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跃进”年代,苦闷岁月,受到批评后一再检讨以至提出辞职

 




  一九五七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主观意识强烈地重现开来。
  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要统一的,就是领导层中的认识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反冒进的思路是一个大的障碍。必须彻底解决反冒进的问题。
  因此,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反冒进思路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这年十月九日,利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时机,毛泽东再次亮出了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那洒脱而无所顾忌的思想。当着全体中共中央委员的面,毛泽东讲话的题目动人心魄——《做革命的促进派》。
  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几个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这一思想,顿时为求实、慎重的人们猛敲了一下警钟。
  这时的周恩来,仍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周恩来的着眼点,仍在反对急躁冒进。这是毛泽东极不满意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
  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毛泽东认定,必须恢复“多、快、好、省”的口号,但能不能恢复,能不能把反冒进的风向扭转过来,也许毛泽东心中也没底。所以他试探性地问了一句:“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在总方针上,是“促进”还是“促退”,毛泽东的意见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去年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和“促进”性质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很不满意,在讲话中他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提得很高: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
  会上,从毛泽东反复说的话中,周恩来听出了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带有的极大的情绪:
  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毛泽东又把这件事与反右派联系起来,说:
  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此言一出,谁还敢继续“促退”,谁还敢说“促进”是“冒进”?况且一些人以为,只要人有胆量、有意志,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就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宇宙都能探索,何况地球上的事?
  毛泽东讲完话后,八届三中全会便闭幕了。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
  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来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许多时候都是高瞻远瞩的,其正确的一面远远多于错误的一面。他与毛泽东是多年密切合作的伙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感情深厚的朋友。然而,自从反冒进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总感到在一些方面自己与毛泽东的思路有一些距离,或者说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
  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自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后,高指标又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会后,毛泽东于十一月二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的豪言“我们十五年后可以超过美国”后,也以同样豪迈的语言回应:“我们十五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的情绪又一次被调动了起来,他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
  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后,便进一步着手在全党遏制反冒进之风,掀起全民生产大跃进的高潮。
  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这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社论,从题目上就让人感到有些特别:《乘风破浪》。它的内容,完全是毛泽东的想法:
  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
  苏联两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在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的面貌改变了……
  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
  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进入一九五八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像一艘迷航的巨轮,乘风破浪,势不可挡。
  进入一九五八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一度陷入被批评的境地,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至四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随后,毛泽东在召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南宁会议开始的时候,周恩来仍在北京,可谓日理万机:一月十一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等问题的几个暂行规定(草案)》;一月十二日,他接见了三批外宾:与印度驻华大使谈中英关系和尼赫鲁总理访华,与罗马尼亚驻华大使谈罗政府代表团访华,与柬埔寨经济代表团谈援柬项目……
  正忙碌着的周恩来,开始并没有估计到南宁会议在批判反冒进方面火药味那么浓。
  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十二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
  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
  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做事,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在他看来,反冒进的思路必须打掉,“反冒进”这个词都是极不入耳的。十二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问题: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
  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周是十三日飞抵南宁出席会议的,但毛泽东的话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中。本已万事缠身神经高度紧张的周恩来,一到南宁,精神顿时更为紧张起来。
  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
  毛泽东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十六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追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继续往下说:“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
  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
  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
  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五十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薄一波看出来,周恩来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转过弯来,但组织原则驱使他不得不作检讨。薄一波后来回忆:
  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括号。
  一月十九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周恩来说:
  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
  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他们理解,在会议的紧张气氛下,周恩来除了这样做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主动承担责任,是他的一贯作风。
  在南宁会议上,周恩来能不能进一步抗争呢?应该说,抗争是有可能的,但却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在方针性的问题上,公开暴露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甚至在毛泽东思路明朗化的情况下,与毛泽东顶着干,效果肯定会适得其反。
  周恩来也不是不清楚,如果迁就毛泽东的思路,必然会助长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之风,以至促进党内急躁冒进思想的进一步膨胀。但是,由于党处在特殊的环境中,组织生活又不健全,他只能如此。
  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返回北京。但换了个环境却并没有减少他心中的郁闷。
  南宁会议以后,党内反冒进的呼声被压了下去,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地搞建设的思路被搁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全局性的“左”倾思路,是“大跃进”的建设方针。
  当然,在艰难的处境中,周恩来也不是任凭事态的发展而无事可做。
  在审改李先念将于二月初向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的《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决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稿)》时,周恩来在原稿“为了在十五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句中的“十五年”之后,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九个字;还在“为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一增一删,表明了周恩来建设思路中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
  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
