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当代大禹,长年治水,驯淮河、长江、黄河……其功不在禹下

 




  刚刚建国,摆在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的,既有由社会原因引起的灾难——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及其他失业人员等等;还有极端严重的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灾难——水灾、旱灾、各种病虫害、森林缺乏、水土流失、地震……以及渐渐袭来的环境问题等等。这些巨大的难题,一齐冲着新中国而来。
  新政府和他的总理,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在中华民族面临的众多生存难题中,水害,首当其冲且最为严重。
  一九四九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严重的水灾,受灾面积达二千五百多万亩。它的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一九五○年。
  从小就亲身体会过淮河灾难的周恩来,自担任共和国总理后,将治水之事放在了他工作的重要位置上。与先人大禹一样,周恩来是在国家多难之时挑起治水兴邦重担的。
  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水利部,为的就是变水害为水利,发展农业生产,造福于民。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政务院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周恩来召集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专门听取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作关于召开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报告。三天后,他又亲自召集出席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水利专家、教授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举行座谈会,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
  会上,周恩来郑重地提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提起治水,他的语言是豪迈的:
  水利做的是开路的工作,种树的工作。假如能把全部水都利用,那将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业,以自然科学界来说,要为人民服务还有比这更直接的吗?
  会上,人们从周恩来的话中听出,水利工作在一个大国总理的心中有着重要的位置:
  水利工作是最有前途的,将来不只诸位去做水利工作,我们还应动员更多的青年去学习做水利工作。
  鉴于一九四九年全国发生的大面积水灾,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九五○年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和傅作义共同签发了政务院第一份《关于一九五○年水利春修的指示》。
  这份《指示》以明确的语言说:
  今年水利建设的方针,仍以防洪、排水和灌溉为首要任务。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要抓紧春修工作的全面领导,春修工程要以黄河、长江、淮河等主要河流为工作的重点,提高工程质量,以期保证再遇一九四九年同样的洪水也不生溃决。
  在周恩来眼中,“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而在恢复农业的工作中,兴修水利最为重要。如何做?他提出:
  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华北的永定河,实际上是“无定”的,清朝的皇帝封它为“永定”,它还是时常泛滥。不去治它,只是封它,有什么用?国民党统治时,有一个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得不到支持,因为反动派不需要做水利工作,反动政府不是为人民办事的。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要开展这一工作,把全国的水利专家都集中起来也不够。
  兴修水利,联系到动力,更需要有长远的计划。……
  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正当治水方略紧张运筹之时,一九五○年六月到七月间,河南和安徽交界地区连降暴雨,史、洪、淮、淠四条河流洪水并涨,泛滥成灾,造成豫皖境内受灾面积达四千万亩,灾民一千三百万人。
  情况万分紧急,华东防汛指挥部于七月十八日给中央防汛指挥部发来特急电,称:淮河中游水势仍在猛涨,估计可能超过一九三一年最高洪水水位。
  这封电报,毛泽东是七月二十日看到的。淮河泛滥造成灾难,共和国主席心急如焚。毛泽东心中十分清楚,人民政府面临着重大的难题,必须当机立断治理淮河,并作根治的准备,才能向人民做出交待。当天,他把电报批给了周恩来:
