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明断篇

 




  六○四、争回里大
  里昂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创办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直要求进入该校学习,可是,中法当局对他们一系列的爱国行动不满,不但停发了学生的维持费,而且校方又发出通告,拒绝勤工俭学生入学,另从国内招收新生。
  学生联合会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决定派“先发队”到里昂去“争回里大”。周恩来一直积极地参加这场斗争,但是他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不断提醒大家:斗争是复杂的,敌人逼我们陷入绝境,我们必须讲究策略,要做两手准备。他建议各团体留下一部分骨干,以便负责后方工作和准备以后的斗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提醒是十分重要的。——九月二十日,由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一百多人组成的“先发队”冲进里昂中法大学后,被法国大批武装警察包围,押送到一座兵营内囚禁了二十多天。留在巴黎的周恩来立即和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等四处奔走,进行营救。可是武装军警二百多人将这一百零四名学生代表押送到马赛,强令他们登船回国。只有赵世炎一人逃出。
  为此,周恩来含恨撰写了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最后之运命》,向国内详细报道中法当局对勤工俭学生的迫害。
  (禾木)
  六○五、咖啡茶座
  巴黎西部的六月,风光宜人。布伦森林宁静凉爽。一九二二年,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代表十八人,其中包括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等。周恩来是从德国赶来参加会议的。会场布置在布伦森林中的一块空场上。一个经营露天咖啡茶座的法国老太太租给他们十八把椅子。周恩来对这个地点和环境很满意,说:这样的布置倒好,有人来了,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报告筹备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告组织章程草案。周恩来最初提议组织的名称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但多数人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周恩来还提议新团员入团时应当宣誓。也有人不赞成,认为这带有宗教色彩。周恩来作了解释: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政治约束。如袁世凯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作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会议开了三天。确定组织的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人,周恩来是负责宣传的执委。
  周恩来因坚定、机智、待人诚挚,富有组织才能,在旅欧革命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当时正在法国的蔡畅曾多次说过:“恩来和世炎全身都是聪明!”
  (禾木)
  六○六、勿忘党仇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指使凶手暗杀了左派领袖廖仲恺。事件发生后,周恩来赶到医院去探望。随即同陈延年、邓中夏、鲍罗廷商讨对策。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号召全体省港罢工工人,广州工代会所属各业工会会员、市郊农民、黄埔学生军和广州学生组织强大的队伍,为廖送殡。周恩来发表《勿忘党仇》的纪念文章,痛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径,指出:廖仲恺是国民党中历史上仅存的有数领袖之一,是孙中山革命志愿之承继者,孙文主义之最真实的信徒。杀害廖决不是普通的政敌,至少可以断定暗杀案的后面藏有极大的黑幕阴谋。
  (禾木)
  六○七、警惕屠夫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极大地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人们沉浸在胜利的欢乐里。但是此时,周恩来却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帝国主义与买办、封建势力的勾结起来镇压革命,尤其是对蒋介石投靠反动阵营保持着高度警惕。
  三月三十日,他在“特别委员会”上,详细分析了起义后上海的政治形势,指出“新军阀”蒋介石、白崇禧“对付我们,已有准备,”而且是“借扰乱治安的名目来干。”为扩大革命力量,孤立蒋介石,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周恩来建议,一是争取南京的程潜同情革命;二是与安徽的李宗仁对话,使其保持中立;三是指出武汉政府在策略上的巨大错误,促其猛醒,制约蒋介石。
  但是,国内外反动派已经做了绞杀革命的部署,为了镇压人民,他们已经横下一条心要举起屠刀了——事态后来的发展,证实了周恩来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
  (田俊翘)
