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一九)在日内瓦会议上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美、苏、中、法及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的其他交战各方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和印度支那的停战问题。这便是著名的关于朝鲜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早在一九五四年一月,苏联在苏、美、法、英四国外长柏林会议上就提议召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以缓和亚洲紧张局势。英、法都倾向同意,美国被迫放弃反对态度。二月十八日,柏林会议闭幕时发表公报:建议由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关国家的代表参加。尽管美国坚持在公报上写明,中国参加会议并不含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承认的意思,但事实上这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首次以大国身分参加国际会议。三月三日,中国政府答复苏联政府,同意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一行取道莫斯科飞往日内瓦。
  四月二十六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联的所在地)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很多是当时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赫赫有名的外交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和南朝鲜以及参加“联合国军”的澳、比、加、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希、卢、荷、新(西兰)、菲、泰、土等国的代表。会议同意在讨论朝鲜问题时,由泰、苏、英三国首席代表逐日顺序轮流任会议主席;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时,由苏、英轮流任会议主席。
  在长达两个月的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的交锋、措辞严厉的发言以及大会最后形成的文件,都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然而,那些谈判桌下的内幕,比如各代表团为一定的目的私下里纵横捭阖的动作;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东西方国家,主要是中、美、苏等国在各个问题上的斗争与合作;那些既有着复杂情感而又肩负特殊使命的外交家们交往中那些鲜为人知的趣事;特别是被西方新闻记者誉为“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会上会下所表现出的智慧、品德、风度、才华和外交艺术等等,长久以来,同样是人们津津乐道、经久不衰的话题。
  在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东、西方的对立是非常鲜明的。苏、中、朝、越作为一方,表现得非常团结,会外频繁接触,会上紧密配合,在很多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上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锋相对。其中特别是苏、中两大国的代表团之间随时联系,互通情报,互相磋商,配合默契,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孤立了以美国为首的顽固势力,对促进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和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起到了重大的、积极的作用。
  大会开幕式结束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当天就宴请周恩来。莫洛托夫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也是斯大林时代苏联党和政府的著名领袖人物之一。美、英、法等国领导人都称他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外交部长维奇斯拉夫·莫洛托夫”。这种评价无疑是从政治上而言。莫洛托夫一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战,资产阶级说他令人望而生畏,自然不奇怪。
  实际上,莫洛托夫的样子一点也不叫人生畏。看上去,他倒更像一位哲学教授。他个子不高。银白色的头发总是梳理得整整齐齐一丝不乱,戴一个夹鼻镜,看人时总是带了一种专注的思索的神情。他用这种表情望着周恩来时,紧跟着的往往是愉悦的理解之情和由衷的赞叹。他用这种专注的思索的神情望着美国那位著名的国务卿杜勒斯时,情形就不同了,那是一种出击的姿势,以便抓住要害猛扑过去。
  莫洛托夫说话有时口吃,特别是俄文中那个“c”(斯),这个字母经常成为他语言上的障碍。当他“ccc”地口吃起来的时候,一定会把夹鼻镜摘下来,于是便如释重负,可以“c”过去,继续往下讲。然后又将夹鼻镜拿起来戴好,以便能够保持他专注凝视的习惯。
  莫洛托夫给所有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同志留下了庄严、敏锐、坚毅而又可亲的美好印象。莫洛托夫对中国代表团非常友好,他随时保持着与周恩来的联系,并在会议进行的前一段,经常主动给中国同志介绍情况,谈国际斗争中的各种外交策略。每到这时,周恩来总是认真地听,并时时提出一些问题。莫洛托夫对一些西方国家外文家们的背景、履历、禀性、优点、弱点很了解,他的介绍对周恩来无疑是重要的。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在共同战斗和交往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当时日内瓦各报大量报道周恩来,他成为日内瓦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对此莫洛托夫表现出由衷的喜悦,认为周恩来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外交家。后来,当一个美国人说莫洛托夫是个“很难对付的毫不妥协的谈判者”时,莫洛托夫告诉他:“如果你认为我很难对付,那么你等着周恩来吧,那时你才会懂得什么叫难对付!”
  日内瓦会议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的斗争对象是美国的杜勒斯,周恩来的谈判对手主要的也是这个杜勒斯。
  杜勒斯是美国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他把和平演变“寄希望于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的言论,当时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他不像有些年轻人想象的那么面目狰狞,他总是保持着一种政治活动家的庄重、严谨。仔细看,你会发现他面目苍白疲倦,神情阴沉忧郁,戴一副夹鼻镜,两眼更显得深不可测。日内瓦会议上有人叫他“雷管”,这倒不仅仅是说这个人物危险,这里有双重含意——他危及别人,他自己也岌岌可危。因为他患了癌症,刚做过手术,胃里放了一支“镭管”,那是一种放射治疗的方法,镭管——雷管,这使杜勒斯的赫赫大名又增加了一层阴森的色彩。杜勒斯手术后,拖着虚弱的身体到朝鲜“三八线”视察,视察过前线又赶到日内瓦。他为他的资产阶级信仰而奋斗,也可算是全力以赴、鞠躬尽瘁了。
  在日内瓦会议上,人们没有见杜勒斯笑过一次。他笑不出来。那时西方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日子都不好过。面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在世界范围内步步退缩。特别是朝鲜战争,美国和美国人所操纵的“联合国军”,伤亡极为惨重。据联合国在纽约公布的数字,“联合国军”方面的伤亡为一百四十七万多人,其中美军十四万多人,伤亡率为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日平均伤亡自开战之日起到十月末为七百六十三人”,“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初为九百六十二人”,“都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的武器装备损失也是极为严重的,其中包括飞机、坦克、舰船、汽车等等。自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来,美国第一次屈辱地在失败的协议书上签字。而且,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所激昂起来的士气和自信心,在朝鲜被中国人打得一落千丈。就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杜勒斯对中国及其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产生一种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敌意。
  但是,杜勒斯绝不是那种大喊大叫歇斯底里式的狂人,也非赫鲁晓夫那种到联合国用鞋子敲桌子的粗鲁人。杜勒斯不善言辞,发表讲话也不流利,在人们的眼里,杜勒斯总是沉默寡言,穿一身死板的西服,阴沉沉地坐在会议室中,紧板着面孔读他那精心推敲过的发言稿,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每天开会,他一下汽车便低着头往会议室里走,一散会,又低着头往他那辆大型的福特车里钻,从不理睬新闻记者,也不向任何观众打招呼或发表讲演,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杜勒斯反共,敌视新中国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亲口下令: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握手。在会议期间,周恩来及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在走廊、在休息室曾几次与杜勒斯走对面。周恩来总是面色庄严而不失柔和,从容大度。杜勒斯则不同。每次相遇,杜勒斯苍白的脸立刻板紧,在远处时还恶狠狠盯一眼,走近时,便目不斜视平视前方,好像面前是旷野荒漠。但是,他的动作明显变得僵硬机械,肯定浑身不自在,在外人看来不免像小肚鸡肠的女人一样可笑、又可怜。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广泛流传着一个说法。据说一次开会时,周恩来与杜勒斯都早到了几分钟,两人在会议大厅不期而遇。周恩来大方而得体地将手伸向杜勒斯。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杜勒斯感到有些尴尬,他僵硬地摇摇头,转身离去。
  周恩来究竟有没有同杜勒斯握手的问题,且让历史学家们去证实吧,但此事却无疑说明了中、美之间隔阂之深重,关系之恶化,对立之尖锐。
  杜勒斯是决定政策的幕后操纵者,加上身患癌症,会议开始一星期,他安排好一切便离开会场回国了。由他的副国务卿史密斯留下代理团长。
  杜勒斯一走,经验十分丰富的老资格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抓紧时机来看望周恩来,向他传递信息。
  “美国这位代理团长史密斯你了解吗?”
  “不太了解。”周恩来答。
  “二次大战时,他是艾森豪威尔麾下的一名将军。这个人跟杜勒斯还不同,史密斯来日内瓦之前我们接触过几次,他对美国现行外交政策有不满。”
  “是这样吗?”
