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在最后的日子里

 




  (一四八)“长沙决策”前后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已是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几乎就在中央文件下达的同时,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几个月里一直不苟言笑的周恩来,这几天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一
  然而,一九七四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平静的。
  元旦那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发出了“批林”也要联系“批孔”的信号。
  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十八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继而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
  江青等人果真是要“批林批孔”吗?人们记得:一九七二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的过程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意欲将批林斗争引向深入。正是由于江青一伙从中作梗,才使得批林运动陷于夭折。
  至于“批孔”,更不过是江青等人为“联系现实斗争”而玩弄的一套障眼法。早在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召开之前,江青就借要“评法批儒”,试图把所谓“儒法斗争”内容塞入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结果被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由,否定了江青的主张。
  这一次,江青等人又打出“批林批孔”的招牌,似乎只有把死于两千多年前的孔丘拉出来批一通,才能将死于两年多以前的林彪一伙“批深批透”。这一弥天大谎,恰恰是“四人帮”自己把它揭破的。
  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等人俨然以党中央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负责人自居,颐指气使,动辄训人,无限上纲,置到会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他们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要批判所谓“走后门”问题,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是企图利用群众对“走后门”的不满,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而整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而“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正是由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才“解放”并使用了许多老干部。因此,“四人帮”一伙的矛头,最终是对准周恩来的。
  就在“一·二五”大会前后,江青等人还制造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
  他们以个人名义向军队系统大量写信、送“材料”,还勒令《解放军报》停刊数月,在军内大搞“放火烧荒”;
  他们围剿《三上桃峰》等剧目,批所谓“黑画”,批纪录片《中国》,以“回击文艺黑线复辟”;
  他们一手制造了“马振抚公社中学逼死女生”、“黄帅驳‘王亚卓’”、“北京永乐中学学生被逼跳楼”等事件,以“证实”“教育黑线回潮”;
  他们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所谓“蜗牛事件”,以“证明”国务院领导人批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是“崇洋媚外”,等等。
  所有这些,都成了江青一伙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无怪乎当时便有了“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说法,而江青等人更仿佛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再现。
  这时的周恩来,正值癌症发展,病情日趋加重之际。从一月下旬起,他连日便血,不得不施行癌细胞的控制治疗,尚需配合以恢复、休息。但在“四人帮”一次次进攻面前,周恩来既不可能安心地放下工作去休息,也不会不闻不问地表示沉默。他此时的一桩心事是:在自己病倒之前,必须有一个人能够取代他现在的地位,以便在今后的斗争中同“四人帮”一伙继续周旋、抗衡。
  周恩来思虑已久的这个能够接替他的人,便是邓小平。
  二
  周恩来清楚,邓小平刚刚恢复党政军职务不久,必须抓紧时机,安排好邓的实际权力,并创造一切条件,为邓小平提高声望,扩大他在党内外、国内外的影响。因为自己一旦病倒,就再难回到工作岗位。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等参加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之后,政治局会议又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得到毛的赞同。这样,便走出了邓小平接替周恩来格局的第一步。
  对江青等人在“一·二五”大会前后搞的“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的阴谋,周恩来早就深谙其意。二月初,他亲笔致信毛泽东,阐明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提出:如运动中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就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对“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在这之前,叶剑英也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一问题。不久,毛泽东痛斥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的作法是“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同时,毛还制止下发“四人帮”一伙在“一·二五”大会上的发言稿,阻止了他们欲将矛头对准一大批老干部的阴谋。
  江青等人在头一回合的较量中失利后,仍不甘罢休。同年三月,在讨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人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公开把目标指向邓小平,以种种理由不同意外交部提出的(实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的建议。这是自邓小平复职后,“四人帮”第一次直接向邓小平发难。
  由于江青的反对,政治局第一次讨论议而未决。第二天,周恩来不顾江青阻挠,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见批件后勃然大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报告。
  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讨论出席联大会议人选时,由于周恩来事前努力,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闹政治局。会后,毛泽东得知江青表现,甚为不满。他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迫使江青收敛气焰。
  这样,周恩来又赢得同“四人帮”较量的第二个回合的胜利。
  实践表明,邓小平此次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无论从国内或国际方面看,都意义重大。它对于迅速提高刚复职不久的邓小平的威望,巩固和加强他已经取得的中央领导工作的地位,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为此,周恩来对邓小平这次出行亦给予高度重视。对飞行安全问题,他亲自过问、把关,不容有丝毫疏忽。
  行前,周恩来多次召集民航等有关部门开会,反复研究飞行方案,对许多技术细节都作出指示。例如,他曾向负责此次飞行任务的机组人员建议,为确保航线杨通,预先可安排东、西两线同时试飞。这样,届时如果一条航线因故不能飞,还可以走另一条航线。当机组人员提出过去从未飞过西线,困难较大时,周恩来再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可以找法国航空公司驻京办事处,请他们帮助解决。”经联系后,法航很快提供了试飞所需各种资料,并主动派出领航员跟机协助。在周恩来精心指导下,东、西两线均试航成功,邓小平出国的时间和安全都有了可靠保障。
  三月底,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小平同志出国一事,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四月六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仪式,以壮行色。获准后,周恩来又告诉民航负责人和有关部门:“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我们要为他圆满完成任务打通道路,增添光彩,并为他铺上红地毯。”这是当时中国外交礼仪上的最高规格。
  四月六日清晨七时许,周恩来虽通宵未眠,却精神抖擞,毫无倦意,驱车亲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机场上彩旗飘扬,数千名群众身着鲜艳服装,载歌载舞,热烈欢送。
  四月十日,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四月十九日,邓小平率团载誉而归。周恩来再度赴机场并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为老战友“接风洗尘”。
  此时此刻,只有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少数几位医生知道,一个多月里,周恩来一直是在抱病操劳,以致不得不一再推迟自己住院治疗的日期。三月中旬,当周恩来每日便血达一百毫升时,他才接受医生建议,前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被确诊是癌症复发。但这时周恩来仍表示还不能马上住院治疗。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每天工作仍达十几个小时,甚至夜以继日,超负荷运转。
  有关周恩来一再推迟住院治疗时间的缘由,直至周恩来去世数年之后,邓颖超才向身边工作人员作了“透露”。她说:在那段时间里,恩来一直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担心江青那些人乘他住院时对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离开工作岗位……。
  三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终于不胜其劳,心力交瘁,住进离中南海不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百零五医院接受治疗。这时,江青一伙以为时机又到,不遗余力地重又煽起批“宰相”、批“周公”、批“党内大儒”的一股股恶浪。
  六月中旬,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等连续接见“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在谈话中,竭力宣扬所谓“现代的儒法斗争”。江青提出:“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一直贯穿到现在,即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斗争;现在也有,不能说没有。”又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不然,不会搞这么大的运动。”之后,江青又跑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散布“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的论调,极其露骨地影射、攻击周恩来。
  就在“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机大肆进行“批周公”的阴谋活动之际,因患老年性白内障眼病准备赴外地休养的毛泽东,于七月十七日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在医院的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当头棒喝江青一伙:“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指着江青说道:“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他还严厉批评江青:“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当着全体到会的政治局委员郑重宣布:“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党内高层指出“四人帮”的问题,并实际上已点明,这个帮派的头目即江青。
  毛泽东此时严厉批评、警告“四人帮”一伙,表明他对江青等人自“批林批孔”以来所作所为的极端不满,亦是对“四人帮”的一次沉重打击。慑于毛泽东的警诫,从七月中旬至九月底,江青等人攻击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活动稍有收敛,但他们仍在喘息中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九月二十九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党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个在当时条件下的有限的平反文件,仍是“四人帮”一伙极不情愿看到的。因为这又意味着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一批老干部要被平反,被“解放”。
  九月三十日,周恩来抱病来到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建国二十五周年盛大招待会,受到在场近五千人的极其热烈的欢迎。周恩来所致简短的祝酒词,竟被全场雷鸣般的掌声打断好几次。人们对自己总理所表达的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正是对“四人帮”一伙批“周公”、批“大儒”等龌龊行径的有力回击。
  十月四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同时还提出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作出的这个重要决定,成为邓小平即将全面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的最具体、最有效的步骤。
  同林彪一伙一样,权欲熏心的江青集团,早就在打四届人大的主意了。他们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组阁”的关键时刻。这时,他们的“对手”不仅有周恩来,而且又添了一个邓小平。必须用一切手段打败“对手”,抓住“组阁”的大权。
  十月六日晚上,已得知毛泽东人事安排意见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医院,向刚接待完外宾尚未恢复疲劳的周恩来一连串地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队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实际上是想在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全面开始之前,搞“先入为主”和“先发制人”。病中的周恩来这时虽然身体虚弱,却头脑清楚。他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了整整两个钟头,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字表态,实际上是不赞成江青的“意见”。江青一无所获,败兴而归。她一回住所便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权利!”借以发泄对周恩来的不满。
  此时江青还不知道,就在她赶到医院之前,邓小平已经同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谈话。两天之后,邓小平又再次与周恩来在病室长谈。自然,两位老战友谈的是有关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问题。
  四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与此同时,有关四届人大由谁来“组阁”的斗争,也一天天明朗、尖锐。
  十月十三日,正到处寻机发难的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江青如获至宝,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紧随其后,异口同声地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与“四人帮”大段大段横加指责、上“纲”上“线”的批语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仅在这份材料上划了个圈,而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两位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对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均不屑一顾。
  十月十七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所谓“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
  会上,江青首先站起来质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对江青一伙的这种惯用伎俩,邓小平过去已碰见多次了,但他一般都以沉默来表示“态度”,而这一次,江青那种骄横无理、唯我独尊的腔调和做派,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邓小平逼视对手,严词回击道:“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这是邓小平自一九七三年复出以来,第一次公开“顶撞”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对此,江青颇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突然明白过来。在一阵撒泼之后,又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
  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起身,退出会场。这时,在一旁静观事态的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的背影,恨恨地说道:“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
  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当夜,“四人帮”在江青处碰头。经过一番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
  第二天,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往长沙。下午,刚抵长沙的王洪文便按照他们几个人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匆匆向毛泽东作“汇报”。他说,昨天,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同志与邓小平同志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在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那样大的情绪,可能和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事有关。王洪文又说:我这次来这里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来往这样频繁,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应当说,在毛泽东刚批评过江青等人的宗派活动后不久,“四人帮”又旧病复发,千里迢迢派人状告周恩来、邓小平,确实是一次极不寻常之举。他们矛头所指已不仅仅是邓小平,而是还包括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支持邓小平的老一辈革命家。
  这样,在“风庆轮事件”及其实质——四届人大“组阁”的问题上,便出现老一辈革命家与梦想“改朝换代”的江青一伙“两军对垒,阵线分明”的局面。
  听了王洪文的“汇报”后,毛泽东当即对王进行严厉批评,指出: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回。
  在北京,江青等人派出王洪文后,仍不放心。当他们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后,便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唐二人,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甚至诬告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然而,就在邓小平即将飞赴长沙之前,王海容、唐闻生连夜赶到三百零五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的图谋。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又说,对这件事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原来,在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之后,周恩来已从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他十分清楚,江青等人大加攻击的所谓“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问题,不仅是对邓小平,也完全是冲着自己来的。几年前,正是经他批准,适当购进了一些外国船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胡搅蛮缠,真是太过分了!
  十月二十日,王海容、唐闻生二人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在毛泽东会见外宾之后,王、唐向毛汇报了江青等人的不正常活动,同时,转述了周恩来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听罢十分恼火。他把这件事同两天前王洪文“告状”的举动联系在一起,愈感江青的所作所为非同一般。他告诉王、唐二人:“‘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件小事,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可江青还这么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他要王、唐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他还要求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最后,毛泽东郑重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江青一伙作梦也不曾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在政治局发难和赴长沙告状的结果,竟是邓小平一再升职,重权在握!
  五
  王洪文自长沙回到北京后,在一周内便数次同周恩来谈话,其间,自然不敢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对参与“四人帮”宗派活动作些“检讨”。
  与此同时,王海容、唐闻生也频繁出入三百零五医院,向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周恩来听罢倍觉欣慰。
  十一月初,周恩来在病室伏案疾书,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的指示。并告: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近期召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周恩来还在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表示:衷心拥护毛主席的指示,要继续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
  从十月底至十一月中旬这段时间里,三百零五医院门前车水马龙,来客不断。周恩来简直是将西花厅的办公室、会客室、会议厅统统“搬”到了病房。
  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陪同外宾再赴长沙,会见毛泽东。当天下午,毛泽东向邓提及十月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风波”,对邓小平公开抵制江青一事十分赞赏,高声说道:“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又说:“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邓答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她(指江青)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兴奋地点头:“这个好!”
  谈话中,邓小平又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笑道:“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最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考虑到周恩来身体的承受能力,他要求报告稿不便太长,只三、五千字即可。邓小平当即应诺下毛泽东的重托。
  同日,对江青已极度不满的毛泽东,提笔在江青写来的一封继续要求“组阁”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在短短一个月内,毛泽东已数次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发出警告,但这些都未能改变江青一伙的本性。在接到毛泽东的批评信后,江青又于十一月十九日复信毛泽东,名为“检讨”,实为伸手要官。她写道:“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为二地分析。”接下来,她揭去伪装,露出“峥嵘”:“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对此,毛泽东毫不让步,他一针见血地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不久,毛泽东又针对江青提出的“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的“组阁”意见给予痛斥:“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这时,离四届人大开幕时间已不到一个月了。
  六
  已拖延十年之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开之不易。
  一九七○年,林彪一伙为在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上设国家主席(实际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曾大闹当年的庐山会议。四年之后,江青等人又瞅准四届人大的时机,不择手段地阴谋由他们来“组阁”。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不除,才真是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间,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频繁作治疗手术、体质每况愈下的不利状况,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毅然担当起筹备召开四届人大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重任。
  十二月中旬,他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若干老干部的名额。随即,他又审阅、修改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并予以批准。
  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斟酌,煞费苦心。针对“四人帮”一伙竭力要把他们选定的“新生力量”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多次进行研究,商量对策。最后确定,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步,应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文化部、体委则可作些妥协,以封住“四人帮”的嘴。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周恩来在医院里同邓小平作一九七四年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定下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重要方案。至此,历经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午,周恩来准备离开三百零五医院,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他便中潜血,应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时,一直参与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叶剑英经慎重考虑后,代表几位老同志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眼下暂不能提这件事。他要求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必须尽一切努力,控制住病情,保证周恩来往返途中和在长沙时的绝对安全。
  当天,周恩来和同往的王洪文飞抵长沙。在湖南省委九所宾馆六号楼会议室内,周恩来、王洪文与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便请周恩来坐到自己身边,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一一作了回答。
  从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连续进行了四次谈话。鉴于江青一伙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一次次的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四人帮”这个提法。毛泽东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告诫王洪文:“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
  在严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说:“他(指邓)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指脑袋,“Politics(英语‘政治’)比他强。”毛泽东的手又指向王洪文:“他(指王)没有邓小平强。”
  为强调言中之意,毛泽东抓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很大的“强”字。周恩来见状,十分赞同地重重地点头。在场的王洪文此时不仅尴尬,且十分紧张。他呆在一旁不知所措。
  谈话中,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根据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时,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就这样。让小平同志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他又在纸上写下“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深解其意,脱口说道:“人才难得。”毛泽东含笑搁笔。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关照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再次郑重地点头。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天,他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自己与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指示,并同周恩来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各项人事安排方案,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长沙决策”。
  半个月之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国务院领导核心,“长沙决策”得以实现。至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梦寐以求的“组阁”阴谋彻底破产。
  一千九百七十四——历史将永远记下这非凡的一页。