  六○八、挽救革命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也准备公开反共,革命处在危机时刻。周恩来准备进行一次最后的努力来挽救革命——发动湖南农民暴动。因为湖南农民力量很大,并拥有不少武装,而且共产党人掌握的叶挺部队,在击败夏斗寅后正驻军湘鄂边境,可做为坚强后盾,而唐生智主力的三分之二还在河南,来不及回师两湖,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为此周恩来在六月十七日和二十日,两次在中央常委会议指出:现在浏阳、平江一带农民还有八千支枪,军事部已派了军事干部十人到那里去。计划先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全力攻下反动势力薄弱的城池,而在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则到处打土豪劣绅,在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周恩来准备在人齐后亲自到湖南去指挥这次暴动。但这个暴动计划最后遭到国际代表反对而没有实现。
  (禾木)
  六○九、平息风波
  一九二八年,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次代表大会。当时,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等人从事宗派活动,捏造事实,说学校里存在一个“江浙同乡会”的反党小组织。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监委、联共(布)监委和中共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查是否有小组织或托派活动。瞿秋白和周恩来都参加了委员会工作。经调查,事情源出于蒋经国等。蒋经国原在中山大学念书,那里的江浙同学较多,联系也较密切,大家常把每月发的几元津贴费凑在一起,十天半月到中国饭馆吃顿饭。后来,蒋经国同萧劲光、李卓然、曾涌泉等义被抽调到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享受红军军官待遇。留在中山大学的江浙同乡们给蒋写信,时常开玩笑说:你的会费还没有交,意思是要他请客。蒋寄钱时也戏称是交会费。这些信落在了别人手里,而被王明等人利用了。审查结果,作出结论:“江浙同乡会”并不存在。八月间,瞿秋白在给各军事院校的留学生作报告时,针对提问解释说:“你们好好学习,管这些闲事干什么。”这,反倒引起普遍不满和怀疑。直到周恩来详细介绍了事情的原委,说明没有什么问题,这件事情才逐渐平息下来。
  (徐必成)
  六一○、分清敌我
  一九三一年冬,周恩来由上海去江西瑞金,一天来到中共福建长汀县委会,准备稍事休息。却见一位腰系武装皮带,横插手枪的青年妇女兴冲冲地推门进来。周恩来经询问了解到她是县妇女部长李坚真同志,正要“抓反革命去”。便亲切地问她:“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呢?”见小李答不上来,周恩来便严肃地告诉她:“抓反革命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是敌人,一个也不能放过,是好人,一个也不能冤枉。不能光靠一股冲劲,分清敌人和人民,才能孤立打击一小撮敌人,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听到这旗帜鲜明的教诲,小李心中象亮起了一盏明灯:干革命原来不能只靠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抓反革命也要首先弄清他是不是反革命。党的政策多重要啊!
  (徐必成)
  六一一、怒不可遏
  由于王明“左”的路线干扰,使陕北革命蒙受巨大损失,刘志丹被扣留,罪名很多,连妻子和五岁的女儿也被打入劳改队,陕北苏区一时乌云满天,红二十五军营以上干部,许多人被捕,连习仲勋也未能幸免,徐海东、郭述申也上了黑名单,很多人愤愤不平:“为什么在革命队伍中,既不上前线,又不去筹粮筹款,专靠在党内、军内抓‘反革命’的人却可以称英雄,升官发迹?”
  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九三五年十月党中央进驻吴起镇,毛泽东,周恩来在瓦窑堡下令:立即释放刘志丹,释放所有被抓起来的干部。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指着他怒不可遏地说:“象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象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党中央决定撤了他的职。刘志丹出狱后升任为红二十八军军长。
  不久,经周恩来批准,很多被诬为“反革命”的同志陆续被释放出来,刹住了在革命队伍内部大抓“敌人”的歪风。
  (田俊翘)
  六一二、释放同志
  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后,及时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将刘志丹等同志释放并提升了他们的职务。这给原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以极大鼓舞,他手下至今还有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有的被关押两年,有的三年。他们穿的是红军服,走的是革命路,却没有人敢公开称一声“同志”。他们从鄂豫皖到陕北、长征一路,被剥夺了拿枪的资格,每天只能抬伤员、挑子弹箱、背东西,不能随便说话,有泪只能往肚子里咽。这些人中,有的还是必杀无疑的,只是由于徐海东坚决反对,甚至拍桌子、大吵大闹才救下来免遭杀害的……此时,徐海东找到毛泽东与周恩来解决此事。
  毛泽东问:“海东,你看这些人象反革命么?”“我看不象!”这时,周恩来浓眉蹙动,闪着激动的目光,连声重复:“没统统杀掉就好啊!没统统杀掉就好啊!”毛泽东思索片刻,手一挥,坚定地说:“应该统统释放!”周恩来紧跟着说:“是的,应该马上释放!而且,要好好的安慰这些同志们!”
