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周恩来谈知识分子问题〔1〕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以及重要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单位的党员负责干部上千人参加,着重研究了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加强党对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以及妥善解决有关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问题。会上,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作报告,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
  周总理的报告,从党面临的任务说起,对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现状,包括他们的成长过程和政治、思想、工作状态,作了详细的分析。报告的着重点,是传达和阐述毛主席关于“向科学进军”,的指示,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制定1956年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任务,也是周总理在这次报告中提出的。这里,我简要记述报告中的若干精辟论点。
  周总理说:“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还强调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0、162页)。我认为,这是周总理代表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一次正确表述,是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作用的充分肯定。他的话,在当时干部中间还存在歧视知识分子倾向的情况下,无疑给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宽慰和激励。听了周总理的报告或报告的传达,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包括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又在旧社会工作过的知识分子,纷纷写文章或发表讲话,用亲身经历叙述解放后党和政府给予他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决心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教授说,周总理的报告说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指出了他们今后应当遵循的方向。广大知识分子今后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加强自我改造,积极进行科学技术和理论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最大的力量。青年数学家谷超豪表示,一定不辜负党所赋予的艰巨使命,在苏步青教授的指导下,发挥集体的力量,开辟新课题的研究,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做出成绩。著名哲学史专家、老教授冯友兰表示,他拥护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愿意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增添一分力量,并提出了给知识分子创造有利条件的五项建议。
  周总理在报告中还尖锐指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6页)同时,也指出了当时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问题和弱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同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相适应的。许多进步分子也还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更不要说中间分子了。”但是,他认为:“许多知识分子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面前,不能不日益受到强烈的影响,并且从中国的新生中看到全民族和他们自己的互相关联的命运。”(《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3页)周总理这些实事求是的分析,给知识分子很大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努力工作、跟上时代步伐的紧迫性。
  对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周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了原则的解决办法:(l)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有益于国家的专长;(2)充分了解知识分子,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有职有权,尊重他们的意见,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提倡学术讨论,对他们的创造发明进行试验和推广;(3)为知识分子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解决图书资料、工作设备及助手配备等问题;(4)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积极吸收符合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入党,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调整工资,修改制定合理的升级制度,以及学位学衔、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这是当时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这些办法的贯彻执行,解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保证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
  周总理在提出“向科学进军”的任务时,强调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现在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过程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泉源,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1页)人类正处于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他认为,世界科学技术在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的进步,已经把我们远远抛在了后面,我们必须急起直追。为了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必须抓紧时间,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他提议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计划。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专家局,统一规定和管理有关对待知识分子的各种行政性质的问题。
  毛主席在会议结束的那天到会讲了话。他在讲话中谈知识分子问题和向科学进军的话不多,但分量很重。我记忆比较深的有这么几点:(1)哪怕是知识分子中间的落后分子,也是可以改变的。党要加强领导,促进他们的改变,并且要看到他们的改变;(2)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3)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4)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5)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毛主席的话,给人以很大的启迪。这不仅使知识分子认识到改造思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认识到在技术革命中自己是主力军,报国有门,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同时,对于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干部,也给予了深刻教育
  这个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于24日举行会议,依据周总理的报告和毛主席的讲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这些文件转达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知识界很快兴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在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有组织地开展了文化和各种业务学习。当时我主持国家建设委员会的丁作,建委机关曾组织了各种学习班,并聘请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定期为干部讲政治经济学。
  由于全党的努力和重视,到1960年,全国科研经费支出比1952年增长了近60倍;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科技人员达到196.9万人,比1952年增长了3.6倍;平均每万人口中的科技人员增到30名,比1952年增长了3倍。新中国的建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向科学进军热潮的兴起,激励着海外游子,一批在国外工作多年的优秀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先后毅然返回祖国。这里有建国初期回来的吴阶平、邓稼先等,有1956年前冲破西方一些国家阻挠回来的钱学森、汪德昭等,有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回来的林兰英、张文裕等。他们为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意义深远,时间越久,越显示出它的思想光辉,迄今仍有指导作用。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提出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中央根据会议精神作出的《关子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没有能够贯彻始终。由于1957年春夏之交,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改变了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导致了反右派一斗争的扩大化,又把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向了阶级斗争的浪尖上,严重地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这种变化,给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带来了很大损失。

  【注释】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摘录。



 
 

2007/09/10

附:周恩来谈知识分子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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