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理力争如实行文──与美方论台湾问题以及发表《上海公报》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期间,大部分时间是与周恩来讨论国际重大问题和中美两国关系,由于双方立场各异,在很多问题上有过激烈交锋,但周恩来总是以高度的谈判艺术,寓论辩于说理之中,使对方感到尽管意见不同,中方的立场是有道理的,中国领导人的话是可以信赖的,进而双方最后达成共识。
  关于台湾问题的讨论,一开始就使中美双方会谈陷入了僵局。这是一个对双方来说都属于极端敏感的问题。双方都作了充分准备,周恩来首先摆明立场:“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老问题了。华沙会谈十五年也一直僵持在台湾问题上。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自唯一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变的。”基辛格在会谈中则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与台湾断交。”对此,周恩来严正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这是你们历届政府都承认的。而现在,是哪国军队占领着台湾?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中国人有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说有什么复杂原因,那也是你们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你们不但对这一现实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还继续从各方面封锁、孤立我们。”这时,基辛格有点着急:“总理先生,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国的国情,因为这将牵扯到我们两院以及两党的问题。我们将失去盟友。我们的总统希望在他第二任时彻底决定这个问题。”周恩来语气缓和下来:“我理解尼克松总统为此作出努力。但请问,你们怕失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是一些腐朽的,即将垮台的‘老朋友’。
  美国在南越和柬埔寨支持的阮文绍、施里玛达等老朋友总是要被人民赶下去的。如果当年杜鲁门不用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不以武力援助蒋介石,二十二年来的中美关系可能不同得多。问题是争取一代和平是寄希望于前进方面,还是寄希望于这些‘老朋友’。把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希望放在这些人身上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你们总统不是在堪萨斯城的演说中已经提到了吗?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总不能让中国人民再受损害了吧?”周恩来还进一步以时代精神向美方晓以利害,指出:既然中美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必然要改变一些关系。中国有句俗话说,会掌舵的人引导航船迎着浪头上,不然将会被浪潮淹没。有远见的人会懂得如何掌舵。如果把所有的老关系一无更改,一切照旧,那怎么能迎接新时代呢?总之,时代在前进,懂得时代精神的人,会促使世界情况的改进,否则就要被时代的潮流所淹没。
  基辛格听后表示,相信我们经过目前的谨慎时期后,一切关系都必然会发生变化。尼克松也表示,正如总理所说的,舵手一定要顺应潮流。世界变了,美中关系也必须改变。
  关于总的国际形势,尼克松认为,如果美国退出,某些地区就会出现“真空”,就会为苏联提供钻空子的机会。这是战后美国推行扩张政策的一个重要借口。周恩来批驳说,世界上不存在“真空”。早年美国有人曾说杜鲁门的政策丢了中国的六亿人口,历史证明,中国并没有成为“真空”,美国势力、苏联势力和蒋介石都走了,中国人民自己填补了这个“真空”。这同二百年前美国人民在英国退走后自己填补了“真空”是一样的。这一席话说得对方只有连连点头。
  就这样,经过双方反复讨论,决定发表一个联合公报。美方本来想发表一个只强调共同点、不提双方分歧的公报,以显示其中国之行的成果。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做,并提出了一个建议草案,既列出双方的共同点,也摆明双方的分歧所在,这使美方大感意外,认为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美国国内无法接受的。对此,周恩来作了大量的耐心说明工作。他指出,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二十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不讲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掩盖分歧的做法会给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一些幻想,也将会使他们失望,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周恩来建议,公报允许双方阐明各自的原则立场。这种实事求是的真诚态度使美方难以拒绝。
  尼克松承认,一个星期之内不可能建立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隔阂的桥梁。
  中美双方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达成的《上海公报》,形式独特,别具风格。
  公报首先列出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包括对国际问题的各项原则主张。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军必须从台湾撤走,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活动。美方则声明,它认识到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对于基辛格巧思所得的上述表达方式,周恩来是很欣赏的。双方较快地取得了一致。但接下去谈到美确认从台湾逐步减少甚至全部撤走美军的一段,用词颇费周折,最后的表述方式基本上肯定了美军全部撤走的最后目标,驳倒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为我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为下一步实现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原则基础。但为了照顾美方国内的政治困难,我也作了一定妥协,没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诺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没有要求美军立即全部撤出台湾,而是先确定全部撤军的目标,允许美军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撤离。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次会谈就解决一切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周恩来正是根据上述策略思想,促使美方同意了公报的内容,我方的预想基本上实现了。
  公报列举了双方的共同点,包括: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不应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双方准备在相互关系中实行上述原则等。把上述共同点写入公报,既照顾到美方的需要,也对美方具有约束力。
  双方在公报中还声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即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任何一方不拟代表第三方进行谈判等等。这些表明了我光明磊落的立场,对消除有关国家的疑虑是有益的。
  公报也写入了扩大双方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联系等内容,这对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和合作起了推动作用。
  周恩来在会谈中所表现的坚定的原则性和充分说理的谈话方式,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十分钦佩。他们在回忆录中称道,周恩来有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但讲话彬彬有礼,入情入理,对形势和谈判对象了若指掌,对问题反应敏捷。
  中国人说话算数,这是周恩来给他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正如基辛格所说,“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是“信守协议的”。基辛格还说,周恩来“对哲学的论证,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运用自如”,“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尼克松也说,周恩来留给他的鲜明印象,是无与伦比的品格和献身精神。



 
 

2007/09/10

据理力争如实行文──与美方论台湾问题以及发表《上海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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