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智勇敢沉着果断──平息“二·二”事件

 




  凡是会见过周恩来的人,都为他温文尔雅的仪容、彬彬有礼的举止、口若悬河的谈吐、亲切谦逊的态度所倾倒。但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却使他多少回遇见急风险浪,多少次历经艰难险阻,然而他都从容不迫地闯过来了。他温和中有威严,谦逊中不妥协,危准中更镇定。这是他几十年革命生涯中的一贯作风,即便在处理统一战线中复杂而惊险的事变时,也不乏典型事例,平息“二·二”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这是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一个转折点,周恩来是实现这一转折的“事实上的主谋”。然而,张学良将军在政治上未免有些天真、幼稚,他为了表示自己对蒋介石没有私人恩怨,没有与周恩来商量就主动送蒋回南京。周恩来听到后,立即赶到西郊机场劝阻。可惜,当他赶到机场的时候,飞机已经起飞了。实践证明了蒋介石在人格上是不地道的。张学良将军一到南京,就被蒋介石扣留了。这样一来,东北军广大官兵,尤其是少壮派的一些官兵被一下激怒了──他们对蒋介石的一腔恨怨无处发泄,恨不能全泼在周恩来身上,甚至要对他动“真格的”。当时,王炳内在西北军的杨虎城部做地下工作,听到他们已经暗杀了几名高级将领的惊人消息后,便连忙去报告周恩来。不料,在王炳南来到之前,一些东北军青年军官已经杀气腾腾地先一步闯进了周恩来的临时住所。
  在这紧急关头,周恩来镇定自若,他猛地站起身来一拍桌子,既威严而又先发制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这是想救张副司令吗?你们的行动恰恰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是蒋介石所欢迎的!你们以为这样子就可以营救你们的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因为你们的行动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犯罪!周恩来一番严词煞了他们的成风。无理闯进来的几个青年军官流着眼泪,立即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清晨,东北军主战的“少壮派”枪杀了主和的王以哲军长,恐怖笼罩着西安城,甚至有人还想嫁祸于中共代表团。
  这天下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前往粉巷吊唁王以哲。
  这时,王家忙着准备丧事。一个军官看见周恩来来到,急忙跑回巷里报信。
  “报……报告,中共代表团来了!”“什么?”有人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周先生来们”“啊?……”哭声嘎然而止。静了片刻,有人问:“他来干什么?”一言提醒了王以哲的表弟,这位青年军官轻信谣言,认定中共参与了刺杀的阴谋,从早晨起就叫嚷着要找中共报仇雪恨,只是被人劝住了。现在“仇人”上门来,他岂肯错过这个机会?“嗖”地拔出手枪,大喊一声,快步奔出屋门。
  “给我站住!”在这千钩一发的时候,后堂内传出一声严厉的呼喊。
  那个军官居然被镇住了,众人回头看时,只见两个姑娘扶着一位头发零乱、泪痕满面的人,她是王以哲的妻子。
  “有礼不打上门客!……人家是头一批来吊唁的人,我绝不允许在我家里发生无理的事情。”她说着泪水又如雨点般地滚落下来。王以哲的表弟不眼气地插好枪,退到后面去了。也就在这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怀着沉重的心情缓步走进灵堂,献上祭品,向工以哲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吊唁完毕,周恩来沉痛地对王以哲夫人说:“夫人,王将军不乍被害,我代表共产党和红军,表示沉痛的哀悼!上将军是东北军的元老功臣,也是我们忠实的朋友。他是最早沟通我们和张将军的将领,参加了我党和张将军的延安会谈,在西安事变前后他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友情我们党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的功劳,中国人民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为维护和谈成果而被害,这不仅是东北军的损失,也是全同老百姓的损失!那些不顾大局杀害王将军的人,不但应受到东北军广大将士的谴责,而且应该受到全国老百姓的谴责!夫人,希望您保重身体,和东北军兄弟,和我们一起为实现收复东北而努力!”周恩来的脸色,由于极度的悲伤而变得惨白了,他的一番肺腑之言,感动了在场的每个人,一个个含着热泪,泣不成声。王夫人激动他说:“周先生,你们是以哲真正的朋友啊!”灵堂背后事先躲着的那个人,他把子弹都推上膛了,随时准备射击。听了周恩来的话,他哭着出来,跪在周恩来面前,声声哀求恕罪,久久不肯起来……东北军少壮派中的一些人原以为只要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可以救回张学良。结果却事与愿违。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
  消息传到前线,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临潼。他们提出:少壮派孙铭久等必须离开西安。三日,杨虎城同周恩来商量后,派人找孙铭久等问他们何以自处。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等这时也慌了手脚,三人经过彻夜商量,在第二天提出三个方案:第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周恩来在这样复杂而用难的局势下,经过权衡,考虑到少扑派在发动西安事变时是有功绩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轻意牺牲他们,毅然地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这些人一走,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便失去目标,从而避兔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那些日子,可以说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最困难的日子。在他周围就像堆满了火药桶。各种对立力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而他们几乎都是共产党的朋友。情况的发展常常是风云突起,瞬息万变。稍微处理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使己取得的初步胜利全部付诸东流。
  这,几乎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当时在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罗瑜卿、吕正操、王炳南后来回忆说:“那些天,周恩来同志忙到不可再忙的程度。他顾不得吃饭,顾不得休息,几天几夜睡不上几个小时,夜以继日地工作。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舌敝唇焦。然而,当他出现在会场上,出现在客人面前,仍然是那样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周恩来同志乎易近人,对和战两派平等相待,尽力说服大家团结合作。”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谈话是有说服力的,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使大局得到维持而不致崩溃,并且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广大将上中赢得了信任,赢得了友谊。
  “二·二”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博古的安全,致电要他们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但周恩来很清楚:环境越危险,他就越不能离开西安。如果离开,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正式存在,红军就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正式谈判也难以进行。因此,他将大部分工作人员撤出了西安,要博古、叶剑英、李克农、刘鼎等转移到三原。他自己仍然坚持留在西安,在险象丛生中靠他的机智勇敢,沉着果断地平息了“二·二”事件。



 
 

2007/09/10

机智勇敢沉着果断──平息“二·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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