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倡导和推行和平外交

 




  新中国成立时,周恩来以其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远见卓识,明确提出,外交是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外交的对象是国家,外交工作就是通过国家关系的这个形式来进行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有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但这不应该影响我国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为了我国同世界各国能够友好合作,平等相处,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安全,保障地区和世界和平,“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去“找共同点”,求同存异。正是周恩来找到了这样的共同点,他提出了处理国家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这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巧妙地运用到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中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周恩来从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出发,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的整体。他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该受到侵犯。”“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和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着当代国际社会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同世界上那种“弱肉强食”的行径和侵略扩张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中国同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共同基础,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间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进行斗争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印两国开始就印度同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为了建立中印这两个亚洲最大的邻国的友好关系,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首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则,并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下旬,周恩来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两国总理正式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国、印度、缅甸等亚洲国家关系的基础,并且认为这应该成为整个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
  在一九五五年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进一步阐明在国际关系中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必要性。特别是他在会议的补充发言中着重阐述的“求同存异”思想,就是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放在一边,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找共同点。这种共同点最主要地表现在亚非国家绝大多数都经历过殖民主义的灾难和痛苦;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独立与和平、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着共同的愿望和要求,在这些共同点的基础上就存在着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同情和互相支持的可能性。他指出:“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存异和团结。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思想,为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辟了切实可行的途径。亚非会议所取得的圆满成果,会议通过的对五项原则加以引申和发展的十项原则,都凝聚着周恩来的大量心血。
  在解决中国同邻国历史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周恩来着眼于中国同邻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提出这些问题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互谅互让,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这种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的做法,已为当前国际社会所公认,并日益广泛地为世界各国所采用。
  为了使外国了解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真诚愿望,周恩来以其坦荡的胸怀,多次阐明我国对别国不进行颠覆活动,不搞革命输出的严正立场。
  如果中国将来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世界人民就应当起来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正是在上述周恩来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在亚非会议后,中国同一系列周边国家建立了十分友好的睦邻关系,先后同缅甸等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的边界问题,同印尼达成了关于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协议,并为进一步开展中国和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对于侵略过中国的日本,周恩来同样表示愿意在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促进两国邦交的正常化。
  自一九五六年底到一九六四年初,周恩来不辞辛劳,对亚非国家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友好访问,他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加强中国间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周恩来不但主张同亚非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而且也愿意在同一基础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关系。即使对于当时敌视中国的美国,他在一九五四年也表示中国“愿意同美国和平共处”,但美国必须“具有同样的愿望和诚意”。在参加亚非会议时,他发表声明,宣布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就导致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开始。在中美关系的对抗时期,周恩来就是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美国武装侵占台及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图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周恩来开始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主要是着眼于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一九五六年波匈事件的发生,暴露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也有忽视平等原则、干预别国内政的大国主义现象。中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期间,周恩来在他访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发表的公报或声明中都明确强调中国的这一立场。这就表明,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相互关系,而且也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国家的相互关系。这是对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
  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日内瓦会议解决印支问题协议的达成,“万隆精神”的诞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注入的和平共处思想的活力,以及周恩来对亚非国家的三次出访等重大外交成就,标志着我国不畏强暴,坚持和平,广交朋友,寻求友谊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标志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在国际社会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和平外交开拓了广阔的良好前景。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自己虽置身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忍辱负重,挺身而出,同林彪、“四人帮”破坏和平外交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言行进行坚决斗争,并对他们所造成的损失做了大量的弥补工作。他严肃批评外交部到处提抗议,几乎破坏了原来所有的外交关系:他还耐心地向有关国家做解释工作,甚至一再向他们表示道歉。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才把我国的外交拉回到正常的轨道。在此期间,周恩来本着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立场,为中苏、中美关系从对抗走向对话,为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实践反复证明:周恩来倡导和实践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当代国际关系的重大贡献,如果各国都能格守这些原则,它就能净化国际政治气候,化疑虑为信任,化恐惧为安全,化对抗为对话,化于戈为玉帛。



 
 

2007/09/10

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倡导和推行和平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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