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卓识篇

 




  五一五、观察国情
  周恩来在学习上一向以勤奋著称,但他又并不只是埋头于书本之中,他很注重从实际中学习,做生活的有心人。一九一七年九月,他由天津东渡日本后,经常到中华青年会去看报,注意观察日本社会。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
  (徐必成)
  五一六、国家为重
  一九一八年二月,周恩来的同班好友张鸿诰考取了东京高等师范物理科,但他却希望考入第一高等学校,以便将来可以上大学学工科。而要报考一高,就必须先从高师退学,但将来能否考上一高又没有把握。张鸿诰很犹豫,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劝他说:不能只顾一时的得失,动摇多年的志愿,应该考虑国家的需要和个人在哪一方面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决定取舍。你既能考上高师,为什么怕考不上一高?经他一说,张鸿诰下决心退了高师的学籍,重新报考,后来果然实现了他学工的宿愿。
  (徐必成)
  五一七、革心革新
  周恩来刚从日本回到国内,五四运动便爆发了。他在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前写的《发刊旨趣》中宣布:《会报》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心’同‘革新’精神立为主旨。什么是‘革新’?就是要改造社会。什么是‘革心’?就是要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着手。至于一切的研究,还是须求社会的帮助,指导我们,以便共同得着大家新生命的所在。”这篇《发刊旨趣》一发表,天津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订户猛增,到《会报》创刊前一天,已近两万户:不仅有学生,而且有铁路员工、邮电职员、爱国资本家和家庭妇女;不仅有天津的,还有北京、保定以至上海的。七月二十一日《会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以《革心!革新!》为题的发刊词。天津学联领导人马骏看后,兴奋地说:“这篇社论真带劲!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此后各地报纸都首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为全国的学生会报之冠。
  (徐必成)
  五一八、首请大钊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觉悟社成立刚五天,第一个活动,便是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来觉悟社讲演,指导觉悟社的活动。李大钊当时已是五四运动中有着很高声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觉悟社”的成员坐在一起,听着他们介绍情况,记下每个人的名字。他哈哈笑着说:“我支持‘觉悟社’。你们出版不定期刊物,并且提倡用白话文,采用新标点,这都很好,我都赞成。还有,你们‘觉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这更好啊,这不就是提倡男女平等吗?”
  最后,他还向周恩来建议:“刊物一定要喊出人民的呼声,一定要越办越好。”
  (徐必成)
  五一九、力倡觉悟
  由于斗争的需要,周恩来和郭隆真、张若茗、谌小岑等男女学生代表总结请愿活动的经验教训,提出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这一倡议得到大家的赞同。经过筹备,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觉悟社宣告成立。参加的有男女学生各十人,大家以民主的精神决定实行委员制,轮流负责。当时最小的是邓颖超,为一号,第五号是周恩来,他被推举为成立大会会议主持人,并起草觉悟社宣言。
  《宣言》中写道:“‘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澎渤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它宣布觉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
  觉悟社成立后,即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成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
  (徐必成)
  五二○、陶然茶话
  一九二○年八月,觉悟社召开年会,出狱不久的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并且指出:当时团体虽多,但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他把这一切概括为“改造”和“联合”四个字。他提议邀请少年中国学会、青年互助团、曙光社和人道社四团体举行座谈会。
  八月十六日上午,在北京陶然亭,觉悟社同四团体的二十多名青年举行茶话会,商讨今后救国运动的方向问题。会上,在刘清扬、邓文淑(邓颖超)先后讲话后,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的主张作了说明。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代表,李大钊作了发言。他充分肯定了周恩来和青年们的革命热忱,肯定了他们所选择的正确方向。他特别强调了大家确定共同的“主义”的重要性。他说:“觉悟社的主张是对的,各团体要团结一致,要到工农劳工中去,与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二十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不绝的群众运动。”会后由这些团体共同发表《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宣布要联合各地主张革新的团体,分工合作,来实行社会改造。
  (徐必成)
  五二一、离乡求真理
  陶然亭聚会中,李大钊关于首先标明“主义”的讲话,给了周恩来新的启发和鼓舞,更坚定了他到法国去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决心。此前,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觉悟社社友李愚如,一九二○年六月初在行前到监狱去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听到后十分兴奋,用两个小时写了一首白话诗《别李愚如并示述弟》送给她,其中就抒发了自己的愿望。诗中写道:
  到那里,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炼你的才干,
  保你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
  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三月后,
  马赛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周恩来到欧洲后不久给表兄陈式周的一封信中的话语,也可看出,他要到马克思的故乡欧洲去的真正意图:“主要意旨,惟在求实学的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徐必成)
  五二二、洞若观火
  《赤光报》为旅欧支部的机关半月刊物,周恩来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赤光的宣言》指出:“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目标联合”“我们要以科学的方法,综合而条理出各种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张无误。”接着,他又发表了《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革命救国论》、《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北洋军阀的内哄》、《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以及《太平洋上的新风云》等一系列文章,它显示了周恩来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等重大问题的透彻分析、理解和敏锐的洞察力,尤其是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阶段的阐述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火花,这也正是对党的“最低纲领”最确切的理解。
  (田俊翘)
  五二三、朱德入党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热情接待了远涉重洋特地来寻找中国共产党的朱德。朱德恳切地叙述了自己寻找共产党的经过:为了救中国,他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危亡的祖国,于是他放弃了高官,到上海、北京去找共产党,却被陈独秀拒绝了:“行伍出身的军人,没有资格革命。”他又和好友孙炳文一道奔往欧洲,去寻找革命的真理。他先到巴黎,又到柏林,终于找到了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他热切地表达了要求入党的决心和志愿。周恩来细心地倾听他的谈话,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周恩来又问了他们的生活、居住和工作情况,然后就有关国内外形势、各种新思潮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同他进行了详细的交谈。他们非常融洽地整整谈了一个通宵。周恩来坚信朱德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组织批准,朱德成为共产党员。
  (徐必成)
  五二四、敢于进攻
  一九二四年九月,周恩来奉党中央之命,离开法国,回到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他所面对的是一种爆炸性的局势:广东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商团,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阴谋暴动,企图将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扼杀在摇篮中,他们从香港等地偷运的大批军火被广东政府查获扣留后,即以罢市相威胁,气焰十分嚣张。国民党左派对此犹豫动摇,准备退还军火枪支。中共两广区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群众,进行坚决斗争。这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十三周年,中共两广区委和国民党左派发动广州各界群众,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盛大集会,周恩来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身分,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明确指出:“帝国主义者、军阀政客、官僚或是买办与洋货商人”“出卖中国”、“造成祸乱”,“他们统统都是革命的对头。”号召民众向反革命派进攻。他又鼓舞民众的士气道:“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很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涨;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士兵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后来面对商团枪杀示威群众的暴行,周恩来又郑重宣布:我是“主张立刻以少数的可靠的革命军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下总攻击,以决最后的死战。”在中共两广区委和周恩来领导下的广州工农群众的斗争,增强了孙中山解决商团事件的决心和信心,终于下令镇压商团的叛乱。在中共领导的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的配合下,孙中山抽调的革命武装力量,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将商团全部缴械。
  (徐必成)
  五二五、铁甲车队
  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就十分重视掌握革命武装的问题。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他在《少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共广东区委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商得孙中山同意,筹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下属成员的配备与调动,都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决定,主要工作和活动也直接向他们请示报告。队长、副队长、军事教官由周恩来选调的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徐成章和第一期毕业生周士第、赵自选分别担任。党代表和政治教官由广东区委选派廖乾吾、曹汝谦分别负责。广东区委还从各地调来一批工人、农民、青年充当队员。
  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是以后叶挺独立团的前身。
  (禾木)
  五二六、宣传鼓动
  广东革命政府在一九二五年初东征讨伐陈炯明。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次随军东征。黄埔校军英勇善战,战功显赫。历时三个多月的东征胜利结束,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黄埔军校出色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
