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折冲樽俎,求同存异,“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就在中国共产党终于领导全中国人民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真正意义上的“红色中国”——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开始以她那红色政权的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从此,新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也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刮起一股体现中国共产党外交风格的“红色风暴”。
  十一月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这天,周恩来以总理兼外交部长身份来到会场,发表了《新中国的外交》的重要讲话。
  新中国按照什么样的外交思想搞外交?
  周恩来回答非常明确:
  外交是一门系统化的科学,苏联的外交学可以借鉴一部分,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只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
  新中国外交部的任务是什么?
  周恩来回答简明扼要:
  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
  简单地说就是:“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
  周恩来深知,外交搞好了是一门艺术,它绝不是只凭信心就能搞好的。为此他又交代了一些如何联合和如何斗争的策略。他细心地给麾下的外交新兵们传授了经验:
  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同时还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
  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
  新中国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方针?世界各国都在关注着。
  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中,在新中国所面临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毛泽东和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提出:新中国外交的总方针是“一边倒”——鲜明地倒向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
  这一点,周恩来明确地告诉了新中国所有的外交官们。
  为了使大家对这个简明扼要的“一边倒”不至于产生误解,周恩来曾经多次指出:“一边倒”并不是依赖别国,“不能够存在依赖心理,应以平等精神来合作”。
  刚刚建国,在“一边倒”政策确定下来后,毛泽东就决定出访苏联。这次酝酿已久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首次出访活动,主要是由周恩来主持筹划的。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日,也就是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召开后的第三天,周恩来约见刚到北京就任一个月的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
  周恩来告诉罗申:“毛泽东主席准备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活动和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还打算提出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问题。”
  他请罗申尽快转告苏联领导人。
  得到消息的苏联领导人自然非常高兴,因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又多了一位兄弟。他们迅速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十一月十三日,周恩来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和参赞曾涌泉的电报,告知:毛泽东主席将于十二月初访问苏联。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和刘少奇、朱德等人前往北京火车站,欢送毛泽东一行出访苏联。新中国首脑的第一次出访行动,自然任重而道远。行前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由我先行一步,一方面为斯大林祝寿,另一方面与斯大林商谈签订中苏友好条约问题。如何达到后一目的,恩来将随后前往莫斯科。
  毛泽东欣赏周恩来的外交才能,他心里清楚,在外交谈判方面,周恩来比他强。
  经过十天左右的长途跋涉,毛泽东于十二月十六日中午抵达莫斯科。
  半个月后,周恩来等来了毛泽东一九五○年一月二日夜里自莫斯科发来的消息:
  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今日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
  (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
  (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一下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
  (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
  毛泽东力主(甲)项办法,得到苏方的同意。谈判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认为非周恩来莫属。(甲)项定下来以后,毛泽东心急火燎,恨不得恩来早日到来。他在电报中给了周恩来五天的准备时间:
  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进行准备,实在不易。毛泽东深知这一点。末了,他又在电报中以商量的口气对周恩来说:
  以上是否可行,五天准备时间是否足够,是否还需多一二天准备时间,有无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均请考虑电复。
  周恩来极为理解毛泽东在苏联的处境。在谈判缔结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上,斯大林原先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他只认为毛泽东去莫斯科就是为他祝寿的;况且苏联政府认为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曾经与中国的国民党政府签过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一定的约束力,没有必要再签。所以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意见一度出现分歧,毛泽东受到了斯大林的冷落。
  此时,毛泽东好不容易使苏联领导人同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事宜趁热打铁。周恩来心想,此行前去苏联协助毛泽东,宜早不宜迟。
  然而,新中国刚刚建立才三个月,党、政、军主持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要出国,此事非同小可。
  为让国内明白这件事的必要性,毛泽东次日上午再电中共中央,托周恩来等人向有关方面解释:
  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
  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上述安排,周恩来一一做到了。
