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公正篇

 




  七六三、陕北平反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周恩来发现了陕甘革命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他们一到瓦窑堡,立即下令释放刘志丹,释放所有被错捕的干部。
  这天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又来看望陕甘苏区的红军指战员。同大家一一握手后,周恩来专门就刘志丹被捕一事作了说明。他高度评价了刘志丹等同志的功绩,赞扬了陕北根据地的军民。他严肃地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使我们陕北根据地的一些干部受了委屈,党中央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都给他们平反了。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要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同时,大家要胸怀宽广,顾全革命大局,往前看,加强团结,把陕北革命根据地建设得更好。为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创造条件,作出贡献。
  周恩来的讲话,说在了陕北红军指战员的心坎里,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心情舒畅了。
  (徐必成)
  七六四、西安功臣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以张文彬、宋绮云等为骨干,直接由周恩来领导。它的主要任务是积极贯彻“八一宣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工作,积极开展西安地区群众抗日救亡活动,支援中央红军。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运”与“兵运”,打开了局面。他们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召开鲁迅先生追悼大会,开展为绥东将士募捐活动,举行援绥抗战示威游行等等,参加者都在万余人之上,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斗争勇气。十二月四日,当蒋介石带领陈诚等南京军政要员抵达西安,策划围剿陕北根据地时,宋绮云等西北特支成员利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的机会,组织各救国会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使之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决心。
  为此,周恩来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功绩:“‘西安事变’是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推动起来的,张受到群众运动的推动,加上你们把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贯彻得很好,才掀起了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这抗日救亡运动,是‘西安事变’的母亲。”
  周恩来对“西北特支”的功绩,做了最科学、最正确的评价。
  (田俊翘)
  七六五、武汉苦劝
  “张国焘私离延安到西安,可能近日抵武汉。”周恩来得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的电报,心里暗吃一惊,知道要有巨大事变发生,于是与罗炳辉,李克农等人亲到车站连接两天。好不容易接到了,可张国焘不肯去八路军办事处,非要住收费昂贵的大华饭店不可,对大家也不爱理睬。周恩来说:“你坐了一天车,累了,先休息,不过,你是该好好想想,有什么心事,希望你统统讲出来,明天我们一起谈谈心,是对是错大家分辨”。“错?我有什么错?我参加革命比谁晚?工作比谁少?长征二万五,我比谁少走半步?”罗炳辉忍不住说:“你没有错?另立伪中央,分裂红军分裂党,你这算什么?”李克农也接着说:“你这次私自外出,又算什么?”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他苦劝道:“老张,你是一个老同志了,可不能这样认识问题,党组织和同志们十分关心你,对你过去的错误进行批评,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工作。共产党人从入党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交给党了,在党面前,难道还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吗?我们牺牲性命都不怕,还怕批评吗?”张国焘无言以对,捧着脑袋坐在一边。“你打算在武汉多久?要办什么事?”“我想去市里转转。”“那好,我陪你去转。”此时周恩来已经猜到张国焘内心的企图,但为了挽救同志,使党少受损失而委曲求全,尽量做到仁至义尽。
  (田俊翘)
  七六六、专刊追念
  张自忠,字荩忱,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的将领。抗战爆发后,他先是率兵在台儿庄与日寇血战,取得显赫战功,之后又转战他处,再以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坐镇襄樊,阻敌西进。一九四○年五月十六日,在前线指挥作战时,不幸以身殉职。在张将军牺牲三周年的时候,周恩来领导《新华日报》为之出版《张自忠将军殉职三周年纪念专刊》,并在题为《追念张荩忱上将》的社论中,充分肯定了他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指出:张荩忱上将身为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不仅为抗战树立了楷模,而且发扬了民族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精神,而这正是抗日战争中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周恩来热烈号召全国各界同胞,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一个共产党领导人,为一个国民党将军,专门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社论,这在国统区各界人士心中引起巨大的震动。
  (高生)
  七六七、尊重知识
  周恩来指示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刊登八路军第一个牙科医生李得奇的光荣事迹。他被选为边区劳动模范,甲等模范医生,他多次为人民立下大功: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叶挺、邓发、王若飞等同志在山西黑茶山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遗体已无法识别,这时,李得奇根据殉难者的牙科病例和家属提供的牙齿情况进行鉴别,最后将八烈士一一落实!解决了这个刻不容缓的难题。
  周恩来十分关心他的工作,使他能克服一系列困难,并为八路军试制成了牙刷与牙粉,为近四千多干部战士进行牙科治疗。周恩来重视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他以李得奇为例,反复强调:“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无价之宝,不管文、史、政、法,还是理、工、医、农,都是有用的,我们现在需要,将来更需要!”
