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打开外交新格局

 




  (一四一)领导中苏边界谈判

  中苏总理“机场会见”,周恩来指出:边界问题是现今中苏问题的中心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十时三十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乘坐的伊尔六十二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同机到达的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等苏联党政要员。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前往迎接。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进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在那里开始了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长达三小时又四十分钟坦率而诚恳的会谈。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谈称为“机场会见”。
  在会谈将要结束的时候,柯西金以比较轻松的口气说:“我们走了一段弯路。”原来,他们在参加了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葬礼之后传话说,希望途经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面。因中转环节耽搁了一些时间,他未能及时得到回音而不得不取道印度回国。九月十日,当他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才得到回音:中国总理欢迎同他会晤。于是他又转经伊尔库茨克于九月十一日上午到达北京。他接着说:“但我们并不遗憾,我们很高兴到这里来。”可以看得出,他本人对刚才会谈的结果是满意的。
  当时的中苏关系,岂止是在走着一段小小的“弯路”,而是仍然深陷在大弯路的泥潭里。五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中苏两党之间在原则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本可用平等讨论的办法,求同存异,让分歧通过实践进行检验。然而当时的苏共领导人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横施压力,企图逼迫中国党就范——不服,就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这样就导致了两党关系的破裂和两国关系的全面紧张。一九六四年十月,苏联政府的更迭为扭转中苏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借祝贺十月革命节的机会,寻求两国关系好转的途径。不料,勃列日涅夫不顾我党一再希望和解的表示,当面向周恩来说:苏联在国际共运问题上,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同以前“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实际上,他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增兵边境,进军蒙古,接连挑起边境冲突。在任命前火箭军副司令担任远东军区司令的前后,大肆宣扬苏联核武器的威力,甚至扬言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现代冒险家”是那时苏联传播媒介“赐”给中国领导人的称号。一九六九年六月,苏共领导在筹备多年才得以召开的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上,除极力攻击中共以外,又提出旨在包围中国的“亚安体系”。无怪乎访苏回国的美国前副总统汉弗莱得到的印象是,苏联由于对中国的深切担心,愿意改善苏美关系;日本外相得出的印象是,比起日美关系来,苏联更怕日中友好。中苏关系达到这种地步,要扭转过来,该是何等的艰难啊!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力图创造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以利于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中苏共同边界最长,而国家关系竟恶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周恩来希望通过同柯西金的会谈能在缓和中苏边境局势方面有所突破。机场会见,经过三个多小时讨论,虽然达成了缓和措施的谅解,但那还是口头上的东西,有待于落实到协议并付诸实施上来。所以他对柯西金说: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嘛,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
  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始终以向前看的态度,紧紧抓住中心,力争在不受任何武力威胁的条件下开始边界谈判。能解决力争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能有效地保持边境局势的缓和。所以当柯西金讲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三个月时,他指出:要向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柯西金也认为边界问题是现有问题中最主要的。双方很快就此达成共识。接着,周总理把我国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作了简要说明,然后说: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为此他提出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三条建议。双方以此为基础展开了求实的讨论。
  关于“维持边界现状”,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就是双方原来在哪里,还在哪里,没有人的地方谁也不去。维持边界现状的时限,应一直到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为止。
  关于争议地区的概念,讨论的时间最长。一九六四年的边界谈判中,双方曾交换过一份地图。苏方地图在许多地段上违反有关条约规定把边界标在中国领土的纵深,造成了许多“争议地区”。这次经过双方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
  关于避免武装冲突,除周恩来所提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外,柯西金还补充一条:在双方遇有争论时,由双方边防部门相互联系,协商解决。
  此外双方还同意:边境居民原来在哪里生产,还在哪里生产;为避免误会,只要互相通知一下,便可一次达成协议,当然,这并不影响这些地区的主权归属,归属问题须待边界谈判解决。
  周恩来总理把上述双方讨论的结果,归纳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条,再次征求苏方意见。柯西金当即表示:“你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周接着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就此,对方完全同意并且说:“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然后,双方还就边界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地点、双边贸易等交换了意见。
  最后,双方相约,就上述协议各自向自己的中央报告后,交换信件予以确认。
  中苏边界谈判,中国代表团召开第一次会议,周恩来确定谈判的方针和任务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的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代外长姬鹏飞和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
  周恩来首先讲,中苏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从十月二十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接着,他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我方代表团八名成员的名单。团长是乔冠华,柴成文为代表团的副团长。团员有对中苏边界问题很有研究的苏欧司司长余湛,他是一九六四年边界谈判的我方首席代表,还有老大使章文晋及深谙苏联情况、精通俄语的王荩卿,军队方面的代表团成员有总参谋部主管边防的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和新疆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王步苍。
  宣布名单之后。他讲了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边界谈判。他说:两国总理会见时,双方一致同意不要因为边界问题打仗。他们不断在边界挑衅,反而一再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他们扬言要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露骨地进行战争威胁。我严肃而诚恳地告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们不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所以我当面向他们讲“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才把这个话告诉你”。今天发表的政府声明,我们又把这个态度向全世界公布。谈判只有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行,这也是一九六四年谈判的一条经验。
  他所讲的经验是指,自从一九六○年苏方挑起第一次边界冲突起,中国就提出了边界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未解决前应维持现状、避免冲突的主张。一九六四年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我们再次建议这样做,但未被对方接受。结果谈了半年不仅边界问题没有任何进展,反而边界冲突越来越频繁,边界局势越来越紧张,如果不是我方尽量克制,情况还可能更为严重。
  周恩来还说,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可是,九月十八日我们按照双方商定的程序,把已达成的谅解列成条文写信要他们确认,不料他们回信仅说已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命令,只字不提就谅解达成协议的事,情况似乎有变化。所以,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不然局势是缓和不下来的。
  第二,关于苏联政府六月十三日的声明。周恩来指出,两国总理会见时,我们已向对方讲明,对于他们这个声明,我们要给予回答,要向人民交代,不驳斥不交代不好。但现在谈判即将开始,我们不愿为此去加剧紧张气氛,所以已同外交部商定,准备以“外交部文件”的形式予以发表,而不用政府声明。从外交上讲不对等,但从政治上讲更为有理、有利。
  为什么周恩来总理说不驳斥不交代不好呢?因为这个声明实在是太不讲理了。它歪曲历史事实,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说成是“历来属于苏联的”;把中国北方的国界说成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说黑龙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历来属于俄国,中国的汉人和满人都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甚至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等等。对于这样的政府声明怎么能默不作声呢!
  第三,关于谈判的领导。周恩来讲要分为一、二、三线,乔冠华、柴成文是第一线,第二线是姬鹏飞、黄永胜,第三线是党中央。实际上,整个工作都是由他亲自抓的。
  第四,关于谈判的准备工作。他要求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立即集中,放下其他工作,全力以赴进行准备;首先熟悉两国政府来往的声明和照会,熟悉边界的历史和现状。他说:谈判离不开全局形势,边界谈判离不开边境情况,第一步要解决的临时措施,更同全局形势紧密相连,这不只是边界谈判,而是两国关系的谈判。为此,他要求各方面收集了解到的有关情况都要向代表团集中,以保证谈判的顺利进行。
  周恩来多次召开内部会议,请示毛泽东后决定坚持下去。苏方处于被动,谈判陷入僵局
  十月十九日,苏联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到达,团长是苏联第一副外长,七十岁的库兹涅佐夫。他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曾任驻华大使,嗣后任副外长,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我们外交部的很多同志都认识他,应该说是老朋友了。在当晚为欢迎客团举行的宴会上,我(即柴成文——编者注)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是否有变,就对坐在我右手的马特洛索夫将军说:我们两大邻国之间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紧张嘛,现在大家坐下来谈,你看今天的气氛不是很好吗?他很坦率地说:不要看今天的气氛轻松,恐怕一谈起来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果然,十月二十日谈判一开始,当我方代表团根据总理指示,把九月十八日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改写成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对方时,他们就完全改变了调子,拒不讨论,甚至根本否认两国总理达成了谅解,口口声声只要求立即开始边界谈判。对方的态度变了,后退了。
  自从代表团成立以来,周恩来总理差不多三天两头找我们谈,特别是谈判开始的一段,几乎每天都找。有时到会的人多一些,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请来;有时范围小一些,只是代表团的同志。这些内部的会议,一般是先漫谈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对谈判的影响,二是处理一些外交上急待处理的问题,三是解决谈判中的问题。那时我们国内的形势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还很不稳定。外交工作在排除了一九六七年少数坏人钻进来夺权之后正在整顿。周恩来总理想利用这次谈判来加强我们的外交工作。所以,他每次的谈话都不仅仅限于这次谈判。
  在会谈经过一段交锋之后,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说: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什么用?不能开这个端。所以他在请示毛主席后决定:要坚持地攻下去。我们列举机场会见时的记录向对方质问,对方虽无言以对,但仍不愿就此达成协议。实在没办法时,他们就让下边的工作人员向我们透露说,这是他们最高层的意思。难道他们真的想打仗吗?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苏联大使举行招待会,我们前去祝贺。在招待会上,我向苏方的副团长说:你们向中苏边境调集那么多部队,根据西伯利亚的交通运输能力,难道说在补给上就没有困难?他耸了一下肩膀,没有否认,只是说:感谢你的坦率。谈判一直没有进展。到十一月十八日,苏联又在同我新疆接壤的地区建立了一个中亚军区。他们一方面继续对我施加军事压力,另方面又从九月的谅解倒退,到底要干什么?