  徐海东几乎是一蹓小跑返回部队,随即将三百名‘反革命嫌疑犯’统统释放,一律恢复组织生活。三百人听到“同志”的称呼声,个个声泪俱下。
  (田俊翘)
  六一三、化险为夷
  “二二事件”后,事情与少壮派的愿望相背。他们杀了王以哲并没有引出救回张学良的结果,反倒激起广大官兵的愤慨,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他们提出,少壮派首领等必须离开西安。一场新的内战爆发在即,杨虎城立即同周恩来商量后,又将“二二事件”的主角找来,问他们何以自处。
  在这样复杂而困难的局势下,周恩来当即派刘澜波到渭南说明情况,劝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团结。对于少壮派首领,周恩来经过权衡,考虑到他们在发动西安事变中还是有功绩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牺牲他们,毅然地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他们送到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这些人一走,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便失去目标,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徐必成)
  六一四、茶馆知音
  有一次,周恩来步行到珞珈山给武汉大学讲演,偏偏半路上遇上大雨,衣服都淋湿了,只好到一家茶馆暂避。
  几个人正在茶馆里谈论,有的骂老天,有的怨老蒋,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慷慨激昂。一个老学者对测字的算命先生说:
  “我是学历史的,从来不相信你这套算命测字把戏,中国人割地、赔款、打败仗,决不是什么老天爷的旨意!纵观古今历史,中国人倒真是缺了志气,就是怕洋人罢了!”周恩来听到这里,从容地对学者说:“老先生,你不相信命运是对的,但要说中国人缺乏志气,这就不全对啰!在中国历史上,敢打洋人的事并不少,郑成功、戚继光、“平英团”、“义和团”都把入侵者打得落花流水,我们人民是有志气的,问题是——”老学者激愤地接过话去说:“是朝廷腐败、当局无能!”
  老学者没有想到,在这茶馆里找到了知音。他用惊喜的目光打量这个侃侃而谈的陌生军人,话虽不多,见地高明,声声悦耳,句句动心,叫人耳目一新,真是天降奇人啊!
  (王习耕)
  六一五、三勤指示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一方面同国民党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安排南方局人员、四川地下党员、进步人士转移和疏散。毛主席提出关于国统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周恩来反复向同志们解释这一方针,要求大家坚决执行。他说:“你们就象一个棋子一样,现在暂时摆在那里不动,目的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出击敌人。”同时,周恩来还提出“三勤”指示,即“勤学、勤业、勤交友”。实践证明,“三勤”指示是毛主席国统区工作方针的具体化,是积极的隐蔽,不是消极的躲藏。不少同志执行这一指示,隐蔽后,在学校是学习的高才生,在工作岗位是业务能手。广泛交友,扎根群众,为迎接后来的民主运动高潮作了准备。
  (高生)
  六一六、认真研究
  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指出成绩,吸取教训,分析问题产生的时代的、阶级的、社会的原因使革命稳步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任务。为此,在一九四四年,七大之前,周恩来认真地做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他指出,六大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等问题,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而它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那就是没有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对中国革命长期性认识不足。他认识到主要依靠工农,但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认识不清,对反革命没有分析。当然,六大正确的预见到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处在两个高潮之间,但在对革命高潮与低潮的了解上,在策略路线问题上,有“左”的错误。
  周恩来在最后也指出“六大”在代表成分与召开时间上的问题以及共产国际对它的影响。
  (田俊翘)
  六一七、说帖感将军
  史迪威将军在来华期间,对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有深切的感受,并对“红色中国”有良好的印象。周恩来及时抓住这一点,与他建立了联系,并亲写“说帖”阐述了如下看法:
  一、在目前欧洲和太平洋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中国国民党战场却节节败退,并造成政治、经济、军事的空前危机,这完全是法西斯化政令和失败主义军令造成的,为此必须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二,与正面战场相反,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却节节胜利,而国民党却要取消边区,是完全违背民心的;三、内战危机依然存在,我们坚决要求制止内战。全力抗战;四、国民党拒绝给边区供给和补充,为了更有效地牵制敌人和配合盟军反攻,要求国民政府和盟军给我们以供给和援助,“至少应获得美国租供法案分配于中国的军火、物资全数的二分之一”。
  此“说帖”有理有据,无懈可击,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史迪威将军对国民党的腐败本质有了进一步了解,以后,在对中国问题的解决上和蒋介石产生了深刻矛盾,最后被迫离任调走,然而,他却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
  (田俊翘)
  六一八、力阻魏德迈
  一九四五年,蒋介石向马歇尔推荐自己的“密友”魏德迈担任驻中国大使。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前去拜会马歇尔,开门见山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希望能推荐一个没有政治偏见、理解中国和平统一的人来担任大使,因为如果新大使怀有政治偏见,则中国不仅无法实现联合政府,连内战也无法避免。”马歇尔说:“您大概已经听说,我国国务院已经决定由富有经验的魏德迈担任大使,而且消息几天之内就会公诸于世了!”周恩来立即指出此人不适合担任大使的原因:“魏德迈是在他当盟军参谋长时,就为蒋介石动员了海空力量把兵力和军火运进东北,他正是使内战激化的人。如果让这个人任大使来中国,就等于消灭了中国的和平希望。”周恩来的话,句句打中要害,使口口声声谋求中国和平的美国特使也不敢做得太露骨,只好撤销了让魏德迈任中国大使的企图。
  (田俊翘)
  六一九、推荐大使
  美国政府欲使魏德迈任中国大使,由于周恩来义正词严地反对,使马歇尔不得不改弦更张,他问周恩来:“在这种非常时期,究竟谁任驻华大使更为合适呢?您没有留心过吗?”周恩来当即表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博士,无论在学识上和人格上,还是在政治的中立方面,难道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马歇尔听后沉吟不语,他知道,任命亲蒋的魏德迈,无疑是撕下了美国“中立”的伪装,会引起中国各界的不满,至于司徒雷登,又事出突然,马歇尔在反复推敲之后,决定采纳周恩来的建议。第二天,他的电报拍往华盛顿。于是司徒雷登取代了魏德迈,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了。
  (田俊翘)
  六二○、馒头喻敌
  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率二十三万军队猛扑延安。党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许多战士思想不通,认为我们又不是打不过胡宗南,为什么要撤退?周恩来耐心地向战士讲道理,风趣地问:“你们一天吃多少?”战士答道:“吃一斤多。”他接着说,是不是把一斤面蒸成一个馒头,一次吃下去呢?不行嘛!还是要蒸成几个馒头,分几次来吃。消灭敌人也是一个道理,一仗一仗地打,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一口一口地吃掉,一步一步地打垮。同志们,咱们暂时放弃延安,是为了长久地保卫延安,这是毛主席的英明战略决策。只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不但能收复延安,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
  (高生)
  六二一、祝捷喜讯
  一九四七年八月,蒋介石开始对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胡宗南率二十三万大军直扑陕北革命圣地延安。我西北野战军只有二万人,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在陕甘宁边区万人动员大会上,周恩来鼓舞大家:“我们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直接领导,一定能够打胜仗。”果然,我军三月十九日撤出延安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战斗的伟大胜利。五月十四日在安塞县真武洞马王庙滩上,举行三战三捷祝捷大会。歌声、口号声此伏彼起。周恩来走上大会主席台,向战士们挥手致意,人群沸腾了。他兴奋地宣布:“毛主席和党中央还在陕北!”顿时人群沸腾了,口号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毛主席还在陕北!”“中央还在陕北!”这祝捷会上的喜讯在边区军民中不胫而走,使大家对胜利更有信心了。
  (高生)
  六二二、文代会上
  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周恩来出席了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庆贺自大革命失败以来被迫分离在解放区、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胜利大会师。人们欢天喜地,笑逐颜开,展望未来光明的前景,个个激动异常。
