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中有数决策有方──办具体事要记具体数字

 




  古代军事家孙子说:“多算胜,少算不瞅,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古代政治家苟子说:“量地而立国,计利而言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藏余,谓之称数”。军事家只有多方计算、掌握具体数字、知已知彼,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管理国家、建设国家,也只有掌握具体数字,成竹在胸,才能尽量避免决策失误。
  周恩来抓经济建设十分重视掌握具体数字。他常说:“毛主席听汇报看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体数字。”在资源方面,他用人多地少的数字说明建设国家的困难和珍惜资源的重要。一九五七年三月,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几个数目字,就说明不是轻易可以建设得好的。六万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多的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现在可耕地只有十六万万亩。拿我去过的南亚的一些国家来比,只有东巴基斯坦那个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较少,跟我们几乎相等。除那个地方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耕地少的,都比我们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几倍。我国人口跟可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到三亩。城市人口不算,三亩多一点。”他认为,我国这样一个农业的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的人口,来建设工业,就有困难,如果不艰苦奋斗,那不是轻易可成的。一九六三年,他指出,我国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一是耕地少,不到十六亿亩,在全同土地总面积中不到百分之十二;二是森林覆盖率低,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他以此教育大家珍惜资源、合理利用资源。
  在人口方面,他用生产和消费的数字比较说明计划生育势在必行。他指出,人多给安排劳动就业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如果充分就业则影响衙金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乎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左右,增长量并不大。”一九六三年,周恩来指出,过去十五年,出生的婴儿共有二亿二千五百万人,每年都要安排就业升学。一岁到十五岁的是已经存在的,就够我们为之奋斗的了,再发展下去,包袱越背越重。这就要大家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过度增长。
  在氏族关系方面,他用相对数说明了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重要性。一九五六年五月,他指出,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其他民族占百分之六。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占我国总面枫的百分之六十,汉族居住的地区占百分之四十。中国有两句话: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指汉族,而地大和物博主要是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因此,汉族和少数民族非要合作不可,不合作就不能发展中国。
  在中外经济关系上,周恩来经常运用具体经济指标的中外比较说明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强调发展中外经济交流、急起直追的迫切性与重要性。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他同日本来宾谈话时指出,日本九千万人口,却生产一千一百万吨钢,七百多万吨化肥,我们六亿人口现在只有五百二十万吨钢,才产五十多万吨化肥,日本每町步地产粮六吨多,我们才产二点二吨,日本是我们的三倍。
  “你们的工业和农业水平比我们高,我们应当向你们学习。”由于周恩来重视数据、善于算帐,那些浮夸的数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瞒不过他的眼睛的。一九五八年,他在某市郊区看了一块挂牌亩产十万斤的高产稻田。田亩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是几十亩的稻子移在一亩地里。周恩来看了以后心情沉重,虽然有外宾在场,没有直接批评。这一年“大办钢铁”,河南新乡市一天放出生产生铁一百零二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来算了算帐说,我们在鞍钢,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河南新乡一天生产一百零二万吨生铁,要一千多万吨运输量,这怎么可能呢?周恩来根本不相信那些蒙人的“高指标”。
  对于一九五八年大办公共食堂,周恩来也算了一笔帐。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去农民在家里吃饭,人口小口、男女老少、人口多人口少、农忙农闲,要调顿着过日子,有时多吃,有时少吃。现在入公共食堂了,人人都吃饭不要钱,大家都一样,来个平均。好,你吃一斤,我也吃一斤;你吃二斤,我也吃二斤。大家算算,五万万四千万的农村人口。如果每天吃二斤,吃了五个月,一百五十天,这样就变成吃掉多少粮食呢──一千六百五十亿斤的细粮,粗粮就是二千亿斤。大家想想,这不是就紧张了?多吃一点,多吃几斤,用六万万五千万一乘,数目就大了。周恩来用具体数字证明了大办公共食堂会加剧粮食紧张状况的道理。
  周恩来不仅自己记具体数字、指导建设工作,而且要求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也要胸中有数。财政部老部长戎子和回忆道:“周总理的记忆力非常好,对每年预算中各个大项目的开支,例如同防费、行政费、文教费、基本建设费、对外援助费是多少,他都记得很清楚,有时候还有意识地考考我们。周总理要求,搞财政工作的人,要训练自己对数字的记忆能力,国家财政预算的主要数字,一般都要能记住两三年的。”那些胸中无数的领导干部见到周恩来,往往过不了数字关。一九六六年四月三月,他到河北省大名县杨桥公社前桑圈大队调查研究抗旱打井工作。他问在场的公社书记,打井多少?配套多少?公社书记答不上来。周恩来批评说:“我在北京不晓得,你在杨桥也不晓得?”这位书记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有时,专业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在汇报工作中或送报表时,往往搞错了百分比或槁错了绝对数,周恩来则及时予以纠正。一九五二年在莫斯科,周恩来在审阅一份有关换聘延聘苏联专家的文稿时,发现工作人员统计的数字算重了一个人头,总共应该是五十二,而不是五十三。他问马列和李越然,“你们说说,四十九加三等于多少?”一下子把马列、李越然问愣了。他批评道:“不能马虎,文件一旦送出,连算数都有误,人家岂不笑话。”在为与苏联政府谈判准备的材料中,林业方面有几个数字有差错。周恩来发现后严肃地对有关人员说:“像这样的差错和疏忽不能容许!”一九五九年八月,周恩来审查修改即将向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稿。附在报告稿中的那张计划表上,每一行计划数字的备注栏里,他都用红蓝两色铅笔计算了一个百分比数字,蓝色的表示数字无误,红色的表示算错了,他对国家计委和统计局的有关同志说:“你们工作这样粗心大意,百分比算错了也不核对,就往上送,只是划圈,不负责任,这样工作怎么行呢!”多少年过去了,这些同志仍然记着周总理亲自用笔算核对计划数字,纠正错误的情景。
  “大跃进”期间,有些人强调算“政治帐”不重视算“经济帐”,开经济工作会议不让业务专家参加。但是,周恩来反对这样做,强调管理经济就要算帐,熟悉各种统计数字,开经济工作会议,要请业务专家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还要求身边工作的同志熟记各种统计数字,要求他们开会时要带上国内外统计手册,随时准备被询问。
  掌握具体数字,不仅是形成正确决策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检查决策是否正确的一个基本方法。学习周恩来重视掌握具体数字的决策方法和领导艺术,对如何提高领导者的领导水平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2007/09/10

胸中有数决策有方──办具体事要记具体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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