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调整后期,风雨交加,主持制订难产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一九六四年,当中国大陆的人们,渡过了四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进入调整后期时,才明显地感觉到,前几年那不堪回首的困难时期,真正地过去了。人们似乎一下子就扬眉吐气起来!生产发展了,衣食富足了……那“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原子弹爆炸了、划时代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成功上演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强大了!
  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愿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从此由最困难的时期转向全面性的恢复甚至辉煌;愿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永远不要再受人欺凌。
  人们多想这个愿望能够尽早地实现啊!
  然而,这时的周恩来,心情却并不轻松。
  一九六四年年末的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会见三十八年前在陕北安塞结识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表示“现在,调整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经济形势已经好转并将要有新的发展”时,头脑冷静地对老朋友袒露了自己的真心话:
  “中国人口多,从需要量讲,经济还很落后,要变成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中国的情况复杂得很,搞了十五年经济建设,老实说,我作为总理还没有学会呢!我们都在学习。”
  调整工作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周恩来考虑的问题却更深、更远。以后的责任和担子,只会更大、更重。
  进入国民经济调整的后期,从一九六四年五月份起,中共中央开始着手考虑如何把中国带入下一个国民经济计划时期——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问题。
  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历来是在政府总理周恩来的主持下制定的。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农村工作、政治工作、反修防修、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还有另外两项重要议程,一是讨论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年的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另一是讨论培养接班人的问题。
  会前,毛泽东曾指出:农业、国防是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
  会议期间,毛泽东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谈了他的想法: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战略布局:“三五”计划要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
  毛泽东的这一想法,主要是为了防备敌人入侵。他所说的一线,是指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二线是指中部地区;三线是指西部地区,包括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以及湘西、鄂西,西北的陕、甘、宁、青四省区以及豫西、晋西地区。同时,真正打起仗来,各省又互为二线、三线。
  按毛泽东的认识,危险不仅来自于战争,而且来自于我们自己内部。会上根据毛泽东、刘少奇等关于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分析,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
  经济已经好转,社会发展出现少有的生机,而毛泽东在担心战争爆发的同时,还时刻担心党中央会出现修正主义。他考虑,必须加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
  会后,农业、国防、基础工业三项,成为考虑下一步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内容;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和一、二、三线布局的战略性,成为考虑国民经济计划的出发点。
  进入国民经济调整的后期,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周恩来所侧重去做的,不仅是要进一步主持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经济形势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而且还要主持制定国家的发展计划尤其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作。千头万绪的重担,更集中地压在周恩来的肩上。
  战争的危险性,同时存在于周恩来的脑海中。在五、六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为体现战备问题的重要性,周恩来曾于六月一日指示国家计委:
  有关备战方案中的各项工程,必须分期列入有关各部年度计划内,不能落空。
  然而,仅有现实的考虑是不够的,要制定下一步的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对以往计划实施中的经验进行认真的总结。周恩来陷入沉思中……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日至十九日,周恩来在接待来访的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第二副总统拉希迪·姆福来·卡瓦瓦及其率领的政府友好经济代表团时,这样谈到中国的建设经验:“十多年来,我们在建设中有两个方面的经验。当然主要是好的一方面。有一个时期,错的方面多一些,但是已经改过来了。我们是个大国,很容易把国家计划的框框搞大了。这也很自然,因为落后,所以就更加想搞得大些、多些、快些。”
  一一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接见马里共和国发展部长库亚特时,进一步说到建设经验:“首先要考虑和解决国内的需要,做到大部分可以自给,只是少数必要的东西从国外进口,比如精密器材。这样就可以减少外国的经济压力;要满足人民生活需要,首先要自立地把吃的、穿的、用的生活必需品搞起来,这是第一步,在这同时还要搞水力、火力发电,第二步是搞重工业,这也是必要的。”
  ——七月一日,他在接见以国家计委副主任阮昆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干部团时,则从战备的眼光来谈建设经验:
  “工业布局问题,从战争观点看,要设想一、二、三线,不但要摆在平原,也要摆在丘陵地区、山区和后方;工业太集中了,发生战争就不利,分散就比较好;在安排次序时要首先注意农业,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先搞有助于农业发展的生产资料,要全面衡量考虑,既要建立自主的经济,但也要有步骤,要有轻重缓急。”
