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宽仁篇

 




  三六九、推子夹发
  一九三一年底,在中央苏区,有一天,周恩来要理发,请来了小理发员陈友才。他自己搬了凳子坐好后,笑着对小陈说:“只要理短洗净就行了。”
  小陈想给周恩来理得好一些,可偏偏这时理发推子出了毛病——夹头发,几次都夹得周恩来不由得皱眉头。小陈怕挨批评心慌了,越慌推子越不好使,急得他浑身冒汗。周恩来看看他,笑着说:“不要紧,大胆理下去吧。”又同小陈拉家常,小陈不紧张了,推子也好使了。
  理完发,周恩来站起来,拍拍身上,摸摸头,笑着说:“理得不错嘛,谢谢你!”又拉着小陈的手说:“回去把推子修一修,别影响了工作。”
  (徐必成)
  三七○、动人的教育
  一九三一年底以前,周恩来在上海任党中央组织部长。那时,敌人曾利用一些进步电影,企图在电影院内外追踪逮捕党员和破坏党的机关。因此,中央禁止机关工作人员去看电影。但有一个同志违反了这条纪律,组织上准备给予处分。周恩来认为这是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以处分解决问题,便决定亲自参加这个会。犯错误的同志感到极为紧张、恐惧,准备等候严厉的处分。但周恩来到会后,和这个同志亲切握手,并询问他的健康情况。在大家严厉批评后,周恩来最后发言说,希望看进步电影,包括他自己在内,是人同此心的。但我们是共产党员,一切要服从党的纪律,服从革命的利益。我们是处在秘密环境条件下,敌人正利用进步电影为诱饵,妄图破坏党、破坏革命,这就成为一场严酷的斗争。如果从个人兴趣出发,而违反党的纪律,这就有利于敌人,而有害于革命,这当然犯了严重错误,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但这主要是属于思想的错误,党性不强的错误,属于党的组织教育不够的问题,只要决心改正,党是可以宽恕的,但必须不再重犯,尤其要牢记凡是不利于党、不利于革命的任何言行,都要引以为戒,否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了,那就必须受到纪律处分。最后他提议,这次不给这个同志以处分。周恩来这种语重心长、体贴入微地关心、爱护、教育干部的精神,不仅使犯错误的同志感动不已,表示坚决改正,就是与会的同志,也都受到了一次动人的教育。
  (徐必成)
  三七一、宪兵感慨
  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去重庆和国民党谈判。为了保卫他的安全,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曾经亲自到蒋介石派来的宪兵队去找队长谈话,和他们的士兵一一握手,问他们每个月多少钱的伙食。当了解到他们菜金很少时,周恩来就告诉办事处的负责同志说:“我们再艰苦,也要拿点钱出来补贴他们,让他们每天有点肉吃。”周恩来还指示要向宪兵做宣传工作,和他们搞好关系。宪兵队的士兵感慨地说:“周恩来这么大的官,还和我们握手,关心我们的生活,这在国民党内是见不到的,国民党的大官只是知道关我们,打我们,骂我们,共产党官兵平等。”后来,蒋介石知道了,只好不断地换防,这样一来,影响面反而更扩大了。
  (高生)
  三七二、转信助人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周作人丧失民族气节,出任伪政府要员,被人斥之为“汉奸文人”。日本投降后,以叛国罪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入狱,一九四九年一月保释。但兵荒马乱,在家赋闲,生计困难,解放后不得已而给周恩来写了封六千多字的长信,有所诉说。
  纵观周作人的一生,早年曾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对文学界、思想界颇有影响,以后亦继续批评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反对北洋军阀统治,也曾做过一些好事。为慎重起见,周恩来又将信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指示:“文化汉奸么,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周恩来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批示,让阳翰笙具体落实,阳翰笙转告周作人说:“对人民犯了罪的人,只要真心实意悔过,总不能饿死他。用其所长,为人民服务,对人民有好处。”
  (田俊翘)
