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人射马擒贼擒王──“四·一二”政变后提出东征讨蒋的建议

 




  杜甫诗云:“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出塞曲·前出塞》)。《三十六计》把“擒贼擒王”作为第十八计,其解语曰:“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在军事活动中,敌对方面,有主要部分,有次要部分;而主要部分中,有首要分子,有协从势力。高明的军事家,要在纷纭多变的情况下,正确判断和打击主要敌人,从而游刃有余地把握在战略上的主动和优势。周恩来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向中共中央和武汉革命政府提出的迅即出兵东征讨蒋的建议,充分体现了这一谋略。
  一九二六年开始的北伐战争,其军事锋芒首先指向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北洋军阀。但当革命胜利推进到长江流域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支持下,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东南各省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四月十五日,蒋介石在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了所谓“南京政府”这一反动政权。
  当时,周恩来正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四·一二”政变爆发时,他作为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率领群众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了英勇斗争。
  时局的变化,使他敏锐地认识到,所有这一切,“纯由蒋氏直接指挥”,蒋介石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成为革命的凶恶敌人。
  当时,在北方还存在着张作霖军阀集团,他们已经出兵向武汉进攻。而在东南,蒋介石集团又以武力与武汉政府相对立,并与四川、广东军阀相呼应,从东、南、西三方面对武汉实行包围。应继续北伐,还是应首先东征?这是摆在武汉政府面前亟待回答的问题。周恩来认为,蒋介石政变后,已经成为反动营垒中的首要的人物,其军事力量对革命已构成最重要的威胁,应乘其在东南羽翼未丰,迅即出兵讨平,再继续北伐。
  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力主武汉方面武力讨蒋,并断言:“五万精兵一月即可削平”。对于武汉方面犹豫不决,周恩来十分不满。四月十六日,在中共特别委员会议上,周恩来气愤地说: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
  此后,周恩来又起草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与赵世炎等联名发出,要求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其中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如此,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帝国主义在北方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武汉政府应下决心讨蒋,迅速出师,直指南京。
  周恩来还以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冷静分析了双方军事态势。认为,攻占南京,有相当把握。“在安庆有三军二师与芜湖七军隔江相持,二、六军之一部闻已退至安徽,可任侧面攻击。七军不过万人。陈调元仅四团,且在前敌不易调回。芜湖如下南京必震动,蒋能直接使用之军队仅五个师,但一师、二十一师薛、严走后,战斗力已失泰半,现改驻镇江、苏州;二师久败之师,现驻昆山;在南京者仅为三师,十四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四十军已一半渡江,余者未必尽为蒋助。十七军为蒋牺牲于杨州,隤大。二十六军、十四军都有反蒋愿望。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由此,周恩来得出结论说,“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周恩来强调,对“东南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方能使左派军官相信中央政府”,以击退反动派的进攻。
  周恩来提出的这一建议,指出了当时武汉政府所应确立的主要进攻方向和打击目标,体现了擒贼擒王的军事谋略,是挽救时局的重要主张。但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的领导者却拒绝了这一建议。武汉政府决定继续北伐。后来又发生了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2007/09/10

射人射马擒贼擒王──“四·一二”政变后提出东征讨蒋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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