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为新中国繁荣富强操劳

 




  (九十五)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决定自一九五三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进行编制五年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争取在二十二个月(即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的时间内完成试编工作。经周恩来同志提议,成立了一个六人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小组成员有: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当时,周恩来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全面主持我国的内政外交工作,陈云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主任,薄一波和李富春任副主任,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宋劭文任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
  一九五二年五月,抗美援朝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党中央根据中财委提出的建议,确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并积极组织力量着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中央指出,今后的五年,即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是我国长期建设的第一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并保证我国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根据毛泽东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意见,明确五年建设的方针为:(一)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重工业优先建设钢铁、煤炭、电力、石油、机械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及基本化学工业。轻工业优先发展纺织、造纸和制药工业。(二)工业的建设速度,在可能的条件下,力求迅速发展。(三)工业的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建设,并且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东北及上海原有工业基地的作用,继续培养与利用已有工业基础与技术条件,为建设新厂矿、新工业基地创造条件。(四)铁路建设以沟通西南、西北和中南为主要任务,以适应在国防安全条件下,长期建设的需要。当时,中财委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的指导思想是:(一)经济建设要确实保证重点。(二)建设的规模和速度,要按实际需要和财力物力、人力条件的可能进行安排,并且配套建设。(三)第一个五年计划应同第二个五年计划相衔接。一九五二年六月,中财委汇总各大区和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试编出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这个计划轮廓(草案),实际上只有国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铁路运输、重大水利工程是直接计划,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间接计划,也就是说直接计划在“一五”计划中大约只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在这个草案中,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器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工业,提出了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对重大水利、铁路、桥梁建设也做出总体规划。通过“一五”计划,拟扩(改)建与新建若干个重工业区:即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三个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及以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以初步形成我国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与大致合理的布局。“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尽管比较粗略,但做为我国第一个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雏形,不仅为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谈判援助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项目提供了基本依据,而且也为我国即将展开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勾画出一幅宏伟的蓝图。
  一九五二年八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问题。组成代表团的团员有王鹤寿、吕东、陈郁、宋劭文、柴树藩、罗瑞卿、邱创成、刘亚楼等。代表团阵容庞大,包括政府很多部,如工业、农业、林业、军事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因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民航飞机,苏联政府特意派遣了三架军用飞机和一架民航飞机,专供接载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机途经依尔库茨克和新西伯利亚,飞往莫斯科。一路上,总理与大家谈笑风生,机舱里的气氛十分融洽。代表团在依尔库茨克住了一夜,第二天换乘飞机,继续赶路。离开宾馆时,周总理按照以往的习惯,与宾馆服务人员一一握手告别,感谢他们向中国政府代表团提供的热情周到的服务。这些服务人员很受感动,他们没有料想到中国的总理是这样一位平易近人、通情达理、和蔼可亲的人。
  周总理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重大事情,事必躬亲。抵达莫斯科以后,总理又将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及总说明等几本小册子,详细地重新审阅了一遍,逐字逐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凡有错误的地方,都圈圈点点做了改正。审阅当中,发现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总理当即在电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代表团成员中负责计划综合工作的同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周总理来到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下榻的宾馆,与大家共进午餐。餐厅服务员给总理送来一瓶白兰地酒。周总理亲自斟满两杯,站起身走到一天前批评过的那位同志面前,递给他一杯,并微笑着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现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就这样,经周总理简单自然的一席话、一杯酒,一下子就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大家深为总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折服。
  到莫斯科后过了两三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晚宴招待了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维辛斯基(当时的苏联外长)代表斯大林起立敬酒。散席后,斯大林陪同周总理看了电影,边漫谈,边吃糕点水果,晚宴举行了约三个小时。其后,苏方安排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参观了一个汽车制造厂,乘船游览了伏尔加——顿河运河,到斯大林格勒参观了一个拖拉机制造厂。每到一地,周总理都向陪同人员很详细地询问有关生产和建设情况。我们所到之处,仍然能够看到战争遗留下来的废墟和痕迹。九月中旬,斯大林会见周恩来、陈云和李富春,就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问题,谈了三点意见:(一)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应当能够制造汽车、飞机、军舰。(二)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一定要快,但是做计划应留有余地,要有后备。(三)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价格便宜,技术也是头等的。斯大林的意见,实际上表达了苏联政府援助我国“一五”计划的总方针。现在看来,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我封锁禁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苏联的重建工作任务很重,再加上苏联还从来没有搞过这样大规模的对外援助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对我国的援助,确实是尽了力的。
  九月底,周恩来和陈云先期回国,留李富春领导中国代表团继续与苏联政府谈判。离开苏联以前,周总理亲自将他经手办理的与苏方往来的有关文件逐一清点,移交给富春同志的秘书吴俊扬同志。苏联对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接待工作,转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洛夫负责。苏联国家计委极为重视,曾组织人员,集中力量,着重审查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要求援助的项目。中国代表团团员则分头向苏联有关部、局介绍情况,交换意见。苏联方面,详细地审查了全部的地质资料,为此,周恩来和陈云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一月间特地派遣地质部副部长宋应到莫斯科接受咨询,并再度让柴树藩到莫斯科协助沈鸿等同志参与谈判。一九五二年冬季,李富春去海滨疗养期间,由宋劭文负责收集中苏双方会谈情况,向李富春汇报,并转达他的意见。当时还成立了以李富春,苏联国家计委主席、第一副主席、外贸部代理部长和总顾问五人组成的中心组,负责审查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中的问题。中苏双方进行过多次小组会谈和高级磋商,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予以落实,凡是重大问题李富春都直接打电报请示党中央。每次周总理都仔细地阅读这些电报,并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及时做出答复。
  一九五三年三月八日,周恩来专程赶赴莫斯科,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周总理利用工作间隙,抽出时间,听取了李富春同志关于同苏方商谈“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情况汇报和意见。总理听得非常认真,亲自做记录,回国后又整理成文,分送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
  三月下旬,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会同卡冈诺维奇、科西钦科、郭维尔等人,两次约见李富春,中方陪见的有宋劭文和袁宝华。米高扬代表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提出了如下意见:(一)关于工业发展速度,原定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但由于建设时期与恢复时期情况不同,速度定高了,摊子就铺得很大,力量分散。因此,计划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四或百分之十五就可以了。(二)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自己的专家和地质资料。这两项工作,必须做在其他工作之前。苏联的帮助可以减轻中国建设的负担,但毕竟很多工作要中国自己去做。设备不能完全依赖进口,能生产的要自己生产,这样,既可节省资金,又培养了技术力量。(三)中国“一五”计划,需要大力发展手工业、小工业。手工业是增加财政收入和国民经济积累的来源之一。(四)要注意考虑农业。过去三年,中国实行土改,农业收获很大。但今后这样的重要条件没有了,就要另想办法保证农业的继续发展。要保证肥料,注意发展城乡交流。(五)铁路建设意义重大。(六)五年计划在财政、金融、商品流通方面,还要花力量研究,因计划缺少财政和物资平衡。
  四月初,李富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同米高扬会谈的主要内容,并决定派宋劭文和钱志道回国汇报,请中央对“一五”建设方针、规模及苏联援助总协定主要内容作指示。
  四月中旬的一天,周总理约宋劭文晚上十点钟汇报。他详细询问了苏联方面对我国“一五”计划的全部意见,并问道:“去苏联谈判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宋劭文回答说:“这是因为苏联方面对计划的平衡工作要求很高,对我国地质资料、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询问得很详细,而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足,使项目选址、施工设计、设备分交、技术人员的培训等计划内容的落实,花费了不少时间。”总理说:“是啊!确定一百多个援助项目,并要守约按期交付使用,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使总理对情况了解得更清晰,宋劭文将绘制的七八幅我国“一五”计划受援项目进度曲线图,交给总理,他看了以后很高兴。从图上可以对建设项目的厂址选择、投资规模、开工日期、施工进度、交付日期、生产能力等参数,一目了然。图表表明,我们的建设进度和投资安排,是逐年根据实际可能逐步地增长,而不是集中在几年内跳跃式地增长。后来陈云同志看了这些曲线图,也非常满意。汇报时,宋劭文还讲了请苏联专家给中国政府代表团讲课的一些情况。周总理对苏联经济专家讲的一段话很感兴趣,让宋劭文重复了两遍。这段话是:“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加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周总理很赞赏这几个观点,认为应以这些观点指导我们今后的经济工作。宋劭文还向总理汇报了苏联计委管综合的同志说过的一句话:“平衡法是编制计划的基本方法,要从需要算起,充分考虑可能,经过平衡,使计划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之上。”总理对这句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这种观点运用在我国建设实践中,并在“一五”时期形成他对经济建设工作的一种指导思想,即: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最后,谈到偿还苏联援助的方式和费用问题,总理意见:待找有关部门计算、商量并报中央审批后,再作答复。过了两天,宋邵文又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中央表示同意苏联政府对我国“一五”计划所提建议,赞成苏联援助项目清单中砍掉的三类项目:(一)没有地质资料的;(二)中国自己办得了的;(三)过几年才能办的。同意《协定(草案)》拟定的偿还援助费用的方式和数量;并授权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随后,宋劭文带着中央写给李富春的复信,返回了莫斯科。
  《协定(草案)》经中央批准后,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由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简称“五·一五”协定)。中国代表团赴苏谈判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历时八个多月,取得了圆满成功。根据协议,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苏联将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九十一个工业项目,加上一九五○年签约援助我国的五十个项目,共一百四十一个项目。一九五四年十月,苏联政府接受我国政府的请求,又追加援助十五个项目。这样三批加在一起,“一五”期间,苏联援助我国总共一百五十六个重点项目(简称一百五十六项)。这些项目包括:六个大型钢铁联合厂,十四个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厂,三十二个机器制造厂,十八个动力及电力机器设备制造厂,二十六个国防工厂,二十三个煤矿,二十二个电站,一个炼油厂,三个制药厂,一个造纸厂。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每年接受我国一千名实习生(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培训,并向我国派出五个专家组、二百名设计专家、五十名地质专家,帮助建设。苏联负责提供生产各项产品所需的制造特许权及技术资料,承担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的设计工作,供应占总价值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的设备。中国方面,负责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的设计工作,承担价值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的设备制造,包括项目配套所需的辅助性的半制成品和成品材料。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是在缺乏经验和统计资料的情况下,根据毛泽东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示精神,在周恩来直接领导,陈云、李富春的具体指导和苏联的帮助下,编制成功的。这一工作从开始时的六人小组领导,转为后来的八人小组(一九五四年四月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领导。经过反复酝酿,前后数易其稿,费时四年(一九五一年二月试编至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边建、边改、边学”,终于编成,并付诸实施。由于计划是建立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实行了决策的民主化,施工的程序化,经过严密组织,到一千九百五十七平底,“一五”计划全面提前超额完成;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个重点项目有一百三十五个项目已经施工建设,有六十八个项目建成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一五”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我国迅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兴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重型机器、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精密仪表、新式机床、塑料、无线和有线电器材的制造等。我国中部地区,建立起一大批新的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有色金属、化工和军工企业,构成了我国工业布局的基本框架。

