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用而不疑,疑而不用”,大声疾呼“人才缺乏,是最困难的问题”

 




  自筹建新中国以来,缺少知识分子、缺乏人才的问题比在革命时期更为突出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也摆在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面前。
  随着建设的开展,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越来越切身地感到人才缺乏问题的严重性。
  建国初期,许多人多次听到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急迫地呼吁加快人才培养的声音:“只要建设一开展,每年就需要中专以上的毕业生二十万人。”
  如何解决这一紧迫的问题?
  早在一九五○年六月,周恩来在对参加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的代表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时说过:
  我们教育的方向,一定要在若干年内从劳动人民中培养出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作为新鲜血液与原有的知识分子一道为我国的建设事业服务。为了使这一教育方向得以实现,就必须进行教育改革。
  他同时强调:我们对于文化教育的改革,应该根据《共同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导,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
  只有充分重视教育事业,改革教育体制,才能彻底解决建设人才缺乏的问题。为此,周恩来在以后几年主持实施教育改革中,逐步地建构了我国各类教育体系。
  在既是“先导”、“先锋”,又是“殿军”的这一灼见的思想原则指导下,周恩来逐步提出并实施了一个解决国内人才短缺状况的构图:建立并发展各型、各类教育系统,培养各种、各层次的建设人才。
  仅在他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签发的《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对新中国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学制就做了这样的规定:从三岁娃娃做起,逐步推广幼儿教育;全面发展小学教育,举办青年或成人初等学校;实施中学、工农速成中学、业余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教育;建立、健全大学、专业学院、专科学校等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高等教育体系;举办各级各类政治学校和政治训练班,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此外,对各类补习学校,函授学校,聋哑、盲人特种学校等等也作了明文规定。
  为解决国内人才严重缺乏的问题,新中国一方面加紧自己培养建设人才,另一方面,由周恩来亲自组织领导,通过各种渠道感召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和各类人才潮水般地汇入建设祖国的洪流中。
  仅在尖端科学技术方面,建国初期,一大批身居海外的知识分子,抛弃了自己在国外的优裕工作条件和舒适生活,回到欣欣向荣的祖国,为国效力:
  一九五○年回国的著名科学家有赵宗尧、朱光亚、邓稼先……
  一九五一年回国的著名科学家有张佩林、杨承宗……
  后来,又有一批科学家历尽艰辛从国外回到祖国:
  钱学森,空气动力学家,一九五五年从美国回国。
  李整武,核物理学家,一九五五年从美国回国。
  谢家林,粒子加速器物理学家,一九五五年从美国回国。
  郭永怀,空气动力学家,一九五六年从美国回国。
  王承书,理诊物理学家,一九五六年从美国回国。
  张文裕,实验物理学家,一九五六年从美国回国。
  ……
  这些回国的科学家,与建国初期在国内的知名科学家钱三强、何泽会、昊有训、王淦昌、彭桓武等人一道,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他们中间,许多人回忆自己回国的历程时,除了讲到新中国的感召外,还深深地铭记周恩来的努力。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的回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在周恩来的巧妙安排下,钱学森于一九五五年夏天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对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回国,周恩来看得很重,后来他曾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也是值得的。钱学森回国后,周恩来立即用其所长,委托他起草了一个《建立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从此拉开了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序幕……
  有了知识,有了知识分子,问题远远还没有解决。
  随着国家建设的开展,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给新生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造成重大困厄的,不只是人才的网罗、培养问题。有了人才以后,还有一个如何使用的问题。在新中国使用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困扰周恩来的事情:如何估计,如何定性,是否信任,怎样安排,待遇公不公,帮助够不够?……出现的矛盾和反映的问题越来越强烈。
  在一些党员干部甚至领导干部中,存在着糊涂观念和错误倾向,他们不仅错误地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而且严重地不尊重知识分子,甚至把知识分子仍然都划在资产阶级阵营中,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盲目排斥他们,压制、打击、嫉妒他们。
  作为中国政坛一个重要民主党派的中国民主同盟.有一大批知识分一子团结在它周围,他们所了解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情况更为直接。当时担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和国务院专家局局长的费孝通,曾经对知识分子的情况作了一次详细的调查,由他主持整理了关于高级知识分子情况的一批材料,其中反映: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六个不”:“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
  费孝通坦言:“党内党外对知识分子还有一个距离,这是我总结出来的当时情形。”
  费孝通的材料送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后,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他随即把材料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赞赏说:“费孝通的文章写得好。”
  费孝通的反映,并不是个别现象。知识分子问题在党内党外普遍存在,人们热切期望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为筹备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协常委会举行了第十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介绍关于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筹备情况时,采纳了章伯钧在几天前提出的意见,同意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这次会议政治报告的重点之一。
  为此,作为政协主席,周恩来在会上希望全国政协委员们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秋后视察工作的重点,要求他们细心了解这方面的问题,采取座谈、个别访问等多种方式去发现问题。