  “在杜勒斯抵达日内瓦之前,我请美国代表团吃了一顿饭。在私下谈话时,史密斯认为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现实、不明智的。”
  “看来,帝国主义阵营不是铁板一块,就连杜勒斯自己率领的代表团都不是铁板一块哟。”周恩来思索着点头说,“我们不应该放弃做工作的机会。”
  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团对中、美关系十分关注,他们都在观察这两个代表团如何相处,有无来往。那些新闻记者更是到处打听,探寻中、美两个代表团之间有些什么事情可以做文章。
  有个美国记者曾当面问过史密斯:“你和杜勒斯同周恩来有没有什么接触?”史密斯回答得很风趣:“如果有接触的话,唯一的接触就是我们在卫生间共用过一条手巾(这种手巾卷在滚筒上,要擦时往下一扯,后来者也照办)。”
  会议快要结束了,有一天,中国代表团和其他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外国代表团成员等很多人聚在酒吧间里喝茶。这时,史密斯端着酒杯走过来,主动找周恩来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史密斯对浦寿昌说:“你的英文讲得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在哪儿学的?”他还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浦寿昌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回去后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找他谈谈。”在酒吧间谈话是非正式的,可以随便聊。
  第二天休息时,当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去喝咖啡时,周恩来便走了过去。这个动作立刻引起各国外交官的注目。事出意外,史密斯吃了一惊,众目睽睽之下,他急中生智,连忙把杯子捧到右手上。当周恩来走到他近前,伸出右手时,史密斯演戏一样似乎右手急切里腾不出,顺势用左手握住周恩来的右腕摇了几下胳膊。周恩来似乎毫未介意,用友好语气同他聊了一阵天。史密斯也笑容可掬地向周恩来赞扬了一通中国的古老文明、美丽河山,还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在他家的客厅里就陈设着许多中国瓷器。
  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休息时,周恩来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微笑着主动凑上来同周恩来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周恩来的胳臂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了。
  后来,周恩来在同尼克松会谈时,他对尼克松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想同我接近,但又不好破坏杜勒斯的戒条,他右手端着一杯咖啡走到我的面前,又不好用左手跟我握手,就拉了一下我的胳膊。”引起大家哄堂大笑。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是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开始前两个星期,美国代表团就接到一定要使会谈破裂,不许达成任何协议的明确指示。美国代表团接到指令后,急忙幕后活动,采取说服和压制手段,终于使十六个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同意执行这个指示。当时的加拿大代表团团长朗宁,在他二十年之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经过。他写道:“周恩来的讲话和建议完全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可是美国却“阻止达成和平解决”。
  这些国家拟定了一个所谓“十六国宣言”,由比利时外长斯巴克在六月十五日的会议上宣读。而当时,中、苏、朝三国不知道这些内情,仍然抱着善良的和平愿望,决定在六月十五日会议上为达成某种协议做最后努力。
  会议在万国宫理事会厅正式开始了。这天大会主席是英国外相艾登。他宣布开会后,大批记者在二楼照相,会议厅里灯光闪烁,咔嚓嚓的快门揿动声响连成一片。抢过镜头,记者退场,赶往新闻中心等候各国代表团发言人在会后发布新闻和谈话。会场内,大会发言正式开始。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务相首先发言,提出一个关于保证朝鲜和平状态的新建议,真诚地希望打开会议僵局。他一共提了六条建议,谋求“在成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接着是周恩来发言,认为南日外务相的六项建议提供了保证朝鲜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随后莫洛托夫发言,支持南日外务相所提六项建议,并提议由所有与会者发表一项共同宣言。他宣读了宣言草案:“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业已同意:在等待朝鲜问题建立在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国家的基础上最后解决期间,不得采取任何可能足以对维持朝鲜和平构成威胁的行动。与会者表示相信,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将为了和平的利益依照本宣言而行动。”
  参加“联合国军”的十六国并非铁板一块。由于南日的六项建议和莫洛托夫对与会者的建议确实客观、公平、合理,与会者出现了骚动和议论。美国代表团慌了,忙召集“十六国”和南朝鲜代表利用会议休息时间开了四十分钟的秘密会议,“统一思想”,协调行动。休息后第一个发言的就是美国代表史密斯,他根本不提南日外务相的六项建议,只望着莫洛托夫说:“我拒绝莫洛托夫外长所提出的关于共同宣言的建议,因为朝鲜停战协定早有规定,没必要再搞。”
  接着,澳大利亚、菲律宾、比利时等国代表相继发言拒绝南日外务相和莫洛托夫外长的建议,他们发言时虽然神态各异,但有一条是看得清楚的:没有或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任何独立想法,完全充当了美国的应声虫。比利时代表斯巴克的发言是最有趣、最有代表性的。他面无表情,平淡地宣布:“不接受这一建议的理由就是因为刚才美国代表反对这一建议。否则,这一建议本来是可以接受的。”
  史密斯直瞧斯巴克,不满地皱眉头,但又不能说什么,何况斯巴克还要宣读“十六国宣言”呢。这个宣言明确宣称会议继续考虑和研究朝鲜问题“不会有什么用处”。
  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倾听发言时,浓眉下的一双大眼睛闪烁不停,留意着每个发言者的表情语气。他明白会议已到了面临破裂的关键时刻,但十六国不是铁板一块,还可以做最后一次争取,争取不到协议,至少可以争取人心,而人心是最可贵的。他在那短短的时间里,以其聪明智慧马上提出一个方案,他语调平缓,却充满了真诚的感情:“我完全支持莫洛托夫外长关于与会各国发表共同宣言的建议。很遗憾的是,就连这样一个表示愿望的建议也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了。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周恩来说到这里,目光扫视一遍会场,把声音又放低沉缓慢些,因而也更显出份量,“我提一个两句话的协议草案……。”
  会场陡然静下来,不少代表都一眨不眨地眼望着周恩来。两句话的协议?这似乎不可能,可是,周恩来已经一字一板地口述出来:
  “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会场静了几秒钟,跟着泛起骚动和私议,迅即又恢复肃静。几乎所有与会者都紧紧盯住周恩来,那目光有惊讶、感动、赞赏,也有惶恐、不安和窘迫。
  周恩来浓眉耸动一下,提高声音,显出庄严激昂:“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态度,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为不良的影响。”
  会场一阵嗡嗡声,与会者无一例外地动容动情了。南日外相首先大声表态支持。这是意料中的事。然而,大出美国代表团意料的事随即发生了。那些曾经紧跟美国,亦步亦趋的国家忽然“叛变”了,或者说“哗变”更确切。嘈杂声中,比利时、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代表居然都表示赞同周恩来的建议。发展到后来,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也“造反”了。担任会议主席的英国外相艾登,开始是频频点头,最后居然宣布说:“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应当受到最认真的考虑,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将宣布周总理的建议成为会议双方的一致意见。”
  南朝鲜代表急了,一边举手一边尖着嗓子喊:“比利时不能代表联合国军十六个国家,也不能代表南朝鲜!”他气急败坏,竟忘了几十分钟以前,正是比利时代表他们发表了“十六国宣言”。
  喊声一落,南朝鲜代表立刻眼巴巴望着美国代表史密斯,像溺水的人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各国代表都把目光从周恩来身上转移到史密斯身上,会场出现短时间的寂静。
  史密斯摇动屁股,好像下边有大头针在扎。他耸耸肩,又皱皱眉,又转身和本国代表团成员低语几句什么,然后掏出手绢用双手捧着在鼻子上沾了沾,可能是出汗了。大概他从没遇到过这么进退两难的境地:表示同意,将违反美国政府命令使会议破裂的指示;表示反对,美国将陷入完全孤立的可悲境地。
  时间拖得太久了,越拖压力越大。史密斯干咳一声,终于硬起头皮说:“在未经请示我国政府的情况下,我只能拒绝这项建议。”
  会场又是一阵骚乱。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国际政治会议上,从未陷入如此孤立狼狈的境地。而中国和周恩来的声誉,在那一刻得到极大提高。
  艾登向英国政府报告:“联合国不能指望在没有得到中国和两个朝鲜同意的情况下来解决朝鲜问题。”
  两天后,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达成两国互相派遣外交代办的协议。
  第二天,英国外相艾登在日内瓦宴请周恩来。
  艾登是个很有趣的人。他身高大约一点八○米左右,典型一副英国绅士的样子,会议上倾听发言时喜欢把铅笔咬在嘴里,显然是不良的老习惯。他坐的汽车是英国的老式车,远远说不上豪华,但是他的司机是非常漂亮的年轻女郎。英国代表团的司机全是女的,清一色绿制服、白手套,个子都在一点七○米以上,大概是在全英国“选美”选来的,引得许多代表团成员总要朝她们多看几眼。
  艾登热情洋溢,每次上车下车都要站住向记者和群众挥动双手致意,有时到万国宫开会,周围只有一两个人,他下车后仍要煞有介事地好像面对千万名欢呼的群众一样举起双手招一招。
  周恩来的魅力征服了艾登。艾登多次宴请周恩来。有一次,在等候周恩来到达时,一些记者围住艾登提问题,艾登很郑重地说:“跟中国的周恩来打交道,我当然乐意。要知道,他可不是平凡的人,你们早晚都会清楚,他是个不平凡的人。”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要比朝鲜问题复杂的多。法国于一九四六年前后对越南、老挝、柬埔寨发动殖民入侵。印度支那三国组成了印支联军进行了英勇抵抗,直到日内瓦会议召开时,老挝和柬埔寨尚未从印支联军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武装抵抗力量。越南人民在胡志明的领导下,已进行了八年的全国抗战,胜负未定。打了这么多年的印支战争直接涉及到东南亚各国的利益和局势。法国由于战争拖得很久,在经济、政治上都有困难,想从印支脱身,美国却想趁机介入。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当事国不止是一个越南,还有老挝和柬埔寨;不但有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的法国,还有阻挠达成任何协议的美国。
  由于越、老、柬三国国内的敌我力量对比以及各自的政治情况差异很大,中、越、苏三方没能就这个国家的停火及调整提出具体的方案。而谈判的对方包括美、英、法等国则坚持不讨论老、柬两国的停火问题,只讨论越南停火,而且还不包括停火后的政治解决问题。
  面对这一棘手的复杂情况,为了打破僵局,周恩来在与苏联代表团、越南代表团协商后于五月二十七日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核心是在确定印支三国同时完全停火和区域调整原则后,实施方法可以根据三国的不同情况而有所不同。这一建议绕开了中、越、苏三方未取得一致意见的具体方案问题,肯定了已有的一致意见即印支三国情况不完全相同这一点,推动会议于五月二十九日达成了谈判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实质性协议,即在坚持三国完全同时停火的原则的前提下,先研究解决越南问题,从而导致了法、越双方军事代表的直接谈判。
  五月二十九日协议将越南问题交给双方军事代表去讨论,外长会议则继续讨论老挝、柬埔寨问题。谈判很快陷入新的僵局,问题的症结在于是否承认越盟军队进入了老、柬。六月十二日,法国拉尼埃内阁倒台,美国企图利用法国政局的混乱破坏关于印支问题的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西哈努克亲王提出了一项比较好的方案,周恩来立刻看出其中的合理性。这个方案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不但在越南的法国武装部队和一切作战军事人员必须撤出,而且进入柬埔寨和老挝的其他国家或半岛其它地区的各种性质的战斗单位也必须全部撤出。凡不是在柬埔寨出生的柬埔寨人都应撤出柬埔寨。这里当然包括进入柬埔寨作战的越盟军队,这就解决了谈判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
  然而,越南代表和苏联代表对此却表示异议。由于越、老、柬的抗法武装力量一直是并肩战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越南坚持这三个民族的团结互助。莫洛托夫出于固有的立场,对于中立国家在这种时候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估计不足,未能表现出相应的灵活性。周恩来为此多次跟莫洛托夫交换意见,做了大量的工作,终于说服莫洛托夫将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区分开,同意西哈努克亲王意见中的合理成分,为最终达成协议迈出了重要一步。周恩来还在休会期间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处理国家关系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中、苏、越等国的努力下,六月十九日达成了双方军事代表就老、柬军事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的协议。
  尽管在解决越南和老、柬问题上,谈判双方达成了进一步直接谈判的协议,但谈判的过程却一波三折。
  越南方面,在周恩来的直接参与下,经过中、越高层领导人的协商,于七月五日就谈判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案取得了一致意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以“七·五文件”的形式把文件发给了在日内瓦的范文同。但范文同接到指示后仍下不了决心按具体方案所要求的放弃十六度线以南的己方控制区来换取红河三角洲的敌方控制区,迟迟不按“七·五文件”精神向法方提出新建议。
  而法国政府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势均力敌、相互攻讦,斗争也比较激烈。主战的拉尼埃政府在日内瓦谈判中故意拖延的做法引起了法国公众舆论的强烈不满和主和派的猛烈抨击,终于在六月十二日倒台。孟戴斯-弗朗斯于六月十七日组成新政府后,对谈判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他还在组阁时许诺说:“四周内若实现不了和平便辞职。”尽管法国新政府态度比较积极,但由于法国第四共和国政治结构极其脆弱,其处境十分艰难:美国对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与越盟直接谈判一事表示了不信任态度,拉尼埃、皮杜尔等人以反对派面目出现,攻击孟戴斯-弗朗斯将由于停战而破坏法国与美国的关系。他们的目的是拖过孟戴斯-弗朗斯许诺的期限,迫使孟政府辞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天主教派的舒曼或皮杜尔会重新上台,亚洲战争会从此扩大。
  最后期限越来越近,谈判随时有逆转的可能。七月十二日周恩来回到日内瓦后,决定以越、中、苏三党中央共同的意见来与范文同交谈。当晚他与范彻夜长谈,以朝鲜战争为例说明美国干涉的严重性,结合中国抗战时期“皖南事变”的教训和日本投降后中共及时撤出苏南以加强东北和山东的经验说明了进与退的辩证关系,范文同最后表示同意第二天按“七·五文件”指示精神向孟戴斯-弗朗斯提出新建议。而周恩来又在范文同之前会见了孟戴斯-弗朗斯,说明让步是双方的,只要法国肯做出一定让步,越盟也会让步。
  最后,法国放弃了以十八度线为分界线的要求,双方协议以十七度线以南、九号公里以北十几公里的天滨河为分界线。法国同意在协议中明文规定两年内通过普选统一越南。
  越南问题一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也很快迎刃而解,会议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美国眼看达成这些协议,无可奈何又不甘心,最后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为其以后侵越留下伏笔,但也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地位。
