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打井抗旱──解决北方缺水与南粮北调问题

 




  中国大陆受季风影响,降水量夏多冬少、南多北少。而且在时程上降水高度集中,常导致洪灾和旱灾交替发生。因季风出现的频率、强度及挟带水汽量等在各年间有所不同,降水的年际变化山很大,常有连续多年的丰水和连续多年的少水情况的山现,加剧了洪灾和旱灾的严重性。在我国北方尤以旱情为重。
  历史上由于北方缺水,严重影响了北方农业的发展。自宋开始,经济中心南移,长江流域成为漕粮的主要供应地。大运河在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是连接北方政治权力所在地与南方经济区之间的生命线,元、明、清三代更加突出地成为南粮北调的运输线。元、明、清时期许多官吏建议或尝试用发展海河流域农业生产所得到的粮食代替江南运来的漕粮,虽偶有小成,但从未扭转过南粮北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北方常常春早秋涝、旱涝交替,有时连年干旱,严重威胁着农业生产。根据一九六五年统计,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辽宁、北京八个省、市、自治区,人口占全国的百分之三十四,耕地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而粮食产量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五。当时,这个地区的粮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国家每年都要南粮北调、甚至用进口粮食来解决这个地方的民食问题。
  如何解决北方缺水、南粮北调问题?周恩来任国家总理期间,对此进行了精心的筹划,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从长远的目标和根本上解决北方干旱问题着眼,周恩来赞成南水北调。
  南水北调的设想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一九五二年十月底,毛泽东视察黄河时曾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一九五三年二月,毛泽东视察长江,目的就是想探求向长江借水,南水北调,解决北方缺水问题。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打开通天河、白龙江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的南水北调方案。
  周恩来具体过问南水北调工程。他十分重视把务虚与务实、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步骤、远景与近期、战略与战术结合起来。
  一九五八年八月,从北京到北戴河的飞机上,周恩来向林一山询问了丹江口工程和中线南水北调规划。林一山说:“丹江口工程正常水位一百七十五米最好,保证有二百多亿立方米水量从方城缺口直通华北平原,是引长江三峡之水北去的组成部分。”周恩来指着中线南水北调的规划图问:“这里有一个始皇沟?”林一山说:“这是宋朝程能献带领三十万民工开的,中途停止。现在南水北调的渠道正好经过这里。”八月二十九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强调:“除了各地区进行的规划工作外,全国范围的校长远的水利规划,首先是以南水(主要是长江水系)北调为主要目的即将江、淮、河、汉、海河各流域联系为统一的水利系统的规划,和将松、辽各流域联系为统一的水利系统的规划,应即加速制定。”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在北戴河长江会议上指出:“江水北调有四条引水线路,长江的上中下游都可以设想,要搞一个全面的规划。”九月下旬至十月中旬,黄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对引汉济黄郑州至丹江口段的引水路线进行查勘。确定引水枢纽选在陈岗,经方城缺口,至燕山水库经调节后沿线经鲁山、宝丰、郏县、禹县、新郑、郑州,在桃花峪或岗李入黄。不久,黄河水利委员会又组织查勘了郑州至北京段引水线路。
  一九五九年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讨论南水北调问题的会议,讨论了好几天,充分听取到会者的意见。水电部有个叫肖秉钩的工作人员有一套南水北调的方案,他知道召开这次会议的情况后也跑了去。警卫人员不让他进会议室,他就写了一张条子送到周恩来那里。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肖秉钧的方案离现实太远,并称之为“肖方案”,但周恩来非常重视不同意见,当即请肖秉钧进去讲了一个多小时。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在“大跃进”的氛围下,南水北调工作出现了脱离现实条件急于求成的倾向,并提出了“开河十万里,调水五千亿”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对此,周恩来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并对错误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一九五九年六月九日,他提出水利建设不能把设计能力当实际,把前途当成现实,新工程上马要非常谨慎。