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篇  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处理朝鲜停战谈判问题

 




  一九五○年十月三日我出兵朝鲜之前,周恩来同印度大使谈话时指出: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并重申,“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但是狂妄的美国军政领导人无视我国的严重警告,悍然令其军队越过三八线。我志愿军才不得不出动。可以说,我参战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也就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所以,在十二月七日,即在第二次战役后,周恩来就手拟了停止栩鲜冲突的条件。这说明他的深谋远虑。
  一九五一年l月十一日,美国突然向我提出了停战谈判的建议,要求在钥鲜立即安排停火。周恩来敏锐地分析了当时的战争形势: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反攻,将美军赶到了“三七线”,解放了汉城。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愿也无力向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并且担心再打下去,不仅可能失败,而且可能被撵出朝鲜半岛。为避免彻底覆灭,美国急于停火谈判。他认为,尽管这时谈判对我方有利,但还不到火候。周恩来一是考虑到美军和谈并非有诚意,是一种缓兵之计,二是想争取更大的战果。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征得同意后,调去了大批部队,又组织了大的反击,经与敌人在“三八线”上反复争夺,最后把战线稳定在了“三八线”附近。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第五次战役刚刚打完不久,“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命向我方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我方举行停战谈判。
  周恩来认为时机成熟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军速胜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客观上出现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时,我们应抓住这个时机,一方面准备持久作战,一方面与敌人举行停战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作为帝国主义的头号大国,美国是很傲慢的。谈判一开始,它就横生枝节,不断挑衅。面对这样的对手,周恩来要求我方坚定地理直气壮地坚持原则,力争停战条件公平合理,符合国际公法,有利于朝鲜问题最终的和平解决;同时又从全局出发,在不损害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问题上作一定的妥协,以避免谈判破裂,推动达成协议,实现停战。
  当时,停战谈判主要围绕四个问题。一、确定军事分界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张维持反映双方军事力量基本平衡的状态,挫败了美方蛮横索取朝鲜北部大片领土的野心。二、停战的安排与监督。在这个问题上,我方坚决拒绝了美方借机干涉我内政的图谋。三、关于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等问题。我坚持停战协定中应规定召开高一级政治会议加以讨论,美方最后勉强接受了。在上述三个问题上,我方也作了一定的妥协。四,战俘遣返问题。
  这是谈判中斗争最复杂最激烈的问题。
  停战后双方交换全部战俘乃国际惯例。一九四九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也有明确规定(即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因此,交换战俘本应是个简单的次要的问题。但美方与李承晚集团公然践踏国际公法,强扣战俘,并假手这个问题阻挠停战协定的签订达一年半之久。其实质是美方是否下决心停战的问题。
  美方从四个方面向我施加压力:一、在会场上炮制“一对一”交换。“平民顶战俘”等谬论,拒绝全部遣返我方被俘人员。为迫使我方接受其极端无理的要求,动辄单方面休会,十分无礼。二、操纵联合国通过相应的决议,以壮声势,欺骗舆论。三、在战俘营中制造多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对我战俘人员进行“甄别”,强迫刺字、按手印、写“血书”、转移营地、谁要求遣返即遭毒打、截肢或杀害,甚至挖心割肉,以恫吓其他战俘。四、在上甘岭地区发动攻势,继续进行细菌战,加紧轰炸中国边境城市,扬言要扩大战争。
  我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上甘岭战役,我一个半月歼敌二万五千,美方大惊。我方宣布准备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时为止。对美方进行细菌战、轰炸我领土的强盗行径,周恩来提出强烈抗议。对美方叫嚷要蒋介石集团出兵在朝鲜后方两栖登陆,我作了准备。对美方强扣和虐杀我被俘人员的暴行,周恩来和我代表团发表声明详加揭露,并以我广大被俘人员可歌可泣的反抗和斗争证明美方所谓的“强迫遣返”是站不住脚的,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联合国大会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日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企图迫我接受。周恩来致电联大主席,指出这是在战俘问题上以强迫扣留的“原则”为基础的决议,支持了美国的错误立场,是在中朝没有参加的情况下通过的,因此是非法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
  周恩来和我方代表团的坚定立场使美方骑虎难下。“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的谈判顾问、美驻日大使穆菲惊呼,战俘问题是美国的“弗兰肯斯坦因”(在一部有名的英国小说中,一位生理学家制造了一个怪物,名叫做“弗兰肯斯坦因”,最后自己被这个怪物所毁灭)。这正像当时周恩来分析的,艾森豪威尔本欲做出强硬姿态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吓倒了自己。因此,艾森豪威尔新政府上台后不久,从总的战略出发,不得不改变那种破坏和拖延谈判的政策,开始实行转弯。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美方提出先交换伤病战俘就是一个信号。
  具有非凡政治头脑和外交眼光的周恩来敏锐地抓住了美方的新动向,同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恢复谈判。以此为契机,为推动停战的实现,周恩来指示我方采取了自谈判以来最关键的步骤,也是最大的让步。
  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日,周恩来提出了“分两步走”的建议,即停战后立即遣返一切坚持回归的战俘,而将其余的转交中立国,并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权利能得到尊重。他指出,这一建议并非放弃《日内瓦公约》的遣返原则,也非承认有美国所说的“拒绝遣返”的战俘,而是为终止我方被俘人员继续流血而采取的新步骤,以便使在对方恐吓和压迫下心有疑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的解决。周恩来的这一建议在国际上受到广泛欢迎。
  对周恩来提出的把暂时不遣返的战俘交给中立国的建议,美方以存在实际困难为由加以反对。周恩来又指示我方作出让步,遂同意将他们交由设在朝鲜非军事区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一定时期,以便他们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行使被遣返的权利。六月八日,双方终于达成最后协议。这一协议虽采纳了原先印度向联大提出的有关提案中的某些步骤,但与该提案也有很大的不同。印度提案要把最后剩下的战俘交联合国处理,而联合国当时是交战的一方,这是我方所不能接受的。况且,当时美方气焰尚高,还不想真正作战,只是要逼我就范。周恩来认为,如果我们那时让步而接受印度提案,就等于在压力下示弱,正中美国下怀,这是不可取的。
  停战后,战俘问题仍是斗争最尖锐的问题。美方出于反共和给中国与朝鲜抹黑的方针,伙同李承晚,蒋介石公然违背停战协定的有关规定,把我被俘人员交给李、蒋集团编入军队。对这种强盗行径,周恩来提出了最强硬的抗议,表示一定要追究到底。他提出,鉴于美国的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召开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五大国会议更加必要。后来,这一会议于一九五四年四月在日内瓦举行,新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亲任代表团团长。
  总之,在战俘问题上,我方同美方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坚持了应予全部遣返的原则,但从实现停战的全局利益出发,在遣返的步骤,时间和方法上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可以说,在整个停战谈判中,周恩来做到了该争的据理力争,可让的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对如何掌握让步的程度和时机,周恩来明确指出: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用时不能让步,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2007/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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