  为了向民众展开政治宣传,组织战时宣传队,周恩来从第二期军校学生中挑选出能讲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的二十人,组成武装宣传队。在军队到达前,先往沿途村镇到处演讲,张贴红绿标语,散发传单,教村里的小孩们唱:“打倒列强,除军阀……”政治部还准备了告敌军士兵的传单,由飞机在敌军阵地上空散发。这样的战地宣传工作,是过去中国军队中所没有的。
  周恩来在东征中的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最早的尝试,对以后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禾木)
  五二七、坚决还击
  一九二六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蒋介石加快篡夺军权的步骤。三月二十日凌晨,他以“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为借口,擅自逮捕李之龙舰长与第一军中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同时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和苏联顾问,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周恩来闻讯后,亲自到广州造币厂,质问蒋介石,要他说出事情原委。之后,又与陈延年、聂荣臻在广东区委讨论,主张坚决反击蒋介石,因为从力量对比上看,蒋介石处于不利地位,反击是可以取得胜利的。
  接着,周恩来又与毛泽东、李富春商议,一致同意针锋相对,揭露蒋介石的真面目,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这一正确主张提出后,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未予采纳,主张妥协退让,致使蒋介石进一步要挟,将中共党员全部由第一军撤出,顺利实现了篡夺第一军军权的阴谋,使其在军事上的地位更加巩固,为以后叛变革命铺平了道路。
  (田俊翘)
  五二八、政治任务
  一九二六年十月周恩来为驳斥国民党右派对国共合作与工农运动的诬蔑,连续发表文章,不断地演讲,以扩大革命宣传。
  他科学地分析国民党改组以来广东的政治局势,得出现时广东应是“由战争到政治”的结论。过去打倒反革命的军阀战争,是几处集合战,故国民革命军的练成乃成为重要条件。现在进而与一切半封建势力作政治斗争,面积遍及全省,这非靠民主势力的扩大与充实决难致胜。故民众的组织和武装战斗力之发展,民主政治的怎样实施,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
  至于斗争的主力,他认为,工农群众“其争斗、其要求亦自较他人为危迫”,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在实行国共合作的同时,还应为工农在政治范围内提出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并号召在此决战的历史时刻,团结起来,为最终实现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而奋斗。
  (田俊翘)
  五二九、组织队伍
  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之前,商务印书馆的资本家,为了保卫企业财产和自身安全,出资购买了几十支长短枪和一批弹药,组织保卫团,征求商务工人参加。
  工人认为参加保卫团是保卫资本家。工会对这个问题也讨论了好几次,意见不统一。周恩来认真听完了大家的发言,微笑着,风趣地问:“你们再冷静点想想看,究竟要不要去参加?”被他一问,大家都不知说什么好,都望着他。“我看,不但能参加的要参加,要去训练;而且没有参加的还要争取去参加。保卫团是个合法身份嘛,我们有了合法身份,就可公开进行军事训练,就能学到军事技术,也就可以对付敌人,必要时还可以把保卫团的枪支拉过来对敌军作战。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我认为去参加好,不知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以商量的口吻来征求的意见。大家听了他的道理,心明眼亮,一致同意他的主张。保卫团的阵营扩大后,周恩来还特地指派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公冕担任军事辅导工作,使商务工人纠察队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一支劲旅。
  (禾木)
  五三○、特殊斗争
  要保证党的机关的安全和正确开展各种斗争,就必须准确而及时地掌握敌人活动的情报。从一九二八年周恩来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起,便直接领导了这项工作。他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及时了解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秘密机关准备进行破坏的各种动向,尽力营救被反动当局逮捕的共产党人。周恩来经常强调对这方面建立的关系,要广为选择,大胆使用,各尽其才,在工作中考验。并亲自选送机智勇敢、忠实可靠的同志深入虎穴。
  一九二八年春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是陈立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的驻沪特派员。他提供的大量情报,对防止党的机关被破坏,营救战友,清除内奸,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九二九年末,又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的高级特务机关,钱壮飞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对保卫党中央作出了重大贡献。
  (徐必成)
  五三一、一身机智
  为保卫党中央,镇压叛徒特务,侦破敌特机关,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负责,在李克农、陈赓等人配合下迅速打开了新局面。到一九二九年,它不只形成一个天衣无缝的情报网络,而且,打入了敌特的最高组织,掌握了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的密码手册。此后,很多重大的绝密消息,源源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转给周恩来,搞得敌特机关焦头烂额。
  我党不止通过中央特科镇压了白鑫、顾顺章等危害极大的叛徒,而且也营救了李维汉、李立三、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
  同时也妥善地安置了彭湃母亲等烈士家属。
  (田俊翘)
  五三二、致书特委
  一九二九年,在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湖北省东北部的武装斗争有所开展,但是,领导人中存在的左倾思想成为革命发展的严重障碍。为此周恩来在信中严厉地批评鄂东北特委:“在斗争口号及工作方法上,都完全充满了原始的农民意识,目前要特别注意由农民意识转变到无产阶级策略,由单纯的乡村转变到着重城市,由英雄土匪式的动乱转变到无产阶级的政党行动,由无原则的军事烧杀转变到发动群众斗争。”
  针对在革命主体农民问题上的糊涂认识,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我们党不要以为农民太多,若不如此我们将要失败,其实,若我们不能领导农民,若不能使农民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而发展,则结果一定失败。”
  (田俊翘)
  五三三、九月来信
  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发展,也出现一些曲折。一九二九年六月,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红军的任务等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错误意见占了上风,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为前委书记,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周恩来在上海九月份主持中央军委的汇报会上,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两年来内部的斗争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之后,起草了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明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认为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的正确原则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消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最后,指示信号召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指定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十月下旬,陈毅回到闽西后,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亲赴上杭苏家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并于十二月底,以九月来信的精神为指导,召开了《古田会议》,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田俊翘)
  五三四、理论探索
  一九三○年七月五日,周恩来应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做了《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他指出:中国革命主要内容还是消灭封建势力与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故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这一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农民才能彻底完成。
  在这里,他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主力及其领导阶级。同时,对中国半殖民社会的特点,也做了概括分析。他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由此带来争取群众、组织群众、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性。”尤其对武装夺权,有更清楚的阐述:“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便有他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
  周恩来这些宝贵的理论探索,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天才概括,它成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
  (田俊翘)
  五三五、联粤谈判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重申愿“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在抗日反蒋号召的影响下,国民党南路司令、粤军总指挥陈济棠秘密派人到苏区求见周恩来,并带来陈济棠“面交周恩来总政委”的亲笔信。周恩来亲与来人会谈,商定了谈判时间和地点。
  经研究,中央决定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前去同陈济棠的两个师长进行秘密谈判。代表出发前,周恩来向他们交代了任务和联络密语,叮嘱他们要“勇敢沉着,见机而作。”
  红军同粤军代表经过三天三晚的双边会谈,达成了五项协议,为红军长征突围准备了有利条件。
  同年十月,红军长征进入广东境内,陈济棠履行了同红军原定的协议,在红军突围的行动方向上,撤出了一条二十里的通道,红军顺利通过了一道封锁线。
  (徐必成)
  五三六、查火惩敌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长征的红军进入广西苗族居住区后,晚上,红军驻地经常着火,连带着也烧了许多苗族弟兄的房子,这在政治上给红军带来了影响,也给苗族兄弟造成了重大损失。
  一天,部队在壮族居住的龙坪镇宿营,夜半时分,周恩来的住房突然着起大火来,警卫员小魏冲进弥漫着烟与火的世界,领着周恩来跑了出来。
  周恩来刚出来,马上就派警卫员们去看望其他首长,并了解部队的情况。随即命令部队提高警惕,并集合没有任务的人员,待命行动。
  在研究失火问题的会上,周恩来对其他首长说:可以肯定这火是敌人放的。反动派企图用这种卑鄙手段来证实他们那种“共产党杀人放火”的无耻谣言,来挑拨、破坏我们与群众的关系。事情果不出所料,当夜就抓住了三个放火的国民党特务。次日在龙坪镇召开了群众大会,揭穿了敌人的阴谋,严惩了坏蛋。同时,周恩来还责成供给部调查并且给受难的群众以适当的救济。
  (徐必成)
  五三七、遵义会上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到达遵义,召开了我党历史上重要的遵义会议。
  会上,博古作了报告,他强调种种原因,来掩盖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今后方向。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也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毛泽东在这个月的月底谈遵义会议时也强调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徐必成)
  五三八、宣传群众
  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军到了云、贵、川三省交界的扎西地区。这里的老百姓在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和军阀官僚的无情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家家一贫如洗,沿途有不少穷人在要饭。
  一天,路边有个老太太,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向警卫员们要东西。周恩来就叫警卫员小魏从周恩来自己的包袱里取出一件衣服,给了这位可怜的老太太。她高兴得连忙说:“谢谢红军!”