  原来十月二十日谈判开始后不久,二十五日苏美双方就同时宣布,苏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预备会议将于十一月十七日在赫尔辛基举行。苏联表示,苏联期望能够限制战略武器,这对双方“都不会有什么损害”。经过一个多月秘密会谈之后美苏又宣布,将在一九七○年四月继续在维也纳会谈。十一月二十四日,苏美双方又同时批准了《防止扩散核武器条约》。十二月八日,苏德就共同放弃使用武力问题在莫斯科开始举行会谈。与此同时,华沙条约的外长会议还于十月底发表联合声明,建议一九七○年上半年在赫尔辛基举行欧安会并同意美国和加拿大参加。也许他们认为同西方的外交将会有一个大的进展。看来,这种不切实际的前景对于短视的政治家产生了吸引力。
  但是,在中苏谈判会场上,他们却十分被动,开始是不愿讨论临时措施,后来不得不讨论了,又不承认有所谓争议地区,硬说我方提出的争议地区概念是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在“争议地区”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他们在边界问题上的僵硬态度,一点也没有松动。一九六四年谈判时,我方主张:要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清朝同沙俄签订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但中国仍愿以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沙俄攫取的土地;任何一方违约侵占另一方的土地,原则上必须归还对方,但可通过协商以互谅互让的精神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对某些地方进行调整。而对方不仅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甚至也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就是说,无论是沙俄侵占的还是苏联侵占的中国领土,都得算是苏联的。坚持不承认存在“争议地区”的结果,使对方始终摆脱不了被动局面,也使谈判走不出僵局。
  十二月下旬,库兹涅佐夫团长建议休会一段时间,他要回莫斯科一趟。我们期待着他回来时谈判能有一个转机。
  除夕之夜,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要边防注意警惕。毛泽东对苏方说,我们要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晚上,我接到通知说,当晚十二时总理召集代表团开会。
  那天下午,我驻苏使馆收到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的一份紧急照会。照会说什么中国侵占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破坏了他们的现存边界,并说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中国负责等等,口气非常强硬。照会所提两个岛屿都处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一九六八年一月苏军越界侵入七里沁岛破坏我边民生产,并用装甲车撞死、压死、撞伤我边民十三人,虽经我一再抗议,苏方均不置理。珍宝岛不仅位于主航道中心线我方一侧,而且枯水期同我岸相连,由于苏方的蓄意挑衅,终于导致了举世皆知的一九六九年三月的流血冲突。这次谈判以来,在那里虽然紧张状态并未缓和,但没有再发生冲突事件。苏方突然出此一举实出我方意料。我驻苏使馆接到照会后未加翻译即电话传抄过来。代表团当即进行了研究并电话报告了总理。
  这次会议是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的。总理到会最早,一个人端坐在长会议桌的北头他通常就座的位置。异乎寻常的是他的手头没有要批阅的文件夹子,而且每当一位同志到来的时候,他都起身问好并亲切握手,弄得大家措手不及只好赶忙向他跟前急走几步,才能迎得上来。原来当他坐到那里时,正是除夕之夜的最后一刻钟。会议开始时已经是一九七○年的凌晨。这是他七十年代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
  会上大家就对方到底想干什么,他们讲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含义,是否想断送这次谈判等进行了讨论。当分析了国际形势、边防情况之后,大家认为无非是虚声恫吓、制造紧张。周总理没有下结论,只是说:暂不置理,要边防注意警惕,等对方团长回来。
  库兹涅佐夫回来了,他的谈判处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为被动。据我个人的观察,他回去后苏联政府所走的这一步,似乎并不符合他作为一个外交家的心意。所以,当我们质问苏联政府的这个照会到底是什么用意?他们所讲的严重后果到底是什么时,他根本无法回答。会谈后,总理告诉我们,不必再攻了,看来只不过是一次并不高明的压力。
  我们总是希望谈判能够成功。缓和边境紧张局势,解决边界问题,恢复睦邻关系是周总理一再向我们交代的方针。一九七○年五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曾对苏联代表团的副团长讲: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
  即使如此,谈判仍无进展。以后对方为摆脱不愿达成临时措施协议的窘境,建议发表一项互不使用武力的联合声明。总理说:一项空洞的意向性的声明哪能解决大军压境的紧张局势?后来对方又改提签订互不使用武力或互不侵犯条约。周总理告诉我们说:谈缓和边境局势,连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也不愿达成,谈边界连存在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还奢谈什么条约?大概他们早就忘了,中苏之间不是还有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吗?实在是个讽刺。
  在一次内部讨论中,代表团的同志讲,除了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外,苏联不愿解决边界问题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同周边国家差不多都存在边界争议,它怕引起连锁反应。总理说:谈判能否达成协议,须看双方的意愿,他不愿干,只是一厢情愿总不可能。谈总是要谈的,但关键是他们领导人的决心。
  一九七二年的下半年,我离开了代表团。这次谈判一直持续了九年,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两国边界未再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一四二)震动世界的“小球转动大球”

  七十年代初,中美民间交往出现了一些新契机。一九七○年秋,美国新任总统尼克松在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谈话时表示,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同年十二月,毛主席在会见美国朋友斯诺时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的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翌年初,尼克松总统在国会作外交政策报告时又提出,在今后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应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这是美国政府几十年来对中美人民之间进行交往的第一次正式表态,而且总统本人也要设法到中国访问,这说明美国官方终于感到,发展中美人民之间的交往是美国政府必须做的一件有利于美国的事情。
  此时,恰逢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行。比赛结束后,我国乒乓球队奉国内紧急指示,邀请参赛的各国乒乓球代表团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是我国政府为建立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恢复中美接触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决策,巧妙而不失时机地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为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和创造两国政府之间的接触与来往开辟了通路,成为国际上经久传诵的“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事后,周总理在和美国朋友回顾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发展的过程时,对这件事曾有一段极为深刻而又风趣的描述。他说,中美两国需要往来,其实这个条件很久以前就成熟了。事物的必然性有时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我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时,结识了一些新的外国朋友,他们很愿意访问中国。美国乒乓球队部分队员和我们接触时也表示了同样的愿望。可是我们的外交部落后了,没请美国乒乓球队,说他们下次再来吧。毛主席发现后说,应该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电话打到日本名古屋,我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向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发出邀请,这就将了美国国务院的军,因为他们事前也没有思想准备,就像我们的外交部一样。尼克松总统曾说,中美两国人民可以来往,结果只好批准该代表团访华。从此,中美人民重新开始了往来。小球是毛主席打过去的,门打开了。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在华受到热情接待,周总理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当周总理来到美国乒乓球队队员中间时,大家一齐鼓掌。周总理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表达对美国朋友到中国访问的欢欣之情。周总理满怀深情地说,我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致意转告给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美国朋友报以热烈的掌声。
  周总理还就以往无法进行的中美记者交往问题,对应邀同时来访的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罗德里克说,你打开了中美两国记者互访的大门。罗德里克向周总理表示感谢邀请美国记者访华,并说,我赞成你刚才的说法,我们的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我希望通过记者的报道,这种关系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在这次会见中,周总理对青年问题有一段极为精辟并富有深刻哲理的谈话。有位美国青年问周总理对当前在美国青年中流行广泛的“嬉皮士”运动有何评论。周总理表示,我对这个运动不很清楚,只能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周总理说,可能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了的或固定了的。因为寻求真理总是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其正确与否,这在青年时代应该是允许的。各种思想都要通过实践尝试一下,我们年青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懂得年轻人的这种心理。别国的青年来访时,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形式,比如留长发等等。我看到英国和日本的青年也有这样的情况,但他们和你们不一定是同一个派。
  这位“嬉皮士”青年说,这种表现形式是多日思索的结果,它比表面上看到的更深刻。这是一种新的思想,没有很多人熟悉它。
  周总理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刻地说,按照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来看,最后总要认识出一个普遍真理,这和自然现象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要求,这是好事。但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最终总是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样才能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如果自己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该改。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这是我们的认识。作为朋友,我们所以有这个建议。这位朋友连连点头称是。周总理继续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即进步只能从变化和发展中得到。精神只有变成物质的力量才能前进,只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才行,这是一个规律。
