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让周恩来说出自己——力平教授谈《周恩来自述》

 




  梁粱

  这是一本首次以自述的形式出版的关于周恩来的书,它的编辑者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周恩来研究组组长、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力平先生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研究员廖心文女士。他们长期从事周恩来生平、著作的研究,一谈起周恩来,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这是一本首次以自述的形式出版的关于周恩来的书
  坚持一条原则,就是真的是自述
  记者:在众多有关周恩来的著作中,《周恩来自述》是比较特殊的一部。他用朴实的语言记叙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刻苦求学、五四运动时期的被捕与抗争、赴欧勤工俭学时的意气风发,共产国际面见斯大林的曲折经历……他用亲切的口吻自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特殊经历,以及“文化大革命”动乱岁月中的艰难处境……读来令人感动,读后令人思索。请您谈谈它的成书过程和区别于其他有关周恩来的书籍的特色。
  力平:《毛泽东自传》出版后,在读者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据说在西单图书大厦购书的场面非常感动人;在购书现场,有的老同志提出了出版《周恩来自传》的建议。周恩来没有写过正式的自传,但是,他叙述自己心境和心情的资料是比较多的,早年日记中的记载、面对访问者谈的、给亲友书信中叙述的,集纳起来,也可以反映他一生的大概,编辑一本自述是完全有可能的。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坚持一条原则,就是真的是自述,周恩来自己写自己、谈自己。
  这本自述,大致是依历史顺序编集的。《开篇自述》收录了1946年9月周恩来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记录,附了斯诺记录的访问周恩来的谈话内容。这样较为集中、完整地谈自己的历史,在周恩来一生中并不多见。书的中心内容,以“中学时代”、“东洋求学”、“五四运动时期”、“赴欧勤工俭学”、“在黄埔军校”、“会见斯大林”、“参加遵义会议”、“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以后”、“文化大革命中”为线索,收录了他学生时代的作文、文章,旅居日本时的日记,给亲友的信件,文章、谈话中涉及自己历史的内容,等等。这些文字,有的详尽些,有的简略些,大致可以把他的一生贯穿起来,给读者一个较为完整、清晰的印象。
  法国小组虽然没有派代表来,但仍算是我党“一大”的八个发起组之一
  周恩来自己说,国共和谈这十年,他是谈判谈老了
  记者:读这部自述,最大的感觉是亲切,就像周总理向我们叙述他的经历。同时,我也感受到编者注意抓住他辉煌人生中的关节点,突出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
  力平:是这样的。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他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从1927年起,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核心领导人之一,历时半个世纪;他任国家总理26年。他为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个是建党。在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中间,周恩来是一个,那时,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还比较少,当然,那时他还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到欧洲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当时的社会思潮,寻找救国的道路。1921年春天,他由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也接到了通知,由于路途实在太遥远了,需要走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派代表参加。据一大组织者李达讲,法国小组虽然没有派代表来,还算是八个发起组之一。毛泽东跟斯诺谈话时明确讲到,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法国组的创建人之一。
  再就是南昌起义、遵义会议、1930年7月会见斯大林、抗日战争时期做统战工作等。
  周恩来自己说过,从西安事变到1946年的国共和谈这十年,他是谈判谈老了。抗战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心是保持国共关系不破裂,国民党在抗日阵营里不投降。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收录在本书中的周恩来1939年1月给蒋介石的信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蒋介石当时想溶共,他提出来,国共合作,他是最高领袖,国民党听他的,共产党也要听他的;共产党到国民党中来,成为一个共产派。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蒋介石在抗战时期搞两手,一手是武装磨擦,一手是“溶共”,要以他的名义加入共产国际。在对付蒋介石的两手中,周恩来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文革”前对知识分子的“广州讲话”,在传达时遇到阻力
  建国以后,周恩来是政府总理,日理万机,头绪万千,怎么反映?我们选择了知识分子问题。
  陆定一同志去世以前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中国革命有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关键问题是,大革命时期要不要军队,陈独秀不要军队,结果,蒋介石一叛变,我们没有武装,只好被杀。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要不要农民。王明是不要农民的。毛泽东是要农民的。结果,毛泽东是对的,王明错了。