  (九十六)打开外贸工作的局面

  一
  一九五二年四月,为了促进东西方贸易,苏联在莫斯科举办了国际经济会议。周总理向外贸部门作了部署,积极参加筹备这一次会议,认为这样的经济会议,对打开西方贸易关系,打破美国对我们的封锁禁运政策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于是决定派遣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同志为首的大型代表团出席会议。并邀请了党外知名人士章乃器(著名经济学家,后来曾任粮食部部长)、李烛尘(天津工商界著名的盐业专家,后来曾任轻工业部的部长)、吴蕴祁(上海著名实业家)、陈维稷等参加。周总理亲自研究确定了代表团成员名单,并接见代表团成员,审阅修改代表团的讲话稿。随后,周总理又指派我(即雷任民——编者注)为副团长参加会议。当时,我正在外贸部领导三反五反运动。他对我说:参加这样的国际经济会议,机会难得,不能放弃。在那里,我们同外国代表团交往的面要宽一些、广一些。他的意思是,在对外贸易上,我们不能全倒在苏联、东欧这个摊子上,应该而且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同西方国家打交道。他说道:你们小伙子去冲一冲,争取打开我们同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局面。如果美国人愿意同你往来,你也要敢于同他往来。会议期间,我们中国代表团同四十多个国家的贸易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换发展贸易的意见,结识了许多朋友。根据这次会议的倡议,一些与会国家代表团回国后成立了促进东西方贸易的民间团体。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就是在一九五二年五月成立的,由南汉宸同志担任主席,冀朝鼎同志任秘书长,随后又增补我和李烛尘为副主席。
  根据周总理的安排,南汉宸同志曾在会前向一些日本经济界人士,如村田省藏、石桥湛山等人发出函电,通报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重要意义,邀请他们与会,共商促进国际贸易大计。村田等人很想出席,但因受到美日当局阻挠,没有成行,只是在东京举行了座谈会,表示赞成这个会议的召开和它的宗旨。当时,有三位日本国会议员在欧洲访问,他们和国内取得联系并获悉国内意图后,便先后前往莫斯科。这三位议员是社会党众议员帆足计、日本参议院绿风会议员高良富(女)、改进党众议员宫腰喜助。虽然帆足和宫腰到莫斯科时,会议已经闭幕,我们却寻找机会同他们进行交谈,探讨打开中日民间贸易通道问题。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邀请这三位议员和他们的秘书访问中国。他们接受邀请,来中国访问。高良富等人成为战后日本第一批访问中国的客人,并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他们这次来中国就签订一项民间贸易协议事进行了谈判。这次谈判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贸易协定于一九五二年六月一日签订,这是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立即引起日本很大的反响。高良富等人回国后在全国各地举行访华报告会,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听众成千上万,景象十分热烈。日本人民由此掀起了一个持续不断的促进日中贸易和恢复邦交的群众性运动。日本政府不得不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放宽对中国的“禁运”措施,并且允许日本人士访问中国。随着中日民间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周总理又部署了遣送日本侨民回国,释放悔罪态度较好的日本战犯,缔结中日民间渔业协定,同日本各界人士开展友好交流活动等项工作。以廖承志同志为主的几个同志,在周总理、陈云、陈毅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日本的贸促运动日益扩展,把许多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也动员起来了。同年九月,由日本各党派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应贸促会邀请来我国进行参观访问,并参加我国的国庆观礼,周总理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再次指示贸促会同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谈判缔结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由于这个代表团包括了执政党的议员,对促进中日贸易明显地加强了“以民促官”的势头。周总理会见了日本和平运动领导人大山郁夫教授,就中日关系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阐明了我国的基本立场和方针政策。周总理强调指出: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些日本人认为“中国工业化了,中日贸易就没有前途”。必须指出,这是完全不对的。只有中国工业化了,才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所谓“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关系。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中国国家和人民的生产和需要就会愈加扩大,就愈需要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关系。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中国和日本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交流,是完全有广阔前途的。
  为了表明对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的支持,周总理还请郭沫若同志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和廖承志等同志一起,同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座谈。郭沫若同志提出,如果日本断绝与台湾的关系,摆脱美国侵略主义的附庸国和追随者的地位,成为和平独立的国家,那么中日正常关系不但可以建立和发展,而且进一步的合作也是可以考虑的。
  日内瓦会议期间,实现了中国贸易代表团首次访问英国,把美国的封锁禁运打开了一个口子。这对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日本影响很大。日本在野党、工商界以及执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莫不要求日本政府在中日贸易问题上不可落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后面,反对封锁禁运政策的呼声进一步高涨。这年九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团体成立,加强了促进中日贸易运动的力量。十一月,李德全和廖承志率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开展大量的友好活动。这是新中国首次访日的代表团,影响很大、很好。十二月,鸠山一郎内阁成立,表示要同中国和苏联建立正常关系。日本贸促运动于是又向恢复邦交运动方向发展,成立了“日苏、日中邦交恢复国民会议”等联络各界力量的组织。日本国会还通过了促进日中贸易和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的决议。周总理密切注视日本形势的变化,进一步部署了对日工作,其中,在贸易方面,指示我们对日签订具有半官方性质的贸易协定,并通过两国相互举办展览会等活动,以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
  一九五五年一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首任会长村田省藏访华,正式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商谈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周总理同村田会长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纵论国际形势,阐明我国对日本政策,并且对村田提出的一些疑问作了说明。原来,村田在出面从事日中贸易工作时,曾取得吉田茂首相等人的谅解。吉田内阁采取不承认中国的政策,但是也需要同中国建立通话的渠道,因此曾对村田表示,日本政府不好出面同中共打交道,有关中国的问题就请村田先生承担。村田在会见周总理时曾经直截了当提出:日本同中国来往,最担心的是中苏合起来颠覆日本政府、指挥日共闹革命,改变日本社会制度,从而支配日本。针对日本方面的这一疑虑,周总理耐心地反复说明革命不能输出的道理,表明各国共产党只能根据本国人民的意愿来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中国信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中国也从未派过一兵一卒去侵占别国的领土,说中国要侵略日本,不仅是帝国主义者的恶意中伤,而且是一种烟幕,用来掩盖自己的侵略。村田曾感叹地说,他访华的最大目的是拜会周总理,直接听取中国的方针政策,这次达到了目的。村田对周恩来总理极为敬佩。
  我当时任外贸部常务副部长兼贸促会副主席,协助叶季壮部长和南汉宸主席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工作。由于南汉宸主席有病正在休养,根据周总理的决定,一九五五年三月,我以外贸部副部长和贸促会副主席的双重身分率领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总理指示我,访问期间除了同日本民间团体和企业界进行谈判外,也主动做日本官方的工作。五月在东京签订的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其中特别规定:双方要促进两国政府谈判签订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两国国家银行签订支付协定并实现双方互设常驻商务机构。当时鸠山首相曾表示对这个协定给予支持和协助。我们曾一度争取到日方安排鸠山首相接见代表团,后来由于受到反对派的压力,鸠山借口在外地休养而失约。在同一期间,周总理率团出席万隆会议时,曾主动会见了日本政府代表团团长高碕达之助,畅谈了中国对外政策,增进了相互了解,结成朋友,遂有高碕先生在一九六○年十月亲自率领代表团来华访问,并同廖承志签订备忘录,促进了日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根据在东京签订的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双方贸促团体首次互办商品展览会,获得很大成功。一九五五年我国在北京、大阪举办展览会。展前,周总理曾亲自审查预展,对展览工作以及展品内容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一九五六年日本展览会在北京和上海开幕,周总理又亲自检查我们的工作,对接待、展出、观众以及小卖品等工作都作了仔细的研究。周总理还同意了村田提出在展览会悬挂日本国旗的要求,并指示说:要让日本展览会悬挂本国国旗,还要派人加以保护。国内如有群众对此不理解,对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还有仇恨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向他们做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要把广大日本人民同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使他们了解做好中日友好工作,对于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有着重要的意义。周总理高瞻远瞩和豁达大度,使日本朋友及人民深受感动和教育。尤其是与一九五八年五月在日本发生的侮辱中国国旗事件,成了鲜明的对比,愈显示出中国人民的高大形象。
  村田省藏为了主持日本展览工作,曾再度访问中国,对中国允许日本展览会悬挂日本国旗一再表示感激。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人都分别会见村田,并且参观了日展。周总理请村田会长转告鸠山首相:北京的机场随时为日本首相开放着,欢迎鸠山首相访问中国,共同商谈两国关系问题。当时,鸠山内阁已实现了日苏建交,没有来得及解决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就由岸信介接替组阁,中日关系遇到了重大挫折。
