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抗日战争时期

 




  遭遇长沙大火〔1〕

  超:
  不及一月,已两退都市〔2〕。上月二十五晨有计划地离开武汉,秩序颇好,我亦安然到达沙市,转来长沙。惟克农〔3〕、梓年〔4〕、京五等船行,损失颇大。办事处〔5〕死伤九人,可爱的张海清〔6〕及另一译电员在内。新华损失更大,极有希望的李密林〔7〕及潘美年牺牲,死伤共二十六人。全部移渝资料损失,同时广州分社的资料亦因船运而遭轰炸。
  昨夜长沙火起〔8〕,全城一炬,我及剑英〔9〕、文禧〔10〕与两个特务员仓猝出火城,衣被尽失,步行二十余里,始遇卡车转来湘潭。现两老〔11〕均在衡阳道上,后日可往桂林,何时往贵阳,须待车通。我目前大概在衡阳宝庆桂林之间随委座〔12〕行动。
  二十日来甚忙,常不得好睡,但精神甚健。因见客并不多,尚有余时写信,你可想见。
  你何时离渝,大约飞行居多。博兄〔13〕索小汽车,因无法补充汽油,恐一时不易去也。
  留渝老友甚多,均请一一代候,尤望代候前次带书人也。
  你好!
  翔
  十一·十三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致邓颖超的信。
  〔2〕两退都市,一指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清晨,即湖北省汉口沦陷前数小时,周恩来在送走最后一批撤离的同志后退出汉口;一指十一月十二日湖南长沙大火后,周恩来在部署文化界人士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人员撤离后退出长沙。
  〔3〕克农,即李克农,当时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
  〔4〕梓年,即潘梓年,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任《新华日报》社社长。
  〔5〕办事处,指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设长沙市寿星街一号。
  〔6〕张海清,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
  〔7〕李密林,原名聘周,密林、栓盔是他的笔名。《新华日报》社记者,中共党员。
  〔8〕长沙火起,指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午夜,长沙国民党地方军警负责人奉蒋介石“焦土抗战”之电令,下令军警三百余人纵火焚烧长沙城,使长沙城陷入一片火海中,至十四日大火方熄,城中百姓损失惨重,而日军并未立即进攻长沙,因此民怨极大。迫于舆论,蒋介石只好下令将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枪毙了事。长沙大火以后,周恩来曾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并提出几项紧急处理措施,其中包括严惩纵火祸首和救灾等。
  〔9〕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及该集团军驻南京代表(南京沦陷后转驻武汉、长沙)、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
  〔10〕文禧,即邱南章,原名邱文禧,当时任中共代表团交际科科长。
  〔11〕两老,一指周恩来之父周贻能。一指邓颖超之母杨振德。
  〔12〕委座,指蒋介石。
  〔13〕博兄,即博古,原名秦邦宪。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长。

  致信蒋介石〔1〕

  委座钧鉴:
  上次承面嘱电询中共中央对国共两党关系之进一步做法,现已收得延安复电,仅呈录如另纸。
  按目前两党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磨擦,贯彻合作到底。国民党全会开会期间,各省同志定多对中共不满之言论。然综其所据之事实,不外(一)畏惧中共发展;(二)指摘中共下级有反对国民党口号或文件;(三)陕甘宁边区不开放。若较之中共党员在各地所受之苛刻待遇,直不可同日而语。盖中共既成为党,当然需要发展,惟因合作既属长期,故中共六中全会特决定不再在国民党及国民党军队中发展党员。如国民党容许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及青年团,兼为党员、团员,则中共党员名单可公开交出,以保证相互信任。且中国之大,无组织群众之多,中共更愿在某些省区减少发展,以示让步。但最基本的保证,还在:一方面,中共绝无排挤或推翻国民党之意图;另一方面国民党在钧座领导之下,突飞猛进,必然日益巩固其政权之领导,则对中共部分之发展又何足惧。中共下级诚然有某些幼稚行动,然充其量不外袭用过去某些口号,且其中亦须有所区别。有些文件确为抗战以前之文件,有些下级党部对中共中央之政策路线尚未彻底了解;有些更一望而知其为伪造或更为陷害者所捏造。至言边区,则凡进入参观、访问、视察或调查者,无不备受欢迎、招待;学校更公开讲授,人人得聆其内容;国民党部在延安有组织;陕西民政厅派去之县长仍在各县城行使其职权。凡此,何能谓边区不开放?!