  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为新生的共和国赢得了巨大荣誉。美国对此极为敌视和不安。一个美国记者听到有人说:“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这位美国记者听出其中暗含了对美国搞大国霸权的讽刺,便从鼻子里哼一声说:“在日内瓦是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的。”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指示新闻联络官熊向晖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一九五二年国庆节》,并出主意说:“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各邀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记者之家’,让台湾、越南、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用英语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
  影片放映时,全场爆满,有许多人是站着看的,银幕上一个接一个热烈的场面引来全场一阵又一阵热烈掌声和赞叹声,当地报纸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然而,美国记者却报道说:“我们感觉中国是在搞军国主义。”
  “即使个别人这样挑衅,也值得我们注意。”周恩来对熊向晖解释说,“这好对付,我们是梅兰芳的大戏,什么角色都有,再给他们放一部梁祝悲剧看看。”
  周恩来喜欢看各种民族音乐歌舞剧,尤其喜欢听越剧。出发时他特意点名让带上国内刚拍出不久的彩色越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看看。
  “为了让外国人能看懂,我看把剧名译成英文《梁与祝的悲剧》吧。”熊向晖建议说,“再搞个英文说明,十几页的唱词……。”
  “你们不要搞党八股么。”周恩来摇摇头,“不看对象,对牛弹琴。”
  熊向晖噗哧一声笑了。
  “你笑什么?”
  “俗话说,给洋人看戏白搭功。”熊向晖笑道,“我觉得给洋人看这部电影才是对牛弹琴呢。”
  “噢?”周恩来沉吟片刻,思考着说:“那就要看怎么‘弹’了。你搞十几页说明书去‘弹’,即是‘乱弹’。我们换个‘弹’法试试。”
  “怎么‘弹’呢?”熊向晖没有立刻明白。
  “你搞十几页的说明,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又不是听教授讲社会发展史呢。”周恩来信心十足地说,“你只要在请柬上写句话就行。‘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你试试,我保你不会失败。如果失败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
  大家照周恩来的意见办了。“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果然引起了外国记者们极大的兴趣,放映场又一次爆满,而且观众果然入戏了,全看懂了。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全场一片同情的感叹……
  影片结束,灯光复明,全场观众如醉如痴静默了一分多钟。突然,有人鼓掌,全场顿时沸腾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喝彩声经久不息。
  莫洛托夫听说后,希望看看这部影片。周恩来特意为苏联代表团的同志们组织了一场电影招待会。按照周恩来的意见,中方特意安排了懂俄语的人分别翻译男女主角的对白。
  两位翻译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莫洛托夫看后非常高兴,笑容满面地鼓掌。

  (一二○)出席万隆会议

  亚非会议,也被称作万隆会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也是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历史已经证明,这次会议是符合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的,它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基本人权;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会国家的人口超过世界人口总数的一半。通过与会各国代表的认真讨论,大家共同认识到促进亚非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性;重申了各国政府要为在文化方面更密切地合作而努力的决心;通过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与会各国的领导人经过直接接触,互通情况,交流意见,加强了相互了解,促进了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团结与合作。
  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万隆会议丰硕成果的背后,发生的种种不寻常的故事呢?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负责筹办亚非会议的印度尼西亚政府,由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打电报给我国的周恩来总理,正式向我国政府发出了参加亚非会议的邀请。二月十日,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回电,接受邀请,并且表明了我国政府对亚非会议的积极态度,高度评价了亚非会议的重要意义和对它的殷切期望。周总理在复电中说:“……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为了探讨和促进它们相互间的共同的利益和为了建立和增进友好和睦邻关系而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的召开反映了最近时期以来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反映了亚非各国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以平等的地位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友好合作的日益坚强的愿望。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得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亚非各国,在任何一国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不受另一国干预的原则下和平共处,并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贡献。”
  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万隆召开,所以人们常常把这次会议叫做万隆会议,把这次会议所表现的亚非各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友好合作而共同斗争的精神,叫做“万隆精神”。
  中国代表团由周恩来总理任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外贸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我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任代表。代表团事先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亚非会议所面临的形势:一方面,可以看到美国正在组织和扩展多地区的侵略集团,力图加强对亚非国家的控制,积极准备新的战争;与会国家中,有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有的参加了马尼拉条约组织,有的国家虽然没有参加美国控制的公开组织,但也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都受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压迫,都有过悲惨的历史遭遇。因此,与会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和平、要求独立、要求发展本国经济文化的共同愿望。
  根据这些情况,我国代表团参加亚非会议的方针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一些亚非国家的关系创造条件,力求使会议取得成功。
  在这样的形势下,特别是会前暴露出来的美国破坏亚非会议的具体安排和周密部署,各个与会国家在不同场合表示的对会议的看法和意见。可以预见到这次会议一定是极端复杂的、充满对立和斗争的。希望促使会议取得成功和企图使会议在争论不休中而中途不欢而散的两种力量,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较量。所以,会议的进程不会是风平浪静的。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上午,亚非会议正式开幕。印尼总统苏加诺应邀向会议致开幕词。他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在我看来,这个大厅不仅容纳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领袖们,而且容纳了先我们而去的人们的不屈不挠、不可战胜的不朽精神。他们的斗争和牺牲,为世界上最大的两洲的独立主权国家最高级代表的这个集会开辟了道路。”
  在提到战争危险的时候,他说:“你们并不是在一个和平、团结和合作的世界中齐集一堂的。在国与国之间,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我们不幸的世界支离破碎,受着折磨,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怀着恐惧的心情,担心并不是他们的过错,战争的恶犬会再一次被放出笼来。”
  苏加诺总统在致词中强调亚非国家应该联合。他说:“我们属于许多不同的国家,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我们的种族是不同的。甚至我们的肤色也是不同的。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大家是由比表面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为重要的东西联合起来的。……我们是由对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的殖民主义的共同厌恶而联合起来的。我们是由对种族主义的共同厌恶而联合起来的。我们是由维护和稳定世界和平的共同决心而联合起来的。”
  接着,当选为大会主席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发表了演说。他着重指出:殖民主义是产生今日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之一,种族主义是产生紧张局势的另一重要的根源。“我们的责任是对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做出坚实的贡献。”
  十八日和十九日,各国代表团团长按照国名的英文字母排列先后在大会上发言。大多数代表团都表示了对会议的良好愿望,认为会议应该有助于世界和平、有助于消除殖民主义。但是,有几个国家的代表团相继提出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口号。他们声称:“共产主义的统治是一党专政和独裁,压制反对意见和宗教信仰;共产主义在其他国家进行颠覆活动。”我国一个邻国的代表甚至指名提出:中国设立傣族自治区是进行颠覆活动。
  中国代表团对这些恶毒攻击和无理指责不能不作出明确答复和有力驳斥。但根据排定的发言次序,中国代表团在十九日下午闭会以前才能发言。在这种形势下,周总理毅然决定,把原来拟定的声明中国立场的发言稿印发给与会各国代表团,不再宣读。然后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针对某些代表团团长的挑衅,亲笔写了一个“补充发言”。
  周总理在发言中首先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本来,对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
  接着,周总理谈了三个问题:一、关于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他说:“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第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二、关于有无宗教信仰问题。周总理说:“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三、关于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总理说:“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超过一百年。”“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要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在颠覆别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国的周围建立颠覆中国政府的据点。”
  周恩来总理最后说:“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总理的讲话刚一结束,会场里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显示着凝聚在爱好和平的人们心里的担忧被驱散了,人们对会议的成功又充满了希望。
  当诬蔑和攻击强加在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头上的时候,会场内外好心的人们都感到一场对立和争吵势不可免。如果会场上出现这种局面,就可能使这第一次没有帝国主义参加的亚非会议无果而终。这正符合敌视亚非人民团结的帝国主义的愿望,而与亚非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周总理在第二天会上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态度中肯、谦逊,表现出对和平与团结的真实诚意。正是这篇讲话,为亚非会议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
  从四月二十日到二十四日,亚非会议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委员会分别开会讨论有关问题。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在讨论过程中,虽然也遇到一些不同意见和争论,但是经过协商和协调都比较顺利地达成了一致意见。政治委员会的讨论开始还是顺利的,通过了一系列有关人权与自决问题、支持民族独立和反对种族歧视的决议。
  但在会议进行期间,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却背着与会国家在会外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声言台湾“应当在我们中间取得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提出“反对苏联殖民主义”等。在政治委员会上,科特拉瓦拉又把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挑衅、诬蔑之词再一次提出来。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当即表示:“我不同意科特拉瓦拉总理的意见,我要保留明天就此发表意见的权利。”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以印度总理尼赫鲁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反对在会议上进行讨论,认为这个提议“与会议的主题没有关系”,但是属于北大西洋公约和马尼拉条约组织的成员国都表示同意讨论。经过激烈争论以后,主席裁决,第二天讨论锡兰总理提出的问题。
  当天晚上,周总理与科特拉瓦拉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对他在会上提出的问题,说明了中国立场,并且系统地给他讲了台湾历来就属于中国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有关国际会议关于台湾属于中国的决议,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特拉瓦拉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不得不表示,他的发言只不过表示他自己的不同见解,并没有引起一场争论、把会议引向失败的意思。
  在二十二日的会议开始时,缅甸总理吴努首先向与会国呼吁,“我们的会议已经沿着促进世界和平的方向迈进了积极的一步,不要让这种努力在最后阶段中被分歧的见解所摧毁。”
  周总理发言时说:“我们的态度是要使我们这次会议和谐地达成协议。”“昨天锡兰总理发言以后,我宁愿在会后问明他的意图,而不在会上进行争论和答复。”他说:“我现在只要说明几点:
  第一,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争论各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
