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从林彪事件到邓小平复出

 




  (一四六)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

  林彪阴谋政变证据确凿
  一九七○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权的阴谋失败后,林彪感慨地说:丘八斗不过秀才。八月二十七日晚,他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我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武的”,即用武力手段进行篡权。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林彪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感谢他们对林立果的帮助,并说今后可让林立果单独行动。一九七○年五月二日,林彪接见了空军“调研小组”一些主要成员。十月在“调研小组”基础上,成立了以林立果为头的“联合舰队”——策动武装政变的核心骨干队伍。
  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密谋。从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由于新野执笔草拟了武装政变计划《“五百七十一工程”纪要》。
  据李伟信说,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林立果说:“首长(林彪)叫先搞个计划,“五百七十一”即“武装起义”的谐音。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李伟信在法庭作证时说:“《纪要》是在林彪授意下,由林立果在上海制定的。其后“联合舰队”实际上就是按这个计划,进行武装政变准备的。
  在《“五百七十一工程”纪要》中,他们估计发动政变后,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夺取全国政权,或造成割据局面;另一种是“下台,进监狱、卫戍区”,“不成功便成仁”。他们策划的政变,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破釜沉舟”,“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在以“奇袭”手段谋害毛泽东后,宣布由林彪“接班”,“夺取全国政权。”中策是:在上海或广州搞封建割据,“逼中央表态支持”,“形成对峙局面,再和平谈判”。下策是:逃往境外,或北逃去苏联,或南逃去香港。为此,准备了航行资料,林立果还曾到深圳、沙头角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察看了九龙的地形。
  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六日,林彪、叶群得知了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惊恐不安,决心采取行动谋杀毛泽东。
  九月六日,周宇驰飞到北戴河,向林彪、叶群报告毛泽东在南方的谈话内容。据林立果讲,林彪当时抱着周哭着说:我一家老小都交给你了,你要救救我们一家。九月七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次日,林彪用红铅笔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这就是发动武装改变的命令。九月十一日,林立果又将一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交给王飞,原文是:“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
  一九八○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法庭宣读了总政保卫部二百二十六号鉴定书结论是:手令和给黄永胜的信“两页检验材料上的字迹是林彪所写。”
  那么林立果、周宇驰“传达的命令”内容又是什么呢?据当晚至九日凌晨看过“手令”和听传达的胡萍、江腾蛟、王飞等人交代说:就是“决定在上海地区动手”(指谋害毛主席),“北京由王飞负责指挥攻打钓鱼台”。其他十几名见过林彪“九八手令”和听到林立果、周宇驰所传达的命令的人都证实:尽管说法比较含蓄,但实标内容就是搞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林立果说,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五百七十一工程”就是“武装起义”,这个已经报告过首长(指林彪),他同意。胜败在此一举,有叛变的毙了他。
  林立果在具体策划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时多次讲:这次是首长(指林彪)下决心要搞,亲自在抓。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B-五十二(指毛泽东)搞掉。九月十一日晚,当林立果得知毛泽东已离开上海后,痛哭流涕地说:“全完了,首长(指林彪)把生命都交给了我,我没有完成首长委托的重任,拿什么去向首长交待呢?”