  一九五七年日本三个贸易团体的负责人组成通商使节团来北京,同贸促会商签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互设常驻商务机构。由开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设置了重重障碍,使双方谈判长达一个多月未能达成协议。当时我是中方代表团团长,周总理很关心谈判的进展情况,指示廖承志等同志帮助外贸部和贸促会研究谈判对策。最后周总理分析了谈判僵局,指示我们采取分两步走的方针。第一步,把双方已经同意或接近的条款列入协定正文,予以通过;第二步,把双方还有分歧的问题,即互设商务机构的政治待遇问题列入备忘录,作为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促使日方进一步向其政府做工作。经过多次谈判,于一九五八年三月签订了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通过了备忘录。
  一九五八年,周总理为了开辟对日贸易通道,指示外贸部组织有关公司同日本钢铁界权威人士稻山嘉宽在这一年二月签订了一个为期五年的钢铁贸易协定,双方出口总额各为一亿英镑。这个协议在当时看来是一宗大规模交易,对日本和国际上都有很大影响。稻山嘉宽带了高碕达之助的介绍信,拜会了周总理,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诚恳坦率的交谈。周总理从大局着眼,解决了双方在价格问题上的争执,并且从世界形势的发展趋势,着重向稻山阐述,发展钢铁工业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关系。一席谈话,使稻山十分感动。在事隔十几年之后,稻山再次出面从事日中贸易工作时,他从一个小笔记本中翻出当时周总理同他谈话的内容,逐句诵读出来,并且深为感叹地说:十几年来形势的发展,完全像周总理当年所说的那样。
  第四次贸易协定后来受到岸信介政府的破坏。岸信介本人到台湾、美国等地活动,多次公开攻击我国,甚至扬言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一九五八年五月,终因在长崎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上,发生日本暴徒撕毁中国国旗,侮辱中国的严重政治事件,使中日贸易一度陷于中断。
  在贸易中断期间,周总理仍然关心对日工作,他从日本社会党和总评议会领导人那里得悉,日本某些依靠中国产品为生的中小企业,例如漆器行业、糖炒栗子零售商等,由于不能进口中国商品,生活十分窘迫,热望中国给予照顾。周总理于是指示中华全国总工会出面,以“照顾物资”方式,向日本中小企业进行适量供应。这充分表现了周总理对日贸易“断而不断”的斗争策略。
  岸信介政府由于强行通过日美安全条约,遭到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终于下台,由池田内阁取代。周总理根据当时新的形势,考虑到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贸易、发展日中友好往来的要求,在一九六○年三月发表了重要谈话,提出了著名的对日“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这是对五十年代中日关系的总结,并为六十年代开展对日民间贸易打下了坚固的政治基础。在周总理的保护和关怀下,“文革”前期,中日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得以顺利进行,并且有所发展。经过两国人民的长期共同努力,一九七二年九月终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二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周总理从国际国内形势的全局出发,指导我们将发展外贸,作为发展我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环节,将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作为逐步打破帝国主义妄图孤立我国的政策的重要手段,取得了很大成功。
  一、五十年代,我国一直重视打开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大门
  一九五四年四月,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首席顾问随周总理前往瑞士参加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会议期间,周总理对我国争取同西方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关系的工作十分重视。鉴于在会上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的态度友好,当时英国的工党领袖威尔逊、保守党议员戴维·勒拉及英国一些贸易界人士都在日内瓦,周总理指示我多找关系同他们接触,以英国为突破口,冲破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我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政策,打开英国市场。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主动同英国贸易界人士接触,表示中国希望同英国做生意的愿望,并且说明,只要英国方面邀请,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英国访问。随后,由英国(工党)威尔逊带头,向我们发出了邀请。我们很快就组织贸易代表团去英国访问。这是我国派往西欧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这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我国开始了同西方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
  二、以经济贸易关系的建立和开展为先导,逐步促成外交关系的建立
  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对我国采取敌视态度的情况下,周总理提出以贸易为触角,先开展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外交关系。
  一九五八年,总理派我去北非摩洛哥等国访问,就是首先建立了贸易关系,接着就建立了外交关系。到摩洛哥后,同他们的贸易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经过几个月的友好谈判,签订了中摩政府间的贸易协定,接着摩洛哥政府就同意中摩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级代表并就此签署了公报。
  一九六四年,中央决定派廖承志、赵毅敏访问意大利,同意共及意大利社会党探讨建立关系的问题。周总理要我也参加这个代表团,目的是要我通过与意方贸易界朋友接触,发展两国政府间贸易关系,以促进早日建立外交关系。经过十天的努力,我用国际贸促会副主席的名义同意大利商会会长签订了互设有外交豁免权的常驻贸易机构。过渡到一九七○年十一月正式建馆互派了大使。
  三、大力发展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关系,促进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
  一九五二年九、十月间,周总理指导外贸部同锡兰(现斯里兰卡)的贸易谈判,签订了用大米换橡胶的长期贸易协定。本着互利的原则,周总理指示我们:卖给锡兰的大米以国际市场价格售出;从锡兰进口橡胶则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百分之五至十买入。这样做,既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使我国和苏联、东欧国家获得了急需的物资,同时也帮助锡兰政府以优惠价格得以解决国内急需的大米,增强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从这时开始,中锡两国建立起了良好的贸易关系,对亚非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它们都有了同我国建立经济贸易关系的要求。
  一九五五年,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我们同埃及签订贸易协定,解决埃及面临的棉花出口和粮食进口的问题,两国建立了有外交豁免权的商务代表处。不久就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在这前后几年中,我国先后同尼泊尔、叙利亚、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柬埔寨等一大批亚非国家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
  四、对外贸易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
  一九五六年初,中央领导同志为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曾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听取国务院各工业、经济部门的汇报。外贸部的汇报因叶季壮部长在苏联谈判,就由李哲人和我一道汇报。汇报中,谈到对外贸易额,一位领导同志说,我们这个国家出口贸易应该达到百把亿美元(当时我国出口贸易包括香港才十四五亿美元)。汇报结束后周总理一再叮嘱我们,扩大出口的指示是很重要的战略思想,你们必须努力去做,同时一定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件事说明周总理最重实际,实事求是。对外贸出口额能搞到多少亿美元,他心中是有数的。
  五、签订合同时,要十分慎重,要重合同,守信用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家脑子都膨胀发热,周总理及时提醒我们:脑子不要发热。签合同要慎重,一经签约,就一定要履行。这不仅是外贸部的信誉问题,也关系到国家的信誉。七月,外贸部在上海召开全国外贸工作会议,适逢周总理到上海视察工作。这时“大跃进”热潮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来了,各地区、各部门都在盲目地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外贸部领导中,也有的受了“大跃进”思想的影响。周总理很担心外贸工作出乱子,提出要向参加全国外贸工作会议的全体同志谈谈外贸工作问题。在这次谈话中,周总理强调:外贸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强调要“重合同,守信用”。当时上海正在演出昆剧《十五贯》,周总理以剧中人物况钟实事求是和注重调查研究的故事为例,针对我国外贸合同执行率比较差的现状,强调指出:你们部长、各省市厅局长、司局长、经理一定要像况钟那样,下笔千斤重,不能随便大笔一挥签合同。合同一旦签订,就要保证履行合同。由于周总理再一次强调了“重合同,守信用”的方针,防止了在“大跃进”气氛影响下,不顾国内的实际情况和外汇的支付能力,对外轻率地签订合同。周总理及时向我们敲了警钟,使外贸部的工作才没有闹出乱子来。
  六、进口也要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
  由于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恶果,一九六○年就出现了全国粮食供应极端困难的局面,京、津、沪、沈等大城市粮食库存只够供应几天。甚至有的城市发出告急,市民只有一天的用粮了。在这种形势面前,经周总理、陈云同志建议,党中央决定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以渡危机。这年十二月底,我随周总理前往缅甸访问。行前,在飞机场,周总理、陈云、叶季壮同志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进口粮食数量是一百五十万吨。到昆明后,外贸部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二百五十万吨了。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总理后,他说,这件事我不知道。随后,周总理马上打电话问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才能渡过难关。周总理了解一向精细稳重的陈云同志都主张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足以说明国内粮食紧张的程度,心里非常着急,很久没有说话。在访缅期间还多次研究进口粮食问题。在访问结束前一天,周总理对我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支付问题?因为当时台湾海峡局势比较紧张,美蒋对我实行海上封锁,这样运输和资金显得特别重要。我到香港召集华润公司、中国银行等单位经过了解情况,进行研究,一致认为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可以解决。
  回到北京后,我向周总理汇报了上述情况后,总理表现出喜悦而又怀疑的心情,向我提了许多反面的问题,经答复后,他的心里似乎才踏实了。
  在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基本解决后,我们立即开始了购粮、运输工作。在大城市粮食供应状况仍在恶化的情况下,周总理为解决粮食问题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每天晚上都把我叫去向他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情况、船只航行的情况等等。周总理为了解决进口粮食问题真是日夜操劳,呕心沥血。