  第二,对殖民主义的解释,那是各人的见解问题。
  第三,我们是以合作的态度来寻找解决办法。”
  周总理的发言使会议的航船越过了一个浅滩。
  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缅甸总理吴努提出了提案,要求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宣布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来指导它们之间的关系。尼赫鲁总理和大多数国家的代表都表示支持吴努总理的提案与和平共处的精神。尼赫鲁总理在长篇发言中主张中立的政策,不同意土耳其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分别为北大西洋公约和马尼拉条约所作的辩护。
  当会议在一些问题上又出现严重对立和争论不休的时候,周总理再一次发言,提出了中国代表团以“和平宣言”为题目的议案。他说,这个议案的内容就是亚非会议宣布的:“我们亚非国家决心促进相互的共同利益,和平相处,友好合作。”我们采取了各代表团的提案中大家都能同意的东西,列成七条。这七条的要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互不干涉和干预内政,承认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的平等,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互不损害。
  周总理对这七点都举出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一些事例加以说明,并且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他说:“此外我们在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这是能得到大家同意的。”
  周总理讲话以后,与会国家的代表似乎都松了一口气。
  接着,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举行了一次宴会,应邀参加的有缅甸、锡兰、中国、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因为在宴会进行中对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进行了会谈,所以这次聚会也被叫做“八国会谈”。会谈中,周总理发表了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这个简短而明确的声明,把中国真诚希望通过谈判来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积极态度,告诉了与会各国和全世界关心缓和远东局势的人们。声明表明中国是要和平的。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来自美国的干涉。尽管如此,中国还是不愿意打仗,愿意通过谈判来缓和紧张局势。这个声明改变了会场内外依然存在的悲观情绪,使会议又向成功靠近了一步。
  在四月二十四日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与会各国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的最后公报。历时一周,代表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圆满结束了。
  亚非会议会场内的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惧怕亚非人民团结的力量在会场外进行的阴谋活动更加阴险毒辣。我们的同志甚至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美国虽然不是亚非会议的参加国,但它害怕亚非人民团结起来打乱它的战略部署,在这次会议上把它作为声讨的对象。因而美国极力拉拢它的盟国,统一口径,并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千方百计破坏会议。在会议开幕之前,美国就放出消息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拟在会议前夕要求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新的援助计划,企图借此诱骗与会国。同时,美国还派出一个名义上由十五人组成的记者团去万隆。实际上,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聚在印尼的美国记者已达七十人,比任何一个与会国家的代表团人数都多。这些人像走马灯一样对各国代表采访,了解情况,交流意见甚至施加压力,临时拿了记者证的美国国会议员还举行了所谓的记者招待会。
  在会议刚刚进行到分组讨论实质性问题的时候,从华盛顿传出了得到证实的消息,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已经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拨款三十五亿三千万美元来执行共同安全计划,加速发展“从韩国和日本延伸到中东的自由亚洲广大弧形地带”,公开地把与会的不少国家划入它的势力范围。美国总统在咨文中说:“美国有能力,而且希望和关心在对自由亚洲进行友好的援助方面起带头作用。”换句话说,美国就是想用美元利诱和恐吓参加亚非会议的某些国家。会场上的这一次次恶浪、一股股逆流都与美国密切相联。
  为了破坏亚非会议,谋杀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台湾当局的特务机关制造了一次谋杀事件。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包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航机,由香港起程飞越北婆洲沙捞越附近海面上空时,爆炸堕海。乘坐这架飞机的十五人同时遇难。其中包括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三人,记者五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一位工作人员,波兰和奥地利的两位记者,还有四位机组人员。
  这次蓄意谋杀事件,震动了全中国人民的心,人们都在关心着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总理的安全。当时周总理还在昆明,他对代表团的同志们说,我们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为增加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来,即使发生了意外也是值得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周总理还提到,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就这样,周总理仍按原计划在仰光停留了两天,同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理纳赛尔进行了会谈。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周总理在繁忙的情况下,仍然关心着烈士们的后事。他说,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事业牺牲的。他还要亲自把骨灰盒带回北京。现在在八宝山“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的纪念碑上,刻着周总理的亲笔题词:“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国代表团从十六日到达印尼的时候起,一直受到印尼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经过的地方,“和平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万岁!”的欢呼声此伏彼起,掌声震耳欲聋。特别是在印尼的华侨,更是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自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一个独立的、强大的新中国出现在亚洲的东方。长期受歧视的华侨在自己的亲人——祖国的代表团来到他们身边时,许多人流出了激动、喜悦的热泪。但在这欢呼的人群中,也夹杂着一小撮败类,他们与人民的愿望相反,咬牙切齿地妄图加害中国代表团。
  敌人的阴谋活动,我们事先是有所耳闻的,并且向友好的印尼政府提出,中国代表团在印尼期间的安全,完全由印尼政府负责。印尼政府马上采取了紧急措施,临时拘留了一些嫌疑分子。
  四月二十日,亚非会议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我国驻印尼大使馆收到一封署名“一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的匿名信。信中说,二十八名前中国国民党逃亡印尼的中低级军官,持美国大使馆发给的无声手枪,奉台湾总统府的命令组成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
  代表团研究了这封信,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认为真实性很大,就一面通知了印尼政府,一面内部召开紧急会议。陈毅副总理在会上要求代表团的全体同志都做保卫工作。他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在大会胜利结束那天,宣布散会以后,整个会议的大厅和走向大门的过道里,挤满了人群,几乎是水泄不通;会议大厦的门前、街上站满了人,甚至两边的矮房上都挤满了人,一眼望去,真成了人的海洋。周总理从里面走出来,无法通过大厅。我们代表团里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同志,担心周总理的安全,急得团团转。不知哪位同志说了一句:“找一些身高体壮的同志,保卫着总理出去。”杨奇清同志马上说:“对!”于是五、六个身材高大的中国同志,马上在周总理的前后左右形成一个围护圈,这时,大家脑海里闪现出那封匿名信所提到的谋杀阴谋,手挽手往前挤,眼睛像雷达一样扫射着周围的人群。如果发现任何人有异常动作,都会毫不迟疑地扑上去。大家一步步往外挤,一点点向前移,最后终于安全地把周总理护送到大门外的汽车上。当目送着周总理乘坐的汽车跟随在印尼政府派出的警卫摩托车后面缓缓离去的时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亚非会议结束了,但是代表会议成果的“万隆精神”却一直鼓舞着亚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去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各国人民友好与合作。这次会议能取得成功,应归功于与会各国的共同努力,归功于亚非人民多年来不断地斗争,归功于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大力支持。此外还应该提到的是,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和其他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代表团紧密合作,克服困难,使会议能够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在几次事关会议成败的关键时刻,周总理的发言都使会议转危为安,度过难关,继续前进,一些友好国家的代表团一致承认中国对这次会议的成功作出了主要的贡献。

  (一二一)和赫鲁晓夫的交锋

  一九五七年,赫鲁晓夫在周恩来面前告饶,周恩来说:“不要只批评死人”
  一九五六年,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可谓是一个多事之秋。
  二月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一次秘密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突然把他以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手”,独裁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事先没有提交大会主席团批准,更不要说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其他兄弟党打招呼了。苏共党内、苏联国内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之一片哗然。
  十月,又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联的坦克开进了华沙和布达佩斯。波匈事件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赫鲁晓夫强烈的大国主义思想和对兄弟党颐指气使的老子党作风酿成的。
  这样,赫鲁晓夫的声誉和地位无论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苏联共产党内部,都面临危机。尤其是在苏共党内,赫鲁晓夫已经是四面楚歌。
  这时,赫鲁晓夫想到了在兄弟党中很有影响力的中国共产党,想到了在日内瓦会议上为各国使团所钦佩乃至为全世界所注目的大外交家周恩来。赫鲁晓夫需要摆脱危机,期望中共方面能为他做些工作。
  十一月,赫鲁晓夫要他的驻华大使尤金向中国提出:要请周恩来访问苏联。
  与此同时,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也把目光投向了周恩来,提出要请周恩来访问波兰、匈牙利,其中匈牙利甚至说到这样程度:只要周恩来接受邀请,哪怕只停留一天,也是对他们的莫大支持。
  其时,周恩来已定好了访问阿富汗、尼泊尔等国家的计划。
  从维护苏共党内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个大局出发,经中共中央讨论,周恩来决定先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
  临行前,毛泽东交代说:“只要苏共领导内部稳定,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但还是要好好地批评赫鲁晓夫一阵。”
  周恩来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
  一九五七年,周恩来与赫鲁晓夫开始正面交锋。
  一月七日,一架“图一百零四”飞机平稳地滑落在莫斯科机场。早已在此等候的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领导迎上前去,和从飞机上下来的周恩来、贺龙、王稼祥等人热烈拥抱。
  对周恩来的这次来访,赫鲁晓夫显得异常亲热。在一次小型宴会上,赫鲁晓夫侧身悄悄地对周恩来说:“我请刘晓大使转告你们党中央,你们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们《真理报》已全文刊登,并还将印发五十万册单行本。”
  面对赫鲁晓夫这样一种刻意的讨好,周恩来只是点头表示知道。然而,周恩来并没有因为赫鲁晓夫的刻意讨好而放弃原则,赫鲁晓夫上台三年多来的所作所为,周恩来也认识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会谈中,周恩来首先批评了赫鲁晓夫在处理斯大林问题上的错误,阐明了中共对斯大林的态度。他指出:斯大林是犯有错误,但他并不总是犯错误。评价斯大林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不能抛开具体历史背景孤立地评价一个人。斯大林一生的功过,我们认为是三七开,功绩是主要的。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
  赫鲁晓夫强耐着性子听着。在座的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岗诺维奇等苏共领导对周恩来的这番话很是感动。他们对赫鲁晓夫过分强调斯大林的错误,把斯大林的功绩全盘抹煞的做法颇为反感。
  在谈到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时,周恩来指出:维护兄弟党的团结,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大国主义。特别是各国、各党内部的事,应由他们自己去处理。有意见可以商量,不能搞外部压力,干涉别人内政。赫鲁晓夫同志,在波兰问题上,你们处理得不够好。我们认为波兰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波兰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我们不赞成派苏联军队进驻波兰。波匈事件的发生,你们有责任。
  周恩来的批评是真诚而又善意的,中国共产党方面真诚地希望赫鲁晓夫能克服他身上的某些缺点,以提高和巩固他在苏共党内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地位。这也是当时国际对敌斗争的需要。
  然而,赫鲁晓夫听不进去了,他“炸”了似地弹起来,粗鲁地指责一些东欧兄弟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他们的夫人,说他们要了苏联的金子,还要骂苏联,同西方勾勾搭搭,他们是“狗屎、坏蛋”,“像驴一样”。
  周恩来当即严肃地反驳说:“赫鲁晓夫同志,对兄弟党的领导人不能这样。有什么话当面讲,不能在背后随便怀疑别人,这不利于兄弟国家的团结。”
  赫鲁晓夫怒不可遏。此时的赫鲁晓夫,其性格中无赖的劣根性全部泛了上来。他瞪着那双牛一样的眼睛对周恩来说:“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这一招,是赫鲁晓夫惯用的伎俩。一九五九年理屈词穷的赫鲁晓夫对批评他的陈毅也咆哮着:“比军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个中将,但我是苏共的第一书记!你这样对我不礼貌!”