  ——七月十一日,在缅甸访问期间,周恩来应缅甸联邦主席奈温的请求,从总结我国建设经验的角度,对缅甸的经济建设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经济的目标是发展工业、农业、贸易、财政金融。这是很复杂的工程。在农业生产方面,缅甸有富饶的资源,如果农民生产力解放,多搞一些水利建设,政府充分供应农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农业生产就会有很大的增加,可以增加出口,国家收入就可以增加,这是最迫切的经济任务;在工业方面,政府需要发展工业来领导经济,可以利用外援,首先建立为吃、穿、用服务的轻工业和生产农业生产资料的工业和农产品加工工业,以积累资金,然后再逐步发展重工业、机械工业;商业方面,国家应该控制对外贸易和批发商业,商业不像工厂可以计划,管起来很复杂,如果过急就会阻碍经济的流通,造成黑市,因此,政府应该先掌握大的批发商业,打击投机倒把者,至于本国的私营中小商业,总有对人民有利、服务于经济流通的一面,应该加以利用,在商业上必须稳步前进,市场才能流通;财政方面,主要是节约问题,使每年预算能有赢余,最重要的是反贪污。总之,必须发展工业、农业、贸易、财政金融,国家才能富强起来。”
  ——十月五日,他在北京接见缅甸政府代表团时,又一次谈到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问题:“我们革命的经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从实践到理论,再提高思想。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便是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在工作中,在战争中,我们必须吸取右倾和“左”倾两方面的经验。中国革命是经过这样的经验教训才取得胜利的;现在我们正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目前正在总结经验,但还不够。”
  ——到了这年的年底,周恩来在十二月十九日接见阿联副总理阿齐兹·西德基时,对中国的建设经验又作了这样的谈话:“我们的经验,国民经济的安排,农、轻、重的顺序不可偏废一面,要同时搞。但重点是农业,其次是轻工业,有原料也要搞重工业。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搞得不错,经济上也有一定的力量,但有一个弱点,农业没有搞好。”
  ……
  凡此种种,周恩来所谈,既是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他个人在领导政府经济工作中的切身体会。无论总结还是体会,毫无疑问会对“三五”计划的制定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在周恩来所总结经验中,最核心的问题是“首先要考虑和解决国内的需要”,“在安排次序时要首先注意农业,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当然,战争的形势和毛泽东对战争问题的考虑,也在困扰着他。
  根据毛泽东从备战角度出发的思路,由周恩来主持,制定新的国民经济计划的工作从一九六四年夏天起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在整个六十年代,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战争的阴影和阶级斗争的阴影时刻笼罩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头上。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的脑海里,考虑长远建设规划,战备问题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
  七月二日,毛泽东就军事工作、战备问题对周恩来、彭真、贺龙、伍修权、杨成武、吴冷西等人说:要普及尖子部队表演;所有部队都要学会游泳、要练习夜战、近战;天津、北京地区要搞三道防线;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一切都要准备好,准备好了,敌人要来也好吆。
  毛泽东的这些考虑,出发点只有一条:敌人就在眼前,随时都可能打进来,它迫使我们早作准备,作好准备。
  不仅北京、天津地区要搞三道防线——小三线,而且全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布局也要以三道防线——大三线作为前提。
  为此,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周恩来找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干部谈话,明确指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重点,主席讲得很清楚,三线建设的部署,搞军事、抓军队、培养接班人,都是整个战略性的部署。周恩来还提出了在目前的国际任务方面,西南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同时,他代表中共中央部署了西南三线军事建设的原则性任务。
  围绕战争考虑问题,成为国民经济调整后期党和国家领导人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虽然周恩来在领导经济工作过程中考虑问题的侧重点是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但在战争问题的重要性这一点上,他与其他领导人的认识是一致的。
  以国防为出发点的国民经济计划,其考虑问题的思路同原来以工农业为出发点的计划是大不相同的。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就即将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提出了六点意见,核心思想是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思:“要有革命思想”。其中谈到:
  这次北戴河开计划会议,一定要有革命思想。尤其在工业建设方面,对过去大而全的方向问题,要否定一下,开始苏联帮助我国建设,它只有这方面的经验,只好这样搞;现在我们应当加以总结,要来个革命。我国钢铁工业技术落后的重要原因是忽视质量和不重视采用新技术。
  我们现行的工业管理体制,不利于新技术的发展。管理体制越来越庞大,官僚主义就越来越发展。
  根据毛主席提出“三年过渡”的思想,明年的计划,必须要革命。今年就该革命,但是没有搞,迟了一年。
  要贯彻毛主席和战结合的思想,对大而全的工厂要采取一分为二,或者一分为几的办法。
  ……
  八月四日、五日两天,周恩来连续听取了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汇报一九六五年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安排的情况,他从共和国总理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
  (一)关于一、二、三线的划分问题,除了攀枝花以外,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各省相互来说又都是二线、三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等地。
  (二)关于国防工厂设计工作革命问题,不论是从和战结合看,还是从多快好省看,设计思想问题是大问题。从明年起,要调整布局,搞专业化协作。一个大、一个综合,这两个思想要批判。设计人员要下现场,转变设计思想,进行一次设计工作大革命,不能天天在房子里照老模子套。
  (三)关于设备更新和折旧费问题,不仅要维护简单再生产,还要改善和提高简单再生产,要拿折旧费改善和提高再生产。这是技术改革和设备更新结合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不再维护简单再生产了。
  (四)关于改进基本建设程序问题,要分别不同的情况制定基建程序,用行政的办法把不合规定的建设项目停下来是不利的。经济工作不能靠行政命令办事,需用经济的办法解决。
  (五)关于专业化协作和研究所的建设问题,专业化协作要在厂内外、部内外组织进行,工厂规模要缩小,一分为二、一分为三。
