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首张“考卷”,经济命题,新政府迎难而上绘出第一幅建设蓝图

 




  新中国成立后,占人类近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迎来了政治上的解放,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人们正在为这种变化欢欣鼓舞的时候,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政府总理面前的,却是一个旧中国留下来的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就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不久,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商曾公开宣称:共产党搞军事是一百分,搞政治可得八十分,而搞经济则只能打一个零分。
  有人怀疑,有人幸灾乐祸,还有人在蓄意破坏,……严峻的考验,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早有思想准备。在那场进入北平之前的对话中,毛泽东就曾把筹建新中国比作“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周恩来也曾信心十足地表示:“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
  考什么?在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最重要和最直接的考验,恐怕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共产党除了以前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搞过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建设以外,没有搞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经济建设的经验。进城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拿到的第一张考卷,首先要解答的,就是如何恢复国民经济,开展经济建设的命题。
  解决经济建设的难题,并不比解决军事和政治难题轻松!
  周恩来所担负的总理角色,使他更多地、不断地思索这道题的难度和解题的方法……
  刚刚建国,各种各样的会议请周恩来去讲话,他都讲工作重心的转移。工作重心不转移,刚刚夺过来的政权迟早会守不住。到了一九四九年年底,在北京同时召开了几个关乎国计民生的会议: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会议代表们集中起来,请周恩来讲点对今后建设的指导性意见。参加会议的人们从总理的讲话中,一下子明白了指导新中国建设的原则、思想:
  “以农业为基础——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
  工业领导农业——农业必须在工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
  有人说,这就是“以工业为基础,以农业为指导”的提法的雏形。
  指导思想有了,还得真抓实干。周恩来接着讲:
  “不抓生产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周恩来还郑重地告诫大家:要正确处理好新中国面临的六种主要经济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
  然而,经济领域的争夺战,并不比军事领域轻松。光有思想理论的指导是不够的。建国初期的经济斗争极为尖锐。
  就在新中国成立庆典的十月份内,全国的物价继一月、四月、七月三次大幅度上涨之后,又一次猛烈上涨,平均达到百分之四十四点九。这次上涨,是以纱布价格的上涨为龙头的。上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资本家猖狂地进行投机倒把活动,企图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挤垮。
  在上海,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商,为了向世人证明“共产党搞经济只能打一个零分”,他们囤积居奇,大肆进行金融投机活动。上海的投机倒把活动向全国延伸,导致了全国性的金元风潮和物价风波。从经济领域延伸开来的斗争,可谓惊心动魄。
  为解决物价问题,周恩来找来陈云。平稳物价,陈云是行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主要议题就是研究如何解决物价问题。这些红色政权中的经济专家们出了一个高招:由财政部拨一部分粮食给贸易公司,用粮食收购棉花,减少货币的投放,并迅速运输棉花供给上海。这一着棋一走,果然妙不可言,纱布的价格很快得以平抑。
  接着,中财委又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到十二月,平抑物价的行动基本结束,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全国物价已经趋向平稳。
  尽管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是极为艰难的,但是对于开国总理周恩来来说,身上担负的,是人民给予的重担,他必须加倍努力,主持百废待兴的共和国经济工作……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二年底,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新生共和国的经济形势逐渐恢复,一年一个新局面:
  ——一九四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的一年,到这一年的年底,新生的人民政权已经控制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命脉。但由于刚刚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财政出现巨额赤字,物价猛涨,市场混乱。新中国经济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一九五○年,通过统一财经工作和调整工商业等重大举措,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这一年的经济工作,周恩来是这样总结的:“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打了一个胜仗,就是把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由物价波动、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现象扭转过来了,人民生活得到了安定。”然而,这一年的财政收支逆差却有二亿九千万。所以周恩来认为所取得的成绩“还不是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一九五一年,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出现明显的好转,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十九,交通运输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年的财政收支相抵,有了十亿六千万元的结余。这是新中国财政第一次出现收支平衡且略有结余的一年。
  ——一九五二年,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工作已经胜利完成,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已根本好转。在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的国民经济而言,若要进入一个大规模的计划建设时期,基础已经具备了,有利的条件也有了。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对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来说,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期,一场严峻的考验下来,周恩来领导下的人才济济的政务院,已经交出了一份初试的满意答卷。
  无论多么困难,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交出来的经济答卷,中国人有目共睹,全世界有目共睹——它绝不是一张不及格卷,更不是有人预言的“零分”卷。
  对这张卷子的分量,周恩来做了一个让人无可辩驳的概论:
  “帝国主义再三地认定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这些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所压倒,而不得不向他们求救。但是,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是破产了;中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如同在军事和政治的战线上一样是胜利了。”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中共中央决定,要不失时机地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一九五一年二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按照这一决策,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始编制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幅建设蓝图。
  决策有了,接下来政务院立即组织人手着手编制“一五”计划。经周恩来提议,成立了一个由六人组成的核心领导小组,他们是:
  周恩来——政务院总理