  一月九日深夜即一月十日凌晨,周恩来亲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带去的人中,有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中共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周恩来在领导共和国经济和贸易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经过十天的艰苦行程,周恩来一行于一月二十日下午五时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这是周恩来第一次以新中国总理的身份出访。亮相的地点,是同样以“红色政权”立国的苏联首都莫斯科。
  下火车时,他见到了前来迎接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维辛斯基、驻华大使罗申等人。
  中国东北的寒冷,周恩来早在少年时期就领教过,而莫斯科的严寒,则更胜一筹。面对车站站台上刺骨的寒风,一九九七年冬天,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笔者参加制作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曾专程到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拍摄外景,亲身感受到了车站站台上的严寒。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与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义将有重大的意义……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毛泽东的受冷落感和担心,顿时消失了许多。用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的话来说:“周总理来后,即去毛主席住所研究中苏会谈问题。毛主席的住所热闹起来。”
  周恩来的到来,使中苏两国的接触又呈现出活跃的气氛。有周恩来在,这时的毛泽东显得很轻松。周恩来也迅速进入他极为擅长的谈判角色。
  对周恩来的外交才能和谈判特长,毛泽东是最为了解的。毛泽东曾多次赞许过:“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周恩来不愧为谈判能手,谈判一开始,他便掌握了谈判桌上的主动权。当时的随团翻译师哲后来回忆道:
  开始,苏方按周总理说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我方看。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苏方同意由周恩来起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周恩来不负众望,经过两天的会谈,他便拿出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在条约的名称上,周恩来颇费心思,最后他增加了“互助”两字。这是周恩来在外交场面上的独特发挥。有无“互助”两字,含义是不一样的。“互助”,表明两国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是平等的。既是同盟,又互有独立性;既标明了新的历史意义,又与旧条约区别开来。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种发挥,历来是极为欣赏的。经毛泽东同意后,师哲将条约草案翻译成俄文。
  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苏联外长维辛斯基。
  师哲回忆说:“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
  自一月二十四日以后,周恩来着手起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文件。经过周恩来、米高扬以及中苏双方人员反复协商,条约和协定终于谈定。
  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签字仪式。毛泽东和斯大林出席,由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文本上郑重地签上了名字。
  《条约》规定:为反对侵略和保卫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两个协定分别规定:苏联放弃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在一九五二年末以前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中国政府负责偿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苏联政府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四年五年内,以优惠条件贷款给中国三亿美元(年利百分之一),作为中国偿付苏联所交予的机器和器材之用。
  条约的顺利签字,表明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签字仪式上,周恩来充满喜悦地说:“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苏两国这种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举动,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
  在签字仪式后斯大林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主动到周恩来面前敬酒。米高扬早在一九四九年初奉斯大林命秘密到西柏坡时,就对周恩来的才华感叹不已,他当时就认为周恩来是新中国总理和外交部长的最佳人选。这次又与周恩来多次谈判、接触,米高扬对周恩来那东方似的儒雅和风度,机智敏捷的思维反应,严谨细密的工作作风以及滴水不漏的谈判技巧,留下了更深的印象。米高扬举杯由衷地对周恩来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了。”
  周恩来既充满信心又彬彬有礼地回答说:“米高扬同志,不久,你还将会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条约签订的当晚,王稼祥以中国驻苏联大使名义,在莫斯科“米特勒保尔饭店”(即“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鸡尾酒会。斯大林破例走出克里姆林宫,率领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出席酒会。出席酒会的还有与中国建交的各国驻苏联使节、苏联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各国记者。五百余人的宾客,把这个不太大的饭店都挤满了。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祝酒词。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在南开学校训练出来的讲演才能和超人的记忆力,在这样的外交场面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师哲是这样回忆的:“酒会继续进行,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拿着周总理的俄文讲话稿。周总理临场未拿稿子,二千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周总理的祝词深深激动人心,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斯大林起立致词时,深受周恩来讲演情绪的感染。他讲话也没用稿子,轻松地说:“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的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
  比毛泽东当初发电报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时的预计(“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晚了近半个月,直到二月十七日夜,毛泽东、周恩来一行才离别莫斯科,结束了这次最大的出访活动。