  这是国际关系史上一场少有的会见。这里没有令人拘束的官式礼仪,只听到一位举世闻名的伟大政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首脑和一批来自长期处于敌对关系的国家的陌生青年畅谈;这里没有使人乏味的外交辞令,听到的是一位身经百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一位思想新潮的青年就“嬉皮士”运动舒心地交换看法。他的谈话描绘出人民友谊的光明之路,开启了人生哲理的美好之窗。这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重新开端的时刻,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代表中国人民送给美国人民弥足珍贵的见面礼物。

  (一四三)会晤基辛格

  美国白宫与国务院的一场争论
  一九七一年十月,按照中美在“巴黎渠道”达成的协议,经过精心安排,基辛格一行将对中国进行为期六天的访问。其目的是,为尼克松总统与中国领导人历史性的会谈做必要的准备,并且与周恩来一起起草中美联合公报的基本文字。
  在基辛格出访之前,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之间又爆发了一场争论。国务卿罗杰斯坚决反对这项计划,其理由是:这次访问将对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战略起干扰作用。而基辛格则认为,问题并不在于任何一次访问,中国登上世界舞台现在已是活生生的事实,一些国家将根据他们同中国关系的重要性来投票,这已是一种基本的趋势;此外,访问日期是与中方共同商定的,如果出尔反尔,势必会对中美建立的和解气氛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基辛格的竭力坚持,这次访问终于成行。
  为了这次重要的访问,尼克松把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及他个人的旅行工作班子交给基辛格使用。白宫的高级军事助理空军准将詹姆斯·德·休斯和尼克松的助手德怀特·拉·蔡平也随基辛格一同前往。
  十月十六日,总统专机载着踌躇满志的基辛格一行由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出发。飞行完全按照尼克松访华的预定航线进行。
  美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那行字不见了
  十月二十日,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叶剑英和姬鹏飞(时任外交部长)到机场迎接。最初的气氛并不像基辛格想象的那般热烈。尤其使美国人感到惊诧的是,从机场到他们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沿途有不少诸如“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一类的标语口号。更有甚者,当他们走进房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发现有一份英文的宣传性小册子,其封面上正好印的是美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那一行字:“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当然,中美之间经过二年多培育的这株和解的幼苗,也不会轻易地被意识形态方面的激烈口号所毁掉。因为双方毕竟有着共同关心的问题——那就是要遏制苏联的地缘政治的野心;此外,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想使自己在变幻中的国际战略格局中多一些回旋的余地。这样,随着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出现,气氛逐渐缓和了。
  周恩来和基辛格先就一般性的问题和具体议程的安排进行了会谈。会后,周恩来设宴款待基辛格一行。周恩来发表了一篇和解性的祝酒词,称赞了毛泽东和尼克松及其基辛格博士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所做出的努力,强调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
  周恩来说道:中美两国在关系中断二十二年之后,现在在两国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章。我们应该说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为一个朋友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
  拿我来说,我虽然从未到过美国,但我认识不少美国朋友,美国对我来说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中美会谈到现在已经进行十六年了,但还没有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到北京来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将取得积极的成果。
  我们两国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今年我们在接待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之后,还接待了其他一些美国朋友。我们希望将本着一种新的精神来迎接这一新纪元。
  周恩来这番诚挚而又热情的讲话使在场的美国人感到十分亲切,双方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许多。从这以后,气氛有了很大改变,美国人也再没有看到含有敌意的标语,中国的《人民日报》甚至还刊登了两幅周恩来和基辛格在一起的照片。
  美方掩盖分歧、伪装一致的公报草案被毛泽东否定之后
  基辛格这次访问的成败,要取决于中美双方能否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细节安排妥当,并且就关键性的中美联合公报达成初步协议。
  关于前一个问题,双方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并且对尼克松总统与中国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作出了基本的安排——其中包括确定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这个日期,美国总统访问的期限和日程以及随行人员和新闻界代表的大体组成情况,还有中国方面为他们提供的便利等等。中国方面接受了美方提出的关于总统访问团组成的“不能再少的最低限度方案”,但人数仍然有几百人之多。
  然而,双方在讨论中美联合公报的时候遇到了意外的麻烦。本来基辛格及其手下的工作人员曾起草过一份公报草案,是经过尼克松的审阅和批准的。这份公报草案,为了显示美国总统访华成果,采用了标准的外交辞令来暗示双方有很多的共同点(有些是子虚乌有),同时又用含糊折衷的语言来掩盖双方争论最激烈和最难解决的问题。中国方面在请示了毛泽东主席之后,明确表示,不能同意这份掩盖分歧、伪装一致的公报草案。中方认为,公报中既应列出双方对重大国际问题和中美关系看法的共同点,也应摆明双方的分歧所在,并且允许双方各自阐明自己的态度,保留自己的立场。
  接着,中国方面按此精神提出一份公报草案,它以十分明确的语言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而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来填写,有些肯定是相反的立场。基辛格乍一看这份草案,不禁大吃一惊,他觉得在美国总统历史性的访问结束之时,列举这么多的不同观点,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对此,周恩来作了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他指出: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二十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灭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掩盖分歧的做法会给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一些幻想,也将会使他们失望,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
  基辛格经过进一步的思考,也开始认识到中方草案的独特价值,他认为,采用这种方式或许能解决一些难题。这样一来,在公报正式发表之后,双方都不至于承担出现矛盾和恶意的风险。因为,每一方都没有可能把那些模棱两可的词句解释得对自己有利。基于这些想法,美国方面终于表示愿意采用中国方式起草公报。不过基辛格也提出:中方草案中的“某些提法表达方式过于僵硬而难以接受”,特别是其中有两句“好像是在审判我们或者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即便是明白无误地标明为中国观点,也会令美国极为难堪。为此,基辛格提议删掉那两句话。作为交换,美国在阐明自己立场的那部分中也将对等地删掉两句话。周恩来表示:“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须叫我同意,我们所用的词句中确有令人为难之处。”周恩来这种从大处着眼而不斤斤计较的外交风度,使美国人很受感动。
  在最困难的问题面前
  在台湾问题上,双方遇到了更大的困难。美国方面尽管表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但又一再强调美国不能立即放弃台湾这个“老朋友”。此外,美方还力图把美国从台湾撤军同中国保证只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密切联系起来,这是中国方面所不能同意的。周恩来不客气地指出,如果当年杜鲁门不用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不以武力援助蒋介石,二十二年来的中美关系可能不同得多。问题是争取一代和平是寄希望于前进方面,还是寄希望于这些“老朋友”。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既然中美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必然要改变一些关系。中国有句俗话说,会掌舵的人引导航船迎着浪头上,不然将会被浪潮淹没。有远见的人会懂得如何掌舵。如果把所有的老关系一无更改,一切照旧,那怎么能迎接新时代呢?总之,时代在前进,懂得时代精神的人,会促使世界情况的改进,否则就要被时代的潮流所淹没。基辛格听后受到震动,他意识到,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达应该有所前进,至少应该承认北京和台湾都同意的一点,即中国的统一。经过反复斟酌,最后美方重新提出了对台湾问题的立场,这就是后来写进中美联合公报中的那段巧妙的文字:“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个提法是基辛格从美国国务院为谈判所准备的一份文件上摘录的。对于美方上述的表达方式,周恩来表示赞同。双方终于取得了谅解。
  十月二十六日,当基辛格一行踏上归途之前,中美双方已经就联合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

  (一四四)叩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一时半,一架蓝白色的美国总统坐机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总理走向停机坪,站在舷梯下迎接前来访问的尼克松总统。当两位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时,无数个照相机和电视摄像机镜头对准他们,记录下了这一震撼世界的外交事件:一位美国总统专程到长期相互敌对的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抓住时机,打开两国交往的大门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尽人皆知的历史原因,中美两国的关系和人民交往隔断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封锁、孤立、遏制和敌视的政策。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和美国上述政策的日益破产,七十年代初出现了打开两国关系的历史性机会。当时身为我国外交政策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周总理,敏锐地抓住时机、协助毛主席作出了打开对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并亲自付诸实施,使两国进入了一个逐步加强接触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新时期。
  早在一九六九年初,周总理就看到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苗头,指示有关部门加强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摸清美国的战略意图,探讨同美国接触的可能性。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总理的预见。
  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多次表示要与中国接触,示意把改善美中关系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一九六九年二月一日,他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对华政策,“试探重新同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中苏珍宝岛事件后,美国于一九六九年七月宣布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接着,尼克松和基辛格利用出访亚洲、欧洲一些国家的机会,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传话:美国不同意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安排,希望同中国对话。十月,美国通知中国,它将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十二月三日,在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使馆人员表示愿意同中国驻波兰代办会晤。
