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亚非会议

 




  日内瓦会议后,中国以崭新面貌登上了国际舞台。新的形势使周恩来大为振奋。周恩来兴奋地说:“原想再关一年的门,现在看来是关不了的!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苏联也很希望我们能参与国际事务,有欲关不能之势!”〔1〕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看法。认为,形势大变了。应对一切愿与我建立关系的国家开展工作。〔2〕这主要是指改善周边国家乃至广大亚非新兴独立国家与我国的关系。将此作为外交构想中的重要一环,周恩来一直在做准备。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五月二日,南亚五国召开了科伦坡会议。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首先是由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的,得到与会的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四国的支持,并请印尼总理进一步研究会议的可能性。〔3〕十二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五国总理重新聚会茂物,决定由五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各国出席。〔4〕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一)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探讨和促进相互与共同的利益,建立和促进友好与睦邻的关系;(二)讨论参加会议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三)讨论对亚非国家人民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例如有关民族主权的「问题和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的问题;(四)讨论亚非国家和它们的人民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们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做出的贡献。〔5〕
  中国政府对召开亚非会议特别重视。这次会议的主旨与中国外交下一步构想大致吻合。科伦坡会议后的两个月,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同尼赫鲁和吴努会谈时,他反复讲:“革命是不能输出的”,“亚洲国家相互间要和平相处,彼此相信”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是和平共处,我们对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锡兰和老挝、柬埔寨的政策都是如此”。〔6〕在尼赫鲁回访中国前夕,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士开会,提出了新的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的理论根据。周恩来作了如下的划分:(一)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他们一心一意想扩军备战,以战争来寻找出路。(二)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他们要和平,但是摇摆的,并企图依靠美国的力量来维持现状。(三)以印度为首的和平中立派。他们的确想和平,不想打仗……自日内瓦会议以来,我们对三种类型的国家都做了许多工作。对第一类型的国家,我们主要地向其人民做工作。对第二类型的国家,不但要向其人民,还要向他们的统治集团做工作,使之多向和平方向转。我们曾通过英国工党代表团来影响维持现状派的国家和人民。第三类型的国家对和平的要求与我们是共同的。……总之,我们本着和平这一基本政策,要孤立美国,争取第二类国家,团结第三类国家。”〔7〕十月二十日,同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时,周恩来表示,我们支持印尼总理创议的亚非会议,支持尼赫鲁总理对亚非会议的赞助,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7〕毛泽东在会见尼赫鲁时也说:“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次会议。”周恩来插话道:“日本也应该被邀请。就是不应该邀请蒋介石。”吴努马上表态:“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有些国家会建议邀请蒋介石的,但是尼赫鲁总理和我是反对的。”〔8〕周恩来在构筑反美统一战线时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绝不含糊、绝不妥协的。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亚非会议的东道国印尼政府代表发起国南亚五国,正式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接见印尼大使莫诺努图,接受了印尼政府的正式邀请。二月十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周恩来关于中国决定参加亚非会议给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复电。为了更好地参加会议,周恩来亲自主持研究并制定了参加会议的计划和方案。四月四至五日,周恩来向中央正式提出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指出:“亚非会议是没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而由亚非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所举行的国际会议”。“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亚非会议不讨论共产主义问题是对的,但应在适当场合中,如在仰光会谈中,适当暗示我们赞成不讨论共产主义问题,但并不怕讨论这一问题。”〔9〕这个方针实际上确定了中国在会议上所要争取和维护的两大目标:(一)打破美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处理同与会国家的关系。(二)争取更多的国家承认新中国。要达到这两个目标是很难的。〔10〕在将要与会的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中,只有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国和阿富汗六国与我国有外交关系。其他国家大多数都与各资本主义宗主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出席者中有许多人对海外华人在他们国家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满,并且他们也担心中国会禁不住扩张其领土,或者海外华人所在国政府采取行动时,中国政府会来帮助他们。”〔11〕美国和蒋介石还在想方设法破坏这次会议。”杜勒斯窥伺东南亚,为纠集东南亚条约组织,大肆鼓噪‘共产主义侵略的威胁’。”“他们(指美国及其仆从国拟在曼谷召开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是与亚非会议唱对台戏。”〔12〕看得出来,美国在亚洲地区之影响很大,想利用这种影响来破坏亚非会议。中国出席亚非会议,排除这种影响任务将十分艰巨。
  会议开始前,周恩来通过外交渠道与东道国印尼政府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充分交换了意见,并建议把它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他在参加亚非会议的途中,访问缅甸,不仅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而且借此机会,与尼赫鲁、吴努、纳赛尔等举行非正式会谈,讨论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的影响和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形势诸问题。周恩来指出,敌人对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有着共同遭遇与经历、如今又面临建设各自国家的艰巨任务的亚非国家,只要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已经开始深入人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会成功。他建议在会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无结果。建议获得会议发起国一致赞同。