  然返观中共党员在各地所身受者,则已超出于常轨之外。职屡以此向各地当局请求解决,或因职权不统一,此许而彼不应,或因意存敷衍,面许而实不许,于是积案累累,无从解决。甚至某些问题,如《抗战与文化》及释放政治犯问题,为钧座所亲批亲示者,亦复迁延不办,使职无以复中央,无以对同志,浸至最近《新华日报》以拥护政府、拥护抗战并得钧座批准之报纸在西安翻印,竟被国民党部封闭,并波及其他代印报馆。而《抗战与文化》则谩骂中共及其领导人如故,仍得在西安出版。中宣部犹以此为未足,更行文内政部勒令已在广西省政府登记之《新华日报》分馆不许在桂林翻印。而《新华日报》在各地代售之被禁,许多公共机关阅读该报之被罚,更属常事。西安一向磨擦事多,对青年学生转往陕北学习,不从积极方面争取,动辄施以压迫,扣留、拘禁常至数十人。最近且拘捕八路军副官及抗日大学职员不放,并以武装包围在三原附近之八路军伤病兵,几至酿成流血惨剧。更可异者,庆阳早经划为八路军留守防地,而鲁大昌部得令自西峰镇强欲开入。报告行营,亦未得复。中共党员抗战年余,在各地不仅无抗战自由,甚至生命亦常难保。贵阳被捕之人,事隔经年,政府认为可放,行营认为可保,而党部作梗便莫由得释。邵(此字模糊不清,似“邵”字。)阳合作指导员为政府所派,只因其为共产党员,便撤职被押,迄今未审,实亦无事可审。浙江周饮冰案,其所被搜出之文件,非为旧稿即系捏造。因其与中共现行之政策,完全不符。现在,各省狱中属于共产党政治犯者,比比皆是。去秋所呈名册,迄无消息。职备位会中,每思同党尚作狱囚,何能自解?若以此责备下级党员幼稚,则中共六次扩大全会意即在检讨抗战与统一战线政策,以期下达全党,不意代表回归各省途中辄被留难,不曰护照难办,即曰该会为中共派遣大批干部分往各省。甚至中共党员,如徐特立、曾山,人所共知者,其所携来之中共决议及政治经济书籍,经贵阳时亦全部没收。无人无书,政策未由传达。若以此责中共下级幼稚,责何能负?类此事件,不一而足。
  职及党中同志,为团结计,为防止敌人挑拨计,迄未对外宣传,甚至延安刊物亦并无之此等记载。乃中共愈顾大局,少数不明大义之人愈加一意孤行,外地报纸存恶意攻击者有之,特别张君劢致毛泽东公开信其内容与汪精卫反共之主张无异,而国民党报却竞相登载。钧座试思之,中共之容忍已至如何程度,而反对者给予敌人挑拨之机又如何?职寻思再四,认为国民党同志尚有如此做法者,全因国民党中央对中共所取之态度迄未一致,迄未明示全党,致下级党部只能根据自身所见,各行其是。今全会既开,依据年余经验,当能对中共六中全会之建议,作深刻之讨论,成立具体决议。即使彼此了解尚嫌不够,互信未立,犹难产生进一步办法,亦望国民党同志能于此次会中对国共两党关系与合作前途,有一基本认识。本立而后道生。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深信国共两党有长期合作之必要和可能。故不避任何困难,愿为此基本信念而努力。深望国民党同志更能恢宏其量,于此基础上建立共信,以努力于事实之验证。
  目前为解决事实上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合往各地,观察实际情形,可就地解决者,则解决之;不可解决者,则来中央商讨。实际之接触既多,基本之信念可固;困难既多经解决,进一步办必随之产生。中共中央之所以允诺保证者,亦得于实际中证明其诚意,而增益两党之互信。职所见本末如此,仅率直陈之如上,愿钧座予以考虑而解答之也。专呈敬诸
  崇安!