  (一四九)在最后的日子里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中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同志在最后环顾凝视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后,便告别了曾经工作生活二十五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医院中度过了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间一次常例的检查中发现患有癌症的。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在党和国家遭受危难的年代里,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尽管处境十分困难,但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以古稀之年,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量,竭尽全力地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维持着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继续运转,终于心力交瘁,忧劳成疾。但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为此,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不仅没有改变相反还加快了自己的工作节奏,一再要求医务人员要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要使工作不受影响和干扰。
  然而不久,周恩来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一正确主张被否定了。全国的中心工作改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形势,于一九七三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每日大量便血,有时多达上百CC。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却变本加厉地迫害周恩来。他们除了在政治上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利用各种场合,把矛头公开指向周恩来外,还常常借故打着“商量工作”的幌子,无端干扰周恩来的治疗工作,并且迫使周恩来承担了频繁的迎送外宾的礼节性工作,经常要从城里到首都机场往返数十公里。这对一个已经身患重病的古稀老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说自己感到疲乏,想喘息一下。但是,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遏止当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周恩来强支病体,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他经常是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就躺在床上批阅文件,一看就是几小时。直到一九七四年四、五月间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后,才同意住院动手术,但他仍坚持妥善办完最后一件公务。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五月二十九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其间,陪同会谈的同志们几次催他休息,但他一直坚持谈完。三十一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这之后,他才交代了工作,向秘书口授了“六月一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才住进了医院。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作了第一次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八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又出现反复,为此不得不又进行第二次手术。当周恩来住院这一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人们的心头无不笼罩上了一层阴影。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中,人民从周恩来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呕心沥血的努力中,认识到他是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体现者,因而更加赢得了人民的衷心爱戴,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在他的身上。但是,正当党和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当人民还没有来得及表达自己内心对他的崇敬和爱戴之情而已经有可能永远地失去了他的时候,人民怎能不忧心忡忡,又怎能不急切地寻找机会表达发自内心的强烈感情呢?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晚,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分抱病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当他步入宴会大厅时,出现了令人十分激动的场面: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他的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不少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在椅子上,遥望祝愿。周恩来短短数分钟的祝酒词,竟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仍然留在许多人的记忆里。它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党心、军心、民心所向。
  国庆节过后,周恩来在医院中紧张地展开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是一个异常繁重而棘手的工作。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周恩来事必躬亲,通宵达旦地工作着。他在审阅四届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额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要增加老干部的名额。他在审阅了政府工作报告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考虑,煞费苦心。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几次研究,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体委可作让步。随后,他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三个方案。
  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经过慎重考虑,叶剑英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因为目前正是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在长沙,周恩来逗留了五天。毛泽东在谈话中劝周恩来安心养病,并再次称赞了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两人并谈到了“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批评了江青、王洪文搞宗派,指出:“江青有野心”。就这样,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周恩来以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争得了毛泽东的支持,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集中反映全国亿万人民迫切愿望的振奋人心的宏伟目标。这是他生前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四届人大开过后,由于过度劳累,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不止。三月间,在作肠胃镜检查时,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月底又再次作了手术。对于自己病情的一再恶化,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很显然,死神在向自己一步步逼近。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生老病死,周恩来的内心是坦然和无畏的。当他的侄女周秉德获知伯父得的是不治之症,急于要去医院看望他时,周恩来同她通了电话,专门谈到了生死问题,说:“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早在十几年前,周恩来就同邓颖超共同商定,相约死后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这回,在得知自己的病已经不能挽救时,他又一再叮嘱说,不要保留他的骨灰。他坚信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不灭,生息不已。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责任的重大,自己的一进一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特别是在目前党和国家遭受危难之际,更是如此。党和人民迫切地需要自己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但是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倍地工作,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的这一心情不时地流露出来。五月七日,周恩来到北京医院看望了谭震林等同志,并专门接见了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医务人员。他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说:“我估计还有半年”,并表示:“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三月到九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以重病之身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一百零二次,会见外宾三十四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七次,在医院召开会议三次,外出看望人四次。下面,举一些例子:
  四月三日,在刚刚动完手术,病体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因对方的再三恳求,躺在病床上会见了突尼斯总理努伊拉。
  四月十九日,得知金日成来访后,坚持下床会见,因脚肿穿不了皮鞋,特地赶制了一双圆口布鞋会见了金日成。
  五月三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问题。会后,经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商定,由邓小平主持批评“四人帮”的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次会议使得江青集团的活动稍有收敛,从而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条件。
  六月九日,不顾医生的劝阻,前往八宝山参加“贺龙同志骨灰移置仪式”,并亲致悼词。在为贺龙同志三鞠躬时,周恩来一连鞠躬了七次,以表示自己深切的哀悼和“没有保护好他”的歉疚之情。当贺龙同志的家属见他病容满面,十分消瘦,劝他保重自己的身体时,周恩来表示自己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在场的人听到这句话无不心如刀绞,悲咽失声。
  八月二十六日,会见西哈努克、宾努、乔森潘,在讲话中希望他们加强团结,巩固胜利,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建设不结盟的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柬埔寨,并表示:“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是容易走的,我国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着,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九月七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务人员的再三劝阻,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周恩来坦然而风趣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并请客人转告齐奥塞斯库,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在旁陪见的同志解释说,这是指邓小平同志。周恩来最后预言性地表示:具有五十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这是周恩来一生中难以计算的会见外宾中的最后一次。
  在医院的这些日子里,周恩来就是这样坚守着自己的战斗岗位。忘我地工作着,而且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也不允许他安心治病。他必须时时注视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提防着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举一动。四届人大后。始终把周恩来视为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最大障碍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甘心企图组阁的失败,他们先是以反对经验主义为名,声称“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攻击周恩来。继而又利用毛泽东评论《水浒》一事,大批“投降派”,宣称“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在这种形势下,一生曾经历过无数次惊涛骇浪的周恩来,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心情十分沉重和悲愤,不得不为捍卫作为一个革命者高于一切的政治生命而奋起抗争。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他在同泰国总理克拉·巴莫签署完中泰两国建交公报后,一部分工作人员趁摄影记者还在,围住了周恩来,要求同他合影留念。周恩来答应了,但表示:“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划××。”一句话说得大家心情沉重得都抬不起头来。他们曾跟随周恩来多年,深知他的为人,不论在怎样险恶的环境里,也不论在怎样沉重的心情下,都很少谈论到个人的安危,那么今天突然吐露出来的这句话又意味着什么呢?
  一九七五年九月间,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消耗,他的体重由原来的一百三十斤下降到只有几十斤。在病痛的折磨下,他连散步四分钟的力气也没有了。九月二十日,医生们不得不对他进行了手术。手术前,周恩来或许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来了自己于一九七二年六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的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已经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他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为此,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就在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的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再度发生逆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十月下旬,医生们对周恩来再次进行了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推车上的周恩来询问邓小平来了没有?当邓小平靠近手推车时,他握住邓小平伸过来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能够起来。作为一个已经战斗了数十年、饱经风霜的政治家,周恩来虽然躺在病榻上,但仍然十分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担忧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开始他还可以强撑着自己看报,后来便只能依靠医护人员读报了。形势在一天天恶化,但是在这种悲剧面前,周恩来又能表示些什么呢?医务人员常常看到他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不时地摇头叹息……
  癌症的晚期是十分痛苦的。周恩来以极大的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每当难以忍受的病痛袭来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握住医务人员的手,一声不吭,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每咽一口饭,他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决意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地咽下一口后,他念叨着:“一!”又咽下一口:“二!”……“三!”……十二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癌细胞已经广泛扩散,剧烈的疼痛常常使得他晕了过去。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医生不得已动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想到的仍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仍是工作和他人,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一九七五年十二月间,周恩来对前来看望他的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等人,切切嘱咐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在同王洪文谈话时,他一再告诫王要记住毛泽东一九七四年底在长沙同他们两人谈话中关于“江青有野心”的那段话。十二月二十日这一天,周恩来的体温三十八度七,但他仍然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子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他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他抱歉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随后,便昏迷了过去。
  十二月底,当周恩来得知曾给自己理了二十多年发的北京饭店朱师傅几次捎信要来给自己理发后,便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朱给我理了二十几年发,看到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谢谢他了!”
  一九七六年元旦过后,尽管医务人员进行了全力抢救治疗,但周恩来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生命垂危。处于病痛极度折磨之中的周恩来要来《国际歌》歌片,用微弱的声音低声吟唱起国际歌,并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一月七日晚十一时,当医生们来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吴阶平医生,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之后,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