〔13〕四月十七日,周恩来又同各国代表团团长举行非正式会议,对亚非会议的议事规则和日程取得一致协议。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有二十九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在万隆隆重开幕。美国利用亚非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相互之间的某些隔阂,挑拨离间,企图使会议陷入无休止的争论。“美国派去了一支七十人的‘记者’团,到处散布毫无根据的谣言以扰乱会议”。〔14〕所以,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不和谐的调子,“个别国家的代表含沙射影地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颠覆活动’以及宗教信仰等问题,矛头实际上指向中国”。〔15〕伊拉克代表贾马利将共产主义、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相提并论,视为破坏国际和平的三大力量。菲律宾外长罗慕洛指责社会主义国家是一党专政,苏联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土耳其副总理佐鲁一再为英国的冷战军事同盟辩护。泰国的旺亲王则指责中国在云南设立傣族自治区是对泰国的威胁。〔16〕周恩来显得十分冷静。一则因为这种攻击由美所挑拨而起,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二则周恩来对这些攻击早有应付之道。十九日,他把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作为书面材料下发,另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更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达到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目的。在书面讲话中,他强调,“中国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亚非国家不仅在政治上要团结一致反对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经济上、文化上也应当平等互利地合作与交流,他呼吁亚非国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相互关系。周恩来的书面发言与补充发言二者是前后连贯、统一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一位美国观察家就说,周恩来的书面发言“成功地造成了在共产党人和中立主义者之间存在统一战线的印象。这条统一战线的基础就是他们都相信,西方殖民主义和西方军事条约是威胁亚洲新成立国家独立的唯一现实的危险”。〔17〕
  周恩来的补充发言其中心就是求同存异、团结合作。他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什么是同?“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什么是异?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18〕这就是“求同存异”。他热切地希望亚非国家了解他的祖国,他说:“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19〕对周恩来的发言,美国记者鲍大可是这样评价的:“这篇发言的最惊人之处就在于它没有闪电惊雷。周恩来用经过仔细挑选的措辞,简单说明了共产党中国对这次会议通情达理、心平气和的态度。”“周恩来的发言是中国以和解态度与会的绝好说明。他的发言是前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20〕就连在亚非会议上直接指责中国的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也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21〕
  总之,周恩来的书面发言和补充的口头发言,总的来说是相当成功的,大部分的代表和来宾都为周恩来的通情达理和宽宏大度所感染,它对推动亚非会议朝成功的方向迈进功不可没。
  大会发言后,万隆会议转入了专门委员会的非公开讨论阶段。由各国的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是其中最重要的论坛,它从二十日起就开始集中讨论人权和自决、殖民地人民以及和平与合作三个问题。在讨论阶段,会议进行得十分曲折,前景如何,难以预料。二十号晚上,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突然提出要讨论殖民主义的问题。他把苏联在东欧的存在看作是“新式殖民主义”。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周恩来表示,他不想就所谓的苏联殖民主义进行争论。因为会议是求同存异的,不应该争论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对殖民主义的解释是个人的见解问题;呼吁各国应以合作的态度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22〕会议没有偏离正确轨道。据黎巴嫩代表马利克观察,科特拉瓦拉在投下“炸弹”后的第二天,态度就完全变了。他看起来像是“失败的样子”,并拒绝一些亲西方的提案。〔23〕后来,又有土耳其代表和伊朗代表的不友好发言,尼赫鲁明确反对把共产主义和东欧问题列入讨论范围。伊朗代表的讲话更引起了尼赫鲁的反感。他以非常强硬的口吻说,伊朗代表的发言是一篇“充满了愤怒、仇恨和蔑视一切的檄文”。尼赫鲁还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同上耳其代表大吵一顿。〔24〕对此,周恩来也很气愤,但在处理方式上却不似尼赫鲁那么感情冲动,他采取了和解的方式来推翻来自对手的指责。周恩来再次呼吁“我们应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过去、现在由于参加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而承担的国际义务”,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并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个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内容的“和平宣言”的议案。并希望“这个文件能够为我们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所接受,因为它是从各代表团的提案中提出可以达成协议的东西拟成的,不伤害任何方面的立场”。〔25〕果然,周恩来的提案基本上得到各国代表团的承认。此提案的基本内容都体现在四月二十四日修改讨论通过的《亚非会议联合公报》的十项原则中。
  中国在万隆会议之所以能成功,一则是由于会议由亚非国家参加,可以少受帝国主义直接干扰,且会议本身并不要求解决具体问题。另一个就是在此之前周恩来同尼赫鲁、吴努等妥善处理了中印、中缅边界问题。在会议期间,又和印尼解决了历史遗留的双重国籍问题。周恩来宣布,“这个问题能在亚非会议期间获得解决,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是我们亚洲和非洲各国之间以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繁难问题的又一个良好的事例”。〔26〕周恩来为会议的成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的思想在广大亚非国家中得到事实上的承认。〔27〕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会后讲:“我们许多人是第一次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见面,我必须这样说,虽然我们并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但他使人感到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是一个愿意尊重别人观点的人。”〔28〕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为新中国在全世界面前树立了一个新形象。有人赞赏道:“因为他的国家不但是共产党的国家,而且也是孔子的国家。”〔29〕
  在苏联有力支持下,经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中国正式走上了国际舞台。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是周恩来外交生涯中的大手笔,前者苏联的影响更重,后者中国独立操作的气氛更浓。在两次会议上都在很大程度上战胜了美帝国主义的阻挠,揭穿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提高了中国在广大亚非国家中的威望。新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顺利发展时期。

