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御强敌早开谈判──首倡第二次国共合作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中国东北三省恣意践踏,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这时,周恩来连写数篇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短文,分析民族矛盾已尖锐地摆到中国人民面前。
  一九三二年伊始,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把妄图吞噬中华民族的血口张得更大。面对此严重形势,肩负着解放中华民族这一历史任务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制定新的方针、政策。此时,周恩来参与了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制定。
  一九三四年初,蒋介石不顾民族敌人的逼近,调集军队进攻要求一致对外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此时,周恩来起草了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出的《向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紧急提议》的电报,提出六条挽救危局的具体建议,体现了“反日反蒋联合战线的精伸”。七月十五日,他又和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重申愿“同全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随着日本帝同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一九三五年六月,当中央红军还艰苦跋涉在长征途中的草地上时,周恩来己清醒地意识到华北危急,便与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八月一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继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同告全体同胞书》,表明愿与一切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军队和个人,共同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中央红军在艰苦跋涉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参与中共中央发出《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而且要有上层统一战线。所有这些,既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上日趋一致,也为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政治路线提出来的瓦窑堡会议作了直接的思想准备。十二月中、下旬,中央政治局瓦窑堡扩大会议以决议的庄重形式,明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会议规定中同共产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一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分石”;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确定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的方针,主张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决定红军东征山西,以便对日直接作战。周恩来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在会上几次发言,和毛泽东、张闻大等一起,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瓦窑堡会议之后,为贯彻会议精神,周恩来以其主要精力,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并首先选准了东北军这个突破口,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于是,使有一九三六年四月同张学良的肤施会谈,且取得了重要成果──双方具体分析了逼迫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讨论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这次会谈,不仅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而且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有极重要的收获。
  几乎是在开展东北军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又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统一主持对东北军和西北十七路军的工作,且与蒋介石秘密谈判的渠道也逐渐打开。
  针对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的斗争更加尖锐化这一情况,在八月十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最先建议,应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
  毛泽东作结论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既然放弃反蒋,就意味着不排除联蒋,而联蒋则是实现国共再度合作的关键。显然,这比既主张国共合作同时又要反蒋的方针和口号深刻、实际了一大步。
  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复信曾养甫:九月一日,他又致信陈果夫、陈立夫,均表明中国共产党“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至此,周恩来就第一次代表中国共产党把国共再度合作明确提出来了。这表明,周恩来是共产党内“逼蒋抗日”的最早提出者,也是两党再度合作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当然,其中也不排除国民党蒋介石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顺应历史潮流而对共产党关系作了自动的松动。但毕竟前者的努力才是最有诚意的。
  也正是在九月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写道:“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杭日。”“我们目前的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方针的重大转变:正式完成了以“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过程。正因为有了这个转变,所以在后来的西安事变时才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它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当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方针确定下来之后,周恩来又是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在九月十六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进一步刚明:联蒋抗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他还强调说明,蒋要走到同我们合作,距离还很远,但我们不应放弃他,应逼蒋抗日。
  九月二十二日,他再次致书陈果夫、陈立夫,希望他们“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国家之幸也。”二十四日,潘汉年携带周恩来的信件和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陕北,前往上海,去表达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良好愿望。



 
 

2007/09/10

共御强敌早开谈判──首倡第二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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