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心为上不战屈兵──敦促郑洞国率长春守军投诚

 




  一九四八年九月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军郑洞国部被人民解放军铁桶般围困在长春。十月十八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接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来信,全文如下:“洞国兄鉴: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二十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己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俄倾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萧劲光、萧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郑洞国原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当他率军身处绝境,中国共产党最高统率部的重要领导者、当年军校政治部主任亲自向他写信,要他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部反正,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这在邓洞国心中,不能不引起巨大震动。这封信言简义赅,情真意切,而且发得适逢其时,生动体现了周恩来高超的军事谋略。
  长春,是国民党在东北的一个重要军事战略支点。经日军和国民党军多年经营,建造了大量碉堡、工事,形成了现代化的防御体系。一九四八年三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四平街,切断了长春守军与沈阳、锦州守军的陆路联系,长春成为远丢在解放军战线侧后的一座孤城。五月,东北人民解放军曾向长春发起攻击,团兵力和火力均未开成绝对优势,未能成功。经中央军委批准,从六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对长春实行了久困长围的作战方针。
  在解放军的严密包围和封锁下,国民党守军给养断绝,市内经济生活发生了严重危机。少量空投难以支撑十万军队的巨大消耗,全城出现严重的粮荒。六至十月,粮价上涨七百倍,高粱米从每斤几万元上涨到一亿几千万元。
  国民党驻军之间,时常为争抢空投物资而发生内讧,官兵士气低落,大量逃亡。新七军军长李鸿哀叹说:“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算盘,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真是离心离德。现在圈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出去,就散了!”九月,东北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除以一部继续围困长春守敌外,以主力南下北宁路,发起辽沈战役。十月十五日,攻克锦州,全歼守敌十万余人,俘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锦州,同样是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战役发起后几天之内即被攻克,对长春守军不能不发生强烈震撼;且锦州一失,国民党东北部队向关内撤退的陆上通道已被完全切断,不仅长春,就连沈阳守军也陷入人民解放军的天罗地网,成为瓮中之鳖。
  这时,蒋介石由南京飞抵沈阳,向长春空投手令,命郑洞国率部突围。
  其中说:“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莩,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这时,早己经中共作了大量工作的长春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于十七日,毅然率部起义,人民解放军兵不血刃,迅速控制了长春东城。
  新七军官兵也纷纷放下武器,长春守军顿呈土崩瓦解之势。
  曾泽生起义时,致函郑洞国;劝他一道行动。信称:“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春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春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郑洞国出于对蒋介石的“愚忠”思想,不愿起义,表示,曾军长要怎么做由他去,要我和他一路,我不干。随后,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处长刘浩从曾泽生临时指挥所给郑洞国打电话,劝他不要作无谓的牺牲。郑洞国回答说:“既然失败了,除战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长春前线的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十分关注。在西柏坡,当六十军起义的消息传来后,周恩来即向毛泽东等介绍了郑洞国的情况。他说,郑洞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可能争取其起义,则对整个黄埔系军队的影响当会很大。”毛泽东同意这一分析。随即由周恩来向郑洞国写信,希望他率部起义,并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的电报,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对郑洞国及其所部展开政治攻势,迫其起义或投诚。
  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东北局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指出:“关于逼迫和争取郑洞国起义的重要性,今晨已告你们望令肖(劲光)、肖(华)、陈(伯钧)及各部对长春取威迫政策,堵塞其一切可能的逃路暂时不攻击他。据恩来称,郑洞国系黄埔一期生,人还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可能争取其起义则对整个黄埔系军队的影响当会很大,你们除将恩来致郑洞国电派人送交外,林彪及肖劲光亦可写信给他,肖、肖、陈并应选派适当人员与郑进行谈判。”中共东北局复电说:“曾泽生本人已到我处,其行动已暴露,曾本晨已向郑公开劝告;郑派来代表二次,图从长计议”。“根据上述情况,估计郑亦有可能被迫起义;我们意见,如郑在接受我之起义条件下,当亦表示赞成。”东北局还就与郑洞国谈判的条件和处理办法向中央作了请示。
  十月十八日夜;长春守军代表在未得到郑洞国同意下,与人民解放军全权代表解方进行谈判。解方表示:我们完全相信你们谈判的诚意,事实上,你们绝大多数的官兵已不愿再打了,特别是锦州解放,六十军起义之后,就更加打不起来,突围当然更是幻想。为了减少长春军民的无谓牺牲,我们极欢迎你们放下武器。如果我们要打的话,首先一进城就会把你们全部解决,我们之所以一枪未放,正是从实际行动中对你们一个宽大的表示。双方达成协议,守军放下武器,中共军队负责保障守军自兵团司令官以下之官佐士兵的生命安全。
  十月十九日,郑洞国所部放下武器,解放军和平解放长春。此时,郑洞国本人仍有顾虑,率兵团机关及一个团困守伪满中央银行大楼不出。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继续开展政治攻势,派代表与其谈判,郑终于决心率部投诚。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东北局称:“郑洞国及新七军既然愿意投降缴械,肖、陈已作受降处理,就照这样处理为好,免去许多麻烦。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肖、陈应给以礼遇。”中共中央就氏春和平解放发出贺电,指出,“锦州解放,歼敌十万之后,长春即告解放,曾泽生将军率部起义,郑洞国将军率部投诚,名城光复,秩序井然。人庆更生,欢声雷动。”长春和平解放,深刻地影响了东北战局和全国战局。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在致东北的电报中说:“既然长春敌人愿意投降,我五纵、六纵、十二纵即可停止去长春,该三个纵队似宜以两个位于沈阳、营口之间,以一个在营口筑工守备,并宜在你们打锦(西)葫(芦岛)以前到达该区,堵塞沈敌向营口的退路。如沈敌向锦、葫增援,则该三纵从侧后箝制沈敌,长春附近之九个独立师亦宜以大部开沈、营间,肖、肖则赴该区指挥。”此后,东北人民解放军集中兵力在沈阳以西全歼了国民党精锐部队廖耀湘兵团十万余人,并于十一月二日解放沈阳、营口,至此,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襄阳记》中记述:诸葛亮向马谡问“良规”,马谡对曰:“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在战争中,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式,或以军事手段,兵刃相接,打垮对手,或以政治手段,攻心夺气,瓦解敌军。两相权衡,军事手段固然干脆利落,但人、财、物则不免有所消耗和损失,而政治手段,即解决了敌人,也保存了自己,同时扩大了政治影响,无疑是较为合算的选择。当然,攻心并不等于否认武力,没有强大武力做后盾,也很难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如能综合运用伐谋、伐交、伐兵、攻城等多种方式,对可能放下武器之敌施之以威,示之以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有希望迫使敌人就范。辽沈战役中,周恩来关于对郑洞国部展开政治攻势,争取和平解放长春的主张,是灵活运用这一谋略的生动范例。



 
 

2007/09/10

攻心为上不战屈兵──敦促郑洞国率长春守军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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