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奔西走五次谈判──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周恩来不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们导者,而且是其得以实现的强有力的推动者。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虽然承诺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但要使之变成现实,仍需付出极大努力。正如周恩来曾说过的,“蒋要走到同我们合作,距离还很远”。因此,为促成两党合作的正式建立,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代表团首席代表,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开始,历时七个月,东奔西走,往返于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之间,唇枪舌剑,陈辞恳切,同国民党进行了五次谈判。谈判的对手,最初是顾祝同、张冲等,后来是蒋介石本人;谈判的内容更涉及红军改编,边区政府改制、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发表两党合作宣言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蒋介石从其阶级利益考虑,总想把共产党、红军和边区控制起来,进而予以吞并:周恩来则从民族利益着眼,坚持“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第一次,二月西安谈判。西安事变过程中,是以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共产党联合的“三位一体”共同和南京谈判,由张学良主持。张送蒋离开西安后,由杨虎城主持。为了谋求和平,杨两次派代表到南京、奉化谈判。蒋介石为了防止在南京的何应钦插手其事,令在潼关的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和西安方面谈判。“二·二”事件前后,为了坚持和平,周恩来通过东北军军长何柱国向顾祝同提出,中共也派代表参加潼关的谈判。
  顾请示蒋介石,蒋回电顾: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月给二十万至三十万元经费。
  周恩来派李克农到潼关后,又争取到顾祝同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二·二”事件后,西安三位一体不复存在,二月八日,顾祝同率兵进入西安。第二天,周恩来就与顾祝同、张冲开始谈判。不久,财剑英也赶到西安参加谈判。
  二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中旬,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决定“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周恩来指出:“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这四条同我们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实际上相当接近,国共合作的原则确定了。
  政治上总的原则问题基本解决了,国共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是否设立总指挥部;苏区的地位、行政长官的人选;两党合作的形式及纲领等问题上。
  二月二十六日,参加了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张冲回到西安,就上述问题开始和周恩来谈判,而且谈得比较顺利。但是三月上旬贺衷寒到西安后,情况却大幅逆转。贺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周恩来的拒绝。周恩来还向中共中央建议,关于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贺可以解决得了的。中央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
  第二次,三月杭州谈判。三月下旬,周恩来在潘汉年陪同下到达杭州,直接和蒋介石会谈。周恩来严正声明:中共为国家民族利益计,与蒋及国民党合作,但不能忍受投降、受骗之诬蔑。提出红军编为三个师,每师一万五千人,共四万五千人。三个师上设某路军指挥部。陕甘宁边区作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国民党不能派政训人员和辅佐。红军需要增加防地。
  蒋介石在大敌当前、人民强烈要求抗日,共产党坚持斗争的形势下,不得不承认国共分家十年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入侵的局面,但不引咎自责。他说,你们不必提和国民党合作,只是与我合作。蒋表示,边区、红军改编都是小事,只要拥护他为领袖,一切好办。对合作的形式他也提不出具体的方案。
  ·蒋介石对于没有能消灭红军和共产党一直耿耿于怀,现在要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进行对等谈判,他确是不甘心的。因而提出与他个人合作,逼周恩来就范。
  周恩来却巧妙地处理了这件事,他马上提出国共合作的形式可采用共同纲领的办法,实际上给了蒋介石一个软钉子。
  四月初,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央对杭州谈判很满意,同意周恩来的具体方案,决定在中共抗日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具体研究两党合作的形式。
  第三次,一上庐山谈判。为了推动蒋介石尽早抗战,六月四日,周恩来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准备讨论的十三个问题(主要有:两党合作的形式,联盟或改组国民党,要求释放政治犯、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办报、红军改编、承认边区,中共不同意与蒋个人合作等),风尘仆仆登上庐山,同正在避暑的蒋介石再次谈判。
  经过多次交涉谈判,蒋介石最后表示:两党合作的形式可成立国民革命联盟,两党各推相同人数的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对外行动的宣传由同盟会决定,然后执行。而且在关于纲领的形成与执行、红军改编后最高指挥机关的设置及陕甘宁边区主席的确定等一系列问题上,蒋介石都顽固坚持旨在将共产党溶化掉的立场。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声明回延安再行讨论。
  第四次,七月再上庐山继续谈判。六月十八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为了推进统一版线的建立,打破谈判佃局,又做了让步。首先,在合作形式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是先确定共同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组织上,同意蒋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之决定权,但保持共产党的独立组织和政治自由。对于具体问题,决定七月份发表宣言,指定由周恩来起草。七月初中共中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七月十四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再次上庐山将宣言交给国民党,并准备与国民党讨论革命同盟会的纲领,同蒋介行切实商讨国防计划、召开国防会议的时间等抗日事宜。
  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虽然蒋介石在十七日表示了坚决杭战的决心,但却不准中共代表出席他在庐山召开的全国教育、文化、社会贤达座谈会,也就是不准共产党公开活动。蒋介石对中共送来的宣言也不感兴趣,虽动手改了两句,却扣住不发。将革命间盟会一事搁置不提,纲领的问题更无从谈起。
  十八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蒋介石坚持,改编后的红军政治部上任只能转达南京的人事指挥,而三个师的管理教育,须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指派。蒋答应中日开战,即发表中共起草的宣言。
  中共坚决反对国民党派人到红军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力争无效,因抗战枪声已响,便采取如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判的方针,遂下山到上海等待时局的变化:井建议中共中央自行改编红军。随后,返回陕北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五次,南京会谈。七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危急,震动全国。抗战伊始,中央军就节节败退。为挽救局势,蒋介石急于要红军上前线。
  他要张冲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同时蒋准备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为了推动抗日,争取合法地位,决定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
  八月九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会议,井与蒋介石进行第四次会谈,也是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同国民党进行的第五次谈判。蒋介石在谈判中再次提出向红军派参谋长、政治部副上任,周恩来仍不能接受这一无理要求。
  八月十三日,日本进攻上海,战火已经烧到了蒋介石的大本营,这时他才真正决心抗战,不再提及向红军派人。十九日,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担任正副总指挥。二十二日,南京政府正式宣布红军改编成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每师一千五百人,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八月中旬,为参加洛川会议,朱德、周恩来回到陕北。随后为贯彻洛川会议精神,遂率八路军东渡黄河,到山西抗日前线,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叶剑英仍留在南京继续和国民党当局交涉具体事宜。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不断深入我华北腹地,各城纷纷失守,蒋介石需要中共和八路军的支持。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宣言》的发表,蒋介石的讲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到蒋介石庐山讲话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周恩来东奔西走同国民党谈判五次,其中同蒋介石直接谈判四次,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



 
 

2007/09/10

东奔西走五次谈判──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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