  会后,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全国政协副主席彭真召集了范长江、平杰三等人详细研究如何收集、整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资料。
  在党内,研究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一也成为当务之急。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召开一次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门会议,急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件事,自始至始是在周恩来的操持下进行的。
  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开会,讨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借这次会议,周恩来在最后一天专门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就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信任、安排、使用和帮助等问题发表意见。
  为这次讲话,周恩来作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从他事先亲自起草的讲话提纲中看到了这样的语句:
  信任如何——用而不疑,疑而不用,是信任的。
  但也有不能信任的,也有信任错了的,也有不能完全信任的,也有完全信任错了的。
  以上这些,究竟是少数。
  中心问题,要尊重他们,重视他们,并且向他们学习。他们怀有一技之长,不要让它们绝种,绝学,绝响。
  提纲手稿,是周恩来真实思想的直接反映和准确写照:
  ——“用而不疑,疑而不用”,是周恩来在信任问题上对待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
  ——“尊重他们,重视他们,并且向他们学习”,是周恩来与知识分子相交时的基本精神。
  再来看周恩来在讲话中对提纲的发挥。他说:
  因为建设就需要知识。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多,而是少了。
  要进一步地来提高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服务,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对知识分子要坚持“用而不疑”,给予信任。
  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要尊重这些知识分子。光是口头尊重不行,还要重视他们的知识,尤其要向他们学习,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运用其知识,哪怕是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为人民服务。
  信任问题往深层次发展,必然涉及到政治上的信任。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表示:
  对他们还有更进一步的信任问题,就是年龄在四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上的,到底还能不能入党?是不是就没有可以吸收的呢?那还是有。
  光有信任还不够,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必须解决待遇问题,在周恩来的印象中,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其待遇不能比国家元首低。他直言相告:
  我国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现状,比抗战时期好,但是比抗战前差。就整体情况看,比旧社会稳。如果同政府干部的工资比较,只有极少数的教授跟我们的司局长差不多,其他的等于副局长、处长,甚至等于科长。这是因为等级制度和平均主义倾向影响的结果。要使这些知识分子对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应该把这个待遇提高。因为他们过去学的知识也是费了很大的代价,现在研究学问也需要工作条件,他们还要养家属。仅仅够他们生活的工资待遇,对于讲师以上的大知识分子说来·是不妥当的。这样的工资待遇是要改变的,对其中有特殊贡献者还可以更高,有的甚至可以超过国家副主席和主席。这件事将由中央亲自抓。
  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已是刻不容缓。周恩来提议:
  各省、市应在十二月下半月先召开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同时也像中央这样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这样可以上下通气,收集材料,研究问题,便于党领导这项工作。
  周恩来的这番话,毛泽东持肯定态度。毛泽东当场表态:“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我同意周恩来同志今天的讲话。”
  毛泽东还特别交待,请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在十二月开这么一次知识分子的会议。
  周恩来讲话中提到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领导小组,是头一天成立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应毛泽东之召,与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钱俊瑞、周扬、安子文、胡乔木等人到毛泽东处开会,专门讨论了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提出:“应该先在党内很好讨论,然后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少这一问题早已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周恩来在会上向大家汇报了有关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会上决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同时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在中央两次召开会议以后,由周恩来亲自领导,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的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为便于统一行动,紧随其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各有关部门也相应地成立了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领导小组。
  在周恩来的领导和部署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领导到群众,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调研活动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各种材料也纷纷汇集到中央的十人小组。受周恩来委托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央十人小组成员、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负责起草《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胡乔木被誉为中国共产党内的“第一支笔”、“党内才子”,许多重要报告出自他的手。但接手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对他来说也是极为艰难的工作。据当时到过胡乔木家去的人说一九八八年十月间,胡乔木同志曾打算写一篇回忆有关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文章,从十月至十二月份多次请有关当事人到家中座谈。笔者有幸在场参与部分记录整理工作,并随乔木同志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档案。他的办公桌堆满了各方面汇来的材料,浩如烟海。要对大量的材料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并做出准确的判断,的确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工作。