  “周: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对淮河的情况,周恩来更是心急如火。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华东方面和安徽省委拍发来的多封有关淮河灾情的“AAAA”级电报。这种电报,只有在战争年代的特急情况下才拍发,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过总参谋长的周恩来,深知灾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七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召集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等有桨的领导同志开会,对导淮问题进行研究。决定由水利部与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负责草拟导淮根本方针及一九五一年度水利计划。
  治理淮河,成为周恩来为解除人民长期水患之苦的第一个大的治水工程。
  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专门讨论治淮计划和方案。在时间紧迫、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周恩来对参与治淮工作的人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必须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专家、群众与政府三者相结合,新式专家与土专家相结合。九月份订出治淮工程的动员和勘测具体计划,十月份动工,三年为期,根除淮患。
  这样的治淮紧急会议,在当时不知道开了多少次。周恩来与有关领导和专家经过反复磋商,并根据淮河上中下各段危险水位及最大流量等情况,治淮的总方针提了出来:“蓄泄兼筹,上中下游兼顾,以达根治之目的”。
  方针和计划有了以后,周恩来于九月二十二日写信给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李富春并转水利部领导人傅作义、李葆华、张含英,具体部署了治淮的有关事项。对治淮计划,信中要求:
  在公布前,此计划业已付之实施,昨已面告傅、李两同志加紧督促实行。昨晚毛主席又批告,治淮工程不宜延搁。故凡紧急工程依照计划需提前拨款者,亦望水利部呈报中财委核支;凡需经政务院令各部门、各地方调拨人员物资者,望水利部迅即代拟文电交院核发。至华东、中南届时如有修正意见,必关系于勘察后的工程,对于目前紧急工程谅无变更,因此类事业经各方多次商讨,均已认为无须等待。
  一九五○年十月十四日,周恩来签发了经过反复研讨和多方磋商形成的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在这份决定中,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思想:
  治淮的方针——“应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
  具体原则——“上游应筹建水库,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按照最大洪水来量,一方面利用湖泊洼地,拦蓄干支洪水,一方面整理河槽,承泄拦蓄以外的全部洪水。”“下游开辟人海水道,以利宣泄,同时巩固运河堤防,以策安全。洪泽湖仍作为中下游调节水量之用。”
  后来,毛泽东为治淮工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十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五十六次政务会议,任命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曾山为治淮委员会主任,并任命安徽、河南、江苏省及华东水利部门的负责人曾希圣、吴芝圃、刘宠光、惠浴宇为副主任。
  十一月三日,周恩来又主持政务院第五十七次政务会议,听取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作关于治理淮河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发言中阐述了治理淮河的五大原则:
  一是“统筹兼顾,标本兼施”原则。
  二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原则。
  三是“分期完成,加紧进行”原则。
  四是“集中领导,分工合作”原则。
  五是“以工代赈,重点治淮”原则。
  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治淮工程于一九五○年下半年开始动工,由此拉开了新中国政府大规模治理江河湖海的序幕。
  这时的中国,正处在急需大量资金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候;当时的抗美援朝战争更急需大量的资金。然而,在周恩来眼中。治水是关系到人民的生活、生产和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它同样极为重要。在治水的问题上,周恩来不仅给予了大力支持,而且往往亲自挂帅。有人曾建议,治淮工程可否暂缓一步,等打完仗再说。但周恩来没有同意那样做,在他眼里,治理水害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打赢一场战争。
  本来,在周恩来的工作日程排序中,土地改革是农业工作的首要任务,治水是配合土改进行的。但由于淮河水害给淮河流域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为此周恩来决定,先治淮水之害,苏北地区的土改推迟一年再进行。
  由于淮河的水文记录缺乏,治淮工程又如此复杂,因而在治理的过程中不断出现难题。共和国总理亲自出面,边解决难题边总结经验。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主持第六十七次政务会议专门讨论水利工作一九五○年的总结和一九五一年的工作方针。根据讨论的情况,他最后精辟地概括了治水的几个问题:
  先讲“治水理论”,周恩来谈古论今:
  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治水理论,只是那些理论对今天来说,是远不够的,是要予以提高的。中国历史上,有导江河入海,挖湖蓄水,开渠灌溉的事,也有利用水力进行生产的事,比如水磨(延安南泥湾就有个水磨,用以磨面,据说是几百年前就有了)等。过去那些治水理论,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中形成的,对今天的需要来说,就要予以大大提高才行。如宣传中国水少了,就是个新理论和新常识的问题。中国水少了,并不是自然水少了,而是可用之水少了,无力蓄水以致用,只能泄水少生灾。在宣传时,要多加解释才好。我们现在话水,还只能是蓄泄并施。再提高一步,才能以蓄为主。水可用以灌溉、航运,还用以发电。把治水理论提高一步,治水为了用水。从现在的蓄泄并重,提高到以蓄为主;从现在的防洪防汛,减少灾害,提高到保持水土,发展水利,达到用水之目的。这些都需要大力宣传才行。
  再讲“治水步骤”,周恩来信心十足:
  水利工作要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去做。十年二十年,到那时全国水库如果能修建起来,情况就变了气候也改了,便可大大用水。
  再讲“工作方针”,周恩来反复重申:
  今天治淮的方针是:上游以蓄为主,下游以泄为主,中游蓄泄并重。
  最后,他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是大禹以来从未做到的……”
  在中华民族所处的并不乐观的生存环境面前,周恩来一生都在做着“大禹以来从未做到的”工作。
  治淮工作进行了一年之后,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派出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专门视察淮河工程。同时,又组织了以邵力子为团长的中央治淮视察团,对治淮情况进行督促。他们回京后,周恩来于一九五一年六月又专门召集政务院第九十一次政务会议,听取了他们的报告。
  对一年来的治淮工作,周恩来及时做出总结。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三日,他召集水利部和安徽、江苏、河南三省的负责人开会,对成绩作了充分的肯定。
  一年过去了,治淮工程下一步如何工作?周恩来提出了四点意见:(一)通力合作,依靠群众,相信一年会比一年前进;(二)要善于接触与发现新鲜事物;(三)要发扬历史的经验(包括人民群众和封建帝王治水的经验);(四)不要固步自封,满足现有成绩。
  此后,尽管治淮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全国的治水工作更是一个极为繁杂的系统工程。但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新中国的治水工作毕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代打下了万代基业。
  参加治水的人们常说:我国几条主要江河,如淮河、长江、黄河、海河的水利规划,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
  对于治水这一复杂问题,周恩来每年主持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都要把水利问题单独提出来讨论。兴修水利,解除水害,造福于子孙后代,这样的大事,时时提到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办公桌前。我国的许多大大小小的河流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淮河、黄河、长江、海河等河流的治理,十三陵、密云、怀柔、新安江等水库的工地,都倾注着他的心血。
  年仅二十九岁就担任周恩来“内阁”中的水利部副部长的钱正英,对周恩来治水体会颇深:
  我感觉到周总理之所以这么重视水利工作,是因为周总理深深地认识到水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生存环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历次讲话中,都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对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长江和黄河流域的治理,是周恩来更为繁重的工作。由于这项工作的繁杂性和长期性,我们只能从某一段来认识治水中的周恩来。
  在淮河的治理有了一些进展以后,长江、黄河的治理提升到周恩来的办事日程。.
  长江上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如荆江分洪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筹划三峡工程,等等,无一不浸透了周恩来的心血。
  一九五四年,由周恩来亲自批准开工的荆江分洪工程建成,当年便经受住了长江特大洪水的考验,保护了沿江人民的生命财产。周恩来为此非常欣慰,毛泽东还专门为这一成功题词祝贺。
  不幸的是,人们在成功面前,往往容易头脑发热。一九五六年在我国的第一五年计划即将完成的时候,急躁冒进的思想和情绪开始抬头。对水利的治理,在最高领导层中就产生了不同的想法。
  一九五六年六月,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时候,满怀豪情地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诗句,向世人宣告准备在长江三峡修建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宏伟设想。毛泽东的这一设想,有人认为可以很快就实现。
  是不是会很快实现?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没有立即表这个态。但他对这一宏伟设想是持拥护态度的。
  周恩来当时写下了这样一份题词,表达自己对宏伟蓝图的愿望:“为充分利用中国五亿四千万(千瓦)的水利资源和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远大目标而奋斗!”