  (六)关于明年国防口需增五万劳动力问题,建议从劳动制度上研究一下,多用点临时工、义务工,并经过设备更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按少奇同志的指示搞试点,搞两种劳动制度。
  对周恩来的这些意见,出席会议的李富春、薄一波表示,将在中央召开的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仔细地研究。
  就在周恩来谈出这些看法的这个月二十日,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陈伯达,就计划工作的方法问题与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杨波作了一次长谈。谈话中,陈伯达就计划工作提出了四条意见:
  (一)在工业中采用新技术,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要从实现社会主义的新工业革命、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来看待这个问题,要从全局着想,抓住要点。
  (二)发展我国的建设事业,需要研究改进某些财政制度,拿出一部分建设新企业的资金用于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作用可能更大。
  (三)第三线的建设,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赶快抓。在搞好第三线建设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搞好第一线和第二线,以便让第一线和第二线能够对第三线投进更大更多的力量。
  (四)改变拖拖沓沓的作风。
  由于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再加上他的特殊身份,因此他与杨波的谈话很快被整理成记录稿,并送到毛泽东的手中。
  看到陈伯达的谈话记录稿,毛泽东一方面很赞赏,另一方面也想借此表达自己一段时间以来对国家计委的工作和计划工作方法的不满。八月二十七日,正当各大区书记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毛泽东在记录稿上批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这样几句话,令做计划工作的人听起来犹如晴天霹雳:
  小平同志:
  此件可印发到会同志及各省、市、区委及中等城市市委同志阅看和研究。并准备在十月工作会议上予以讨论。看来伯达同志的建议是可行的。此外,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七日
  第三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正是用人之际,对这点毛泽东是最清楚的。但他之所以要另立机构,目的是要用符合自己思路的人。
  九月二十一日至十月十九日,全国计划会议召开。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集中讨论了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化的问题。会议承认,计划工作的主要错误是教条主义、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会议提出了彻底改革我国计划工作及其方法的十几条意见,还讨论通过了一九六五年计划纲要草案。
  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之际,正赶上我国的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和苏联赫鲁晓夫下台,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双喜临门”。所以会议闭幕这天,周恩来到会给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各方面负责人作了一次形势报告,目的是使大家在制定计划的时候要有国际眼光,从战略上考虑问题。
  周恩来的讲话,夹带着对形势的乐观和兴奋,也表达了他在新的形势下对计划工作的一种期待:
  经济战线上有两个革命,一个是工业革命,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一个是计划革命,解决上层建筑问题。我们的工作有过反复。我们生产关系方面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生产力还需要很好地发展。原子弹的爆炸,会引起我们思索一些问题,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迎头赶上,要搞新技术,不要走老路。计划工作要帮助生产力发展,而不能阻碍生产力发展。
  这次计划会议的讨论,是大的改革。计划工作要深入实际,过去我们做得不够,各级计委也做得不够。不了解实际情况,怎么能编出好的计划来?要认真学习主席的思想,还要注意执行民主集中制。
  由于毛泽东的批评和周恩来的讲话,这次全国性的计划工作会议在计划工作改革的问题上有了一定的改变,并体现在了一九六五年的年度计划中。但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工作体制,却不是容易的事。在编制长期计划中,这种改变就更加不易。
  十月二十九日,李先念副总理将《一九六五年计划纲要(草案)》送请周恩来审阅。周恩来看完后,对纲要草案又作了一些修改,如在“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一段中增写“各省、市、自治区要抓紧一线、二线省、区的后方建设和三线省、区的战略后方建设的部署和规划”等方针性的内容。他还在李先念报送该草案的附信上作了这样的批示:
  “有些关键性问题,如三线建设,一分为二的搬厂工作,一二线省、区的三线部署和规划,托拉斯的试点工作,机械工业调整问题等,待在进行具体布置时再分别送批。”
  计划会议闭幕的前一天,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南局和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美帝国主义目前正在积极准备扩大对越南北方发动的侵略战争,广东省加紧进行战备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并提出了加强三线备战工作的具体意见。
  广东的报告,毛泽东非常重视。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批给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
  “广东省是动起来了,请总理约瑞卿谈一下,或者周、罗和邓、彭一起谈一下,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并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具体情况的报告。无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全国大约需十五亿左右,分两、三年支付,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于十月二十五日与罗瑞卿约有关部门进行商谈之后,提出了关于一线、二线省、区自己的三线部署和工作布置。
  十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又和罗瑞卿联名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了报告,说:讨论中大家同意把广东省委的报告和毛主席的指示转发一线、二线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请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尽快于十二月提出明年和今后三年加强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具体规划。