  (九十七)为引进新技术倾注心血

  周总理每天处理着那么多的党和国家大事,对我国从国外引进新技术,一贯十分重视,亲自过问,具体指导,倾注了大量心血。
  一
  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取得苏联对我国建设的技术援助,周总理曾两度访问莫斯科。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年二月。第二次是一九五二年八月至九月。两次访问,我(即柴树藩——编者注)都作为随员一同前往。第一次访问时,毛主席已先期到达,周总理就住在苏联为毛主席提供的斯大林个人那座有名的郊区别墅的楼上。我同几位同志去看望过周总理,亲眼看见他是如何工作的。那时周总理除了同苏联政府谈判之外,还协助毛主席通过电讯处理着国内国外的重大问题。在我们看望他的短短时间里,他不仅同北京通了电话,接见了苏联政府派往中国的新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还准备会见胡志明。这次访问,除了商谈和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外,周总理还就苏联对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给予中国长期贷款,向中国派遣专家,以及两国的长期贸易等问题同苏联政府达成了原则协议。
  周总理第二次访问苏联的时候,我国正在起草第一个五年计划。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陈云、李富春等同志)就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和要求苏联援助的项目等问题,同苏联政府、斯大林本人交换了意见。九月,周总理归国,代表团由李富春同志带队,继续留在莫斯科谈判。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五月达成了协议,确定了苏联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项目(即一百五十六项)。这一百五十六项成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的核心。
  当时朝鲜战争正在进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封锁禁运。受国际局势制约,我国只能从苏联取得技术援助,没有别的选择。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总理和陈云同志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组织了一百五十六项的建设。时至今日,从任何角度来看,一百五十六项的建设是成功的。值得指出的是,在对外经济、技术、文化关系上,周总理并不十分强调向苏联“一边倒”。他在“八大”的发言中说:“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周总理多次代表政府声明,我国愿同一切国家发展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从来主张广泛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有益的经验和有用的人才。他总是寻求机会,力争打破美国的封锁,打开与西方国家经济贸易的僵局。建国后,特别是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前后,周总理利用时机邀请和帮助一大批留在国外的爱国的专家学者,冲破美国的阻挠,辗转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批专家学者,后来为我国建立科学研究基础,突破核能、航天等技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
  六十年代初,赫鲁晓夫突然撕毁了对我国进行技术援助的协议,撤回了全部专家。在国内,“大跃进”的破坏性影响,农业的欠收,使人民生活和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极度困难。同时,美国继续敌视和封锁我国,在印度支那发动了侵略战争。蒋介石还不断叫嚣反攻大陆。在这种困难情况下,由于周总理主持的外交工作的胜利,我国同许多亚非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同一些西方国家也保持和发展着半官方的贸易关系。
  一九六二年,执行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方针已收到初步效果,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还是解决人民的“吃、穿、用”,即农业、纺织、轻工和化学工业的问题。面对这种形势,周总理认为,为了解决“吃、穿、用”问题,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长远目标,需要设法打开一条路子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周总理召开了有各位副总理、计委、科委、外贸部和各工业部门参加的一系列会议,并听取了出国访问的专家和外贸部门的汇报,这些会议和汇报反映的情况是:二次大战以来,虽然世界上局部战争不断,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都有了发展,国际贸易在不断扩大,尤其是西方的化学工业在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有机合成和石油化工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合成材料,如各种合成纤维、合成橡胶、新型塑料等,合成氨设备的大型化,使化肥工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外交和外贸部门的同志认为,尽管美国竭力阻挠,但从某些西方国家进口某些技术装备是有可能的。
  在一九六二年十月的一次会议上,周总理提出,结合我国当前和长远需要,首先应当争取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制造化学纤维、化学肥料和石油裂解的成套设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以建立我国石油化学工业的基础,并逐步解决迫切的“吃、穿、用”问题。这次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化纤小组和一个化肥小组,总理指定由我任组长,钱之光和李苏分别任副组长。会上责成两个小组召集专家认真讨论。综合平衡,提出进口化纤和化肥成套设备的建议,然后向他报告。
  当时,我国没有同资本主义国家作成套设备贸易的经验,也没有多少外汇可用于进口成套设备,所以对进口项目的选择必须十分慎重。周总理为讨论进口成套设备问题召开过十几次会议,并多次听专家和干部汇报。周总理在指导新技术引进工作中,充分体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对问题的各个方面总是反复周密考虑,倾听专家和干部的各种不同意见,然后作出决定。
  这个时候,有可能向我国提供成套设备技术的西方国家都还未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是“半建交”)。一般说,这些国家的企业界是愿意同我们做生意的,但是他们的政府因受到美国的压力而顾虑重重。周总理说,“看来,进口成套设备,不仅是技术问题、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斗争”。又说,“我们从这些国家购买成套设备可以产生以贸易促外交,以民间促政府的作用”。周总理一方面强调引进技术对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指出引进技术同外交斗争的紧密联系。在周总理看来,引进技术是政治、经济、技术的统一。
  一九六四年,戴高乐坚决顶住美国的压力,宣布同中国建交,这是我国又一次外交胜利。戴高乐的目光是注视着中国这个有巨大潜力的市场的。
  周总理一贯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认为引进技术能够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但是他在处理技术引进问题时处处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例如:
  ——进口成套设备延期付款问题。从西方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如果出口厂家能从国家银行取得出口信贷,则可以实行延期付款。讨论中有同志提出,延期付款等于借外债,要考虑中国不借外债的政策问题。周总理开始倾向于不搞延期付款。但在听取了各种意见之后,同意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就要按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做法和贸易惯例进行,既然延期付款是企业间的商业行为而不是政府间贷款,可以不看作借外债。周总理最后决定,只要有利于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利于进口更多有用的必要的项目,应当争取延期付款。他针对某些国家在技术贸易上对我歧视的情况说:“贸易应当平等互利嘛,为什么他们可以向别的国家提供延期付款,而不给中国?”一九六三年六月我国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取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设备的合同,相继又同英国、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国签订了类似的合同。我国进口成套设备的局面初步打开了。当时也有的国家如西德,不敢违抗美国政府的旨意,不肯接受延期付款。鉴于这些项目(石油裂解和烯烃分离设备)是我国所急需,周总理同意灵活处理,采取现汇支付,但是价格要压低。
  ——厂址选择问题。中央有过原则规定,从西方国家进口的项目不得建在西南、西北和边防要地。在谈判过程中发现,有些项目还必须设在这些地方。例如利用天然气为原料的化肥厂必须建在天然气产地泸州。石油化工厂的厂址有过几个方案,最后认定以设在兰州依托玉门原油和兰州化工厂为合理。为了争取时间,把项目迅速建成投产,并取得最佳的效果,周总理全面权衡后建议中央批准这两个厂的厂址分别选在泸州纳溪和兰州西固。
  ——由于进口设备项目建在内地,这就产生了一个某些内地要对外国人开放的问题。合同规定,外国厂家要派出技术专家和工人到建设现场,负责设备的质量检验、安装、试车、投产的技术指导,并保证生产达到规定的指标。如果不允许他们进入内地,他们就不能履行合同的保证责任。经过讨论,周总理认为,应当让这些外国人进入内地执行合同,同时要做周密的工作,这就是:
  一、允许这些外国人按规定的路线进入指定地点并划给一定的活动范围,便于他们执行合同。
  二、通报各地党和政府,说明建设这些项目的作用和理由,要他们全面负责,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三、阐明政策。这些外国人都是技术专家、熟练工人和经理人员,这是送上门来的工作对象,要对他们做工作。我们应当表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的风度,平等地、友好地对待他们。同时也要警惕其中个别的坏人。
  四、做好群众教育工作。要各地党和政府负责对外国人工作的地点以及他们路经的城市、乡镇农村所能接触到的干部群众,都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工作,把政策交给群众,做到家喻户晓。
  按周总理的指示,经过周密的部署和有效的工作,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对来华的外国专家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他们归国后的反映,一般是良好的。在国内,社会风气没有因为局部对外开放而产生消极作用。
  周总理对这些进口项目建设的组织也十分关心。我们一般是采取类似建设一百五十六项那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建设方法,部门、地方都全力以赴。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前建成或基本建成的项目,都能按期建成,顺利投产,收到很好的效果。例如从日本进口建在北京的维尼纶厂,一九六三年六月签约,一九六五年九月建成,一次投产成功,生产运行正常,把合同进度提前了七个月,干脆利索,赢得了国内外的普遍赞誉。泸州化肥厂(合成氨厂及尿素厂)和几个较小的机械厂的建设都是类似的情况。
  一九六五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新技术引进小组(前身是化纤小组和化肥小组)的规划,扩大了新技术引进的范围,增列了谈判成交、询价和考察的项目,其中仅准备谈判成交的有五十多项,其中包括了许多直到七十-八十年代才谈判成交的项目,如一点七米轧机、新的石油化工项目、电子工业项目等等。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同西方国家谈判成交签约的大小成套设备项目二十余项,合同金额约三亿美元,其中到一九六六年底前建成五-六项。这些项目的内容主要是石油化工系统的石油裂解、烯烃分离、合成纤维(维尼纶、腈纶、丙纶等)、合成橡胶、塑料(聚乙烯、聚丙烯等)、大型化肥厂和全循环法尿素厂、丁醇辛醇厂、铂重整厂等。此外还引进了氧气顶吹炼钢设备、石油勘探和深井钻探设备、先进施工机械、先进金属矿山开采设备等。这些项目多数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有的拖了上十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建成投产。
  这一段的新技术引进工作,虽然规模不算很大,项目也不多,但是意义重大。它是我国的技术引进从单纯面向苏联,改为面向西方、面向世界的一个转变。有些项目的引进,填补了我国工业技术的某些空白,提高了我国工业,特别是石油化工的技术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这次引进为七十年代的引进和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准备了条件(物资、经验和干部)。
  周总理工作细心是出了名的,但是他的工作细到这样的程度,令人吃惊。最近从档案中发现,周总理一九六二年对去日本考察维尼纶项目的报告的一份批件,他对考察小组的活动方案、人员名单、出国日期都亲笔修改核定,并指明要小组于年前归国。一九六三年四月的一个夜晚,周总理叫我到西花厅向他汇报从日本进口维尼纶设备的合同文本问题。我走到他的办公室,时钟已经指向十二点了。周总理正在灯下批阅文件,他抬起头来逐条详细询问了合同文本中延期付款的条款和计算方法等问题,最后嘱咐我通知李富春同志,以后要在长期计划中把进口成套设备的用汇打足,不要因为年度外汇出问题而对这些项目“刹车”。后来我才理解,周总理所以把这项工作管得这么细,是考虑为了今后大规模进口成套设备取得第一手经验。其次,他时刻关心着我国外汇的平衡问题。
  三
  “文化大革命”打乱了周总理的工作部署和经中央批准的新技术引进规划。林彪、“四人帮”煽动起极左思潮,批判所谓“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和卖国主义”,把矛头指向新技术引进,指向周总理。周总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地维持着国民经济的运行,保持着对外贸易不致完全中断,以维护我国的对外信誉。新技术引进,在周总理面前,暂时只能迫不得已地摆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在社会大动乱中,新技术引进工作停顿了。
  作为“卖国主义”典型被大肆批判的一个项目,是一九六六年我国与瑞士苏尔寿公司签订的船用柴油机制造技术转让合同。这是我国与西方签订的第一个技术贸易合同。合同条款是国际上最普通的一种技术转让方法。在“四人帮”煽动下,上海有些人起来发难,说这个合同是出卖国家机密,出卖社会主义企业,是一个“卖国主义”的合同。并在报纸上宣传,上海已经自行设计和制造出八千八百马力的船用柴油机,再引进外国技术是扼杀我国的科技事业和造机工业。一千九百六十七-一九六八年在北京开过多次批判大会,批斗迫害科委、交通部、六机部的领导干部。鉴于合同实在无法执行下去,周总理只好通知外贸部门和瑞方商量,暂时中止合同的执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几年之后,六机部为了发展我国造船业,于一九七八年又报请李先念同志批准,恢复了与苏尔寿公司的合同。此外,还引进了丹麦、西德、法国、日本等国的柴油机制造技术,使我国船用柴油机制造业迅速改变了面貌,跟上了世界的发展。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我国技术引进工作被迫中断了。新项目的谈判考察完全停了下来,正在施工的项目或是完全停工,或是停停打打勉强维持着施工。按合同在中国兰州、太原等地工作的外国专家在“文革”的炮火中纷纷离开中国。这几年,恰恰是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和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几年,日本、西欧国家和亚洲“四小”正是借这个时机取得了最快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我国却丧失了时机,在经济上、技术上同世界的差距越来越拉大了。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头五年是技术引进停顿时期,那么从一九七二年到周总理病重逝世是技术引进重新恢复,而又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艰难前进的时期。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叛逃,毛主席指定由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总理在处理一批迫切的军事、政治、外交问题之外,还趁机恢复了一大批靠边站的老干部的工作职务。在国际上,我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美国、日本和西方国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
  一九七二年二月,周总理取得毛主席的同意,批准了国家计委经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精心研究的关于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报告。报告建议利用当前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西方国家进口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乙烯(即石油化工厂)和一套一点七米轧机等重大成套设备,共需外汇四十三亿美元,所以称为“四十三方案”。这个方案的执行,一般说是顺利的,振奋人心的。对外考察、询价、谈判活动逐步展开。我就是在一九七二年四月由总理指名从干校调到外贸部参加“四十三方案”工作的。
  “四十三方案”的项目,自一九七三年以后陆续签约、执行。此外,这个时期总理还批准了从英国引进斯贝飞机发动机制造技术。他乘尼克松访华的时机,从美国引进了我国急需的两个卫星地面接收站、飞机惯性导航设备,还购买了一批美国大型客机。在李先念同志倡议下,周总理还批准了交通部利用香港周转外汇购买外国二手船,几年之内形成了一个几百万吨载重的强大远洋船队。所有这些对外活动,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七二年开始的技术引进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势头,到一九七三年底发生了逆转。周总理得了重病,他心力交瘁,强力支撑。林彪集团反革命阴谋的败露对“四人帮”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他们曾一度暂时退缩,盘算着怎么洗刷自己,可这时他们又重新集结力量,进行反扑了。“四人帮”发动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江青炮制的所谓“蜗牛事件”、“风庆轮事件”等等,掀起了批判所谓“爬行主义、洋奴哲学和卖国主义”的新浪潮。一切技术引进和外贸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下去,有的只能勉强维持门面。
  尽管一九七二年以后的国际环境十分有利,使我国具备了大规模引进技术和实行对外开放的外部条件,但是国内“左”的思潮甚嚣尘上,加上“四人帮”的破坏捣乱和无理取闹,所以一九七四年以后,周总理的工作处境更加困难。我国的国民经济步履艰难、进展迟缓,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个时期我国同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

