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抗美援朝,三位一体,集三“总”于一身,角色特殊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就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任命政务院各部门主要组成人员的时候,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周恩来与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程潜一道,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鉴于周恩来在党内和军内的崇高威望,会议还决定周恩来主持建国后第一届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设想,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军队不需要保留那么多了。由此,在内政和外交上有着丰富经验的周恩来,也能将主要精力放在政府工作中,工作重心转移到重建家园上来。
  对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周恩来较为乐观。到一九四九年底,全国大陆除了西藏外,已经全部解放。一九五○年四月十六日到五月一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军薛岳部队三万多人。应该说,剩下的战事的确不多了。
  战争,是要花钱的。经过长期的战争,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库存的“银两”非常有限。何况,进入建设时期以后,军队的开支却没有减少。仅解放军的人数(包括改编过来的原国民党部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已经达到五百多万。这是个庞大的数字,需要很大的财政支出。
  国家财政极为困难,怎么办?为争取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中共中央决定,大量裁减军队!这个艰巨的任务,又交给了周恩来。
  一九五○年四月十四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二十八次政务会议。会上,他向大家透露说:中央将要大裁军,“一九五○年把军队数目从五百六十万减到四百万。”
  五月十六日,周恩来出席全军参谋会议,他在会上讲话时还专门讲到对军队的整编问题:
  目前,一方面战争还未全胜,需要加强准备;一方面又要使军事开支不要太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为此,需要整编军队,复员一百多万人。这是我们目前的重大任务。
  台下的全军高级将领和参谋长们,尽管爱兵如子,但他们心中明白,此事中央已经做出决定,必须以大局为重。
  为完成这一任务,六月五日,由周恩来牵头,组建了中央复员委员会,委员有十五人,周恩来担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
  六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年复员工作的决定》,这份文件说:
  “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军队人数已达到五百二十万,为此,一九五○年我国准备减少军队一百二十万……”。
  会上,周恩来还特意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一百二十万大裁军的报告。
  裁军的消息,在解放军内部立即传开了:
  要裁军了!
  中央已经做出决策,裁减一百二十万大军!
  ……
  正在这时,在大洋的彼岸,一向自诩“老子天下第一”的帝国主义者,对新中国虎视眈眈。战争的威胁,并没有让中国人民安心下来建设自己的家园。争取和平的环境,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就在中国政府第三十六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年复员工作的决定》,周恩来正式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减一百二十万以后不到一天,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六月二十六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空军、海军参战,支援朝鲜南方李承晚政府。二十七日,杜鲁门公开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受到了来自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
  对杜鲁门的战争叫嚣,中国立刻做出反应。二十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六月二十七日在美国政府指使和操纵下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
  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此时的联合国,完全是在美国的操纵之下,其宪章仅是一纸空文。相反,它却成为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护身符。中国怎么办?周恩来态度坚决地声明:
  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朝鲜战事的发展,时时牵动着周恩来的心绪和精力。对周恩来而言,战火会不会蔓延开来?会不会影响到我国东北的安全?这是萦绕在他心头的重要问题。
  七月七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再次通过决议,授权以美国侵朝军队为主组成所谓“联合国军”,扩大侵略战争。杜鲁门随即任命美国远征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根据新形势的发展,为防患于未然,应付最坏的情况发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为此,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在七月七日和十日两次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讨论保卫国防的问题。
  在十日的会议上,周恩来与大家基本商定了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
  根据两次会议的精神,中央军委在十三日正式形成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确定:
  (一)抽调第十三兵团(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第四十二军,炮兵第一师、二师、八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这些部队最迟限于八月五日前抵达指定地点,完成集结。
  (二)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
  (三)以第十五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第十三兵团领导机关,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沛然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当日,周恩来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送毛泽东审查并函告《决定》起草的情况:
  这两次会议商定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分别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第十三兵团、第四十二军和若干炮兵师、高炮团、工兵团,共二十五万五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八月五日前到达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通化、本溪、铁岭等地。空军编成三个团在东北训练,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
  形势迫人,毛泽东当天批示:照此执行”。
  此后,有关中国应付朝鲜战局变化的一切重大决策和具体事务,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参与或领导下进行的。
  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四十七次政务会议。在会上说起中朝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周恩来动了感情。他回忆,在中国的北伐战争、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本侵略军、关内抗战,直到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都有朝鲜人民的优秀儿女参加;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朝鲜民族与我们是血肉相连的。
  在朝鲜人民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政府和人民岂能坐视不管?
