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刀必割执斧必伐──发动“八·一”南昌起义

 




  《六韬·文韬·守土第七》写道:“太公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时机是军事活动的命脉。抓住时机,果断决策,方能把握军事斗争的主动权;犹豫不决,当断不断,不仅会坐失良机,还会暴露意图,以至受制于人,功败垂成,而怀终天之恨。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是鲜血凝成的古训。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六一七年),李渊亲率甲士三万进攻长安。中途遇强兵阻击,时大雨如注,粮草匮乏,道路崎岖,无法继续前进。李渊一筹莫展,反复犹豫后,准备退兵。李世民劝阻道:现正值秋收,遍地为粮;敌方外和内争,有隙可取。我师兴义救民,应先入长安,号今天下。今遇小敌,尚未交战,匆匆撤兵,全军失望,退守亦难自保,还盼三思。李渊不听。李世民遂在帐外嚎陶痛哭。李渊召问何故,李世民答曰:“今举义兵,进则得民心必胜,退则失民心必散;我散于前,敌攻于后,全军覆没,岂能不悲乎?”李渊说:“然则依尔所言。”不久天晴,粮草又到,全军奋勇克敌,大获全胜,渡黄河面入关中,占领长安,奠定了唐朝的基础。
  周恩来在其军事生涯中,十分注重运用操刀必割的谋略,在一些重大的历史关头,审时度势,断然决策,表现了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雷厉风行的军事素养,因而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业绩。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临时中央常委会于七月中旬作出决定,在江西南昌组织部分党掌握和影响的北伐军实行武装起义。根据中央决定,组成了由周恩来为书记,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参加的起义前敌委员会。
  周恩来赶赴南昌,迅即开始了准备工作。参加起义的部队有: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师、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官教育团等共计三万余人。当时,驻守在南昌的敌人,共有六个团又二个营,兵力一万余人。这是难得的起义有利时机。前委决定,起义于七月三十日晚发动。
  就在这关键时刻,中央代表张国焘于七月二十九日发来密电称:暴动宜慎重,并要求无论如何要等他到方能决定。三十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前委举行了紧急会议。张国焘提出,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准备工作亦已基本就绪,张国焘这一主张立即遭到周恩来等前委成员的反对。李立三说:“什么都讨论好了,哈哈!哪里现在还讨论。”其他委员也说: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精卫的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更重要的是我党应站在领导的地位,不能依赖张发奎。张国焘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必须尊重。周恩来十分生气,把桌子一拍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会后,有人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周恩来制止说,张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前委正在就起义问题争论时,同民党反共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汪精卫、孙科、张发奎、朱培德等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议决:严令在南昌北伐军贺龙、叶挺部限期撤回九江;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
  三十一日晨,前委继续开会。张国焘又提出新的问题,他主张,如果发动起义只能作为“兵变”,不要发表宣言和政治纲领,以免引起注意。起义后偃旗息鼓,退回广东。周恩来反驳说,这是我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怎么是“兵变”?起义后,我们要与国民党左派共同组成革命委员会,不发宣言和纲领怎么行?张国焘说,修改宣言需要时间,起义只能再等一等。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宣言由我来改!”张国焘无奈,只得服从前委多数的决定。
  起义确定在次日凌晨四点。
  当晚,各项准备就绪。忽然,有人报告,第二十军一名营副向敌人告密。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断然决定,起义提前两小时发动。八月一日凌晨两点,枪声骤起,南昌起义终于爆发了!起义军以精确的战术动作,控制要点,解决顽敌,经过四个多小时激战,歼敌三千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城。
  前委以宋庆龄等名义发布了由周恩来改定的《中央委员宣言》,指出:“武汉──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
  南昌起义是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伟大事件。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周恩来出色地领导了这次起义,其军事思想与业绩,在中国军事理论宝库中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2007/09/10

操刀必割执斧必伐──发动“八·一”南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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