  周恩来呈
  一月二十五日于重庆

  【注释】
  〔1〕原件无年度,编者判定为一九三九年。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1〕

  自从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到去年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国民党对于我们的主张,不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好,民主共和国也好,联合政府也好,总是反对的。因为他是站在极少数人的利益的立场上,反对我们代表的极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告诉我们,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我们知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从“九一八”到现在,可以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第二个阶段,是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第三个阶段,是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撤退;第四个阶段,是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到去年国民参政会开会;最后一个阶段,是从我们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一直继续到现在。在这五个阶段中,国共两党在全国抗日与民主的问题上,长期地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和严重的斗争。
  第一个阶段,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有五年多时间。国共两方面斗争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我们这方面,在全国人民面前所提出的,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面前所提出、所坚持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就是内战的方针。“九一八”以后,我们向全国国民党的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已经写了。我们的号召得到了若干国民党军队的响应。例如察北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以后的东北军、十七路军,都响应我们,跟我们合作。
  其他一些地方系的军队虽然不是完全同意我们的口号,也和我们有某些合作。就连国民党中央系的军队,在江西打我们时,也有主张开到华北去抗日的。但是那时国民党蒋介石怎样对付呢?对于我们,是不断的“围剿”,更加猖狂的内战。对于那些和我们合作的友军,是进攻他们,解散他们,消灭他们。对于自己的嫡系军队,他发过这样一个命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就是谁敢多说抗日的话,就杀了他。以后,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发生了,我们的红军主力北上了,我们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并且在一九三六年给国民党的信中,提议召集国防会议,发动抗战,召集民选的国民大会,实现民主共和国。在行动上,我们东渡黄河抗日,响应那时华北的“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的救亡运动。这时候国民党当局却调了大兵到山西阻拦我们抗日,目的是想把我们消灭在西北地方。在西安事变时,我曾经问蒋介石:“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他说:“我等你们到西北来。”我说:“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他就没有话说了。他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在西北消灭我们。所以在西安事变前,还有山城堡的一仗。东边也堵,西边也堵,就是要消灭我们。对于全国的救亡运动,他是极力地压迫,最后发生七君子入狱的事。所以那时毛泽东同志写的我们党给国民党的信里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虽然这样,但是因为我们不断地要求,全国人民不断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所以国民党先派了两个代表到瓦窑堡来谈判,以后我们就派了代表潘汉年同志去跟他们谈判。国民党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的想法,要把我们的军队顶多编三千人到五千人。至于对国民党军队中很多愿意抗日的军队,特别是东北军,就压迫他们。蒋介石对张学良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陈诚来了,蒋鼎文也来了,是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来一个西安事变。对西安事变,我们党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取得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同意,把蒋介石放回去。