  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朱德、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东北边防军、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海军、空军、有关兵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
  在会上,周恩来讲明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肩负的新任务: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解放了华南、西南广大地区和海南岛、舟山群岛等。这期间重要的是建设,大家忙于政府工作,部分力量搞军事。今年对军队提出了生产任务和考虑复员一部分,只用部分部队进行解放海岛和准备进军西藏,而在生产和复员上却用了很大力量。
  朝鲜战争爆发后,给了我们新的课题。
  生产和复员的安排都已被朝鲜战争打乱了,现在怎么办?周恩来明确表态:
  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因此,朝鲜确实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现在我们对于朝鲜不仅看为兄弟国家的问题,不仅看为与我国东北相连接有利害关系的问题,而应看为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这就给了我们新的课题——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采取积极态度,将东北边防军组织起来。
  目标明确了,周恩来强调必须做好周密的各项准备工作:
  根据两月来的作战情况,不能不设想战争的长期化,要准备在长期化上逐渐消灭敌人。我们此次作战是对付美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单单对付李承晚伪军,这更需要我们加紧和加强准备工作。一切都要准备好,不要成为“临急应战”,而要有充分准备,一出手就胜。
  周恩来还分析:美帝国主义如果压服朝鲜后,下一步必然进攻中国。所以将来如果出国作战,可以采取“换班的办法,轮流补充”,“用这种办法整补为最好”。
  在备战阶段,周恩来提出了“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供应”的方针。并宣布:中央军委确定东北行政区为边防军的总后方基地,所有后方供应事宜统由东北军区负责。
  正在中国方面积极备战期间,朝鲜战争形势迅猛发展。朝鲜人民军继六月二十八日解放汉城后,到八月中旬,已经解放了南朝鲜百分之九十的地区,把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美军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利用釜山港继续增援兵力。战争形成胶着状态。
  根据周恩来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在密切注视着朝鲜战局的变化。八月中旬,总参谋部作战室根据朝鲜战场的状况进行了图上模拟演习,对演习的结果作了分析,认为美军的下一步行动最大的可能是在朝鲜人民军的侧后登陆,进行中间截断。其适宜登陆的港口有六个,可能性最大的是在仁川登陆,它的后果也最严重。
  这一分析结果,极为重要,八月二十三日深夜,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兼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雷英夫汇报了上述分析结果。周恩来听后非常重视,立即打电话向毛泽东作了简要汇报。毛泽东听后也心急火燎,让周恩来带雷英夫当即到他的住处——中南海菊香书屋详细汇报。
  美军在仁川登陆,是一个值得密切注意的大战略问题。为此,毛泽东、周恩来责令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更为密切注视朝鲜战局的变化。并决定,将我方有关敌人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的分析告诉朝鲜和苏联政府,供他们参考。
  战局的发展,证实了我方的分析。九月十五日凌晨,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军七万多人,在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指挥下,果然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在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下转入退却。二十八日,敌军攻占汉城,二十九日进抵北纬三十八度线。
  由于历史的原因,“三八线”是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一条“三八线”,划分了南北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和军事区域。美军过不过“三八线”?性质大不一样。如果过“三八线”北进,就是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这是一个严重的行动。周恩来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一九五○年九月三十日,周恩来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庆祝大会之机,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
  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
  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用显著的版面公布了周恩来的这些话。这些话很快便传播了出去,尤其是那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代表了中国人民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声音。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就在十月一日这天,麦克阿瑟指挥南朝鲜军队率先越过了“三八线”……
  十月三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希望通过他和印度政府将中国政府对朝鲜局势的严正立场转告美国政府。
  周恩来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把这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
  为了突出“我们要管”的“管”字,周恩来事先对担任翻译的浦寿昌交代,这个字在翻译成英文要有相当的分量,你好好琢磨一下,要在翻译时准确无误。
  周恩来的国庆讲话和同潘尼迦的谈话,迅速地传到白宫。
  与此同时,朝鲜政府首相金日成两次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在敌方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请求中国人民给予朝鲜人民以特别的援助,即中国军队直接出动,支持朝鲜人民军作战。
  中国的态度,美国政府并不是没有考虑的。但是,杜鲁门政府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力量和形势。九月二十七日,杜鲁门批准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的指示,要他“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并授权他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