  三七三、挽留张治中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次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过长江,蒋家王朝土崩瓦解。和谈破裂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表示要回南京“复命”。周恩来知道后,当天就到六国饭店去看望张治中,恳切地挽留张治中,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竟然为南京政府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目前形势发展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全部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亦可能出现一些局部地区的和平,这个协定还是用得着的。”张治中再次说明他要回去“复命”的理由。周恩来言词恳切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在周恩来深情而坚决的劝阻下,张治中和南京代表团其他代表终于留了下来。
  四月二十五日,白崇禧派飞机到北平来接代表。不但代表一个也没有回去,飞机却把张治中的夫人和家属九人一起送来北平。这是周恩来事先通知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地将她们送上飞机的。
  (高生)
  三七四、一语暖心
  包惠僧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多次和周恩来共事。大革命失败后,他脱党。以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解放前夕,全家到了澳门。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和郑重考虑,他决定不去台湾,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回到了北京。
  回来后不久,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宴请包惠僧等人,饭后,周恩来留下了包惠僧。亲热地说:“解放以后,我们到处找你,你到哪里去了?”包惠僧听了这关切的话,心头有股热浪往上涌,他谈了自己在这十字路口的选择,也谈了脱党以来的经历。对于这一段,他谈得很详细,语调是低沉的,心情是愧疚的。善解人意的周恩来非但没有埋怨他,反以宽慰的口气说:“我们知道你在那边(指国民党政府),是为了生活而工作。”包惠僧听了,心中如倒翻了五味罐,什么滋味都有,又如掀掉了一块大石,顿时轻松了很多。他心里充满了感激。
  (姚晶华)
  三七五、成都补饭
  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期间,一天早上,服务员小张刚把早餐送到周恩来房门口,就碰上他跨出门来,小张请他吃饭,周恩来说:“我不饿,我到主席那里开了会回来再吃。”小张立即意识到是自己把饭送迟了,心里很难过,赶忙请人把他的早餐送到毛泽东那里去,周恩来还是未吃。小张心里多么内疚啊!她伤心地哭了好久。中午周恩来回来时老远见到小张正等在门口,就亲切地叫起来:“小张,听说我没吃早饭,你把眼睛都哭肿了吗?我有事嘛!中午我多吃点补上好不好?别哭,别哭,来来来!我们照张像好不好?”说着,周恩来就象慈父般地把小张牵到自己身边,合照了一张相片。
  (李华民)
  三七六、黄埔师生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三时,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北厅接见了国庆十周年前夕特赦的十一名战犯,其中八人是清一色的黄埔学生。当他们刚刚走进客厅大门,周恩来第一个站起身,走到他们面前,依次握手,一一祝贺:“你们是当标兵的!”走到一位头发花白者面前,周恩来叫了一声“曾扩清”。这位黄埔一期的学生,曾在周恩来政治部任少校科员,追随他的主任,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三十年了,周恩来不忘他的名字,记着他的面容。他泪流满面,抬起头来,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周先生,我走错了路,对不起你!”其它黄埔学生也都落了泪。黄埔师生的情感是容易交融的,周恩来的眼圈也红了,但他很快招呼他们一一入座。周恩来指着在座的习仲勋对杜聿明说:“他是你的老乡!”习仲勋和杜聿明都是陕西人,一句话缓和了当时紧张拘谨的气氛。
  杜聿明谈到自己对人民有罪,深感内疚。周恩来接上去说,“你过去是有罪行的,认识了愿意改就好嘛!说起来,我也有一定的责任,你是黄埔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没有把你们教育好,你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几句话说得杜聿明激动不已,一再表示要继续认真改造,戴罪立功。周恩来又鼓励他:“你还年轻嘛,还可以为国家做不少事情。”
  陈长捷在解放天津时曾和我军激战数十小时后被俘的。他显得比杜聿明更羞愧、紧张。周恩来说:“你原来是国民党的军官,服从上级的命令,那是过去的事,现在可以立功赎罪嘛!”