  周恩来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他指出,战争已进入第四年,这将是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一年。同时,重点论述了文艺工作的若干重大原则问题。强调: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而工农兵又是今天在场的绝大多数所不熟悉或完全不熟悉的。如果不把主要力量放在这个方面,文艺作品“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人民。”最后他激动地说:“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
  (田俊翘)
  六二三、不能特殊
  一九四九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周恩来得知,一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去某大学办事,在校门口值勤的警卫战士不认识他,按规定要看他的证件。这位委员认为冒犯了他的尊严,于是大发雷霆,开口便骂,举手就打。周恩来严肃地说:“这位战士做得对,制度是大家都要遵守的,谁也不能特殊!”三天后的一个傍晚,他抽时间亲临那位委员住所,耐心说服教育他,终于使这位委员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亲自向那位战士赔礼道歉。
  (李华民)
  六二四、一封贺电
  一九五四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庆祝建校二百周年,邀请中国派人出席在纽约举行的庆祝会。那时,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刚过一年。中美关系仍十分紧张,两国之间即使在文化领域进行交流恐怕也是不合时宜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谢绝邀请的同时,向该校发了一份贺电。新华社在播发贺电时,只提到郭沫若的名字,而没有提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博士的名字。从学术礼仪来说,这是很失礼的。周恩来严肃批评了造成这次失误的编辑。他说:“看了这条消息的人不仅英明其妙,不明白为什么只有被邀请人的大名而没有邀请者的名字,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次做工作的机会。”他认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应建立维护和平的统一战线。
  (李华民)
  六二五、保留团城
  解放后,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建工作。有一次在马路扩建中遇到对北海的团城是保留还是拆除的问题,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团城与它北面的琼岛同于金代建成,元初在岛上建造了“仪天殿”,明代重加修葺,改名“承光殿”,并且改筑为砖城,即现在的团城。它两面临水,碧波粼粼,风景优雅,气势雄伟,与北海诸建筑构成一组严整的古代建筑群且又自成一体,有很高的建筑艺术价值。一九五四年炎夏的一个下午,周恩来亲临团城,他先绕城一周,然后停在团城上眺望琼岛,又久久地注视着北海大桥上来往的车辆行人。周恩来是那么专注,火辣辣的阳光照着,他似乎一点儿也感觉不到。足足两个小时,不时
  地与陪他同来的同志交换意见,询问文物工作者的意见。最后,周恩来决定保留团城,让南面的中南海的院墙后移,马路向南扩展。就这样,既保留了这一有价值的古建筑,又解决了交通问题。
  (胡幼梅)
  六二六、牌楼易地
  一九五四年,北京的城建交通迅速发展着,而一些狭窄街道上的牌楼严重阻碍交通,常常造成事故。问题提到国务院会议上讨论。有人主张把牌楼全部拆除,有些人尤其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声泪俱下地请求保留那些牌楼。最后,只得由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拍板决定。他在仔细倾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引了两句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意指保留派留恋“黄昏”,而没有考虑到城市建设的需要。主张拆除的人得胜了。不过,周恩来指示,有艺术保留价值的牌楼要易地保存。于是,一些被认为有价值、值得保存的牌楼拆除后重新安置在一些公园内。这样一来,这件事解决得使各方都满意。
  (李华民)
  六二七、一丝不苟
  办事认真,一丝不苟是周恩来的一贯作风。他对送审的文件电报,从来都是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不但改正错别字,就是一个标点符号用得不对也给纠正过来。一次周恩来看了送审的地球仪,指出:地貌起伏要清晰,主要地名要突出,不要密密麻麻,字要清楚,颜色要协调。他给下面布置任务,常常连方法、步骤、注意事项都讲得非常具体。
  还有一次在处理海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时,周恩来亲自组织动员,召集有关人员逐项调查,在实施中看到指挥船的一份情况报告,周恩来认为与事实有出入,立即查问,让作业船尽快查清上报,经一番核查,指挥船报告的情况确实有误!