  新中国,从此迈开了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步伐。
  尽管新中国进入国际政治舞台之初其外交活动空间是有限的,但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周恩来,并通过周恩来认识新中国。
  一九五四年,对新中国外交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四月二十日,周恩来率领二百余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由北京机场登机,取道苏联、民主德国飞往瑞士日内瓦,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的身份参加大型国际会议,也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会议舞台。无论是新中国的形象还是每一个代表团成员的形象,都显得极为重要。
  从确定会议的对策、准备会议的材料,到挑选代表团的成员,一切工作安排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
  代表团成员中,首席代表周恩来。代表有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秘书长王炳南,顾问有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如、雷英夫……
  这支队伍中,集中了新中国的一些优秀的外交官。
  首次到国际舞台上去唱戏,大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出发前,周恩来给代表团成员做了仔细的叮嘱: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是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还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要本着学习的精神。
  为唱好这出“文戏中有武戏”,周恩来交代:给每人做两套服装,一套是灰色的西装,一套是中山装。整齐统一,简洁明快,干净利索。没曾想这两套服装后来却引起了国际舆论对初登国际舞台的中国外交官的注意……
  因阵容庞大,代表团分乘三架苏联伊尔—18飞机。到苏联莫斯科时才知道,苏联代表团的人数比中国还多,有近三百人。
  为开好日内瓦会议,周恩来已与苏联、朝鲜、越南方面多次交流意见,磋商、协调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周恩来的首次亮相,是有备而去的。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周恩来一行抵达日内瓦机场。一下飞机,各国记者蜂拥而至,尤其是西方记者,他们几乎未与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打过交道,甚至不知道这些来自红色中国的领导者们是什么样子。尤其首席代表周恩来,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个别记者知道,周恩来是共产党中国外交的代言人。他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曾就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接见了印度政府代表团,提出过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并说过:“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或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敏感的记者有一个预感:这些原则将会影响世界。
  在日内瓦机场,所有的西方记者同周恩来的当面接触,是从直接接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书面声明开始的。
  周恩来的声明简短而明确:“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将密切地注视着日内瓦会议的进展,并热烈地期望着会议的成功。中国人民对于这个会议有着同样的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带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
  随后,记者们还从中国代表团新闻宣传组那里得到另一份独特的有关传奇人物周恩来的介绍材料,这是一份仅一千八百字左右的中英文对照的书面简历,上面称:
  周恩来(生于一八九八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这份简历,就连中国代表团的许多人事先都未见过。它的起草者是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李克农。李克农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熟知党内高层机密,深谙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重要地位。这是经中共中央直接批准的一份少有的以个人简历为内容的对外宣传材料。
  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成员熊向晖这样说:“克农同志认为,宣传周恩来就是宣传新中国。据我所知,此前尚未用过‘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这表明了当时毛泽东、党中央对周恩来的评价。”
  周恩来离开机场时,面带微笑与人们招手致意,然后乘前来迎接的专车前往日内瓦城郊莱蒙湖畔的查尔索镇,中国代表团被安排住在那里的万花岭别墅。
  细心的记者们发现,与周恩来同来的许多中国外交官们由于初次来到这样的国际场面,表情上略显紧张,整齐的服装和动作中带出了一点拘谨。
  记者们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是在周恩来走后不久。
  周恩来到了万花岭别墅稍事停留后,又带着几个主要助手回到机场,出现在迎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人群里。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是老朋友,他们一见面就热烈地握手、拥抱,记者们的视线,再次集中到他们身上。
  莫洛托夫在机场讲完话以后,又来到周恩来身边,两人并肩而行。记者们的摄影机再次对准了他们。随行顾问兼俄文翻译师哲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二人边走边谈,十分亲热。这时,外国记者、摄影师爬满了机场通道的栏杆周围、墙角和窗口上,乱吼乱叫,要求给他们留一个镜头。莫洛托夫对总理说:我们稍微走慢点,站下来,略谈几句话,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于是,周恩来、莫洛托夫走走停停、边说边笑地并肩步入候机厅。事后外国记者们报道,中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姿态,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是真正兄弟般友好的楷模。”
  西方记者的眼光,奇特地集中到了周恩来和他所带领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形象上。第二天,在随后对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报道中,出现了这样一些语句:“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为年轻的红色外交家……”
  “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箱也都相似……”
  “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
  云集日内瓦的西方各国记者以奇特而复杂的心态关注着周恩来,他们想看看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的周恩来将如何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四月二十六日,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拉开了序幕。从会议一开始,对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的难度和会议的持久性,周恩来早有预料。