  从此,部队每逢住下后,除了打土豪,并把土豪家的东西分给穷苦老百姓以外,周恩来还告诉大家: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担负着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组织生产三大任务的教导,除留一人在家工作外,其余的人都到外边找老百姓去宣传。
  经过部队的大规模宣传教育,加上红军自身的模范行动,许多青壮年自动报名参加红军,其热闹景象,不亚于中央苏区,仅扎西一地便扩军三千多。
  (徐必成)
  五三九、批评林彪
  一九三五年五月,红军抢渡金沙江后,进入川西地区。
  在会理休整五天,休整期间,担任一军团团长的林彪提出: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他写信要求撤换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用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了敌人,胜利渡过了金沙江。
  (徐必成)
  五四○、月夜捉牛
  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决心彻底粉碎敌人进攻陕北的部署。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不到两个小时,红军在直罗镇把东北军一○九师打得只剩一个多营,由师长牛元峰带着躲进了镇东头的一个小寨子里。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正组织第二次猛攻时,通讯员报告说:“周副主席来了。”只见周恩来等同志边走边用望远镜向敌人固守的小寨子观察,到了跟前,又详细询问了第一次攻击的情况。最后,周恩来指示:“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既没粮,又没水,敌人总是要逃跑的。白天进攻伤亡较大,还是晚上再进攻吧!”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晚上,牛元峰待援无望,趁黑夜率领残部突围向西逃跑,红军战士穷追不舍,在直罗镇西南的老牛湾活捉了牛元峰这条“牛”,至此,敌一○九师和一○六师一个团全部被歼。
  (徐必成)
  五四一、瓦窑治军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中央到瓦窑堡后,就研究了扩大红军的问题。当时红军最大的困难是兵员不足,周恩来首先建议把有战斗经验的游击队“升级”,改编为主力,于是发生了一个问题,有些陕北新战士不愿到中央红军中去。因而有些地方上的同志也建议:陕北新兵是否可以单独编制。周恩来说:“新兵单独编制,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要在较短时间内使部队有较强的战斗力,就要以老带新。只要编入主力红军,经过一些训练和战斗,就可以很快带出来。这是中央红军多年的经验。语言和生活习惯也是可以很快一致的,因为我们红军在一起都亲如兄弟,有共同的奋斗目标。”“要懂得,军队是专业的战斗组织,而且是最集中的战斗组织,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人,一参加我们无产阶级的部队,成了战士,按照内务条令生活,就很容易把原来的生活习惯改掉。何况我们红军还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很快克服农民的小生产习气。”
  (徐必成)
  五四二、知己知彼
  长征中,周恩来指挥作战,一贯重视“知己知彼”。他在作战前,总要首先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
  他清楚地知道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对我们自己的部队,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师战斗力弱一些,更是了如指掌。因为了解情况,部队就能发挥各自的专长。比如某个干部带的是个小部队,只能打游击,他就叫他们打游击,不给他们硬仗打。这样,部队就有信心完成任务。
  周恩来了解自己的部队: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子弹;每次仗伤亡多少,补充多少,他都一清二楚。某个军团长对我们部队人员的变化,还没有来得及掌握,就给周恩来问住了。以后军队干部知道他要来,就赶紧找参谋查问师、团人数及装备变化情况等。
  (徐必成)
  五四三、会师之后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了。由于张国焘的长期欺骗宣传,红四方面军一部分指战员对中央一时还缺乏了解,有的人甚至心有疑惧。
  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河连湾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周恩来,任务非常艰巨。他首先热情地迎接了张国焘和朱德总司令,向他们介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一年来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同张学良谈判的情况。他用更多的时间,利用一切机会向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宣传中央的政策。有时是在大会上讲,有时是到四方面军机关、部队看望时讲。即便只有一二十人,他也一一握手,同他们进行热情的谈话。他所讲的内容,一是肯定四方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英勇善战的部队,对四方面军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二是宣传团结就是力量,就是胜利;三是介绍形势,要准备抗日。
  周恩来热情而恳挚的谈话,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了解中央的精神,对消除隔阂、增进各路红军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徐必成)
  五四四、西安决策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乘坐张学良派来的专机飞赴西安途中,对派来接他的刘鼎说,西安事变并不是打垮了蒋介石的武装力量,所以蒋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希望不要变成更大的内战,能把抗战推进一步就很好。
  基于这样一种对西安事变后形势的估计和认识,周恩来在到达西安的当晚,在与张学良彻夜深谈中,了解到张学良的主张: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立刻明确表示同意。周恩来说,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慎重。接着,周恩来分析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以导致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这是一个决定西安事变发展前途的关键性决策。周恩来以这样明确的态度提出来,加强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同时,张学良对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十分感动,对周恩来的大公无私的政治品质和卓越才能更是钦佩,正象张学良期待周恩来到西安来时预料的:“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徐必成)
  五四五、存亡之际
  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原来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缺乏思想准备。周恩来亲自找这些同志谈心,分析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形势,告诉他们:共产党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要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挽救民族的危亡,因此,要求他们全力以赴地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与此同时,周恩来十分重视发动群众的工作,当时西安有十多个群众团体,只有三个团体中有共产党员。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成立了西安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由共产党员王炳南任主任委员。周恩来叮嘱王炳南说:设立民运会这个机构很重要,应该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要求,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和平解决的胜利。
  (徐必成)
  五四六、宣传战线
  一九三六年底到一九三七年初,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周恩来特别注意宣传工作。事变后,西安的《解放日报》和广播电台是由宋黎、郭维城等负责,并邀请在西安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和贝特兰搞国际宣传。当时每周的宣传纲要,周恩来都亲自审查。三七年二月,在顾祝同进入西安后,周恩来还安排会见了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向她宣传中共和平统一、团结抗战的主张,并安排史沫特莱到苏区访问。周恩来电告毛泽东、洛甫等,建议在红军中深入宣传新政策,从速训练一批接待人员,对延安、淳化等重要地区加以整顿,以方便美国记者参观、摄影,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
  (徐必成)
  五四七、力倡抗战
  太原失守后,阎锡山让黄绍竑、卫立煌主持战事。周恩来在临汾同黄、卫会晤,研究坚持华北游击战争的问题。他列举了七八条理由,分析坚持华北抗战的有利条件和发展前途。卫立煌觉得很有道理,大大增强了留在山西坚持抗战的决心。以后,卫立煌在华北先后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同共产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太原失守后,临汾成为山西抗战的政治中心。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在临汾各界群众大会上,发表了《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著名讲演,鼓舞士气,并强调游击战争的意义。经过周恩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共同努力,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猛烈发展起来,成为全国抗战的希望所在。
  (高凤)
  五四八、融化坚冰
  听说周恩来做报告,尽管外面下着滂沱大雨,武汉大学老式礼堂里还是坐得满满的,除了本校师生外,还有外单位的甚至有从汉口、汉阳、阳新、阳罗等地专程赶来的,连过道里也挤满了。这是一九三八年黑云压城的时刻,人们多么渴望听到“光明的声音”啊!
  徒步而来的周恩来已经是满脸水珠,分不清是汗还是雨,外衣被淋湿。听众们十分感动,大家争着脱下外套、棉衣纷纷递上主席台,周恩来执意不肯换衣服。他脱掉外面的湿罩衣,整好棉军装,走到台前向大家道谢:“感谢大家,我一点也不觉得冷,这里热气腾腾,就是一块冰,到这里也会被溶化冒热气啊!”
  周恩来的话引起台下听众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这时,一个老教授上前说:“实不相瞒,鄙人往日心里结着冰,身着三层貂裘亦不知暖,周先生今番一把火,化冰驱寒,目下心窝正冒着热气哩!”
