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力撑危局〔1〕

 




  周恩来竭尽全力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限制在城市范围之内,限制在城市的大、中学校之内。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混乱已广泛地波及到工厂和公社,他对此深感沮丧。这种情况严重地危害了国家的经济。林彪和江青不断发表煽风点火的讲话,使局势更加恶化。林彪宣称,除了毛和他本人以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大民主的对象,大民主指的是红卫兵的行动。这样国务院、政府机构以及周恩来都无法幸免。
  考虑到要与之搏斗的恶魔中江青也许是可以对付的,周表面上跟着江青走了一段时间,有时好象在讨好这个女人,用大肆吹捧来冲淡她有关使用暴力的呼吁,实际上一面称赞她的讲话,一面予以不同的解释。这是一场精湛的表演,而且他多次重复。他总是提醒他的听众:“干革命当然是为了促生产。”他挥舞着小红书,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当日本来访者困惑不解向他问及对时局的看法时,他苦笑地说:“个人的看法应该根据大多数人的意愿而变化。”
  周也与陈伯达合作,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毛以前的秘书和“红旗”杂志的总编辑,此人不善施展手腕。周对他表示尊重。访问阿尔巴尼亚归来的一个红卫兵代表团将在机场受到周和陈伯达的迎接。然而,负责具体安排的礼宾官员李连庆没有通知陈伯达飞机改在另一机场降落,只通知了周。周抵达机场后问:“伯达同志在哪儿?”李回答说,他忘记把更换机场的事告诉陈伯达了。二十年后的一九八七年九月,李连庆对我讲述了这件事,他说:“周总理的脸色变得十分严峻,他摇了摇头说,‘同志呵,同志,你不知道给我找了多大的麻烦。’我当时真是垂头丧气。这一疏忽肯定会让文革小组的人用来反对周总理,他们一直都在试图找周总理的岔子,这回他们会指控他蓄意破坏,总理将不得不一连几小时,甚至几天做自我批评……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然而,足智多谋的周总理脸上的愁云突然消失了。“他替自己、也替我想出了一个解救的办法。‘连庆同志,为了节省领导人的宝贵时间,从现在起,只有出访代表团受到官方的送行。归国代表团(包括这一次)的迎接规格降低一些。请将此情况通知伯达同志。’”这样就把一次失礼的行为变成了美妙的恭维〔2〕。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千万工人卷入日益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之中。他们组成了自己的“造反派”组织,成群结队地登上火车,要求去北京象红卫兵那样接受毛的检阅。周发出命令,制止工人串联〔3〕。小工厂只能选派一名工人、大工厂选派两至三名工人作为代表赴京,每次接见的代表总数不能超过三百人。他还在电报中劝说要来京请愿的工人说:“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便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在工人同志方面,要保证安排好生产,不要妨碍生产和交通运输。”从十二月至一月,周向一百五十多个工矿组织发表讲话。有一次,他对数千名工人就“抓革命促生产,而不是减产”这一主题谈了九个小时。他处理了十分棘手的工资问题。当时数百万临时工遭到解雇。这些人变成“造反派”,在工厂里进行“夺权”,攻击正式工人……迫使厂方付出工资或自行发放工资。
  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的一名叫王洪文的基层干部将本厂的工人组织起来,夺了上海市政府的权。势力强大的上海市委靠边站了,其成员被关进了监狱。此举引起了江青及其亲密同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注意。张、姚两人都来自上海。王洪文可能对中央文革小组十分有用。他们前去与王会晤。
  巴黎公社令毛为之神往,因为它是一个在不依靠政党和军队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夺权的典范。这符合毛的思想,符合他的民主和人民创造一切的思想。他打算根据这个样板宣布成立上海公社。然而,几天以后他改变了想法。周恩来掌握着充分的事实和数字,他与经济专家陈云直截了当地告诉毛生产在下降,中国将面临崩溃。混乱局势必须得到制止。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毛决定动用军队恢复秩序。
  人民解放军得到命令去支持“左派”或“革命造反派”,把刘、邓控制的党内各级机构的权夺过来。但是,各省的党组织仍然十分强大,坚守着阵地,搞垮这些党组织并非易事。省委书记们巧妙地向工人们大发奖金,因而被认为是“真正的左派”。他们组织保自己的红卫兵以对抗得到毛支持的红卫兵。
  解放军要求学生返校、农民呆在各自的公社、工人应把革命热情用在自己的机器和生产上。周多年来与军队指挥官建立的各种联系,使他能够取得他们的合作,以保护交通运输和贸易网络。解放军守卫着电台、仓库、桥梁、火车站、机场、弹药库、粮库和监狱等要害部门。
  军队对“文化大革命”并不十分热心。接到的命令是“支持左派”,但是,左派在哪里?谁是左派呢?因为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左派,是拥护毛的。解放军犯了些错误,他们支持一些派别,解散另一些派别,麇集在林彪和毛夫人周围的一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现他们宠爱的红卫兵组织遭到排斥。于是谴责“军内走资派”的大字报出现了。周恩来意识到反军的危险,他警告“不能夺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的权,也不能夺解放军的权……”
  一九六七年初,周的盟友陶铸失去了在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中的职位,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送进了监狱。这对周是一个打击。中央文革小组中三位最活跃、最激进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仔细查阅了陶铸的讲话。他们发现陶铸在四年前的一篇讲话中说“甚至太阳也有黑点”,他们认为,这不是有意污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吗?