  (九十八)为开展卫生工作而操心

  周总理对卫生工作的关怀重视,给我(即徐运北——编者注)很大的教育。周总理日理万机,但总是把卫生工作看作革命和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心中怀着全国人民,时刻惦记着广大群众的生老病死。他领导我们开展人民卫生工作,从新中国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的制订到防病治病的重大决策,医药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卫生队伍的成长壮大,医药科技人才的培养提高,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儿育女……各个方面都在他的关怀之中。
  一
  一九五二年,美帝国主义向朝鲜和我国发动细菌战争。政务院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委员的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的工作。在毛主席“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下,全国城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防疫卫生运动。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消灭了大量的苍蝇、蚊子、老鼠等病媒虫害,清除了“垃圾山”,填平了污水沟,广大人民革除陋习,精神振奋,城乡卫生面貌从此为之一新,取得了反细菌战的胜利,使一些传染病也得到了减少和控制。在运动中,充分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和智慧。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卫生部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总结防疫卫生运动的经验。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作报告时,对一年来防疫卫生运动的成绩给予高度的评价。
  为了使这一群众卫生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中央决定把防疫卫生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各级防疫委员会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统归各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周总理仍兼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周总理十分强调领导的作用。一九五二年他曾对北京市卫生局一位负责同志说:“爱国卫生运动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领导搞不好要批评。你们可以来检查政务院的爱国卫生运动,如果搞得不好,就点我的名登报批评”,“市政府搞不好,就点市长的名”。周总理处处以身作则,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还不只一次地利用接送外宾的机会检查北京车站、机场的卫生。一次他在检查首都机场的卫生工作时,对在场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谆谆教导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卫生搞好了,能体现我国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体现我国人民讲卫生、爱清洁的好传统,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和鞭策。一九六○年十二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自陪同西哈努克亲王等参观了南京市卫生模范五老村,柬埔寨贵宾对那里的卫生工作非常赞赏。
  周总理反复教导我们,开展卫生运动一定要和生产紧密结合,为生产服务,不要搞形式主义。要把科学技术的力量和群众力量结合起来,突击工作和经常工作结合起来,要克服时紧时松的毛病。周总理非常重视用典型推动工作。一九五二年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就奖励了一批爱国卫生运动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一九五九年我生工作稷山现场会议。周总理指示我们城市也应该有典型。一九六○年,我们又在广东省佛山市召开了城市卫生工作现场会。这些典型单位的主要特点和经验是:从生产出发,配合生产,为生产服务;结合城乡建设工作,整治环境卫生;注意培养卫生工作积极分子,把卫生科学知识交给群众,使科学技术和群众的劳动、生活相结合,因而能做到经常化和不断提高。几十年来,爱国卫生运动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有起伏曲折,但在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下,卫生运动为生产服务,先进带动落后,典型带动一般,总起来看是不断发展前进的。
  二
  团结中西医,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是卫生工作中一项重要的方针政策。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同志对此都作过多次指导,尤其周总理在领导我们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一九五四年,周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有几十万中医散布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各级卫生部门应当认真地团结教育和使用他们,并且同他们合作来把中国医药中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加以继承和发展。”一九五七年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又及时告诫我们:在医药卫生人员中,还存在着不团结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现象,应该坚决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力量,加强医药卫生人员的团结,以保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遵照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卫生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开展了对中医政策的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纠正对中医政策贯彻不力的情况。在组织方面,根据不同情况,对中医的工作做了安排,有的吸收到国家医疗机构中工作。有的引导他们在自愿基础上组成联合诊所,有的采取个人开业,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推广中医带徒弟,使中医事业后继有人。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成立西医脱产或在职的学习中医班等。周总理强调西医学习中医要学而有成、学以致用。有一个西医学习中医的学员学后未能很好发挥作用,周总理知道后指示我们重新作了安排。
  为了加强中医研究工作,一九五五年筹建中医研究院,在周总理的支持下,从全国各地选调了几十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各科名老中医,组成中医研究院的骨干力量。中医研究院建成后,卫生部要求中央领导同志为该院题词,周总理批:“请主席、少奇同志为他们题几个字。”毛主席批“请总理题”。周总理热情地为该院题写了“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题词,为中医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从题字过程也体现出中央和总理对中医研究工作的重视。
  举办中医学院,培养具有系统的中医知识又有一定现代医学知识的较高水平的年轻的中医人才,是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工作也得到了周总理的启示和大力支持。一九五六年在筹建中医学院时,开始打算先办一所,周总理从全局考虑,指示我们在东南西北各办一所,于是决定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共办四所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由于上马仓促,准备不够,师资校舍等基本条件都很差,困难很大。我们曾打算搬到教学条件较好的南京去办,结果引起学生情绪波动,到国务院请愿。周总理得知后,专门召集会议,进行研究,批评我们办事不认真,分析了搬南京和留北京的利弊,认为在北京办虽有暂时困难,但是可以克服的,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决定仍在北京办,并交代国务院齐燕铭副秘书长协助解决校舍问题。周总理还对培养方针和办学经费等问题作了批示,使北京中医学院终于克服了困难,在北京建成。一九六二年调整精简时期,有关部门曾打算将各地中医学院大大压缩,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同志认为中医学院刚办起来,如果这样做对发展中医事业极为不利,特写信向周总理反映。周总理当即指示有关部门重新考虑,作出了中医学院不动的决定,使中医学院得以继续兴办和发展。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卫生部在河北保定召开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主要是为进一步端正思想,更好地贯彻中医政策。但由于我们对党的中医政策认识不全面,又犯了抬高中医,贬低西医的错误,引起了思想混乱。加之当时正值“大跃进”高潮,搞“拔白旗”,在卫生部九月份召开的“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上,康生一手策划了批判西医专家的运动,更加挫伤了一些医务人员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发现后,严肃批评了我们,为此周总理还专门召集卫生、文化、体育等几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针对这几个部门当时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研究纠正办法。对卫生部在中医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总理指示要采取正面引导的方法,写一篇全面阐述党的中医政策和文章,来澄清混乱思想。在胡乔木同志主持下由黄树则同志执笔,和有关部门反复研究写出了《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一文,由《人民日报》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作为社论发表。文中提到,在我国卫生队伍中有中医和西医,在我国医药学术中有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这是我国医药发展的历史所形成的。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从我国广大人民防治疾病的需要出发,从我国医药科学发展的规律出发,必须既发展现代医学,又发展传统医学,中西医不仅要在政治上、防治工作上互相团结,而且要在学术上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忽视文化遗产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是不对的,认为可以离开现代科学来整理遗产也是不对的。随后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卫生部门学习这篇社论,纠正贯彻中医政策中的错误思想。周总理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指出,“应当团结中西医,组织他们共同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共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发展医药科学”,同时对党的中医政策作了精辟的科学概括。
  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具体指导下,我们在贯彻中医政策中开展了各项工作,并在工作过程中及时端正了指导思想,使中医工作健康发展。
  三
  周总理经常教导我们,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办事、想问题都要有全局观点,要想着全体人民。卫生事业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为全体人民服务,卫生事业的发展要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旧中国卫生设施十分薄弱,特别是广大农村,许多地方还处于无医无药状态。周总理十分关怀卫生事业的建设,他在一九五○年九月三十日所作的《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人民政府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起卫生工作机关,以便改进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健康不良状况”。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城乡卫生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卫生事业缺乏经验,当时许多医疗卫生机构是从旧社会接管的,许多制度做法还沿袭了旧的一套,在学习苏联中,也有生搬硬套的现象,因而在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上都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在城乡关系上,偏重城市,卫生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大部分用于城市,用于农村的比重则较小;在医疗预防关系上,防治分家,医院是卫生战线技术力量、物质设备等卫生资源集中最多的地方,却很少作预防工作;医疗制度上,从方便医务人员考虑多,从方便病人考虑不够,有的医务人员服务态度也不够好;在机构建设和设备标准上,缺乏勤俭办事业的精神等。这些问题,有的我们还未认识到,有的习以为常,熟视无睹,有的虽感到应当改进,却没有想到好的解决办法。周总理见到卫生部的同志常问到卫生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如当前多发的是哪些疾病,群众看病有些什么问题,农民看病是否方便,工人下班后看病怎么办,医院收费情况怎样,医院搞不搞预防工作等等,周总理经常关注和考虑卫生事业的发展。
  一九五七年九月周总理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对医疗卫生工作作了五点重要指示:(一)为六亿人民(当时全国人口数)服务,城乡兼顾,扩大门诊,举办简易病床。(二)扩大预防,以医院为中心指导地方和工矿的卫生预防工作。医院和疗养院逐步交地方统一管理,党的工作一律交地方领导。(三)降低医院、疗养院的设备标准,适当降低药品价格,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实行少量收费,取消一切陋规,节约经费开支。(四)改革医疗制度,便利人民就医,加强医务人员教育,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疗思想。(五)私人诊所不宜过早过急地实行联营。周总理的指示为医疗卫生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既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又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当年十二月我们召开了全国医院工作会议进行贯彻,使医疗卫生工作有了明显的改进。
  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卫生部门也出现了许多脱离实际的“大办”,急于改变所有制,把医生集体办的联合诊所,合并为公社卫生院所,有的不顾条件,把病人包下来,实行看病不要钱等。一九六二年调整精简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卫生工作不仅要考虑需要,还要考虑可能,要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根据当前经济发展情况,卫生事业要实行国家办、集体办和个人开业相结合。周总理的指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卫生工作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卫生工作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在保护人民健康,保护劳动力方面要走在前面,卫生事业发展则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要把需要和可能,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落后或超前都是不对的。我们根据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周总理的指示,对卫生事业进行了调整,使卫生事业适应经济的发展,从而稳步地发展。