  这份报告还提出了几个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规划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一、二两线省市自治区的规划可以同时进行,但在步骤上,明年先着重搞一线地区的后方建设,二线地区明年安排的项目可少一些。
  (二)不论是一线或二线地区的建设,都要精心研究,统一规划,分别轻重缓急,根据资金设备、材料的可能,认真排队,逐步实施.保证搞一个,成一个。
  (三)搬迁的厂,要认真做好准备工作,缩短停产时间,尽可能少影响明年的生产。
  (四)凡是不属于国防工业和三线战备建设的项目,应分别列入中央或地方的建设计划之内。
  (五)所有的建设项目都要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因陋就简的方针;主要的军工企业和仓库,都必须贯彻执行小型、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
  当天,周恩来代中共中央拟写了向各地转发广东省委的报告和毛泽东批示的批语稿。
  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几乎是与一九六五年的年度计划同时着手进行的。
  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的文件。
  文件主要列举了十七个题目,包括基本建设、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发展农业、国防工业建设、试行和推广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等等。
  文件说:
  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体现战略布局、农轻重的方针、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自力更生和勤俭建国的方针等。
  这份文件所要力图达到的目的是:“可以看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进度”。
  周恩来审阅后没有作大的修改,只在几个问题上作了一些改动。他在修改中提出:在研究“吃、穿、用问题”的时候,不仅要研究商品粮的平衡问题,而且还要侧重研究“农业发展间题”;国家对农业的支援,不仅主要是搞化肥、农药、农业机械,而且还要搞大型水利工程。这些修改,反映了周恩来指导长期计划编制的战略眼光。
  对计划工作,毛泽东要求计委很严,抓得很紧。这也给政府总理周恩来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十二月七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专门给毛泽东报送了《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
  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李富春的信上写了几句批语:“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出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有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又,十五年计划,此文内未见提及。”
  毛泽东的意见,几乎是颠覆性的。他显然对计划工作不满意,他虽然希望李富春等人“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出来”,但是他深知,在计划工作中“盛行”了十几年的形而上学,不是几个月就能改变的。
  这使得毛泽东改组甚至取消国家计委,另立机构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毛泽东在思考如何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期的问题上对机构进行改革的意图,被周恩来敏感地看出来了。周恩来意识到,毛泽东要另立或改组的,绝不仅仅是一个计委。国务院的各部门,都面临着如何“革命化”的问题。
  在这个节骨眼上,国务院的“总理办公室”,成为首当其冲的另一个被取消的机构。当然,对“总理办公室”,毛泽东并没有像对国家计委那样直言说要取消,但他有一次暗示周恩来:“你搞那么多秘书干什么,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就这么一句话,周恩来心里很清楚,主席是不欣赏“总理办公室”这个机构的。
  周恩来的秘书马列有这么一段回忆:
  五十年代,我们的机构叫总理办公室,是政务院的直属机构。我们都叫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有几位秘书兼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我们的机构并不叫周总理办公室,我们也不叫周总理秘书,因为当时还有三位副总理陈云、陈毅和习仲勋,也在院内办公,总理说:“你们要为我们四个人服务,不能光为我一个人服务。”不过,当时那三位副总理都还有自己的秘书,一般并不找我们。
  总理办公室秘书最多的时候,好像达到过十七个人,但时间很短,大概是在一九五六年或一九五七年。总理办公室人员有过两次精简:第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底到一九五八年初。由十几人精简到七、八个人。这次精简不是因为反右,而是总理认为应该支援文教战线。陈浩去儿童医院任党委书记;刘昂到机械部当司长;李琦到山西任省委宣传部长;韦明到北京市委文化部任副部长……这次把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调来任总理办公室主任,许明同志任副主任,带着我们留下来的几个人一直干到“文化大革命”。许明负责文教卫生;周家鼎负责国防、政法、科技;外事是浦寿昌和我。在西厢房办公的是我们这四个人。南院三个人:顾明、戚建南、李岩负责财经方面;孙岳负责机要。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五年一共就是我们这八个秘书……
  总理作为这么一个大国的总管家,要管外交国防、工交财贸等几十个部门。我们每个秘书联系几个部委,重要的情况随时向总理汇报.以便于总理分别轻重缓急处理各项政务。
  至于说总理让秘书牵着弃子走,根本没有的事。总理尊重秘书,常常就一些问题征询他们的意见和看法,但从来不允许秘书擅自作主。……
  对毛泽东发出的批评性暗示,周恩来的秘书们是有不同看法甚至愤愤不平的。但这无济予事,周恩来心中非常清楚,“总理办公室”必须进行第二次精简。
  为使大家心理上有所准备,周恩来早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八日就召集办公室工作人员开会,商议工作安排的问题。他首先鼓励大家深入基层,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提出了几条要求:参加劳动,访贫问苦,摸清情况,提高认识,坚持原则,解决问题,锻炼党性,增强体质,不急不怠,有始有终。
  到了年底,在筹备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过程中,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方案逐渐明朗,对“总理办公室”这一机构的去留问题,周恩来也下定了最后决心。
  十二月十五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周恩来将向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周恩来先对报告稿作了详细的说明,并介绍了毛泽东在修改《政府工作报告》时加写的那几段著名的话: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
  ……
  毛泽东的这些话,实际上是考虑下一步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周恩来在会上还介绍了《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五部分,这部分的题目叫“机关革命化”。单列这样一个题目,是《政府工作报告》中少有的。他借题发挥所讲的几句话,使与会的人感觉到了他内心的矛盾:
  “人少是好事,人多是坏事。主席经常跟我讲,你那个办公室搞秘书干什么?我现在想通了,要跟周荣鑫(作者注:周荣鑫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合并。合并不是假的,原来的那些秘书有的退回外交部,有的退回总参。我现在有十二个人,六、七个人下乡,还剩一半,还不行,要作个彻底革命派,把那个办公室不要了。”
  经周恩来这一宣布,“总理办公室”便从此在国务院的建制中完全撤销了。在周恩来办公和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内,只设了一个总理值班室,留下来的,是仅有的一两个秘书。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五日,周恩来出席了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他第三次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同时,周恩来又出席了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向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他提醒人们:
  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一九六五年中,我们应当继续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同时作好必要的准备,以便从一九六六年开始进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同时,政府工作也把一个可怕的难题摆在人们面前: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目前正在农村和城市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重要内容;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就是说,在我们将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时候,“阶级斗争”是不能忘记的。
  当周恩来告别一九六四年,跨进一九六五年的时候,他感觉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一九六五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调整的最后一年,就像周恩来自己所说的:“我们的经济正在进行彻底的改组。今年是这种改组的最后的一年。”
  在新的一年中,周恩来以他所积极倡导的“革命的精神、民主的精神、团结的精神”,抓紧领导制定“三五”计划,并布置三线建设。
  一月七日,周恩来同意罗瑞卿、余秋里、薄一波关于把攀枝花铁矿的开发放在首位的意见。并在国家计委《关于鄂西地区铁矿资源情况的简报》上批示:“开发攀枝花的战略方针早定,错在推迟了战役部署。现在西南三线第一个战役已经开始,不应再有动摇,至于鄂西铁矿应与豫西和湘西以及武汉的工业连在一起,另组成一个战略单位,几方面进行勘察和部署,不要拿它与开发攀枝花作比较。”
  还提议:“这一战略方面由王任重挂帅,计、经委抽一人为副。”
  作为西南三线建设的第一个战役,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在送阅的《攀枝花工业基地工作进展与问题》报告上批示:“攀枝花成立特区政府仿大庆例,政企合一,成立党委,由冶金部党委为主,四川省委为辅实行双重领导。”为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到二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做出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
  根据三线建设的要求,国务院不久便绘出了国防工业一线、二线、三线分布图。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同意后,国防工业的分布和战略部署很快便定了下来。各有关部门和地方的工业、科研机构、勘察设计单位、高等学校等等,分期、分批地,有条不紊地搬迁到三线地区,同时,有一部分也搬迁到第二线的地区。
  战备需要,是无情的,也是无条件可讲的!
  一九六五年的战争形势,更为严峻地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他们不得不加紧考虑战备问题。
  面对美国进一步炫耀武力,进行战争威胁的做法,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反感。周恩来曾对加纳外交部长科佐·博齐约说过:美国的武装力量现在遍布全世界,到处有美国的海空军基地,美国军舰在公海上航行,飞机飞来飞去。美国越是这样做,就越惹翻了各国人民。
  为作好充分的准备,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
  周恩来在同一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这一文件时讲过这样几句话:
  要后发制人,留有余地。备战要与长期计划相结合,如有矛盾,要服从备战。
  所有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和军事部门,每天都要有值班制度。
  在战备问题如此重要的情形下,国家计委的工作再也不能适应毛泽东的要求。为此,进入一九六五年后,毛泽东交给了周恩来一项早已酝酿过的任务:撇开国家计委,重新组建一个“计划参谋部”(即“小计委”)。主要任务是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专心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研究战略问题。
  毛泽东有言在先:“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
  接到这一任务后,周恩来日夜找人谈话,物色“计划参谋部”的人员。第一个被毛泽东和周恩来看上的人,是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余秋里曾经为我国抛掉贫油国的帽子,为大庆油田的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工作作风有气魄、有开拓性,做事雷厉风行。
  叫来余秋里,周恩来让他立即把工作重点转到搞计划上来,尽快起草一份有关计划工作革命的文件。余秋里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很快拿出了文件的草稿,送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立即约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余秋里等人对文件进行了三次讨论,边讨论边修改。
  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就余秋里起草的《关于讨论计划工作革命问题的一些初步设想(草案)》送请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各同志审阅。
  草案指出:
  这些年来,在计划工作中没有体现出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病根就是思想方法陷在形而上学的泥坑中不能自拔,计划工作不讲辩证法,工作做得不活,没有生气,老在那里搞繁琐哲学,气魄不大,甩得不开,没有战略观点,不能高瞻远瞩。
  我们经济建设的着眼点,就是要本着毛泽东思想,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战胜世界上强大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准备条件。
  ……