  一九六九年四月,周恩来才把陶从狱中救了出来,并送进了三○一医院。
  一九六七年整整一年里都在不断地进行“夺权”。红卫兵组织之间、各单位的造反派之间发生了数百起冲突。所有的组织均声称自己是毛派。解放军常常不得不进行干预。但他们奉命不许向人民群众开枪。所以战士们时有死伤。解放军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任何未来党的重建机构都必须将解放军包括在内。毛的设想是在各级政权机构中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即包括被解放了的干部、军人和人民群众代表。毛说,为了使政权机构民主化,每个革命委员会至少要有百分之三十的成员来自群众。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第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在东北的黑龙江省成立,成为其他省份的样板。可是三年后该省军区司令潘复生给降职了。〔4〕
  周小心翼翼地发表不同的见解,他开始提出:“遭受冤枉的人应该恢复名誉,应该为他们平反,释放他们。”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敢于这样说的人只有他一个,照他的说法,就要释放许多党的干部。“不能容忍经济进一步恶化,否则抓革命的基础也就会遭到毁坏。”周的讲话极其精明。他宣称,“走资派反抗‘左派’就是破坏生产。”这句话的意思是,谁破坏经济,谁就不是真正的“左派”,而是地道的走资派。林彪、江青、王、关、戚说,“越乱越好”。周的话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得力干部的短缺促成了二月中央碰头会议的召开。会上一些老党员、前政府高级官员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举行了讨论。周肯定策划了此事,而且主持了会议,但他在激烈的争吵的会议上一言不发,没有表态。
  会议地点为怀仁堂。一九四九年,政协曾在这里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出席二月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陈毅、余秋里、谭震林等长征老干部。面对他们而坐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林彪的妻子叶群。二月十一日和十六日,会议进行了两天,会上互相攻讦,充满火药味。
  苍白、瘦削的张春桥以轻蔑的语气,指责老干部们试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因此是反毛的。〔5〕来自湖南、且性情暴躁的谭震林说,毛的夫人“比武则天还武则天”。〔6〕谭震林在给林彪的信中也是这样说。谭讲完,拿起衣服准备退出会场以示抗议,陈毅劝他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但是,他本人却没有介入这场争论。在另一场合,叶剑英愤怒地质问说:“难道我们这些老干部要象叛徒和反革命分子一样被扔进垃圾堆吗?”说着,用手猛击桌子,以致把一根指骨折裂了。
  毛泽东从林彪和妻子江青那里得知会上对批判刘少奇表示异议,周解释说没有替刘翻案的意图,但毛不听他的解释。怒火集中在谭震林身上。谭曾组织过保自己的红卫兵、保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全力抗拒任何夺去他农林办公室主任职务的企图。
  周设法替谭说情,但他还要保护其他一些人,他们都是他的同僚和朋友。尽管十分小心谨慎,他也受到了牵连。他不是建议“恢复名誉”吗?周回答说:“的确说过,但只是针对那些遭受冤屈的人。我没有说过恢复走资派的名誉。”他尽量回避这一问题,然而,他必须在两点上进行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思想认识不够以及有和稀泥的倾向。二月会议被贬为“反革命逆流”。叶剑英失去了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周比以往更加势单力薄了,但是,还不可能把周直接打倒。
  周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仇敌支持的一个叫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组织,专门搜集反对周的材料。现在,这个红卫兵组织的活动升级了。曾断断续续出现过一些反周的大字报。一场有组织的反周大字报战开始了,它得到国务院下属的经贸学院红卫兵的支持。巨幅标语悬挂起来:“火烧周恩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向周恩来提十个问题”,“对周恩来的二十三点疑问”,”周恩来为什么阻碍批斗李先念?”“周恩来代表的是什么阶级?”,“活埋周恩来”。一天,周从中南海西门出来,这些标语醒目地印入他的眼帘。