  (一五○)最后一次主持国庆招待会

  周恩来是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建国后,每年一度的国庆节招待会,几乎都是由他主持的,这似乎已成了一种惯例。然而,最使人关注的,也是最为难忘的,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主持的建国二十五周年国庆招待会。
  这一年,一九七四年的国庆招待会定于九月三十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这次招待会由谁来主持?成了国内外人士注目的中心。
  当时周恩来正在生病住院。一九七二年,医院确诊周恩来患了癌症,到了一九七四年,他不得不住进了三百零五医院,一次再次地接受手术治疗。可是,他仍然放不下工作,在医院,他不仅批阅文件,找人谈话,还会见重要外宾,进行着与健康人无几多差异的重要国事活动。这年的夏天,周恩来的健康进一步恶化,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公开露过面了。中国人,外国人,朋友,敌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在关心着。
  这次国庆招待会,是自“文革”以来最隆重的一次。将要出席会议的,不仅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各条战线的代表,有各方面人士,有世界各地的来宾,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将有相当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同志重新露面。
  周恩来像以往一样,提前到达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太熟悉了。病痛的折磨使他面容苍白憔悴,消瘦了许多,却仍然掩盖不住他内心的兴奋。周恩来在沙发上刚刚坐下,便急不可待地告诉他身边的国务院管理局高副局长:“请你找傅崇碧同志、肖华同志、刘志坚同志、齐燕铭同志来这里,我要见一见他们……”
  这几位同志,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或先或后,以种种罪名被关进了监狱或监督劳动。他们大都出来不久,还没有安排工作,有的还没有获得完全自由。是周恩来请他们出席这个招待会。
  不大工夫,肖华、刘志坚、傅崇碧先后到达北京厅。不管他们哪一位进来,周恩来都迎上去,与他们紧紧地握手,炯炯有神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着他们每一个人,饱含激情地说:“你受苦了。”
  不论是硝烟腾腾的战争年月,还是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这几位在不同岗位上做过杰出贡献和久经风雨考验的将军,在此时此地,个个汪满了闪闪泪花,他们有多少心里话要向周恩来说啊!
  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说。
  坐在那一侧的是傅崇碧,他神情恍忽,思绪翻腾。在那动乱之初的日夜,周恩来不断给他发来指示,要他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身分,保护了一批老干部。林彪、江青一伙把傅崇碧看成是眼中钉,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由,撤了他的职,令他离开北京。离京的那天,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在人民大会堂请他吃饭,为他送行,并告诉他说:“要把身体搞好,以后有的是工作做,要经得起考验。”七年以后,由于周恩来的努力,一九七三年底,毛泽东批准撤销了“杨余傅专案”,为他平了反。他刚回到北京,周恩来就抱病接见了他,很有感情地说:“见到你们,我太高兴了,问题都清楚了。贺龙的冤案平反了,杨余傅的专案也平反了。”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有多少话要向总理说呀,可是,他没有说,他不愿让那些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再来折磨重病在身的周恩来。
  最后到达的是齐燕铭,因为他还有个“尾巴”,住在国务院招待所里等候结论,没有被邀请出席这次招待会。他听到周恩来要见他,连衣服也没来得及换一换,便从住处匆匆忙忙赶来。由于长期的监禁和关押,身心受到严重挫伤的齐燕铭,今天,突然受到这样的关照,喜出望外,激动的泪水洒湿了衣襟。
  这时,国庆招待会预定的时间已到,周恩来起身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乐曲声中,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时,千万只目光注视着周恩来,千万颗心在激烈地颤动,雷鸣般的掌声久经不息。坐在前排的中外宾客,争先涌向周恩来,向他问好,向他致意,向他祝贺。两个多月了,一直未见周恩来露面,传说他患了病,做了手术,到底怎么样了?今天,他来到了大家中间,许多人以为他康复了,欣喜之情油然而生。连一向讲究的外交使团,也不顾外交场合的礼节,像其他人一样,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有的甚至站到椅子上,以一睹周恩来的仪表、风采,倾注自己的钦佩感激之情。
  周恩来微笑着,谦逊地向大家招手,依然是那样从容不迫,落落大度。乐队奏过国歌之后,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祝酒词。
  他说:“二十五年前,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二十五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他那特有的清晰、洪亮的声音,传向大厅的各个角落,激励着在座的四千五百位中外宾客。热烈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地将他的讲话打断。他微笑着,一次又一次地用手势示意大家静下来。可是,人们的欣喜、激动、期待、焦急的心情,很难得以平静。跟随周恩来左右的医护、警卫人员倒有些着急和不安,他们清楚,周恩来的病体是不允许过分疲劳的。对周恩来出席并主持这次招待会,医护人员本来就不赞成,后来几经商量,才提出几种方案:或者出席而不讲话,或者只讲前面几句,以后的由他人代读。可现在,周恩来出席了,讲话了,而且从头讲起,直到最后。他说:“我们向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的支持和援助。……”他请大家为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
  周恩来不长的祝酒词,竟被不时爆发的热烈掌声打断十余次。他祝完酒之后,未能入席就座,就欠意地向临近的宾客握手告别,提前退场。
  在场的许多同志见此情景,情不自禁地拥了过来,拦住了周恩来的去路,要与他握手,想告诉他一些什么,想让他在这里多停一会儿。周恩来的随行工作人员不得不极不情愿地低声劝阻大家,甚至张开双臂阻拦。在往日,他们一向以能为周恩来接近群众创造条件而不辞辛苦,而今天,他们非常清楚,任何过多的激动和兴奋,都会有害于周恩来的健康。在场的其他同志还以为周恩来要去料理其它什么紧急事情,而破例地提前退出。很少有谁知道,他身患癌症已两年之久,更没有想到,从此一别,再也没有见到尊敬的周恩来了。
  周恩来由宴会厅来到北京厅,已显得十分疲乏,医护人员催促他迅速返回医院。可是,周恩来是多么留恋这里呀!在这里,他度过了多少个黎明和黄昏,接待过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同志和朋友。但他还是听从了身边工作人员的劝说。当他跨出北京厅的门槛时,又返回来握住国务院管理局高副局长的手,摇了摇,表示深切的谢意。这时,他又看到站在这位副局长身后的老贺同志。周恩来熟悉他,他做事认真周到,准确利索,争荣誉,吃宴会一类的事,他总是躲在人后,决不向前。周恩来注意到了,在他与别人握手时,他又躲到了最后,周恩来深情地向他笑一笑,过去握住老贺的手,轻轻地说:“辛苦了,谢谢你。”
  周恩来从北京厅下到东大厅,要在这里休息一下。这里,宽敞的大厅是他主持工作时经常活动的地方,这里的工作人员见总理来了,纷纷围拢来向周恩来问好致意,周恩来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好。这时他发现少了一个人,便问道:“小靳怎么了?没有在。很久没有见她了。”
  小靳是这里的服务员,十几岁就在这里工作。她聪明好学,机敏过人,只要周恩来在这里活动,她几乎每次必到,是周恩来看着她长大的。今天,这里没有活动,她又去别处值班去了。同志们见周恩来问起,忙打电话告诉了小靳。
  不一会儿,小靳来了。周恩来见她挺着个肚子,要做妈妈了,高兴地迎上前去与她握手说:“好久没有见你了。你要注意身体啊!”
  小靳看到周恩来消瘦的面颊,苍白中透着倦意,已不见往日那种丰采,忍不住低声抽泣起来。
  周恩来拉着小靳的手说:“不要哭,不要哭,哭对婴儿的发育是不好的。”
  在场的无不为这两位父女般的相见而感动,眼眶里汪满了泪花,眼光却转向了他处,生怕自己忍不住,也溢出泪来,破坏了这气氛和场面。
  周恩来终于结束了他主持的这最后一次国庆节招待会的活动,离开了人民大会堂,离开了大家,可是,他留给大家的,是那么美好的东西,人们至今还在深沉地思索着,激情地传诵着。