  (田俊翘)
  七六八、看望虎将
  在战争年代,徐海东不愧是一员虎将,由于劳累成疾,得了肺病,又没有及时诊治,日益严重。此时,毛泽东从延安给他发去八字电文:“静心养病、天塌不管”。然而,他依旧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直到一九四七年才进入大连苏联红军的医院。
  周恩来十分惦记这位战友。一九五一年五月,他与邓颖超到大连,一下火车就直奔徐海东住处,徐海东让人搀扶着走到门口,一见面就激动地说:“周副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周恩来说:“你在病中还想着为党工作,中央的同志和毛主席都想念着你呀!”徐海东说:“我身体不争气,一心想打仗,可惜战争结束了。”周恩来安慰他说:“胜利了,有条件了,你可以彻底把病治好。革命的路程长着呢!毛主席说了,我们才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徐海东说:“我病好之后,一定为党拼命工作!”
  (田俊翘)
  七六九、请回服务员
  建国初期,行政事务部门有一种偏见,认为那些在旧社会曾经为资本家当过差、干过活的老服务员成份复杂,动机不纯、不可信任。于是,一大批老服务员被清退回原籍,大批新手一时不能胜任工作,服务质量明显下降,这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说:这些老服务员在旧社会也是受压迫的。如果是在农村,他们要受地主剥削,城市里没有地主,只能为资本家卖苦力,必然要受资本家的剥削。他们都是劳苦人民,不能因为他们为资本家干过活,就不信任他们。在他的直接过问下,散居各地的老服务员陆续返回北京,高高兴兴重操本行。
  (李华民)
  七七○、排忧释怨
  郭沫若在他的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的第十五章“长沙大火”中,将责任推给当时的省主席张治中,并做了诸如“贪图功名,梦想建奇功而青史留名”等挖苦描写。一九五八年《洪波曲》再版,此时张治中已是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他看了“长沙大火”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郭沫若故意歪曲事实,进行人身攻击,他要找当年目睹长沙大火的周恩来评理去,但又觉得不如直接给郭写信。在信中,他叙述了这场大火的原委,指出是蒋介石“焦土政策”的电令所致,自己当然也有责任,但是被动的,而且多年来一直为此而深感内疚,但郭却不分谁主谁从,“冤枉人也未免太过分了!”并提醒郭,“你这位久负盛名的有权威的大作家”如果作品失真将影响其价值,另外,“你与我同在政府中共事已十年之久,如果我是你文章中所描写的那种人,你认为合适么?”