  二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一九五八年三月,刚刚六十岁的周恩来在考察完长江三峡后,来到成都出席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当着与会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毛泽东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
  毛泽东把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基本观点概括成两句话:“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
  由此毛泽东给冒进和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在成都会议上,周恩来有三次大会发言的机会,一是十九日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二是二十三日作关于三峡枢纽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三是二十五日谈反冒进的经验教训。
  二十五日的讲话,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周恩来把反冒进的错误归为认识问题。但毛泽东所指,并不是周恩来的认识论,他不愿意听周恩来谈认识问题,也不愿意听周恩来讲责任。因为论责任,毛泽东对任何建设上的失误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随后提醒周恩来:
  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如果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那是可以的。
  毛泽东之所以引导周恩来从方法问题上去讲,是因为毛把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二月份刚印发党内讨论。草案中至少有两条直接针对反冒进,其中说到:
  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
  “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至此,周恩来更加意识到,无论在建设思路还是在思想方法上,他都很难跟上毛泽东。这一感觉,不仅周恩来有,刘少奇也有。在成都会议上,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思想上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刘少奇还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
  经过一番反“反冒进”,达到预期的效果后,毛泽东认为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三月底,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了,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
  他们好几位秘书同志见到总理坐在那儿发呆,觉得很难受。后来他们自己攒钱买了一张很破旧的乒乓球桌,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说是在总理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把总理带到那去打乒乓球。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
  一九五八年四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周恩来不用秘书起草发言稿,除了考虑到这次检讨的重要性以外,恐怕还有一层因素——毛泽东刚刚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列了这样一条:“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
  五月五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
  这份报告,是按毛泽东的思路作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人深思:
  ——报告从“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出发,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
  ——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报告以毛泽东的语言再次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事业中要做‘促进派’,而不要做‘促退派’”。
  ——报告以党内正式文件的形式确认,一九五六年跃进中只是个别缺点,反冒进是错误的,“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
  ——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
  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
  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
  报告以不容置疑的语言指出:
  “那些反对提高建设速度、反对多快好省这个方针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反冒进定论,这在无形中就把反冒进的主帅周恩来、陈云等人推到了被告席上,他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度作检讨。
  五月十七日,在陈云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由周恩来作检讨。这就是那篇在内心异常苦闷和彷徨中花十多天时间并数易其稿起草出来的发言稿。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摘取周恩来发言的核心部分: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
  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彻底地达到了目的,所以他在会上宣布:
  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
  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更是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的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
  到目前为此,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
  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六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的确,无论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多大的分歧,终究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论才华、能力、威望等等综合性的素质,还没有人能取代周恩来的职位。
  我们也可以推论——以周恩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在后来“文革”那样混乱的局面下,他也未提出过辞职问题,而坚持“不倒,不走,不死”;在反冒进受挫后提出辞职,应该是周恩来以退为进的策略。
  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的岗位上前后二十六个年头,即便有他这次提出辞职和后来林彪、“四人帮”的阴谋篡位,但直到周恩来去世,他的地位从未动摇过。
  尽管岗位没有变,但八大二次会议后,面对中国大跃进的风潮,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却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走向失去了主要的发言权。
  一九五八年夏天,随着毛泽东的头脑发热,全党全国的大跃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各地迅速滋长起来了。周恩来等人已经无法再明确表示反对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搞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中国进入了一个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只凭主观臆断,甚至“假、大、空”满天飞的年代。
  当时的报道中,各地争先恐后放生产卫星。有记者甚至拍摄了一张照片——一颗比成人还大的玉米像火箭一样飞驰在天空。《人民日报》也曾发表一张照片,一个小孩能坐在“卫星田”的稻穗上而不掉下来。尽管有人不相信这样的夸大宣传,但是因为怕戴“右倾保守”的帽子而不敢公开讲话。
  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弄虚作假风不断增长,达到惊人的地步。到处充斥着脱离实际的唯意志论。到处飘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等等口号。
  随着大放生产卫星的形势,八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确定了根本达不到的生产指标,掀起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苦闷中的周恩来,对用土法炼钢铁一事深表怀疑,他曾让秘书去基层调查。秘书回来告诉他,炼出来的铁大部分是废品。大炼钢铁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周恩来十分痛心。一九五八年底,当他听说四川省有几百万人还在山上大炼钢铁,并且没有冬衣御寒时,他再也沉不住气了,果断地下令:马上下山。
  也曾有一些不愿放生产卫星的地方迫于形势的压力,请求周恩来让他们也放点生产卫星,周恩来当即阻止他们放。但是,形势的迅猛发展,最终仍拦不住“上天”的“卫星”……
  周恩来深知,在现有的领导体制下,只有等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本人觉悟过来,“大跃进”中的问题才能够纠正。
  毛泽东真正发觉并开始纠正“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是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后。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开会,开始冷静地思考建设问题。他在党内发出了认真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书的建议。
  直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走上了一条艰难的纠“左”路。尽管毛泽东这一时期头脑发热,但他仍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在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说起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他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风卷残云的“大跃进”时期过后,毛泽东于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个名为《十年总结》的讲话。在讲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时,毛泽东讲了这样几句话: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婉转地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受到的严厉批评平了反:
  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2007/09/10

第九章“跃进”年代,苦闷岁月,受到批评后一再检讨以至提出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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