  周恩来又分别问了各人家庭情况后,严肃地给他们讲了话。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都做了妥善的安排,政治上提出了要求。最后,周恩来说:“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留在北京,想回台湾也可以,回去后,想再来也可以,要到别的国家去也可以。”还提出让他们到各地参观,看看祖国十年来的新变化。
  大家告辞时,周恩来再次握着他们的手,送到客厅大门,叮嘱他们:“你们一定要回家过年,骨肉团聚。”
  (李华民)
  三七七、赠房章士钊
  一九五九年的一天,周恩来到章士钊家中看望,了解到章士钊一家住在朱启钤家的半个后院,居室狭窄,客房兼书房中到处堆满书籍,而且与朱家合用一个厨房,做好饭菜端进后院有好远的路,很是不便。周恩来感慨地说:“行老,解放十年了,你还住在朋友家里,怎么从来不告诉我们为你找幢房子?!这怪我疏忽,没有想到,很对不起你啊!”并表示回去后立即告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解决。不久,该局负责人登门看望章士钊,并说根据总理指示提出了东城西城几处房屋供挑选。最后选了灯市口史家胡同的房屋。在迁入新居之前,周恩来特意邀请章士钊吃饭并对他说:“行老对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帮助,这幢房子是按照行老需要修的,算我们送给你的。”章士钊笑答:“你们是无产阶级,我一生也是即无动产,又无不动产,要是收下这房子,我在解放后反倒成了有产阶级的房产主了!”周恩来也笑了,“那也好,房子永远归你行老和家眷居住,由我们管理。”章士钊在这里住了十三年,一直到一九七三年五月赴香港,七月病逝香港。在追悼会前,周恩来会见了其家属,慰问之余,亲切地对她们说:“行老虽然去世了,但是北京的家仍是你们的家。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欢迎你们随时回来。”
  (李华民)
  三七八、笑释恩仇
  一九六一年春节期间,周恩来接见第二批特赦人员,其中有前国民党军统少将沈醉。沈先向周恩来请罪,说是过去在上海、重庆、南京等地,对周恩来搞过侦察、跟踪、监视等活动。周恩来听了,爽朗地笑起来,很幽默地说:“你们过去搞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对我起过作用,只是当了我的义务随从。”他还特别提到有一次在上海住在新亚酒店的情况。他说:“我清楚地知道在我住房左右和对面房间里,都有人监视,服务人员也是化装的特务。但我每天都和在上海工作的同志见面、交谈、传递文件。你们当时发现这些情况没有?”沈醉说:“没有发现,否则你们的同志早被特务秘密逮捕了。”周恩来笑着说:“我那时经常去看电影,那就是与同志们见面的时候。我当时每天出门,总发现有不少特务盯梢,没有办法,只好利用看电影的机会接见同志。我一进电影院特务们就把前后左右的门都守住,怕我这门进,那门出。但我的座位的前后左右位子上,都是要约见的人。电影一开映,里面黑洞洞的,散场时我总是最先走出来,特务们又马上盯住我,其它同志就分散走开了,所以,你们的跟踪对我的工作从来没有什么影响。”说完这些,周恩来严肃地对沈说:“共产党员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仇恨,处处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特赦你们,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李华民)
  三七九、球赛风波
  周恩来非常重视体育道德和比赛风格,一次,中国足球队与东南亚的一个足球队在北京比赛时出现了磨擦,观众认为客队有粗野动作,于是发出了嘘声和喧闹声。周恩来得知时已是凌晨三点,他立即打电话给体委副主任,要他立即到中南海来。周恩来批评了他:“人家是客人,应当尊重他们,即使他们作风欠佳,可以在比赛后交换意见,但你们怎么能容许观众起哄呢?”他认为:要对这次事故负责的是体委负责干部而不是观众,因为它表明体委的工作做得太马虎。体委应该事先提醒观众正确对待国际比赛。周恩来问道:“你们就不能在入场券背面印上,礼貌待客、为双方鼓掌、尊重裁判之类的话吗?”
  (胡幼梅)
  三八○、理发诀别
  周恩来经常在北京饭店让朱殿华师傅给他理发,俩人成了很好的朋友。有一次朱师傅给周恩来刮脸,周恩来一咳嗽,把下巴刮破了。朱师傅连忙道歉。周恩来宽慰他说:“怎么能怪你呢?怪我咳嗽没和你打招呼,还幸亏你刀子躲得快!”有的青年师傅在给他理发时,过分紧张,他总是亲切地鼓励他们要大胆。一九七五年九月,周恩来知道自己已不久于人世了,最后一次去北京饭店理发,提出同理发员们照相。朱师傅心肠好,说有些理发员不在,另找一个时间再照。他没想到这是周恩来的一种暗示,非常后悔,遗憾至今。后来,周恩来已不能再去理发了,他的头发很长。工作人员几次要请朱师傅到医院给他理发,他都拒绝了。他说:“朱师傅给我理了二十几年发,看我病成这个样子,会难过的。不要让他来吧,谢谢他了!”
  (胡幼梅)



 
 

2007/09/10

第十四章宽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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