  会议需要解决的主要有两大问题: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第二阶段,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自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协定主动地陆续从朝鲜撤退军队。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美国方面却不履行协定,其军队仍然驻扎在朝鲜半岛,从而继续加剧着远东的紧张局势。中朝两国政府和人民需要为争取全面解决朝鲜问题而坚决斗争。在印度支那,法国军队也仍在进行侵略战争,印度支那人民仍然要在战争中艰难地抗击法国侵略军,美、法帝国主义为此焦头烂额。这就是一九五四年二月以后酝酿由苏联、中国、美国、英国和法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由来。
  参加会议的还有与上述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
  中国和苏联期望日内瓦会议能达成协议,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却在日内瓦会议上从中作梗。这一点周恩来早在出国之前给中共中央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中就预见到了。他在《初步意见》中说:
  关于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上一项重大的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看来,它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
  周恩来并不把西方国家之间看成铁板一块,他认为他们的矛盾也还是可以利用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特别是美国政府却故意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并预言日内瓦会议将同柏林会议在德奥问题上一样得不到任何结果,但美、英、法三国之间在朝鲜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他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为此,周恩来强调:
  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他还充满信心地说:“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
  当日内瓦会议在四月二十六日开始时,在国联大厦会议桌边就坐的,除了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五个大国的代表外,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和以“联合国军”名义派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菲律宾、卢森堡、新西兰、泰国、土耳其、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荷兰。这些国家中,当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没有几个。中国要发挥作用,有着明显的难度。
  会议一开始,推举泰国外交部长旺·威泰耶康亲王、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依次轮流担任会议主席。同时,每位主席可以挑选两名助手坐在主席台。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周恩来安排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师哲担任莫洛托夫的助手之一。中国人坐在主席台上,首先使美国代表大吃一惊。
  四月二十七日,日内瓦会议正式进入讨论朝鲜问题阶段。朝鲜外务相南日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三点方案:(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由全朝鲜自由选举;(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六个月内撤出朝鲜;(三)要创造条件以促使尽速完成以和平方式把朝鲜统一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国家的任务。
  美国和南朝鲜代表明确反对这一方案,他们主张按照南朝鲜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在全朝鲜进行选举,并且强调要由联合国来实现朝鲜的统一。联合国被美国操纵,这样做的结果显然是将朝鲜半岛交给美国人支配。
  四月二十八日,周恩来首次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他驳斥了美国和南朝鲜代表的荒谬主张,明确指出,没有外国对朝鲜内政的干涉,朝鲜人民完全能够解决自己的内政问题。他表示坚决支持南日提出的恢复朝鲜统一的三项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务相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
  ……
  经过几轮的辩论和斗争,尽管美国代表及其追随者试图阻止会议达成有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协议,但周恩来以雄辩的事实和高超的谈判艺术,艰难地推动着会议的进展。
  周恩来的发言,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指明了共同点,这种求同存异的论辩逻辑,使对方无可回辩。他说:
  虽然与会各国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在事实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基础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在会上,没有人反对朝鲜的和平应该得到巩固,并且大家认为,会议的目的是要达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的。
  在从朝鲜定期撤出一切外国武装力量的问题上,也只有少数代表表示了不同意见。
  他进一步强调:
  我们既然有了这些共同基础,我们更应该努力寻求具体解决问题的道路,而不应该让大韩民国代表的建议成为我们在寻求协议的途径上的一个障碍。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建议:“与会各国应该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从周恩来的发言中,许多外国政治家感受到了外交的艺术和中国人的诚意。
  尽管至六月十五日,历时五十一天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由于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等人的默契配合,使美国等阻挠会议达成协议的国家陷于比较被动、尴尬的处境。
  意味深远的是,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敏锐、出众的智慧、令人陶醉的风度和魅力,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所有与会者。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周恩来入情入理的分析,也使得美国代表的顽固好战的立场暴露无遗。
  周恩来赢得了众多的与会者的赞誉和国际舆论的好评。
  一些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人感叹: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在日内瓦的舌战真是妙不可言!