  周恩来听了赫鲁晓夫的话后,脸色也严肃起来。他巧妙地回敬了赫鲁晓夫一句:“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资产阶级。但是,你我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赫鲁晓夫无言以对。但他马上又转移话题。说:“据说,在越南、柬埔寨、老挝,中国人很多。”显然,赫鲁晓夫是在暗示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
  周恩来说:“不少。国王的祖父是中国血统的。访华的代表团中也有几人是中国血统的。”
  赫鲁晓夫还不甘心:“西哈努克说,他们那里中国人很多,他担心中国的影响太大。”
  周恩来说:“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主义,使他们安心。五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各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赫鲁晓夫听到这里,显得十分尴尬。
  然而,争吵归争吵。周恩来此行的目的不是争吵,而是极力想帮助赫鲁晓夫认识错误,希望他的错误不再继续发展了。因此,周恩来还是通过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对赫鲁晓夫进行规劝、说服。
  一月十八日,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前往阿富汗进行友好访问。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等送行。在去机场的路上,周恩来劝赫鲁晓夫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他说:斯大林的部分错误,你们也有责任嘛!你说肃反扩大化了,你们每一级都有三人小组,赫鲁晓夫同志你那时是乌克兰第一书记,你管这个事嘛!你怎么能只责备斯大林,而不作自我批评呢?为什么当时你们对斯大林肃反扩大化不提出意见呢?可见你们当时也是觉得斯大林是对的,你们自己做得也对。现在你们觉得错了,应该批评自己,不要只批评死人,这就公道了嘛!
  心直口快的米高扬说:如果当时我们反对斯大林,除非把斯大林捉起来。
  赫鲁晓夫瞪着米高扬说:你胡说,我们当时要是反对斯大林,是我们被捉起来,不是你捉了他。
  赫鲁晓夫又对周恩来说:你们那里的党好办。
  周恩来说:我们犯了错误可以自我批评,我就犯过路线错误,经过自我批评,还是一样可以得到大家的谅解,让我在工作中学习锻炼。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呢?都是马列主义的政党嘛一
  赫鲁晓夫说:“你们那个党可以自我批评,我要是这样搞就垮台了。我年龄大了,快七十岁了,还有几年呀?还容许我作自我批评?”
  赫鲁晓夫这是在向周恩来告饶。
  周恩来不再说什么了。在这样的政治无赖面前,沉默往往是外交家的最明智选择。
  后来,周恩来在回忆和赫鲁晓夫的这段对话时说:那时没有记录,现在说他也不承认。这样的流氓,他什么手段都可以跟你来。
  一九五八年,周恩来巧妙地处理了赫鲁晓夫提出的一个外交难题。中国向赫鲁晓夫交了八千二百万卢布的“学费”
  一九五八年九月,赫鲁晓夫在他的度假地克里米亚的雅尔塔突然召见了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
  赫鲁晓夫对刘晓说:“美国插手台湾海峡,使台湾海峡局势骤然紧张,苏联政府不能坐视不管,应当帮助中国应付这一紧张局势。美蒋的优势主要是在海空方面,我们认为应在空军方面加强这一地区的力量,以便对美蒋的海军起到威慑作用。”
  刘晓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反应。
  赫鲁晓夫不再拐弯抹角了:“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需要而提出要求的话,苏联可派一批带有导弹的图—16轰炸机到中国去,并配备苏联的飞行员,可借用中国的领海、领空,给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赫鲁晓夫要刘晓把这一建议转告给中国政府。
  刘晓深感事关重大,立即将赫鲁晓夫的谈话电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周恩来接到刘晓的电报后,对赫鲁晓夫的贼心不死深为震怒。就在两个月前,为了便于同航行于太平洋的苏联潜艇舰队保持更好的联络,赫鲁晓夫曾专程来到中国,提出要在中国沿海港口修建一个长波电台。这是一个有损于中国主权问题的建议,被毛泽东愤怒地予以断然拒绝。眼下,赫鲁晓夫又提出苏联的轰炸机带着导弹到中国来,这又是一个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但是,周恩来又想到:图—16轰炸机是苏联根据能对西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成员国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战略轰炸的高音速中程轰炸机,其战术性能在世界上是比较先进的。这种轰炸机的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可达九百二十公里,能载九千公斤的炸弹在空中连续飞行七小时零二十分,中国方面这几年也一直想搞自己的图—16轰炸机,并向苏联提出过技术援助的要求,但苏联方面迟迟不给予实质性的技术资料,因此进展很缓慢。这次赫鲁晓夫提出要帮助中国对付美蒋海军虽然只是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但何不就势将他一军,要他提供一些有关图—16的技术资料,想到这里,周恩来立即叫人给赫鲁晓夫回了一个电报:
  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好意……但我们觉得,目前整个斗争的形势不宜于这样做。因为我们目前并没有使用轰炸机出海作战的意图。同时,美国也在尽力约束蒋介石的空军,不许他们轰炸大陆。这样,就使图—16轰炸机没有作战的机会。相反,由于苏联空军在中国的突然出现,可能会使情况复杂起来。为了有效地加强我国空军的作战力量,根据你的建议,我们准备提前进行图—16轰炸机的试制生产,希望贵国能提供技术资料和样机,并派技术专家来华援助。
  一个十分棘手的外交难题,就这样被周恩来十分巧妙地解决了。这就是周恩来独特的处理问题的方式。
  中国政府在等待着苏联的反应。
  十月三十日,赫鲁晓夫给周恩来拍来一封复电:
  苏联政府原则同意你的要求,提前供给图—16飞机技术资料和样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开始提供技术资料,作为样机,可供你们最近出厂的、在部队中使用的两架图—16飞机。可以派遣必要数量的专家去中国。可以供应目前中国还不能生产和某些部件、锻件、模压件和半成品。
  十一月十日,周恩来派出一个二十二人组成的工作组前往莫斯科谈判图—16的技术引进问题。经过谈判,中苏两国政府签定了一个协议书。协议规定,苏联负责提供图—16轰炸机的全套技术资料一千三百四十二项。为此,中国政府付给了苏联八千二百万卢布。
  如果技术资料是货真价实,这高昂的代价也算不了什么。然而,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的赫鲁晓夫又岂能这样便宜“小弟弟”。实际上苏联后来提供给我们的技术资料仅占协议规定的全部技术资料的百分之三十七,而且,就是这套残缺不全的资料,也是他们早已淘汰了的。
  八千二百万卢布,就权当是给赫鲁晓夫交的“学费”。
  谁叫咱科学技术如此落后呢。落后就会被骗。
  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对中国横加指责,周恩来谴责赫鲁晓夫是“文不对题”
  一九五八年,是中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一九五八年以前,赫鲁晓夫为了进一步巩固他在苏共党内还不太稳固的地位,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故而对中国还不敢太放肆。一九五八年以后,赫鲁晓夫在苏共的政治地位巩固了,不再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了,他对中国也开始像他对待东欧兄弟国家那样颐指气使了,企图想把中国变成一个听任于他那根“指挥棒”的卫星国。对此,中国方面针锋相对,毫不让步。由此,中苏关系开始一步步恶化。
  一九五九年九月底,刚刚在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会晤完后的赫鲁晓夫趾高气扬地走下飞机舷梯,前来我国参加国庆十周年典礼。
  与其说赫鲁晓夫是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庆典的,还不如说他是来同中共领导人吵架的。
  五天的会谈,是连续五天言辞尖刻的争吵。
  赫鲁晓夫先是替美国说情,要求中国释放两名架机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方击落俘获的美国飞行员。然后又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指责中国现行的一些政策。
  赫鲁晓夫要求释放两名美国飞行员,毛泽东一句话把他顶出了大门外:“这是不能商量的。”
  赫鲁晓夫指责中共炮击金门,未同他打招呼。陈毅起而驳斥:“你回葛罗米柯,我是不是通知你们了?”一旁的葛罗米柯无言以对。
  赫鲁晓夫像条疯狗。在印度收留叛逃的达赖喇嘛并制造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上,赫鲁晓夫偏袒尼赫鲁,指责中国与印度发生冲突极不明智,把尼赫鲁推向了西方等等。
  周恩来义正辞严地驳斥道:“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是文不对题。达赖叛逃,怎能说我们放跑了他呢?中印边境冲突,明明是印度对中国的进犯。怎么说我们不该为了西藏那块‘不毛之地’和所谓的中立国交火呢?”