  第三个关键问题是,建国以后要不要知识分子。周恩来是要知识分子的。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就讲,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八大”也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但是,八大二次会议就把知识分子划到资产阶级中去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成了“臭老九”。
  1962年,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科技工作者代表会议,广州同时在开文化界的代表会议。周恩来去了,聂荣臻向他反映,很多知识分子对把他们当成资产阶级很反感。周恩来说,不是资产阶级,应该是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写了一个讲话提纲,中心是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的帽,加无产阶级的冕),问周恩来可不可以这么讲。周恩来说,可以这样讲。陈毅就在科技界和文艺界联合的会议上讲了话。
  讲了以后,知识分子很兴奋。但是,会议精神的传达遇到了阻力。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不准在上海传达。在北京是陆定一,说这种说法是错的。这问题在政治局内有了不同意见。
  有一次,毛主席在场,陆定一也在场,周恩来提出来,究竟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说党内有争论。意思要毛主席表态。毛主席没有说话,实际上他是同意陆定一的。这就没有结论。
  那时的总书记是邓小平。有人就请示邓小平,现在有不同意见了,应该怎么看。邓小平表了态:按总理的办。
  不久以后就“文革”了,打击知识分子到了极端。这个问题,一直到“文革”结束才扭过来。
  陆定一经过认真反思,承认自己错了。他认为,建国以后如何看待知识分子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
  “反冒进”时,周恩来曾提出再担任总理不合适
  当时做会议记录的邓小平用他的政治智慧保护了周恩来
  在“反冒进”时,周恩来是挨了批的,也写过检查,但是本书没有收录。毛主席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五十步了。我们考虑,实际上周恩来在“反冒进”时是对的。他写检查时写不下去,很矛盾。
  他觉得自己是对的,但是又要做检查,不检查也通不过。后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表示,既然认为自己有错误,再担任总理合适不合适。
  当时,邓小平是总书记,做了记录,整理了纪要,说,周恩来提出来继续担任总理是不是合适;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没有说不同意。实际上,是邓小平用他的政治智慧保护了周恩来。
  据有的同志讲,当时毛泽东是有用柯庆施代替周恩来的总理职务的想法。一次,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一篇文章问周恩来: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说,我写不出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处境非常艰难。他有几种说法: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这几种说法都是存在的,是在不同场合说的。跟谷牧副总理说的是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跟薛暮桥(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说的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他在文革开始时处于一个很困难的地位。如批斗陈老总(陈毅),每次他都必到。为了保陈毅,就怕出意外。有一次批斗陈毅,事先商量好,不准提“打倒陈毅”,会议一开,“打倒陈毅”的大幅标语从三楼挂下来了,这时候,周恩来就站起来了,说,我们事先商量好的,不能讲打倒陈毅,怎么又出现了?停止会议。
  党组织给了法国律师两根金条,《申报》上的“周少山启事”才登了出来
  记者: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利用“伍豪事件”攻击周恩来,据说,周恩来还写过说明性的文字,书中有没有反映?
  力平:文革时期,周恩来对“伍豪事件”问题进行了陈述,书里面没有收。
  所谓“伍豪事件”,是30年代国民党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所谓“伍豪等243人脱党”的启事,这是造谣污蔑周恩来的一次拙劣表演。当时周恩来已经到了瑞金中央苏区了。毛泽东当时还为这件事情发过通知。伪造这个“启事”的国民党有关特务解放后被抓住了,交代了事情的前前后后。当时,为了揭穿国民党的无耻谣言,还以“周少山”(周恩来的号)的名义发了一个启事。陈云当时在上海主持特科工作,找了贺昌的爱人黄慕兰。她去找了当时上海有名的一个大律师,这位大律师讲,这个问题是有背景的,中国的律师不好办,最好请外国的律师。她就找了一个法国籍的律师,律师要两根金条,党组织同意,由法国律师出面,才在《申报》上把“周少山启事”登了出来。同时在我们党的内部刊物《红旗》上也登了。
  本来,这件事是非常清楚的。1967年,红卫兵找出来后,给了江青、戚本禹,江青就转给了周恩来,同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就让办公室的同志把当时的报纸找来,他用了一个星期,把当时有关经过整理出来,写好以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给了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