  周恩来封锁林彪私调的飞机
  林立果九月七日至十一日,曾与江腾蛟、王飞、周宇驰、李伟信、鲁珉等先后六次策划谋害毛泽东的行动方案,因种种条件限制未能实施。十一日晚十点多得知毛泽东已离沪北上,林立果、周宇驰即开始实施其“中策”,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九月十二日下午四时半,周宇驰在西郊机场,布置胡萍调六架飞机,准备飞广州,此前已布置胡萍为林彪准备三叉戟和伊尔-十八两架飞机,准备于十三日七时半和周一起乘伊尔-十八飞机先去山海关,尔后改乘三叉戟二百五十六号专机同林彪一起飞往广州。胡萍一一作了布置和安排。
  十二日晚七点四十分,林立果、刘沛丰等乘三叉戟二百五十六号去北戴河,八点十五分到达山海关机场。胡萍谎称专机二百五十六为客机二百五十二。当晚,周宇驰、于新野等在北京策划次日(十三日)南逃广州的起飞时间、降落地点、随行人员名单和分工,并准备了枪支弹药。
  晚九点左右,林立果、刘沛丰来到北戴河林彪住处九十六号楼。当时大厅正为林立衡订婚放电影。林立果对林立衡说:祝贺你们!我马上到首长那里去。说着便到叶群卧室谈话,然后一起到林彪的客厅。据林立衡说:九月七日,林立果在北戴河曾向她透露过九月六日叶群逼林彪乘飞机逃往苏联的一些情节。因此,她便派身边人员偷听林立果与林彪、叶群等的谈话,得知他们说要坐飞机逃跑。晚十点多,林立衡在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陪同下离开九十六号楼到五十八号楼,向八三四一部队在北戴河的负责人姜作寿、张宏报告说:叶群、林立果要把林彪弄走,要往广州、香港跑,飞机已停在山海关机场,他们还要谋害毛主席,警卫部队要注意保卫好毛主席的安全。
  张宏当即电话向张耀祠汇报,张立即报告汪东兴,汪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此时,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会议讨论准备在四届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周恩来接到电话报告后,命令北戴河的八三四一部队密切注视,有情况随时报告。同时打电话找吴法宪查问飞机去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吴确实不知情,便问胡萍,胡谎称是改装好的三叉戟飞机,试飞山海关。吴按胡萍的说法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此飞机马上飞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回来。吴又电话告知胡萍,胡口头答应,而又给周宇驰通风报信,要他打电话告诉林立果早拿主意,同时又同山海关机场的驾驶员潘景寅合谋,谎称发动机油泵坏了,飞不回来。周恩来重申:修好后,立即飞回北京,不许带任何人来京。
  因山海关机场归海军管,周恩来在找吴法宪了解飞机情况之后,又打电话向李作鹏查问。
  周恩来追查飞机的情况,通过胡萍、周宇驰、林立果这条电话线,不断传到北戴河林彪住处。叶群为了试探和证实此事,便在晚十一点二十二分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林彪要动一动。周恩来问坐火车还是乘飞机?叶群说:乘飞机。周恩来追问是否调了飞机,叶群欺骗周恩来说:还没调。
  此时,周恩来已查清二百五十六专机就在山海关机场,而叶群却谎称没调飞机。周恩来后来对身边人员说:这时他才断定北戴河那里确实有问题,林彪可能要跑。为防止发生意外,周恩来进一步下达命令:这架飞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这一措施实际上是把这架飞机封锁起来。
  李作鹏两次向山海关机场传达时,将周恩来的命令篡改为:周、黄、吴、李“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据李作鹏说:周恩来还指示他:林彪可能夜航,夜航不安全,不要夜航。林彪到机场时,要林彪直接给他(周恩来)去电话。
  林彪、叶群作贼心虚,仓皇出逃
  周恩来封锁二百五十六号专机消息传到林彪住处后,引起他们一片惊恐,认为一定是内部出了“叛徒”,有人向中央作了报告,他们的阴谋已为中央察觉,再不跑就来不及了。林彪、叶群、林立果本来安排十三日晨携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飞往广州。但为掩盖真相,林彪却故意说:明早六点去大连,并让人打电话问房子准备好了没有。
  就在叶群与周恩来通电话之后,周恩来下令封锁飞机不久,晚十一点四十分,叶群拉着警卫秘书李文普急忙到林彪那里,叶先进去同林说了几句话后,再让李进去。林对李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等吴法宪的飞机到了就走。叶群说:我们可以先走,到机场休息室等吴法宪。叶群出来催李快点调车,越快越好。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林立果也对李说: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李打电话通知部队,林立果将电话按住说:哪里也不要告诉,部队也不要告诉。李还听林立果给周宇驰打电话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
  晚十一点五十分左右,林彪对公务员说:马上去大连,不休息了。司机杨振刚随即将车开来。刘沛丰先上车,林立果随后坐在第二排。叶群上车后,林彪连帽子、大衣都没带最后上车,他俩坐在第三排。李文普上车后坐在第一排司机旁。将近午夜十二点,汽车离开九十六楼,李文普在车上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了。这时,李才醒悟:他们不是去大连而是要去苏联。
  汽车下山经过五十八楼时,路边有警卫部队战士拦车。叶群说:八三四一部队对首长不忠,冲!司机就按喇叭加速冲过五十八楼。过了挡车线约一百米,李文普突然喊停车,随即跳下车。车里有人向他开枪,击伤其左臂。李也向汽车前门还击一枪。挡车的警卫部队战士见车停了便追了过去,也对汽车打了两枪,只见车门未关好就继续向山海关机场急驶。
  十三日零点二十二分,林彪等人乘坐的红旗轿车停在三叉戟飞机旁。没等客梯开来,便顺着驾驶舱放下的吊梯一个个爬了上去。机组人员还没上齐,舱门未关好,飞机就急促起动、滑行,于零时三十二分起飞。
  林彪等是十一点五十分离开北戴河住地的。十一点四十五分,八三四一部队一名副大队长带七个人乘吉普车先一点出发去山海关机场准备控制飞机,但在途中,被林彪的高速轿车超了过去。他们到机场后见林彪、叶群正在上飞机,便找到机场调度室,要求制止这架飞机起飞。机场采取关闭灯光和鸣枪办法阻止起飞,而飞机还是在黑暗中强行起飞了。
  林彪的汽车从北戴河开出后,八三四一部队按周恩来劝阻林彪不要上飞机的指示,先后组织了八辆车七十多人,由张宏副团长带领追林的车。到达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他们将未来得及上飞机的机组人员和程洪珍等人交机场看管。将林彪、叶群未带上飞机的东西带回北戴河,听候中央处理。