一九六一年七月四日又提出,理想总是要实现的,但是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急,不能随便搞。他说:“把珠江的水调过长江,把长江的水调过黄河,设想得非常容易,落实起来有很多困难。”“实际上这些问题要结合起来研究才行。有多少水可用?多水年、平水年、少水年的情况各如何?要改变现状,对地下水的影响如何?蒸发多少?渗漏多少?都是复杂的学问。”我国在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全面实施宏伟的南水北调工程是不现实的。但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关怀下,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水利工作者为南水北调做了大量的规划、研究与有关线路的查勘工作,付出了艰巨的劳动,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全面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六十年代以来,我国个别地区已修建了一部分南水北调工程。江苏省通过江都抽水站抽引长江水入里运河,灌溉里运河以东的里下河地区,并经沿途各级抽水站送水入洪泽湖,再沿京杭运河经骆马湖送水至徐州附近,补充徐州、淮阴地区灌溉和航运用水。丹江口水库于一九七三年建成初期规模,为实施引汉任务的陶岔渠首闸同期完成。
  一九七二年春夏之交,华北干旱,天津供水告急,周恩来指示研究“有无更好办法解决天津缺水问题”。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说:“河北省最大的问题是旱。”此后,在兴修引滦入津工程以解天津缺水的燃眉之急的同时,南水北调工作也有了新的发展。据统计,海河、淮河流域一九八○年引黄河水量九十一亿立方米,淮河流域引长江水量一百零一亿立方米。八十年代中后期,引长江、黄河水量约占海河、淮河两流域总供水量的百分之二十三左右。
  从当前的需要和应急措施上解决北方干旱问题,周恩来提出了抗旱打井的主张。
  一九六五年,华北地区出现严重干旱,一九六六年初仍在发展。一九六六年一月下旬至二月初,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北方八省市区抗旱会议。会上,周恩来系统阐述了抗旱防涝、扭转南粮北调的思想:第一,北方地区通过抗旱防涝扭转南粮北调,要像搞大小三线、国防工业、基础工业那样重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协同北方地区各级党政领导一起来抓,建立北方农业小组加强领导,使北方地区实现粮食自给,队有余粮,国有储备,农民生活达到全国第二,抗旱防涝,紧急的任务是抗旱。抗旱防涝、争取丰收要与备战、备荒结合,与农业的长期规划结合;要全面安排、长远打算;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要安排好群众生活,防止疾病,特别要解决最小限度饮水问题;要保护牲畜,特别要严防兽疫;要保护、修理农具;要多备种子,加紧积肥、沤肥;千方百计开辟水源,节约用水,控制用水;打井(机井、砖井、土井)、开渠、截潜流、挖水窖、平整土地、修四田(梯田、台田、园田、坑田)都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有阵地地前进;抓好排灌机具的修配、使用、管理;安排好、使用好农业水利基建资金;地方上机动的财力、物力要集中使用,用在刀刃上;要节约民力,不误农时,抢季节,分先后,抓重点;要高产田与基本田并重:各省分片管、分地形管,抓两头带中间。
  周恩来亲自担任中央地方农业小组组长,并到邯郸地区亲临抗旱打井第一线,调查研究,指导工作。“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全面爆发后,北方打井抗早的战略部署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但是,一九六八年当激烈动乱中刚出现一点可以工作的机会时,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又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此后,每年以三十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到八十年代,华北大地上已有近二百万眼机电井,一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农业生产条件,加上化肥工业的发展,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初步改变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南粮北调局面。
  周恩来是华北抗旱打井建设的组织者与战略决策者。
  解决北方缺水、南粮北运问题,周恩来把跨流域引水、南水北调与挖掘本地区水利资源、抗旱打井结合起来,把长远的根本的目标与当前的应急的需要结合起来,表现了他运筹国事缜密、全面、周到的特点。



 
 

2007/09/10

南水北调打井抗旱──解决北方缺水与南粮北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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