蒋介石本人当时具体的诺言是什么呢?就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但是张学良送他到南京以后,他就把张学良扣起来,把杨虎城送出洋。这样一来,就激动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几乎把和平破坏。而且他又拿军队来压迫,派特务挑拨,闹出了杀王以哲的事情。从此可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他的内战思想还没有死,并且一直没有死过。现在还可以说一件事,宋子文也是当时谈判的所谓和平使者,那时他答应在蒋介石出去以后,负责改组南京政府。结果这话一直到今天,已经有八年,仍没有兑现。去年我在重庆见他时,说过这样一句讽刺话,我说:“西安事变时你答应的诺言,我还没有给你宣布过。”事实证明他一直没有兑现。所以在这第一个阶段,虽然内战是停止了,和平是取得了,但这是逼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方针: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内战之心并没有死。
  第二个阶段,从西安事变到“七七”抗战,大概有半年多时间。两方面争论的中心,是真正准备抗战,还是空谈准备抗战。当时我们党在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毛泽东同志在党的苏区代表会议的报告中,都是这样说:要真正地实行民主自由,真正地准备抗战。要真正准备抗战就要有民主。我们的中心口号是以民主来推动抗战。国民党当时的方针是什么呢?是“根绝赤祸”,拖延抗战。就是要把共产党的活动消灭、根绝,就是在准备抗战的借口下把抗战拖下去。这是当时蒋介石的思想。
  我们来看事实。在一九三七年二月,我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上,提出了四项诺言、五项要求。四项诺言大意是,答应改编我们的军队,把我们的苏区改为民主的边区,停止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五项要求大意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给人民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召集各党派会议,真正实行抗战的准备,改善民生。而国民党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来一个“根绝赤祸”的决议案。那决议有四条: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这个文章一直埋伏到现在,还是要取消我们的军队和政权。那时候国民党内也发生了一部分人跟我们合作的运动。这一部分人,孙科、冯玉祥等也在内,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决议案,但是没有被通过。那时我们曾经主张召开民选的国民大会,成立民主的政府。毛泽东同志在五月代表会上做了报告,我奉中央命令也写了一篇文章,国内国外的民主分子都很赞成。但是国民党的回答是什么呢?搞包办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现在准备召开的国大的祸根,就是那时候种下的。那时我们主张召开各党派会议,但国民党来了个庐山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作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这个谈话会的方式,一直到上次王世杰同我谈判时,还想采用,提议组织什么政治咨询会,结果还是谈话会。不过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现在他们提议的办法,是给个“公开”,我看就是差了这一点。我们同国民党的谈判一次在西安,一次在杭州西湖,两次在庐山进行。谈判的对象是顾祝同、蒋介石等人。谈判的内容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国民党蒋介石的回答是什么呢?他只准我们编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而且无论如何不给建立统帅部,他要直接指挥。对边区呢?开始承认了,但是抗战以后又推翻了。蒋介石有一次对朱总司令说:“你抗战了还要边区!”他想给个总司令的名义,就可以取消边区。结果平型关打了一个胜仗,他又承认了,那是在行政院第三百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到南京撤退,他又把这个决议束之高阁,直到现在还没有承认。对我们的党,就更荒唐了。我们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建立各党派的联盟,但他在庐山第一次谈话会上居然敢说:“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你看,他竟会这样想!我们这样好好地同他谈判,他却以送杨虎城出洋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关于发表国共合作的宣言问题,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要不是“八一三”打响了,就不会允许我们建立八路军总指挥部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组织。朱总司令和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的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后来宣言也发表了,但蒋介石又发表了一个谈话,一方面是承认我们,可是另一方面,还是说要取消红军,取消苏区。他说我们是一个派,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党,强调要集中在国民党领导之下,还是以阿Q的精神来对付我们。