  此事最终还是叫周恩来知道了,他对这两位好友的纠葛十分关心,此劝架的任务非他莫属啊。他立即派人走访、调查、核实原刊、原书,掌握了确凿的第一手材料后出面调解。周恩来认为,郭老对长沙大火的起因分析有失误之处,请他将个别字句、段落改一改;同时也指出,张治中的信,措词也太厉害了。由于周恩来循循善诱,向双方做了如此解释,使郭、张顿释前怨,和好如初。
  (田俊翘)
  七七一、筹拍鲁迅传
  周恩来敬佩鲁迅,热爱鲁迅。一九五八年他提议,在上海电影厂拍完《林则徐》、《聂耳》之后,再拍《鲁迅传》,向十年大庆与党的四十周年献礼。
  一九五九年三月,叶以群根据周恩来的意愿,写出了《艰难时代——鲁迅的故事》。一九六○年四月三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创作组的同志们,并做了具体指示:“鲁迅的一生经历了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三个朝代,通过影片拍摄,以鲁迅为中心把三个朝代的历史资料收集起来。对窃国大盗袁世凯,对人民公敌蒋介石不要不敢碰,不敢描。暴露旧的东西,挖出‘封资’的老根子,这样不会割断历史,可以教育后代。”
  但是,一九六四年,文艺界刮起了黑风、三十年代那个曾经恶毒攻击鲁迅的狄克——张春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抓“四清”,出于对鲁迅的仇恨,他无中生有,将《鲁迅传》诬为是“三十年代人物的反党活动。”到一九六六年,作者叶以群含恨自杀,主要演员相继遭批斗,最后使《鲁迅传》夭折,亦使周恩来的心血付之东流。
  (田俊翘)
  七七二、引申外交
  熊向辉是外交战线的一员干将。一九六一年周恩来委派他陪同来华的蒙哥马利元帅到外地访问。在洛阳,他们看了《穆桂英挂帅》,元帅说:“这出戏不好,爱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熊回答:“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还有女将军。”元帅说:“我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钦佩,不知道还有女将军,这有损于解放军的声誉。”熊又反驳说:“英国国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元帅无言以对。
  周恩来听了熊向辉的汇报,严肃地批评说:“你讲得太过分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也就够了,人家有看法,何必驳他。蒙哥马利与我们是友好的。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
  熊向辉低下头,认真地思索,心里觉得:还是总理说得对呀!
  (田俊翘)
  七七三、一家之言
  一九六一年七月的一天,周恩来和一些文艺界的朋友去西郊香山。在登山途中,赵丹象孩子般和他发生“争论”,到底《达吉和她的父亲》是小说比电影好,还是电影比小说好。赵丹说:“总理,您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周恩来说:“影片的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更广阔……。”赵丹则继续争论说:“那不过是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二人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最后赵丹语塞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周恩来略停脚步,偏过头来微笑地看着他,声音宏亮地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他说罢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大家全都笑了。
  (李华民)
  七七四、不删此歌
  江青对铁骨铮铮的贺绿汀一直怀恨在心,总想借机发泄。一九六三年在审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江青听到贺绿汀的《游击队歌》,觉得机会来了。她装腔作势地皱了皱眉头,说了一堆驴唇不对马嘴的废话,千方百计要把这首歌砍掉。陈毅忍不住反驳道:“这首歌不能删,它在当时很流行,有时代特点。”但江青还是坚持要删。周恩来明确表态:“这首歌很好嘛,在当时起了动员青年学生参加革命的巨大作用,许多青年就是唱着《游击队歌》奔赴延安的!”陈毅和周恩来的反驳,使江青哑口无言。这样《游击队歌》才没有被江青从史诗《东方红》中砍
  七七五、茅台为先
  贵州的茅台酒与山西的汾酒,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并驾齐驱的两大名酒。但是这两大名酒一直为“谁为先”“谁师谁徒”争论不休,问题一直争论到蒋介石那儿,蒋狡猾得很,来了个折衷:“天下名酒是一家,何必分你师我徒,娘希匹,只要好喝就行。”
  新中国成立之后,师徒争执风波又起,周恩来深知其中的奥妙,在一九六三年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两家酒师都参加了会议。周恩来要他们各自讲出酒的香型和传统工艺,又征求了在座其他人的意见,最后说道:“琼浆玉液,南北一方;名甲天下,茅台为先,若论先后,数我长江”。这就是说,茅台酒在赤水河上游,要论香型,酿造方法各不相同,一南一北根本不存在师与徒的关系。若论先后,茅台酒理应为先。周恩来的一席话,在场人个个听了心悦诚服。
  (田俊翘)
  七七六、反对分等
  一九六四年初,摄影师跟随周恩来出访亚非欧十四国安全胜利归来,周恩来很高兴,要同出访人员连同他们的爱人孩子一起聚餐。席间,他走到新闻摄影记者的桌前,发现他们没有带家属来。当他得知没有通知时,很生气,马上批评了有关人员:领导人员可以带家属,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员的老婆孩子为什么不能来?你们不要只看到首长,记者工作也是很辛苦的。我历来反对三六九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分三六九等。
  (胡幼梅)
  七七七、信代悼词
  一九七○年,李四光负屈衔冤不幸逝世,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前往,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可追悼会规格之低叫他愤怒,他狠狠批评了科学院派去的联络员:为什么不向我汇报?怎么能同意开这样的追悼会?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太“左”了!