  (一五一)支持邓小平全面整顿

  一九七四年底“长沙决策”之后,重病中的周恩来便把希望寄托在复出后的邓小平身上。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邓小平已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这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状况正如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父亲复出后,在他眼前呈现的,是一片被‘文革’的飓风横扫得满目疮痍的零落景象。
  “父亲被打倒过一次了,而他没有因此而存有丝毫的犹豫。
  “他当机立断,运用毛主席赋予他的权力,凭着对灾难深重的国家的前途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整顿。”
  病室中的周恩来,将生命的最后光华,化作无形的巨大能量,全力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斗争,谱写了一千九百七十五-这艰难而辉煌的一页。
  一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晚,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厅灯火通明,庄严肃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闭幕会正在这里举行。
  刚从医院赶来会场的周恩来,身着略显宽大的深灰色制服,面容清癯而双目炯炯有神。他端坐在主席台上,亲自主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在通过全会各项议程之后,周恩来用迟缓、沉稳的语调向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发表讲话:
  这次中央全会结束前,我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现在,我要向大家讲的就是毛主席的这句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工作,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安定团结,把今年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在到会的许多老同志中,有不少人很久没有见到患病住院的周总理了。此时此刻,他们眼见总理的病容,聆听总理的嘱托,无不为之动容,同时,也深深为总理的健康担忧。
  一周之后,新华社才迟迟播出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的消息。这是一则短得不能再短的全会《公报》,其中,按过去惯例应作报道的出席会议的人员情况、会议主持人及讲话人等,都统统不见了。报道中的最后一行字是:“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对于生前最后一次参加并主持中共中央全会的周恩来来说,有这一句话,也就足够了。
  然而,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不过是周恩来在进入一九七五年后抱病参加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当中的头一个会议。
  一月十三日晚八时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会场——人民大会堂万人大厅内,又再次响起周恩来总理坚定、清晰的江浙口音: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是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向二千八百多名代表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份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不足五千字的报告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而这一号召,报告人十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提出来了,今天,他不过是又重申了这一目标。
  会议期间,周恩来到天津代表团参加小组会讨论。热爱自己总理的代表们纷纷向周恩来致以问候。面对一张张诚挚的面孔,周恩来似乎感到已无必要再掩饰些什么。他坦然而又郑重地向大家表示: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周恩来讲上述这番话时,代表们痛心地发现,眼前的周总理同几年前相比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因过度操劳,他消瘦得几乎变了形;脸上、手上都布满了皱纹和老年斑;动作和声音也显得那样苍老、疲惫……
  在一月十七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宣布了根据中共中央提议、由本次会议任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在总理周恩来后面的副总理当中,出现了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家的名字。这标志着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新的领导班子的形成。
  新的国务院任命公布后,一直为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担忧的人们,才真正感到了安慰和希望。
  二月一日下午,周恩来赶赴人民大会堂,主持有十二位副总理出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便开门见山地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周恩来用郑重的语气开始宣布各副总理的分工:
  “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这时,在周恩来身边的邓小平正沉稳端坐,若有所思。会前,周恩来曾考虑是否由邓来主持今天的会议,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由自己来主持。其缘由正如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所说,有些话小平同志本人不好讲,还是由我讲好。
  宣布完各副总理分工后,周恩来又接着主持召开了有国务院各部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会上,周恩来继续发表讲话,提出: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
  他停顿一下,环顾会场,加重语气说道:
  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十二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周恩来的讲话,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二
  一月二十五日,四届人大会议刚闭会一周。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干部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著名讲话。他还像过去那样,讲话没有“客套”,单刀直入:
  “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为了做到这些,我们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邓小平这篇气势不凡、风格凌厉的讲话,成为这一年他领导的各项工作的起点,是打响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就在邓小平发出全面整顿信号不久,全国上下却掀起了一场与整顿不相协调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在“四人帮”把持的各种舆论工具的宣传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口号比比皆是,不绝于耳。一时间,学习“理论”似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决定一切的“中心”。
  然而,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却偏置舆论宣传于不顾,在各种场合里,他大讲特讲的则是另一种“大事”,另一个“中心”。
  三月五日,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周总理在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里的几段“开场白”,其中心就是一句话: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之所以在国民经济中首先抓铁路运输,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铁路系统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难”。一九六六年冬,上海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就因制造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而一举成名。之后,在“全面内战”的几年里,一些重点铁路枢纽和路段一直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后来虽然采取了军事管制、军队护路等办法,但也只能治“表”,不能治“本”。当时派性肆虐,一有风吹草动,一些造反派便在铁路作乱。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以后,一些造反派重操“旧业”,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地铁路交通严重堵塞,直接影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等重要干线的畅通。至一九七五年二月,全国铁路日装车量直线下跌,仅达到四万三千车,与实际需要相差一万二千车;而铁路上的各种事故更是惊人,一九七四年内共发生行车事故七百五十五件,是“文革”前一九六四年的八倍多!
  为此,邓小平在讲话中一语中的,斩钉截铁:“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针对到会一些领导同志思想上的顾虑,他指出:“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听到这些痛快淋漓、坚定有力的话语,到会许多同志不禁想起当年周总理痛斥派性、制止武斗,号召广大铁路职工抓生产、抓业务,保证铁路运输畅通的一次次教诲。现在,虽然周总理病重住在医院,而实际主持工作的邓小平仍在继续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无私无畏,仗义执言,大家的心里感到有“底”了。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央九号文件)。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运输这个“文革”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解决。到四月底,全国二十个路局除个别地方外,均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普遍提高。铁路工作的有效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生产的明显改观。
  在邓小平雷厉风行地实行全面整顿的同时,周恩来在医院里与邓小平会见、谈话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四届人大会议之后,周恩来平均每周都要有一两次同邓小平见面。病房内,两位老战友促膝谈心,共商国是,常常谈至深夜。此外,周恩来还时常找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谈话,了解各项工作情况,要求他们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整顿。
  一月底,周恩来在医院直接听取新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的汇报,在详细了解了教育部门的现状以及迟群等人对教育工作的干扰破坏后,明确表示支持周荣鑫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教育系统进行整顿。
  四月十六日凌晨,周恩来亲约由中央派往浙江帮助整顿工作的纪登奎谈话,对当地派性严重干扰浙江省经济发展的情况表示关切。他向纪提出,应按小平同志要求,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整顿措施,解决好浙江问题。
  与此同时,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也引起“四人帮”一伙的极大恐慌和刻骨仇恨。他们施展种种伎俩,一次又一次地把矛头对准邓小平以及支持他的周恩来总理。
  三
  几乎就在邓小平发表第一篇关于军认整顿的讲话的同时,“四人帮”的重要成员、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私下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几个心腹交底说:“我最担心的就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二月初,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取消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会,其成员还包括: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邓小平和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军权在握,这正是“四人帮”担心之所在。
  三月一日,身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的张春桥。在向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讲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时宣称: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因此,“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讲话中,张春桥还露骨地指责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个人意见”表示,四届人大提出的那个“很宏伟的目标”,“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不清楚”,仍然会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同日,姚文元在其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更是在许多场合大讲反“经验主义”。四月四日,她在接见一批工人讲话时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五日,她又对“梁效”(即“四人帮”操纵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作班子笔名)成员讲道:党内“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除在以上场合大造反“经验主义”的舆论外,江青、王洪文还在私下找一些人谈话,无端指责中央某些领导人“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以此来攻击领导整顿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他们还借历史上王明路线的错误,影射、诬蔑周恩来。
  对“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大肆攻击周恩来和广大老干部的阴谋,邓小平首先挺身而出,同江青等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四月十八日,邓小平陪同刚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同志。利用这个机会,他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情况,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在这前后,邓小平还多次到医院与周恩来商谈,互通情况。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来的一份强调批判“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又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据此,毛泽东要求将此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
  几天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邓小平、叶剑英等带头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四人帮”自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寻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卑劣行径。尤其对反“经验主义”问题,邓小平表现出极大的义愤,他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会后,受到批评的江青等人既惶恐不安,更怀恨在心。王洪文为此致信毛泽东,诬蔑说:政治局会上的这场争论,实际上是邓小平、叶剑英他们把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讲出来,目的是要翻过去的案。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周恩来通过和邓小平及其他一些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也了解到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将这些问题及个人意见汇报给毛泽东。
  五月三日晚,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到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的通知。是夜二十三时,政治局成员陆续到齐,周恩来也抱病从三百零五医院赶到会场。
  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此时,毛泽东双眼所患老年性白内障尚未治愈,看景物仍感模糊,但他思维依然敏锐,谈吐不减当年。他在讲话中一开始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批“经验主义”的文章(即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放过了”,并就此严厉批评“四人帮”:“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再次提及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并对邓小平说:“(当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随即,毛泽东加重语气,打着手势讲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这是毛泽东继一九七四年多次批评江青一伙以后,又一次指出“四人帮”及其宗派活动问题。
  在毛泽东讲话时,江青倚仗她的特殊身份,未作一句检讨,并不时在会上插话,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他面色严峻、一句一顿地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散会时,毛泽东和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道别。在与王洪文握手时,王支吾说:“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听罢用手掌作了一个翻来复去的动作,正色道:“你不要再这个样子了!”
  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同正式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在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同意小平意见”,支持由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为确保开好批评“四人帮”的会,周恩来不顾身体极度虚弱,又亲笔致信中央政治局成员,提议应进一步讨论吃透毛泽东五月三日的讲话,尤其应搞清楚有人带头批“经验主义”的问题。对此,最早提出批“经验主义”的张春桥心怀鬼胎,发表异议说,周总理信中“有些话不确切”。周恩来毫不退让,以张春桥三月一日在总政讲话和三、四月间军内各单位对张讲话的反应的事实,回击张春桥对反“经验主义”问题的狡辩。在铁的事实和周恩来的有力批驳面前,张春桥不得不有所收敛。
  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三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对“四人帮”进行严厉批评。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再作长篇发言,对江青、张春桥等人多次攻击、诋毁周恩来的作法逐一揭露,连发质问。邓小平以坚决的口吻说道:对这些问题,应当讲清楚,“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迫于形势,王洪文不得已作了一些“检查”。而江青等则拒绝检讨,甚至还试图否认“四人帮”存在的事实。
  事后,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时,毛泽东称赞道:“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指“四人帮”)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指邓)、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提出:“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坚定地表示:“在这方面,我有决心就是了。”
  四
  自中央政治局会后,受到批评的江青一伙垂头丧气,一蹶不振。人们注意到,“文革”中一向不放掉抛头露面机会的江青,在一连几个月里,几乎再没有公开露过面。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变得不那么盛气凌人、神气活现了。一时间,“江青挨中央批评”的消息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从六月初起,在医院的周恩来却频频会见外国来宾。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常有邓小平、李先念、廖承志等。
  六月七日晚,周恩来在医院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其夫人、女儿时,兴致勃勃地告诉客人: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包办了,这就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从这一年下半年起,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在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个领域全面、迅速地展开。
  七月四日,邓小平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发表《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阐述他不久前提出的与“四人帮”一伙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他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七月十四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整顿的任务》,要求首先在军内铲除山头,克服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
  八月三日,邓小平又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讲话,提出: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选派那些能办事、敢办事、敢负责的人来领导整顿工作。
  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就加快工业发展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整顿企业管理秩序和恢复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
  九月十五日,邓小平出席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重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提出各方面工作都要进行整顿的意见。
  九月底至十月初,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
  从七月到十月,短短三个月里,全面整顿的“排炮”犹如阵阵春雷,震撼祖国大地。许多老干部、老工人和广大知识分子,通过传达、学习邓小平的讲话,都油然而生一种自“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畅快感觉。
  一直在周恩来、邓小平指导下进行教育系统整顿的周荣鑫,根据周恩来、邓小平对整顿教育工作的意见,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严词批驳了长期以来“四人帮”所散布的种种谬论,矛头直指张春桥等人一手炮制的那“两个估计”。对此,周荣鑫并非不知所冒“风险”,但他却无所畏惧:“我有些话是会刺痛那几个好搞形而上学的人的,他们肯定会要不满的。无非是再次被打倒!即使再次打倒,我也不怕——要横下一条心,做小平同志讲的那种不怕被打倒的人!”
  周荣鑫的讲话,表达了领导整顿工作的一批老干部的心声。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迅速、系统地纠正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错误,使各方面工作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好转,国民经济各项指标也由停滞下降转入迅速回升。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从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
  这次全面整顿,深得党心、民心。历尽八年动乱之苦的人们开始感到:“四化”有希望了,民族有希望了,中国有希望了!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重病中的周恩来在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当他向来自东欧的客人们坦然且又肯定地道出“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一语时,在座的来宾都惊愕不已。随即,周恩来充满信心地对外宣布: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
  五
  对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在过去若干年之后,邓小平仍记忆犹新,并多次向国内外人士谈起。其中,也包括他当时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
  一九八三年七月,邓小平回忆说:“一九七五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我说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三百六十五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邓小平还讲过:当时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
  一九八七年十月,在谈到改革问题时,邓小平又提出:“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起三落’。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邓小平“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这便是邓小平所讲他当时第三次被“打倒”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在此之前,一直伺机反扑的“四人帮”一伙已经开始向邓小平及其支持者周恩来发难了。
  一九七五年八月中旬,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一书发表评论,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进而得出结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对此,“四人帮”一伙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借毛泽东的评论大作文章。姚文元于当天便致信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所作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的中国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并提出应把毛泽东的评论和他的这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成员及各宣传、出版单位。
  在“四人帮”操纵下,从八月底开始,全国各类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宣扬评论《水浒》也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几个月来一直“消沉”的江青,这时也亲自出马,在一些公众场合大谈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并一再强调“要联系实际”。她甚至露骨地宣称:“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借以发泄对前不久中央政治局批评以她为首的“四人帮”的不满。其间,毛泽东曾痛斥江青的一些言论,并制止印发她的讲话稿。
  对江青等人散布的批所谓“现代宋江”、“现代投降派”的论调,邓小平早有警觉。他在许多场合向党内外干部、群众说明:毛主席评论《水浒》并无所指,不要牵强附会,“听到风就是雨”。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周恩来也正密切注视党内这场突如其来的尖锐斗争。八月中、下旬,他抱病连续同邓小平、李先念等作单独长谈,了解“四人帮”一伙的动向。
  九月间,正当江青等人带头“联系实际”、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闹甚嚣尘上之际,重病中的周恩来终于忍无可忍,愤起向“四人帮”一伙进行抗争!
  一天,他在医院同有关人员的谈话中愤然提到: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九月下旬,由于病情恶化,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准备做第四次大的手术治疗。在生死难卜的情况下,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以特殊方式回击“四人帮”的攻击诬陷,用实际行动给老战友邓小平以有力支持。
  九月二十日下午二时,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突然提出要看他在几年前所作关于“伍豪启事”的讲话记录稿,在场的人一时都不解其意。待工作人员将讲话记录稿取来后,躺在担架车上的周恩来强撑病体,用他颤抖着的右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字样。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所用的一个化名。“伍豪启事”一事,发生于三十年代初,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一起造谣诬蔑周恩来的“事件”。对此,在党的历史上早已作了澄清。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伍豪启事”却成了江青等人一次次企图用来整倒周恩来的“把柄”。一九七二年六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曾就“伍豪启事”作出说明,用事实驳斥了敌人的谣言和诽谤。但就在这次会后,王洪文却暗地交待他在上海的心腹,将有关“伍豪启事”的敌伪报纸找出,另处存放,以备将来再用。
  数年之后的今天,周恩来在决定其生命的手术即将进行的时候,他当着“四人帮”重要成员张春桥的面,毅然作出维护自己政治生命的异常之举,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当担架车进入手术室时,躺在车上的周恩来又突然睁开双眼,摒尽全身力气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的声音,响彻寂静的手术室内外。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怔住了。他们迅速交换着眼色,心上就像是压着一块石头……这时,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的邓小平、李先念,鄙视地看了一眼旁边的张春桥,彼此会意地点了点头。
  死神,又一次悄悄从周恩来身边溜走。但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已向全身扩散,无法医治了。对此,邓小平果断地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正在领导各条战线全面整顿斗争的邓小平,此时多么希望周恩来能再走出病房,同他一起并肩战斗啊。
  一个月以后,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施行第五次大手术。这一天,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的仍然是上次的几个人:邓小平、李先念、张春桥……
  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又示意让担架车停下来。他用微弱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来了吗?”
  邓小平立即跨步上前,靠近担架车,俯身问候周总理。
  周恩来久久注视着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早已伸过来的双手,字字千钧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的话语,在场的人都听到了。这是周恩来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高度评价。