  关于阶级出身的问题,周和他的妻子坚持认为,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最重要的是看个人的态度和表现,而不是出身。然而,“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划分阶级成份的浪潮席卷全中国,尤其是在红卫兵当中,反对革命的阶级划分为九类,其中之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诩为无产阶级出身的江青斥之为“臭老九”。
  一九六七年九月,周怀着极大的勇气告诫红卫兵,指出把阶级出身当作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是不充分的。
  周不得不放弃谭震林,但这是在六月十五日以后。“他为谭奋斗了四个月,然而我在大喇叭里听到他的声音:‘打倒谭震林!’这使我十分诧异,周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怎么能这样干呢?”这段话是周恩来生平与著作研究组的一位成员逐字逐句地跟我说的。它再次表明了周为人处事的方式。即使他呼喊了打倒谭的口号,他也不允许将谭拖出去参加批斗大会。群众批斗大会是场恐怖的经历,谭可能会遭到拳打脚踢,受到伤害。他只允许搞了一次中等规模的批判会。谭蹲了两年监狱。一九七○年,当然又是周恩来把他送进三○一医院。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从历史档案中查到有关伍豪(周的笔名)和其他二百四十三名共产党员所谓退党的证据。这是几十年前国民党捏造的一桩臭名昭著的诬陷事件。王、关、戚三人欣喜若狂地将这一所谓的变节的证据寄给毛。毛对此未予答复。毛对他们的第二封信的回答是:“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周一直在努力管理因无政府主义而变得支离破碎的国家,由于此事的困扰,他不得不分出精力来翻找自己保留的材料,将其寄给毛。他在信中对毛说:“我一直忙于处理四川省和内蒙古的问题……今天才有时间查阅以前上海报纸上登载的一些材料。”他把自己保留的有关此事的剪报统统都寄给了毛。
  他的敌人并不就此罢休。
  热情奔放的外交部长陈毅是周的敌人的主要目标。如果把陈毅赶出外交部,就可以搞垮周了。陶铸、叶剑英、李先念都搞下去了,周快要成为孤家寡人了。早在一九六六年九月,陈毅就已遭到了口头攻击。攻击陈毅最凶的人来自培养未来外事干部的外国语学院。该院的一些学生(不是全部)以心狠手毒名扬各高等学府。周不准他们碰陈毅。红卫兵在中南海西门外架起喇叭,高呼“揪出陈毅”。周的办公室和住宅离西门最近,噪音令他彻夜难眠。陈与周相比,不那么谨慎,不那么耐心,把年轻人称作“娃娃”,意思是“仍穿着开裆裤”的乳臭未干的毛孩子。
  陈毅对围攻自己的青年人说:“如果你们想干革命,为什么不去越南打仗?”同年晚些时候,在被迫参加的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上。他举起小红书〔7〕严肃地说,“翻到二百七十一页”。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在翻,可是没有二百七十一页。陈毅假装读语录,拖着声音念道:“毛主席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然后,他抬眼看了看批斗他的人说:“你们怎么能认为所有毛主席说过的话,写过的东西都包括在这本小书里呢?”陈对林彪冷嘲热讽。“林副主席是个多么伟大的人啊……想想看,他是唯一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的人。”他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长征期间林彪因拒绝服从毛而被周恩来批评过。
  一九六七年二月,陈毅做了一次自我检查,对此,毛很满意,说是一次很好的自我批评。周趁机让人将这一“样板”登在报纸上。编辑还加上按语说:“陈毅同志从来不搞两面派。”这样,周把攻击的矛头从陈毅身上转移开了,但是为时不长。
  除了应付红卫兵的幼稚行动之外,周不仅要管理国事,还要取代邓小平处理日常党务。他的鼻子出血次数日益增多,他的心脏不好,有时气喘。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十分担心。他的厨师、警卫、司机、秘书以及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聚集在一起,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他的办公室的门上,“周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叶剑英、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以及其他来访者都在这张大字报上签了名。“我们同意对恩来同志的批评。”邓颖超在大字报的边上贴了一张“小字报”。“我完全赞成这一批评。”她请求自己的丈夫“为了革命、为了党、为了长远的利益,多注意休息,多注意身体健康”。周回答说:“诚恳接受,要看实践。”这是一篇模仿整天在骚扰他的恶毒大字报的诙谐之作,可以暂时减轻压在他身上的难以忍受的重担。但是,周是不会允许在自己的脑海或自己周围的人的脑海里出现绝望的字眼。他说:“我们正在经受考验。”