  陈云——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
  薄一波——中财委副主任
  李富春——中财委副主任
  聂荣臻——代总参谋长
  宋劭文——中财委计划局局长
  六人小组,以周恩来和陈云为首,由陈云具体领导。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中财委加紧研究制定“一五”计划的方案。通过摸底、研究、讨论,到一九五二年六月,各大区和各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已经汇总到中央财经委员会。根据这些指标和中国人民渴望早日告别贫困落后状况的愿望,中财委很快拟出了《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
  六人小组成员宋劭文后来深有感触地回忆:
  在这个草案中,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器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工业,提出了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对重大水利、铁路、桥梁建设也做出总体规划。
  通过“一五”计划,拟扩(改)建与新建若干个重工业区,即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三个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作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及以机器制造为工业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已初步形成我国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与大致合理的布局。
  草案出来以后,周恩来于七月十日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人: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尽量推开。
  周恩来之所以这样急于“将其他工作尽量推开”,是因为他不仅要专心领导当务之急的“一五”计划工作,而且计划制定出来以后,还需尽快赶赴莫斯科,征求苏联“老大哥”的意见。毕竟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苏联比中国早进行了三十多年,他们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况且,新中国的建设必须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
  为做好这些工作,周恩来感觉自己分身乏术,这才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调邓小平到京,“主持一个时期”。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为人和能力是很了解的,他认为,邓小平来京帮他,“这是最理想的办法”。
  在周恩来的加紧主持下,八月十一日,《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总算完稿。基本内容有五项:
  一、中国经济概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
  这份草案估计了进行五年计划建设的可能性: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的经济情况已经恢复。人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胜利完成。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
  由此报告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基本任务: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也是在这一天,周恩来还亲自写成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
  这两份文件脱稿以后,周恩来开始做赴苏联的准备事项。这时,接替他的邓小平也正在赴京途中。
  按周恩来的安排,邓小平从西南重镇重庆来到北京,就任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刚到北京,周恩来就在八月十三日下午找他谈话,除表示诚挚的欢迎外,目的只有一个,周恩来赴苏期限只剩两天,必须在离京前向邓小平交代政务院的工作。
  有了邓小平接替工作,周恩来心里踏实多了。谈完话后,周恩来于当天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四十八次政务会议。这次政务会议,人们从第二天公布的人民日报上看到的消息只有一个:
  政务院第一百四十八次政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和批准了司法部长史良《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庭的报告》。
  而参加会议的人更为注意的是,周恩来总理在会上郑重宣布:
  “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五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起程飞赴莫斯科。由于人数太多,他们分乘三架军用飞机和一架民航飞机,由北京起飞,沿中国东北、苏联伊尔库次克、新西伯利亚……路线,最后向莫斯科飞去。限于飞行条件,飞机飞了两天,八月十七日,周恩来一行才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机场,前来迎接的有苏联党政领导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苏联领导人心里非常清楚,周恩来这次来,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与苏联领导人谈判中苏两国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全面合作,他带来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这是继毛泽东、周恩来一九四九年底至一九五○年初访苏之后中共领导人的第二次重大的国际活动。
  在机场,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毫不隐晦代表团是“毛主席派来的”,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诸同志,奉毛泽东主席之命,来到莫斯科,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的三年时间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又由于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援助,曾不断地克服国内外的种种困难,业已在国家建设的各方面获得了重大成就……
  来干什么?首先要表明与兄弟的苏联党、国家和人民友好合作的愿望。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中苏两大国的友好合作的继续发展,必然对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都将有更重大的贡献。
  由于赴苏时间仓促,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才发现,我方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些文件有漏洞,比如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
  在这个节骨眼上出问题,是周恩来不能容忍的。他拿起电话,要通了代表团其他成员的住地,严厉地批评了负责此事的柴树藩:“年轻人对待工作应该尽职尽责,一点疏忽和差错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总理的这番批评非同小可,柴树藩立即找来有关人员对这些数字进行了重新核对并改正过来。数字虽已改正,但柴树藩心中的内疚却很深,心理负担沉重。
  另一边,周恩来批评完后,也感到对一个初临大事的年轻人似乎批评太重了一点。
  第二天,周恩来专程来到代表团住地“苏维埃饭店”看望大家。(四十五年后的一九九七年秋天,当笔者来到这家饭店专门寻找当年周恩来向柴树藩道歉的地点时才发现,这家饭店离周恩来的住处并不近。更有意思的是,当年苏联的一些街道、建筑、地名现在几乎都已改名换姓了,而这家饭店仍然保留着原名,且在它的总经理办公室内仍然留着列宁的巨幅画像。)
  在这家“苏维埃饭店”吃饭的时候,周恩来特意举起一杯白兰地,来到柴树藩面前,向他碰杯敬酒,并微笑着说:
  “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
  话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但周恩来的这一杯敬酒,一下子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在场的人深为周恩来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折服。
  斯大林对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此次来访高度重视,在一个月时间里多次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正式会谈。
  周恩来向斯大林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对朝鲜战局和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中国代表团将同苏方商谈的有关问题,并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斯大林和参加会谈的苏联政府代表团。