  (田俊翘)
  五四九、舌战戴笠
  一九三八年在蒋介石主持的武汉军事会议上,戴笠赤臂上阵向周恩来发难,诬蔑说:“武汉局势动荡不安,人心纷乱,政府无治,军事委员会没有统一军令、统一训令,你们共产党不能不说起了不良作用!”这傢伙闹着鼻炎,只能瓮声瓮气地说。周恩来立即反驳道:“戴先生,俗话说,军中无戏言,我们共产党最重视客观实际。要讲武汉局势,我认为恰恰是大好的,好就好在工、民、商、学、兵等人民群众已经行动起来,实行全民抗日救国运动!至于说谈到政府无治、令行不止,这恰是贵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没有遵循孙中山总理的遗训,没有执行两党共同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所引起的!”,“请你也讲具体事实”戴笠几乎是喊着说。“好,大敌当前,人民抗日,而你们却暗地调查群众组织,你们强行解散抗日团体,逮捕反对贩运日货的爱国青年、工人与学生,你们还用重金收买坏人,散发诬蔑共产党,中伤国共合作关系的宣传品!”
  周恩来一气呵成,气势千钧,搞得戴笠张口结舌,耳脸发热,不时用手帕抹着额头沁出的汗珠!……
  (田俊翘)
  五五○、两件礼物
  在长江局将抗大学员送往敌后征程的大会上,周恩来指着窗台上一盆花,饶有风趣地说:“你们看这盆花,现在它开得好看,可是,只要三天不给它浇水,它就会干枯,死掉。它的生命力为什么这样脆弱?因为它根基太浅,经不起考验。同样,革命就要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有了枪杆子腰扦子才硬么!要能独立支撑,不能靠别人施舍的一瓢水来活命,就必须在人民群众中深深扎下根来!”大家屏住呼吸,每句话都深深敲打着战士的心。“我希望你们都成为红色种子,在敌人后方,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在人民群众之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愿你们都成长为独立支撑的参天大树,做我们伟大祖国的栋梁之材!”热烈的掌声再一次响起。
  “为了给大家送行,我代表长江局党组织,给全体同志每人两件礼物:一本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另外是一支新枪!”顿时,会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田俊翘)
  五五一、借釜酿酒
  周恩来一直在计划创办一个游击战争训练班,训练连以上,师以下的各级指挥人员。考虑国共合作的形势,拟将训练班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问题,由两党共同商议。此时趁蒋介石召见朱德之机,以朱德的名义直接向这位最高统帅报请。
  为此朱德兴奋地说:“恩来啊,有你在这里坐阵,有你办事处一帮人‘擂鼓助威’,我这个‘排头兵’士气更高了,等会我去冲锋陷阵,定能旗开得胜!”
  果然,蒋介石看着那份《建议书》眯了眯眼,摸了摸光头,半个“不”字也没说,就满口答应了。不过,蒋自封为训练班主任,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总教官为周恩来。地点定在南岳。
  周恩来充满信心对朱德说:“他姓蒋的只知道夺权。可他完全不晓得自己有多大能耐,他也不知道他手下的骄官宠臣有多大本事,那一班人浮在上面,只会作威作福,什么事也搞不成,只要下面军事教官由我们派,事情就有希望,我们可以用我们党和红军的传统、作风去影响教导学员,把训练班办成一个革命大学校。”
  最后,周恩来压低声音对朱德说:“这训练班由他蒋介石拨钱,为我们培养抗日力量,这种‘借釜酿酒’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田俊翘)
  五五二、疾风劲草
  在敌机的轰炸声中,周恩来在武汉主持了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
  在沉重的《鲁迅先生挽歌》与《安息歌》之后,周恩来开始了他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追述了鲁迅先生的丰功伟业,无限深情地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去年纪念他,正值上海抗战之日。今日纪念他,又值武汉危急之际,越是这样的时刻,越容易使我们想起鲁迅先生。因为他无论在政治上、文学上、人格上,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鲁迅先生生前,在困难与危险中,从未动摇与妥协过,无论在昨天、今天都本其一贯精神,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同时,又启示未来的光明,把握住光明的前途……”
  到会的人静静地听着,门口、楼梯都挤满了人。周恩来最后大声疾呼:“我们纪念鲁迅先生,就是要学习他顽强的战斗精神。特别是今天,大敌当前,我们反对中途妥协,反对民族败类的出卖,‘疾风知劲草’,在今天民族危亡的疾风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鲁迅一样的劲草。”
  人们侧耳倾听,深深被感动,心中都在说:“周公啊,您就是百折不回的劲草啊!”
  (田俊翘)
  五五三、谋战徐州
  白崇禧是国民党中的主战派。军事委员会改组后,出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同周恩来常常见面。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军在津浦路增兵,企图直下徐州,打通南北战场。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行前他向周恩来、叶剑英请教作战方针。周恩来建议,在津浦路南段,由两个集团军在新四军第四支队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运动,威胁南段日军,使其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在徐州以北,以主力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对此,白崇禧深为赞赏。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时,基本上采纳了这个建议。
  (高凤)
  五五四、战役之前
  白崇禧奉命去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周恩来对他面授机宜。白崇禧走后,周恩来、叶剑英又要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见李宗仁,劝他在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张爱萍向李宗仁讲了周恩来的意见:一是日军占领济南后,几乎是长驱直入,然而骄兵必败,且孤军深入;二是徐州以北地形很好,台儿庄一带都是山区,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打击,又可提高广西军队在民众中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威信。张爱萍开始讲时,李宗仁一直在沉思。谈到最后他高兴起来了,表示周恩来这个意见很好,并要张爱萍转告周恩来。这些建议,促成了尔后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高凤)
  五五五、下马念经
  一九三九年春,南岳因为举办以蒋介石为主任的“游击干部训练班”而显得大异于往常,周恩来被邀为总教官,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
  南岳镇上有座祝圣寺,一次周恩来参观此庙,方丈暮笳前来:“敬请周将军题字”。此时周恩来无时无刻不在沉思抗日大计,为扩大统一战线的力量而奔波,于是大笔一挥而就,题为:“上马杀贼,下马念经”八个大字。
  人们暗暗称奇,国难当头之际,佛门弟子应将抗倭放在首位,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突出时代特点。但题词对象仍为佛门,因而它对于不染尘俗的旧规无异是个突破,然而,很有分寸,因为下面同时又强调“下马念经”,不忘本业的佛门要旨,又显得十分得体。
  暮笳等人从中受到启发,着手荐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叶剑英发表了“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话,唤醒南岳宗教界人士,于是,爱国和尚、尼姑、道士都纷纷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
  (田俊翘)
  五五六、建立科协
  在战争年代周恩来就预见到新中国未来的经济建设,因而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在关注。
  一九三九年春,他在重庆指示新华日报社,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吸引了大后方的广大科学家。并于一九四○年在“新华日报”上开辟了“自然科学副刊”,做为“科学的温床”。
  一九四四年,他再次指示新华日报领导,协助“自然科学座谈会”广泛组织进步科学团体,筹建“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并以此协会的名义,向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征求科技工作者意见,又向一些科学家直接做了动员。不久就得到李四光、竺可桢、严济慈等人的支持。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在周恩来的关心、支持和组织下,“中国科协”在重庆正式成立。这在当时十分沉寂的科学界可谓异军突起,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做了铺垫……
  (田俊翘)
  五五七、有备无患
  一九四○年,周恩来几次同蒋介石会谈,蒋介石都持僵硬态度。他预感到政局日趋紧张,决定把国统区整个党组织转入地下,但不少人对国民党发动突然事变缺乏足够认识。九、十月间,南方局将所属的省委、特委的一些负责人陆续调来重庆,由周恩来、博古分别同他们谈话,研究如何彻底改变领导方式,千万不要因为建立了统一战线就忘掉国民党的反动性,要使党的工作生根于工人、农民、学生、教员中间。南方局还在他的领导下,设立两个地域性的工作委员会,使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同南方局领导的公开合法活动分开。以上措施,使皖南事变突然发生时,各级党组织在精神上、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已有所准备,大大减少了损失。
  (高生)