  这些经历证明,我们的主张把全国人民振奋起来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战。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同时又证明,只有人民有力量才能逼成。而且还证明,蒋介石的反共思想是不变的。
  第三个阶段,从“七七”抗战到武汉撤退,大概有一年半时间。这个时期斗争的中心,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我们党的口号,是持久战争、人民战争,就是全面的抗战、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是要速决战,只许政府抗战,不许人民起来,以此来对抗我们的持久战争、人民战争的方针。首先是“八一三”后发生的对出兵问题的争论。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要分批出兵,不要一下子开出去。我们主要是到华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去创造华北战场,作持久战的准备,这样才能取得胜利。而国民党要求我们一次开出去,并只指定五台山东北边的小块地方(如涞源、蔚县)为我们的防区,企图在那个山屹崂里叫日本人把我们包围消灭。
  在全国范围内,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坚持持久战。而国民党呢?是幻想速胜。他们觉得,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引起国际的干涉。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英美在上海干涉。所以他们就打阵地战,把一二百万军队都调到上海,拿去拼,牺牲极大。在南京快丢失之前,蒋介石曾打电报给斯大林说:啊呀!我这个地方已经不能苟安了,请你赶快出兵吧!他还要求同苏联缔结军事协定。事实上,苏联已经帮助了中国的抗战,帮助了军火、飞机,还和中国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在政治上给以帮助。蒋介石实行阵地战的结果,把主力拼掉了很多,所以在南京撤退的时候曾一度动摇过,想议和,不过没有搞成,因为日本的条件很苛刻,主要的还是全国的抗战高潮已经起来了,他不敢投降。由于国共双方采取这样不同的方针和做法,结果我们在华北就创造了游击战场、根据地,而他就失掉了华北和华中的大块土地,一直到武汉撤退,在许多次的阵地战中,损伤了很大的兵力。这是战略方面不同的意见。当然那个时候在武汉,我们自己也有错误。就是说,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所以在武汉时期,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工作,没有能象华北一样,利用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候,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在武汉谈判当中,我们还是继续坚持各党派联盟的主张,就是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制订共同纲领,改革那时的政治机构。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提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想把我们吸收到国民党里头去,加以溶化。他们那时叫“溶共政策”,好象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们没有做贾宝玉,化不了。另外,他们提议,只要你们加进来就好了。我们说,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是可以的,你们是一份,我们也是一份,各有独立的组织。我们进到国民党里面去,要保持我们共产党的独立的组织,也可以象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样。但蒋介石又不干,他说,党外不能有党。我们说,你那个党内就有派,党外有党有什么关系!他说,你们可以进党来作为共产派,不要在外面。他就是想把我们溶化,当然用这个办法是谈不通的。他组织三青团,我们也主张共同参加,发展青年运动,但蒋介石也不干,他就是要拿三青团把一切青年组织都取消,统一到他那里,不许有别的党派在里面活动。这当然也就谈不通。他对我们在敌后的政策,就是让我们到敌后打敌人,削弱我们。正如朱德同志那天说的,国民党在华北很快地就退走了,不能不让我们去。所以武汉时期,他答应要我们到华北、山东去发展游击战争。徐向前同志带一一五师到山东去,还得到了他的同意。但是他看到我们的游击战争有发展,人民力量有发展,建立了根据地,就害怕,所以紧跟着就派鹿钟麟,张荫梧带兵同我们磨擦。我们在政治上主张要改革政治,成立民意机关。他那个时候,一方面搞参政会,另方面还是一党专政,参政会只是一个“作客的机关”,并且还解散了一些人民团体。
  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蒋介石速胜论失败了,依赖外国参战也落空了,投机不成,投降又不敢。他被八路军的力量、人民的力量逼得不能不走向持久战,不能不在政治上表示一点进步。但他的投机性、反动性还是继续保留的。