  (胡幼梅)
  六二八、记者入席
  周恩来最能理解记者的甘苦。一九五七年以前,规模不大的中型宴会一般没有记者的席位。而在这类宴会上,常常有很重要的即席讲话。如果记者们站在屋子里听记,实在有碍观瞻,所以只好站在门边或窗外听记。这些,周恩来都留心到了。有一次他在中南海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宴客,结束后,周恩来走到记者们面前问道:“你们吃饭了吗?”一个记者说:“不要紧,等工作完了再吃。”周恩来说:“你们工作,外交部的同志也是工作。他们有饭吃,你们就没饭吃?”当即把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叫过来说:“你为什么不给她们饭吃。大家都是一样工作。你们有饭吃,她们就没饭吃,对吗?”那位司长有些惶恐,不知如何回答好。从那以后,一般的中型宴会甚至小型宴会都有了记者席位,他们工作起来方便多了,有谁能想到这是周恩来争出来的记者席呢?
  (李华民)
  六二九、馆交地方
  一九六一年一月,周恩来出国访问归来,在昆明停留休息。一天,周恩来和秦基伟同乘一辆车去出席文艺晚会,周恩来拉开窗帘,不时把目光投向车外,问这问那。车经东风路时,一座即将竣工的建筑物映入他眼帘。他立即问道:“这是什么建筑?”秦基伟答:“是军区新建的一个国防教育展览馆。”周恩来又问:“你们修这个干什么?”“准备陈列战争年代的武器和战斗英雄、模范的事迹材料,让部队参观学习,加强国防观念。”周恩来蹙了蹙眉头,态度忽然变得严肃起来,说:“北京已经有了军事博物馆,你们这里就不要再搞这类建筑了嘛!现在国家经济困难,还搞这么多楼堂馆所干什么?你们既然搞了,我看就把它交给地方吧,比你们留着它用处大。全国一盘棋,要讲大局嘛!交给地方,也是支援国家建设,你看怎么样?”军区党委虽然有些舍不得,但周恩来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大家一致表示:把展览馆无条件地交给地方。后来,省里用这个地方建立了“云南省博物馆。”
  (李华民)
  六三○、情况清楚
  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的时候,粮食很紧张。有人反映辽宁粮食不够,要求周恩来再给一些粮食。周恩来让秘书拿出一张大表,上面列有详细的各省粮食情况数目字。周恩来对大表上的数字几乎都记住了,他先问关于辽宁粮食的情况,辽宁的负责同志当时也说不清楚,可是周恩来比代表们还清楚,他当时就把那张大表拿过来,有根有据地向辽宁的同志说明:你们有多大困难,国家库存还有多少,国家要担多少风险等等。最后,周恩来说:“我再给你一点,多了我可没有了。”
  (胡幼梅)
  六三一、春花又开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广州正是春花烂漫时节,在这里召开了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回顾了这几年来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重申:一九五六年的分析和政策规定是正确的。但是,从一九五七年以后,在执行党的政策中,有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给各项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现在,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经过了十二年的学习、锻炼、改造,他们已经是人民的知识分子,革命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应该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帽子取消!
  (禾木)
  六三二、关闭宾馆
  一九六二年,周恩来到辽宁检查工作,发现鞍山新建一座名为东方红的高级宾馆。他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当时的鞍山市委第一书记。“现在国家正在困难时期,中央三令五申不准兴建楼堂馆所;你们不经请示就搞这样的工程,这不是极大的铺张浪费吗?还有没有纪律?”并当即指示:将这座宾馆关闭了。
  (胡幼梅)
  六三三、拒住宾馆
  三年困难时期,旅大市风景优美的海滨修了个××岛宾馆,受到周恩来的严肃批评。一九六二年周恩来陪外宾到旅大,市委书记两次请总理到这个宾馆去住,都被他拒绝了。周恩来对辽宁省负责同志说:“我不能给开这个张。他们修楼堂馆所也不跟中央打个招呼,我一住进去他们就好讲了。谁在这里住了,就等于承认他们这样做是合理合法的了。”还有一次周恩来在沈阳听说有个专门给高级干部办的特需商店,就派邓颖超亲自去调查,直至弄清这个商店主要是供应外侨和有侨汇的人购物,没有什么特殊才放心。
  (胡幼梅)
  六三四、持俭刹歪风