  (一五二)临终召见罗青长

  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的病情开始迅速恶化,在他第六次住院后,渐渐已无法批阅文件、接见外宾了,以至后来阅读文件也需别人代劳。医生判断,他的病体很难越过第二年春节。周恩来对自己的病情也有察觉,他把秘书叫到跟前,交待如何处理他死后的骨灰,秘书一听泪如雨下。周恩来还对自己所负责的工作进行了妥善的安排和交待。延至一九七五年底,他经常病得昏迷不醒。十二月二十日凌晨,周恩来醒来,头脑清醒。他感到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有件关于国家机密的大事,是该交待的时候了。于是,便叫秘书立即打电话给负责台湾工作的罗青长,请他尽快来医院见面。很快他又昏迷过去。冬日的凌晨,还是夜色沉沉。秘书更希望周恩来安心养病,不愿让工作再去加重他的病情。因为他太虚弱了,然而他几次醒来都问:“罗青长同志来了吗?”
  罗青长是周恩来弥留之际特意要见的人。这表明不仅嘱托之事事关重大,也表明周恩来对他特有的信赖。
  “罗青长”是个并不陌生的名字,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用兵如神,主政贤明,注重调查研究。罗青长曾在中央社会部工作,经常去进行社会调查。毛主席非常重视他们的工作。在抗战初期,延安流行着这样的看法:认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的职业特务“中统”“军统”是一丘之貉。这种观点将影响党对三青团所采取的政策。罗青长带着这个问题对陕西省三青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发现:三青团是国民党的一个青年组织,其中倾向进步的是少数,坚决反共的也是少数,多数介乎两者之间,特务分子是个别的。为此他撰写了题名为《陕西省三青团概况》的调查报告。毛泽东看了这份调查报告后,极为重视,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党在制定国统区的青年工作政策时,把三青团列为争取对象而不是打击对象,罗青长的调查报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七大召开,罗青长列席了会议。此后为党的各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一九七五年六月,周恩来在他作最后一次手术时,对在场的六位医学专家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待。”医生们支支吾吾,不知说什么好。周恩来心里明白了。他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抓紧时间坚持批阅重要的电报和文件。周恩来非常信任和重视罗青长同志。在批给他的一份文件上,连写了“托托托托”四个字,并一笔不苟地署名“周恩来”和年、月、日。这是周总理给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指示。从那颤抖的字迹可以看出,周恩来写得十分吃力,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了。罗青长看到四个“托”字,心情难以平静,他多么想去看望敬爱的周总理啊!可是,严格的制度规定,无法使他实现自己的愿望。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早上七点半钟,罗青长接到周总理秘书的电话,说总理希望见见他。他听到这个消息,万分激动,立即赶到医院。他终于见到日夜想念的周恩来总理了!当罗青长走到病房时,他的心顿时像刀绞一样难受。这时的周总理已不像以前的那样,才思敏捷,行动矫健,风度翩翩了。他病体消瘦,面容憔悴。罗青长强忍内心的痛楚,忙向前问候。周恩来正在发高烧,体温三十八点七摄氏度,体质十分虚弱。为了不让罗青长看到自己病态严重而感到难过,他不顾病痛的折磨,强打精神,用微弱的声音说:“青长同志,想不到我一病,病成这个样子,今天还能见到你……”罗青长听到这发自肺腑的声音,顿时热泪盈眶,声音哽咽。但想到邓大姐在事前要求他作到坚强达观的嘱咐,于是便忍住内心的悲痛,强作镇静,连声对周总理说:“总理啊!党政军的同志都问候你,全国人民都关心你,大家都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周恩来见罗青长的目的主要是向他交待台湾工作问题。因为罗是他主管台湾工作的副手,有关核心机密的问题,现在是该作移交的时候了。所以他不再说什么,接着就抓紧时间给罗青长交待工作。周恩来说,非常关心台湾的情况,关心台湾的同志和朋友……他谈着谈着,气息变弱,声音低落,眼睛渐渐合上了。罗青长急忙劝他休息一会儿,可是他却顽强挣扎起来,喝了几口水,又继续谈下去。他心里十分明白,以后可能不再有机会了。然而病魔无情,疼痛的折磨又使他声音哽塞,双眼闭合。片刻之后,周恩来睁开双眼,强打精神,说:“我休息十分钟,你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谈。”他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一样,躺在大地不是向敌人屈服,而是为了重新的战斗。罗青长心中的悲痛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转过脸去,泪如泉涌。即使是铁石心肠,此时此刻也动情。罗青长守候在周恩来的病房旁边,十分钟过去了,他没醒过来;一个小时过去了,总理仍然没有醒过来。罗青长不能走,他也不愿走,他要等到周总理醒来。果然,等到下午一点钟,周恩来苏醒过来,但是他的神智已不清楚了。罗青长极不情愿但又不能不向周总理告别。他当时做梦也没想到,这竟是周恩来弥留之际,进行他生前最后一次的工作交待。