  杜鲁门仅仅把周恩来的声明看做“是对联合国的恫吓”。美国方面认为刚刚建立一年的新中国绝无能力出兵。
  中国出兵不出兵?中共中央酝酿了多次。
  十月五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在座的人中,大多数主张出兵;但也有少数人不同意出兵,包括毛泽东很欣赏的战将林彪。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克服一切困难,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十月六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商议部署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
  会上,周恩来批评了仍不主张出兵的错误意见。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就是林彪。周恩来告诉大家:
  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林彪不同意出兵,并称有病在身,需要治病。中共中央对他无可奈何。会议决定,由主张出兵的周恩来带着不主张出兵的林彪到莫斯科去,密商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有关事宜。
  这时,彭德怀临危受命,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挂帅领兵入朝。
  十月七日,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统一”朝鲜的决议。当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和中国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中朝边境进犯。
  对美国的行动,中国迅速做出反映。
  十月八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毛泽东发布命令的同一天,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乘飞机秘密前往苏联,随行的还有三人:林彪、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
  中央和周恩来是期望林彪同去能发挥一些作用。但林彪个人却有自己的打算。在出兵朝鲜这么重大的行动中,他既已推脱了担任统帅的责任,在国内稳坐钓鱼台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林彪仍以治病为由前往莫斯科。
  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很明确:一是向斯大林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和决定;二是与苏联领导人商谈,中国出兵朝鲜需要取得苏联的军事支持和援助,尤其是需要斯大林派空军对入朝作战部队实行空中掩护。
  由于当时的飞机时速只有二百多公里,途中还要在伊尔库次克停机加油,所以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时已是十月十日。
  这时的斯大林正在靠近高加索的黑海之滨休养。周恩来马不停蹄,又立即赶往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
  十一日午后,周恩来到达克里米亚,立即同斯大林进行会谈。
  周恩来首先向斯大林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是否出兵朝鲜的情况。他说:
  在目前情况下,中国要出兵朝鲜,面临许多大的实际困难。原因是中国由于长期战争的创伤,现在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况且,部队的武器装备也落后。如果中国要出兵,苏联必须提供军事上的援助,尤其是要求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时请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首先是陆军轻武器的制造蓝图供中国仿造。
  斯大林回答:
  按目前情况,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如果朝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时间。如果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们江(中朝、朝苏边界)。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他们可以随时从空中、陆地、海上对我们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
  在抗美援朝的问题上,斯大林顾虑重重。他接着说:
  我们曾经设想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我们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我们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空军只能在后方和前沿活动,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后俘获飞行员,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
  在出动空军问题上,为静观事态的发展以便以利于苏联,斯大林又表示:
  “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要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
  与周恩来会谈结束后,为向中国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作个交代,斯大林同意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通报会谈情况。
  为不打扰斯大林休养并安排其他事宜,周恩来于十二日暂时离开克里米亚飞返莫斯科。
  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恩来就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得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收到斯大林和周恩来同志的联名电后再次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政治局全体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
  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毛泽东还在电文中提出两个需要进一步弄清并与苏联方面继续商议的问题:
  (一)苏联援助中国军事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使我国政府明年财政预算能保持二十亿美元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二)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
  为此毛泽东要求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同苏联领导人商议上述问题。