  五五八、祝寿谢寿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是冯玉祥的六十寿辰。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大力为他祝寿。《新华日报》特地开辟专刊祝贺,以显著地位登载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贺电;周恩来挤出时间撰写贺文:《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他概括地叙述了冯玉祥所走过的漫长道路,充分肯定了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业。文章的最后,周恩来满怀深情地说:“国家今日,尚需先生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以先生的革命精神,定能成此伟大事业,不负天下之望。”
  冯玉祥本人,是从不做寿的,即使是“六十花甲”也概不受贺,届时避居乡间,连其“谱弟”蒋介石亲往冯宅都没有晤面而返。但当他谈到周恩来热情洋溢的专文和《新华日报》的专版材料,仍为之深深感动,特地写了一首《谢寿》诗,表示由衷感谢。
  (高生)
  五五九、妙计祝寿
  周恩来想通过群众集会,在文化界团结更多的人,扩大影响。在国统区,群众性集会是犯禁的。于是,他想出一个妙计,提议由文艺界举办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的活动。郭老最初没明白意图,还表示谦辞,经周恩来说明,知道这是一场文化斗争,就全力投入准备工作。发起人中不仅有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著名人士,还有冯玉祥、张治中、邵力子等国府要员。纪念会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中苏友协举行。冯玉祥担任主席,致开幕词。周恩来致贺词说:“郭先生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只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同一天,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的社论中写道:“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这次祝寿活动,是进步朋友们在皖南事变后第一次欢聚在一起,显示了进步文化界团结战斗的力量,一扫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笼罩在重庆上空的沉闷空气。
  (高生)
  五六○、预测风云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中预言:太平洋战争将是长期的。初期还会有若干挫败,也许会丧失若干岛屿、某些土地以及某些交通线,然而决不足以悲观,只要太平洋沿岸各友邦、各民族团结一致,互信互助,牺牲一切,坚持到最后,必能改变目前太平洋战争的不利局面。他认为,重要的是要弄清太平洋战争的特征。这些特征是:一、太平洋战争是持久战,决非速决战。二、解决日本,以海军为主,空军陆军只能为辅。三、英美今天还不能、且不宜对日立即采取攻势,而须先巩固南太平洋圈内要塞的守卫。四、必须以持久的消耗战和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他,才能制他于最后的死命。必须记着,生产能力是决定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
  这是周恩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五天后所写的文章。此后战争的整个进程正如周恩来所预测那样,一步一步地展开。
  (高生)
  五六一、紧急电报
  一九四二年,国内外局势急剧逆转,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加紧反苏、反共活动,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反苏反共阴谋开始表面化。在此严峻形势下,周恩来在重庆发紧急电报告知中央:蒋介石三次召见盛世才派驻重庆的代表张元夫,并派张去新疆向盛世才提出谈判条件,我党要早做安排。为此,五月八日,中央电示新疆中共负责人陈潭秋,要他提高警惕,做好紧急应变的一切准备。
  六月底到七月初、中央又多次复电陈潭秋,同意将在新疆工作的党员全部撤退。鉴于通往延安的交通已被国民党封锁,中央指示陈直接与苏联驻新疆领事馆交涉,先撤到苏联去,并提出三批撤退计划:负责干部和航空队第一批走,老弱病残和家属小孩第二批走,领导干部和办事处人员第三批走。
  果然,在九月十七日,盛世才公开撕下伪装,把我党在新疆工作的未撤党员全部逮捕、软禁。但是,由于周恩来的及时提醒,使新疆党的组织提前做了准备而免受了更大的损失。
  (田俊翘)
  五六二、尊重记者
  一九四四年,正值抗日战争最后的艰苦时代,也是为大反攻做好准备的年代。“红色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来华的很多外国记者纷纷要求到边区参观,为此,在延安的周恩来明确指示在渝的董必武,要做好这一工作。并分析了中外记者到来后的情况。他说,外国记者颇积极,“愿意多看、多谈、多住并去前线”,而中国记者则“消极、怕看、怕谈、愿早归。”于是要求董老,最好将中外记者“分开行动”。周恩来又说:“记者们经过月余的参观、谈话,就连中国记者(连特务也在内),一致承认我党的组织力量,与人民打成一片,军事不可侮,生产成绩好,文化方向对。公开表示,国共决不能打,只能政治解决!总之影响很好。”要求董老进一步抓好此工作。
  同时,周恩来在延安为此召开干部座谈会,要求大家向外国记者宣传、介绍根据地的情况,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这样,亦可通过他们向全世界呼吁,在药品、器械、技术等方面给我们以援助。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鼓舞下,大批外国记者陆续参观边区,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国际影响。
  (田俊翘)
  五六三、胜利预言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梅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期间,国民党政府一边谈判,一边在美国援助下,加紧部署内战。内战爆发前,一次周恩来给同志们分析形势说:“我们很快就要回延安去了,但是,我们肯定是要回来的。回来,估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请回来,国民党打得一败涂地,必定要再次请求谈判。再一种就是我们打回来,后一种可能性要大得多”。不出周恩来的预料,国民党终于撕毁了和谈的假面具。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下令中共代表团驻上海、重庆、南京的全部工作人员五天内撤离。历史到底证实了周恩来的预言,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胜利的红旗飘扬在总统府上——“我们又打回来了!”这正是周恩来的结论!
  (高生)
  五六四、第二战场
  一九四七年二月,周恩来给平津两市市委下达“积极扩大、深入、坚持学生爱国运动”的一系列指示之后,学生运动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五月四日,上海各校学生进行大规模的反内战宣传,使国府震惊。五月二十日再掀高潮,南京学生大示威,被打伤一百多人,天津也有示威学生被打伤五十多人。北平、杭州、苏州也同时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全面大示威,大游行,大罢课。这一行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汇成全国学生运动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即“五·二○运动”
  为此,周恩来于五月二十三日又及时指示:“要灵活运用斗争策略,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接着又进一步指出:“全国人民的各种斗争、客观上都在搞垮蒋介石的统治,我们尽管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于是,遍及蒋管区火山爆发一般的学生运动,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全面高涨,从舆论上、道义上,全面撕破了蒋介石假民主的画皮,给国民党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战场。
  (田俊翘)
  五六五、了如指掌
  一九四八年,正是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在西柏坡,周恩来协助毛泽东部署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参与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战略决策和战斗计划的制定;亲自起草了许多重要的作战文件;并担负着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极其艰苦、繁重的组织工作。为了能及时、准确地向毛泽东提供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等方面的情况和分析意见,他在繁忙之中,极其缜密、精细地掌握敌我双方各种情况,尤其对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敌人团以上军官的情况都做到了如指掌,为毛泽东部署各个战役,提供准确无误的军事资料和数据。有一次,参谋们向周恩来汇报某个战役的作战情况,周恩来听完汇报立即指出,他们少汇报了歼敌一个营的人数。大家都很惊奇,经过查对以后,果然如此。
  (高生)
  五六六、痛打落水狗
  经过辽沈、淮海两大战役,蒋介石的反革命老本已快输光。一月十五日,天津守敌又在我军强大炮火下宣告投降,陈长捷束手就擒,北平的解放只是个时间问题。为麻痹我方斗志、得到一个喘息机会,蒋介石打出“和谈”招牌,欺骗舆论,使一些好心的民主人士上当。
  此时,周恩来在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实在是突飞猛进。目前,战局已定,今年有把握打垮国民党。但是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决不上当。现在有人觉得蒋介石已经跪在地上了,于是心就软起来,这点,鲁迅说得最坚决,落下水的狗,还要打!
  谈到时局的发展趋向,周恩来认为,不过有三种前途,一是改组政府;二是美国出兵干涉;三的可能性最大,那就是继续打下去。
  周恩来的讲话,及时戳穿了蒋介石的阴谋,澄清了一些好心人的糊涂认识,指出了解放战争的发展前途还要立足于对落水狗的“打”字上!