  胡乔木夜以继日,并多次与周恩来商讨,彻夜长谈。他不仅要把党的方针政策表述准确,而且还要把报告人周恩来的意见充分地融入报告中。
  我们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留下的工作台历和部分档案可以看出,周恩来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慎之又慎:
  ——一九五六年一月六日、九日、十日,周恩来三次召集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修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初稿。
  ——在周恩来修改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期间,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陈毅、谭震林、罗瑞卿、陈伯达、廖鲁言和部分省委书记会议,毛泽东的工作重点放在草拟《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月八日、九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两封来信,嘱他在知识分子会议开幕之前,将纲要草案先在政治局委员、在京各中央委员及其他若干负责同志范围内征求修改意见;纲要草案通过后,再发给知识分子会议到会各同志再征求修改意见,然后发给各地党委,直至支部,征求意见。
  ——一月十二日、十三日,这是中央定的修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初稿的最后期限,周恩来再次吸收各方意见,在修改中增写一些重要内容:
  他在《报告》序言的第八段中,针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他增写:“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的重要因素。”
  在第二部分第三段中,针对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缺点,他增写:“在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高潮中,需要我们加强领导,迅速克服这些缺点,才能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
  在第二部分第十段中,就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意见和劳动成果问题,他增写:“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
  在第二部分第十五段中,就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问题,他增写:“许多拥有大量图书资料的单位,没有充分重视这些宝贵财产,没有派适当干部去进行整理,因而使一些专家不能利用这些图书资料进行研究。”
  在第三部分第六段中,就知识分子的发展方向问题,他增写:“我们应该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培养出大批的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红色专家。目前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是具有这种愿望的,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实现这种愿望,任何排斥和歧视他们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在第五部分第一、二段中,就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问题,他增写:“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而来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党一定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在科学文化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那种认为党不能够领导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建设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
  ——直到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的前两夜,周恩来还在不断地约彭真、陈毅、谭震林、柯庆施、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张际春和薛暮桥、范长江、钱俊瑞、安子文、平杰三、齐燕铭、于光远等人谈知识分子问题。
  对知识分子问题,党内明显存在不同的看法,比如,有人不同意周恩来等人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仍把知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划在“剥削阶级”阵营中。
  周恩来需要力排异议。
  对当时讨论的情况,谷羽曾这样回忆: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记得在正式开会前的一天凌晨,他(按:指胡乔木)在总理那里谈了一夜回到家,很高兴地告诉我:“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总理的意见通过了!”我知道,乔木在起草过程中,根据总理的指示,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饭。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多少年来,特别是建国初几年,总是把知识分子看作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这个报告的新提法,实际上给知识分子解脱了“剥削阶级”的帽子,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周恩来的心情稍稍轻松了一些。这时,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已经临近。
  经过周密而紧张的筹备,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终于顺利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以知识分子问题为主题的党的大会。
  开幕式是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会议之隆重,规格之高,是知识分子们极少见的。
  出席会议代表共一千二百七十九人。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和二十七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所属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的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
  十四日的开幕式,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的这篇报告,不仅紧紧扣住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文化政策;而且充分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