  一九六三年前后,全国各级行政部门在招待工作中出现比阔气、讲排场的歪风;饭店、宾馆越修越多,标准越来越高;用公款游山玩水,请客送礼的风气逐渐滋长。为了迅速扭转这种不良风气,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招待工作会议,周恩来到会做了五点指示:
  一、要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指示。
  二、要大力提倡爱护公物。在我的印象中,总感觉招待部门爱护公物不够。要教育职工象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公物。领导要勤于检查,要有岗位责任制,要建立一套管理制度。
  三、要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加强党团工作。领导干部要模范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四、招待工作不能只管大的,不管小的。大的饭店、招待所要管;接待一般干部的招待所也要管,而且必须管好。
  五、要纯洁内部,招待部门必须保持队伍的纯洁。
  (胡幼梅)
  六三五、沉船调查
  我国第一艘国产的远洋货轮“跃进号”,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在驶往日本途中沉没。为了查明沉船原因,在上海专门召开了调查“跃进号”失事原因的准备情况汇报会议。周恩来到会讲了话。当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汇报到出海调查的几名编队领导干部时,周恩来突然问:“怎么都是舰队的副司令、副政委出海?舰队司令、政治委员呢?”他接着严肃地说:“‘跃进号’沉没事件,已成了国际事件了。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当政治委员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不能只是交给第二把手,第三把手!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他又强调说:“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与此同时,六十五岁的周恩来走遍了每一艘舰船,对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全部作了检查后,调查船只才出海。经十四昼夜的搜索探摸作业,查实“跃进号”确如周恩来所分析判断的那样,系触礁沉没。
  (李华民)
  六三六、王震有大功
  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刚结束了和武元甲的会谈。一个工作人员匆匆报告:红卫兵冲进了王震同志的家。
  周恩来问清情况,剑眉拧紧,他严峻、焦急的目光掠过陈毅,落在稍远处的李先念身上:“先念同志,你只好晚些吃饭,赶快到王震家里去。”他走到李先念身边,严肃地说:“你去告诉红卫兵,王震是毛主席、党中央信得过的人,有很大战功,他对党是忠诚的。”“好”,李先念应着,刚走到门口,周恩来又叫住他:“你告诉王震同志,就说是我讲的,对红卫兵不能硬顶,硬顶就坏了,要因势利导。”
  (刘学琦)
  六三七、南京解危
  一九六七年,在林彪、“四人帮”的煽动下,“揪军内一小撮”的黑风席卷大江南北。南京的造反派、红卫兵团团包围了军区司令部。“打倒大军阀许世友”“揪出张国焘的黑干将”的标语铺天盖地而来,一直贴到这位军区司令员的办公处。他忍无可忍,率领一批全副武装的人马在大别山的一座野战医院里安营扎寨,同时又口述一份给中央的电报,大意是:如果造反派、红卫兵继续冲来,敢给我戴高帽子,将我逼上梁山,我就开枪开炮,格杀勿论!
  事态严重恶化,为粉碎林彪反军乱军的阴谋,拯救许世友,周恩来立刻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并当机立断,对南京造反派下令:“不许揪斗许世友同志,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个小时就赶到南京去!”总理强硬的命令打退了造反派的嚣张气焰,才使一触即发的危险局面得到缓解。
  (王习耕)
  六三八、恢复检验
  一九六九年四月,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开始爆发。周恩来接到空军的有关报告,他在文件的空白地方列式计算由于航空发动机的质量问题造成飞机停飞的总架数。四月十二日,周恩来召集国防工业办公室、空军、航空工业部的领导人开会,他严肃指出:“一个军事工厂搞成这样怎么行?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取消了检验制度,你们是否知道?工厂报告了没有?你们为什么不敢抓?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军事工厂哪能搞成这样!”