  赫鲁晓夫冲着周恩来说:“你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外交家,怎么也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针锋相对:“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同他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他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侵犯,我们忍无可忍,奋起自卫,这能说不讲团结吗?”
  赫鲁晓夫理屈词穷,哑然无言。他又转变话题,对毛泽东说:“你们一九五七年派周恩来给我上课来了。”
  周恩来当即指出:“我们不是给你上课,只是给你一个中肯的建议,而你接受不了,我们就不再说了。当时不是双方还发表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吗?”
  周恩来不客气地点出了赫鲁晓夫背后咒骂兄弟党领导人,违反兄弟党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事实:“你们当时对兄弟党的确是不对的嘛,我们还是当着你们的面批评的嘛!而你呢,背着别人说别人的坏话。”
  赫鲁晓夫企图赖帐。他说:“没有,我没有说过,我没有这样的态度。”
  周恩来说:“自己说过的话怎能不承认呢?”
  这时,周恩来的俄语翻译李越然站起来证明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当时同周总理在克里姆林宫那间办公室谈话时,还有卡岗诺维奇同志在场,翻译就是我。你当时的确说了那些话。”李越然还将当时谈话的场景、参加人以及每人的讲话复述了一遍。
  这下子,赫鲁晓夫给镇住了。他红着脸讪讪地说:“我说过吗?我记不清了,记不清了。”
  会谈不欢而散。赫鲁晓夫恼羞成怒。
  一九六○年八月,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合同,终止二百五十七个与华科技合作计划,撤走所有的在华专家,妄图以此来卡住中国人民的脖子,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周恩来说:“就是没有裤子穿,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核力量。”
  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最后一次交锋是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赴莫斯科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间。
  这一次,赫鲁晓夫不但肆意攻击阿尔巴尼亚,还把矛头指向中国。在一次会谈中,他指责说:当我们在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时,中共代表团却在发言中捍卫和夸奖斯大林。我到北京的时候,还看到挂斯大林的像,这是反对我们党的。
  对赫鲁晓夫的上述言论,周恩来进行了驳斥。他表示: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又一次反斯大林,这种做法,对苏联对国际无产阶级都无好处。对斯大林,我们不过分推崇,也不敌意贬低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周恩来还在大会的发言中声明:“我们认为,兄弟党、兄弟国家间如发生争执和分歧,应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以平等和协商的原则加以解决。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的。”
  然而,在会上,赫鲁晓夫公开指责中国共产党,并含沙射影地攻击毛泽东。周恩来没等会议结束就提前回国,以示抗议。

  (一二二)出访亚非欧十四国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中旬到一九六四年二月底,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亚非欧十四国。这次访问历时七十二天,行程十万八千里,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名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现名斯里兰卡),处处留下了周总理的足迹,处处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这次十四国之行,是我国历史上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活动,也是伟大国际主义战士周恩来革命实践的丰碑。我作为代表团的成员随行,深深感到周总理这次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我们做好外交工作、打开新局面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使自己受到一次最深刻的教育。
  周总理这次访问的亚非欧十四国中,有十个非洲国家。这个时候,曾经被人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正在觉醒,非洲国家相继挣脱殖民主义的羁绊宣布独立。继一九五五年万隆亚非会议之后,一九六三年三十四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召开了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大会。处在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各国人民,为独立和自由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正在迅速地改变着整个非洲大陆的政治局面。新中国作为一个解放了的被压迫国家,作为非洲独立运动的积极支持者,这时首次派自己的领导人对非洲十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外交活动。这是一次伸张正义、扶弱抗强的壮举,它在非洲大陆上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通过这次访问,增进了我国同非洲国家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进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开创了我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我国的外交史谱写了重要的新篇章。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中旬,在访问非洲的第一个国家埃及时,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精神,周总理亲自拟定我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我国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他们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他们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这些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这些原则,是我国外交上的创举,受到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普遍欢迎,一直指导着我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往来。
  这次访问的非洲国家,大都是刚刚取得独立,地位不高,发言权不大,被人看不起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去了,又宣布了这个伸张正义、体现友好的五项原则,对他们是很大的支持。各国人民以最热烈的方式,最高的礼仪接待周总理。访问中,无论到达哪个城市,都是万人空巷,倾城而出,男女老少都穿着大红大紫、大蓝大绿的民族服装,伴着非洲鼓激昂的节奏欢歌狂舞。老人、儿童争着上来摸摸中国客人的汽车,妇女按当地风俗脱下身上的花袍,铺在路上让中国客人的汽车碾过,好让她们心爱的衣服上留下友谊的印痕。到处有纵情的欢笑和激动的泪水,到处有热烈的掌声和绚丽的鲜花,充分表达了非洲人民对中国客人的深情厚谊。
  在一九六三年的最后四天里,总理访问了摩洛哥王国。按照惯例,不管来访的是总统、国王或总理、首相,摩洛哥国王都一概不去机场迎接,只是等在自己宫门口,待人家来见他以后再回拜。这一次接待周总理,哈桑二世国王考虑到虽然不便破例,但要充分表达对中国客人的友好情意。因此,特地作了安排,将市郊的一座豪华的宫殿“和平宫”让给中国客人住。周总理到达那天,国王特地前去市郊,亲自站在“和平宫”门口迎接,引领客人们进宫,喝了茶,寒暄一阵,才告辞而去。外交大臣私下告诉中国客人说:我们国王这次是破例了,哪一个来都没有这样。
  一月二十一日,周总理来到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好客的塞古·杜尔总统没让代表团住到欧美式的别墅里,却径直送我们住进了“美景别墅”。这是两幢修建在海边的非洲式草屋,里面有舒适的设备。屋外就是海滩。住在这非洲风格十足的草屋里,使客人们体味到深厚、浓烈的民族感和亲昵的友情。
  就在这次访问非洲时,周总理提出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是经过总理深思熟虑、一再仔细推敲的,充分反映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周总理一直非常重视对外援助工作。这次来到非洲,总是挤时间亲自视察我国对外援助项目,了解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他也考察了超级大国的“援助”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恶果。他们进行“援助”的目的都是为了掠夺,为了谋求特权,是要加深受援国对它们的依赖。同时,周总理也总结了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经验。马里是同我国建交较早的非洲国家之一,当时我国派到马里的专家较多。从加纳到了马里,周总理同凯塔总统谈得最多的,是对马里和非洲的经济援助问题。周总理怀着对发展中国家的无限同情,按照毛泽东主席关于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的教导,提出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在提出八项原则的头天晚上,他通宵未眠。八项原则的主要内容包括严格尊重受援国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援助对方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提供优质的设备,保证传授技术,我们派出的专家和当地专家同等待遇等。这些原则,体现了援助、支持是相互的,双方是平等的精神,同大国沙文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充分体现了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合作的真诚愿望,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开创了光辉的范例。
  根据这些原则,周总理在访问非洲的过程中,每到一个国家,差不多都要谈定一笔援助。虽然我国援助的数额,与超级大国的援助相比并不算多,却是真正用来扶助他们民族经济,帮助解决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比如,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米厂、皮革厂、卷烟厂等等。几内亚盛产竹子,但不会编织。总理就派我们的专家去帮助他们发展竹编业,使他们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马里人民爱喝茶,过去每年都从中国进口茶叶,中国便派去茶叶专家,帮助马里人民自己种植和炒制茶叶。宁可失去自己的出口市场,也要帮助友好国家发展经济,表现了友谊的真诚和无私。
  这次访问中,周总理处处尊重东道国的安排,事事为东道国着想,为我们树立了平等待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光辉榜样。加纳是预定要访问的国家之一,一九六四年新年过后,正准备从阿尔巴尼亚出发前往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一月二日,加纳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总统的案件。面临这突然变化的情况,我们是否还去访问呢?问题不仅是我们应不应去,还有加纳的愿望和困难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周总理经过认真考虑后,决定还是去访问,并要黄镇先去加纳直接了解情况。当时租用了两架荷兰的飞机,总理让黄镇乘一架先走。到突尼斯降落等候总理,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指示。总理到后对黄镇说:你先去吧,到加纳与黄华同志多商量,有什么问题马上电报联系。黄镇当天就飞到加纳首都阿克拉。记得当时还即兴在飞机上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一日飞行万里天”,就是指的这一天。黄镇同黄华大使一起去见恩克鲁玛,他脸上贴着纱布,缠着绷带,住在克里斯兴城堡里。黄镇同黄华一方面代表周总理对他表示慰问,一方面与他们商量访问的具体安排,并转达了周总理的建议:这次访问免去一切礼节,总统不要到机场迎接,也不要在城堡外面举行会议和宴会。这些安排照顾了恩克鲁玛的困难处境,他听了周总理的这些建议非常高兴,表示完全同意。当时刺杀事件发生不久,情况还未完全弄清,虽然黄华大使做了许多分析说可以去,但大家非常关心周总理的安全。中央也十分重视这一事件的发展和总理前去访问的问题,不时来电报询问情况。周总理决定去加纳访问这一决策是很英明的,对加纳及整个非洲都有很大影响。恩克鲁玛非常感激我们,他原来估计在这么动乱的情况下周总理不会去的。周总理从政治上大的方面着眼,冒着风险去了,在困难的时候支持了恩克鲁玛,体现了对一个小国的尊重。这样的事是世界政治史上罕见的。这件事效果非常好,影响非常大,中国的形象在非洲大大增加了光辉。
  在访问中,周总理处处体谅被访国家的处境,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当时,埃塞俄比亚还未同我国建交,他们还受美国的控制。在向周总理发出邀请以后,他们还有些矛盾,感到为难。一方面,他们希望周总理去访问,另一方面又怕美国施加压力。迫于这种外来的因素,塞拉西皇帝提出,他不能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接待我们,准备在阿斯马拉市接待。按国际惯例,对一个国家的总理,如果不在首都接待是不礼貌的。美国报刊立即对此嘁嘁喳喳,说这是有意降低对中国人的接待规格。但是,周总理着眼于发展中非人民和中埃人民友谊,体谅了埃方的困难处境,仍欣然应邀往访。那时我们有些代表想不通,周总理却说:没有关系,美国对他们有压力,我们应该谅解他们。周总理同塞拉西皇帝会谈时,双方观点不一致,有了争论。后来,我们准备了一篇讲话稿,准备在宴会上讲。宴会前,周总理一直在考虑,许多观点都讲过了,是否有必要再讲。经过与代表团同志反复研究,总理说可以不讲,但要改变一下方式,使他们知道我们的意见。他让礼宾司长俞沛文同志把讲话稿送给塞拉西皇帝看,征求他的意见。塞拉西看后说,请转告周总理,他的意见,他的观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尊重他的,请他最好不要讲这篇稿子。因此,周总理就没有讲。他说,我们可以等五年、十年、十五年,直到对方方便时我们再建立外交关系。经过这次会谈,埃塞俄比亚不久便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新年过后,从阿尔巴尼亚直飞西非,其间距离一万里,需要在突尼斯加油。原来的访非计划中并没有这个国家,但突尼斯方面一再热情邀请。于是我们决定前往,并从停留一天加到一天半,最后又加到两天,使“停机加油”升级成了正式访问。一月九日,在中国客人到达突尼斯的当晚,布尔吉巴总统在国宴上讲话,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若干异议。周总理完全体谅各种朋友的疑虑和误解,当场即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以具体、圆满的答复。后来布尔吉巴总统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天,突尼斯与中国便正式宣布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访问非洲的一个大收获,也是与某些大国外交斗争中取得的重要胜利。实践证明,中央同意我们到有些没有建交的国家去访问,是十分英明的决策,它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次访问结束以后,当年年底,刚果(布拉柴维尔)、坦桑尼亚、中非共和国、赞比亚、达荷美(现称贝宁)等非洲国家,相继同我同建立了外交关系。