  很明显,这次计划工作改革面临着几大难题,一是要改变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体现毛泽东思想;一是要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状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一是要改变被动的战略布局,加强战略建设,迎接一切挑战。
  为此,草案中又说:
  “商定由余秋里同志负责组织二十人左右的计划参谋部,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搞长期计划。”
  草案的最后,附了一份“计划参谋部人员名单”:
  余秋里——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
  李人俊——建筑工程部部长
  林乎加——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朱理治——华北区计委主任
  刘有光——国防部五院政委
  张有萱——国家科委副主任
  杨煜——国务院农办副主任
  贾步彬——中央办公厅工业组组长
  安志文——国家计委副主任
  王耕今——国家计委委员
  马仪——国家计委机械工业局局长
  白杨——国家计委国防工业局局长
  “小计委”这个组织,显然是按照军事机构来组建的,其成员中明确主管国防工业的就有两位。
  为使毛泽东对计划工作放心,周恩来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建议他一定要听取余秋里口头汇报。他提醒毛泽东:
  “许多设想在这个文件中都没写上,要听他口头讲,就会听出他是决心实行计划革命的。”
  对以余秋里为首的“小计委”人员的组成,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是这样介绍的;
  “要他组织计划参谋部,我几次要他提新人,他提了李人俊和其他几个人,但他仍主张从计委抽出几个人帮他工作。
  周恩来同意了余秋里的选人原则,实际上,周恩来也并不希望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完全撇开国家计委另起炉灶。
  “小计委”成员基本定下来以后,毛泽东才于一月二十一日批准印发李富春关于计划工作的一份报告。
  李富春的报告是一月六日写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主题也是关于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和编制长期计划。报告是根据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日李富春和薄一波、李先念、余秋里等人邀集各中央局的十几位负责人一起座谈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和编制长期计划问题的情况而写。
  明显感觉到毛泽东对计划工作不满的李富春,不得不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计划工作如何“革命”的问题上。
  应该讲,李富春的这份报告,是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起草的,但是,已经对计委工作极不信任的毛泽东,在批发李富春报告时,仍带有明显的情绪:
  “印发政治局(请彭真定名单.除反党分子外,都可发)、书记处各同志,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各同志以及余秋里小计委(由秋里自选五、六、七人,不发老计委那些人)各同志。”
  在计划工作的节骨眼上.被毛泽东称为“老计委”——国家计委的人们受到了毛泽东的冷落。这时的计委,已是徒有虚名!
  作为“老计委”的领头人,李富春所受到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不久,李富春由于患神经功能失调症,开始离开计划工作岗位,进行休息和疗养……
  根据周恩来建议,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口头汇报,并着重讨论计划工作革命问题。会后,“小计委”的工作仍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继续进行。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余秋里于一月三十日召集中央指定参加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谷牧、李人俊、贾庭三等人开会讨论“小计委”如何工作的问题。经初步议定,采取三个步骤工作:第一、与中央有关部门议论。第二、与六个大区有关省市讨论、修改。第三、拟定初步方案。
  第二天,余秋里就讨论内容给周恩来写了报告,内称:“要集思广益,多谋善断,把主要问题弄得比较清楚,要做到计划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有科学根据。”
  这种“雄心壮志”与“科学根据”相结合的态度,周恩来非常赞赏。他当即批示:“拟同意,送请主席批示可否,再复余秋里,并报常委、书记处。”
  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也马上痛快地批道:“同意,照此办理。”
  毛泽东当天将报告退给周恩来,周恩来又一次火速批了几句话:“余秋里同志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初步议定的报告。此件主席已阅,并批同意照此办理。请中机(作者注: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印送常委、书记处各同志,谢富治、陈伯达、余秋里、谷牧、李人俊、贾庭三、林乎加七同志。”
  很显然,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对余秋里等“小计委”成员编制长期计划和“三五”计划的思路是满意的。
  从二月份起,周恩来多次到毛泽东、刘少奇那里,共同商议三线建设和编制长期计划等方面的工作。
  有一次,周恩来、薄一波、谷牧、余秋里等人在毛泽东处开会,谈到工业交通部门的政治工作体制改革问题时,周恩来指出:“建立政治工作机构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是条块关系问题,条块关系的问题目前没有解决,解决得不好,就会有纠纷。”会上由此议论到工交各级部门成立政治部的问题。毛泽东赞赏地说:“第一个做政治工作的是周总理。你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做政治工作你资格最老。”周恩来则谦虚地回答:“我做得不好。”
  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是在严峻的国防形势尤其是战争形势下展开的。大环境的影响,加重了人们内心的紧张感。但在编制“三五”计划和长期规划的过程中,周恩来并没有忽视基础行业,他丝毫没有放松抓农业工作和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在他看来,没有粮食,没有农业,没有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其他一切都无从谈到。
  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对出席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九省一市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强调:
  现在农业方面我们开了这几个会,目的就不仅是抓今年的这些农业工作,还要为今后十五年的规划,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基础。计划要抓重点,就是要发展农业,解决我们人民的吃、穿、用问题。
  无论是制定一九六五年的年度计划,还是制定“三五”计划和长远规划,周恩来都多次强调要按次序办事;分别轻重缓急,按条件排队;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要保证重点。处理好“和战结合、需要与可能、数量与质量、积极性与科学态度、今年建设与长期建设”等等关系。