  周恩来的机智处置
  九月十三日凌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陆续接到北戴河警卫部队报告:林彪不顾阻拦乘车强行去机场,并开枪打伤警卫秘书;零点三十二分飞机已强行起飞。周恩来在电话中要汪东兴即刻到毛泽东住处;要李德生马上去空军司令部;又将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杨德中找来,嘱他以中央政治局秘书名义带人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指挥,并告诉吴法宪,杨德中到后立即让杨亲自向他回电话。吴法宪明白杨是来监视他的。
  杨德中当即与警卫处副处长王福中一起去西郊机场。吴法宪既已明了杨的来意,因此接电话、传达命令都大声复诵使杨能听清楚。
  周恩来随后从人民大会堂赶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汪东兴、张耀祠也几乎同时到达。周恩来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这架飞机,并与机上通话,告诉飞机可以在任何一个机场降落,但二百五十六号飞机不回答。地面雷达不断报告飞机的航向、时速和高度。飞机耍了个花招。开始时航向二百九十度即向北京、大同方向飞,但十几分钟以后,在零点四十六分改航向为三百一十一度,向蒙古的西部即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偏东一线飞行。
  一点十二分吴法宪来电话请示是否对飞机进行拦截,汪东兴接电话后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汪给吴回电话说:不要派飞机阻拦。
  一点五十五分,飞机在中蒙边界四百一十四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逐步在我方雷达屏幕上消失。
  这时,周恩来代表中央向全国下达禁航令:从现在起所有飞机一律不得起飞,绝对不准任何飞机飞到北京来。一点五十二分到五十九分禁航令下达完毕。但在三点十五分接到报告说:从沙河机场飞走了一架直升机。这是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用林彪“九八手令”骗走的。周宇驰要驾驶员飞向乌兰巴托。毛泽东、周恩来命令空军进行拦截、迫降,绝对不允许飞出国境。几经周折,这架直升机十三日六点四十七分降落在怀柔县境内。降落过程中驾驶员陈修文与周宇驰搏斗被周杀害,由副驾驶员操纵降落。落地后,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
  直升机起飞后,周恩来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坚持要他去人民大会堂暂住。毛泽东住到了大会堂的北京厅,要周恩来立即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通报情况,研究处理办法。直到十四日中午接到我驻蒙使馆报告,才知道二百五十六号飞机已于十三日二点三十分坠毁,林彪等九人全部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

  一九八一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
  林彪的所作所为,使毛泽东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对他的信任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削弱林彪集团权力的措施,警惕发生不测事件,但未曾料到林彪竟会采取那种极端手段。直到九月十二日夜林彪飞机起飞之后,毛泽东、周恩来还不知道他到底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当时林彪地位是处于周恩来之上的“二把手”,而黄、吴、李、邱尽管在小范围内受到批评,但仍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在这个前提下,毛泽东、周恩来处置林彪叛逃事件各项措施确实是正确的、机智的。
  周恩来在林彪的飞机起飞前,相机采取了一些预防性措施。周恩来接到八三四一部队转来的林立衡电话报告后,他一方面令八三四一部队密切注视,有情况随时报告;一方面打电话找吴法宪、李作鹏查问是否有飞机出山海关机场。查明这架飞机是私自飞出去后,便令其立即飞回,为防止意外特规定不许带任何人回来。接到叶群谎称没调飞机后,周恩来下令封锁这架飞机,同时通知有关部门,林彪要走就以夜航不安全为由加以劝阻。这些措施都是周恩来职权范围内的事,如能落实是可以防止林彪逃跑的。
  在毛泽东住处下达全国禁航令,控制全国局势。九月十二日晚十二时,周恩来陆续接到林彪乘车强行去机场,开枪打伤警卫秘书,飞机强行起飞等情况报告后,认为事态已很严重,必须亲自去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行前将杨德中、李德生派往西郊机场和空军司令部,都是必要的有效的措施。在林彪的飞机飞越国境时,在毛泽东住处,周恩来代表中央向全国下达了禁航令,并要各地空军一律听从大军区司令员的指挥。这样就可以避免再有飞机出逃,或有人调动飞机来京危害中央。林彪逃到国外后,很可能勾结国外敌对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周恩来向各大军区司令员通报情况,使全军处于必要的紧急战备状态。这样直接控制了全国局势。
  林彪要越境时,毛泽东、周恩来不采取拦截措施,是正确的。“让他去吧!”也表明毛泽东有宽阔的胸怀。林彪自行出逃步向毁灭,完全是咎由自取。
  “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周恩来在广州给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讲到他没有下令打掉林彪座机时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我仅是个政治局常委,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能命令部队打掉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如果命令部队把林彪打下来,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待?