  接到指示后,周恩来立即于当夜约见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转告毛泽东来电内容,要求立即报告斯大林。
  十四日,斯大林复电周恩来,答应:苏联对提供给中国的军事装备将给以信用贷款,苏联将出动十六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
  对于出兵援朝作战这样的大事来说,仅有苏联的这些援助是不够的。周恩来当日再电斯大林:苏联空军在出动十六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苏联政府除派志愿军参加朝鲜作战外,可否加强一些掩护空军驻扎在中国近海各大城市?对苏联政府的援助,除飞机、坦克、火炮类及海军器材外,中国政府请求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订货的条件……
  这天的电报频繁不断,毛泽东还给周恩来发来两电:一是告诉我志愿军出动后,拟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岳地区组织防御,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如此,则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并等候苏联空军到来,然后再打。二是告诉我志愿军拟在十月十九日出动以及整个部署情况。
  周恩来又立即将这两封电报的内容通报给了斯大林。
  周恩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斯大林收到电报后,突然改变了主意。
  就在周恩来将毛泽东的两封电报送给斯大林的当天,即一九五○年十月十四日,莫洛托夫转来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只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
  在援助中国进行“一五”计划建设的问题上,斯大林对中国的承诺曾使周恩来感动不已,周恩来对斯大林那时的表态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周恩来这次前来,感受到的却是言而无信的斯大林。
  斯大林如此做法,使周恩来忧心的是:朝鲜山高林密、地形狭窄,受这种地理条件的限制,志愿军入朝作战将难以运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所采取的大踏步前进或后退的运动战,而不得不采取阵地战方式。入朝志愿军如果没有任何空中掩护,则等于让拥有绝对空中优势和大量大炮、坦克的美国侵略军肆无忌惮地轰炸和攻击。这是不可想象的。
  斯大林仅仅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去考虑,担心苏联出动空军入朝作战会把苏联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他显然是为了避免直接与美国对抗,也害怕急了眼的美国侵略者会使用原子弹。
  斯大林的考虑,不是没有根据的。
  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十月十五日乘飞机到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作了如下保证:
  朝鲜的战局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参加战争是不大可能的,最多,他们可能派五六万人进入朝鲜,但是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惨重的伤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前结束。
  虽然麦克阿瑟放出的是狂言,但杜鲁门得知美军将士可以回家过感恩节,他非常高兴,并给麦克阿瑟颁发了勋章。杜鲁门表示:“这次会谈回来更增强了我的信心。”
  带着对苏联方面的遗憾,十月十六日,周恩来飞离莫斯科回国。
  一九五○年十月十八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当天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介绍了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朝鲜问题,会上,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态度是坚决的。尽管斯大林不同意出动苏联空军入朝掩护志愿军作战,但毕竟答应给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会议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于十月十九日入朝作战。
  回京以后,周恩来得知,美国飞机在十月十三日和十四日期间多次侵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周恩来当即致电联合国,抗议美国这种公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径。
  为抗击美帝国主义,保家卫国,十九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和三个炮兵师一个高射炮兵团开始秘密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
  自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战,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迫使“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当局的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停战协定,战争结束,在长达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与毛泽东、彭德怀等人一道,与朝鲜人民军统帅金日成等人密切配合,为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再次演绎了一幕以正义战争反抗侵略战争的活剧。
  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入朝作战几个月以后,没有空军支援的中国军队很快就把那位夸下海口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赶下了台。他所率领的美国士兵,既没能回家过感恩节,也没能回家过圣诞节,甚至不能回家过新年……
  人们称,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扮演的是三位一体的角色——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谈判的总指挥。
  何以成为“总参谋长”?
  作为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的副主席,周恩来像战争年代一样,与毛泽东一起酝酿、决策各种重大的行动计划,在最高统帅部组织指挥抗美援朝这次重大的战争。而实施重大决策的具体事务,又是在周恩来负责下进行的。从志愿军的编组、干部配备、武器装备调拨、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争取外援、新闻报道等等,他都要亲自过问,亲自组织安排。在那段时间里,每天经过他批阅的文电就有一二百份之多,而且所有前方来电都是首先由周恩来审阅定夺。遇有重大情况,他要亲自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分析形势,掌握战况,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并根据中央的决策,起草和部署前线部队的军事行动。
  何以成为“总后勤部长”?