  每当美国政府放出这些试探气球,中国方面都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反应。在这个过程中,周总理始终处于第一线。在当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容易的,中美两国国内以及国际上存在着种种反对中美接触的势力。由于多年的隔绝状态,双方互不了解。每天出现在两国报纸上的言论和政界人士的谈话仍然是互相敌对的。但周总理却凭着他特有的政治敏感,从美国政府的大量反共老调中看出了某些细微的变化,并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魄力,同毛泽东主席一起,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冲破障碍,推动历史的前进。
  作为恢复接触的第一步,中国政府同意美国大使会见中国驻波兰代办,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于一九七○年一月二十日宣告恢复。美方在当日会谈中表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中方表示:中国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这些会谈可以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此后不久,周总理又利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之机亲自表达了上述意向。
  正当中美双方通过传递信息逐步走向高级接触时,发生了一九七○年三月美国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中方基于一贯反对侵略扩张政策的立场,中止了同美国的联系。直到美军撤出柬埔寨并再次发出愿意打破美中关系僵局的信号时,双方的联系才又恢复。同年十月下旬,尼克松分别向正在访美的叶海亚总统和齐奥塞斯库总统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愿意派一个高级使节秘密访华。在周总理的安排下,中国也作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姿态:是年国庆节,周总理请美国记者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主席身边,检阅国庆游行队伍。十一月中、下旬,尼克松再次托人向中方传话,希望派特使访华。周总理作出答复,同意美国特使前来商谈解决台湾这个关键问题的办法。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会见斯诺,请他转告华盛顿:“如果尼克松到北京来,我愿意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毛主席还向斯诺阐述了“左、中、右都让来”的政策,指出要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就得同尼克松谈。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向尼克松发出的一个重要信息。一九七一年四月,周总理又根据毛主席的决策,指示我有关部门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并亲自会见美国运动员和随行记者。“乒乓外交”“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正如他后来生动描述的那样,“小球转动了大球”。同年四月二十一日,周总理给美国政府一个口信,表示愿意接待美国特使例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交谈。尼克松于五月中旬答复说,他准备在北京同我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并建议由基辛格同周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中国同意这一建议的信件于六月二日转到白宫,基辛格立即送交尼克松。尼克松兴奋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两人当即决定把基辛格的中国之行称为“波罗行动”,以几百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华“探险”的壮举作比拟。
  透彻分析形势,确定会谈方针
  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和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来访,是中美两国打开关系最初阶段所进行的高级外交谈判,事关此后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和全球的战略格局。为准备这两次谈判,周总理多次亲自主持会议,透彻分析国际形势和美国情况,反复讨论会谈方案,并对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政治观点、个人历史、家庭生活,乃至爱好和习惯都作了研究。为此,他特地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等。基辛格访华前夕,尼克松在美国堪萨斯城发表讲话,承认战后二十五年世界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不再是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除苏联的威胁外,美国面临西欧、日本的竞争,中国也是潜在的竞争者;与二战后初期相比,“美国遇到了甚至做梦也想不到的那种挑战”,美国已不能支配世界了,它不得不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尼克松特别提到,美国必须采取步骤结束与中国大陆隔绝的状态。周总理十分重视这篇讲话,当即要外交部印送有关领导同志参考,其后又多次引用尼克松的这些言论,用以分析美国的战略动向。他指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可一世,什么地方有事它都要过问。而现在却不同了。侵越战争不得人心。战场上打败仗,国内人民反战情绪强烈,迫使它不得不把军队往回撤。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下降了,政治地位更加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它要考虑,是继续在各方面出击呢,还是收缩一下?综观全局,它首先要解决的是印支问题,这是最急迫的。要解决印支问题,就要同中国打开关系,以改善它的被动地位。周总理强调说,尼克松上台前后,我们一直观察了三年,看准了美国为解决亚洲问题不能不同中国接触。他认为,利用这一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将有利于反对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有利于我国的安全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周总理主持制定了同美方会谈的方针,进行了部署,强调要原则坚定,策略灵活,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我立场,同时也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合理办法,争取谈判取得一些成果,以利改善关系,缓和局势。
  纵论天下大事,寓论辩于说理之中
  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期间,大部分时间是与周总理讨论国际重大问题和中美两国关系。由于双方立场各异,在很多问题上有过激烈交锋,但周总理总是以高度的谈判艺术,寓论辩于说理之中,使对方感到尽管意见不同,中方的立场是有道理的,中国领导人的话是可以信赖的。
  在谈到改善中美关系时,美方曾表示不能迈出大的步子,不能放弃“老朋友”。周总理指出,美国在南越和柬埔寨支持的阮文绍、施里玛达等“老朋友”总是要被人民赶下去的。如果当年杜鲁门不用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不以武力援助蒋介石,二十二年来的中美关系可能不同得多。问题是争取一代和平是寄希望于前进方面,还是寄希望于这些“老朋友”。把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希望放在这些人身上是不可能的。周总理还进一步以时代精神向美方晓以利害,指出:既然中美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必然要改变一些关系。中国有句俗话说,会掌舵的人引导航船迎着浪头上,不然将会被浪潮淹没。有远见的人会懂得如何掌舵。如果把所有的老关系一无更改,一切照旧,那怎么能迎接新时代呢?总之,时代在前进,懂得时代精神的人,会促使世界情况的改进,否则就要被时代的潮流所淹没。基辛格听后表示,相信我们经过了目前的谨慎时期后,一切关系都必然会发生变化。尼克松也表示,正如总理所说的,舵手一定要顺应潮流。世界变了,美中关系也必须改变。
  关于总的国际形势,尼克松认为,如果美国退出,某些地区就会出现“真空”,就会为苏联提供钻空子的机会。这是战后美国推行扩张政策的一个重要借口。周总理批驳说,世界上不存在“真空”。早年美国有人曾说杜鲁门的政策丢了中国的六亿人口,历史证明,中国并没有成为“真空”,美国势力、苏联势力和蒋介石都走了,中国人民自己填补了这个“真空”。这同二百年前美国人民在英国退走后自己填补了“真空”是一样的。这一席话说得对方只有连连点头。
  印支问题是双方会谈的一个主题。周总理一再强调解决印支问题的迫切性,要美国采取果断行动,不要拖泥带水,不要留尾巴,应早日全部从印支撤军。他尖锐指出,印支人民在流血,而在台湾问题上中美没有打仗,因此应首先解决印支问题。中国对印支承担了义务,只要美国不停止战争,中国将坚决支援印支人民打到底,甚至不惜作出民族牺牲。他耐心说明,要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关键在于美国从越南和印支撤军。美国撤出得越早越好,越迟退出就越被动,反而使战争得不到尼克松所期望的“光荣结束”。为了说服对方,周总理几次举戴高乐将军退出阿尔及利亚为例,说戴高乐不但把八十万法国军队撤回,最后甚至把二百万侨民都撤走了,赞扬戴是“有魄力的,很有眼光”的政治家。周总理还明确表示,中国一贯尊重印支各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干预他们的内政和对外政策,“我们只有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义务,没有干预他们的权利”。只有印支人民有权同美国谈判,我们不能替代。周总理阐明的立场有力地支持、配合了越南人民同美国的斗争,打掉了美国企图要我向印支人民施加压力的幻想。
  周总理在会谈中所表现的坚定的原则性和充分说理的谈话方式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十分钦佩。他们在回忆录中称道周总理有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但讲话彬彬有礼,入情入理,对形势和谈判对象了若指掌,对问题反应敏捷。中国人说话算数,这是周总理给他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正如基辛格所说,“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是“信守协议的”。基辛格还说,周恩来“对哲学的论证,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运用自如”,“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尼克松也说,周总理留给他的鲜明印象是无与伦比的品格和献身精神。他发现自己对中国人产生了好感。看来这些都对促进达成协议及双方信任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上海公报》——高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晶
  周总理在同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会谈中,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又显示了必要的灵活性。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具体结合集中体现在中美双方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达成的《上海公报》中。
  美方本来想发表一个只强调共同点、不提双方分歧的公报,以显示其中国之行的成果。中方不同意这样做,并提出了一个建议草案,既列出双方的共同点,也摆明双方的分歧所在。这使美方大感意外,认为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美国国内无法接受的。对此,周总理作了大量的耐心说服工作。他指出,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二十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掩盖分歧的做法会给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一些幻想,也将会使他们失望,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周总理建议,公报允许双方阐明各自的原则立场。这种实事求是的真诚态度使美方难以拒绝。尼克松承认,一个星期之内不可能建立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隔阂的桥梁。