  周总理在埃及答记者问时说:“中国政府代表团到非洲访问,第一个目的是向非洲人民学习;第二个目的是寻求友谊。”他在这次出访中以身作则,花了极大的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对这些国家一切有益的东西都采取认真学习的态度。他还一再向代表团同志们指出:不要以为非洲受几百年殖民统治就全部落后,非洲国家有很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周总理高度赞扬非洲人民旺盛的政治热情,称颂他们反帝反殖的革命精神。访问苏丹期间,周总理多次讲到老牌殖民主义者戈登的可耻下场。戈登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刽子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曾参加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帮助中国清朝皇帝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七十年代他又当上了英国派驻苏丹的殖民总督。后来这个曾侥幸逃脱中国人民惩罚的殖民主义者,终于被英勇的苏丹人民起义军刺死在喀土穆。苏丹人民为自己报了仇,也为中国人民泄了恨。周总理多次向苏丹人表示对于苏丹人民的谢意,表示要向苏丹人民学习。
  周总理非常重视学习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成就。六十年代的头几年,我们国内正在进行开发石油的大会战。周总理一路上非常留意参观一些非洲国家的炼油厂。他在摩洛哥参观了意大利、法国帮助他们兴建的、具有现代化设备的炼油厂,非常赞赏。他说,苏联帮助我们在兰州建的炼油厂,与这个炼油厂的生产能力差不多,但他们只需二百个职工,而我们却需要六千个职工。他在参观这个厂后在题词中写道:“这是一个很好的现代化的炼油厂,建设得很快,管理得很好,并且锻炼出不少技术人员,值得我们学习。”回国后,总理派石油部的总工程师专程前去考察摩洛哥炼油厂。在加纳,本来没有安排参观炼油厂的节目。周总理在乘车经过一家炼油厂的时候,还是征得主人的同意,停车进行了参观。这家工厂每年炼油一百二十万吨,总共只有三百名职工。周总理就要中国的有关部门把它的长处学到手。
  周总理在摩洛哥吃的桔子是从中国引种去的。总理说,咱们中国是桔子的故乡,几十年来,由于管理不善,品种退化了,而摩洛哥人民经过科学种植管理,有了新的发展,比我们的桔子好吃得多。第二年,总理派西双版纳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和广州植物研究所所长一起去专门考察摩洛哥的桔子。
  周总理的足迹所到之处,总是以真诚的情意关怀那里的一切劳动人民,他对各阶层人民群众的亲切感情和平等待人的态度,给非洲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加纳访问时,周总理要求尝尝当地人民的主食木薯。当主人感到犹豫时,总理说,“我就是要吃你们的家常饭”。无论在宾馆,在机场,在参观单位,还是在其他一切隆重的场合,他总要同在场的服务人员、司机、警卫人员、欢迎欢送的群众、非洲鼓手等亲切握手或交谈。在下榻的宾馆,总理总要见一见厨师和招待员,亲切地同他们握手、谈话,向他们表示感谢。和周总理接触过的劳动者都感到他平易近人,亲如家人。代表团离阿克拉前,周总理还在下榻的国家大厦专为招待代表团的服务人员举行了一次宴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自向他们敬酒。他们感动得流泪,用发颤的手举着酒杯,深情地说:“这样传奇式的故事,将永远流传在加纳人民的子孙后代中!”这次租用的荷兰飞机,机组人员的工作是出色的。他们对周总理率领的代表团的安全极为重视,总理经常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表示亲切的关怀,使他们极为感动。他们说,我们荷兰飞机差不多跑遍了全世界,但没有看到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像你们的总理这样平等待我们,他同我们握手、照相,对我们十分尊重。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后,本来应该另换一批机组人员。但是他们十八个人给荷兰公使写了一份报告说:我们决心为中国总理访问服务到底。他们的愿望实现了。访问结束到达昆明时,他们提出想到北京看一看。周总理就派我们的飞机送他们到北京,并同陈毅副总理一起专门招待了他们,还派人带领他们参观北京的名胜古迹。最后他们依依不舍地回国了,临行时诚挚地表示,总理以后有出访的任务,他们非常愿意再来服务,一定圆满地完成任务。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访问非洲十国的最后一天,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周总理提出著名的“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的论断。他向全世界指出:非洲已经不是十九世纪末叶或者二十世纪初叶的非洲了,非洲“已经成为一个觉醒的、战斗的、先进的大陆”。他深信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非洲是一定要出现的。非洲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总理的论断。

  (一二三)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至十四日,为了寻求中苏团结的新途径,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身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又一次访问苏联。这是在一个特殊的时刻,为了完成一项不寻常的使命而进行的一次不平常的访问,也是他最后一次访苏。
  赫鲁晓夫下台为访问提供了机会
  赫鲁晓夫隆重庆祝他七十寿辰后不久,即前往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黑海度假胜地过起假期生活。但风云骤变,他的克里姆林宫的同事突然派专机将他接回莫斯科,并解除了他的一切党政职务,此事迅即成为国际瞩目事件。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凌晨,为赶在这项消息公布前通知中共中央,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紧急约见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他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全会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根据他本人的请求,决定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十月十五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十月十六日塔斯社公布赫鲁晓夫下台的同一天,新华社公布了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完全是偶然的巧合。有人却说,我们选在这天进行核爆炸,意在向苏联显示实力。这当然纯属瞎猜。报道前毛泽东还担心不实,请周总理核实后再公布,怎么可能想炸就炸呢?
  苏共中央究竟为什么要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新领导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将奉行的政策和他会有什么差别,人们难免猜测纷纭。对赫鲁晓夫下台大体有三种说法:一是由于他内外政策失败,引起党内不满;二是由于他主观片面,简单粗暴;三是两者兼而有之。对苏联新领导也有三种估计:一是换汤不换药;二是汤换了药也会有所不同;三是可能比赫鲁晓夫更难打交道。据友人说,根据他们几个月前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等人的接触,赫鲁晓夫对自己的政策表现“把握不定”,“想寻找出路”。苏斯洛夫等人对现行路线表现坚定不移,可能由于怕赫鲁晓夫动摇而将他撤职。要了解事件真相,唯有直接同苏联新领导接触。
  抓住时机决定周总理访苏
  毛泽东一向重视同苏联的团结。当他得悉赫鲁晓夫下台后,便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苏联政局动向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尽管对情况还不甚了解,但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我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一贯方针,毛泽东和党中央还是迅速果断地作出决策,要抓住赫鲁晓夫下台的时机,采取有力步骤,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
  十月十六日,周总理打电话告诉我(即余湛——编者注),毛主席指示,由,毛、刘、朱、周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贺电,表示对他们寄予希望。嘱我立即拟稿报批。毛主席还说,贺电要发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三个人。这不是一般礼节性的祝贺,而是在重要时刻发出的重要政治文件。这份贺电当天即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徐明交给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并于当晚广播,次日见报。贺电表示:我们衷心希望兄弟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接着,毛泽东提议并经中央讨论决定,由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四十七周年。周总理对我说,今年不是大庆,苏联也没有邀请,我们本可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我们还是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祝贺,借此机会同苏联新领导直接接触,交换意见。即使此行取不到预期结果,也可表明我党谋求中苏团结的诚意。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政治步骤。
  周总理雷厉风行,日以继夜地接见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节,把我们党中央和政府的倡议通知他们,强调我们的目的是去寻求团结,请他们报告各自的党中央和政府。考虑到苏联已主动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党的关系和外交关系,周总理特别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了我们主动采取这一行动的意图,分析了不论这一行动的结果如何,对我们的共同事业都有益无害。除阿尔巴尼亚外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使节对周总理的谈话和解释都表现很高兴。他们的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倡议也都迅速作出了肯定的答复,苏联也很快给我们和其他兄弟国家发出了邀请。这表明我们的倡议是深得人心的。
  中央决定,我党政代表团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任副团长,参加代表团的还有有关各方面的负责人康生、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姚溱、王力等,我作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也参加了代表团工作。
  中央还决定,在北京扩大庆祝十月革命节四十七周年。十一月五日,毛、刘、朱、周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了节日贺电。十一月六日,首都各界举行了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中苏友协副主席刘宁一在大会发表了讲话。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在招待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在伟大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十一月八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在不是逢五逢十的时候,这样隆重庆祝十月革命节也是破格的。
  寻求中苏团结的新途径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中国党政代表团在周恩来率领下,乘专机飞抵莫斯科,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苏联有关各方负责人的欢迎,当晚下榻列宁山苏联政府别墅。这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我国高级代表团住过的一座不大的建筑,有个不大的花园。晚饭后,大家在园中散步,但见庭园依旧,只是换了主人,不免有些感慨。有人想起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七言绝句《再游玄都观》:百亩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并将诗中的“刘郎”改作“周郎”,奉赠周总理。回国后和毛主席谈及此事,有人认为称周总理为“周郎”有些不恭。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还是“周郎”好。
  周总理到达别墅后,无心和大家一起散步,稍事休息,立即开始夜以继日地紧张活动。对苏联各位新领导和各国代表团进行礼节性拜访,接受他们的回访,参加节日的各种活动,利用一切机会同苏联领导人和各国代表团接触,进行非正式交谈和正式会谈,了解他们的想法,阐明我团结对敌的愿望。每晚十点左右,周总理同各方面接触的情况,研究次日的活动,向中央报告请示。每到深夜十二时,周总理便请健康欠佳的贺龙副总理先去休息,自己则领导大家继续忙到次日凌晨三、四点。七时许,他复起床,开始又一天的紧张活动。
  苏联广大干部和人民是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这个不平常的时刻来访的,但可以看出,他们表述这种感情的方式大都很谨慎。除因某种任务需要同我们接触者能同我们较自然地交谈外,许多苏联老朋友看到我们后,往往只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们,用不同方式悄悄地表达欢迎之意,有的激动得热泪滚滚。有的新朋友则就近同我们攀谈,表达对昔日中苏友好的怀念。但苏联保安人员却公然阻止这种接触,迫使他们只好默默离开。我们感到这不是好兆头。苏联新领导如有意改善中苏关系,怎么能这样不顾礼貌呢?事情的发展,不幸证明了我们的猜测。
  我们到莫斯科后碰到的第一起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是发生在克里姆林宫庄严的苏联国庆招待会上。当周总理同苏联领导交谈后,便向苏联元帅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准备找他们交谈。此时,迎面走来了马林诺夫斯基。他见到周总理后便胡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周恩来立即正颜厉色地顶了他一句:“你胡说什么?”随即转身拂袖而去。然而他却像发了疯似地,在周总理走后仍胡言乱语:“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这时周总理和他的译员已经走远,未能听见。另一位翻译虽听见但已来不及找到周总理报告此事。马林诺夫斯基见周总理已走开,又跑到贺龙副总理那里继续挑衅。用不堪入耳的粗鲁语言辱骂斯大林和毛泽东,被贺副总理顶回。代表团的同志听说后,都极为气愤。迅即离开了宴会大厅。
  周恩来回到我驻苏使馆后,认真地听取了几位翻译的汇报,仔细核实和分析了马林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考虑到苏联颠覆兄弟党的历史记录,认为决非偶然事件,是对我们党、国家、人民及其领袖毛主席不能容忍的侮辱,是公然煽动要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
  次日上午,苏联新领导到我代表团驻地回拜周总理。稍事寒暄后,周总理便就马林诺夫斯基挑衅这一严重政治事件向他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对方答复说,马林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周总理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动,而是反应苏联领导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以老子党自居的倾向依然存在。当众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采用过的恶劣手段。
  勃列日涅夫说,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这是比马林诺夫斯基的道歉还要高级的道歉。波德戈尔内说,我们和马林诺夫斯基划清界线。周总理指出,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都在八号那天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林诺夫斯基敢于这样胡说八道?他们说,马林诺夫斯基是胡说并已经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周总理说,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勃列日涅夫说:“那当然,那当然”!