  为保证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现代战争的胜利,为及时把朝鲜战场所需要的大量物资和兵员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周恩来亲自组织指挥并维护着战区的交通运输和后勤保障的工作。这件事,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周恩来想尽了一切办法,千方百计地克服重重困难。为从自力更生出发保证战争的急需,一九五一年一月,周恩来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一道赶赴沈阳,听取有关东北军区后勤会议的汇报,研究志愿军后勤保障问题。在会议上,周恩来特别强调战争的持久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为了保障作战物资源源供给,周恩来亲自过问抢修和保护铁路、公路、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的安全,要求在漫长的运输线上,普遍建立交通岗、防空哨,部署高炮部队和机动抢修力量,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根据作战部队反映,我军服装不适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当即指示:将大盖帽改换解放帽,将棉衣轧上纺线。当了解到前线战士因敌机轰炸和战斗频繁吃不上饭时,他立即责成政务院向一些省、市布置,发动群众炒面、炒米供应前线。中央和北京市的各机关都分担了任务。
  在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讲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有这样几句话:“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总之,恩来同志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费尽了心血,做出了宝贵贡献。”
  何以成为“谈判的总指挥”?
  自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周恩来始终是谈判的直接领导人。在边打边谈阶段,中共中央派富有谈判经验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驻开城,李克农与北京建立了热线联系。每天下午,前方将上午谈判的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周恩来总理那里,北京当天研究第二天的发言及斗争策略。周恩来让总理办公室先起草发言稿,然后他连夜审阅修改呈毛泽东审定后转发开城。李克农接到后,又组织负责谈判的人员领会精神,指挥前台进行谈判。在周恩来的指示中,什么问题要据理力争,什么问题可以妥协让步,都是非常清楚的。正像他在谈判开始的第一天所提出的:
  “我们进行停战谈判的条件,应先从结束朝鲜战争并保证能实现朝鲜境内的停火与休战入手。如果敌人的停战谈判是骗局或敌人尚不肯接受我们所提的合理条件,那么敌人的欺骗就会被揭穿,战争就会继续,我们仍将给敌人以更严重的打击和教训,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更多地站在我们方面,美帝国主义将会更加处于狼狈的地位。这种可能是很大的。如果朝鲜战争真结束了,那么我们便可进一步提出有关各方举行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谈判,当然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但和平的主动权将更加掌握在我们手中。”
  周恩来还经常与第一线通电话,了解最新情况,做出最新指示。当时的电话线路不好,也没有扩音设备,据身边人员讲,周恩来是“扯破了嗓子”把指令传到前方的。
  在抗美援朝的日子里,在中南海西花厅的总理办公室,周恩来整天忙个不停,许多高级官员进进出出。连毛泽东也风趣地对周恩来说:“你那里是轴心。”
  这也是建国以后周恩来最忙的一段时光。由于劳累过度,他一度患病不能工作。毛泽东不得不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让周恩来离京到大连休养。
  从一九五○年五月下旬到七月初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周恩来被迫停下北京的工作到大连休息了一个多月,这是他一生中极少有的一次专门休息。返回北京后,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朝鲜的停战谈判历时两年之久,边打边谈,谈谈停停,经过艰苦的较量之后,最终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战场上遭到惨败后,美方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不得不坐到停战协定的签字桌旁,与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南日和军队最高指挥官金日成、彭德怀正式签署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至此,朝鲜实现军事停战,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这里面,浸透了周恩来极大的心血。
  沮丧的是美国人。克拉克这样评价自己:“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条约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则承认:“美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一贯傲慢的美国人不得不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检讨自己的失误。
  朝鲜停战后,中朝双方遵守国际准则,一再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一九五八年二月五日,朝鲜政府再次发表声明,要求从南北朝鲜同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
  为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专程赴朝鲜,与金日成会谈撤军问题并做志愿军的工作。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和金日成首相发表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在一九五八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同时宣称,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任何侵犯,中国人民过去没有,今后也绝对不会置之不理。
  周恩来回国后,从三月十五日至十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履行诺言,分三批全部撤离朝鲜回国。
  十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怀着喜悦的心情,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由杨勇上将和王平上将率领的最后一批回国的志愿军。
  周恩来激动地对杨勇将军说:“你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对周恩来,杨勇也很动情,他心里清楚,没有周总理,这个“完美的句号”很难“画”出来!
  当天,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专门为志愿军指战员代表举行盛大宴会。
  在喝庆功酒时,动情的周恩来喝醉了。喝的是他最喜欢的国酒——贵州茅台酒;醉倒在最可爱的志愿军面前。
  这是酒量过人但自制力极强的周恩来少有的一次醉酒。



 
 

2007/09/10

第四章抗美援朝,三位一体,集三“总”于一身,角色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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