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引导帮助盟友──在统一战线内部集中各党派的进步性

 




  在统一战线这个队伍里,各方面成员的立场、觉悟和水平差异较大,在协商人政方针时也难免出现不一致的意见,可能产生一些矛盾。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周恩来特别注意维护团结,引导进步。他曾教导做统一战线上作的同志:“对统一战线内部暗藏的敌人和敌对阶级的思想影响,排除出去也是必要的。但排他性不能用在合作的方面。在统一战线内部则要把各党派的进步性集中起来,要发展他的联合性,使之成为统一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一旦统一战线的盟友出了差错,周恩来总是积极引导,耐心帮助,恰如其分地开展批评,立足于推动他们前进,避免粗暴地伤害他们。
  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联与日本在四月十三日签订了《中立条约》,国民党CC派头子通过一位民主人士起草了一个声明,攻击苏联和斯大林。几位救同会的领导人不明真相,也在声明上签了字并公开发表在报纸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国际影响。周恩来和董必武第二天就约请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钩到黄炎培的寓所,再三向他们说明苏、日签约是苏联的一贯政策,不影响对华关系;中国抗战主要靠自己,苏日条约并不影响我们抗战;要谅解苏联的难处,不能因此损人中苏关系。周恩来的一席话使这几位民主人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尽可能挽回了影响。在此后的合作中,他们很注意大局,特别尊重共产党的意见。
  周恩来历来主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党内严格,对党外宽厚;对党外朋友既要推动他们进步,又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勉强。他曾说过:“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一九四五年,中共南方局准备领导大后方文化人整风,这将是比较尖锐的思想斗争。当时周恩来在延安,便同董必武联名致电在重庆主持工作的王若飞,认为大后方整风只能限于党内,不能扩大到党外文化人,电报指出,积极引导党外文化界人士参加和推动人后方的民主运动,就是很好的整风:不能以在延安的要求来作为衡量大后方文化人工作的标准。这是周恩来和董必武从当时当地的条件出发,对大后方党外文化界人士的帮助与爱护。
  周恩来经常强调对中间党派和团体的统战工作要坚持经常性、长期性和计划性;交朋友要认真和真诚,不是泛泛之交;要同甘苦,共患难,争取长期合作;对于进步力量,要帮助他们发展,把他们的发展看做是统一战线力量的发展;既要照顾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也要对他们的妥协行为予以批评帮助。例如,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压迫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采取拉拢其他党派的办法,企图孤立中国共产党。二月二十日,蒋介石宴请各党派参政员,表示同意成立各党派委员会,并提出增加委员的人数,企图拉拢中间党派。于是一些中间党派产生了幻想。黄炎培等会见周恩来和董必武,希望中共再做一次让步,出席本届参政会。周恩来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了中共的立场,并提醒他们要认清蒋介石的政策,不要上当受骗。
  在各个党派中,有的党派是右翼的,有的党派上层不好,有一些党派提出了一些错误主张,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针对不同的情况予以批评帮助。右翼党派只要有某一点和中共主张相同,就支持某一点;有些派别上层不好,就批评上层,影响下层;有些派别主张的办法是进步的,但其政治方针是错误的,就赞许其进步措施,批评其错误方针。总之,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使这些派别或团体能得到进步和发展。周恩来对统一战线的盟友敢于批评、积极引导,的确达到了这个目的。
  著名爱国老人沈钩儒被誉为“民主人士中左派的旗帜”。他的儿子沈叔羊在《爱国老人沈钧儒》一书中有《父亲与周恩来》一篇。书中写道:“父亲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所以能坚定不移地走革命道路,他的思想所以能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这是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关怀和帮助分不开的。其中尤以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影响最为重要最为深刻。”著名工商界人士胡子昂说:“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触就敬服他……他与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听周恩来一席话,有胜读十年书之感。”另一位工商界领袖古耕虞也深有感触他说:“像我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垄断企业的资本家,能够逐步地靠拢中国共产党,进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这同周总理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这充分说明,正是由于周恩来的积极引导,热情帮助,才使一大批民主人士走上了革命或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2007/09/10

积极引导帮助盟友──在统一战线内部集中各党派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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