讨论态度同我研究。因为过去常说什么现代化,什么联合兵种,这当然是对的,这次会议,我们进一步把现代技术与现代指挥结合起来,概括为明朗的两句话,就更便于理解和记忆(刘伯承同志后来把联合兵种这一词改为诸兵种合同战术,更为贴切)。总理再三斟酌后同意了。这份六七千字的报告,他修改完毕,已到次日四点了。他在修改时说,这是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方针性的综合文件,他很重视,所以不辞辛苦地认真修改。我在他的精神感召下,虽然已到鸡鸣时刻,但根本不知道疲劳。在这大转变时期,我作为一个部门的主管人,感到多么高兴啊!这时,抗美援朝十分紧张,国内百废待兴,国际风云变幻,外交斗争极度繁忙,周恩来日理万机,但还给我们逐字逐句修改报告。他这种严肃认真负责的革命精神对我们是一次极深刻的教育。确实,这次会议后,在继承与发扬我军革命传统的基础上,确定以学会现代军事技术与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作为我军长期的训练方针。这是新时代建军的总要求。所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便能很顺手地成为朝鲜战场上抗击高度现代化的美国侵略军的新英雄。从军事角度来说,是及时实行了这种大转变。一九五四年秋后,中央令叶剑英同志来主持领导全军的训练,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程度,继续得到加强。可惜的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这是我军解放以来前进中的大曲折,是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一九五二年夏季后,周总理不直接管军队日常工作了。一年后,抗美援朝结束了,但我国的战略方针、国防建设、海陆边防斗争、军队的装备供应,由常规武器到尖端武器,以及军事部署、军事训练等,始终离不开他的指导;重要的军事演习他去参观;重大军事建设项目,由他审查核定。林彪叛逃后,这时他虽然还是日理万机,处境困难,身体也不如过去那样健康了,但对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工作,仍然抓得很紧。在我由江西农林部五七干校调回北京解放军军政大学任职期间,他对军大的整风、招生和训练计划,常有指导。最使我感动的是批林批孔初期,江青在一个单位作了一篇乱军发言,军大有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甚至有个别党委成员也被煽动。周恩来指示我们,不要乱传未经中央审核的文件,要稳定军政大学。这一次总理的处置是很不平常的。我们知道,批林批孔是党在长期“左”的思想统治下,“四人帮”利用来乱党乱军的,对主持军队工作的叶帅和主持政府工作的总理,来个突然袭击。周恩来等同志从容地处理党内关系,机智地应付“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我们为难的时候,周恩来支持我们,对全军有很大影响。因为军大学员多为各部队团以上干部,和部队有密切联系,他们思想端正了,也能影响部队的思想,从而保证了我军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情况下的稳定和建设。
  周恩来在长期军事工作中,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在大革命时期,就参与创建国民革命军的工作。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领导南昌起义并组织许多地区的游击战争。他是我党初期在武装斗争理论方面最早的探索者之一,也是我党最早搞军事运动的领导人和政治工作的开拓者。战争时期他参加高层领导和指挥,和平时期抓国防建设和军队的建设工作。只要他参加哪方面的工作,都善于把党的方针和军事工作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有所创新。周恩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我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掌握军事规律指导战争,领导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又是著名的战略家、军事家,是我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2007/09/10

(九十二)出兵朝鲜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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