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坚持多难兴邦──防灾抗灾的恒心与信心

 




  周恩来指导防灾、抗灾,同他指导整个经济建设一样,主张把理想和现实、故略和战术、当前和未来、目标和步骤,既重视长期坚持的恒心,也重视多难兴邦的信心。
  一九五○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主持第四十六次政务会议,讨论全国民政会议综合报告。会上,他指出,对自然灾荒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还不能控制它,只能做到防止它和减少所给予我们的灾害。同年十一月三日,在讨论治淮报告时,他又指出,治淮的过程是由有灾到少灾,由少灾到无灾,一步一步来。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在一百八十六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针对“看见灾就想战胜”的急躁行为,指出,中国地方这样大,每年没有灾是不可能的。改造大自然不是短期的事。农、林、水利三个部的工作是长期的奋斗,我们要提高警惕,不可高枕无忧、盲目乐观。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对自然灾害的斗争是我国人民的一个长期的艰苦的任务”。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改造自然是一个长期斗争。拿水来说,要把黄河的灾害、淮河的灾害、长江的灾害、珠江的灾害、辽河的灾害、松花江的灾害克服了,而已控制它了,那不晓得要多少世纪,决不是二十世纪能够完成的。
  “大跃进”期间,经济建设贪多贪快、急躁冒进的倾向,对防灾抗灾工作也有影响。一九五九年十月,全国水利会议上曾设想提出在三年内基本解决水旱灾害的口号。当文件草稿拿到周恩来那里时,他哈哈大笑地说:“三年内要基本解决水旱灾害?太积极了一点。”经他再三说服,水利部修改了这个口号。同年十一月,周恩来听取王化云汇报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治理规划初步方案时指出:规划口号要提得恰当,过去认为作了水上保持工程和措施,保水保土就解决了,现在看来距离还很大,祖宗欠下的债我们一定要还,但水土保持是长期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提出,备荒是长期的事情,总得一步步来;抗旱防涝,步子要稳,要有长远打算,不能一锤子买卖,不能太急太热。
  防灾、抗灾的长期性,归根到底决定于人类认识、掌握自然规律的长期性。周恩来说:“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
  这就是恩格斯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不断地去认识,认识了一个,解决一个,还有新的未被认识”。他以治理黄河为例,“我们的认识还有限,经验也不足,因此,不能说对黄河的规律已经部认识和掌握了”。但是,在自然灾害面前悲观失望、听天由命的消极无为观点,周恩来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循序渐进、长期坚持防灾抗灾工作,一定能最终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我们总要逐步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理好”。
  新中国成立之初,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加上底子薄、美帝国主义封锁,人民政府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对此,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说:“要迎接困难,‘多难兴邦’”。
  六十年代初,由于连续三年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人为灾祸,我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当时,周恩来反复指出既要正视困难,又要有克服困难的信心。“懵里惜懂,怕说困难,一听说困难就泄气,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就是要认识困难,摆出困难,提出办法,克服困难。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革命战争是这样,社会主义改造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是这样”。在危难关头,周恩来一边同老百姓一起过艰苦的日子,一边精心领导经济调整工作,终于使国家赢得了考验,渡过了难关,出现了六十年代中期的繁荣。
  一九六六年三月邢台两次地震。周恩来两次深入震区。他每到一处都要谈一九六三年水灾,一九六四年涝灾,一九六五年旱灾,现在正在抗旱又来了地下的灾──地震,并由此指出:“要贯彻自力更生精神,多难兴邦”。
  中国自古是多灾之国,特别是水、旱、震灾如影随形地威胁着中华民族。
  然而,中华民族在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中,一次又一次地显示了她的凝聚力。
  在洪水横流面前,大禹率众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劳累得大腿上没了肉,小腿上没了毛,终于赢得了夏的振兴。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黄河大堤,始于东晋时代的荆江大堤,开创于东汉时期的江浙海塘,造就了著名天府之国的四川都江堰,创造了塞外江南奇迹的黄河河套灌区……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多难兴邦的标记。近代中国,外侮日深,内乱不已,水利失修,自然灾害与社会动乱形成恶性循环,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防灾抗灾工作,全面整修和新建江河湖海的堤防共计二十万公里,修建水库八万多座,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大大提高了防洪、防旱能力。三门峡、丹江口、葛洲坝……一座座水利枢纽在告诉人们:新中国的振兴正从这里开始。



 
 

2007/09/10

长期坚持多难兴邦──防灾抗灾的恒心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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