  毛泽东确实是想挽救林彪的。毛泽东在南巡过程中比较严厉地批评了林彪一伙人,但目的还是想挽救他们。他明确说:对这些人还是教育的方针,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有错误不要紧,允许改正错误,回北京以后,还要找他们谈谈。毛泽东还说:如果林彪承认错误,还可以当政治局常委。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部署安排下,几乎一枪没放,一滴血没流,就粉碎了建国以来特大的武装叛乱阴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四七)一九七三——发生转折的一年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晚七时三十分,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周恩来总理正主持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邓小平,这位在六年前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引人注目地出席了今天的晚宴,其公开身份是“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戏剧性地突然露面,使在场的众多中外来宾都惊讶不已。一位有幸参加这次不寻常宴会的东欧记者,事后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奇特人物: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邓“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他现在又站在象征权力的大厅内,并且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双方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同国内依然平静的宣传报道形成鲜明对照,第二天,港台及世界的许多新闻媒介对邓小平重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都大加渲染。一时间,邓小平成了海外评论中国问题的“热点”。
  一
  作为亲自安排邓小平重新露面的人民大会堂宴会的主持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说,对宴会上及宴会后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一个月前,即这一年的三月十日,正是他亲自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同时提出,由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一个决定,发至全国各基层党组织,将邓小平同志复出一事通报全党及党外群众。当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下“同意”二字。由此便开始了邓小平坎坷生涯中“第二次复出”的历史性转折。
  和“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样,毛泽东无疑是“解放”邓小平的最终决策者。对邓小平在这个时候复出一事,毛泽东似乎已无必要再说些什么。他要讲的话早在半年多以前就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在江西南昌郊区被“下放”达三年之久的邓小平,再次亲笔致信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批判林彪罪行,同时也向党中央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就该信指示周恩来,指出: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当然,在毛泽东这些决定性的批语之前,还冠有“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一句。这似乎便是毛作批示达七个月之久,邓才姗姗“始出”的重要原因。此外,它还引出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这样一大段话: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不难看出,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并没有为邓小平的所谓“错误”进行平反;相反,《决定》还以落实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为其出发点,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当时对解决邓小平问题的一种历史的局限性。然而,根据中央这个《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得以复出的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论点和作法的一种否定。它对于进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无疑是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应当说,这才是邓小平此番复出的“实质”所在,
  此时,真正能够洞悉并把握这个“实质”的,便是与邓小平关系甚笃的周恩来。
  二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在邓小平问题上一直谨言慎行,几乎没有讲过什么话,即使是那种为应付场面的“违心”的话,这说明,周恩来对邓小平是胸中有数的。一九六五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主席的“接班人”时,曾毫不迟疑地举出邓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掌舵”。这倒不光是毛泽东总在众人(包括外国人)面前夸耀邓小平的才干,而的的确确是因为周恩来对邓太了解了。
  如果说,毛泽东是由于一九三一年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才真正认识、了解的邓小平;那么,周恩来则要比毛泽东又提前了大约十年。
  一九八○年八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曾无限深情地追念起他与周恩来的不同寻常的交往。他说:
  “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磨难的邓小平,是极少用这种感情色彩很浓重的语言来表达对所尊敬的人的看法的。也许,周恩来是唯一的例外。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她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提到:
  “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毛毛接下来写道:
  “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在上海作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正是这种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把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患难相依,生死与共。
  一九六九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党中央对在京的老同志作出统一“战备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十月十八日、十九日,就在林彪“一号命令”下达的同时,周恩来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待。他首先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原拟将邓小平安置赣州的意见,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且又是山区,生活条件较差,故将邓一家安排在这里不妥。随后,周恩来提出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是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是独门独院,既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江西省革委会撤回了原来的安排,最后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某步兵学校校长(少将)的住宅(通称“将军楼”),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恩来提出的那些“建议”。而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其住处不远。
  一直等到江西省革委会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实,在北京的周恩来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同年十月二十日,邓小平夫妇等乘飞机离京直飞南昌。从此开始了半劳动、半读书的“谪居”生活。
  打这以后,为国内外纷繁事务缠身的周恩来,便一直念念不忘“下放”到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一家。
  一年后的一九七○年秋,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林彪一伙为抢班夺权而大闹庐山。为此,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揭露了林彪集团的篡权阴谋。
  庐山会议期间,实际上起着“秘书长”作用的周恩来异常忙碌、紧张。陈伯达等人事发后,他曾连续工作达三十多个小时未合眼,终因过度疲劳导致心脏病发作,在场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抢救。……
  然而,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周恩来却想起了住在离庐山不远的邓小平——这位二十三岁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办事果决、举重若轻的老战友!
  一天,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指江西)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即周总理保健护士,当时在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尚羽翼丰满、权力炙手可热的一九七○年秋天,周恩来竟直呼还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见邓在周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
  三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荒漠里的一声猛烈爆炸,历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胎的彻底覆亡。在处置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的前前后后,周恩来以其毕生所铸就的信念、智慧和忠诚,全力辅助毛泽东,保护毛泽东。
  同年十一月五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内,“享受”了一次相当“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一起听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九月十八日)的文件传达。这时,已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五十余天了。对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饱经风雨的邓小平只对家人说了八个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
  “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实际上是对经历了五年多劫难的党和国家的“创伤”做某些“愈合”工作,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初步纠正。就在领导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不幸病逝。一月十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由于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含义。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泽东连声称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文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此时,他多么希望这些老同志早一些得到“解放”啊!