  (一五三)哀乐播出的一刹那间

  一九七六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有史以来最惊心动魄的一年,是万分悲痛和纵情欢乐接踵而来的一年,也是人民的力量在历史上得到彻底检阅的一年。
  说起那一年,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就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一月的北京,天空阴霾弥漫,连太阳都忍不住掩起了脸。多少次带着自豪的声音,向全国人民报告总理接见外宾、总理出访、总理视察消息的播音员们,此时此刻,面对总理逝世的讣告,他们的手在颤抖,心在呜咽,泪水模糊了双眼,悲痛梗住了喉咙,一字字、一句句,都被哭声打断了。终于,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们竭力抑住极度的悲哀,让感情的河流倾泻在沉痛的语调中……
  电波把这个不幸的消息迅速传递到四面八方,哀乐播出的一刹那间,有多少人在怀疑自己的耳朵,然而无情的噩耗、低回的哀乐依然在响,在响……一句句、一声声,像一把把钢刀刺痛着亿万人民的心扉。人民日盼夜想的是总理病愈出院的喜讯,谁知等来的却是这令人肝胆欲裂的讣告。多少在枪林弹雨中从不皱眉的老战士,此刻热泪夺眶而出;多少刚刚懂事的孩子,此刻用全部身心在向总理宣誓。滚滚热泪流不尽人民心中的无限悲痛,千言万语说不完人民心中的无限哀思。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的清晨,人们在街头静静地排成长队,一份份带着黑框的报纸递到了千万双颤抖的手里。熟人相见,再也没有以往热情的笑容,一双双红肿的眼睛相对无言,彼此默默地握握手,心心交融,在分担共同的悲伤和哀痛。许多正在上班的同志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午休时不吃饭赶到天安门广场,遥对纪念碑沉痛默哀。此时无声胜有声,人民在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悼念自己敬爱的总理。在周总理当年视察过的邢台地区的农民纷纷向县委提出强烈要求:派代表去北京为周总理守灵,参加追悼大会。何家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张鸿福和董明杰怀着巨大的悲痛,坐着火车到了北京。他们顾不得休息,买了花圈扛上就走,恨不能插翅飞到周总理遗体前。天安门广场上是人的海洋,花圈的海洋。他们不知道治丧委员会在哪里,又挤不动。有个北京工人就自愿为他们带路,在前面边走边喊:“请大家让开一点,这是周总理生前视察过的河北巨鹿何家寨农民代表,给周总理送花圈来了!”听他一喊,广场上很快闪开了一条路,千万双眼睛望着他们,千万双手在支持他们。在群众的帮助下,他们终于把花圈送到了治丧委员会。
  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活动开始了,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干部。他一进门便步履艰难地向周总理的遗体奔去,当他刚一看到周总理的面容,立刻又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低泣变成了失声痛哭。对敬爱的周总理的遗容,他想见,又不忍见,垂立在那里悲痛欲绝。工作人员怕他支持不住,急忙搀扶,他又不忍离去,一直眷恋地回头看着。多少人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瞻仰周总理遗容的,有的边哭边喊,有的泪痕满面,有的当场晕倒,泪水洒满胸襟,湿透衣服,连地毯都潮了。这泪是丰碑、是誓言、是动力、是火焰、是人民的心。
  元旦那天,朱德病刚好一点就出院。在他生病期间,组织上没有告诉他周恩来病重的消息。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时,开始也不敢告诉他。那天下午,他还在接见外宾接受国书。回来后,康克清同志先慢慢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恶化了。”他听了后还不相信,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周恩来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周总理会这么快去世,他没有想到,也不愿想到呀!晚上八时,当他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眼泪马上就流了下来。家里人从来没有看到过朱德掉泪的。一九七四年,儿子因病突然去世,他也没掉一滴眼泪。可是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的去世却使他无法抑制自己万分悲痛的感情!十日下午三时四十分,九十高龄的朱德同志,冒着严寒,来到北京医院。他一路上都在掉泪,在车上就要脱帽子。老人家一下车,就急切地朝着安放周恩来遗体的房间走去。走到周恩来身边缓缓举起颤抖的右手,向周总理的遗体行军礼致敬。这一庄严的军礼,饱含着多少怀念和敬仰,饱含着多少在共同战斗中结下的深情厚谊啊!回来后,他一句话不说,也不吃东西。治丧委员会的同志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只参加一次吊唁仪式,朱德却坚持要全部参加。开追悼会时,他原来决定是要出席的,但就在出发之前,由于哀悼总理过分悲痛,两条腿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因而没有去成。
  能和总理遗体告别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全国亿万人民,谁不想再最后看一看敬爱的周总理啊!已经是十一日零点了,北京医院门口依然有上百名群众在为总理守灵。他们有的远道步行赶来,有的在警卫线外足足站着等了一整天,有的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一位梳着两个小辫的姑娘对工作人员说:“叔叔,我今年已经十六岁了,还从来没有见过周总理,今天我们到处去买总理的像,都卖光了。你让我们见一见吧!今天再见不到,那就永远见不到了”。“如果不能到室内去,让我们从室外看一眼也好呵!”几名工人同时说:“今天我们是不走了,进不去,我们就在这里为总理守灵。”大门南侧路灯下有两名女同志眼含泪花,低头不语。原来她们是制花厂的工人、共青团员。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她们一直含着眼泪制做花圈。泪水润湿了纸花,纸花伴着泪水,一连作了十几个小时,午饭、晚饭都不顾得吃。下了晚班,步行了几十里路,赶到北京医院,要求最后见总理一面。这发自肺腑的声音,这感人至深的场景,不论在繁华的城市,僻静的小巷,不论在轰鸣的工厂,在辽阔的田野,在机关,在学校,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到处可以看到,到处可以听到。首都医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大夫含着眼泪,和其他医务人员一起精心制作花圈,布置灵堂,寄托自己的哀思。
  万恶的“四人帮”对人民热爱总理,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妄想把总理的光辉形象从人民心中抹掉。姚文元对广播电台、电视台下达一个又一个禁令:不准停止广播音乐、歌曲节目,不准电视台在播映周总理遗像时配哀乐,不准播映周总理的生平照片,不准拍摄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镜头,不准电视片中有恸哭的镜头,不准把百万群众肃立十里长街为周总理送灵的镜头编入电视片,不准在报纸上刊登悼念周总理的电视节目预告,不准播映外国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周总理的电视片,不准播映有周总理形象的电影……一系列的禁令,不但不能阻止人民这自发的悼念,反而激起了大家对总理更深的思念。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逝世后一周内,广播局就接到各地听众和观众的电话一千多次,来信一百三十多件。许多观众在电话中泣不成声,要求多播几遍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电视片;许多听众对电台、电视台提出强烈抗议,质问电台是代表谁的?为什么人民的广播电台不能反映人民的心声?有的听众在信中义正辞严地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对总理的怀念和热爱,是封锁不住的,压制不下去的!”自古以来,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违,在“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上海,人民仍然冲破封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寄托自己的哀思。上海红星绒绣厂的三百多名工人,不理睬“四人帮”下达的“悼念总理的物品一律不收”、“一律不送”的禁令,推选出十二位技术能手,日夜三班,精心绣制周总理的大幅绒绣画像,赶在首都追悼大会之前送往北京。他们不能忘记敬爱的周总理对绒绣工业和绒绣工人的亲切关怀,不能忘记敬爱的周总理接见厂里的十大代表范玲娣时嘱咐的话:“要保护好眼睛,在艺术上多提高,为国家争光。”工人们擦干眼泪,把对周总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倾注在一针一线上。许多工人围在棚架旁,有的帮助穿针、选线,有的在绣像工人吃饭时抢着上去绣几针。绣啊,绣啊,连续两天三夜,一幅周总理的绒绣遗像完工了。当他们听说“四人帮”下达了不准送的禁令以后,大家在一月十四日临时推选厂党支部书记应海珠护送周总理的像上北京交给治丧委员会。全厂三百多名工人含着泪水护送周总理的像到江边码头,十二名代表护送到虹桥机场。临时买飞机票的钱不够,工人们自己掏钱;应海珠身上衣服单薄,工人们把自己的大衣、围巾、棉鞋脱给她。临上飞机前,大家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全厂工人对周总理崇敬和怀念的心意带到北京,一定要代表大家向邓颖超同志表示最亲切的问候。
  这就是人民的回答,这就是人民的心愿。人民从来不会作出无缘无故的选择,也不会向寒流霜刀屈服。
  不需要任何人号召,每个人都自发戴上了黑纱。十三日深夜一时,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的栏杆下,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孩子,每人手里拿着一朵白花,举着右手在宣誓。宣誓完,他们含着泪把白花系在松枝上,默默地转过身。这时,有人问他们:“这么晚了,天气又这样冷,你们还带着孩子来,不怕孩子感冒吗?”
  “我们是特意带着孩子来的,叫他们看看这个场面,和千千万万人一起,永远记住总理,永远学习总理,长大做一个无私无畏的人。”这就是父母的希望,这就是孩子的决心。
  不需要任何人布置,繁华的闹市披上了素装,举国下半旗致哀。凡是周总理当年到过的地方,都成了人们寄托哀思表衷情的场所,每一个花圈都是伴着泪水精心做成的,每一个花圈都凝结着深切的怀念。宏伟壮观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更是总理崇高品格的象征,几万个花圈簇拥着它,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花坛。纪念碑四周的长青树,全都挂满了白花,远远看去就像大自然中的万棵白菊。这鲜花和白菊是群众亲手栽培,是任何天工巧匠也创造不出来的。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农,一身风尘仆仆,刚从边远的郊区赶到北京。一走到天安门广场,热泪就顺着皱纹密布的脸颊流下来。他拿出一只果盘,摆上几支经过精心挑选的苹果放到台阶上,就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跪下了,极度的悲痛使他一时说不出话来,嘴唇微微颤抖着,热泪一滴一滴滴在地上。这时,旁边值勤的民警走过来对老人说:“大爷,快别这样。”老人像没听见似的,沉痛地说:“总理啊,老天为什么不让我代您去死啊!人民不能没有您啊!”民警也被深深感动了,他含着泪说:“大爷,我知道您的心,可您这样做是旧风俗。总理知道了,他会同意吗?”“总理……。”老人一听这话,才站起来鞠了三个躬,说:“总理,我这样做不对的话,请您千万原谅。不来这一趟,我的心永远不得安呐。”这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的心,尽管他是用中国最古老的方式来悼念自己最尊敬的人,这种挚情和诚意却是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殇。当时,有多少人愿以千倍、万倍的代价,以自己的生命来延续总理的生命,哪怕是一分一秒也好啊!