  就这样,经过双方反复讨论,一个独特的、别具风格的公报终于达成了。公报首先列出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包括对国际问题的各项原则主张。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军必须从台湾撤走,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活动。美方则声明,它认识到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对于基辛格巧思所得的上述表达方式,周总理是很欣赏的。双方较快地取得了一致。但接下去谈到美确认从台湾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走美军的一段,用词颇费周折,最后的表达方式基本上肯定了美军全部撤走的最后目标,驳倒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为我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为下一步实现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原则基础。但为了照顾美方国内的政治困难,我也作了一定妥协,没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诺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没有要求美军立即全部撤出台湾,而是先确定全部撤军的目标,允许美军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撤离。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次会谈就解决一切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周总理正是根据上述策略思想,促使美方同意了公报的内容,我方的预想基本上实现了。
  公报列举了双方的共同点,包括: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不应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双方准备在相互关系中实行上述原则等。把上述共同点写入公报,既照顾到美方的需要,也对美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在公报中还声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即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任何一方不拟代表第三方进行谈判等。这些表明了我光明磊落的立场,对消除有关国家的疑虑是有益的。
  公报也写入了扩大双方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联系等内容,这对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和合作起了推动作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和平外交路线的集中体现。自从周恩来总理同印度总理和缅甸总理于一九五四年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中国政府一直坚持把它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早在一九五五年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就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发表了对美关系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此后,在中美大使级谈判过程中,中方也一直坚持把它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准则,只是由于美方不愿意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而没有取得成果。
  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讨论解决中美两国的分歧,是基辛格一九七一年秘密访华和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访华期间双方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周总理一直坚持只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平等协商才能达成谅解。他在同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中就详细阐述了中方的这一立场,并表示:中美双方对一系列国际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两国寻求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通过追述美国敌视新中国的历史,周总理雄辩地指出,正是杜鲁门、杜勒斯等执行的反共反华、“两个中国”的政策造成了两国间的长期隔阂,也使美国陷入孤立处境。由于同样的原因,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会议,但却未能解决两国间的根本问题。周总理还以苏联干涉中国内政造成中苏关系对抗为例,强调要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双方必须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于周总理的倡议和坚持,《上海公报》明文载入:双方同意,各国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里虽然未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词,但实质内容相同。也就是说,一九五五年以来中方在中美关系中一直主张的五项原则,终于在《上海公报》中得到确认。历史证明,五项原则是中美关系得以健康发展的唯一可靠的基础。可以确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越来越认识到周总理首先提出和倡导的这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它将日益为更多的国家所承认和接受。
  周总理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他在中美关系转折时期所立下的历史功勋将与世长存。记得他在同尼克松总统会谈时曾引用毛主席的“咏梅”诗,并作了意味深长的解释。他说:“首创的人,没有等到事业的成功,也就是看到别的花开的时候就谢了。”我们要有这样的精神:“你首创,但不一定能自己享受”,“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周总理虽然生前未能亲眼看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但正是他作为首创者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四五)致力于中日邦交正常化

  带着恢复日中邦交的希望,田中首相直飞北京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中日关系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这天,秋高气爽,晴空万里,载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为首的日本政府代表团的日航DC-八型专机,于八时十分从东京羽田国际机场起飞,带着恢复日中邦交的希望,径直向远距三千多公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飞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首相首次访华。
  在头等舱里,田中首相坐在松软舒适的靠椅上,俯视机翼下如絮如烟的茫茫云海,思绪万千。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和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尼克松总统访华,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尤其是日本受到的震动更大,无异于晴空霹雳。华盛顿决定同北京改善关系,竟事先未与其同盟国的日本打声招呼,进行“越顶外交”,这大大地刺激了日本,失去了对美国的信任感。加之,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切都极大地调动了日本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性,日本国内要求政府修改对华政策,尽快与中国恢复邦交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自民党内对佐藤内阁持批评的人也与日俱增。中日关系已处在转折的关键时刻。
  这时,日本自民党正面临下届总裁的改选,党内各派活动频繁,争夺激烈。作为总裁竞争者的田中角荣志在必得。他审时度势,决定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选举时的主要对外政策,并积极进行活动。一九七一年七月和一九七二年一月,田中曾先后请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等草拟日中复交的可行性方案,并同桥本多次交换意见。一九七二年三月,田中向田川诚一吐露心声时说:“一旦我取得政权,便立即实现日中复交”,“中国方面的原则(指“恢复中日邦交的三原则”)是正确的”。同年四月二十一日,田中与大平正芳、古井喜实彻夜长谈时表示,“如果我当上总理,请大平君任外相,全力以赴地打开日中关系”。五月十八日,古井访华会见周恩来总理时对周总理说:“田中将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如果田中就任首相,一定会着手进行日中复交,那时大平将以某种形式协助,构成理想的体制。”差不多与古井同时访华的公明党副委员长二宫文造也向周总理表示:“在田中出任首相和日中复交问题上,公明党将予以全面合作。”
  一九七二年七月五日自民党举行临时党代表大会,选举第六届总裁,田中以二百八十二票对一百九十票的优势当选。当天,他便对新闻界发表谈话:“将以认真态度对待(日中邦交)正常化”,“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翌日,田中被国会指定为总理。七日组阁,任命大平为外相。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要加快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以便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大平外相也表示:“为实现邦交正常化,首相或外相有必要在某个时期访华。”“在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时,不能想象‘日台条约’还会继续存在。”平时遇事慎之又慎的大平,此刻作出如此积极的姿态,实在令人瞩目。七月十三日,田中将自民党的“中国问题调查会”改组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并扩大其成员,在自民党参众两院四百三十一名议员中,有二百四十九名议员参加了该协议会。
  田中内阁在日中关系上的积极姿态,中国政府十分迅速地作出了反应。七月九日,周恩来总理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讲话时说:“在日本,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七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这实际上是中日两国总理通过新闻媒界进行的第一次对话。
  现在田中将身负重任,去实现日中复交的历史业绩,同中国首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会谈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结束两国漫长的不正常关系历史的一页,感到责任重大。想到这里,田中对这短短的两个多月,以闪电般的速度,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完成了此次北京之行的准备工作,不禁流露出喜悦之情。要路通桥成,还需从战略高度出发,英明决断,心诚志坚去努力完成。他环视了谨言慎行的挚友大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以及其他人员,增强了此行的信心和决心。为了开拓这条日中复交的通道,在两国之间架起友好的“金桥”,经过了多少有识之士的不断努力,才有今天的状况。这两个多月的艰难曲折,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佐佐木为田中访华铺设了轨道,周总理说:“欢迎田中首相来北京”
  七月的北京是最炎热的季节,大火流金,真有点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为了沟通中日两国对邦交正常化的看法,冒着酷暑,顶着骄阳,于七月十二日来北京访问。临行前,他专门拜会了田中首相,了解新内阁对华的基本态度,探寻对复交三原则,尤其是对处理台湾问题的真意。佐佐木坦率地问田中首相:“在复交三原则中,如何处理日台条约是最重要的,您打算怎么办?”田中果断地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我承认三原则。因此,对处理台湾问题有坚定的信心。”佐佐木为了慎重起见,又叮问一句:“如果周总理问到,就照那样转达可以吗?”田中明确地说:“一定实行。”