  报告是振奋人心的,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感觉。做领导工作的人感到: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周恩来总理所说的“真正符合我们国家的各方面伟大发展的巨人式的步伐”的时期。知识分子则感到:一个阳光明媚,万物吐绿的春天来临了。
  尽管周恩来在报告中多次批评的“宗派主义”倾向并没有停止对党和国家知识分子政策的干扰,这种干扰有时甚至改变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走向,但是,周恩来的报告的基本内容,在以后中国的进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上正确思想的代表。
  而在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心目中,周恩来,则是他们永远的知心朋友。在周恩来面前,他们可以无拘无束、无话不说。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业务和生活等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根据报告提出的任务,党和政府的知识分子工作一项一项地贯彻落实。仅从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方面来看,根据周恩来报告的要求和国务院的决定,一九五六年六月间,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普遍有了提高,其中教授、研究员的工资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几,最高工资由原来的二百五十三元提到三百四十五元。七月二十日,国务院又转发了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和关于这个文件的《通知》。从此涉及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一系列问题(如图书、资料、学术交流、仪器、实验用地、研究经费、工作时间等等)有了新的改进意见和措施。
  会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和新成立的国务院专家局等单位继续为改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等问题进行努力。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于五月四日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作了《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报告。转述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关于改变中国科学技术落后面貌的思想。
  郭沫若引用周恩来的话,重申了中国科学技术界的艰巨任务:
  “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
  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指导甚至参与下,到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国《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终于出台。这就是第一个影响中国科学技术进程的十二年远景规划。
  遗憾的是,由于党内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始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认识上的冲突不断地影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一九五六年的九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进入建设时期以来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上,党对知识分子定性的认识却出现了退步。在八大的《政治报告》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替代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再一次戴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
  这一提法的变化,与毛泽东个人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反复是有重要关系的。到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一次称: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由于这种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变化,党和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不断出现偏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党在知识分子工作上的错误尤其是各级领导于部在执行政策中的“左”的错误不断加剧。更有甚者,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中,一大批知识分子受到严重伤害和摧残,知识分子的建设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他们与党的千部之间,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距离拉大了。
  一九六○年冬天以后,伴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调整的步伐,中共中央开始重新纠正和清理一段时间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思想。
  在周恩来看来,纠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从文艺入手是一个重要途径。一九六一年六月,文艺界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会议是一次极好的机会。
  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文化部同时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目的是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改进对文艺工作的领一导方法,并讨论文艺工作和电影创作的有关条例。这就是文艺界有名的“新侨会议”。
  中宣部和文化部在新侨饭店召开的会议,是由周恩来亲自批准的。从会议的筹备到召开,他时刻关注着进展情况。借新侨会议之机,周恩来决定在文艺界纠“左”。
  会议开始后,为了不打乱组委会的安排,周恩来给会议代表来了个“突然袭击”―夜访新侨饭店。
  六月十六日这天晚上,在没有通知会上任何人的情况下,周恩来私下来到新侨饭店。走到楼梯口,碰巧遇上赵丹。一问才知道当晚全体代表去观摩两部影片,而赵丹惦记着病在房间里的夫人黄宗英,看完一部片子便回来了。
  周恩来与赵丹早已是老朋友,便问:“都有谁在?”赵丹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周恩来听说黄宗英病了,亲切地对赵丹说:“走,我们看看去。”赵丹也不客气,一路嚷着把周恩来带到了黄宗英的房间:“宗英,快,快!总理来啦!总理来看你,看大家啦!”
  周恩来笑声朗朗地进得屋来,端详着黄宗英那身打扮,觉得奇怪:素布衫裤、家制布鞋,有点乡下妇女的味道。
  他纳闷,文艺界怎么思想拘束到如此地步?!便笑着问:“怎么?连花衣服也不敢穿啦?”
  黄宗英急忙解释:“常下乡……”
  周恩来只好说了一句:“好。”随后不放心地补充了一句:“改造,也不在外表。”
  正说话间,赵丹已把其他几位未去看电影的代表找来,有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上海天马电影厂党委书记丁一、厂长兼导演陈鲤庭和沈浮等人。
  来人一多,房间显小,再加上赵丹跑前跑后,已是气喘吁吁。周恩来招呼赵丹坐在自己对面,顺手把服务员送来的桔子水递给他。赵丹平时就不太修边幅,在总理面前也无所顾忌,他边擦汗边嘿嘿发笑。
  前来服务的新侨饭店服务员感到新鲜:总理怎么与艺术家们这么熟,像老朋友似的,没有距离感?!