  六月十五日的会议结束时,莫洛托夫快步来到周恩来面前,兴奋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太妙了,太妙了!”
  朝鲜代表的感慨更为惊人:“苏联人将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使外交成为艺术。”
  美国政府虽然达到了他阻挠会议达成协议的目的,但美国人却失去了人心。它的前国务卿狄恩·艾奇逊后来也不得不称赞:周恩来是当今世界最能干的外交家。
  进入第二阶段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后,参加的国家变为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的印度支那三成员国——南越、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九个国家。莫洛托夫和艾登轮流担任主席。
  此时,与讨论朝鲜问题时的情景大不相同,虽然在多次全体会议和限制性会议后,会谈也曾一度毫无进展,但周恩来抓住有利形势,在会议进程中与苏联、越南代表紧密配合,尽力争取法国、英国等多数与会国代表,集中力量反对美国代表的阻挠和破坏,并积极开展会外活动。
  六月十九日,会议在吸收周恩来提出的六点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的基础上,通过了由法国代表提出并经中国代表团修正的《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
  这期间,周恩来为达成日内瓦会议的协议,为了印度支那和平,费尽了心血,历尽了忙碌和奔波。七月间,他还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之机,专程回到广西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然后又到莫斯科同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大力协调三国领导人在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上的看法。最终使中、越、苏三国取得一致: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过高的要求,既不现实,又容易使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得逞,因此应力争达成妥协,迅速把战争停下来。
  七月二十一日,日内瓦会议各方代表在取得共识后,终于签订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
  和平又一次压倒了战争,在这一行动中,周恩来无可争议地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天,尽管美国代表顽固地宣布不参加《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的签字,但是,这一宣言仍然如期在日内瓦会议上通过,美国把自己放到孤家寡人的位置上,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却取得了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
  国际社会开始真正认识周恩来。
  日内瓦会议后,在国际上有人这样称:新中国外交为“周恩来的外交”。
  周恩来的外交,是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结果,是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的结合,是讳莫如深的政治与情感交融的私交的结合。
  初登国际会议舞台,周恩来不仅利用机会对参会各国开展了外交往来,而且与势不两立的美国开始了官员接触。从这次会议开始,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拉开了帷幕。这是周恩来对新中国外交的独创,在中美两个大国互不承认的对立状态下,中美大使级会谈从日内瓦进而到华沙,成为两国沟通的重要渠道。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还用艺术架起了友谊的金桥,向各国来宾介绍了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一九五二年国庆》、《锦绣河山》、《中国杂技团》、《白毛女》、《翠岗红旗》、《敦煌壁画》、《葡萄熟了的时候》、《草原上的人们》和《孽海花》等影片。
  对影片放映的安排,周恩来独具匠心。
  从纪录片《一九五二年国庆》中,人们看到了从世界东方站立起来的新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有人看了以后说:再不能拿一九四九年前的眼光看中国了。一位瑞士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为让西方人全面了解中国,周恩来又安排了一部精彩的中国爱情片——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并特意在放映前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只要在请柬上写上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在放映前作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语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影片放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人对爱情的诠释。一位印度记者看后惊叹:“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能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配合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式的外交,周恩来又授意将《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会外放映了几次。电影,也成为周恩来与国际友人交往的纽带。
  七月十八日,周恩来在日内瓦宴请了定居瑞士的世界著名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及其夫人。与这位国际和平奖得主交流了对世界和平的看法以及中国的文艺工作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请他欣赏中国的影片《草原上的人们》。后来周恩来又派专人将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送给卓别林。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当周恩来结束历时三个月的国际会议,率领中国代表团飞离日内瓦时,新中国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周恩来折冲樽俎的外交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国际政治舞台上。
  就在这期间,由周恩来首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以及中印、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被逐渐推向国际政治舞台。
  由于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亮相,北京的声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新中国的外交局面开始打开。有人预感,亚洲和非洲的事务,没有新中国的参与,是很难解决的。