  (田俊翘)
  五六七、手书碑文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周恩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式,被光荣地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上,他提议,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接着他在纪念碑破土奠基仪式上致词:“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碑文系毛泽东所撰,周恩来手书,碑文为:“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此后,天安门广场上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为悼念烈士,进行革命传统、革命理想教育的神圣之地。
  (田俊翘)
  五六八、不要循吏
  周恩来倡导独立思考,渴求人才;他特别希望周围的同志能谈出些有理有据,有新意的独到见解;而不喜欢因循守旧,唯唯诺诺,没有主见,人云亦云的“循吏”。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十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其中相当多是年轻人。周恩来言词恳切地说:“新中国成立已经有二十一天了,到现在还没有哪位同志来找我,还没有人向我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我们要改革,不要停留;要创造,不要墨守陈规,不能因袭旧的一套,成为“循吏”。……”周恩来一席话,震动全场,令人长思。
  (李华民)
  五六九、笑析自由
  一九五二年秋,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童年时代的朋友:表姐龚志如。他们畅谈了许多。忽然,表姐叫着周恩来的别名说:“翔——宇。你现在可以自由地在宇宙飞翔了!飞机来,飞机去;中国,外国……多好呀!你没有辜负我父亲对你的希望……。”
  周恩来没有立即答话。他充分理解这句话的涵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个基督教徒,在对“自由”的理解上,有多大的差距啊!怎么说好呢?他当然不能给她引用恩格斯的语录,不能上政治课,那样会使她感到这个明显的差距而惭愧。他笑了笑,说:“‘自由’吗?可不是那么回事。我到外国去,是代表国家呐,一举一动有人照像,一言一语有人录音,不能出一点差错……我看,论‘自由’嘛,还是你比我‘自由’!”
  龚志如感到自己的话“走了边儿”,虽然周恩来是那样笑容可掬,丝毫没有奚落她,责备她的意思。她对这位童年的老朋友更加钦佩了。
  (李华民)
  五七○、以米易胶
  一九五二年,美国在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的同时,又在国际市场上对橡胶压价,致使斯里兰卡既卖不出橡胶又买不到大米。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以后,立即决定,中国以优惠价格进口斯里兰卡的橡胶而供应他们大米,帮助斯里兰卡度过了危机。虽然当时两国尚未建交,但这是第三世界国家互相支持,进行平等互利贸易的一个范例。
  (李华民)
  五七一、干群关系
  解放初期的北京,战争造成的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还不可能很快恢复,市面还很萧条,一到晚间街上灯火昏暗。一天晚上,陈云高兴地打电话给周恩来:“王府井的霓虹灯亮了!”霓虹灯亮了!这说明市场经济有了变化。周恩来可高兴了,马上招呼大家说:“走,到王府井百货公司去看看。”可是到了王府井,百货公司的人员正在忙着把顾客往外撵。一打听,说是中央领导要来,要保证首长的安全。周恩来听了非常生气,当时就批评身边的警卫人员说:是不是你们又通知了警卫局?这种作法要不得。在战争年代,在白色恐怖的敌人统治区,我们生活在群众之中,什么都不怕,人民和我们一起打垮了蒋介石。今天,人民欢天喜地庆祝解放,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怎么反倒同群众隔离呢?要知道,我们的干部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的,是在人民群众中生长起来的,“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会枯死!锢死!”
  (李华民)
  五七二、灭毒驱灾
  解放前,内蒙古牧区梅毒成灾,以至人口逐年下降。五十年代初期,国家还很困难,百废待兴。但是为了解除蒙古族人民群众的病痛,周恩来亲自召开会议,研究商讨开展一场消灭梅毒病的驱梅斗争。在他主持下,从中央和一些省市抽调了大批医务人员,组成驱梅队前往内蒙古牧区,同时还设法调进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保证驱梅需要。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经过驱梅队医务人员的艰苦奋战,肆虐多年的梅毒病很快得到控制,仅短短几年就将长期给牧区人民造成灾难,危及蒙古民族生存的梅毒病消灭了。
  (李华民)
  五七三、八旗子弟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是一个星期天。周恩来乘车来到北京西郊的干部子弟学校。他走进一个个教室,关切地询问他们的生活、学习、思想情况。当他得知这里没有工农群众的子弟时,他对同学们说:“干部子弟不应该特殊化,应该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在同一个学校里一起学习。你们的父兄是从劳动人民中成长起来的,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一直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你们自己也应该这样做。让你们住在西郊,和社会上几乎隔绝开来,又有多少好处呢?”站在前排的同学们,向周恩来抬起的右手望去:在那只受过伤的右臂上,沿着白布衬衣袖口,精心地补着一圈几乎看不出来的补钉。合身的深色外衣,也已经洗得有些褪色了,脚上穿的,是一双普通的布鞋。接着,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讲起了八旗子弟,他们从小娇生惯养,坐吃俸禄,直至成了一群腐败无能的大烟鬼,最后丢了天下。这段历史令人深思啊!勿做八旗子弟,永做开拓者,周恩来谆谆告诫同学们。勉励大家要挑起父辈留下的更艰巨的革命重担。
  从关心和爱护干部子弟出发,周恩来不赞成解放后还办干部子弟学校。他指出:那是战争年代的需要,在和平环境如果还办,势必使他们脱离群众,特殊化。他说:“我无子女,但我要对子孙后代负责,我不怕得罪人。”
  (李华民)
  五七四、安葬岸英
  如何安葬牺牲在朝鲜前线的毛岸英烈士,彭德怀反复考虑了好久,最后他写信给周恩来:“我意即埋在朝鲜,以志愿军司令部名义刊碑说明其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似此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妥否请考虑。”
  周恩来接到信后,深思熟虑了一天,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是稳妥的,于是第二天就在信上批示道:“同意彭的意见,请告总干部处拟复电”,同时为慎重起见,又将彭德怀的信转送给刘少奇、邓小平传阅。
  这样,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仑郡志愿军烈士陵园中,增修了一座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三尺高的花岗岩石碑,刻着:毛岸英烈士之墓。在以后的漫长的岁月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拜谒者,望着这长眠异国的毛岸英墓地,无不对毛泽东的博大胸怀产生由衷的钦佩与崇敬。
  (田俊翘)
  五七五、援外原则
  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是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时提出的。出国前,在他的办公桌上经常放着一本对外援助的综合资料,周恩来在上面作了许多精心的批注。在访问非洲的过程中,总是挤时间视察我国对外援助项目,了解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他看到有些国家的对外援助,其目的是为掠夺、谋求霸权;是要加深受援国对他们的依赖。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与他们针锋相对。那么怎样让这些原则充分反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经过一再仔细推敲,周恩来怀着对发展中国家的无限同情,提出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大意是要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并且以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为目的,中国专家必须同当地人民同甘苦,不能特殊化。这些原则体现了援助,支持是相互的、双方是平等的精神,同大国沙文主义做最彻底的决裂。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开创了光辉的范例。
  (胡幼梅)
  五七六、求同存异
  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不顾自己刚动过手术,健康还未恢复的身体,毅然决定参加万隆会议。会议开得很紧张,会谈时间经常都在十四、五个小时以上,连正式吃饭时间都无法保证,除开会之外还要参加各种活动。在会议后期最紧张的七天中,他的睡眠总共才十三个小时,而且常常和衣而睡。会议期间,帝国主义极力设法破坏亚非国家的团结,挑拨其它亚非国家和中国的关系,企图使会议不能达成任何协议,周恩来沉着冷静地听完了几乎所有的发言,及时地予以揭露,力排干扰。四月十日,轮到我国发言。他根据当时会议发展情况,临时决定将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改为书面散发,另外针对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造谣中伤,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亲自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周恩来写出一页就立即送出一页去译成外文,在下午的会议上发了言。他走上讲台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立刻扭转了会场的气氛。他提出的亚非国家应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受到与会代表们的称道。会议终于通过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成为正确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李华民)
  五七七、寒冬敬酒