  第四个阶段,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一直到去年参政会国共两党公开谈判为止,时间整整有六年之久。我们党跟国民党争论的中心,也就是象我们党一九三九年“七七”宣言上所说的,我们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国民党则是要妥协、分裂、倒退。这种斗争到现在还继续进行着。我们在这六年当中,主张积极抗战,求进步,靠自己。我们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能够这样做;另方面我们在敌后做出了成绩,创造了十九个解放区,发展了很多的军队,证明了我们的办法是对的,这样才支持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推动了全国的民主运动。可是国民党在这六年中怎么样呢?是相反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会议的报告中,也分析了他们依靠外国帮助,等待胜利,勾结敌人伪军来制造内战的这一套。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这六年中,就有三次反共高潮,进行过三次谈判。
  关于这两个“三”,也可以说一说。开头有一个帽子,就是国民党的五中全会。五中全会是一九三九年一月武汉撤退以后开的。我们党在那个时候去了一个电报,态度是要求进步,反对汪精卫投降,主张严整抗战阵容,刷新政治,改革政府。但是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回答是,来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会上原则通过,会后国民党蒋介石又对我们军队,对边区,对共产党,对人民的活动等等,订了许多限制的办法。总起来就是:首先,抗战只有一个领导,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主张。第二,取消“特殊化”,反对所谓“封建割据”,对边区要包围要封锁。这也是一直搞到现在的。第三,不许再叫八路军,只能叫十八集团军。这是什么意思呢?八路军是平时的军队编制,就是说平常的时候也是有的,而十八集团军是抗战时期的军队编制,既然是战时编制,那么战后就可以取消了!文章在此。但是华北的老百姓回答了他:还是八路军这个名字便当,十八集团军字多不好念。蒋介石订这一条就是他准备取消八路军的一个步骤。以后他就不断地把队伍开到华北,跟我们磨擦。先后有朱怀冰、石友三、高树勋、汤恩伯这些人。并且还要取消我们的办事处,只许西安和重庆的办事处存在,其他的都要取消。因此,平江惨案发生了,竹沟惨案发生了,广东韶关办事处、桂林办事处也取消了。这些都是那个时期的事情。第四,不许国民党区域有共产党的组织。所以以后发现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就破坏。不许有秘密的人民运动,而且不许宣传。所以《新华日报》常常被检查、扣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许多文章不许登。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这个方针,一直贯彻了七个年头。我们说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然,根子是从历史上来的。
  有了这个帽子,底下就有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朱德同志已经说了,是从打边区、取消我们的办事处和制造平江惨案开始。最主要的是在华北,从新军事变一直到朱怀冰和我们磨擦。以后蒋介石打不下去了,失败了。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被消灭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住鼻子叫卫立煌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去了,就来了个第一次谈判。我们的方针是有理、有利、有节。我们打了胜仗不骄傲,还是和他谈判。我们是相忍为国。那次是我出去谈判的。我们和他一谈判,他就想讨一点便宜。那时谈判有四件事:党的合法,边区的承认,军队的增加,还有作战地区的划分。中心是在第四条。他就是想把我们赶到黄河以北,不要新四军在长江以南。那个时候有几个“北”:山东是鲁北,山西是晋北,还有一个黄河以北。他是想把我们都往北送,这真是“投畀有北”。那我们就不干,所以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他毫无让步。我们作了一点让步,答应皖南部队退到长江以北,也是一个“北”,叫做江北。但是他还不干,来了一个何白《皓电》,要我们到黄河以北,也是一个“北”。他坚持《中央提示案》,因此引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是一九四○年冬天开始,是从苏北战争埋伏下来的。苏北战争是他的阴谋,他原来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因为苏北我们的力量小,而他有韩德勤、李守维两个军在那里。他们企图北面一压,南面一打,我们就只有“喝水”了!那晓得他搞错了,因为苏北有刘少奇同志的领导,改正了项英同志的错误。陈毅同志领导军队,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方针,来了一个“退避三舍”。他打来了我们就先退。后来在黄桥来了个反击,消灭了他们两个师。蒋介石捏住鼻子没有说话,但他是要复仇的。