  周恩来冲着黄宗英摇摇头,关切地说:“更瘦啦!什么病?让医生仔细查查。”
  黄宗英赶紧解释:“总理,我没什么大病,一多半是急出来的。老完不成任务,白吃人民的饭。”
  黄宗英的话,是有所指的。她长期当演员,一九五九年被任命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专职编剧。编剧和演员,是两种职业,对黄宗英来说,这样的转行,来得太突然,用她的话来说,“我一下脑子涨得老大。”再加上当时文艺创作的政治性要求太强,任务压得太紧,而层层领导对剧本审查关口又过多。因此黄宗英当了一年的编剧,剧本绝少成活,一急之下,竟然病倒了。这次会前她还请着病假,但为了不失去这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她带病来京参加会议。
  大家见周恩来总理来了,好像见到了亲人似的,满肚子话想说,三言两语就讲到了会上讨论的情况。
  周恩来也很随便,微仰起头,靠在沙发上。这个动作大家很熟悉,表明总理很愿意多听意见,甚至愿人们当着他的面展开争论。
  黄宗英鼓足勇气问:“总理,在会上各组讨论都涉及艺术规律问题。我有个意见,不知该说不该说。”
  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想说就说呗。”
  黄宗英便说:“总理,如果科学家搞导弹,火箭,外行们(领导也好,我们隔行的也好)对他的专业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们电影这一行,谁都有发言权,而艺术家本身的发言权……就难说了。我们是不怕文责自负、戏责自负的,老实说,历次运动也没人替我们负。可是我们工作的时候,负责的人……好像太多了些.大家管这种现象叫‘婆婆多’。我们的党―各级党委,究竟以什么方式、怎样来领导剧本创作,领导艺术生产,我们认为应该研究、讨论。”
  为了言之有据,黄宗英又讲了“五个书记挂帅”的例子:
  不久前,上海市委为了塑造基层党的书记的“光辉形象”,交给上海电影局一个重大题材,创作电影剧本《好当家》。这一任务落到黄宗英等人头上,可偏偏她这一辈子不认识几个书记;更没有当书记的体会。上级要求他们用两个星期去体验生活,一个星期交出创作提纲,再一个星期交出剧本初稿。为保险起见,市委第一书记亲自关怀、过问,上海电影局第一书记、电影厂第一书记、公社第一书记(还加上县委负责人)层层挂帅,电影厂副书记亲自坐镇。这样的阵容,把创作组的人员压得脑汁绞尽,灵感全无。艺术家们也有招,有一天晚上,趁坐镇创作组的电影厂副书记生病睡觉之机,黄宗英等人一口气搞了个通宵,好不容易把提纲顺了下来。大家私下里称:五个书记挂帅,也养不出“胖娃娃”来。原因是艺术有它自身的规律……
  黄宗英在总理面前一股脑儿地把自己的想法道了出来。周恩来陷入了沉思。在来之前,他早就听说艺术家们对几年来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有些怨言,文艺工作中“一言堂”的现象比较严重,甚至有动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事。许多艺术工作者思想受到束缚,既不敢想,又不敢说,更不敢做。
  周恩来此次来,就是为了倾听文艺工作者的意见,以朋友的身份同大家谈心。
  黄宗英说完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向周恩来反映会上的情况和艺术家们的呼声,一起有说有笑地探讨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如何尊重艺术规律和如何尊重艺术家的问题。
  ……
  说话间,夜已经很深了。周恩来只好起身离开新侨饭店。走时他要求陈荒煤:“每期的会议简报出来后,请当天送给我看看。”
  艺术家们争论的焦点,也成了周恩来总理感兴趣的问题;周恩来思考的,也正是如何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周恩来刚走,看电影的代表们就回来了,他们听说总理来过了,纷纷埋怨自己错过了这么好的一次机会,他们串到黄宗英屋里,问这问那,恨不得把所有的细节都问清楚,把总理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听一遍。有人点着黄宗英的鼻子羡慕地说:“因病得福,因病得福!”还有人捶着赵丹说:“小子走运,好心好报。”有些代表还提出一些问题,说要向总理反映,似乎觉得光在会上反映是不过瘾的。
  新侨会议期间,周恩来异常繁忙。仅六月十七日,他就要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约有关人士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处理国内外各种重大事情……内政外交诸事缠身,更让他挂心的是,邓颖超前几日生病住院,他每日都要去医院探望。然而,周恩来还是抽时间把会上有争议的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看完了。
  六月十七日晚上,周恩来从医院出来,再次直奔新侨饭店,倾听艺术家们的意见。同时,他专门找了一些文艺部门的党政领导干部谈话,探讨如何发扬民主、改进领导的问题。
  六月十八日下午,为进一步了解会上的情况并倾听大家的呼声,周恩来又约陈荒煤等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座谈。
  文艺部门的领导人和艺术家们在向周恩来反映情况时,多次要求他能到会上与大家正式谈一谈。周恩来答应了。
  六月十九日下午三时半,周恩来如期到大会会场,发表经过深思后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可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
  这篇讲话,正如周恩来所说,是根据前两天文艺工作者们反映的问题而准备的,“心有所感,言之为快”。
  周恩来的“心有所感”,总“感”是:“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
  怎么改?他毫不犹豫地提出:
  “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
  为了提倡民主风气,他在讲话中首先表示:
  “我今天的讲话,你们做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
  报告一开始,代表们就感到很畅快,感叹总理的民主作风。
  除了“开场白”,周恩来一共讲了七大问题,也就是他“心有所感”中的七大感想。这些问题,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并且站得高、看得远,即有理论色彩,又动之以情。
  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中,他讲: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了头,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在“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中,他强调: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哪能一下子就改造好?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还会如此,如何能责备一般的非党朋友呢?