  与此同时,中国在打开中日关系的大门方面,当时还受到“四人帮”的干挠。为此,负责此项工作的周恩来总理事事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使“四人帮”无隙可乘。为使工作万无一失,经毛主席同意,周总理指定姬鹏飞、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组成日本组,研究中日建交问题,有时就在毛主席住处开会,向毛主席汇报。
  七月十六日、十九日,周恩来总理两次会见了佐佐木。佐佐木向周总理透露了他和田中首相谈话的内容,转达田中首相要建交的决心和种种打算,并保证说:“我想田中君是靠得住的。”周总理当即表示:“那是否就请田中首相到北京来吧。”佐佐木立刻补充了一句:“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希望务必邀请。”周总理再一次回答说:“如果田中首相来北京,欢迎。”略一思索,接着说:“田中首相访华时的待遇和尼克松总统一样。”考虑到田中首相乘专机来访,“绕道香港不方便,所以田中首相来的时候,就请直飞北京。”
  在会见中,周总理还深情地对佐佐木说:“社会党没有外交权限,我们当然只能和具有外交权限的田中首相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形势,是日本人民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请向日本人民转达我的谢意。日中首脑会谈不要过多地拘泥于往事,将以向前看的姿态探讨问题。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是使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与一亿一千万日本人民建立永恒的和平友好关系的一次历史性握手。”周总理这种诚恳笃实、坦荡无私的品德和细致入微的体贴,使佐佐木非常感动。
  七月二十一日,佐佐木回东京后,立即向田中首相汇报,使田中了解了中方的态度,坚定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决心,同时也切实感到有必要迅速拟定出日本方面对日中谈判的见解。
  正当田中首相积极进行日中复交的准备时,中国方面在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夕,于七月三日任命熟悉日本情况的萧向前为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新的首席代表。七月十一日,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率领二百零八人的上海歌舞团到日本访问和演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赴日的最大歌舞团,受到日方破格的接待,田中、大平对它也很重视,把它看成是了解中国意图,同中国对话的一个重要渠道。
  孙平化到日本不久,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陈杭处长也相继访日。据说陈向孙平化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我之所以说田中内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是因为毛主席说,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孙平化嘛,就是要万丈高楼平地起,萧向前是继续前进的意思。要把这件事落实才行。”
  七月二十日,日中恢复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在东京新日本饭店为孙平化、萧向前举行盛大欢迎宴会。大平外相、三木国务相、中曾根通产相和自民党的桥本干事长、铃木总务会长、樱内政调会长等党政要人应邀出席,这是前所未有的。孙平化在宴会上说:“希望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仅仅是气氛,而能够使之开花结果。”这次活动,可以看作是实现邦交正常化的预先接洽。接着,大平在二十二日和孙、萧二人进行了会谈,他说:“我和田中首相是同心同德的挚友,首相把外交事务全权委托给我。现在日本政府首脑访华,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了。”八月十一日,大平在大仓饭店再次会见孙、萧时,正式转达田中首相访华的决定,还答应在首相同中国方面会谈时愿从中进行斡旋。次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受权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八月十五日,田中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在东京帝国饭店会见孙平化、萧向前时表示:接受周总理邀请,将于九月下旬率政府代表团访华,商谈日中关系正常化问题。田中访华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基本就绪。八月十六日,孙平化完成了所负使命,率上海歌舞团乘日航和全日空两个航空公司的专机直飞上海。这实际上是周总理特意为田中、大平访华直飞北京安排的一次预演。
  《竹入笔记》使田中喜形于色,“这样,邦交正常化就可以实现了”
  在东京都千代田区永田町二丁目三番地一号的首相官邸,田中首相一大早就来到他的办公室,焦急地等待昨晚从中国返回东京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的来访。田中内阁成立不久,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访华带回周恩来总理的口信:“欢迎田中首相来北京。”但是二十七年来,两国政府间的交往完全是一片空白,加之还存在“日台条约”等问题。田中、大平对起草日中谈判草案心中没有底,于是,竹入便充当田中个人的“密使”,访问中国。
  竹入与田中私交甚笃,在田中组阁之前,曾向田中进言,希望田中认真着手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期待田中在总裁选举中获胜。现在,田中请他出访北京,他当然衔命前往。竹入访华前,曾与田中、大平先后四次磋商,就结束战争状态、具体实施三原则,尤其是台湾问题、日美安全条约问题以及条约形式等涉及首脑会谈的重要议题,逐条加以确认,将其归纳为二十条意见。七月二十五日,竹入偕公明党政策审议会会长正木良朋飞往北京,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三次会谈,共约十多个小时。八月三日晚才返回东京。第二天便匆忙来到首相官邸,向田中报告此次北京之行的情况。
  田中一见竹入进来,便快步迎了上去,热烈握手:“竹入君,辛苦了。看你的神色,此行一定有所收获。”田中首相迫不及待地问。
  宾主落座后,竹入详细地向田中汇报了这次访华的情况。他说:在北京同周总理进行了三次会谈,周总理认真听取了他转达田中、大平的想法和要求,在最后一次会谈时,周总理出示了事先打印好的中方方案说:“已经毛主席批准”,上面有毛主席的签名。周恩来一字一句地宣读,我拼命地记录。写着写着,感到心惊,手都发抖,心想复交可以实现了,高兴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中方这个方案考虑了日方的立场,对日方的意见给予了关照。在会谈中,周总理还明确表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不仅横遭日本的侵略,而且被索取了巨额的战争赔款。为此,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念及此,我们不忍心让日本人民遭受痛苦,所以我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放弃对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竹入在汇报过程中,大平外相也走了进来。
  竹入说着,将笔记本呈递给田中首相。田中迅速看了一遍,不由得喜形于色,连声说:“周恩来这个人真是通情达理。这样,邦交正常化就可以实现了。”并把笔记本交给大平。平时不苟言笑的大平外相,这时也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连忙将笔记本装进口袋,对竹入说;谢谢你,“今后看首相决断了。一俟定夺,我这个外务大臣就要排除万难去干,我发誓!”嗣后,便拿着笔记本匆忙赶回外务省。
  竹入笔记本记载了如下内容:
  两国的战争状态以共同声明的方式告终了;日本充分理解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两国建交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愿望,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两国关系,通过和平协商解决纠纷问题;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反对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权利;在缔结友好条约之前,先缔结航海、气象、渔业、邮电、科技等协定;关于台湾问题,要求日方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废除日台条约,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等。
  这就是后来被日本报刊称为的《竹入笔记》,它实际上是中国方面所设想的中日复交联合声明的草案要点。
  日本在研究了中方关于中日复交的要点的基础上,拟订了日中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草案。但是一直作为大平外相智囊、参与起草草案的古井喜实还是放心不下,认为关于结束战争状态和台湾归属等三原则的重要问题,与中方认识有很大差距,为确保会谈成功,古井建议将日方草案送交中国,作最后调整。大平接受了这一建议。
  九月九日,古井喜实受大平委托,携带日方草案,和田边诚一等率领日本备忘录贸易代表团抵达北京。周总理认真研究了古井带来的日方草案,于九月十二日会见了古井一行,再次阐述了中国方面的原则立场,并深情地对古井等人说:“今后邦交正常化了,即使是互换大使,备忘录贸易也取消了,民间贸易还必须越来越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为了扩大日中友好关系,也必须开辟困难的道路、曲折的道路,我想对各位先生来说,这些工作正等待你们。”这充分反映了周总理对为中日友好作出过贡献的老朋友是非常关切和信任,中国是“饮水不忘掘井人”。古井等人深受感动。
  古井访华前不久,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于八月三十日晚乘机飞抵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岛的胡瓦岛(即檀香山),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日美首脑会谈。会谈中,日方提出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得到了美国的谅解。美国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将不试图向日中政府提出任何意见”。九月一日发表了《日美联合公报》,公报不仅赞同田中访华,而且对台湾问题也只字未提。事后,大平外相感慨地说:“夏威夷会谈进展顺利”,至少飞赴北京的单程票已经到手。
  小坂肩负先遣队的使命访华,为田中北京之行作好了最后准备
  九月十八日,华灯初上,白天喧闹的天安门广场渐渐地静了下来,但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却灯火明亮,气氛热烈。身着灰色中山服的周恩来总理虽然日夜操劳,显得有些消瘦,但他那大而明亮的双眼仍炯炯有神,平时严肃的脸上,今天也绽露出喜悦的微笑。他频频同日本客人举杯。今天下午,他刚同日本自民党代表团会谈过,取得完满的结果,现在特为该代表团访华成功举行宴会。
  以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前外相小坂善太郎率领的日本自民党代表团是由二十三名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组成的,于九月十六日抵京,此行主要是为田中首相访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最后准备,负有先遣队的使命。小坂来京前,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于九月八日在自民党本部召开全体会议,就日中复交谈判的基本方针进行讨论,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归纳为五项较为抽象的原则。与此同时,党内亲台势力也大肆活动,激烈反对日本同中国恢复邦交。为了妥善处理好党内各种意见,安抚台湾帮,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首相一面派小坂善太郎率领自民党代表团访华,为他打前站,同时让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参加该团,请中国方面施加影响,对他们做工作;一面派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率团出访台湾,安抚蒋经国,实际上是安抚党内的台湾帮。
  宴会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周总理在宴会上语重心长地指出:“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我们要向前看。促进和发展中日友好,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已经成为一股巨大的潮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对田中、大平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作的努力,热情地赞扬说:“这是值得欢迎的,中国政府已经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我们深信,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一定能排除干扰,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并且无限深情地说:“当前中日两国关系的新发展,是两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广大的日本人民和日本各阶层朋友和组织为此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对于为中日友好播了种子的日本朋友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周总理情真意切、通情达理的讲话,赢得了阵阵掌声。
