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协同联合攻关──组织指挥“两弹”研制

 




  在我国重大的行政执行活动中,周恩来显示了高超的组织才能和严密的协调艺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组织研制过程,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的行政组织韬略和智慧。
  我党中央对原子武器的研制情况注目已久,早在一九四四年,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就拟定了一份长达二百多人的名单,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将有关海外华裔科学家安排回国,发展原子能事业。一九四九年春季,周恩来在筹建新中国时就开始考虑核工业建设问题,他批拨一笔外汇,让有关的科学家们在国外采购一些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带回国内,以便筹备和发展中国的核工业。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听取了地质学家李四光、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部负责人刘杰关于原子能问题的汇报后,决定开始发展中国的核工业,并加强核科学技术研究。会后,周恩来即作了五项布署:一、加速培养专业人才;二、及时统筹调整各类留学人员,以济急需:三、成立中央三人领导小组,加强党和政府对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领导;四、组建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原子能核科学委员会;五、建立我国第一个综合性原子能核科学技术基地。在中美日内瓦谈判期间,周恩来巧妙地用美国战俘人员换回钱学森,并批准成立国防部第五院,开始正式研制原子弹。一九五六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个科技发展十二年规划,把发展原子弹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上。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主席预言中国可以用十年左右时间搞成原子弹,周恩来进一步确定了到一九六八年以前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战略决策。对于这项尖端科技事业的攻关,周恩来指示试验人员要“边干边学,建成学会”。一九六○年八月,苏联在单方面撕毁了所有援助中国的核科研协定后又撤走了全部专家,并断言罗布泊只会生出“鹅卵石”,“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严峻时期,周恩来向有关部门下达指示:自己动手,从头搞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经过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的努力,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许多重大技术难关还没有突破。在这种情况下,二机部部长刘杰于一九六二年八月代表二机部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争取在一九六四年迟至一九六五年进行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奋斗目标。十月三十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向中央呈送了发展我国尖端事业的报告,十一月二日,邓小平总书记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宋、彭核阅。”十一月三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随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赞成这项规划目标,提出“这件事要请总理(指周恩来)出面才行。”政治局几位同志都表示赞成。于是,为加强对核试验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由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聂荣臻、陆定一、罗瑞卿七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七位部长组成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负责核武器研制工作。这十五人中,除了专抓工业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部长外,还有分管计划、经济、财政的副总理和军队领导人。应该说,这是一个精干的便于协调的具有高度权威性的组织机构。
  为了全面地组织核武器研制,加快各部门各单位的运作,周恩来亲自主持各种专门会议,研究与制订核武器研制的各种具体方案,并大力统一组织和协调二十六个部、委(院)和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九百多个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研制工作,这么多单位、部门和数十万人分别按各自的分系统扭成一股劲,共同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进行科技攻关、设备制造和材料生产,解决了近千项重大课题,并于一九六三年三月正式拿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实验科研人员进行了上千次的爆轰试验,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的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获得了成功。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兰州铀浓缩厂拿出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对此,毛泽东批示:“很好”。周恩来批示秘书:“请转告刘杰同志,庆贺他们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仍望他们积极谨慎,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任务”。
  为了加强具体领导,形成系统管理合力,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周恩来选聂荣臻具体抓,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负责试验基地,二机部(原子能工业部)负责实施计划。在分工上,委员会设立总设计部和总调度部两套班子,技术方面由总设计部负责,组织管理、协调生产与试验保障服务方面由总调度部负责,千军万马拧成一股绳,委员会则负责总决策和督促执行。
  周恩来作为总负责人,他亲自进行调查研究,抓计划制订、论证和试验进度,并赞成顺排计划、倒排措施的办法,抓试验难点的攻克,抓数十万人的协作配合,甚至细小的生活问题也不放过。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试验人员的士气,激励了指战员们的斗志。在整个试验阶段,周恩来对试验的进展情况和把握程度是了如指掌的。对于二机部提出的“两年规划”,周恩来的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两年规划”实施半年左右,周恩来已在考虑核装置与武器生产的配套问题。一九六三年底,他明确指示:“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这一决策使核装置武器化的周期大大缩短,节约了许多经费,加快了配套研制的进度。
  这次协同攻关的特点是计划方案顺排,措施落实倒排,因此,核燃料生产和核武器研制每个环节的进展抓比预期的好。周恩来亲自主持对气象等有关爆炸试验时间的问题研究以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下达了核武器装置就位的命令。十月十六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首次核试验的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提出了短时间内完成氢弹研制工作的要求,并决定下放权力给二机部,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妥分工负责。据此,二机部经过反复论证,向中央专委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一九六五年二月三日和四日,周恩来主持第十次专委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一九六八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在氢弹研制过程中,周恩来还给试验人员制定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指导方针。这十六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特点和规律。由于核试验人员切实贯彻了上述方针,从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浪费。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周恩来批准进行导弹核武器的飞行爆炸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半年之后,即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三百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其间,“两弹”试验成功相差两年零八个月,其发展速度、威力与技术水平均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对于“两弹”试验成功的组织协同经验,周恩来加以高度肯定,认为这种办法可以抓好飞机的科技攻关。若不是“十年浩劫”,我国航空工业早就会有新的发展。



 
 

2007/09/10

大力协同联合攻关──组织指挥“两弹”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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