  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捅”出去。
  同年一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这里,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直接将邓小平划到了林彪一伙的对立面,实际上等于说,邓也是属于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这些老人”之列。
  同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其中写道:
  “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可以看出,这些文字,在当时都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随后,中央又批准邓小平提出的关于让其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
  这一年八月中旬,毛泽东作出了前面提到的关于邓小平问题的至关重要的批语。照常理说,邓小平的“解放”已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这时,一向令人难以捉摸的中国的政治风向突然又发生了逆转。
  四
  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在这之前,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但是,从七月中、下旬起,当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涉入“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教、科技界之后,便立即遇到重重阻力,受到巨大干扰。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这些单位和部门从“文革”一开始便首当其冲,并长期为江青等人所严密控制;同时也是由于生产“精神食粮”工作者的特性,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难度。对于经历了数年动乱之苦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思想认识上的顾虑和障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例如,一九七一年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便如同两副巨大的精神枷锁,令广大教师透不过气来。
  为此,一九七二年七月下旬,时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的周培源直接上书周恩来,向中央反映了该校教师中的各种思想状况,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八月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提出:各单位都要好好批透极左思潮;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认识不清楚,就还会犯错误。
  随即,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从教育、科技、宣传等部门入手,具体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力排干扰,扫除障碍,推动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深入。
  周恩来坚决要求批判和肃清各个领域、各个单位极左思潮的举动,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一伙人的极大恐慌和不安。
  同年九月,姚文元居心叵测地一连几次删去由周恩来审定的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潜”的字句。
  十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根据周恩来多次指示,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的批极左的文章横加指责,无限上纲,称之为“一股修正主义的回潮”。
  十一月底,在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上,江青、张春桥又再次对“批判极左思潮”发出诘难,竟挥笔质问周恩来:“批林(彪)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云云。实际上是挑明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即:批极左不是维护“文化大革命”,而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十二月中旬,正当周恩来与江青一伙之间在批极左问题上斗争相持不下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对“争论”作出最后裁定,指出: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批判林彪应批其极右实质。
  至此,周恩来领导的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便被迫中断。
  从事情的内在联系上看,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邓小平“复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对周恩来来说,“解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老干部,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邓小平的复出,无疑将对这场斗争产生极为有利的巨大影响。
  对于江青一伙来说,凡是不利于“文化大革命”名声的事情,都必须坚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干部,特别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复出”。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便悄悄地集中了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却迟迟不见“下文”。似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五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被“搁置”了四个月之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
  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及毛泽东于“昨晚”(即十二月十七日)谈及谭震林——这位一九六七年“大闹怀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时,又着意提到邓小平。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昨晚”的谈话中未必提及邓的问题;而周恩来信中却强调毛泽东过去“曾提过几次”,其中,自然包括四个月前他对邓小平来信作的长近二百字的批语。周恩来之所以旧事重提,要求“考虑”邓小平的问题,正表明他对这件事情的不同寻常的关注。
  正是从周恩来写这封信的时候开始,“批判极左思潮”的字眼从他本人的口头上和文字上消逝了。但是,周恩来却在思想上、在行动上继续坚持肃清极左路线流毒的工作。解除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的审查和囚禁,治疗他们的疾病,恢复他们的健康,已成为这一时期周恩来工作的重心。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革”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出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
  对于解放老干部,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解释:“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
  “从上到下”。最“上头”为谁?此时非邓小平莫属。自毛泽东作出关于邓小平同志的“八·一四”批示后,周恩来原本打算先树起这一最大的“标杆”,以明确政策,“解放”一大片。而当批判极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难点”后,他不得不绕开“难度大的”,走“先易后难”之路;即选择“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继而打开全局。
  六
  终于,历史叩开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
  一九七三年二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当然,这也许已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邓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了。几天后,邓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三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自二月下旬起至三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
  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呢?
  自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亲自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体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一九七二年五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诫。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守“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同年三月下旬,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随即,邓小平又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同毛泽东见面。
  四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
  四月十二日,周恩来、邓小平两人同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即本文开篇所描述的一幕。
  之后,邓小平开始参加国务院业务会议,行使国务院副总理之职。
  五月下旬,邓小平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向与会者强调: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同年八月,邓小平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党的十大后,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考虑”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这是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第一次考虑由邓小平同时集中央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的问题。
  十二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拍板定案: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高声说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
  毛泽东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十二月二十二日,病势沉重而心情轻松的周恩来,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的全文: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至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抱病苦撑了整整八年的周恩来,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下一口气。



 
 

2007/09/10

二十八、从林彪事件到邓小平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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