  正在这时,亚非各国人民呼吁联合起来共同反帝反殖、维护世界和平与民族独立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亚非一些国家领导人也希望坐下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一次历史性的盛会——亚非会议已经在酝酿之中。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由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得到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一致同意,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参加。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五个发起国,正式邀请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将于四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接见印尼驻华大使莫诺努图,正式接受了邀请。
  对周恩来而言,这是他代表新中国第二次出席重大的国际会议。这次任务同样极为艰巨。一方面,由于亚非会议的宗旨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侵略政策是根本对立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将想方设法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们既有共同利益——共同点,又有许多矛盾——不同点。协商一致,肯定是很艰难的。
  但是,中国可以利用出席这次会议的机会,参与国际重大问题的解决,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各国朋友。
  为此,周恩来事先为中国代表团确定了总方针:和平共处,求同存异。
  这一方针,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首肯。周恩来还得到授权:可以视会议情况的变化,采取灵活应变的策略和办法。
  方针有了以后,并不是万事大吉了。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本人所要遇到的困难,远远要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
  正在周恩来主持起草出席会议方案的时候,周恩来突患急性阑尾炎,他不得不于三月十二日至二十八日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出院后,医生对他作了几次身体检查,认为虽然恢复很好,但给他本人和中央留下了几条重要建议:
  (一)乘坐汽车两三小时需休息一小时。
  (二)腹部应包腹带。
  (三)注意饮食。
  (四)除有黄树则同志照顾外,另派外科专家王历耕主任送至我国边境。
  为何医生的建议中要限制他长时间乘坐汽车?这与他的新任务有关。四月三日,刚出院的周恩来接见缅甸大使吴拉茂,同意吴努总理提出的先去仰光参加中国、缅甸、印度、埃及和阿富汗等国总理小型非正式会晤的建议。但他提出:四月十五日前两三天到达仰光恐怕有困难,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要在动手术后四星期才能乘坐汽车旅行,而从昆明到中缅边境需时五天,因此最快也要到四月十四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进入缅甸境内以后,希望缅甸政府给予协助,以便当天飞往仰光。
  国际社会对周恩来将出席万隆会议并从香港出境一事早有关注,但周恩来将先到缅甸参加小型会晤一事,并未让外界知晓。
  与此同时,一个由台湾国民党特务制订的谋杀周恩来的方案也已出台,他们盯住了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断定周恩来必走香港无疑。
  只有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最早得知周恩来的行踪。就在周恩来同意走缅甸的当天,他告诉印尼方面:这次将应吴努总理的邀请先去缅甸,中国代表团所包租的另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号”专机,将从仰光直飞雅加达,不经过香港。
  中缅尚未通航,如何去缅甸?一是按原计划从中缅边境坐五天的汽车过去,一是加紧试航。两个方案,都必须从西南边陲的昆明出境。
  四月七日,周恩来带着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身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一部分人离开北京经重庆前往昆明。
  周恩来到达昆明后的第三天,即四月十一日,中国代表团的另一部分人员按原定计划,乘坐预先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
  当晚,周恩来接到确切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证实已经失事。据境外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十一人全部遇难。事后证明,这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暗杀周恩来、破坏亚非会议的“一号”行动计划的部分。
  事先改变计划的周恩来幸免于难,悲愤中,他对劝说他不要再去万隆的代表团其他成员和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邓颖超也从北京致信叮嘱他小心行事。第二天他复信说:
  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
  在昆明期间,中缅试航终于成功。四月十四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坐从印度航空公司租借来的另一架专机“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
  四月十六日下午六时,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又由仰光登机,飞往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顺利到达的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时候,前来迎接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各界人士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对周恩来的勇气表示极大的敬佩。
  四月十七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现在万隆机场,各国记者从他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听出了中国人为促进国际合作不畏危险的坚定信心:
  中国代表团是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
  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
  亚非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尾随周恩来到来的国民党特务,在印度尼西亚也安排了一系列的暗杀计划,企图阻拦周恩来如期出席万隆会议并置周恩来等人于死地。印尼方面为此实施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四月十八日上午,周恩来仪态自若地走进“花城”万隆的独立大厦,如期出席亚非会议的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成员,再次成功地在国际舞台上亮相。