  他的表达,用了“远大目标”几个字,言下之意,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应该作为一个“远大目标”来实现,从长计议。在治水中,周恩来一向是谨慎的。
  然而,在那样一个大干快上的时代,违背自然规律去改造自然的事情彼彼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激励着意气风发的人们。对长江三峡这样的大工程,一些人也希望它早上、快上。
  能不能早上、快上?建国以来的治水体验使周恩来深知,必须做出详细的调查研究和实地勘察。
  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那个时候并不是很清楚的,三峡工程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被提到了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的会议上。
  一九五八年一月,一场冬雨给广西南宁带来了一丝寒意。然而,在这里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对三峡水利工程的讨论却气氛热烈。
  当时参加会议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后来这样回忆:
  讨论三峡,当时主席的意思是要早做准备,早些开工。当时讨论了很多问题。总理在会议前也问我:国家没有这么多钱,三峡工程设计要七十二个亿,主席的意思能不能省一点。我就说至少五十个亿,减少二十个亿。因为我们当时装机两千多万千瓦。周总理问:装机五百万千瓦行不行,主席希望能开工。我说行,先把大坝修起来,将来发电以后再组装,先修大坝防洪水。
  ……
  三峡工程是不是立即上马,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各执己见。就在双方争论不下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希望由周恩来“挂帅”,主持长江流域的规划和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
  刘少奇表示:恩来同志能领会主席意图,还是请恩来同志挂帅。
  在这个时候,周恩来由于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在建设思路上他们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周恩来的心情原本是沉重的。刘少奇让周恩来出来挂帅,显然是对周恩来的信任。
  周恩来原想,这么大的事,还是请毛泽东主席管才好。但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说让他管,他爽快地答应:“好,我来管。”
  毛泽东最后敲定:“好吧!你来管,一年抓四次。”
  会上领命的周恩来,仅就个人心情来说是极为复杂的。毛泽东主张“大跃进”,他主张反冒进,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仍处于加温之中。三峡工程,又是在跃进的环境下提出来的。正因为三峡工程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千秋大业的工程,周恩来欣然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考察三峡。向中央提出详细的报告,为最高决策层提供决断的依据。
  会后,周恩来先就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等问题专程前往朝鲜访问。二月下旬,他刚回到北京,就急忙于二月二十六日飞往武汉。当晚,带领湖北、四川、湖南有关省市以及水利部、计委等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以及苏联专家,总共一百多人乘“江峡”号轮船溯江而上,实地考察长江。他沿途听取三峡工程的汇报。主持会议讨论工程的规划设计。
  途中,在周恩来主持下,不同观点的人们主要就三个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争论——需不需要建三峡大坝,能不能建三峡大坝,是不是要提前修建这个工程?
  周恩来希望的就是这种各抒己见的局面,只有通过实地考察并亮明各种观点,才能为三月间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拿出一个详细的报告。
  客轮开到旅游景点南津关的三游洞。随行的人邀请周恩来上岸,他说:我不是来游山玩水的。专家解释说,在三游洞旁边打了一个钻孔,发现里面是石灰岩,有溶洞,如果在这一带建大坝有可能漏水……周恩来这才弃船上岸仔细察看。
  一路上,周恩来冒着风雪实地踏勘了三斗坪、中宝岛等设想中的三峡坝址。研究对照了工程设计方案。途中,他对地质部门在当地勘探出来的一块花冈岩心十分重视,并亲自留了下来,说要带回北京进一步研究。后来有人看到,周恩来将这块花冈岩心放在了他的办公室里。
  船过鬼城酆都,周恩来一行听取了县委、县政府负责人的汇报。谈到酆的“酆”字,既难认又难写。根据酆都县连年丰收的情况,周恩来建议:能不能将“酆”字改为丰收的“丰”?周恩来期望的是,长江沿岸的人民都能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
  钱正英回忆:酆都是个山城,山上好多群众都下来了,一直到船跟前,到江边上,周总理在船上给大家招手,群众热情的样子真叫人感动!