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就到顾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但是表面上他还想麻痹你一下。那时候我在重庆。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那一天,就是当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放回去的那个日子,他忽然请我去他那里,大谈我们是患难朋友,大灌米汤。我看米汤不好喝,引起我的警惕,赶紧打电报给毛泽东同志,说这里面有文章。果然不过十天,他就动手包围皖南的部队,来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因为当时皖南领导部队的同志犯了错误,所以受了损失。他就更加蛮横起来,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但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来了一个回击,他不承认我们承认。从此新四军变成只受共产党领导、指挥的军队,不受蒋介石领导了,于是就麻雀满天飞,从十万人发展到三十万人,从三个省的地区发展到现在七八个省。这就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等到第二届参政会的斗争取得胜利,第二次反共高潮就结束了。从第二次反共高潮到第二次谈判,中间隔的时间很长,因为这时候正是一个复杂时期,有日苏协定,德苏战争,太平洋战争,以及新疆问题。第二次谈判是在一九四二年的下半年,但事前也有些小的接触。日苏协定订立以后,紧跟着有中条山战役,蒋介石怕中条山守不住,希望我们配合,但主要是试探我们还打不打日本,当然这完全是他的糊涂想法。我们表示配合作战,但是蒋介石又怕我们,不要我们过漳河之线,要限制我们作战,这就很难配合。他在中条山,我们在漳河北怎么样打呢?同时他又不给我们下作战命令,要我们自己打。我们要一点补充,他说,只要打,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我们打了,他又取消诺言,食言而肥。这是一次接触。后来,太平洋战争前夜,中国的情势很紧张,日本和美国有妥协的可能,这时要开参政会,他又表示要举国一致。我们为了阻止日美妥协,表示在抗日问题上还是和他一致,所以参加了参政会。那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把叶挺将军放出来(皖南事变中叶挺将军很勇敢,站在最前线和国民党斗争)。蒋介石答应了这个条件,并由张群担保。我们要求参政会以前就放出来,他不干。我们也打个折扣,那时候董必武同志和邓颖超同志都在重庆,两个人就只出席一个人,他来这一手,我们也来这一手。参政会开了,他仍不放。根据最近的消息,叶挺将军被蒋介石搞到重庆戴笠的特务机关里去了。世界上最不守信义的莫过于蒋介石。这是这个时期小的交涉。到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谈判以前,蒋介石还想来一套手法,因为那时候新疆问题解决了,有点得意忘形,他说:“我到西安去请毛泽东先生出来谈一谈。”后来林彪师长去进行第二次谈判。当时我们还是希望在抗战中能找到一个团结的办法,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党的“七七”宣言中表示出团结的态度。蒋介石以为我们有点可以让步的样子,提出的条件更苛刻,坚持我们的军队不能多编,仍是八个师,军队编了以后党才能合法,边区要改为行政区,作战地区还要向北移动。这个谈判拖了很久,实际上是他不想解决问题。他是想继续投机,希望那时候有一个日苏战争,一旦日苏打起来,就把我们赶到北边去,实行他原来的计划,所以他就要拖。我和林彪去见张治中,他公开说“还不是拖”!这里头又有文章,结果拖出来一本《中国之命运》,拖出来一个第三次反共高潮。那个时候正遇上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以为我们党内会有争论,于是就投这个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打我们的心脏。第一次反共高潮打华北,第二次反共高潮打华中,第三次反共高潮打西北。我们揭露了他,全国人民都同情我们。在国际舆论上,不管苏联也好,英美也好,都反对中国的内战。所以就把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压下去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以后,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又表示愿意政治解决,可是来了个八字由头,说我们“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第三次反共高潮过去了,我们表示,如果他愿意政治解决,我们总是可以谈的。所以去年林伯渠同志又出去进行第三次谈判。这次谈判正值宪政运动之期,我们就表示要实行民主和宪政,提出了政治问题三条,具体问题先是十七条,以后改为九条,其他的八条改为口头的,这样正式文件共有十二条。从西安谈到重庆,一直谈了差不多半年,还得不到结果。蒋介石就来了第二次《中央提示案》,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那里就必须到那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这样的条件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谈判就在林伯渠同志在国民参政会报告后告一个段落。