  周总理反复教导我们,要重视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对旧有的东西要批判地吸收,学习外国好的东西,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他提出我国卫生事业建设要面向全体人民,城乡兼顾,医疗和预防结合,大中小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办相结合。要勤俭办卫生事业,改革旧制度,既提高疗效,又方便病人;既为经济建设服务,又要适应经济建设的可能,开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道路。
  四
  周总理和人民群众心连心,时刻挂念着人民群众的疾病痛苦,对防病治病工作经常亲自过问。他指示我们要抓住重点,对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要制订规划,有步骤地加以控制和消灭。血吸虫病是流行我国南方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种寄生虫病,患病人数约一千多万,受威胁的人口在一亿以上,是危害我国人民最大的一种疾病。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党中央决定,党内成立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领导这一工作。周总理对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同样十分关怀,甚至在接见外宾时,也惦记着如何解决这种疾病的危害。一千九百五十四、一九五五年他在先后接见印度和日本两个医学代表团时,亲自询问他们国家在防治血吸虫病方面有什么经验,并欢迎他们到我国流行血吸虫病的地方去看看,对我们的防治工作提出意见。事后,一位日本医学家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国家的总理还谈到血吸虫病,真令人感动。”一九五六年周总理署名发表了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指出“消灭血吸虫病是我们当前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并提出:“为着根本消灭这一病害,必须实行积极防治的方针,采取综合性措施,切实掌握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防治工作和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坚决进行反复的斗争。”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在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我们遵循上述方针,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周总理对鼠疫、疟疾、霍乱等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严重疾病的防治工作也亲自过问,及时给予指示,经常督促检查,使这些疾病得到控制和减少。
  “大跃进”时期,广大人民生产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周总理密切关注着各方面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和有关部门打招呼。一九五九年十月的一天晚上,周总理把李德全部长和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询问当前防病治病的情况,周总理指示;除应注意当前疫情,还应考虑集体化引起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要根据这些变化的情况,做好卫生工作,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周总理还指出:今年天气不太冷,气候干燥,容易发病。水利工地、钢铁工地、农业集体生产都是人员集中的地方,要组织工作组摸一摸情况,注意这些方面的卫生工作,他还谈到,农村妇女劳动强度大,有的过于疲劳,要注意劳动保护。周总理从衣食住行都替人民群众想到了,他对人民群众的关怀爱护,真是无微不至。
  一九六○年冬河南省发生了“信阳事件”。由于自然灾害和一些干部严重的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强迫命令,以致群众吃不饱,劳动强度大,造成大批得病和死亡。中央组成工作团前往处理,周总理指示要我一同前往,并了解其他地区的情况。工作团到了信阳地区的光山、潢川、固始、商城等县,发现由于营养不足造成的浮肿病、干瘦病、妇女闭经、小儿营养不良等比比皆是。我又到了山东鲁西南菏泽地区,也到处是浮肿病人。我们回北京后向周总理作了汇报。这时中央也接到各省报告,陆续发现大量浮肿病人,死亡人数很多。周总理极为关切,即指示卫生部门要全力以赴防治浮肿病。一九六一年一月我们召开了卫生厅局长会议,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确定卫生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生产救灾、防病治病,配合有关部门安排好广大人民的生活,抢救重病人,保护劳动力。并确定在灾区专区以上的医药卫生人员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县区医药卫生人员百分之八九十投入防病治病工作,卫生部组织了二百多人的医疗队,由司局长带队,分赴甘肃、河南、山东等八个重点灾区协助进行防病治病和救灾工作。
  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吃不饱饭和缺乏营养,病人之多是空前的,死亡率很高。中央的方针是全党动员,发展生产,低标准,瓜菜代,难苦奋斗,度过暂时困难。周总理为了安排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亲自和卫生人员计算男女老少最低的营养需要,并指示卫生部门研制代食品,在周总理的督促下,卫生部组织专家协同有关部门进行科学研究,试制出小球藻、人造肉等代食品。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有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周总理带头品尝了这些代食品,研制出的代食品很快推广应用。
  为了防治和抢救全国大量的浮肿病人,周总理指示卫生部要有专人负责。卫生部立即建立了防病治病办公室,掌握疫情,组织交流防治经验,每周向周总理作一次书面报告,紧急情况随时向总理办公室电话汇报。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努力战胜了严重灾害,度过了困难时期,数以万计浮肿病人得以治愈,众多干瘦病人免于死亡。这条战线的总指挥就是我们的周总理。
  五
  周总理对科学技术人员一向非常关怀重视,把他们看作革命和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从政治上关心他们进步,业务上鼓励他们成长,生活上给予殷切关怀,尊重他们的劳动,理解他们的心情。周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又是科学技术人员的知心朋友。周总理在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李德全同志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战士,党的忠实朋友。解放前,她拥护党的主张,为争取和平民主和妇女解放作了很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了第一任卫生部长,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她殷切期望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向周总理表达了她的入党要求。周总理对她的入党问题非常关心,指示我和张凯同志要很好地帮助她,做她的入党介绍人。经过一定时期的考验,她终于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周总理重视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指示我们要重在表现,积极培养吸收那些合乎条件的高级医药卫生科技人员入党。
  周总理对医药卫生战线的科技成果,总是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鼓励。一九五八年九月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同时举办了展览会,展示医药卫生方面的科技成果。周总理在百忙中抽出半天时间,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他边看边问,特别对中医中药部分和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以及上海广慈医院抢救烧伤钢铁工人丘财康(他烧伤面积百分之八十九点三,这次抢救的成功在当时世界烧伤治疗方面居于领先地位)事迹的展览部分,问得很仔细,对这些成果表示赞赏。一九六三年上海钢模厂青年工人王存柏,在生产中不幸右手被机器完全轧断,被紧急送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对这种完全断离的手,当时中外医学界尚无接活的先例。如按一般惯例,只有将断肢消毒缝合,痊愈后再安装假手。这既不违背医疗原则,也不担什么风险。但骨科主治医师陈中伟、外科副主任钱允庆等由于平时深入厂矿工地,对工人兄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决心要千方百计接活这只手。在院内外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终于创造了世界上首例断手再植成功的奇迹。周总理当时在上海,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欣慰,他和陈毅副总理亲切接见了有关医护人员,周总理勉励他们继续努力,争取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周总理回到北京后,又让秘书向卫生部传达他的指示:这次断手再植成功的经验是很值得发扬的。一条是基本功,一条是经常下厂接触工人群众,一条是三结合,这是红专结合的典型事例,同意给予奖励。同时查一下,治疗丘财康烧伤的人员,曾否给过奖励,如果没有也可补奖。根据总理指示精神,我们先后对上述两个单位的有关人员以及其他在医疗、医院管理工作上做了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分别进行了表彰与奖励,并号召医药卫生人员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广大医药卫生人员对周总理的关怀和指示,深受教育和鼓舞,有力地促进了医药卫生人员的成长和医药科学的发展。
  一九五三年我国著名医学专家、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张孝骞,因骑自行车摔了一跤,周总理知道后非常关注,随即指示我们,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一定要保护好,不仅要发挥他们精湛的医术防病治病,还要运用他们的学识经验培养人才,如果他们的健康受到损害,将是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周总理还指示,对这样的专家上下班要派车接送。周总理的指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专家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关系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大问题。周总理深切了解医学专家关心事业发展和接班人问题的心情,对为中西医专家配备徒弟与助手问题非常重视,曾指示我们一定要选派基础好、肯学习,专家和本人都同意的人当助手,务求把专家的学识经验继承下来。一九六二年他还指示我们对此问题进行检查,要求逐个落实。
  周总理工作繁重,身体劳累,右臂早年还受过伤。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医研究院骨科专家、著名老中医杜自明为周总理做按摩,常于上午十一时左右到总理住处治疗。周总理对杜老关怀备至,常留杜老共进午餐。困难时期,邓大姐送炖好的肉鸡给杜老营养身体。在当时物资供应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邓大姐自己生活十分艰苦,对杜老如此照顾爱护,感人至深。因杜老年过古稀,为了尽快抢救他宝贵的临床经验,所以出诊必有徒弟随从学习和照顾杜老。周总理和邓大姐常询问徒弟是否虚心学习,希望杜老培养更多的徒弟,也叮嘱徒弟要好好向老大夫学习。在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关怀督促下,杜老的《正骨经验概述》于一九六○年出版,并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杜老正骨手法的影片,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提供了宝贵资料。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八十四岁高龄的杜自明老中医因病逝世。周总理深为哀悼,十六日下午亲自去友谊医院向杜老遗体告别,并亲视入殓,十八日在嘉兴寺举行公祭,周总理再次亲临参加,向家属表示慰问。周总理对老专家的关怀,充分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尊重爱护的一片深情。
  周总理不仅教育我们团结国内医务工作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还热情欢迎在国外和港澳地区工作的医学专家回来工作。侯宝璋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病理学家,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较高声誉。当时在香港大学医学院任病理科主任。一九五六年七月,中华医学会召开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邀请了侯宝璋和其他十二位在港澳和印尼工作的中西医学家来京参加。七月二十八日周总理接见了他们,对他们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多提意见,还说愿意回来工作的我们也欢迎。周总理亲切指出,知识分子的学问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学问也是很宝贵的。我们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但学问,尤其是医学,我们是不反对的,并且可以用来为国家建设服务。周总理还特别问到侯宝璋的工作情况,子女情况,称赞他做了不少工作,有很大贡献。这使侯宝璋深受教育和鼓舞。他对周总理诚恳、直爽、没有架子和善于听取大家意见的民主作风十分钦佩。他对接待人员说:“中国人民有这样伟大的领导人是很幸福的事”,“今天的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他们把知识分子当宝贝”。侯先生对总理给他的评价特别感动,他说:“我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一个政府真正关心过我,想念到我。想不到总理对我这么熟悉,知道我这么多事情。”他表示“我是爱国的,我愿意回来多为国家做一些工作,我愿将我的余生献给祖国”。由于他和香港大学订的合同还未期满,暂时不能回来。一九五九年他又回来参加过一次国庆观礼。经过充分的思想酝酿和准备,这位年过花甲的著名病理学家,终于在我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的一九六二年初偕同夫人一起回到北京。根据周总理指示,我们对他的工作作了妥善安排,任命他担任中国医科大学(即现在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尊重他本人意愿,主要还是从事研究工作,并为他解决了助手、经费等问题。生活上住房、用车、副食品供应等更给予特殊照顾,他深感党的关怀和祖国的温暖。
  周总理尊重爱护医务人员,还有一件生动的事例。一九六一年邓大姐在协和医院作了一次手术,周总理为了表示对参加手术的医务人员的感谢和慰问,自己出钱在中南海紫光阁请了五十多位中西医专家、医护人员和平日做保健工作的医务人员聚餐,并邀请卫生部、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几位领导干部参加。事前,工作人员在起草参加聚餐的名单时有化验主任,没有化验员,周总理亲自加上了化验员的名字。聚餐时,周总理首先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中西医务人员表示深切的感谢和慰问,还谈到保健工作要合情合理,不要特殊化。席间周总理以四菜一汤款待大家,大家无拘无束地和周总理、邓大姐亲切交谈。周总理还要大家表演节目,有的唱陕北民歌,有的唱京剧,气氛十分热烈。周总理还亲自指挥大家一起唱《洪湖水,浪打浪》,大家的心情也像洪湖水一样激荡,久久不能平静。最后,周总理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当大家正为前后坐次互相谦让时,周总理亲自把蒲辅周老中医搀扶到前面说,您是我们的老师,应在前面。这次聚会,体现了周总理和医务人员心心相印,亲如一家。