  已故的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曾于一九五五年访问北京,为释放入侵中国领空后被俘的美国飞行员进行斡旋。时值寒冬,一次宴会结束后,在送客人上车时,周恩来发现一个欧洲模样的陌生人坐在司机旁边。经过询问,得知此人是哈马舍尔德的保镖,他问身边的人,为什么不把他请进来?有人解释说,他是美国人。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美国仍然是头号敌人,所以这个保镖受到怠慢是不难理解的。但周恩来不这样想,他向工作人员解释说:“是美国人怕什么?为什么不做美国人的工作?下次宴会一定要请他参加。”哈马舍尔德离开中国前夕,周恩来设宴为他饯行,他的美国保镖不仅被邀出席,周恩来还向这个美国人敬了酒。
  (李华民)
  五七八、可给回扣
  一九五五年,我外贸部在同印尼政府谈判向印尼出口大米和纺织品时,对方谈判代表提出要索取回扣,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拿不定主意,只得请示周恩来。他很快就答复说:“可以嘛,人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我们怎么能象要求共产党的干部那样去要求人家廉洁奉公呢?”由于周恩来提出的这一灵活政策,很容易地谈成了这笔贸易。这是为打破美国封锁禁运而签定的第一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从此以后,就为我们的纺织品出口打开了市场。
  (李华民)
  五七九、两看茶馆
  在老舍的剧作中,周恩来最推崇《茶馆》。他特别赞赏第一幕,认为情节动人,艺术成功,表演精彩。他说应该让年轻一代看看《茶馆》,让他们知道在旧中国世界有多坏。他认为年轻人都应该对旧社会有形象的了解,光靠讲道理是不够的。几年以后,周恩来又一次看了《茶馆》。散场后,他把老舍和演员请到一起,重提教育青年人的问题。他说,这部戏应该给青年人一个启示,到底什么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谁是历史的主人公。从近代史上选择什么事件作为典型搬上舞台,还值得好好研究。他特别希望老舍仔细推敲斟酌一下。
  (胡幼梅)
  五八○、贵人贱物
  一九五六年四月,国务院常务会讨论关于职工伤亡事故报告规程时,有关部门谈到旅大有两只渔船沉没。原因是渔业公司领导对群众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气象部门发出大风预报,渔业公司压了二十四小时才发报通知渔船,而且电文开头不是让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而是问鱼捕得怎么样。周恩来听后十分气愤。他说封建时代马厩被烧了,孔子还问人不问马,“盖贵人贱畜”,我们今天,共产党的某些干部却问鱼不问人。对此提出严肃批评。并责令有关部门起草关于安全生产的指示,要以事例说明:关心工人,事故就少;不关心,事故就多;关心人贵人,是每个干部的责任。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还提出鞍钢矽尘损害工人健康。他说:“象现在这样,工人在那里劳动几年,就得死掉,事故死亡是看得见的,这是看不见的。”要求有关部门赶快解决。
  (李华民)
  五八一、鉴戏论冤
  一九五七年,周恩来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北京曲剧团演出的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演出结束,周恩来到后台与演员见面,他一边亲切地向大家道着辛苦,一边与大家一一握手。周恩来还说:“我喜欢这出戏,因为他演的是平反冤案,可并没有歌颂一个清官,而是借助清廷中两宫斗争。我觉得这样处理,不仅不落俗套,而且更深刻地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周恩来看戏,除了在艺术上很有研究外,还往往以一个政治家的敏感,从中捕捉一些更深邃的东西。后来,这出戏拍成了影片,在审片那天,周恩来风趣地对几位中央领导人说:“我们可不要犯他们的错误噢!”
  (李华民)
  五八二、一师一生
  一九五八年七月,范若愚随周恩来来到一个大城市,周恩来指示范到一所大学了解“大跃进”期间大学生的情况,哪知教学区“空空如也”,大学生有的炼钢去了,有的上街集体打麻雀。好不容易发现一个教室在上课,却只有一师一生。这是一节历史课,教员讲得虽然“平平淡淡”,但仍一本正经、滔滔不绝一直讲到下课;而那唯一的学生也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地听课,并不时地记笔记。范回来后作为一个“笑话”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听后非常严肃地说:“你今天所见的师生二人,都值得我们学习!那位教员并不因为只有一个学生听课而影响他正常的讲授;那位学生也并不因为教员讲得平淡而不愿意听。”紧接着他又说:“我们在政治生活中要锻炼得能够听完使自己最难听的话,不可因为触及自己的痛处,就面红耳赤,立即起来辩解,打断人家的话。在学习生活中,要锻炼得能听完自己认为“平淡无奇”的学习报告,要把应该读的但自己感到最枯燥的书读完。一个干部能否做到这两点,就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和理论修养的程度来。”
  (李华民)
  五八三、冷静论走路
  一九五九年春天,“大跃进”正处在高潮中,冶金部开了一个“鼓干劲”的会议,请周恩来到会作报告。当时有个著名的口号,叫做“两条腿走路”。周恩来抓住这个口号,系统地加以发挥,大讲两点论,大讲辩证法。他指出,不仅中央和地方、大中小、土洋等几个并举是“两条腿走路”,而且在一系列问题上都要“两条腿走路”。搞“群众运动”,一定要和集中领导相结合,一定要强化生产指挥系统;讲发扬民主,不可没有必要的规章制度;讲“突出重点,保钢保铁”,不能忽视综合平衡;当“促进派”,要当冷静的促进派;搞小高炉、小转炉,“两小无猜”,但一定不能忘了发挥大企业的主导作用等等。
  (李华民)
  五八四、中尼友好峰
  一九六○年,周恩来对中国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之举十分赞赏,它即能表现一个民族的奋进精神,又能增进与邻国的友谊。他在一次会上说:“珠峰为中国和尼泊尔两国共有,我们应当和尼泊尔登山家一起登上珠峰,若此举成功,珠峰就可以命名为中尼友好峰!
  这时,三名中国登山健儿首创从北坡登上这座世界最高峰的纪录。贺龙进而萌发奇想,“我们能不能从北坡上,南坡下,横跨珠峰?
  在周恩来、贺龙发出号召之后,中国、尼泊尔、日本、伊朗等世界各国运动员纷纷表示,愿意共同协作,同攀珠峰。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中、日、尼三方代表签订了协议书。全世界都在热切注视着,周恩来生前所构想的这一征服珠穆朗玛峰的伟大计划即将实现。
  (田俊翘)
  五八五、真知灼见
  周恩来对文艺工作的关怀是很具体,很细微的,常常提出真知灼见。一九六○年前后,文艺界对如何批判地继承和借鉴斯坦尼体系,如何总结我们自己的表演规律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引起争论。周恩来及时了解到这一情况,专门为文艺工作者讲了一次话,精辟地提出了解决表演问题的三十二个字。即:“认识规律,重视训练,主观认真,客观逼真,目中无人,心中有人,藐视舞台,重视舞台。”
  (胡幼梅)
  五八六、外事守则
  周恩来为我国的外事干部制定了十六字守则,要求一切外事干部必须做到: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遵守纪律。他说:外事干部要牢记自己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要懂中国历史,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维护国家的主权,要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学西太后、袁世凯、蒋介石跪着办外交。我们反对失掉民族自尊心。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对我们外事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他还说:爱国主义能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它与国际主义是结合着的,是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
  (胡幼梅)
  五八七、谈白专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在一次文艺工作会议上,聂荣臻请周恩来谈谈所谓“白专道路”问题,周恩来讲了如下的话,他说:“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
  (李华民)
  五八八、含笑退场
  一九六一年,上届世界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松崎君代在北京参加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她当时二十三岁,而且处于最佳竞技状态,人们都认为她能够卫冕,谁知在半复赛中被一名匈牙利选手淘汰了。虽然输了,她却是带着笑容退下场来的。周恩来注意到,松崎每输一分,脸上总会掠过一丝微笑,他对这种运动员风格印象很深。周恩来出席了为日本队举行的饯别晚宴,特别向松崎表示祝贺。称赞她胜不骄、败不馁的大将风度,还要在座的中国运动员向她学习。一九六三年,松崎再次夺得世界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周恩来在给日本队的贺电中还特别提到她的胜利。
  (胡幼梅)
  五八九、伯延调查
  一九六一年调整农村政策时,周恩来派出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地区调查了二十多天,未能摸到真实情况。随后,他亲自到武安县伯延公社蹲点调查五天,他从早到晚访问社员,与社员和干部座谈,与群众交朋友。寓调查研究于工作、活动和各种交往之中,无时无刻不在留心群众中的实情,以至周恩来掌握情况,获取信息比许多专门人员都来得快、来得多、来得准。调查完后,向毛泽东汇报了调查情况,指出: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要求解散食堂,回家做饭,不赞成供给制,要求恢复高级社评工记分的办法。
  第二年,周恩来回顾这一次调查时说:要搞好调查研究确实不容易,刮了五年浮夸风,假话满天飞,群众开始不敢讲真话。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你要摆官架子,群众有嘴不讲心里话。
  (李华民)
  五九○、拆音墙
  解放后,各歌剧团的演出条件都逐渐得到改善,几乎每个团都有一个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每个剧场舞台前面都有一个宽阔的乐池。然而乐队强大的声音却在演员和观众间形成一堵不可逾越的音墙,观众听不清演员所唱的内容。周恩来对这堵音墙很有意见。一九六二年前后,有一次,在天桥剧场观看《白毛女》排练,从前排到后排,从楼上到楼下,在每个不同的位置上周恩来都坐了一会儿,结果无论在剧场的什么位置上都听不清演员的唱词,乐队声音却很强,最后他生气地离开了剧场。后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剧团负责同志说:“我和你们斗了十几年,你们还不改,一个人能有几个十几年?!”“如果让大管弦乐队把演员和观众隔开,是最没有群众观点的。”“你们要为观众着想,这样响的乐队,听不清演员在唱什么,这个‘音墙’一定要拆掉。”
  (胡幼梅)
  五九一、不准迎送