  他的心觉得在往下坠,感到苦涩和沉重,周恩来为李四光的遭遇感到疚心,他想起一九五○年五月李四光摆脱英国阻挠而毅然返回北京的情景,当时他与李四光热烈拥抱,紧紧握手……想起他为摘掉中国贫油的帽子而废寝忘食顽强地拼搏的一幕幕往事,他动了感情:中国有几个李四光?世界上又有几个李四光?他名震中外,为地质学做出过重大贡献,为什么在追悼会上不给致词?周恩来非常悲愤,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他不理会“人家”的规定,当场用颤抖的声音念着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念完之后,周恩来又亲自致悼词,高度评价了李四光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和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这样他代表党给李四光做了最公正的评价,安慰着这位科学巨子的在天之灵。
  (田俊翘)
  七七八、宣传吉鸿昌
  抗日元勋,陆军上将吉鸿昌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毁家纾难,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日。多伦一战,使日寇闻风丧胆,震惊中外,英雄壮举,有口皆碑。他面对蒋介石的屠刀,大义凛然,写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悲壮诗句,并对敌人的枪口,高呼口号,壮烈殉国,表现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
  但是,陈伯达之流竟借文革之机,混淆阶级阵线,歪曲历史事实,给吉鸿昌扣上“军阀”、“阶级敌人”的帽子,连家属也受到株连。
  为表彰抗日英雄,痛斥奸佞,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在一九七一年初,周恩来在国务院有关出版的一次会议上,就吉鸿昌烈士事迹的宣传明确指示:“吉鸿昌同志是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出书。”
  这样,日后才出版了吉将军夫人胡洪霞的回忆录,关于吉鸿昌的小说、电影、戏剧等等相继问世。
  (王习耕)
  七七九、剧照示真情
  一九七二年七月,中国上海芭蕾舞团访日,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为上海芭蕾舞团访日演出的圆满成功帮了大忙,回国后,他们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指出:首先对芭蕾舞进行改革,把中国的歌剧《白毛女》搬上芭蕾舞台的不是中国,而是松山树子,应该要一张松山树子的剧照,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介绍。
  有关单位按周恩来的指示办了。这公正的评价深深感动了以清水正夫为团长、松山树子为副团长的松山芭蕾舞团。
  (禾木)
  七八○、评刘志丹
  周恩来曾多次指出:“陕北要宣传刘志丹。”一九七三年他与延安地区负责人座谈时,再次指出:“陕北要树立刘志丹的英雄形象。”他回忆了王明“左”倾路线对刘志丹迫害的往事说:“当时刘志丹在路上得到了逮捕他的信,拆开看了看说:‘你们先走,我自己去’。党性很纯!在全党,方志敏、刘志丹等许多同志党性都是非常纯的,后来把他放出来一点骄气也没有,是我和他谈的话。有一次到义合镇,一个瞎眼老汉听说刘志丹来了,用手摸了摸他都感到高兴,要写小说就写英雄形象,对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英雄,你们要多宣传。”说到这里,周恩来联系到有人提到志丹,子长县名的问题,明确指出:“你们不要考虑改掉志丹、子长的县名,他们的定名是在毛主席关于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的指示以前。这是历史,我们不要改变历史么!”
  (刘怡)



 
 

2007/09/10

第二十七章公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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