  从十八日到十九日,会议的发言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亚洲各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冲突。一些国家代表或因偏见,或因不明真相,或受到挑唆,在发言中把矛头指向了共产主义制度。他们攻击:“共产主义统治是一党专政和独裁。”声称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有的直言:中国在边境省份设置自治区意味着共产主义对邻国的“渗入和颠覆活动”,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也是对所在国的威胁。
  毋庸置疑,这是对“红色中国”的挑战。会场一度出现紧张气氛。
  如何回答?各国代表注视着周恩来。
  亚洲各国的分歧和不同点显然是存在的。对此周恩来头脑非常清醒:求同存异。
  根据中央所给的“视会议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和办法”的授权,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将原来的发言改为书面报告散发。他决定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另行起草一个补充发言稿。不一会儿,一篇内容极其精彩的即席讲话稿就准备好了。
  四月十九日下午四点左右,根据大会主席的安排,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周恩来发言。
  周恩来从容地走上讲台,面对会场上一齐投来的关注的目光,他言简意赅,开门见山:“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人们屏息倾听周恩来的发言: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恩来没有避开有人攻击共产主义的锋芒,这点让大家非常钦佩。他们想听中国总理怎样解决亚非各国的不同看法。周恩来继续往下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共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在共同的基础上,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呢?周恩来以他独特的视角提出: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根据这些原则,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解决一些有分歧的问题的观点:
  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
  周恩来接下来一一解决了人们对中国的误解:
  ——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
  ——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如何认识新中国:“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在周恩来的书面报告和补充发言中,会场上的人们多次听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
  ——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
  ——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
  无论与会的国家是主动接受还是被动接受,或是不愿意接受,但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深地印在了所有人的脑海中,正如周恩来在四月二十三日的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再次强调的:
  现在,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天多起来。
  为使会议不至于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破坏,从而最终达成协议,周恩来以更为求同存异的精神说:
  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
  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
  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
  周恩来的这种精神,消除了会议的重要障碍,为会议达成一致通过的最终协议扫清了道路。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制定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关于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四月二十四日晚,亚非会议胜利闭幕,在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写入了十项原则。
  对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有人这样评价:
  周恩来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结识了包括柬埔寨代表团团长西哈努克亲王、日本代表团团长高崎达之助、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会上,周恩来还与印尼总统苏加诺、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埃及总统纳赛尔等人成为关系密切的合作者。
  一些原先与周恩来并不相识的人,尽管遵从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但却从此与周恩来成为朋友。
  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品尝周恩来带去的茅台酒的西哈努克亲王,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感叹万隆之行:
  作为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我在那里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他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他向我介绍他的助手陈毅元帅,陈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日本代表团团长高崎达之助的随员冈田晃也对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作为高崎达之助的翻译,在万隆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最初的印象是:“皮肤白皙、头脑清楚的美男子”。这就是为全世界知名的周总理吗?他那温文儒雅的风度令人惊诧……
  后来,在万隆会议过去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时,人们仍念念不忘周恩来。
  当年明确反对共产主义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后来这样回忆说:
  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2007/09/10

第六章折冲樽俎,求同存异,“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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