  夏天,对陈毅的攻击加剧了,周勉强同意举行批斗他的外交部长的大会,但他警告说:“一切都必须事先准备好……陈部长很忙,不能浪费他的时间。”然而,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极端分子决定夺外交部长的权。在王、关、戚三人的授意下,一队红卫兵查抄了存放机密文件的外交部档案室。这些无知的青年一边随意乱扔着档案文件,一边喊道:“有什么机密的?要这些机密干什么?”周恼火了,他召集红卫兵和唆使红卫兵冲击外交部的“造反派”,同他们谈了四个小时,坚决要求他们归还拿走的档案,他说:“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说过可以批判陈毅,但是不能干预外交部的工作。不能打倒外交部长。”六月底,发生了另一起冲击外交部的事件。周向毛抱怨了一番,把被抄走的材料要了回来。
  八月,对外交部的冲击达到了高潮,一个叫姚登山的外交官被中央文革小组选中在外交部夺权。姚曾是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四月下旬印度尼西亚政府反华时被迫回国。在北京,他象英雄一般受到欢迎。他与毛和江青手挽手的照片刊登在报刊上。姚指控陈毅阻止海外爱国华侨谴责所在国的政府,压抑了他们的义愤。周反驳道,“是毛主席和我在许多年前制定的侨务政策。”周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在整个东南亚出现大规模反华、排华和屠杀华人的浪潮。海外华人由于他们的成就与在所在国的经济实力已遭到当地人的怨恨,很容易受到伤害。
  八月七日,姚登山率领三百余名红卫兵占领了外交部,夺了陈毅的权。他成为事实上的外交部长达十六天。夺权事件发生时,周正在外省解决一场严重的冲突。八月二十六日,一万名红卫兵聚集在人民大会堂,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揪斗陈毅。已经连续忙了近二十小时的周心脏病发作了。在他稍稍缓解后,坚持去见想批斗陈毅的红卫兵,并严厉地对他们说:“你们如果要想把陈毅带走,我就站在大会堂的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体上踏过去!”周恩来把陈毅带回了家。
  在夺权的十六天里,姚成了外交部长。周虽然无法撤掉他,但是坚持自己作为总理的权力,监督这位不受欢迎的阁僚。姚向中国驻外各使领馆发电报、下达指示。周斥责他说:“谁批准你这样做的?没有人看得懂你的电报……全都退回来了。”
  八月二十二日,红卫兵听到所谓英国人在香港犯下暴行的报道后,在愤怒中成群结队地冲进了英国大使馆。前一时期,年轻人停留在大使馆大门外边,呼口号、挥舞旗帜,而在使馆的前院两个苏格兰人穿着短格裙走来走去。他们吹着风笛以显示沉着、勇敢。现在大门被冲开了,汽油瓶扔向了馆内的建筑物,然后点火燃烧。周恩来派去的解放军和警察把英国的外交官救了出来。后来,周不仅亲自向英驻华代办道歉,而且由中国出钱重建英国使馆。
  同年夏末,毛泽东从外地视察返京。他得知在他的名义下所干的一切,可能感到震惊,他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约束。
  周立即开始行动,他想以中央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把一切错误一一都纠正过来。
  禁止武斗,禁止年轻人象一九六六年夏天那样到处串联;不准许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设备;解放军第一次获准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可以还击,绝对禁止冲击外国使领馆。
  周重新掌握了外交部。姚登山消失了。到年底,姚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投进了监狱。当然不会为了保护他而把他送进医院。
  周还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清除极左派王、关、戚三人。不久,他们三人因挑动武斗、反对毛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等而先后被捕。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一条是在周的坚持下才写进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之中的。〔8〕周恩来节节胜利,他战胜了制造动乱和混乱的牛鬼蛇神。但是他并没有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九十一位大使和外交部的干部在一次冲动中坦率地——而坦率这种品质还是少表现为佳——联名签署了保陈毅的大字报。周恩来指出,“这是来自右的干扰……大字报有原则性的错误。”周俨然成了无可指责的“真正左派”的代表了,他的秘书浦寿昌说:“他是一位出色的表演艺术家,一位能够扭转乾坤的大师。”周得到了“不倒翁”的外号。看上去他前后左右摇摆,但事实证明他是坚定不移的。

