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诚相见顾全大局──西安事变前后与张学良的交往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周恩来肩负着历史的重托,前往西安解决“双十二”事变。十七日下午,当周恩来赶赴金家巷张公馆时,张学良已在门口迎候多时。
  当两人的右手紧紧握在一起时,张学良没有问候旅途的劳累,第一句话就问:“美髯公,你的胡子呢?”周恩来用手比划一下说:“刚刚剪掉了。”张学良不无惋惜,连说:“太可惜了,长那么长了。”周恩来笑着说:“做统战工作了,要讲点礼貌。”(周恩来自一九三一年底进入中央苏区后开始蓄须,人们习惯以“大胡子”、“胡公”相称)参与恭迎周恩来的人很惊讶,有人说:“原来周先生与副司令认识呀!”周恩来微笑着说:“我们是老朋友了。”说是老朋友,也不过是八个月前才相识。然而,就是那个初次相会,同样是一见如故。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张学良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任务是打红军。当中央红军历经艰难险阻,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张学良的部队同红军较量了一番,企图消灭红军,结果被红军打败。从此,他和他所统率的东北军再不愿打红军而是要求抗日。张学良说:“我不想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为什么中国人之间要流血呢?”因此,一九三六年一月和三月张学良两次同中共中央联络局长李克农会谈,达成了东北军与红军局部停战的协定。为了达成红军与东北军的全面合作,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延安与张学良会谈。
  四月九日晚上十一点左右,周恩来和李克农来到延安城内天主教堂的小楼上。昨天还是交成双方的将帅,今夜却要促膝长谈。当时的安排是李克农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外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里间分别交谈。
  为了活跃会谈的气氛,周恩来首先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我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讲过。”张学良紧接话茬说。
  周恩来从未听说张学良在南开读过书,很奇怪,便问:“何以说张伯苓是你的老师?”张学良坦率地回答:“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他又说:“我和你是同师。”张学良这么敢于作自我批评,周恩来欣赏他的痛快、直率;张学良也敬佩周恩来的勇气,心想:周恩来真算大胆,敢只身与我会面,如果我把他扣下怎么办?因此,他们都开诚相见,真是一见如故。
  俩人长谈五个小时,气氛非常融洽。
  张学良完全同意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说:“红军是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他希望进一步与周恩来商讨解决联共抗日的几个大问题和最棘手的问题。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张学良主张联蒋抗日,认为抗日力量越大越好,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如果抗日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就不好办了。以前他与李克农会谈则曾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中共瓦窑堡会议上决定的政策是反蒋抗日,所以当时李克农就回避了。这时,张学良又向周恩来提出了这个问题。
  周恩来说,中共过去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头子,视人民为死敌,其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愿听张先生的意见。张说:“蒋介石有民族情绪,据我回国后两年的观察,他可能抗日。”接着,张又逐一分析了南京方面各派系对日本的态度。最后说:“蒋是在歧路上,他错在‘安内攘外’。把这个错误扭过来就可以一致抗日。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周恩来听后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张学良见周恩来没有批驳他,亦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且回答恳切,感到他的意见可能被接受,心情愉快极了。联蒋抗日是张学良企求解决的最大问题,他企望抗日不反共,联共不反蒋。
  这天晚上,他们对双方各派代表联苏、停战、通商、合作等问题部达成了协议。在谈到互派代表时,张学良说:“你们派多少人来我都欢迎,但我一个部不派。”周恩来说:“我们一是穷,二是人少,文化水平低,很多人不识字。所以我们才不得不随时随地注意培养干部,这样,才稍稍解决目前干部缺乏的问题。”张学良又诚恳地希望中共派更多的干部到东北军工作。
  十日凌晨会谈结束后,张学良拿出一本为纪念申报六十年而印制的大地图送给周恩来,并说:“让我们共同保卫中国”。同时,张学良还赠送给红军三万银元。
  事后,周恩来对李克农等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志气的人。出乎意料,真是出乎意料!”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张学良所提联蒋抗日的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不久就变成了它的工作方针。
  从此,周恩来和张学良成为知己朋友。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有邀,周恩来前往;两人再次彻夜长谈,交换看法,商量对策,终使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就其二人的地位与作用:周誉张是“千古功臣”,张赞周为“事实上的主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逼成了,但蒋介石却食言了,把张学良囚禁了,而且长达几十年。
  然而,不管风云怎样变化,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一贯的,他曾“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对张学良的安危周恩来更是索怀不已,一有机会,就向社会呼吁,要求蒋介石释放他。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纪念会在政协礼堂举行。周恩来在会上首先说明,为了争取台湾和平解放,这次纪念会只是小规模地座谈,接着说:“汉卿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人们怀念和尊敬的。将来能援救出汉卿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是名垂千古的了。”他在会上还交待;凡涉及张学良的宣传、报道及记述首先要顾及他的安全;凡东北军和张学良旧部有困难均要照顾。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亲属更是关怀备至。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一直关心他的成长和使用。新中国成立后,调张学思到海军任副参谋长,一九五六年又被选送到苏联列宁格勒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深造,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夫妇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二妹、四妹及患病的八弟均受到照顾,就连服侍张夫人于风至的王奶奶和她的寡女也由全国政协发生活费,款额与文史专员工资等同。
  周恩来不仅关心着张学良在大陆的亲属,而且也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在台湾的张学良本人,并想方设法托人给张学良捎去口信。
  一天,住在香港的原西安绥靖公署高参郭增恺的夫人专程到台北,借在教堂做礼拜的机会见到了张学良夫妇,郭夫人信手将一支口红给了赵媞。口红里面夹着一张小纸条,是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纸条上共十六个字,后八个字是:“善自珍重,后会有期”。
  十年动乱,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党,周恩来殚精竭虑,心力交瘁。
  一九七五年秋,他的最后岁月已是病体沉疴,卧床不起。当他得知张学良患眼疾几乎失明后,十分焦虑,并向有关部门询问张学良的病情。在他临终前的十八天,还在病床上召见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部长,向他交侍一定要设法关照好张学良。谈完这件事,周恩来吃力地说:“我太累了,休息一会儿再谈。”说着,就昏睡过去了。周恩来,十亿人的总理,在他生命的垂危时刻,不仅牵挂着祖国统一,而且念念不忘这位“快慰平生”的朋友。
  周恩来曾遥祝张学良“善自珍重”,可“后会有期”还未实现,为了这个民族他已累得先去了。这不能不是天大的遗憾!然而,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情谊却天地长久,精神永在!



 
 

2007/09/10

开诚相见顾全大局──西安事变前后与张学良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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