  领导外出,往往兴师动众,前呼后拥,以示威仪。周恩来对此深恶痛绝,最反对前呼后拥。他外出时向来不喜欢多带保卫人员,每到一地,都要先打招呼不准迎送。一九六二年,到沈阳视察工作时,他对搞公安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做保卫工作的,要给领导创造接触群众的机会,不要搞得那么戒备森严。要相信群众嘛!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不能把领导孤立起来。”
  (胡幼梅)
  五九二、高求严责
  过好亲属关,是周恩来总理经常教育干部的内容。他常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待”,“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
  (胡幼梅)
  五九三、深夜谈心
  一次,周恩来深夜来到外事口,与部分领导同志和驻外大使谈思想,谈民主生活,谈领导作风。周恩来说:“要讲团结,团结对一个领导者来说,领导作风就要民主,切忌一言堂。一个好的领导者,要善于坚持正确的意见,也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还要有勇气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要善于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正确意见,也要敢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这就有了民主。一个好的领导者,要能主动造成下边同志敢同你争论问题的风气。即使事后证明你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也不要紧嘛,也能起到团结同志的作用。”
  (胡幼梅)
  五九四、反官僚
  周恩来对官僚主义,从来是毫不留情地反对的。一九六三年五月,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对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危害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二十种表现进行了深刻剖析,给全党很大震动和教育。他历来反对文山会海,对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一些部门召开的没有实际效果的会议,多次给予严厉批评。他指出,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已是很大浪费,而更重要的是这种领导方法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大长官僚主义作风,把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变成走过场。绝不允许这种现象发展下去!
  (胡幼梅)
  五九五、表扬绝育
  一九六三年周恩来在大庆视察时,见欢迎的人群中,一个在妈妈怀里的孩子向他频频招手。周恩来就走过去,亲切地抚摸着孩子苹果似的脸蛋,问孩子的妈妈有几个孩子。孩子妈妈回答说:“两个孩子。”又问:“还要不要了?”她说:“不要了。”周恩来说:“不要了?采取了什么办法?”孩子妈妈答:“绝育了。”他听了高兴地说:“好同志,你是爱国的,大家应当向你学习!记者,快来给她照相!”一九六六年,周恩来又到大庆时,还让人把这位女同志和她的丈夫、孩子找去见了面,并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李华民)
  五九六、生活关
  一九六三年,周恩来对国务院领导干部讲,领导干部要过好生活关。生活关为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过了才好。对物质要求,还是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感到受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
  (胡幼梅)
  五九七、多谋善断
  排练《东方红》时,周恩来提倡创作上的三结合,有事和大家商量。他说:“群众有智慧,问题是你要使这些智慧发挥出来,集中起来。所谓多谋善断。多谋来自民主,‘断’就是集中。”周恩来请来领导、专家、演员一道讨论,在他的主持下,大家谈笑风生,各抒己见,毫无隔膜。他对艺术上的各种问题常有精辟见解。但是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却说:“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对的,供大家参考。人不可能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谈这些问题,就是提倡互相切磋,造成民主气氛。”
  (胡幼梅)
  五九八、寻找群众
  周恩来认为,一个执政党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了解人民的愿望,知道他们有什么意见以及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领导者只有到人民群众中去呼吸新鲜空气,密切联系群众才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
  有一次,周恩来看画展时见到一幅画,画面上是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委员长在公园里散步,背景上不见游人。周恩来对这幅画的背景很不以为然,问:“群众哪里去了?难道公园里的游人都被撵走了?”这个问号,多么发人深省。
  (胡幼梅)
  五九九、恳求陈毅
  一九六六年底,周恩来找来陈毅,话语充满忧虑:“这么大国家,千头万绪,我总不能没有几个帮手吧!部长们都被打倒了,他们的工作谁来做?我想安排部长们向群众检查,争取尽快过关,把各部工作抓起来。”周恩来见陈毅点头,话头一转“陈总,我想让你带个头,你看怎样?”
  “叫我带头?”陈毅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叫我向造反派检讨?我有什么错误?”
  “陈总,”周恩来注视着陈毅说:“就忍了这一次吧。”正巧,秘书通知,接见外宾的时间到了,周恩来拉起陈毅:“陈总呀,你是外交部长,外事工作一天不能中断,你要总是被包围,被批判,工作让谁抓?我要管的方面太多,我一个人顶不下整个天哪。”
  陈毅不愿再惹周恩来烦恼:“好,想通了,我来找你。”
  几天后。陈毅推开周恩来的门:“总理,我想通了。从今天开始,不再放炮。我检讨,争取早日得到群众谅解,把握好外交部的工作。”
  周恩来跨前一步,紧握陈毅的手,激动而又深沉地说:“好!你带个头,以大事为重。”并一再叮咛:“检讨不要太长,写好拿来我看看……”
  (刘学琦)
  六○○、独一无二
  一九七○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斯诺与夫人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周恩来迎上前去:“斯诺先生,欢迎你!”“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的美国人么?”周恩来说:“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斯诺露出发自肺腑的激动:“三十四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您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周恩来说:“我还记得我替您草拟了九十二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您骑到保安找毛主席。”
  “您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真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周恩来马上将话接了过来说:“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您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国庆盛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周恩来不忘旧友,但此时,安排斯诺此举的另一个目的则是向望眼欲穿的尼克松传递了中美关系将有转机的信息,走了一步举世瞩目的高棋。
  (胡幼梅)
  六○一、友谊之门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上午,美国乒乓球队一行十五人走过广东罗湖桥,踏上了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他们身后还有四名美国记者。
  四月十四日下午二点三十分,周恩来身着银灰色中山装,带着笑容走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了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国、尼日利亚的乒乓球代表团。周恩来在会见时说道:“现在,门打开了!”
  周恩来加重语气,又重复了一遍:“现在,门打开了!”
  周恩来又走向美国队围坐的地方,他愉快地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过去的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割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谊的大门。”
  斯廷霍文马上说:“我们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
  周恩来当即作了肯定的回答:“可以去”。
  (刘怡)
  六○二、三抓三促
  一九七一年底,航空工业全面暴露了产品质量问题,歼六飞机更为严重。周恩来得悉后,十分焦急。当年十二月连续六次对歼六飞机的质量问题作了指示和批示,严令对歼六飞机“必须严格执行试飞和全检制度,合格方许出厂。”他严厉告诫:“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引起警惕吗?!”
  周恩来在一次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三抓”和“三促”,即:抓援外,促质量;抓歼六,促其他;抓航空工业,促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周恩来在这次会议过程中,不止一次地说:“一架飞机不好,我心里也不安。我有责任,我要负责。”
  (禾木)
  六○三、有来有往
  一九七三年一月,外贸部某局在起草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把‘以我为主’的提法写了进去。请示报告送到周恩来那里后,他把‘以我为主’一笔勾掉了,改为‘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和我们的需要与可能,有来有往’。报告送到毛泽东主席那里,表示同意。“四人帮”没敢再提出反对意见。从此,我国对外贸易不能搞‘以我为主’的思想就明确起来了。
  (禾木)



 
 

2007/09/10

第十九章卓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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