  耳闻总理逝世的噩耗,曹渊烈士的夫人伤心极了。她叫孩子们借来电视机,瞻仰周总理的遗容,不停地唏嘘垂泪,伤心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高血压病又发作了。她怎能不悲痛呢?是敬爱的周总理,在危难中救了他们一家;是敬爱的周总理,把她唯一的儿子抚育成长;是敬爱的周总理,经常问候她,关心着她这个贫苦无依的农村妇女。现在,周总理去世了,党和国家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劳动人民失去了一位难得的贴心人,叫人悲痛极了!可是,从阴沟里吹出一股黑风,有人竟然下令不准为周总理开追悼会,不准戴黑纱,她悲愤难平,心痛欲裂,就在首都人民举行周总理追悼大会的前一天,因脑溢血突然去世。临终前,还再三嘱咐儿孩子们,要永远牢记党的教导,永远不忘毛主席和周伯伯的恩情。
  不需要任何人组织,无论男女老少,病残老弱,冒着凛冽的朔风,刺骨的严寒,聚集在十里长安街的两侧,向东望看不见头,向西望看不见尾。所有的人全部臂带黑纱,胸佩白花眼望周总理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一位满头银发,约有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双手拄着拐杖,背靠路旁的一棵洋槐,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一对工人装束的青年夫妇,丈夫抱着小女儿,妻子领着六七岁的儿子。他们挤下了人行道,探着身子张望着。一群泪痕满面的小学生相互扶着肩,踮着脚,等着,等着。宽阔的大道上哀思如潮……
  几十万群众自动赶来,自动地组织好,自动地排成了长队,自动地维持秩序,人人守纪律。
  十一日下午四点四十分,夜幕开始低垂。几辆前导车过去以后,周总理的灵车徐徐开来。灵车四周挂着黑黄两色的挽幛,上面佩着大白花,庄重,肃穆。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目光随着灵车移动。灵车所到之处,像是有一个无声的指挥,老人、孩子、青年、妇女都不约而同地站直了身体,摘下了帽子,向灵车致敬,哭泣着,顾不得擦去腮边的泪水,舍不得眨一眨眼睛。缓缓灵车经过,万众号呼总理,泪尽也赎公无计。就在这条长安大街的两侧,人们多少次幸福地仰望着他矫健的身躯、慈祥的面庞。然而今天,他静静地躺在灵车里和我们永别了!车轮牵动着千万人的心。人行道上,许多人在追逐着灵车奔跑。车子开得比人行速度快不了多少,但大家是多么希望车子停下来,时间停下来呵!虽然看不到总理的面容,多看几眼他老人家的灵车,对无边的哀思也是一种寄托和安慰。灵车渐渐远去,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两旁的群众还静静地站着。夜深了,风紧了,总理的灵车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但伫立在数十里长街两旁的人群依然在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归来的灵车。但是,只见灵车回,不见总理归。止不住的滚滚热泪再一次洒满几十里长街……真是天见此景月低垂,地睹此情河悲泣啊!
  不需要任何人动员,每个人都一次次地参加吊唁活动。一月十二日早晨七时,群众吊唁活动开始了。一辆黑色敞篷红旗轿车,从天安门里开到广场,由几名解放军战士前后护卫着国旗,正步走到旗杆下。把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然后又缓缓下降。它代表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向敬爱的周总理深切地哀悼。
  第一批群众吊唁队伍,应该是七时三十分到达,实际上他们五六点钟就在天安门广场排好了队。进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后,还要在松树林内等候,许多人的抽泣声和哭声压过了隆冬的朔风。军队带队的同志说:有些战士事先了解到哪些车辆是第二天前去吊唁的,他们就一宿不睡守候在车旁。司机刚一打开车门,他们就跳上车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大门外,每天都有无数自动聚集来的人强烈要求参加吊唁仪式。
  在首都是这样,在全国各地何尝不是这种催人泪下的场面呢?在江西南昌郊区的一家纺织厂里,布机昼夜不停地倾泻着布浪,产量之高,超过了以往纪录。原来只开两班的印染车间,此刻也三班不停地运转。总理逝世的消息一传来,大家都自己做黑纱佩戴臂上,以示悼念之意,以表崇敬之情。商店黑布一时供不应求,为了满足大家的心愿,同志们上班聚精会神织出质量最好的黑布,下班后又自动聚集起来赶到市区去吊唁。连一些原来总要千方百计找借口不参加班后学习或活动的同志也自动加入了这个行列。有的同志觉得自己的棉罩衣带点花,有的同志认为自己穿的衣服颜色艳了些,与吊唁的气氛不相称,便顾不得吃饭,借了素色的衣服赶去吊唁,这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和行动。
  十四日傍晚,群众的吊唁活动结束了,落日的余辉映照在总理的骨灰盒上,灵堂内显得异常沉静。工作人员都站在那里等候着。
  六时三十分,邓颖超来了。她由两名年轻女同志搀扶着走进灵堂,手捧周总理的骨灰盒,面向大家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话音未落,全场悲声恸天,一起向邓颖超涌去。哭声惊动了天地,泪水流成了长河,真是人间同泣大地悲呵。
  自古以来,死后有一穴之地,成了中国人的传统。这对死者是一个满足,对活着的人是一种寄托和安慰。然而周恩来一生无私最忠诚,临终何虑身后名;他活着为人民操碎心肝,耗尽心血,死后连骨灰也要给子孙后代造福,宁可自己一无所有,但愿亿万人民富足!他把自己的骨灰,播撒在祖国的江河土地上。这举动,为破旧俗树立了楷模,为建新风做出了榜样。一位垂危的老人在死前,把儿孙们叫到床前,嘱咐他们死后将她火化,不要留骨灰。儿孙们面面相觑,一时难以应承。老人说:“总理这么好的人,死后都不留骨灰。我不能为国出力,就让我向总理学习,把骨灰给祖国作肥料。我都想得通,你们还想不通吗?”儿孙们含着眼泪,答应满足老人的最后心愿,她才点头死去。这就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影响,这就是总理对人民的感染力。
  哀乐播出的一刹那间,悲伤哀痛的岂止是中国人民!周总理与世长辞的消息飞越高山海洋,传遍了全世界。许多国家下半旗致哀,无数唁电和唁函飞向北京。世界各国的报纸以显著地位刊载了这悲痛的消息,有的以黑底白字作标题,有的整版套上了黑框,电台不断地播送这悲痛的消息,有的还播送了沉痛的哀乐,许多电视台还播送了周总理生前的伟大形象。在全世界有多少地方在举行悼念活动,多少人赶到中国大使馆吊唁。人们以各种方式,用各种语言表达着哀思。多少人热泪滚滚,多少人默默致哀,多少人表示,一代伟人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而且是全人类的巨大损失。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震动了联合国,联合国当即决定下半旗一周表示哀悼,给予这一位为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作出杰出贡献的伟人以独一无二的殊荣。当年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无比敬仰地说:“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理终生只有一个夫人?有哪一个国家总理终生受人民爱戴?在国外银行无一分钱存款?”
  东南亚正在坚持武装斗争的一些国家的游击战士们,连续举行了几天的悼念活动,学习周恩来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
  法国的近千名劳动者,聚集在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纪念地巴黎公社社员墙前,沉痛悼念周总理。他们高举着周总理遗像,用黑纱缠着红旗,向安放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前的周总理遗像献上一个又一个花圈,一束又一束白花。
  坦桑尼亚全国下半旗三天致哀。坦桑尼亚电台重播了周总理访问坦桑尼亚时在达累斯萨拉姆机场发表的讲话,报纸重登了周总理访问坦桑时穿着坦桑尼亚民族服装同尼雷尔总统和坦桑尼亚朋友在一起的照片。尼雷尔总统的老母亲,也专门赶到中国医疗队,沉痛哀悼周总理。
  在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举行的追悼会上,一位委内瑞拉朋友讲话说:“伟大的人民领导人周恩来,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也是属于全世界的”,“周恩来没有死,而是名垂史册。”
  一位南斯拉夫的老游击队员打电话给中国大使馆,询问这不幸的消息,当他得到证实以后,在电话中失声痛哭。
  一位印度的邮递员,边送信,边流眼泪,他说:“周总理是印度劳苦大众最好的朋友。”
  欧洲国家的一个大学生,自动去出售登载周总理逝世消息的报纸,边叫卖,边哭泣。
  智利的一家照相馆热情地为中国使馆放大周总理的照片,不肯收费,而且提前完成,以“表示对周总理的敬意”。
  一个日本朋友在中国访问期间听到周总理逝世的不幸消息,便举着花束,流着泪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第二天,他动身去机场时,又要求汽车从天安门广场经过,在到达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时候,他脱帽向周恩来总理再一次默默致哀。
  一位巴基斯坦的小朋友看到报纸上带有黑框的周总理的照片,啜泣失声。他把报纸带回家,全家人围聚在一起,凝望着周总理亲切的面容,回忆起周总理三次访问巴基斯坦的情景,一家人都沉浸在悲痛中。
  埃塞俄比亚一位八十多岁的知名人士两腿患病不能行走,由别人扶着赶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一位罗马尼亚工程师在听到这不幸的消息以后,赋诗哀悼:亲爱的周恩来,你这位不朽者,你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你在世界上点燃的火炬,照亮了胜利的进程!
  在苏联和东欧各国,许多人冲破当局的阻挠,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周总理的哀思。有的人冒着风险来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站在总理遗像前,泣不成声。有的人写信“代表自己、全家和亲戚朋友们表示深切哀悼”。一位青年工人在送来的花圈上题诗赞扬周总理“战斗的一生是榜样”,“我将忠实怀念您”。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多少个寒冬盛夏,周总理迎着晨曦或披着晚霞,迎来了一批又一批贵宾,又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朋友。许多人从周总理的谈话中“得到鼓舞”,许多人把同周总理的会见“铭记心头”。
  著名英籍作家韩素音曾经同周总理会晤过十多次。周总理逝世后,她满怀悲痛的感情谈到一千九百五十六、一千九百五十九和一九七一年周总理对她的“亲切的接见”、“帮助和教育”,她后来在会见邓颖超同志时还热泪盈眶地说:“看见您,更怀念周总理,全世界人民都尊敬他。”
  埃及《图画周刊》编辑部主任萨布里·阿布·马杰德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五年曾在北京、开罗和万隆会议上,四次访问过周总理。周总理同他谈话时的那些动人情景,他至今仍“牢记在心”,他难以忘怀周总理“渊博的学识,对于人民运动的深刻的研究,对于未来的远见卓识,对于世界上一切政治、经济问题的全面理解和不让感情冲动影响他的思想的无比从容和安然”。他说:“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任何一件国际重大事件发生时,我都会马上说,这是周恩来预料到的。”
  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早在一九三八年就曾在汉口会见过周总理,后又多次访问中国,几乎每一次都见到了周总理。当他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后,悲痛得彻夜难眠,第二天,七十多岁的伊文思赶到中国大使馆流着泪讲述他对周总理的尊敬和爱戴。
  日本对总理的悼念,一直持续到三月。各地的县知事、日中友好协会,华侨联合分会分别或者联合举行追悼会,多者达数千人。二月十日日本十五个友好团体在东京日比谷公园联合举办“周恩来总理国民追悼会”,有三千人参加。据说这种国民追悼会,只有为那些在日本国内具有极高声望,对日本民族有过重大贡献的人,才举行这种仪式,为外国人举行国民追悼会更是罕见的。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灵堂中间悬挂着周恩来的巨幅画像,画像的前面和两侧装饰有一丈多高,约数丈宽的全是用鲜花组成的白色花坛,各个友好团体的负责人和友好人士致悼词,日本政府首相、议长、大臣、议员和外地赶来的县知事、中国驻日使馆代表每人都在总理的遗像前献上一朵白菊花。一位日本轮船公司的职员在他写的《日本国民追悼周总理大会》一首诗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在沉痛、庄严的哀乐声中,
  时间在寂静的默哀中流逝。
  面对着追悼会的祭坛,
  伟大人物的巨大遗影,
  双眼里那样炯炯有神。