  当航空工业部军管会主任说,有的工厂正在逐步恢复检验制度时,周恩来批驳道:“什么逐步恢复!你们怎能这样说话!怎么能用这样的词句?!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马上恢复。你们应当下命令。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一概取消是不尊重科学的。砸烂一切,否定一切是极‘左’思潮。”
  (禾木)
  六三九、保核工厂
  一九六九年,林彪利用所谓备战,决定核燃料工厂搬迁。反应堆和核燃料后处理工厂具有强烈放射性,根本不能搬迁,其他核工厂搬迁也必然中断生产,核事业面临着一场灾难。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二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讨论这个问题,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生产,加紧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这一正确方针,避免了搬迁可能带给核工业的致命破坏。
  (禾木)
  六四○、拯救葛洲坝
  十年动乱期间,葛洲坝工程科学设计的二十九孔泄洪闸方案被无理否定。而代之以缺乏科学根据的十九孔方案。当时,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人虽处于被批斗的困难情况下,仍写信给周恩来,指出这种冒险施工的极端严重性。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下午,周恩来召见工程指挥部负责人连续听取了六个半小时的汇报,证实了问题的极端严重性。他针对设计中忽视航运的情况严肃指出:“如果航运中断,坝是要拆的。两利相权哪个重,两害相权哪个轻,要比较。修个坝能发电,还要能航运,第一是航运。”然而,周恩来敲起的警钟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工程建设中“左”的倾向。
  经过四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九日、二十一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医务人员每隔一小时给他服药一次)接连三次听取汇报,历时十二小时二十五分钟。他以严厉的口气对工程指挥负责人说:“长江出了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事,是要载入党史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葛洲坝全体工程暂停,修改设计。迅速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研究解决该工程的重大设计、技术问题。特别是决定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新负责修改设计,调精通业务的专家,加强工程局的领导班子,使真正懂行的人掌握了建造葛洲坝的领导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科学的新方案产生了。
  (李华民)
  六四一、精密周详
  一九七一年七月,周恩来批准航空工业部从英国进口十六台民用型斯贝发动机。对于飞机来说,发动机被誉为飞机的心脏。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航空产品质量问题座谈会上,周恩来再次指示要进口斯贝发动机。他说,飞机没有“心脏”怎么行呢?不能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它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
  斯贝航空发动机在七十年代初期,是世界上一种较为先进的发动机。由英国罗·罗航空公司制造。一九七二年五月,该公司技术董事胡克访华,和中方技术人员座谈,并参观了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八月八日,周恩来对有关请示报告又作了这样批示:“要极其认真地进行谈判和将来的考察。凡遇有问题,必须事先请示,再予答复。在英要通过使馆请示国内,千万不能大意。”
  (禾木)
  六四二、当机立断
  周恩来多次登门看望何香凝老人,关怀备至。一九七二年八月,何香凝病危,周恩来亲到医院探视。已在昏迷中的何老看见他,就像见到亲人一样,突然清醒过来,并向周恩来要求,她的遗体要运到南京和丈夫(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合葬。周恩来当即回答:“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同意你的要求。”后来,周恩来还向何老之子廖承志和儿媳经普椿做工作:“何老太太一生革命,贡献很大,她这个要求应该满足她。”
  (刘学琦)
  六四三、时传祥平反
  北京清洁工人时传祥,是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掏粪工人,“四人帮”也不放过他。把他打成“反革命”,轰回山东老家。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听取北京公用局党委书记汇报工作时,关切地问起时传祥的情况。当听到时传祥受到打击和迫害的时候,周恩来非常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么?”于是,他立即指示北京公用局党委书记,要他代表党组织,把时传祥从山东请回来,给他平反,为他治病。
  北京市公用局的领导同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亲自来到时传祥的家里,握着时传祥的手说:“毛主席和周总理非常关心你的病情,派我们接你来了。”时传祥十分激动,口虽然说不出话,眼泪夺眶而出。
  (刘怡)
  六四四、蜗牛事件
  年底,中央某部派出代表团赴国外考察,准备引进一套新产品生产线。临别时,外国公司赠送给我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蜗牛礼品。“四人帮”知道后,攻击说这是侮辱中国跟在他们后面爬行,代表团接受这种礼品是“丧权辱国”,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
  周恩来请外贸部门查清事实真相。经调查蜗牛在该国是一种吉祥物,常作礼品送人,并不存在暗指中国爬行的恶意。
  这样,一场“蜗牛事件”的风波平息下去,“四人帮”的阴谋遭到失败。
  (禾木)



 
 

2007/09/10

第二十章明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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