  在“为谁服务的问题”中,周恩来特别指出:“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政治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他甚至对场内的文艺界领导说:“我们懂得少,发言权很少,不要过多干涉。在座的同志都是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当然不是要你们不负责任。第一,要负责任;第二,要少干涉些。”
  周恩来还讲了“文艺规律问题”,“遗产与创造问题”,“话剧问题”。最引起文艺界领导注意的是,周恩来专门讲了“领导问题”。
  对领导的要求,自然要比群众高,周恩来严肃地说:
  “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见对不对。怎么办?要实行调查研究。”
  他还提醒大家:
  “毛主席说,十一年来忙于建设,对干部的教育注意不够。我今天讲这么多话,也为的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要造成一种风气,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
  周恩来特意强调说:“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周恩来的一番话,文艺工作者们听了很舒畅。总理主动把自己的话树成活靶子,让大家来攻,这给文艺界的人们以极大的震撼。
  新侨会议期间的七月一日,周总理邀请与会人员同游香山,一路上,周恩来谈笑风生,好像年轻了许多。他与大家边探讨问题边游览,最后又问:“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如果现在讲觉得不方便,以后可以写信给我。”他指指身边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补充说道:“你们把信写给他,我就可以收到了。”
  周恩来的讲话,深深地印在了文艺界人士的脑海中;他身体力行,从我做起的民主作风,对党的文艺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难怪文艺界参加过新侨会议甚至所有接触过周恩来的人都这样认为:周总理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我们把他当成朋友,在他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
  游香山的第二天,新侨会议闭幕了。会后,中宣部和文化部根据会上讨论情况和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制订了《文艺八条》和《加强电影生产领导三十二条》,以期促进“双百”方针的贯彻,使党的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沿着更健康的道路发展。
  新侨会议前后周恩来的努力,对纠正党在文艺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遏制一些领导干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左”的做法,起了良好的效果。
  然而,“左”的思想的影响并不是短期形成的,也不可能很快就失去市场。“左”的思想阴影对党的知识分子方针、政策的干扰,并投有从根本上消除。只要知识分子还被划在“资产阶级’,阵营里,头上还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他们的命运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对周恩来而言,他深知,这顶极不合适的帽子会给知识分子带来“灭顶之灾”,要从根上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必须为他们摘掉这顶帽子。
  半年后的一九六二年初,借助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纠“左”的东风,为知识分子脱帽的问题再次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为贯彻七千人大会的精神,有关部门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
  会前和会后,科技界和文艺界强烈地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一些科学家问主持全国科学工作会议的聂荣臻:“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中的反映,周恩来早有耳闻。听到这些反映后,他当即表示:“知识分子就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鉴于党的高级领导层中对这一问题还有不同看法,他不便直接肯定“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法,但是,他断然否决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法。当务之急是要先摘掉帽子。
  戏剧创作座谈会的筹备者们也向周恩来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二月十七日,为开好即将在广州举行的戏剧创作座谈会,贯彻“双百”方针,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周恩来召集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谈话。他知道文艺界心中有气,便在开场白中鼓励剧作家们:到创作座谈会上去时要“先出出气,出了气就能通气了”。周恩来在谈话中重提自己几年前的一次讲话,表露了自己的情绪和困难处境:
  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我在紫光阁讲了一次话,谈了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十个问题。今天讲话,情况与那次有点变化了。那次我也是被戴了帽子的。有些党委就不准传达我的讲话。今天我看了上次讲话,内容基本是正确的。
  周恩来接着指出:一九五九年以来,“文艺上的缺点错误表现在:打破了旧的迷信(如厚古薄今,迷信外国等等),但又产生了新的迷信(如今的一切都好,古的一切都坏;中国一切好,外国一切坏,骂倒一切等等)”。“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他鼓励艺术家们:“要破除新的迷信,再一次解决思想”,要回到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来。
  在讲到“党如何领导戏剧电影工作”时,他说:“党委应领导一切,统帅一切,但不要包办一切。什么是专家的事,什么是行政的事,要分清楚,党委不要包办。”“党委必须小心翼翼,听取群众的意见”。“党委要与专家、内行、群众商量着办事,不懂就承认不懂,向群众请教。”