  我未曾见过周总理,
  聆听着先辈们恳切的悼词。
  中岛健藏先生生动有力的声音,
  历述了两千年的日中友好。
  藤山爱一郎先生沉静的语调,
  颂扬了周总理不朽的功勋。
  冈崎嘉平太语少情深,
  代表悼念的人们,
  表示了深沉的悲哀。
  黑田寿男先生宣誓,
  要化悲痛为力量,
  继承周总理的遗志。
  西园寺公一先生怀念周总理,
  极力主张反对霸权主义。

  五位先辈的话,
  深深地铭在三千悼念人的胸中,
  这时候——
  祭坛上的遗影,
  好似是用清澈的目光在默默地顿首,
  紧闭着的双唇挂着一丝微笑。

  啊!这庄严的哀乐,
  是悠久的黄河浪涛,
  还是千百万革命烈士的安魂曲!?
  这大鼓雷鸣般的高音,
  是井冈山的炮声,
  是延安的战斗精神,
  还是黄河的怒吼!?
  在三千名悼念人心灵的深处,
  引起了沉重的回音。

  啊!这庄严的哀乐,
  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结晶!
  杰出的不朽的革命英雄沉默不语,
  但无言的鼓舞在我们的胸中激荡。
  在哀乐播出的一刹那间,却也有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利用手中的重权,压制人民的悼念,蹂躏人民的心灵,践踏人民的意愿,这就是十恶不赦的“四人帮”。“四人帮”害怕人民悼念周总理,把人民对周总理的崇敬和怀念视为洪水猛兽,必欲压之、砍之、除之而后快。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面对他们的倒行逆施,忍无可忍的中国人民冲破一切阻力挺身而出,就像炽热的地心里蓄积已久的岩浆,汇聚成一条火龙冲出来了。火龙燃烧着、咆哮着、奔腾着,在中华大地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开始了一场爱与憎的交锋,正义与邪恶的抗争。



 
 

2007/09/10

二十九、在最后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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