  马林诺夫斯基公然在苏联国庆招待会上号召推翻毛泽东的领导,这不仅对尚未正式开始的中苏会谈设置了极其严重的障碍,也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长期难以治愈的创伤。
  周总理早就把我们同苏联新领导进行接触、了解情况、寻求中苏团结反帝新途径的意向通知了苏方。如果苏联新领导真有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就应乘此良机,同中方坦诚相见,表明自己团结对敌的意愿,主动说明中方最关心的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政治原因。但事实却不然,从十一月五日我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至十一月九日双方第一次正式会谈前,不论周总理如何多方向苏联新领导探询,他们始终守口如瓶,讳莫如深。第一次会谈开始,周总理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仍然搪塞,说可以在下次再谈。这不会妨碍我们研究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设性办法。他紧接着说,我们积累的问题很多,今天只提出某些问题,建议开始讨论停止公开论战,并围绕这个问题寻找其他步骤。其实,苏方很清楚,首先挑起公开论战不是别人,恰恰是赫鲁晓夫。从一九六三年起,苏联公开攻击我们的材料何止几千篇,煽动和胁迫其他兄弟党攻击我们的材料更不可胜计。到这次高级会晤为止,我答复苏方攻击我们的材料为数不多。现在勃列日涅夫又提出讨论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但却对赫鲁晓夫首先挑起公开论战,对苏共中央对我们进行那么多的攻击,对我党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一概避不作答,那么,对他提出的这个议题如何能够讨论?
  由于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解职的政治原因执意不谈,周总理料到再就此提问也无用,只好暂时搁置一边。但周总理没有接过勃列日涅夫的议题,同他们讨论停止公开论战,而是向他们提出关于召开国际共运会议的问题,以便从中寻找苏联新领导究竟和赫鲁晓夫有多少差别,希望了解在我党同赫鲁晓夫存在严重分歧的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同苏联新领导有无商量的余地。周总理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庆祝会上的讲话中说,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条件成熟了,依我们看,条件并未成熟,还要创造。勃列日涅夫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周总理问,你们是否不再提你们过去决定在今年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勃列日涅夫回答得很坚决,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委员会。周总理说,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找出一个途径,达到最后的目的,即召开兄弟党的会议,这是一回事。坚持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信中通知召开的十二月十五日的起草委员会,起草一个兄弟党会议的文件,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命令,这是另一回事。如果把兄弟党会议同赫鲁晓夫下命令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联在一起,就没有谈判余地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回到赫鲁晓夫问题上来了。勃列日涅夫说,开会是你们党的决议,是建议,不是命令。周总理说,八月三十日我党给你们的信中已答复,你们召开的那个会议是分裂会议,我们主张开团结的会,反对开分裂的会。如果你们一定要开,我们坚决反对,决不参加。这是我们党的决议。勃列日涅夫企图把我们党对他们的复信说成是命令,周总理立即据理反驳说,我们的信是我们两党来往的信,是建议。你们是由一个党决定,通知其他二十五个党参加开会,不来不行嘛!即使有一部分党不参加也要开。这不符合兄弟党协商的愿望,也不符合一九六○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周总理还指出,我们从多方获悉,早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二日,苏共中央就背着中国党向各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党的信,号召对我们党进行“反击”,并且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到了七月三十日,赫鲁晓夫就下达了开会的通知。显然,这是个有预谋的反对中国党的分裂会议,怎么能指望我党参加呢?周总理还告诉他们,迄今为止,已有七个党决定不参加十二月十五日那个会,如果你们要开,那就是分裂。但是,不论周总理怎么劝他们不要把兄弟党的会议同赫鲁晓夫七月三十日下的命令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执意不改。我们建议另辟途径,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开个团结的会,他们坚决不干。他们采取的是决不妥协的态度,也不讲任何道理。倒是米高扬比较坦率,他说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米高扬的发言最后证实了苏联新领导还是坚持要搞赫鲁晓夫那一套。他们所说的团结,是要我们牺牲主权,屈从苏联领导指挥棒的团结。这是无法接受的。
  周总理说,既然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没有不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米高扬企图为自己辩解,说他讲的是思想上的分歧。但他们又强调是集体领导,党的决议和纲领都是集体作出的,没有什么赫鲁晓夫的一套。那么,他们和赫鲁晓夫究竟有何区别,又说不出来。
  周总理这一着很灵,从召开兄弟党会议这个具体问题上终于揭开了苏联新领导守口如瓶的瓶盖子,露出他们和赫鲁晓夫在对华政策上完全一致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和米高扬的发言终于堵死了此次寻求中苏团结反帝新途径的大门。
  这次会谈后,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同志仔细研究了几天来与苏联新领导以及其他兄弟党接触和会谈的情况,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周总理是这样表述这个结论的,现在情况弄清楚了,虽然新领导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但是他们仍要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即他们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关于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问题也不会给我们讲什么了。我们继续留在此地已无益,但对他们的意见还应作个正式答复。答复中留个沟通的渠道,对中苏两个大国来说还是需要的。
  代表团还讨论了可否同苏联发表个中苏联合反帝的声明,结论是不能这样做。因为苏联新领导在联合反帝问题上无任何实际行动,对我党亦无丝毫妥协的表示,发表这类声明,只会给他们以招摇撞骗的资本,而不能达到真正联合反帝的目的。弄不好,还会被他们纳入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轨道,成为他们棋盘上的棋子。
  在十一月十一日的会谈中,周总理对他们的意见作了如下答复:
  在赫鲁晓夫被解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派代表团来苏联祝贺节日的新气氛下,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看看可否找到团结反帝的新途径,这就是我们的全盘计划。
  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差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使新气氛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式表示几点意见:
  第一点,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祝词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坚持不变。
  第二点,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
  第三点,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周总理继续说,尽管如此,我们对兄弟党的门还是开着的。按照一九六○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准则,创造新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来确定共同愿望的办法还是有的,这就需要双方努力。如仍然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这种可能就不存在了。
  苏联新领导为自己破坏这次高级会谈辩解,企图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遭到了周总理的坚决驳斥。周总理指出,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七月三十日通知要开的会,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十一月十二日,中苏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按日程,由勃列日涅夫介绍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果真如周总理所料,没有谈出什么新内容。为了把球踢到中国一边,勃列日涅夫提出,苏共中央建议:只要中国方面准备好,就举行两国高级会谈,以便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也就是一步一步向前迈进,恢复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信任,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周总理表示将报告中央,并针对苏方的建议指出,正如我们昨天说过的,我们的门是开着的。
  十一月十三日,我代表团乘专机离莫斯科回国。柯西金去机场送行途中在汽车上对周总理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周总理问他区别何在?他一直闪烁其词,避不直言。
  周总理访苏的重大意义
  周总理这次对苏联的访问,坚决而机智地执行了中央的出访方针,虽然并非由于我方的原因未能找到中苏团结对敌的新途径,但这次访问的重大历史意义不可磨灭。第一,了解到苏联新领导的政治动向,阐明了我们党和政府维护中苏团结的严正立场,和各兄弟国家领导人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第二,为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和中苏两党、两国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同苏联新领导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第三,捍卫了我党、我国的尊严和独立自主的权利,捍卫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十一月十四日,当周总理的座机徐徐降落在北京东郊机场,周总理笑容满面地健步走下飞机的时候,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数千人的热烈欢迎。周总理随同毛主席绕场一周,向欢迎群众致意,并和首都民兵照了像,欢呼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2007/09/10

二十三、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漂泊的树 E书作品  支持键盘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