  【注释】
  〔1〕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54年7月7日
  〔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4年7月7日
  〔3〕吴于廑、齐世荣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
  〔4〕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著:《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页。
  〔5〕《亚非会议论文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91—393页。周恩来提出“革命不能输出”的背景是,尼赫鲁向周恩来提出,东南亚有些国家对中国存在恐惧出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不但大而且强,或者可能变强。二是有许多海外侨民。三是害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过本地的共产党来活动。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19—420页,第421页。
  〔8〕《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60—461页。
  〔10〕参考:南京大学任东来博士为参加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会而提交的论文《卓越的外交风格,精湛的外交艺术——试论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的外交》。
  〔11〕(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第202—203页。
  〔12〕《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第368页。
  〔1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64页。
  〔14〕(加)柯让:《周恩来的外交》,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
  〔15〕方钜成、姜桂侬:《周恩来传略》,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页。
  〔16〕鲍大可:《周恩来在万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6页。
  〔17〕(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第203页。
  〔18〕《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2页。
  〔1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7页。
  〔20〕《周恩来在万隆》,第9—11页。
  〔21〕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记》,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8页。
  〔22〕《万隆会议》见申健:《新中国外交四十年》,沈阳出版社1989年,第82页。
  〔23〕任东来:《卓越的外交风格,精湛的外交艺术——试论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的外交》。
  〔24〕《周恩来的外交》,第101—102页。
  〔2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69—470页,“和平宣言”之名称,周恩来申明是采用了日本代表团的建议。
  〔2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65页。
  〔27〕《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28〕《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29〕《周恩来在万隆》,第5—6页。



 
 

2007/09/10

二、亚非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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