  对周恩来的全面介绍,斯大林表示满意。他笑着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印象很好。
  对合作问题,斯大林表态:
  “愿尽力之所及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以及派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或实习等方面给中国以帮助。”
  在全面审阅了中国政府的文件后,斯大林对中国“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百分之二十,是勉强的。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原则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今后产值每增长百分之一,其增长的总量总是比过去的大。我建议工业建设的增长速度,每年上涨可降到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十四。留点后备力量总有好处。”
  对中国政府只准备公布编制好的五年计划的方针而不公布整个具体计划一事,斯大林提出:
  “应该使人民知道,不能只提方向和方针。看来非公布不可,群众是愿意知道数字的。五年计划究竟公布不公布,这是你们的事,由你们自己决定。”
  苏联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
  斯大林的表态,为中国代表团在苏联开展工作开了绿灯。他还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各项具体问题。
  对中国的“一五”计划,苏联老大哥提了许多非常好的建议。双方在莫斯科反复协商。
  为提高效率,也使自己和陈云、李富春超脱一些,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并研究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重大问题,周恩来把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按业务性质、工作关系分为若干相应的组,让各组分头同苏方各有关部门直接商洽,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苏联援助中国的具体项目。
  经过双方多轮会谈和各小组的紧张工作,到九月中旬,所谈项目终于有了一些眉目。九月十二日晚,斯大林特意设家宴招待周恩来等人。家宴上多了几位客人,一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还有两位是朝鲜首相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永。他们三位是九月一日秘密飞抵莫斯科的,来苏的目的,是与周恩来一起同斯大林商谈有关朝鲜战局和停战谈判的问题。
  席间,周恩来说:“朝鲜战争推迟了世界大战,毛泽东同志的估计是五年、十年、十五年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
  酒桌上谈笑风生的斯大林赞同这一看法:
  “毛泽东的估计是对的。但要说明一点,美国没有本领进行大战,它的英法朋友更不行,人民也不愿打仗。”
  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等世纪伟人对形势做出的这种准确估计,使得他们能够抽出精力来考虑国内建设问题。这次家宴,几位领导人喝得都很尽兴,亲切友好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深夜,方才互相道别。
  第一批文件的签字仪式定在九月十五日。这天,周恩来和斯大林各率双方人员出席了《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的签字仪式。
  在签订的《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中,苏联政府允诺向中国政府贷款七十万卢布。
  苏联援助中国的其他项目,由于还需进一步详细研究、核算,在时间上至少需要两个月。而国内的千头万绪的工作不容许周恩来在国外停留过久。
  橡胶协定签完以后,周恩来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对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下一步的工作做出了详细安排。按预定计划,他将携陈云、粟裕等人回国,留下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职务,全权领导各组继续与苏方谈判。
  九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平安回到北京。当天就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代表团就“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方面商谈的情况。会议根据苏联方面的一些意见,继续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
  虽然离开了莫斯科,但周恩来仍然继续密切关注和直接过问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进程。李富春在谈判中遇到重大问题时,直接打电报向周恩来和毛泽东请示。每次周恩来都及时审阅这些电报,并在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研究商定后,以最快的速度给予明确指示和答复。
  经过艰难的工作,到一九五三年四月,苏联援助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的协定基本谈妥,剩下的工作就是签字了。为趁热打铁,李富春接连从莫斯科致电和致信中共中央,请求指示。
  四月三十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电,指示非常明确:
  “我们同意你在来电和来信中所提的各项意见。请你即向米高扬同志表示: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协定的议定书》、《协定的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附件》、《议定书附件》及《两个清单的附注》等八个文件,并完全满意和感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这样巨大和长期的援助。中国党和中国政府愿尽一切力量完成这些文件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
  电文还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委托李富春同志为全权代表签订这些文件。”
  取得中共中央的授权以后,五月十五日,李富春以中国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文件上签字。这一《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九十一个工业企业项目,加上一九五○年签约援助中国的五十个,总共一百四十一个项目。
  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历时八个多月,总算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周恩来内心是欣慰的。但他深知,作为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来说,中苏之间的经济技术以及全方位的合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周恩来心里很清楚,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要想稳固地发展,必须进一步得到苏联老大哥的援助。尽管这种援助不是无偿的,但却是至关重要的。谈判还要继续……
  根据中国政府的请求,至一九五四年十月,苏联政府再次追加了十五个援助项目。至此,广为中苏两国人民熟知的苏联政府援助中国“一五”期间建设的一百五十六个重点项目,最后敲定。
  一百五十六个重点建设项目的确定,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尽管中苏关系后来出现曲折,但是,在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初期,苏联老大哥功不可没。
  得到苏联政府的热心帮助后,周恩来与陈云、李富春等人进一步指导精心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完整的国民经济建设答卷,是在一九五五年六、七月间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提交的。
  七月三十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
  这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提交的新中国第一幅建设蓝图。
  为使她的全部内容切实付诸实施,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九日,周恩来签发国务院命令,敦促“一五”计划涉及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遵照执行,并领导群众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克服困难,为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到一九五七年底,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都超额完成……



 
 

2007/09/10

第二章首张“考卷”,经济命题,新政府迎难而上绘出第一幅建设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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