  (九十九)和各族学员欢度“五一”节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这天,云南民族学院校园呈现出一片节日的景象。天刚亮,师生们不约而同地把校园打扫得干干净净,学院大门的门楣上装上了耀眼夺目的彩灯、插满迎风飘扬的红旗,大门外两侧摆满了各种盆花。在迎接周总理的中心场地正面那宽大的石阶上方,摆设了最舒适的沙发、茶几。殷切希望各族人民敬爱的周总理一天工作之后,能在这儿好好地歇息片刻。
  傍晚,校内外华灯初上,一轮明月在上空望着欢乐的师生们微笑。各族师生穿着艳丽的节日盛装,排列在插满彩旗的甬道两侧,翘首等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九点钟,“周总理来了!”有人大声兴奋地喊。慈祥、和蔼、朴素的总理在省长郭影秋的陪同下,微笑着向各族师生走来。当他向各族师生挥手致意时,一群手捧鲜花的女同学簇拥而上,将一束束鲜花献给周总理。司乐的同学使劲地奏着自己民族的乐器,站在后排的同学伸长脖子,将幸福的笑脸从前排人们的肩上探出。总理神采奕奕,同各族师生们一一握手、询问。他那亲切的声音使同学们振奋、感激。“站在前排多好啊,我真不该站在后面。”站在后排的一位哈尼族同学神情懊恼地说。他正想往前挤,突然看到周总理已经来到面前,把手向他伸了过来。握着总理热乎乎的手,这位哈尼族同学感到有一股暖流通过手流向全身,他的心在“怦怦”跳动。总理一面和他握手,一面问道:“你是哪个民族?家住在什么地方?”哈尼族同学睁大眼睛,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我实在不相信自己会有这样的时刻,当时我以为是在做梦呢。”事后他这样对人说。
  热烈的掌声把总理迎上石阶。民院负责同志请周总理坐在学员事先选中的一只弹性特好,柔软适度的沙发上。大家看着加倍用力地鼓掌。“同志们,大家都坐到一起吧!”周总理满面笑容地挥着手,热情地呼唤大家,话音一落,他已坐在石阶上了。
  周总理的言行举动,使各族师生万分感激敬佩,又异常不安。我们的好总理是党和国家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但又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怎不使人振奋、鼓舞、敬仰!但总理已经上年纪,石阶又硬又凉,大家担心总理身体受不住,急切地希望总理坐到沙发上去。“我和你们一样啊,来,都坐到一起吧!”总理好似看穿了大家的心思,爽朗地笑起来招着手说。
  欢乐的人群从两侧,从四方拥到周总理的周围,十几级的宽大的石阶坐得满满的。数百双敬仰的眼睛,注视着那和蔼、慈祥的面容,聆听总理谆谆的教诲。“不要我自己说,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吧!”周总理谦逊地开导大家发言。周总理挽着藏族学员曲美都吉的手,坐在他的身旁。曲美都吉心潮翻滚,涌起了千言万语要向总理述说,可是他哽咽了,什么也没有说得出来,用了最大的力量才说出“周总理……”几个字。
  民族学院的校园响起了一片欢乐的声音,欢迎晚会开始了。各族学员立刻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以十分愉快的心情演唱傣族、拉祜族、哈尼族、傈僳族、苗族、景颇族、纳西族及彝族等民族优美的歌舞。他们把这个称作是象征各民族永远团结的舞蹈。
  德宏地区傣族的一只“孔雀”伴着象脚鼓的鼓点,轻盈展翅,翩翩起舞。名传中外的孔雀舞优美动人。坐在周总理左侧的傣族学员范成明无心看他平时最喜爱的舞蹈,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周总理,他不断地想着:“今天晚上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我不仅参加欢迎周总理,而且还并肩坐在周总理身边,怎能放过机会,不多看几眼呢?”“这是你们傣族舞蹈吧?”周总理指着正在表演的孔雀舞问他,接着说:“傣族的孔雀舞象征着吉祥和幸福吧?”傣族同学本来很想回答周总理,但是激动使他一时答不上来,只是重复地说:“是的,是傣族的舞蹈……”。“毛主席很关心大家,党的民族政策要帮助各族人民发展自己的文化。”周总理像知道他的心情似地这样告诉他。
  一位身穿大褂,宽腰大袖,外加坎肩,腰系白褶围腰,下穿长裤,缀有刺绣精美的七星,肩两旁缀日、月的纳西族女同学引吭高歌:
  亲人啊,周总理!
  毛主席派来了慰问我们的人,
  您带来幸福和温暖。
  鱼不能离开水啊,
  各族人民不能离开党。
  您的品德像玉龙山晶莹的白雪,
  永远留在各族人民的心坎上。
  唱得多么欢乐啊,跳得多么高兴啊,
  我们无法抑制激动欢乐的心。
  掏出红心啊!献给周总理,
  祝福、祝福、祝福敬爱的周总理健康幸福!
  在皎洁月光和辉煌灯光的照耀下,这位纳西族姑娘歌手的脸上,流下两行热泪。总理听了,微笑着向她热情鼓掌。
  多姿多彩的歌舞,周总理每看完一个节目,都很高兴,鼓掌欢迎。总理一面看演出,一面向坐在自己周围的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鼓励大家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每一个民族都有先进的和落后的东西,少数民族舞蹈就很好;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妇女不缠足都很好。各民族之间要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搞好团结。”总理又亲切地对汉族干部说:“从事民族教育工作,一定要学会一、两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我下次再来,要看一看你们是不是学会了。”许多汉族老师在总理的勉励和鼓舞下,刻苦学习民族语言文字,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服务。
  晚会结束时,学员们刚想说:“谢谢您,周总理,您的深切的关怀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周总理站起身来,向四周的师生招手、鼓掌,就先说了:“谢谢你们,同志们!”
  十点多钟了,周总理参观了大礼堂、教室;还惦记着各族学员的生活,亲自到学员宿舍看一看清洁卫生,亲手数数床位,亲手摸摸被褥,关切地问了大家生活情况,叮嘱同学好好学习,各民族要紧紧团结起来,把祖国的西南边疆建设得更好。
  十点半了,周总理就要离开了,各族师生依依不舍地送别敬爱的亲人,载歌载舞地向亲人表达内心的激情,人们在歌唱解放后的幸福欢乐,歌唱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周总理看着彝族青年欢快地跳着《阿细跳月》,也随着短笛的旋律和大三弦的节拍,同大家跳起舞来。“再见,同志们!”周总理与各族学员代表及学院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向全体师生频频挥手告别。