  激动的人们并不知道,周恩来当时是以一种沉重的心情来考察三峡的。周恩来走后不久,“酆都”就正式改名为“丰都”了。
  三月五日,周恩来进入考察的最后一站,来到重庆附近的狮子滩水电站。这里曾是长江上游水系建造的第一个成功的水电站,当时被称为“小水电之花”。为这一仍然开放着的水电“花朵”,周恩来专门题词:
  “为综合利用四川水利资源树立榜样,为全面发展四川经济开辟道路”
  当周恩来在水电站门前与职工们合影时,兴奋的电站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这天,正好是周恩来六十岁的生日。总理六十大寿,随同前往的人们没有人提起,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已经被他隐藏了起来。
  在沿途的讨论中,周恩来多次强调:
  “设计方案必须十分安全可靠。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一点也马虎不得。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
  在当时的条件下建设三峡这样的大工程,周恩来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我对高坝建设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船抵重庆后,周恩来于三月六日在重庆主持会议,对这次长江考察及沿途的大讨论作了总结。
  他指出:
  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深远的意义,在技术上也是可能的。但准备工作要统一规划、分期进行,必须联系长江流域远景规划和近期开发,正确处理干流和支流,上、中、下游,大型、中型和小型水电工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七种关系。要进行综合考虑,分别轻重缓急,具体安排。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以为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南津关和三斗坪两个坝区也要充分比较进行选择。
  三峡工程是千年大计,我们要全面地进行规划,还要允许争论。……
  他还提出了以兴建三峡为主体的治理长江流域规划的十六字方针:“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并确定了近期和远期的治理布置。
  总结的结果,归结到一句话: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当时还不完全具备条件。
  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周恩来在成都出席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继续批判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思想,号召实行国民经济的大跃进。这无形中给周恩来造成了更大的思想压力。
  三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成都会议上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报告讲明了各种不同意见及其利弊关系,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经过认真的讨论,二十五日,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以这个报告为基准正式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意见指出:
  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需要修建,也可能修建,但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以及何时修建。要待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以后,才能做出决定。
  这是在“大跃进”的环境下难得的一个极其慎重的《意见》。一些当事人形象地说,在“大跃进”的情况下,这个决议是成都会议上通过的三十多份文件中,惟一的一份“促退”文件。周恩来功不可没!
  四月五日,这一文件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正式批准。
  今天,当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终于具备了建设的条件,并大规模地兴建起来的时候,在沸腾的工地上大显身手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为这一伟大的世纪工程铺路的人们。在今日的中宝岛上,还立着一块石碑,纪念第一位登上中宝岛的国家领导人周恩来。
  中央决定暂缓修建三峡工程后,根据“分期进行”的方针,决定先修建长江上的第一坝——葛洲坝工程。之后,葛洲坝工程又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运筹开来。
  ……
  黄河,同样牵动着周恩来的心。
  一九五七年四月,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我国水利部门开始动工兴建黄河上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作为根治黄河的第一期重点工程之一。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三门峡水库的兴建,只是根治黄河的开始。”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人,经常听他念叨过这样一个愿望:
  “我这一生能把黄河变害为利,就算对黄河两岸人民做了点事了。”
  他还曾经提出这样的想法:
  “我想什么时候去踏勘一下黄河,从黄河入海口出发,逆流而上,一直到黄河源头,亲自查看一下,花它个两三个月的时间。”
  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周恩来并不是每一个心愿都能实现得了的。周恩来的这些心愿,后来有的实现了,有的却未能实现。日理方机的工作,根本不可能让他抽出两三个月去全面“踏勘黄河”。
  尽管如此,黄河岸边仍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
  一九五八年夏天,黄河中下游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洪流竟然把郑州黄河大铁桥冲断了两孔。七月十八日,正在上海开会的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决定暂停开会,随即乘专机飞抵郑州。
  在河南省领导的陪同下,周恩来又乘坐直升飞机在黄河上空查看大铁桥,了解整个灾情。他果断地批准了不分洪战胜洪水的意见。并要求党政军民全力以赴,不能有任何麻痹大意思想;要尽快修复这座南北运输的大动脉。
  当晚十时,周恩来又冒雨来到邙山脚下的黄河岸边,察看夜间黄河洪水和铁路工人们抢修黄河铁桥的情况。
  在现场,他冒雨站在广场上讲话,给工人们鼓劲。这时,有人给他撑伞,他制止了,说:“你看大家不都是一样在雨里淋着的吗?”