  周在各省也是单枪匹马地作战。制止动乱,进行调停,发布指令。四川省的省委书记、长征老战士李井泉要对付数十万红卫兵,其中许多来自外省,而且都在相互打派仗。各派死亡人数相当可观。当时共有几十个红卫兵组织和工人战斗队。在那个被称为中国粮仓的、丰饶却又乱糟糟的地区,红卫兵占领了生产坦克和战斗机的军工厂,并将其变作军营。这些都是在“大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我的几位在该省当工程师的亲戚告诉我:“年轻人从部队里偷来武器,然后就相互残杀。”这一说法在我以后采访前红卫兵时得到证实。李井泉曾试图逮捕和监禁为首分子,但未获成功。周说:“关监狱解决不了问题。”他另派了一位解放军指挥官去处理武斗问题。他发现“虽然张国华同志有能力……但他口才太差,无法向年轻人解释清楚。”于是周亲自出马,面对持枪的各个派别做解释工作。他坚持要对话。“我们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其他手段。”他向悲观失望的同僚们引用了一句老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周恩来说:“我们绝不可丧失信心。”
  周处理了河南、安徽、云南、内蒙古等地的问题,那里的年轻人搞武斗引起了动乱。在香港,一些当地的“红卫兵”自制土炸弹,造成数人死亡。一九六七年夏,在一些秘密帮会的挑拨煽动下,这块英国殖民地一片恐慌。周进行了干预。香港对中国发生的一切都非常敏感。谣传红卫兵正向香港进发,要收回香港。周把在香港工作的新华社记者召到北京,对他们说:“香港的地位不变。”香港必须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外汇收入的一半是从香港赚来的。在周巧妙的引导下,一些记者,如已故的费彝民等,〔9〕表演了一出喜剧,以适应形势。一方面,他们朗诵小红书;另方面,他们绝不参与暴力行动。香港平静下来了。
  七月,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飞抵武汉。他们企图解散一个叫做“百万雄狮”的群众组织。中央文革小组称:“百万雄狮”不是“真正的左派”。王力被支持“百万雄狮”一派扣押了。这件事被认为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支持的,并说成是解放军指挥员首次向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明确的挑战。这是否是一场兵变的开端呢?军队已感到十分压抑,并对持续的混乱非常不满。据说中央派出一个空降师去对付陈再道。五艘军舰也已准备从上海溯江而上,直奔武双。军区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呢?
  周恩来身着整齐、简朴的浅灰色夏装飞抵武汉。谣传说,大约有二十五辆卡车满载士兵等在机场要拘捕他。而他的飞机却在另一个机场降落了。他和往常一样足智多谋。周沉着冷静、循循善诱,采取了不失尊严,又坚持原则的办法,使陈再道不仅同意释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而且陪同周一道去北京。
  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向陈再道讨还血债。当然,无论是毛,还是周都不会去碰神圣的人民解放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官的,尤其是军队正处在不满的时候。解放军不会容忍自己的一位军官遭到惩罚。陈得到了从宽处理。他写了一份态度很好的自我批评,保证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周又胜了一个回合。周在毛的支持下挫败了中央文革小组“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阴谋。周恩来说:“军内没有走资派。”
  上述插曲说明周已在慢慢地恢复对局面的控制。一开始,这种控制神不知、鬼不觉,因为一位良将的行动象星光下的幽灵一样无人察觉。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重新掌握全局。周懂得如何利用某一事件来推动另一事件,懂得如何利用看来毫不相关的事件来达到某一既定的目的。六月中旬,他挤出时间同聂荣臻一起观看中国第一枚氢弹的爆炸。他绝不让林彪来控制核研究、核试验室以及核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他向毛报告氢弹爆炸成功,进而暗示需要更多的科学家和年轻的研究人员……这是为了解放更多的知识分子、恢复科学研究、重开大学伏下一笔。
  他飞往广州。广州的红卫兵正在忙于相互开枪射击。周与他们谈了几个小时。他在这里似乎——犯了个错误,错误地把一个派别当做是“真正的左派”加以支持,用当时夸张的行话来说,该派别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但是对周最为重要的是广交会不能受到影响。许多西方商人抵达广州后都得到为他们准备好的毛的像章和小红书。周对此一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姚登山已被清除。周又重新着手外交事务。向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和缅甸的吴·奈温表示道歉。向海外华侨“红卫兵”发出严厉警告。十二月,他与越南南方解放阵线的代表举行了会谈。运往越南的武器遭到红卫兵的抢劫。周命令军队指挥官韦国清〔10〕制止红卫兵的行动。韦负责管理与越南毗邻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向越南人民提供军用物资的军火库所在地。韦用迫击炮攻打红卫兵建筑的工事。抓了许多俘虏,并把他们送往劳动营。越南人得到了所需的供应。