  1968年,又有红卫兵从旧报纸上找出来,又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这个问题已解决,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1975年,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在说明上签了字。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责成文献研究室,关于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要搞一个东西留下来。李琦同志和我搞了个内部材料,把详细情况都讲清了。以中央的名义发到每个省的省委。你说的那一件,因为没有公开发表过,所以没有收进来。
  “文革”中,周恩来为什么没有拍案而起?
  记者: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为什么没有倒,是不是在明哲保身?
  力平:我们在编周恩来年谱的时候,就听到过这样的话,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能不能像陈毅那样,拍案而起。我觉得,这不是个胆量问题。群众起来了,“文革小组”、林彪他们正在起哄的时候,硬顶是不明智的。
  后来有三个人讲过此事。邓小平讲,在文革中,周恩来也讲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谅他。陈云说,文革中,周恩来是保护人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如果没有他的话,中国就很危险了。彭真也讲过,文革中,周恩来只能采取这种态度,不能起来反抗,他一反对,就跟我一样进秦城监狱了。那时,周恩来只能是采取迂回的、软的办法,实际上采取办法来纠正。章士钊被抄了家以后,写信给毛泽东。章士钊是毛泽东感恩戴德的人。毛泽东把信批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借此机会,保了一批人。
  当时他也不能不干。他要是不干,总理就可能是张春桥来当。有人问过周恩来,王力是不是想当总理?周恩来说,恐怕还不是王力,王力后面还有人。指的可能就是张春桥。
  他心里非常明白。他并不顾及保全个人的名声,他是考虑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站在为人民利益的基点上,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他在总理的岗位上,才能保护健康力量,使其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如果连他也被打倒了,这样的机会也就没有了。
  “文革”十年,他的政府总理职务始终没有让出来。他有他的原则。他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但也不好提出来反对。
  通过“文化大革命”看周恩来,他确实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从他身上可以学到许多政治智慧。政治是要讲韬略的、是需要智慧的。
  记者:长期以来,周恩来担任着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他的文章也是务实的,比较简洁,语言比较平实。虽然着墨不多,但都能点到要害处。他对有些史实讲得非常明白、清楚,用几句话就表述清楚了。他的务实作风也反映到文风上,简洁、到位。您看,是这样的吗?
  力平:从文风讲,我觉得周恩来作为党的领导人,文章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根基,同时也有西方文化的影响。周恩来的中国古文的底子很深,基础很好。早期的作文,都是文言性质的。他到法国时任天津《益世报》通讯员。这张报纸当时在天津、北京是很有名的。他在法国生活一部分就是靠稿费。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实际上是总参谋长,很多文件电报都是他亲自起草的。据统计,最多时一天要起草作战电报20几个。在转战陕北时,白天是走,晚上坐下来就是批电报,答复。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时,很多文件也是他起草的。那时也没有秘书,只有秘书处。
  长沙大火中他是自己从火里冲出来的
  他对马歇尔的评价就不低
  记者:从书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的人格有什么魅力?
  力平:总的体会,一个是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在长沙大火中,他是自己从火里冲出来的。事先没有人通知,睡到半夜,四周都是火,冲出去后,起初都找不到汽车。
  周恩来是很重感情的,他对他的亲戚、过继母都有很深的感情。不管是敌还是我,都觉得周恩来是比较好接近的,是诚心对人的。
  他对敌对方人物的评价也是很中肯的,主要从人格、能力方面加以评价。例如,他对马歇尔的评价就不低。马歇尔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形象是蛮高的。周恩来和马歇尔相处是比较好的。马歇尔后来对人讲,在他的谈判对手里,周恩来是不可多得的人物。
  记者:编完书后,有没有什么遗憾?
  力平:遗憾也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没法编进去。比如,大家知道的,周恩来小学时,校长问他为什么读书,他回答说,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这对青少年影响是很大的。但是没有留下什么笔墨的文字。
  再就是南昌起义,影响也是很大的,他是前委书记,但是他自己也不大提。他从来把南昌起义说成是集体的领导。他在参观南昌起义纪念馆时说过,不要太突出他。
  再就是前面提到的“反冒进”。在建国以后,他一直强调国家建设要实事求是,这也是他毕生务实精神的体现。他总强调,不要搞得老百姓没有饭吃了。“大跃进”时,有的地方钢产量“放卫星”,他就派人去实地调查,回来说,不可能。算了一笔账,炼一吨钢需要多少吨焦炭,炼一吨焦炭需要多少吨煤,你哪来那么多煤啊?没有那么多煤怎么炼钢呢?一看就是假的。
  周恩来一生中有关他自己的自述性的材料还有许多,本书集录的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以反映他的主要经历。
  《北京青年报》2002年3月20日



 
 

2007/09/10

附录:让周恩来说出自己——力平教授谈《周恩来自述》

漂泊的树 E书作品  支持键盘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