  但是,指导原则落实在计划中时,到底如何排序,尤其是农业和国防谁放在第一位?这成了做计划工作的人面临的一大难题,引起人们的争论。
  在毛泽东心目中.国防、备战,显然是第一位的。这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听取了余秋里汇报关于长期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根据毛泽东的思路,在这些设想中,国防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又领着余秋里到杭州专门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极力主张:“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把屁股坐稳,发挥一、二线生产潜力,有目标有重点地积极发展新技术。”
  在讨论中,有人提出这样做是不是违反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和农轻重的次序。
  毛泽东果断地回答:要违反一下,不违反一下怎么行呢?是倒过来了。搞农业要靠大寨,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
  毛泽东还提出:编制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
  不久,毛泽东的提法变成:“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注意战争,变成第一位的重点。
  在国务院讨论长期规划问题时,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三句话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但他在阐述三者的内容和相互关系时强调了“为人民”的重要性,说:“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观念,任何事情要想到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
  “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一个整体。备战是阶级斗争,包括国内国外的;备荒是同自然作斗争,使工农业真正过关。一切靠人民、为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这是最可靠的。”
  这年七月,周恩来出国访问路过新疆时,谈到了“三五”计划期间新疆建设的重点。在乌鲁木齐,他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干部会议作了一次报告,其中心思想是,不仅要求边疆的党、政、军领导要加强国防建设.同时还提醒大家要努力搞好农业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对新疆干部讲“要抓重点建设”时,是这样讲的:“不能够百废俱兴,各方面不能够都要国家投资。首先还是农业,第二是国防工业、小三线建设。”
  显然,周恩来在新疆的讲话中是把农业摆在了第一重点的位置。这种摆法,不是偶然的。他心里似乎也清楚,按毛泽东的思路,农业第一位、国防第二位的顺序,未必能够体现在计划工作中。
  回到北京以后,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周恩来连续五个上午听取余秋里等“小计委”成员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六六年度计划的初步设想方案。鉴于一些人在制定计划时头脑又有些发热,他一再强调:“如果能够多留些余地更好”。
  周恩来还在插话中说:“在安排项目时要从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是要不要列这个项目?应不应该摆在这个地区?规模定得是否合适?速度如何?协作关系有无问题?要把这些同题摸清楚。”
  “无论是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都要分析项目,要注意布局、规模、进展和协作关系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同时要考虑计划的执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打起(仗)来,完不成计划,另一种是打不起(仗)来,就可能完成。”
  根据周恩来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他还是希望“仗”打不起来,那样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建设上。
  计划方案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和难以解决的矛盾。周恩来要求余秋里、谷牧到西南、西北摸一下究竟大三线上哪些项目,于八月二十日拿出修改方案,讨论十天后再报中央。
  细心的周恩来让人给正在病休的李富春送去一份余秋里的汇报提纲。已病休两个月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北戴河住地看了余秋里给周恩来的汇报提纲后,于八月一日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开头便说;“总理:您和中央的同志都很忙,我在此休息,甚为不安!来北戴河体力有进步,体重增了一公斤;但脑子还是差……”
  在计划工作的紧要关头不能工作的李富春,内心是非常痛苦和矛盾的。但他仍凭着对党和国家的高度责任心,“断断续续地想了一些问题”,并在信中详细地谈了自己对计划工作的一些看法,涉及计划工作如何更好地体现毛泽东“备战、备荒和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战略指示,如何留有余地、争取主动,如何处理好二、三线建设的关系等等内容。
  为妥当起见,李富春还将给周恩来的信抄了一份送给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和彭真,一来说明情况,二来供他们参考。邓小平很快批示打印李富春的这封信,在中央领导人中传阅。
  周恩来接到李富春的信后,非常重视,他对李富春信中所说的意见逐一作了批注。他还在传阅件上醒目地批下了这样几句话:“先送主席阅。这里边有好意见,我收到的一份早转秋里,在起草计划时注意研究和采用。”
  李富春原先是周恩来在计划工作方面的得力助手,他的许多意见是多年来从事计划工作的经验总结,因此在许多看法上与周恩来相似。
  在起草“三五”计划的过程中,周恩来甚为担心人们忘记过去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担心人们重蹈盲目建设的覆辙。八月八日,他在与来访的柬埔寨王国内阁副首相、国家元首私人顾问宋双会谈时,表明了自己的这种担心:
  现在我们要开始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即第三个阶段。因为工农业都有发展,所以有人头脑又发热了,又想多搞,例如今年大项目就搞了一千二百多个,我们又要压缩。我们必须在第三个阶段的开始,总结前两个阶段的经验教训,应该比前两个阶段少犯错误。
  不久他在接见几内亚客人时同样强调了中国在准备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必须进一步总结过去建设的历史经验问题。
  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周恩来应余秋里等“小计委”成员的请求,前往上海,协助李人俊与华东各省、市委书记研究一九六五年基建项目的调整问题,并与华东局的领导人讨论计划工作。
  八月底至九月初,周恩来在北京又连续七次听取谷牧和“小计委”成员汇报就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六六年度计划赴各地调查研究的情况,重新讨论了计划的修改方案。
  九月二日,“小计委”根据毛泽东杭州谈话的精神和各大区的意见,拿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内中提出:
  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内地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
  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变人民生活;
  ……
  一目了然,国防第一位,农业第二位。
  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一九六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
  对一九六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议同意了“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提法。
  而对于“三五”计划的方针,会议则通过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提法。
  “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立足于战争,把国防放在第一位,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的。
  在准备应付来自于外部的战争背景下,毛泽东最担心的是来自于内部的危险——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会议期间,他在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又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让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召集中央军委座谈会,研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其可能出现的前景等与战争有关的问题。
  会后,毛泽东先后到山东、安徽、江苏、上海等地视察,不断强调要做好备战工作。并鼓舞地方领导人;
  “打起仗来,不要靠中央,要靠地方自力更生。”
  对战争形势的严峻性和国防工作的重要性,周恩来是有充分认识的。这一点,他在多年主管外事工作和国防工作中,应该说比谁都看得清楚。然而,在国家计划中,农业和战争究竟谁该摆在第一位?它将直接影响国家建设的总体布局和资金的投向。
  中央确定,在“三五”计划中把国防放在第一位,周恩来不是没有担心的。
  十一月十三日,借国务院组织召开计划、基建、财政等专业会议之机,周恩来作了一次报告.着重阐述了计划问题。他首先肯定说: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一九六六年度计划。那是根据去年和今年主席和中央屡次的指示和会议的一些决定起草的。所以这个计划,比较来说,摘得更落实一些,更实际一点。同时,也把过去这十多年的建设初步总结了一下。所以,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计划。
  接着他强调,计划是否行得通,还要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实施起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说:
  计划文件经中央批准以后,就要付之实施,最后更重要的环节还在实施。实施中要靠两头,一方面要拿毛泽东思想挂帅,另一方面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学习;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你只要留心学,在劳动人民中遍地是人才,遍地是我们的老师。
  这个计划不是机械的和一成不变的,在执行中还会有些小变化,经常地变是不许可的,但是计划总要调整。
  同时,周恩来根据自己的思路,在讲到根据这一计划进行建设要有重点时,提出了五大重点:
  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国防,第三是援外,第四是大小三线,第五是基础工业。
  这一提法,显然是与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提法不同的。
  同日晚,周恩来在听取余秋里汇报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的情况时,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提,表明了他的担忧:
  我原来的提纲是国防第一,一看省市的同志都来了,就倒过来讲,我的意思是,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农业。农业摆在前面主要是提醒大家注意。现在国防、备战和大小三线的建设项目定了,我担心忽视农业。国防、三线从七亿人口来说,还是少数人来做的。农业就是备战,备战、农业、备荒分不开。
  对如何办农业,他又说:
  我国的农业大有潜力,大有可为,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以地方为重,中央为辅;小型为主,大型为辅;集体为主,全民为辅;自办为主,中央帮助;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要抓紧、抓快、抓狠;要全民办农业,县、公社都要抓农业。每一个季节都不能耽误。
  言下之意,国防和农业究竟谁放在第一位,搞计划工作的人和做实际工作的人都要认真深思。
  中央在计划工作上的不同观点的分歧,并不是单纯的、偶然的。这种分歧,与领导人在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上的不同思路密切相关。
  正在“三五”计划紧锣密鼓地制定,党和国家准备迎来新的国民经济建设时期的时候,毛泽东早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后就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铺设的阶级斗争的附线,逐渐向主线方向发展。战争的观点、阶级的观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观点……这些,在党的主要领导人脑海里不断膨胀,并且逐渐被一股篡党夺权的特殊势力所利用。
  一场政治上的全面内乱,逐步地酝酿开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十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虽然加了经周恩来和彭真修改审定的按语——“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试图引导人们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但是,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操纵下,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很快就发展成为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一个序幕,准备了一根导火线!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发起突然袭击,罗列罪名,诬陷总参谋长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随后,罗瑞卿被撤销军事领导职务。
  真正篡军篡党夺权的人,加紧了他们行动的步伐……
  “三五”计划的建设步伐尚未迈开,政治上的混乱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2007/09/10

第十五章调整后期,风雨交加,主持制订难产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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