  席间,周总理还笑容可掬地亲自为小坂夹菜,使小坂深受感动,不禁想起下午同周总理会谈时的情景。这是一次完全公开的会谈,除代表团全体成员外,随团记者也列席参加,历时约四十分钟。在会谈中,周总理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祸害。”“今天恰巧是九月十八日,四十一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现在两国握手,这是历史性的转折。新时代已经到来,应当继续前进。”对于日本自民党内某些人鼓吹“不能抛弃台湾”和“两个中国”的谬论予以严厉的驳斥。同时对于田中内阁在处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表示予以适当的照顾和体谅,但强调只能是在日方接受恢复邦交三原则的基础上,而不能颠倒过来。对椎名特使赴台,周总理也说:“他担当了很困难的角色,对此给予同情。”周总理还意味深长地说,通过互相交谈,可能取得一致意见,也可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我们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周总理坦诚真挚、光明磊落的胸怀,使代表团中台湾帮的议员也大受感动,全体站起来热烈鼓掌,使会谈气氛变得轻松、友好。
  小坂等人通过同廖承志等开诚布公的会谈和周总理的谈话,不仅就相互尊重对方立场,加深友好关系事宜达成了协议,而且也使代表团内部的不同意见已趋统一,都表示赞成与中国邦交正常化。小坂这次访华,达到了预期目的。
  小坂完成了使命,起到了为田中访华铺路的作用,于九月二十日回国。回国当天,就在东急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为了日中两国的百年友好,给田中首相铺路这个访问中国的目的已经达到。”
  九月二十一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发表新闻公报,宣布“田中首相欣然接受周总理的邀请,为谈判和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从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访问中国。”至此,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访华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田中表示:“务必要使访华成功。”周总理说:“邦交正常化要一气呵成”
  北京机场,阳光灿烂,万里无云。悬挂在停机坪前主杆上的中国五星红旗和日本太阳旗迎风招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国旗首次与中国国旗同时在机场上飘扬。十一时三十分,田中首相乘坐的专机徐徐在机场的跑道上降落,专机停稳后,舷梯靠了上去,铺上了红地毯。不一会,机舱门打开,身穿深灰色西服系着素色领带的田中首相,出现在机舱门口。他面含微笑,显得很兴奋,一面向前来欢迎的人们挥手致意,一面缓步走下舷梯,同迎上前来的周恩来总理热烈握手,相互敌视了二十多年的亚洲两个大国的手终于紧紧地握到一起了。
  在周总理的陪同下,田中首相同前来迎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外交部长姬鹏飞、副部长韩念龙、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等一一握手致意。军乐团奏起中日两国国歌,周总理陪同田中首相检阅了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后,周总理和田中首相乘坐插有两国国旗的红旗高级轿车,驶往城西静谧优雅的钓鱼台国宾馆十八楼。
  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就和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进行第一轮首脑会谈。中方有周总理、姬鹏飞外长、廖承志(顾问)、韩念龙副外长、陆维钊亚洲司长;日方有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吉田健三亚洲局长、高岛益郎条约局长。田中首相在会谈中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务必要使这次访华成功,以实现邦交正常化。周总理强调,邦交正常化要一气呵成;中日两国应在邦交正常化的基础上保持世世代代友好、和平的关系;日中双方应求大同存小异。周总理还表示,中国人民深受赔偿之苦,所以也不愿日本人民尝此苦头。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我们放弃赔偿的要求。在会谈中,田中首相还详细地说明了自民党内围绕着台湾问题的实际情况,并坦率地说,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到他这次访华的成功与失败。第一轮首脑会谈,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田中首相表示,“这次谈判无论如何要谈出结果来。”
  然而在进入实质性会谈时,一开始就遇到困难。二十六日上午姬外长与大平外相会谈时,由于日方条约局长高岛益次郎死抠条文,把“日台条约”作为依据,使会谈陷入僵局。会谈中,高岛认为在《联合声明》中毋需写入“结束战争状态”和“中国放弃赔偿要求”。因为在签署“日台条约”时,已经结束了与中国的战争状态;蒋介石已宣布放弃赔偿要求。对台湾归属问题,高岛认为日本已经通过“旧金山和约”,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依据,日本政府没有资格谈论它的归属问题。当然,日本政府知道中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可以对中国的立场表示“理解和尊重”等等。对高岛的上述论调,中方当即予以反驳。
  当天下午,举行了第二轮首脑会谈。周总理严正指出,高岛在外长会谈中的发言,我认为并不是田中和大平先生的本意。“如果照此理解,我真不明白各位是吵架来了还是实现正常化来了”。周总理说,所谓蒋介石已放弃要求战争赔偿说法,“使我们感到惊讶和愤慨”。蒋介石政权早已被中国人民推翻,他和日本人签订的所谓“和约”时宣布不要赔偿是慷他人之慨,而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为的是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才宣布放弃赔偿要求的。周总理特别强调,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政治问题。针对田中首相在昨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词时,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轻描淡写说成是“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这句话,坦诚地指出:“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田中首相解释道:“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并表示,“如这样的表达不合适,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在会谈中,周总理等还对《联合声明》逐条阐述了中国方面的原则考虑。这轮会谈,用二阶堂进的话来说:“两国首脑以惊人的坦率进行了讨论。”
  当晚,姬外长与大平外相再次举行会谈,高岛局长同外交部顾问张香山进行了接触。在此基础上,日方对所提方案进行了调整,并起草了妥协方案。
  二十七日下午,中日双方举行了第三轮首脑会谈。由于中方既坚持原则又适当灵活,日方也因田中首相从政治高度作出决断,双方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使分歧点逐渐缩小,难点逐一解决,从而对《联合声明》的内容逐步达成一致意见。如“结束战争状态”问题,中方认为是在中日恢复邦交时结束的,而日方则认为是在缔结‘日台条约’后结束的,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最后,周总理提出正文中用“不正常状态”一词代替“战争状态”,但在前言中把“战争状态的结束”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连结在一起写。经周总理这么一调整,双方都在不丧失原则立场的情况下予以接受;关于复交三原则的第三项“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问题,日方认为,如果把这一条写入声明,就将意味着日本的外交,特别是二十年来的对台关系是虚伪的,这会引起自民党内和国会内的极大混乱。为了照顾日方的困难,中方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明日方重申充分理解中国的“复交三原则”,那么第三原则就可以不写入《联合声明》中,而以其它的形式解除“日台条约”和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日方一再保证随着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将采取适当形式立即宣布日台外交关系自然中断。
  在整个会谈中,周总理对原则问题一丝不苟,但在运用原则时又灵活变通。周总理曾说:“从我们的处境出发,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如不坚持这个立场,即使建交了也不巩固,人民也不会支持。”所以,他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把坚定的原则同灵活的策略巧妙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这个大局出发,使一些棘手问题迎刃而解。田中首相高度评价周总理这种高超的外交艺术,说他“身似柔柳,心如巨石”。
  毛主席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开了“绿灯”
  插着中日两国国旗的高级红旗轿车车队,从钓鱼台国宾馆开出,在沿途的警卫下,经木樨地、沿西长安街,急速地向中南海驶去。二十七日晚饭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通知日方:“今晚八时或九时,毛泽东主席准备会见田中首相”。八时刚过,周总理前来国宾馆,亲自陪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前往中南海。
  北京的秋夜,凉风习习,绿树婆娑,在华美的路灯衬托下显得更加美丽。坐在车中的田中首相,心潮起伏,这三天的会谈可以说是一波三折,紧张激烈,但经过两国领导人英明决断,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大局出发,互谅互让,总算基本上达成一致。现在毛主席要接见,可以断定会谈已越过最困难的关口,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认可。
  车队绕过红墙,驶进中南海,沿着湖边的林荫甬道,徐徐前进。这里环境清幽,道旁的南海在夜幕笼罩下,湖面上闪烁着点点波光。车队在毛主席住的丰泽园停了下来。这是一座十八世纪中国宫廷建筑的四合院,青砖灰瓦,园内老槐苍柏,极其宁静。田中等在周总理的陪同下步入毛主席的书房。房间不算太大,四周排列着巨大书架,上面摆满了线装书、马列著作和各种学术专著。在书架前侧,摆放着四个落地灯,房子正中,几把沙发摆成了半圆形。毛泽东主席见田中首相他们进来,便迎上去同客人们一一握手问候,然后请客人在沙发上落坐。
  “欢迎你,我是个大官僚主义者,见你们都见得晚了。”“怎么样,吵了架吗?总要吵一些,天下没有不吵的。”毛主席以他独特的诙谐和幽默,立时消除了客人们来时的紧张心情。
  “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田中首相很有礼貌地说。
  “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毛主席说。
  周总理在旁插话说:“两位外长很努力。”
  “是的,两位外长很努力。”田中首相也补充了一句。
  毛主席侧过脸,对着大平外相说:“你把他打败了吧?”用手指了一下坐在周总理旁边的姬外长。说完哈哈一笑。这笑声顿时也感染了在座的其他人,大家都笑了起来。笑声消除了隔阂,使彼此更加接近了。
  “没有,我们是平等的。”大平外相不好意思地连忙解释。
  田中首相接着大平外相的话说:“我们进行了非常圆满的会谈。”
  “那就好了。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了?”毛主席关切地问。
  “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田中首相真诚地说。
  毛主席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毛主席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一提到历史,就特别有兴趣,娓娓道来。
  “所以,我们一直听说日中交流的历史有两千年。”日本首相也蛮有兴趣地说。
  “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毛主席把话题引到田中首相这次访华上来。
  “美国声明支持我们到中国。”田中首相表明了美国对他访华的立场。
  “基辛格也通知我们了,不设障碍。”毛主席说。
  “是的,我同大平外务大臣一同去夏威夷见过美国总统尼克松。”“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因此,美国支持日中两国改善关系。”田中进一步阐明了美国的态度。说着,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熊猫牌香烟,问毛主席:“我是否可以抽烟?”