  从这三次反共高潮和三次国共谈判中可以看出来,国民党继续反共和内战的方针,在第四个阶段中特别明显,所以谈判时他们充满着反共思想,反共高潮时就打起来了,这就是内战。虽然这样,文章还没有了结,还有新文章:不是再来第四次反共高潮,就是再来第四次谈判。结果,不是反共高潮而是继续谈判。这个谈判不仅有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参加,而且有外国人参加;同时,谈判又是公开的。这是和过去谈判不同之点,是一个新的阶段。
  第五个阶段,从我们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到现在。这个谈判有一个中心,就是我们提出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国民党要继续一党专制的政府。这是一个斗争,就是毛泽东同志报告里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的方针是,立即召开党派会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战后召集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国民党的方针是,不放弃一党专政,包办国民大会,继续一党专制。半年来斗争更加尖锐。这样的斗争更振奋了全国的民主运动,更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为国际国内民主人士所拥护,所同情。正因为这样,所以谈判也就继续下去,于是有了赫尔利到延安以及我的两次出去。赫尔利在延安和我们签定了五条协定,同意我党毛泽东同志所提的联合政府的方针。这五条内容主要是:为共同打败日本强盗建设新中国,要在联合政府之下统一起来;要成立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联合政府,要成立代表所有抗战力量的联合统帅部;要给人民自由,要实行民主的改革;要承认所有抗日的力量,装备所有抗日的力量,统一所有抗日的力量(用联合政府来统一);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地位。这样五条不仅我们提出,而且美国大使赫尔利也是签了字的。这五条他承认了,所以我到了重庆,就是为实现这个方针——联合政府的方针。但是蒋介石又拒绝了。我回延安以后,赫尔利又继续邀请,我就又出去一次,提出为实现联合政府,办法可以采取一个准备的步骤,先开一个各党各派的会议,就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面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的会议,来讨论如何改组国民政府成为联合政府,如何起草共同纲领,如何废止一党专政。这一次谈判国民党蒋介石还是不同意,反而叫嚷什么“你们要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开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完全把我们的主张抹杀了。他还是要继续原来的方针。从《根绝赤祸案》到《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历来的主张,就是要我们把军权、政权交出来。这从蒋介石今年三月一日的演说上就可以完全看出来,要我们把军队和敌后的政府都移交给他。他给我们什么呢?不是联合政府。他能够给我们的,就是参加政府去作客。这个客我们作了八年,我们还稀罕作这个客?要把军权、政权交出去,当然是绝对做不到的事。但是蒋介石还是要你这样做,他说可以给共产党合法,但那是把我们手脚捆起来的合法,手脚捆起来还有什么合法!当然很清楚地可以看到,这样的主张后面还有一手,就是三月一日宣布的要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但这还是八年以前国民党包办选举的国民大会。他名义上要还政于民,实际上是要经过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一党专制的宪法,来承认国民党专制的合法。假使谁出来反对,他就说你是分裂,他就要统一你,你不受他统一,他就要讨伐你,这就是他所准备的全国规模的内战。他这条方针完全是和我们对立的。今天除了抗战这点上还可说是相同之外,至于如何抗战,完全是两套。我们是要胜利——彻底的胜利,要民主——新民主主义的民主,要团结——民主的团结,不但要国内的团结而且要国际的团结。国民党是另外一套,不是要彻底的胜利而是企图妥协投降,将来能用日本的资本和武器来打内战,把伪军收编过来打内战,不是要民主而是要维持独裁,不是要团结而是要分裂,在国际上是挑拨离间,企图英美帮助来一个“斯科比”,国民党就是这一条路线。
  从“九一八”以来的国共关系发展到今天,一般地是停止了大规模的内战,发动了抗战,这是统一战线的成功。我们创造和扩大了解放区,振奋了中国人民,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运动。但是,就是在抗战之下还是有局部的内战,还是充满了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行动,这是国民党所实行的。这个对立斗争现在还是继续着。我们一方面反对这种反动的消极抗战的路线,另方面还是留有余地,不关谈判之门。三次反共高潮三次谈判,三次谈判后又继续谈判。谈判是为了胜利,为了民主,为了团结,这样的谈判才有作用,否则那真是谈话会了,那就不会有结果。这是长期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过情形。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在中共七大发言的一部分。



 
 

2007/09/10

第八章抗日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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