  一九六八年七月,毛召集了十几位著名的红卫兵领袖,对他们说:“你们让我失望……你们让中国的工人、农民和战士失望。”要把几十万的年轻人送往军垦农场、公社、边远省份的计划确定下来了。周对垂头丧气的青年人发出了最后的告诫。那些不听话,继续制造动乱,不交出武器,不返校的年轻人受到处罚。迅速处决了“杀人犯、强奸犯、抢劫犯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然而,反革命一词现在的意思与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时候的意思完全相反。大字报上写道:“打倒极左分子!”士兵支持的工宣队进驻各个大学,以阻止青年人自相残杀。大部分地区的秩序恢复了。
  红卫兵远离城市,使党的干部复职成为可能,他们不会再受红卫兵的骚扰了。周希望“文化大革命”很快会结束。他宣布:“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已被粉碎了。”一次会上他就此题目发表重要讲话。他邀请江青出席这次会议,并请她发言。江青很恼火,因为她已无法再向自己宠爱的红卫兵听众发表讲演了。她语调尖刻地说:“我今天早上才知道要我讲话。”她要求参加大会的人不要忘记革命的年轻人,也不要忘记他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现在她与周之间的权力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周开始占上风了。愤怒的江青质问周:“你为什么仍然庇护着这么多人?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接受批斗?”周回答说:“无论大斗,还是小斗,文斗,还是武斗,我就是不准批斗他们。”他尖锐地指出:“现在发生的事情比起当年王明等人的所作所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这些人之中有的被斗死了,你愿意承担责任吗?”这番话表明,这一切给他带来了多深的精神创伤。毛的妻子躲到她在南方的一所别墅里呆了几个月。周对她暂时不再抛头露面的解释是,“工作太劳累,休息去了。”
  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周确实保护了许多人。但是他仍失去了一些他所敬重、热爱的朋友,例如贺龙。他也失去了颇有才干的章汉夫。章的夫人龚普生是周忠诚的新闻官员龚澎的姐姐。退出外交部的陈毅,患了肠癌,于一九七二年初去世,周恩来把陈的死讯告诉了毛。毛一直非常喜欢快人快语的陈毅。他身穿睡衣睡裤,披上一件大衣,就赶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他用于抚摸着周以他的名义送的花圈。“恩来,你事事操心。”他对陈毅的遗孀说:“陈毅是个好同志。”然后,他好象又想到什么似的,接着说:“邓小平也是一个好同志……”
  对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言词都很留意的周自然不会放过这番话。他轻轻地搀着悲伤的毛并送上汽车。后来,他把毛的话间接地告诉了邓小平,表示很快一切都会好转。邓小平当时正与家人一起呆在南方的一个省里。
  三个月后,邓重返北京。一九七三年四月他再次公开露面。周恩来似乎已经选定了自己的接班人。

  【注释】
  〔1〕摘自(英国作家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标题是编者所加。
  〔2〕韩素音对李连庆的采访。李连庆曾任中国驻印度大使。
  〔3〕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关于经济工作的几则文电》;其他更多的话保存在档案中。
  〔4〕本书作者于一九六九年前往黑龙江省,并采访了潘复生。参阅《韩素音文档》。潘后来与林彪几乎在同一时期消失。
  〔5〕一九六八年十月,本书作者采访叶剑英元帅时,叶帅亲口所说。参阅韩素音文档及照片。
  〔6〕唐朝的女皇武则天,于公元六九○年接替其丈夫统治中国。在男子为主的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她被看作是残忍、放纵的象征。
  〔7〕“小红书”指林彪于一九六五年主持编辑的《毛主席语录》。
  〔8〕对这一点仍有不同说法。一些人说毛自己坚持这样做的,并不是由于周提示。但周恩来一有机会就加以利用。
  〔9〕费彝民,香港《大公报》的总编辑。他是个富有才能的记者和编辑,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他一直与周保持联系,以使香港免遭暴力冲击。据说,周制止了广州的红卫兵开进香港的企图,但这一点并未完全得到证实。毛肯定同意不要去碰香港。
  〔10〕韦国清,系1954年帮助越南人指挥著名的奠边府战役的指挥官。



 
 

2007/09/10

附:力撑危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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