  毛主席拿起身边的小雪茄说:“你抽不抽我的烟?”
  “这个就行了,我本人已经戒烟了,但由于同周总理谈判的时间长了,又抽上了。”田中首相说着,划着火柴,站起来给毛主席点烟,然后自己把烟点上。
  毛主席用英语说了句“Thankyou(谢谢)。”然后,悠然地吸了口烟,柔和的青烟,冉冉地向四周飘散。毛主席转过头问周总理:“声明什么时候发表啊?”
  周总理回答说:“可能明天,今天晚上还要共同研究定稿。要搞中日两种文本,还有英文本。”
  毛主席深深地吸了口烟,对田中首相赞许地说:“你们速度很快啊。”
  “是的,只要时机一成熟,就可以得到解决。”田中首相兴奋地回答,接着坦诚地说:“只要双方不玩弄外交手腕,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
  毛主席专注地听着田中首相的谈话,饶有兴趣地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啊”,“你选举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说到这里,毛主席爽朗一笑,对田中首相说:“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正是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解决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啊。”
  田中首相激动地说:“按照日本宪法的规定,内阁有权处理外交事务,而且,内阁的成员要共同对日本国民负责。所以这次我们三人来中国,谈定联合声明后要报告内阁,取得内阁的承认。”
  会见中,毛主席谈吐随便,言简意赅,以安详而平和的语调,阐述自己的观点;以风趣幽默的语言,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哲理。毛主席的话,不装腔作势,亲切自然,充满魅力,引人入胜。田中等人和毛主席谈得那么和谐亲切,就像老朋友话家常似的,谈古说今,无拘无束,兴趣所至,不时发出阵阵朗朗笑声。田中首相见毛主席侃侃而谈,精神旺健,由衷地说:“看来,毛主席身体很健康,今天能见到毛主席很荣幸。”
  “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毛主席诙谐地笑着说。
  “他每天读很多文件,你看有这么多书。”周总理关切地说,并用手指了靠墙的书架。
  田中首相随着周总理的手扫视了摆满各种书籍的书架,无限感慨地说:“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而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
  一提到书,毛主席就特别兴奋说:“我是中了书毒了,离不了书。”指了周围书架和桌上的书说:“你看,这是《稼轩》,那是《楚辞》”。随手拿起桌上的《楚辞集注》(共六册)递给田中首相说:“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送给你。”
  田中首相惊喜不已,连忙站起来接过毛主席递过来的书,向毛主席深深地鞠了一躬,动情地说:“非常感谢,谢谢毛主席。我们三个人一定好好学习。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毛主席起身和客人一一握手,并把客人送至门外。
  田中、大平、二阶堂三人回到国宾馆,日本代表团其他成员听说了与毛泽东主席会见的情况后,一个个笑逐颜开。因为,毛泽东会见田中这件事本身以及会见时的友好态度,说明毛泽东主席已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开了“绿灯”。于是,大家情不自禁地举杯祝贺。
  事后,大平外相在回忆这次会见时这样写道:“毛主席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拘无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是一位一点也不使人感到威严的、慈祥的‘老伯伯’。”
  中日两国领导人用东方特有的方式,表达了恪守信义的决心
  国庆前夕,北京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宫灯已高高挂起,建筑物上垂悬着庆祝节日的标语,许多公共场所摆放着姹紫嫣红的鲜花,整个北京披上了节日的盛装。
  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二十分,宏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内喜气洋溢,在东大厅里,枝型吊灯光彩夺目,地板上的红地毯分外鲜艳。正面大屏风前的长条桌上,铺着墨绿色台布,桌子正中,“Y”型底座上插着中日两国国旗。《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就在这里举行。周总理和姬外长、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并排而坐,在照相机的闪光灯中,两国领导人各自从砚盒里取出毛笔,在《联合声明》的中、日文文本和英文副本上庄严地签了字。然后两位总理站起来相互拥抱,互换文本,最后又紧紧握手。这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碰杯声和互为祝贺的欢笑声。
  签字仪式一结束,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立即赶到设在民族文化宫的新闻中心,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对《联合声明》的基本内容做了说明。当大平外相谈到“日中结束不正常的关系是对亚洲以及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时,突然话题一转,以坚定的口吻说:日台关系“在联合声明中虽没有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这就是说,日本与台湾正式断绝了外交关系。
  毛泽东主席二十七日接见田中、大平的当晚,大平外相和姬外长又接着继续会谈。这次会谈进展顺利。对田中首相在宴会祝酒词中关于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麻烦”问题如何表述,最后采用大平外相的提法,即“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关于台湾的归属问题,同意日方的表述方案,但必须在中国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后面,加上“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有关条款。其它分歧点也相继得到了解决。最后由外交部顾问张香山、亚洲司长陆维钊、副司长王晓云、日本处长陈杭和日本外务省高岛条约局长、桥本中国课长、栗山条约课长、丹波实条约课首席事务官等对条约文字进一步斟酌。你一言、我一语,直至二十八日清晨,终于完成了《联合声明》的全文。
  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四十分,周总理和田中首相举行第四轮首脑会谈,最后确定《联合声明》条文。这次会谈仅用了五十分钟。会谈结束时,周总理亲笔书写了“言必信、行必果”,赠给田中首相。田中首相也亲笔写了“信为万事之本”,回赠给周总理。中日两国领导人用东方特有的方式,表达了恪守信义的决心。当晚,田中首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由于问题都已解决,只待第二天签署《联合声明》,在会谈时那种紧张激烈的心情已经消失,所以会场上气氛热烈友好,到处欢声笑语,互道辛苦。田中首相显得特别兴奋,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
  签字仪式结束后,田中首相回到国宾馆,对自己在这届内阁中,这样快就完成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伟业,感到非常高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和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又举杯祝贺,互慰劳苦。大平外相感怀赋诗:
  长城延延六千里汲尽苍生苦汗泉
  始皇坚信城内泰不知抵抗在民心
  山容城壁默不语荣枯盛衰凡如梦
  并用毛笔书写后赠给二阶堂官房长官。
  《联合声明》签署后,田中首相急于向自民党汇报,调整党内意见。在周总理陪同下,于当日下午飞赴上海访问。九月三十日由上海归国。田中首相走进机舱前,站在舷梯上向前来送行的周总理深深地鞠躬,以表达他对周总理的崇敬之意。田中等返回东京时,受到了自民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政府和朝野各党首脑的热烈欢迎,这在战后是很少有过的,这表明日中复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是对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最公正的评价。
  《中日联合声明》的签订,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是中日两国人民二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两国领导人远见卓识,英明决断的结果。它揭开了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标志着中日两国之间自甲午战争以来不正常状态的结束,从而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确定了两国间的一种新的信赖关系,奠定了亚洲和平的基础。



 
 

2007/09/10

二十七、打开外交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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