  随后,周恩来又同铁路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研究修复铁路的办法,直到深夜两点多钟,才离开黄河。
  这一天,周恩来从上海到黄河岸边,一直工作了十八个小时。
  十几天后的八月五日、六日,周恩来又分别赶到郑州和济南,视察两地的黄河大桥和两岸的灾情,指导防洪救灾工作。他对铁道部门的负责人说:“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把大铁桥保住。该加固的加固,该维修的维修。”
  对黄河的综合治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颇费心血。仅对三门峡水利工程,他就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一九五九年十月、一九六一年十月,三次亲临现场,了解水库实情,主持现场会,解决水库工程中出现的问题。
  黄河三门峡工程开工以后,一部分人对工程的效益和上下游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分歧。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六日周恩来亲自召集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的目标,并解决整个治黄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会后,他决定带彭德怀、习仲勋等人到三门峡水库工地去开现场会。
  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等人来到黄河三门峡水库工地视察。在这里,他详细地调查了截流、拦洪、发电等项目。随后连续几天主持召开有四个省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三门峡现场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三天以后的四月二十四日,他在现场会上作了总结性发言,阐述上游和下游,一般洪水和特大洪水,防洪和兴利,战略和战术等辩证关系。
  对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的问题,周恩来明确地说:
  要分别主从、先后、缓急;目前以防洪为主,其他为辅;综合利用要量力而行;对防洪的限度,库容以不损害西安为前提。
  不能孤立地修水库,要配合进行综合治理,即要同时加紧进行水土保持、整治河道和修建黄河干支流水库的规划,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
  这次会议,周恩来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决定降低原来由苏联专家设计的较高的蓄水位,以限制回水末端的影响,并减少移民数量。
  几天以后,赴毛泽东在广州召集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工业问题之机,周恩来到会上作了关于三门峡现场会议和电站施工情况的专题发言,正式在中央决策层的会议上建议降低电站水位。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带上吴芝圃(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方仲如(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卫恒(山西省省长)、张体学(湖北省省长)、李葆华、钱正英和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等人,再次来到三门峡,召开三门峡水利工程现场会议。这次的现场会主要是讨论在三门峡枢纽一九六○年拦洪发电以后如何继续根治黄河的问题。
  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治理黄河的目标:
  根治黄河必须在依靠群众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大面积地实施全面治理与修建干支流水库同时并举,保卫三门峡水库,发展山丘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土流失问题,必须做到三年小部,五年大部,八年完成黄河流域七省区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其他措施,逐步控制水土流失。
  在北京,周恩来还多次主持召开治黄会议。
  治水是艰难的,治黄则更为艰难。没有实事求是、辩证统一的观点和措施是不行的。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在主持召开治黄会议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要求有关方面全面地看问题,摆正各种关系;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提醒大家谦虚、慎思,多到现场去调查研究,不要急于下结论;用高度的责任感鼓励大家一旦发现问题,随时给北京打电话,给他打电话。他自信地说:
  “旧中国不能治理好黄河,我们总要逐步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理好。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
  水利界人士经常说:全国江河治理的全部框架,水电工程的整个布局,包括丹江口、葛洲坝、刘家峡、三门峡、兴安江等大型水电工程,以及北京的密云水库,河北的岳城水库等等,都是周恩来亲自主持确定并兴建起来的。
  担任过水利部长的钱正英动情地说过:
  “敬爱的周总理在任的二十七年中,他亲自领导我国的水利事业,指挥我们治水。他的足迹,遍及我国的江河。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周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水利计划很复杂,要专门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周恩来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做出正确决策。由于他的领导和支持,我们才有条件克服各种干扰挫折,避免一些重大失误。现在,我国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具备一定标准的防洪体系,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二亿多亩发展到七亿亩,水力发电从解放初的十六.三万千瓦发展到二千七百多万千瓦,机电排灌设备从解放初的九万多马力发展到八千多万马力。可以说,江河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改观。人民政府确实解决了百余年来历届中国政府所未能解决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进入晚年后,已经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九日和二十一日,连续三次主持召开葛洲坝工程汇报会,讨论、研究、解决工程中遇到的难题。
  在十一月九日的汇报会上,周恩来严肃地说:
  “长江上如果出了问题,砍头也不行,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汇报会上,他又语重心长地说:
  “二十年来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
  自称是“外行”的周恩来,早就在他为水利工作的一份题词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改造中国自然环境的坚定信念:
  “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2007/09/10

第三章当代大禹,长年治水,驯淮河、长江、黄河……其功不在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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