  (一○○)提出四个现代化

  我们的国家,要在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赶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开始时提的是——工业化。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就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一九四九年六月,建国前夕,他又说:中国将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中也说,中国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一九五二年,我国的经济已经恢复,朝鲜停战也已在望,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准备制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在这个草案里,提到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
  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当时周恩来估计,“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
  新中国的建设,开始时仿照苏联的模式,但是已经与苏联有所不同,例如,一九四九年周恩来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就是不同之一。经过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头两年的实践,建设中国的路究竟怎么走?周恩来在重新探索了。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自己的道路,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建设?中国也要本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探索走自己的路。这种探索经历了几十年,到了八十年代,邓小平归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周恩来尽管事务繁多,但是他并不埋没在事务中,他是一个思虑深远的政治家、战略家。周恩来从宏观上试图把握中国的未来,探索除了工业化之外,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目标,他提出了四个现代化。
  一九五四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周恩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后,中国共产党全党接受了周恩来的提法,把它写入了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总纲: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周恩来一再地、反复强调地提这个目标,内容越来越完整、越来越科学,他的思想不断发展着。
  一九五四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和现在我们说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略有不同,主要是现在不再把交通运输的现代化专门作为四化的一项内容,因为周恩来后来作了更改。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到二十日,周恩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一九五八年计划、预算和国务院的体制等问题。他在会上讲到工业的时候,讲明了工业是“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指出“交通运输是要先行的,但要全面安排”。因此,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包含在工业现代化之内,不再单独列出了。
  一九五五年,经过上年的日内瓦会议和本年的万隆会议,世界局势肯定在趋向和缓了。周恩来说,这“才考虑把国防工业放慢一些”,这以后的几年间,国防现代化暂时不提了。这时只提工业、农业、科学文化这“三个”现代化。
  周恩来关于几个现代化的提法和把交通运输现代化纳入工业现代化的主张,受到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和接受。一九五七年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他们的讲话中,都提过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九五九年底、一九六○年初,毛泽东在边读边议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时,讲到仍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就是要重新提出一九五四年周恩来提过的国防现代化。一九五九年,周恩来恢复了“四个”现代化的提法。这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在黑龙江省委组织的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说道“我们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需要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国家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后来,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也恢复了“四个”现代化的提法。
  三年后,周恩来又把科学文化现代化表达为科学技术现代化。
  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恩来曾说过:“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科学方面的最近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后来他在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它对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的重大影响,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一九六三年一月他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他在讲四个现代化的时候说,我们要正确地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要使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一九五六年一月,他就说过:“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
  对于这四个现代化,周恩来认为“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当然,这里所说的同时并进,是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有缓有急的同时并进。
  周恩来关于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设想,是开放性的。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在会见日本关西经济访华代表团时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又说:“要使经济技术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也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合作。”
  在一九六四年末到一九六五年初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概述了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是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整个国民经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他说: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他正式向全国完整地提出现在这个“四化”号召。
  与此同时,周恩来提出要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这样提,有一个国际背景,就是当时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强调要什么“国际分工”,要中国只搞农业、轻工业,实际是卡中国。周恩来据理力争,主张建立自己的体系。
  另一方面,这也是从“工业化”的提法发展而来的。
  什么叫做“工业化”?
  我国开始建设时依据的是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经验,实现国家工业化,标准是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产值中达到百分之七十。斯大林一九三三年对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作总结,就是说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生产中的比重已经增长到百分之七十,苏联已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了。
  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会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在谈话中他讲到:我们要实现工业化,至少必须争取使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达到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这里所说的这个百分比大体相当于苏联宣布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时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国达到工业化所需的时间并不用很久。根据一些材料估计,在抗日战争以前,我国现代工业产值只不过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一九五三年的统计,我国使用机器的工业的产值一九四九年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左右。一九五二年是百分之二十八左右。一九五七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一千二百四十一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七百零四亿元,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一九五八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一千六百四十九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一千零八十三亿元,占百分之六十五点六。一九五九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一千九百八十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一千四百八十三亿元,占百分之七十四点九。所以,如果按照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要求来说,一九五八年已经达到了;如果按照苏联宣布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百分比要求说,一九五九年也已经达到了。
  但是,那时候周恩来多次对周围工作人员明确地说,他不赞成过早地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他在国务院的会议上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为什么不要提出呢?周恩来经过了多年经济建设的实践,对工业化的解释已经在作新的考虑了。原来的单纯百分比的要求,显然太简单了。
  一九五三年,周恩来已经认识到,以工业总产值占的百分比多少来计算工业化,以及只提“工业化”,都是不够的。这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在全国劳模大会上作报告,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口号,周恩来看到报告后认为不应孤立地只提工业化,提议他作些修改,说:“因为这个口号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作为唯一目标来说是不完全的,其中没有包括农业集体化及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工业。”
  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重点建设重工业来实现工业化,但是在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五三年,周恩来就说:“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摆在重工业上,其他的都不搞了,农业不发展了,轻工业也不发展了。那是不行的,因为重工业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时他已经看到苏联当年一味发展重工业的弊病,认识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全面地协调向前。他说:“要使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才能保证我们计划建设的胜利。”
  一九五六年九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对工业化的解释有了创造性的提法。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点,后来写进了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中。
  “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就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容充实和进一步发展了。
  什么叫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中共八大上,周恩来曾经解释过。他说:“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后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进一步说明:“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他说:“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仪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但是,应该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
  说到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周恩来的认识也还是在继续发展的。此后不久,他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我们的国家很落后,比起工业发达的国家,我们不仅经济上落后,而且生活水平以及科学文化水平也不高。要摆脱这种落后状态,就得很快地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这包括经济、文教、科学、国防、财政、贸易等各方面。”
  一九六三年八月,在一次《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要“立足现实,瞻望前途”。周恩来表示同意,并且说:“必须瞻前顾后,有一个远期的奋斗目标。”他提出要基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他说:过去的“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按照周恩来的设想,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当时他提出了到一九七五年的奋斗目标。
  他认为,达到了这些目标,“就可以说基本上建成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了”。
  在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认为,经过建国后十四年的努力,“我们已经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在一九六四年末到一九六五年初的三届人大一次会上,周恩来提出,不能孤立地提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同时还应当提出建立国民经济体系问题,要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建立工业体系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加速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程,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现代化和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出发全面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上,周恩来在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同时,也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它的内容和两步走的设想,当然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共同考虑和同意的。四化的内涵已经是现在所说的内容,而两步走的设想,表明了周恩来的思想又进了一层。第一步可以说是对工业化的思想的进一步深化,第二步则对四化提出了完整的要求。
  这样,就把实现四化目标和成体系地进行建设,有机地联系了起来。战略目标是比较长期的,为达到目标,必须一步一步进行,有短期内的努力方向。后来,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也按照分步走的设想来指导全国为战略目标而奋斗。
  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上宣布四个现代化目标之后,本来打算从一九六六年起,在建设上用“巨大的而又是稳重的”步伐开始迈进。但是,“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这个进程。
  十年后,一九七四年冬,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周恩来主持起草在四届人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把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经济部分的重点来写。当时的起草小组,包括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都是成员,邓小平主持。起草小组中对此争论很大,邓小平坚持了下来。周恩来同意这个报告稿。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八日,在四届一次人大会议上,周恩来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沉重的癌痛,以全国人民熟悉的激昂有力的声音,作了报告,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一报告使全场振奋,长时间地掌声雷动。他再次鼓起了中国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志。

  (一○一)组织和审议“二五”计划

  “二五”计划建议的形成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千九百五十三-一九五七年)执行得非常顺利。一九五六年年中。面对当时经济形势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许多指标即将提前或超额完成的情况,党中央决定及早着手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以适应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并要求先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审议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以便用于指导“二五”计划的具体编制工作。
  一九五六年七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和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都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谈判援助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新项目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草拟,便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和组织。
  周总理在组织草拟“二五”计划建议工作中,充分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个建议的草拟程序大体是:(一)先由国家计委提出建议初稿,报总理初审,然后根据总理初审意见修改;(二)把修改稿送交国务院各部委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并根据各部委意见再作修改;(三)召开国务院会议进行讨论,听取各位副总理和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对修改稿的意见;(四)报中央政治局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意见再进一步修改;(五)提交党的“八大”会议审议通过。周总理非常重视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并要我们认真地、充分地加以研究,充实文件内容,提高文件质量。在文件最后定稿提交党的“八大”会议审议时,他还亲自把关,要我们把各方面的主要修改意见汇集起来送给他研究,并与修改稿一一核对,发现有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时,总理一定要问清楚是什么原因。如果讲不出充分理由,他就要求再作进一步研究,有时还指示要对文件作适当修改。与此同时,为了弄清情况,他还约请一些做实际工作、了解实际情况的同志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
  在审议“二五”计划建议的过程中,周总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既体现了他的革命胆略,又贯彻了求实精神。
  周总理在分析经济形势时充分肯定了在“一五”计划执行中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工作中发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要求在今后工作中努力加以克服。他要我们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在总结“一五”计划执行中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方针、政策和措施,以有效地指导“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
  鉴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我国将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周总理提出“二五”计划期间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争取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鉴于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经济发展中已经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周总理指出,搞计划不能只从需要出发,而应当从实际可能出发,并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他还说,中长期计划指标要定得稳妥可靠,让年度计划在执行中超过。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二五”计划建议各项指标的测算,当时是先从国民收入计划入手的。首先研究计划期内工业、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可能达到的增长速度,计算出国民收入预期可能达到的总额,在这个基础上再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以及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然后进一步考虑投资总额和各部门的发展规划。这种计划方法,有利于把需要与可能、把重点和一般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国民经济能够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保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提高。
  周总理提出“二五”期间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的发展同工业的发展互相协调,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并指出只有农业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才能安定,国民经济才能健康发展。他常提醒我们,我国人口多,交通不便,粮食需要量大,主要应靠自己生产,进口一些粮食只能是临时作点调剂,如果粮食上出了大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保证不了我们的需要。
  周总理提出要迅速提高工业技术水平,把我国的经济逐步推进到现代化技术的轨道上,以提高效益,促进经济的发展。
  周总理指出,要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加强对外经济联系,既要加强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协作,又要发展同不同社会制度各国的国际协作,扩大相互间的经济、文化、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以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
  周总理指出,随着我国建设规模的扩大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我们在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等方面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在搞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搞好各方面的综合平衡,特别是要搞好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并要考虑留有必要的物力、财力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周总理指出要正确处理和调整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各地方,各业务部门和各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并广泛动员群众的力量,以尽可能快一些发展社会主义建设。
  此外,周总理还要求,文件要写得简明扼要,思路清晰,重点突出。国家计委原来提出的建议草稿,共有两万多字,经过几次讨论修改,最后提交党的“八大”会议审议通过的建议,文字压缩到一万字左右。
  周总理的这些经济思想,后来都成了“二五”计划建议的主要内容。周总理审议“二五”计划建议是七月下旬在北戴河开始的。八月份回到北京后又集中反复研究审议、修改。周总理日理万机,白天要处理国务院的重大事务,每天晚上还在中南海西花厅他的办公室里,听取汇报。审议“二五”计划建议草稿,边念边议,讲思路,研究方针政策,审定重要计划指标,常常搞到第二天凌晨一二点钟,有时还搞个通宵。总理总是精力充沛,不怕疲劳,但他非常关心和照顾我们,十二点后,总让我们吃些点心再继续搞。我们边议边记,第二天再根据总理的意见,核实情况,订正数字,并作文字修改,晚上再把重印出来的修改稿送到周总理办公室。就这样,连续搞了二十天左右,我们虽然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但精神振奋,心情愉快,能够亲自聆听周总理的教诲,机会难得,感到非常欣慰和荣幸。周总理工作作风十分严谨,一丝不苟,考虑问题非常周密细致。他喜欢用毛笔阅改稿件,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对每个数字、百分比和标点符号,他都不轻易放过。有些重要指标,他还亲自核算,检验是否可靠,有没有算错。我们工作中的疏忽,如有些数字有出入,常常是他发现和纠正的。
  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凝结了周总理的心血,集中了许多同志的意见形成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建议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的,可惜,后来经济的实际运行没有按照建议的精神办。一九五八年的年度计划原是按照这个建议精神安排的,当时定的钢的计划年产量为六百多万吨。但到下半年,“大跃进”运动开始,要求当年全国钢产量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于是,各地纷纷追加计划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起来。“大跃进”搞乱了整个国民经济,打乱了一九五八年的年度计划,“二五”计划建议事实上也被抛弃了。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在“大跃进”的冲击下,经济工作继续出现高指标,经济运行处于无计划状态,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困难。鉴于“大跃进”的教训,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决定从一九六一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调整了一九六一年的年度计划指标。这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的重要转变。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总理在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改变国民经济的“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的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四月,在中央财经小组讨论调整一九六二年计划的会议上,总理分析了当时的财政经济形势后强调指出:“一九六二年计划必须作大幅度调整。”因此,又制订了一九六二年更具体的调整经济的规划。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按“八大”所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执行,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肯定会顺利得多。



 
 

2007/09/10

二十、为新中国繁荣富强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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