  对如何理解“时代精神”,他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所谓时代精神,不等于把党的决议搬上舞台。不能把时代精神完全解释为党的政策,党的决议。”“时代精神―一个写时代,一个写历史,一个写理想。理想要有科学根据,不是乌托邦。”“对时代精神要作广义的了解”。
  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在这次会上他没有直接讲。什么原因?因为这时他正在主持起草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知识分子定性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他准备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去解决。尽管解决这一问题是有很大阻力的。为了解知识分子的真实思想和详细意见,解开他们心中的扣子,周恩来决定在百忙中南下广州一趟。
  二月二十五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次日将与陈毅飞往广州,“谈军队转业十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他们正在广州开科学工作会议),听听他们意见”
  抵达广州后,周恩来连续不断地约参加戏剧创作会议的戏剧家和参加科学工作会议的科学家们谈话,
  三月一日,他在约科学界、文艺界的党内负责人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等人座谈时,首先明确地表了这样一个态:“知识分子从总体上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第二天,根据周恩来的意思,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召开了联席会议,由周恩来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报告。
  周恩来在报告中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强调党组织要改进领导作风,做好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提出·首先解决“信任他们”的问题。他要求:过去在斗争中划错、斗错、搞错了的,“应去掉帽子,各级领导千部要道歉”。
  会上,周恩来主动代表中央说:“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
  同时周恩来也提出,知识分子必须加强自我改造,因为它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希望知识分子把由于党的工作没有做好而形成的“扣子”解开。
  三月三日上午,周恩来赶回北京,他将陈毅留在了广州。临走时,他与陈毅商定:必须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冕。
  陈毅心中非常清楚,由于主客观原因,一时还不可能加“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冕,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足以使知识分子的政治面貌改天换地。
  三月五日和六日,陈毅在广州分别来到两个会议的会场,代表周恩来为知识分子们“脱帽加冕”。陈毅以他特有的元帅气质,毫不含糊地说:
  “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陈毅当即脱帽:“今天我向你们行脱帽礼。”
  与陈毅的脱帽礼相呼应,周恩来返回北京后,更加坚定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为知识分子正名的信心。他巧妙地做了许多工作,征得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同意。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由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回荡在每一位代表的脑海中:
  “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听了这一报告,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兴奋不已。周谷城说过这样的话:“得到一个光荣称号,是劳动人民了,对这一点特别高兴。我对这一点也很兴奋。我觉得只要有这些感觉,精神就活跃起来了。”
  知识分子的精神活跃起来了,而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心情并不平静。从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周恩来在党中央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有人对周恩来的提法很不满意,争论时有发生。当年秋天,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再次引起决策层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应不应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有人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缺乏阶级观点。有人甚至认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一说也没有阶级性。矛头直指周恩来。这种争论由私下“打”到了中共中决书记处。
  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对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教育工作的估计时,争论越来越激烈。有人直接批评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态度坚决地说:报告中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这符合阶级观点。主持会议的邓小平支持周恩来的观点,并代表中央书记处表态说:“总的提法,一切按总理人大报告所说。”为避免以讹传讹,横生枝节,邓小平果断地决定:“把那段话再印一下,统一语言,那是中央批准的。”



 
 

2007/09/10

第七章“用而不疑,疑而不用”,大声疾呼“人才缺乏,是最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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